建國60年的回憶

武光

2009-4-27

建國60年是我學習前進的60年，但前進中也有遺憾。
1949年春（忘記幾月了），中央決定：將中共晉中區(qū)黨委一分為二，留下一半，準備進太原；組成中共山西省委的領導班子。另一半組成南下區(qū)黨委，由我任區(qū)黨委書記（區(qū)黨委即省委）。
南下區(qū)黨委下設六套地委、專署、工、農(nóng)、青、婦群眾團體的領導班子。縣委、區(qū)委等也都是照樣按六套配備的領導班子。這是成建制地配備好了的接管一個省的全部老區(qū)干部，約三千多人。于1949年“五一”前后離石家莊南下，后繼還有二千華大的學生緊跟南下。
南下區(qū)黨委到開封，中共中央中原局；被該局給解散了，并且全部南下干部除個別人外都下降一級。區(qū)黨委書記改任地委書記，地委書記改任縣委書記。我?guī)ьI部分干部進入湖南省任湖南省委委員、長沙地委書記。
進入湖南后，首先進行接管工作，緊接著就是進行建黨（地上黨與地下黨會師），建政、建群、清匪反霸、減租退押、土地改革。
在接管舊政權；處理舊人員中，我們采取的政策是“愿留者留”，“愿去者去”，去者還給發(fā)路費。
在土改工作中，我們在執(zhí)行中央政策時，特別注意“保護中農(nóng)利益，不受侵犯”。
在武漢時，我們就確定，進入湖南后，狠抓兩個重點：一是建設；二是培養(yǎng)地方干部。因此一進入湖南岳陽市，立刻就辦起了“建設學院”，大量培養(yǎng)本地干部。后來，在湖南、廣東、北京等地的干部中都有該院畢業(yè)的學生。
1951年夏初，中央調我去廣東工作，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委員，中共粵西區(qū)黨委第二書記；后任第一書記。當時主要是搞土改。在土改中根據(jù)粵西區(qū)是主要僑鄉(xiāng)的特點，我們特別注意執(zhí)行了“保護華僑的利益不受侵犯”的政策；直至僑眷在城鎮(zhèn)的工商業(yè)也未受侵犯。經(jīng)檢查，這一“保護華僑利益”的政策執(zhí)行得比較好。
在此期間，廣東還進行了“反地方主義”，但在粵西沒有進行，因而，更好地保持了外來于部和本地于部的團結合作，順利地完成了土改工作。
土改完成后，我們搞了一個“合作化試點”，當時的“南方日報”不點名地批評我們的“合作化試點”搞早了。其實，只要沒有強迫命令，農(nóng)民愿意，做為“試點”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1954年春夏之交，中央調我到北京航空學院，任院長、黨委書記。我在北航工作了近10個年頭。這是我又一次在實踐中學習的過程。此時；正是我人到中年，經(jīng)歷了地下斗爭和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的鍛煉，有一定的工作經(jīng)驗。且身強力壯，為了黨的事業(yè)和國家富強，真是豪情滿懷，斗志昂揚，敢想敢干，日夜忙碌，但心情愉快，總想一定要為黨的事業(yè)做出成績。
到北航開始首要的工作是團結。全國八大院校的航空院系組成北航，各校的校風不同，大小矛盾不少，抓團結是第一項工作。在這方面經(jīng)過工作后，得到市委的好評；說‘北航的領導班子和全校是最團結的。”
在北航這段工作中，至今我還留下了以下幾點突出的記憶：
敢于獨立思考：一，當知識分子在全國被稱為臭老九的時候，我曾在全校大會上公開宣布：“知識分子同樣是國家的主人”。使廣大教師更努力更熱愛自己的工作。二，1957年反右派時，敢于不同意上級規(guī)定的劃右派要占全體人員百分之三的比例，強調北航與北大、清華等老校不同，北航的師生都是經(jīng)過嚴格的政治審查才進入學校的，這樣就保護了一些教授未被劃成右派。三，1958年大躍進時，上邊提出大煉鋼鐵，當時不少學校停課；煉鋼鐵，搞體力勞動，到處聽到“樹紅旗、拔白旗”的口號，而當時北航卻提出“寧接受一百面白旗，也必須拿到教學科研的紅旗”。結果全校師生大干一百個晝夜，做到‘十一”前三個型號的飛行器上天，為國慶獻禮。緊接著又進行了“飛人’的研制、試飛和“克服地心引力”的研究。
敢于破舊立新：一，中國人的一句老話是“先破后立，不破不立”，我認為這是對的；但我還認為“有時是先立后破，邊立邊破，不斷完善，不斷提高”。北航火箭系的教材就是這樣做的，并且取得了成績；二，一般說‘犯錯誤是難免的”我也認為“犯錯誤是難免的，但如發(fā)揮主動性、預見性，又是可免的”，（在反右派、大躍進這兩次運動中，北航的做法均可證明）。
培養(yǎng)高質量的學生，“關鍵在于培養(yǎng)又紅又專高質量的教師”，北航在師生中進行了“永爭第一，永創(chuàng)新”的教育。并且要求教師對培養(yǎng)學生的獨立性和創(chuàng)新思想要貫徹始終。
制定了十六個字的校訓：“艱苦樸素、勤奮好學、全面發(fā)展、勇于創(chuàng)新。”
提出了編教材的七字方針：“高、精、尖、虛、實、系、重。”
提出了校長工作的‘十字法’：“招、教、科、學、物、生、體、文、勞、思。”
1963年春，中央調我去新疆工作，任中共新疆自治區(qū)黨委書記處書記，自治區(qū)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去新疆之前，我已想過進入新疆之后；首要的任務是“加強民族團結，努力建設邊疆。”
加強民族團結，要首先從自我做起，我到新疆之前，自治區(qū)的漢族領導干部和少數(shù)民族的領導干部，在烏魯木齊分別居住在距離較遠的兩個大院，除開會見面，平時來往很少，影響相互之間感情交流。我一進入新疆即住進少數(shù)民族居住的大院，這樣和少數(shù)民族同志來往較多，談心機會多，關系融洽，孩子們不分民族，玩樂正常，親如一家。
領導干部必須關心群眾生活，在民族地區(qū)更需特別關心少數(shù)民族的生活。到新疆后不久，我發(fā)現(xiàn)在少數(shù)民族居住區(qū)（烏市南樑）缺少文化活動場所，于是讓市政府在南樑建設了一所俱樂部（大劇院）。后來我又了解到有些少數(shù)民族居住條件差、住房困難，于是又在南樑地區(qū)建了一片服務機構比較齊全的少數(shù)民族居住小區(qū)。（據(jù)說當時國內城市還沒有專為困難市民進行居民小區(qū)的建設。）
帶頭改變領導干部作風：①下鄉(xiāng)搞社教時，從住村到下邊去參加會議；不坐汽車，也不騎自行車，而是背著糞筐，一邊走一邊拾糞，為開會村的貧農(nóng)積肥。②下鄉(xiāng)調查研究，不讓地委、縣委各級領導干部陪同；自己專找村中的破門破院進入訪問調查。有一次進入一家維族困難戶，進房后，發(fā)現(xiàn)女主人坐在坑上不站起來，后來經(jīng)過了解，才知道這家夫婦兩人只有一條褲子，丈夫穿著下地干活去了，她只能靠裙子掩蓋下身，見人不敢站起來，待我環(huán)顧周圍，發(fā)現(xiàn)房內一無所有，我把這情況反映給當?shù)仡I導，請他們考慮，盡快解決。③和社教干部同吃同住，有一次老伴給我?guī)砹艘稽c小食品，掛在墻上，一直未動；不敢吃，后來又帶回家去。
社教期間，在這個大隊；開始建立了“合作醫(yī)療”。
為了真正實現(xiàn)黨的民族政策，鞏固邊疆；必須培養(yǎng)出有社會主義覺悟，有共產(chǎn)主義思想的少數(shù)民族干部，由這樣的少數(shù)民族干部代表少數(shù)民族當家作主。為此，當時我曾讓教育廳派人到北京與北京市政府商量，在北京辦一所“新疆少數(shù)民族中學”，學生中學畢業(yè)后，在北京直接讀大學，大學畢業(yè)后，在北京分配工作，工作三年后，取得了一些工作經(jīng)驗，然后回新疆任職，并繼續(xù)進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共產(chǎn)主義教育，使新疆的政權真正掌握在具有共產(chǎn)主義思想的民族干部手中，這是重中之重的百年大計。但當這件事已經(jīng)和北京市政府商量好，準備繼續(xù)按計劃進行下去時，文革開始了，這一事關新疆前途的重要措施也就停止了。
關于新疆治沙的問題，我已經(jīng)請有關的專家做好了調查研究和實施計劃；也因文革開始了，美好的計劃也就擱起來了。
文革中我受迫害、誣陷坐牢、流放共11年，落實政策回京后，于1979年到中國社科院工作，任副院長、黨組副書記，分管院辦公廳、人事局、外事局、基建局、政治部、宗教研究所、少數(shù)民族文學研究所等單位，對中國社科院建院初期各項工作機構的建設做了部分的工作。于1982年我正式離開中國社科院時，曾向院黨組提出一份工作建議書（1981年10月1日）。內容有：一、社科院的工作方針。二、社科院的領導體制。三、領導方法。四、對外學術交流問題。五、培養(yǎng)新生力量。六、加強政治思想工作。
1982年我被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選為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黨內任黨組付書記）。分管城建委的工作，但這段工作時間不長就離休了。在這段時間里，為了樹立更好的工作作風，克服官僚主義，我曾親自處理了這樣一件事：一封工人群眾來信反映：自己租住的房子被公安派出所拆了，派出所要占地蓋房，把工人的家具、鍋、碗、瓢、勺都堆在馬路邊，蓋上一塊大棚布就不管了。工人向派出所要臨時住房，派出所讓工人去找原來租給他房子的房主去解決。這怎么可能呢？工人在不能解決住房的情況下，才寫信給人大常委會求助。看了這封信，我認為派出所太不講理了；這不是欺壓百姓嗎？為此，我親自找了這個工人，又找了他工作的車間支部書記了解情況；并到現(xiàn)場親眼看到了堆在路邊的東西和無家可歸的一家人。于是我找到了派出所；和他們講清共產(chǎn)黨應關心人民生活，為人民服務的道理……，還好，派出所同意了我的意見，為工人解決了臨時住房問題。這雖然只是解決了一個工人的問題，但這是用什么態(tài)度對待工人群眾的大問題。
1986年我離休后，本著發(fā)揮余熱的精神，為使后人不忘歷史，我首先為建立“平北抗日戰(zhàn)爭烈士紀念碑”做工作。從建碑的選址、籌經(jīng)費、到請人撰寫碑文，請書法家為碑文寫字，這一切都是我親自籌劃辦理的。現(xiàn)在這個紀念碑已被北京市政府定為革命傳統(tǒng)教育基地之一。此外，我還主持編寫出版了紀念平北抗戰(zhàn)史的《巍巍海陀山》四卷本。
離而不休，為了盡自己的責任；我還向北京市黨政領導提出過如下一些建議：
一、為了開發(fā)山區(qū)經(jīng)濟；以利山民生活，我曾幾次當面向當時的市長提出過‘修建門齋鐵路”（這是日本曾修而未成的），但始終沒有回音。于是于2003年10月29日，為此事，我又正式給市黨、政領導同志寫了一封信。
二、2005年3月5日，我給市委常委會寫了一封信，內容有：①精兵強政。②提倡節(jié)約。③少建脫離勞動人民，高標準的形象工程。④改善首都形象。⑤精簡會議。⑥嚴控假借名義出國旅游⑦端正高等教育的方針政策。
同時同樣內容，也送給了市政府黨組。
三、2005年3月1日；我給北京市人大常委會黨組寫了一封信，內容有：①關于立法問題。②關于監(jiān)督“一府兩院”問題。
四、2008年11月1日，我遵照“學習科學發(fā)展觀’辦公室的要求；又寫了一封建議信，內容有：①關于解決馬路交通堵塞的具體措施。②徹底糾正“用辦企業(yè)的思想辦大學”的問題。
以上不成熟的諸多建議，可能有不符合實際的個人愿望，但這些都是我經(jīng)常思考的問題，只供參考。
本著發(fā)揮余熱的精神；也為了給后來人留下一點思想，這些年我出版了以下幾本書：《冬夜戰(zhàn)歌》、《不是夢》、《刺梅》、《征程漫漫》、《征程花絮》、《永懷新疆》。還協(xié)助作者出版了《棲風沐浪》（武光傳），《武光與北航》。現(xiàn)在，經(jīng)過調整內容，增加了一些重要的歷史資料，再版了《冬夜戰(zhàn)歌》。

附文：

百度百科介紹：

武光：原新疆自治區(qū)第一副主席
　　武光（1912— ），男，漢族，1912年生，河北深澤縣人。1930年參加革命，任紅色革命互濟會平市西城區(qū)委委員。1931年加入共青團，同年轉入中國共產(chǎn)黨。著有《不是夢—對文革年代的回憶》。　
　　歷任：1931年任共青團北平市西城區(qū)委委員，中共北平市委委員，團市委書記。　
　　1932年任中共直中特委委員，團直中特委書記。　
　　1933-1937年在國民黨監(jiān)獄中任政治犯中的中共黨支部書記。　
　　1938年任中共鄉(xiāng)吉特委書記。　
　　1939年在延安馬列學院學習時任黨支部書記。　
　　1940年任陜北公學干部處長。　
　　1943年任平北地委副書記。　
　　1944年任中共冀察區(qū)黨委城工部長。　
　　1945年任中共北平市委副書記。　
　　1947年任中共察哈爾省委組織部長。　
　　1948年任中共晉中區(qū)黨委副書記。　
　　1949年任中共南下區(qū)黨委書記。　
　　1949年7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員、長沙地委書記、長沙軍分區(qū)政委。　
　　1951年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委員，粵西區(qū)黨委第一書記、粵西軍區(qū)政委。　
　　1954年任中共北京航空學院黨委書記、院長。　
　　1963年任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黨委書記處書記、新疆自治區(qū)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　
　　1967年11月—1978年12月，“文化大革命”中被關監(jiān)獄和流放。　
　　1979年任中國社會科學副院長、黨組副書記。　
　　1982年任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

北航第一任校長武光談毛主席

作為北航第一任校長，我們有機會與他面對面談，真是榮幸！
今年已有91歲高齡的武院長，看上去只有70多歲，矯健的步伐，矍鑠的精神，流暢的思維，清晰的談吐，給我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特別是他對共產(chǎn)主義事業(yè)的那份執(zhí)著，對毛主席的深厚感情更是深深地觸動了我們。
我們說明來意后，武院長就開門見山，詢問我們是否去過河南臨穎南街村——這個用毛澤東思想育人，實行集體經(jīng)濟，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紅色億元村。相比之下，中國絕大多數(shù)分田單干的農(nóng)村則是極為貧窮；即使有富起來的，大多也是靠剝削富起來的。武院長舉了北京郊區(qū)的韓村河為例，盡管媒體對他們村宣傳很多，他們名義上也是集體經(jīng)濟，但實際上他們是靠在北京城里承包建筑工地，剝削外來民工富起來的。而南街人則是自己干出來的，南街村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用毛澤東思想育人。
武院長又說，今年是毛主席誕辰110周年，前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鄭天翔等幾位老同志上書總書記胡錦濤，希望在全國掀起紀念毛主席誕辰110周年的高潮，并形成固定的活動，在以后每年都紀念主席誕辰，但中央還未表態(tài)。而武院長自己曾在主席誕辰100周年時去過主席的家鄉(xiāng)。
談及毛主席，特別是主席晚年，社會上很多人把它描述成一團漆黑，“文革”被描述成了十年浩劫。而武院長說，看待文革應當一分為二，“八?二七決議”（“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筆者注）徹底否定文革。但應該看到，文革的目的和愿望是好的，即反修防修，防止黨變色。
赫魯曉夫在蘇聯(lián)搞修正主義，十年論戰(zhàn)批“唯生產(chǎn)力論”，批“三和兩全”（“三和”即“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兩全”即“全民國家”和“全民黨”，筆者注），毛主席通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就是希望國家有更多的人提高馬列主義的水平。
中國共產(chǎn)黨通過武裝斗爭奪取了政權，1956年完成了對資本主義的三大改造，這樣消滅了資產(chǎn)階級，消滅了剝削制度，但資產(chǎn)階級的思想、文化、意識形態(tài)并未就此消亡。資產(chǎn)階級沒有了，但“階級斗爭”并未熄滅，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斗爭從未停止過，要堅持“不斷革命”，從意識形態(tài)領域中徹底消除資產(chǎn)階級的影響。在是否繼續(xù)革命的問題上，黨內是有分歧的。真正的走資派就是要借文革具體做法上的一些錯誤，徹底否定文革，徹底否定毛主席。
在承認社會歷史的發(fā)展性的基礎上，對未來社會貢獻最大的就是毛澤東的“不斷革命”思想，它對中國、對世界、對未來的意義都是巨大的。
關于如何評價毛主席，武院長講，五十年代實行的是義務教育，從幼兒園到大學都是免費的；七十年代初美國入侵柬埔寨，北京舉行反帝大游行，最多時達150萬群眾。毛主席發(fā)動群眾，依靠群眾，顯示了人民的力量。這些方面，今天和以前是大不一樣了。國家擔心群眾游行影響國際關系。武院長舉到了今年3月美國侵略伊拉克，許多國家人民都舉行反戰(zhàn)游行，唯獨中國沒有聲音。
關于對毛主席的歷史評價，武院長提到了山西太原一位60多歲老同志的看法：毛主席堅持正確路線，不左不右，寧愿被開除黨籍，也要堅持，不動搖。在路線斗爭上，毛主席始終是正確的，解放前領導革命戰(zhàn)爭走向勝利；建國后，在一窮二白的新中國基本實現(xiàn)工業(yè)化，人民吃飯穿衣都有了保障；文革的思想政治是先進的，那時講“抓革命促生產(chǎn)”，革命是第一位的，群眾接受了正確的思想教育，因此生產(chǎn)積極性也是自覺的。而現(xiàn)在不講政治，不講思想，只講權，只講錢，通過經(jīng)濟手段調動人去生產(chǎn)，動輒制裁、獎賞。
武院長又給我們講起了毛主席兩次“殺人”：一次在延安殺長征干部黃克功，原因是黃殺害了不肯與自己談戀愛的女青年；另一次則是殺貪官劉青山，張子善。武院長感慨如今社會風氣是遠遠比不上那時了，他說：“毛主席不僅是中國共產(chǎn)黨和中國人民的好領袖，也是世界勞動人民的好領袖！”
武院長得知我們《燎原》要做紀念毛主席誕辰的專題，便告誡我們，紀念毛主席不是為了紀念而紀念，而是為了接受毛澤東思想，并堅持到底。雖然已是91歲高齡，但武院長一顆紅心卻還還始終燃燒著激情，他現(xiàn)在還時時關心著社會主義的前途，億萬人民的命運，關注著社會發(fā)展的形勢，如今國際共運處于低潮，國內形勢也同樣不容樂觀，武院長講述了他的憂慮：先是修改黨章，資本家可以入黨；而今曹思源（就是那個“曹破產(chǎn)”，武院長如是說）又拉著一批人準備修憲，要保護私有財產(chǎn)。武院長囑咐我們，在學校搞活動要擴大馬恩列斯毛的影響，希望讓更多的人接受馬列主義。
武院長又講，看待文革要用兩分法，被否定的東西是人家公認的，我們也不要包庇。文革的確也冤枉了不少人，很多人經(jīng)不起考驗被逼死。武院長講了他自己在文革中的經(jīng)歷：文革十年，武院長因為是王光美（劉少奇之妻，筆者注）的入黨審批人，進了七年半監(jiān)獄，又流放三年。武院長回憶起這段經(jīng)歷毫無怨言，還說，那時北航兩派紅衛(wèi)兵都是保護他的。這段過程中，武院長始終充滿信心，“黨的歷次政治運動到最后總會有個甄別，別人不了解我，但我了解我，堅持到底總會有水落石出的時候。只要有毛主席在，有共產(chǎn)黨在，我總會得到公正的評價。在監(jiān)獄的七年半對我來說是個很好的學習機會，有充足的時間學習毛選和馬列原著。”這種廣闊的胸襟真不愧為一個偉大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這也讓我們想起自從八十年代以來，就有那么一批在文革中吃苦的人（不管是被冤枉的，還是真正的走資派），控制了傳媒的咽喉，二十年來喋喋不休的控訴著文革的邪惡，以至于不惜以點代面，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甚至隱瞞歪曲歷史，以便于在現(xiàn)實中撈得好處。比如主席的保健醫(yī)生李志綏為了撈點稿費，寫的回憶錄更是極盡誣蔑造謠之能事。說白了，只不過是他們一貫的資產(chǎn)階級習性公開暴露罷了。像武院長那樣，能夠從歷史的、人民的高度，去對待自己所受的苦難，客觀地看待那段歷史，對黨和人民如此忠心耿耿，對馬列主義矢志不渝地追求的人，中國還剩多少？
我們問，文革把好人打倒不少，難道就沒有打倒真正的走資派，劉少奇被打倒完全是被冤枉嗎？武院長含蓄的說，劉少奇也的確講了一些錯話，例如講“剝削有功”，“四清”運動，劉少奇采取從上面下派工作組的方式，有的工作組壓制了群眾，毛主席一回到北京就把劉關于“四清”運動的“后十條”（《農(nóng)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guī)定（修正草案）》，筆者注）都廢除了。有些人在文革中就死了，大家還看不清他們是些什么樣的人；有些人在文革后的所作所為，他們就像蘇聯(lián)的赫魯曉夫利用斯大林后期肅反不得人心否定斯大林，這些人則是利用許多人對文革的不理解和不滿情緒，贏得民意。“不爭論”是不讓人說話，而毛主席提倡的是百家爭鳴。毛主席與真正的走資派的最大分歧就是，是否繼續(xù)革命，是否相信群眾、依靠群眾。
武院長談到“大躍進”時說，“大躍進”毛主席主觀愿望是好的，但思想左了，超過了現(xiàn)實可能。“大躍進”各高校都不上課，大煉鋼鐵，但北航教學科研基本沒受影響，北航的想法是，“寧愿接受一百面白旗，教學科研的紅旗一定要拿到。”1958年，北航師生大戰(zhàn)一百天，“三個號上天”，即無人偵察機、中國第一箭和“北京一號”，全校師生共同參與設計和研制，“北京一號”試飛成功，蘇聯(lián)專家說這是不可思議的。那時，學生們學習熱情也很高，宿舍里熄燈了，便到廁所里繼續(xù)讀書。五十校慶時，武院長送來八個大字“五八精神，創(chuàng)一不息”。
我們最后問武院長如何看新任總書記胡錦濤，武院長說，胡總書記一上臺就去了西柏坡。但不能單就幾件事來簡單看，也不能看其短期所說的、所做的。現(xiàn)在走的道路，把人的思想腦袋搞歪了，追求個人私利。武院長說：“我想解決問題，挖根、追底，這到底走的是什么道路。領導人不愛看的，不愛聽的，我也要看看，聽聽，使自己的腦袋不致糊涂。”
我們最后問及武院長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并堅定共產(chǎn)主義理想的，武院長講述了他的革命生涯，并向我們青年人推薦他的新書《征程花絮》，最后語重心長的說，青年人的理想選擇后，認為對，必須有毅力方能堅持走下去。臨行武院長贈書，并與我們合影，我看見他親筆寫的座右銘：“抬頭望遠，低頭看路”，算是與同學們共勉吧。
正如武院長所講，紀念毛主席不是為了紀念而紀念，而是為了把毛主席的思想發(fā)揚下去。而像武院長這樣久經(jīng)歲月滄桑，又堅定不移的共產(chǎn)主義戰(zhàn)士才是真正理解毛主席的人，而我們這些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大學生，又有什么理由只憑復仇者的只言片語，就輕易否定歷史，否定文革，否定毛澤東呢？

武光與18期《共產(chǎn)黨人》刊物的故事

申春

2006年第7期

中華魂雜志

【人物風采】
——武光與18期《共產(chǎn)黨人》刊物的故事／申春

現(xiàn)年94歲高齡的武光，是1930年參加革命的老前輩。他在“文革”前曾任北京航空學院院長、黨委書記，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黨委書記處書記、新疆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等職。“文革”后先后擔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令人感動的是，老人至今還像寶貝似地珍藏著延安時期創(chuàng)刊的64開本的18期《共產(chǎn)黨人》。刊物是用毛邊紙鉛印的，每期38頁。它已伴隨老人走過66個春秋。刊物的紙張現(xiàn)在雖已發(fā)黃，但字跡清晰，完好無損。老人說，他最喜愛創(chuàng)刊號，特別是毛主席題寫的刊名，還有毛主席1939年10月4日撰寫的發(fā)刊詞。毛主席在發(fā)刊詞中
提出了著名論斷：統(tǒng)一戰(zhàn)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是戰(zhàn)勝敵人的三大法寶。《共產(chǎn)黨人》第3期刊登有《中央關于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趙毅民寫的《反對恐懼與排斥知識分子的現(xiàn)象》、艾思奇寫的《共產(chǎn)黨與知識分子》等文章。可以看出，早在延安時期，黨中央就非常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

《共產(chǎn)黨人》是黨中央主辦的思想性、理論性和政策性很強的黨內刊物，只有相當一級黨的領導干部才能得到。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武光擔任晉西南鄉(xiāng)吉特委第一書記。1939年春，他接到北方局通知，要他離職到延安馬列學院學習。學習結束后，曾一度留在學院馬列主義研究室從事研究工作。當《共產(chǎn)黨人》在延安一創(chuàng)刊，他就有幸看到了這份刊物。他十分喜愛這份刊物，每期必讀，妥為保存。到1941年離開延安前，他已保存了18期刊物。

當時抗日戰(zhàn)爭正處于最殘酷的相持階段，武光找陳云、楊尚昆、彭真等領導，堅決要求到敵后去工作。最后，中央批準他到對敵斗爭最艱苦、環(huán)境最殘酷的冀中區(qū)去。1941年9月，他偕同新婚不久的妻子汪清和警衛(wèi)員郭沖，牽一頭騾子駝著《共產(chǎn)黨人》雜志和馬列著作，離開延安，踏上了去敵后的征程。由于敵人為割斷抗日根據(jù)地與延安的聯(lián)系，重重封鎖，武光東渡黃河后，雖由一二○師派部隊掩護護送，始終未能突破封鎖線，不得不返回延安。1942年4月，他留下妻子汪清，帶上簡易行裝和18期《共產(chǎn)黨人》雜志，再次奔赴敵后，在地下秘密交通員的引導下，遭遇過多次險情，終于安全突破了敵人封鎖線，于6月初翻越太行山，在河北阜平縣境內找到晉察冀邊區(qū)首腦機關所在地。聶榮臻司令員對武光說
，“五一”大掃蕩后，環(huán)境更加殘酷，部隊化整為零打游擊，冀中區(qū)黨委已不存在了。所以，你不能去冀中。直到8月，中央回電，決定武光到平北任地委副書記。當武光在前往平北途中，走到宛平境內時，突患傷寒重病，高燒昏迷。因處在游擊區(qū)，敵人掃蕩頻繁，無醫(yī)無藥，缺糧缺鹽，當?shù)貎擅嬲嗟母刹坑瞄T板把他抬到太山溝深處羊倌避雨的草棚，后又轉移到不遠的山洞里。夜晚他把一小捆心愛的《共產(chǎn)黨人》刊物放在身邊，伴刊而眠。不久，他奇跡般地轉危為安，走到了平北地委所在地——延慶縣境內海陀山。從1942年開始，他一直戰(zhàn)斗在平北、平西，直到抗日戰(zhàn)爭勝利。

《共產(chǎn)黨人》伴隨武光度過了艱難困苦、不同尋常的戰(zhàn)爭歲月。建國前后，又伴隨他到湖南、廣東、新疆等地戰(zhàn)斗、工作。“文革”中，他珍藏的不少圖書、手稿和《共產(chǎn)黨人》雜志被紅衛(wèi)兵全部抄走。身處逆境中的武光堅信烏云必將散去。1979年他走出逆境后，經(jīng)多方交涉查找，有些文稿和圖書又回到手中，（下轉第22頁）（上接第23頁）最使他欣慰的是，《共產(chǎn)黨人》雜志也回到他手中，并一直珍藏至今。

這就是《共產(chǎn)黨人》雜志伴隨共產(chǎn)黨人風風雨雨66年的故事，它留給我們的不僅僅是故事，而是有許多值得回味和思考的問題。最主要的一個問題是，共產(chǎn)黨員只有刻苦學習馬列主義理論，才能奮力為黨工作。如今，這18本《共產(chǎn)黨人》刊物保存得這樣完好，在北京乃至全國也不多見。這背后的故事充分展示了一個老共產(chǎn)黨員畢生追求真理，為黨的事業(yè)奮斗不息的精神風貌。

統(tǒng)戰(zhàn)政協(xié)2005-12-20

武光的“一紅百白”壯舉

□申春

《貴州政協(xié)報》

http://www.gzzxb.com/pages/news.aspx?id=%CD%B3%D5%BD%D5%FE%D0%AD7118

１９５８年５月２９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了《把總路線的紅旗插遍全國》的社論，接著在全國掀起了貫徹黨的路線的熱潮。當時，在農(nóng)業(yè)戰(zhàn)線上有些地方搞所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chǎn)”，“只有想不到的，沒有做不到的”不切實際的主觀唯心主義。接著是全國大煉鋼鐵運動。在教育戰(zhàn)線幾首所有高校都停止或放松了教學、科研，全力以赴地大煉鋼鐵或其他體力勞動。北京市也給北航下達了要完成７００噸煉鋼任務，北航院長武光在總支書記會上說：“我們是學校，不是工廠，應以教學、科研為主，市委分配的任務可以接受，但不要所有的人都搞，只在后勤部門抽出一部分職工去煉就行了，煉出多少算多少。”
在當時掀起的“全面大躍進的狂潮”中，搞什么“插紅旗，拔白旗”，武光對此冷靜對待。他不僅不跟風，反而大聲疾呼：“我們寧可接受一百面白旗，也必須拿到教學、科研的紅旗。”這就是武光當年“一紅百白”的大膽壯舉，這在北京乃至全國所有高校可能是獨一無二的。
北航許建鉞教授生前回憶武光提出的“一紅百白”時激動地說：“在那種氣氛中，‘一紅百白’的提出既需要勇氣和膽量，也是他個人的思想認識問題。高等學校到底抓什么？當時人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是不一致的。學校為了貫徹教學、科研這個中心，武光提出了‘一紅百白’，這既反映他的辦學思想，又說明他是一個敢說真話的正直的共產(chǎn)黨員。”
武光在北航堅持不懈地狠抓教學、科研這個中心，很快就收到了顯著的效果：１９５８年８月１日，北航隆重舉行飛機試造工廠開工典禮，武光代表院黨委正式宣布試造工廠命名為８８１廠。
在武光領導下，北航的師生員工經(jīng)過１００個晝夜的勞動大干，從設計方案到各種參數(shù)選定；從風洞試驗到全部圖紙設計；從各部件裝配到組裝完成，“輕型旅客”終于進行試飛成功了。
著名文學家郭沫若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日曾在《人民日報》發(fā)表了《宇宙充盈歌頌聲》一首詩，熱情贊頌了北航師生勇創(chuàng)的奇跡，詩曰：
迷信破除多泰斗，
飛機創(chuàng)自學生手；
不愁導彈無洲際，
飛艇行將進月球。
武光為總結北航教學、科研的成果，他撰寫了《這僅僅是開始》一文，發(fā)表在１９５８年《光明日報》上，這里引錄一段：
“對我們來說，‘北京一號’的誕生僅僅是我們工作的開始，今后我們將在解放臺灣和鞏固國防上、在宇宙航行上忠誠他貢獻我們的力量。毛主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指示，加上黨的具體領導，一定能保證我們今后在前進道路上的不斷勝利。”
北航在我國航空高等教育和航空工業(yè)史上寫下了光榮的篇章，在武光的領導下，北航廣大師生員工從理論到實踐，充分發(fā)揮了師生的主觀能動性、創(chuàng)造性。通過“輕型旅客”、“探空火箭”、“無人駕駛飛機”等幾個型號的設計、研制、試飛、試射成功，既提高了教學質量，又獲得了重大的科研成果，更可喜的是北航為我國的航空航天科學技術領域培養(yǎng)了一大批科學家和科技骨干，如“宇宙飛船”總設計師戚發(fā)軔，飛船發(fā)射總指揮袁家軍，“神州二號”的有關方面負責人王永志，世界著名數(shù)學家蔣春暄等。
１９５８年大躍進，經(jīng)過全院師生員工大戰(zhàn)１００個晝夜，“教學、科研的紅旗”終于拿到手了。同時文、體、衛(wèi)生、綠化等方面擴大了在全市的影響。

永不迷路的健康老人——記武光的革命生涯
新華網(wǎng)（2002-06-1217:42:59）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06/12/content_437493.htm

新華網(wǎng)北京６月１２日電（楊楠）早在１９９６年４月，我剛進入北京市人大機關時，就聽說有一位極不平凡的老人──武光。我最早接觸到的是武老的詩集，這本詩集是他一生革命生涯的濃縮，更是老人對共產(chǎn)主義信念的無比堅定的反映。它使我產(chǎn)生了對這位老人的崇敬之情，更萌生了采訪這位革命老人的念頭。

當我懷著急切的心情敲開武老辦公室的大門，老人忙放下手中的書本，熱情地接待了我，一個參加工作不久的小字輩。落坐后我說明來意，老人沉思了片刻，就對我講起了他的過去和現(xiàn)在。

武老１９１２年出生，１９３０年就參加了革命。１９歲進入北京后，以拉洋車為職業(yè)掩護，在北京串大街走小巷，冒著生命危險從事地下革命工作。那段時間的勞累辛苦，為他的身體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為他后來的南征北戰(zhàn)造就了一個健康的體魄。一講到過去，老人侃侃而談，沒有一點信頓，頭腦非常清晰，他對所發(fā)生事件的時間、人物、地點以及事件產(chǎn)生的原因、過程及結果都記憶猶新，語言準確流暢，使我不得不佩服這位８９歲老人驚人的記憶力。使我不禁問起老人的養(yǎng)生秘訣。老人和藹的一笑：“秘訣，沒有。只是自己身體的基礎好，再加上每天堅持鍛煉身體和有規(guī)律的生活，但最重要的還是心境，有一平和的心境，一個淡泊的心境。”

武光老人曾為中國千百萬勞苦大眾的解放坐過５年國民黨的監(jiān)獄。在獄中，國民黨害怕政治犯互相串聯(lián)交流，而將他關進單間，每天只給稀粥、窩頭等極差的食物。但在艱苦的條件下，他不忘學習，不忘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堅持鍛煉身體，每天日出而起，日落而寢，采用散步等方法在牢房中鍛煉。在５年的監(jiān)獄生活中，他在物質和精神上都受到了國民黨的殘酷折磨，卻從未生過大病。他一出獄就馬上投入了創(chuàng)建革命根據(jù)地的工作，繼續(xù)同敵人進行殊死斗爭。

在“文革”期間，武老一身正氣，與四人幫進行堅決的斗爭，他被關進四人幫的監(jiān)獄長達７年半之久，還被流放３年半，即使在監(jiān)獄這種惡劣的環(huán)境下，武老仍然堅持身體鍛煉，他向監(jiān)管人員提出買健身球的要求被拒絕后，就買回核桃，每天在手上轉來轉去以活動手指的關節(jié)和增強血液循環(huán)；他用計算走動步子數(shù)量多少的方法，來衡量在獄中來回散步的距離，心中想著：“從北京走到莫斯科去！”。在被流放的３年半中，老人每天早起后就帶領農(nóng)場的小孩兒一起跑步，想方法參加勞動，接觸群眾（“四人幫”害怕老人與群眾聯(lián)系，不允許他參加勞動）。無論環(huán)境多么艱難困苦，武光老人從沒有停止過鍛煉身體，從沒停止過學習和斗爭，從沒有動搖過對共產(chǎn)主義的信念，從沒有降低過他怪祖國的一腔熱情。武老認為，一個人想要為祖國、為人民做出貢獻，沒有健康的身體是不行的，他把那些苦看成是一種鍛煉，一種磨煉。直到現(xiàn)在他都堅持鍛煉身體，８４歲高齡時他還能打羽毛球，并且能從木樨地徒步走到建國門。現(xiàn)在８９歲的武老仍然每天堅持上班，健步上下樓梯，這些都讓我們年青人感到吃驚，并常常在心里暗暗敬佩這位老人，而武老卻笑著把“功勞”推給了那些坐監(jiān)牢的歲月和艱苦的生活條件。

武光老人的革命生涯充滿傳奇色彩，他始終堅持思想上高標準，生活上低要求。他在飲食上以粗糧為主，窩窩頭、棒子面粥是家常便飯，老人很少參加宴會，出席各種會議后往往是回單位或在家里吃飯，即使參加宴會也要求把標準降低。一次會議后，老人用餐時竟然要求吃紅薯粥。老人的衣著很樸素，很整潔。老人說他們這些人還保持著延安時期的習慣，吃好的反倒認為不好。我想老人并不是不愿意吃好的，而是延安時期黨的那種艱苦樸素的作風和革命傳統(tǒng)精神，深深地埋藏在老人的心中。

談到老人的生活規(guī)律，我感到驚訝萬分。他每天５點半鐘起床，晚上最遲１０點鐘睡覺。白天的大部分時間在單位上班，業(yè)余時間讀書看報。老人十分關心國家大事，新聞聯(lián)播是必看的節(jié)目，對如今的一些電視劇則很少觀看。武老在中國社科院上班時到單位的時間往往比規(guī)定時間早１個小時，由于近一、二年身體狀況比過去差一點兒，才改為準時上班。一位８９歲的老人是這樣嚴格地遵守時間，已讓我這個青年人自愧不如了。

武老談到最重要的是心境，這是最難得，也是最難做到的。老人一生中經(jīng)歷了多少次的上下起伏，多少坎坷不平！遭受了多少打擊挫折！老人從來都是服從黨的決定，到黨最需要的地方去，他無怨無悔，繼續(xù)發(fā)揮自己的光和熱；他從不計較職位的高低，不追求名和利。在“文革”中他受到“四人幫”的殘酷迫害，老人卻能保持一個平和的心境，開闊大度，能上能下，始終堅信革命真理，直面人生，不生氣、不激動，過著平靜、淡泊的生活。

老人曾任共青團北平市委書記，現(xiàn)在仍然十分關心廣大青少年的成長，他對當前社會不良風氣對青少年的毒害甚為擔憂。他時刻關心國家的建設，對于當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成就，老人感到十分欣慰；對于一些不正之風老人表示極其憤慨。武光老人的書桌上，壓著一幅老人８４歲時書寫的“勝勿忘危，長城永筑”的名言。武老把“抬頭望遠，低頭看路”作為自己的座佑銘，他向我解釋說，遠是指共產(chǎn)主義，而路是當前我國所走的道路，走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不能走彎路，更不要迷路。

我懷著對武光老人的敬佩，結束了１個多小時的專訪，告別時老人送我一本他心和血寫成的書──《冬夜戰(zhàn)歌》作為紀念并雄建有力地為我題字簽名。這本書寫出了武光老人的革命歷程，也將有力地激勵我們年青人永遠向前。

２００１年我國建黨７０周年，武光老人著的《不是夢──對“文革”年代的回憶》出版了，他親自送給筆者一本，并題字留念，我在對老人驚人的記憶力感慨之余，更為他關心青年一代的“癡心不改”而感動。（完）

武光剛正不阿智斗國民黨法官

申春

武光原名張青甫，是一位有74年黨齡的中共黨員。1932年他被國民黨抓捕前任共青團直中特委書記，這之前他戰(zhàn)斗在北平，曾任共青團北平市委書記。他畢生酷愛學習，視野開闊，對敵斗爭頑強不屈，是一位對黨無限忠誠的共產(chǎn)黨人。在他光榮的革命生涯中，經(jīng)歷過無數(shù)次艱險。這里主要記述他在國民黨法庭上是如何機智勇敢同國民黨法官舌戰(zhàn)的一段鮮為人知的史實。

蔣介石自1927年4月背叛革命，背叛孫中山三大政策新三民主義之后，成為大地主大資產(chǎn)階級的主要代表人物，對共產(chǎn)黨極端仇恨，他公然沿襲西太后及北洋軍閥的衣缽，大批屠殺革命者，他的政策是：“寧可錯殺一千，不能輕放一個”。他還在全國設置了許多監(jiān)獄羈押所謂的政治犯——共產(chǎn)黨人和愛國志士，殘酷剝奪他們的人身自由和生存權利，推行其“愛國有罪”的反動政策。

武光自石家莊被捕后，押往天津河北省高等法院看守所，他以堅強的毅力挺住了鐐銬對他肉體的折磨，他逐漸適應了非人的牢獄生活，他以自信和樂觀的態(tài)度等待審判的到來。

看守所里關押著形形色色的犯人，他們當中有小偷，有強奸犯，有殺人放火犯，一個個衣衫襤褸，且面色陰沉又神情不安的樣子，尤其是那如煙霧繚繞的煙味和臭氣，嗆得他難以忍受，他深深體味到失去自由的痛苦，因而不是產(chǎn)生急躁和憤怒。

這時，在國共合作時他曾在國民黨深澤縣黨部任宣傳部長時的干事張玉華在天津女子師范學院當舍監(jiān)。一天，她偶爾翻閱天津《大公報》和《庸報》時，得悉武光被捕關押在天津的消息，她買了些食品以親屬名義前往看守所探望。武光見到她很高興，對她說：“他們莫名其妙把我當‘共黨’嫌疑犯，但我決不害怕”。然后對張玉華囑托說：“請你設法請《大公報》和《庸報》記者于開庭那天到法庭旁聽。”張玉華點頭表示一定照辦。第二天她還托一位姓陳的女同事給武光送來一條棉被和幾塊錢。

一天上午，他接到河北省高等法院檢察處送來的一份起訴書，他沒等讀完就大罵：“胡說八道”，“國難當頭，誰不愛國？誰愿做亡國奴？！”

原來，起訴書七拼八湊給他羅列了三大罪狀：指控他參加以危害民國為目的的抗日會團體；指控他假借到石家莊游玩之名，行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符合的共產(chǎn)主義之實……

結論是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有關條款提出公訴。

單從起訴書來說，他暗自感到欣慰，上面既沒有他政治身份的指控，又沒有暴露黨的組織，這一切說明，他的被捕，沒有叛徒的出賣，敵人不知道他自己的“底細”，所以他慢慢冷靜下來，等到開庭那天，再逐條加以駁斥，借以宣傳黨的主張，伸張正義，斗爭到底。

他經(jīng)過認真地思考和準備，等待著看看到底是誰在“危害民國”？

1933年3月中旬的一天上午，他被傳喚出看守所上了囚車。這囚車像個大悶罐，只有門，沒有窗，他從來沒有坐過汽車，這算是他當了國民黨“政治犯”之后才“幸運”地坐上這令人惡心欲嘔的囚車，汽油味加惡臭一股腦兒襲來，他只能捂住嘴加以忍受。車停在一個院里，他被押下車后在院子里等待，大約過了半個多小時，才傳喚他到法庭去過堂。

那天，他從容地挺起胸膛，無所畏懼地走向法庭。

他舉目觀望，像是一大間高大的客廳，紅色的抱柱，深黃色的地板，前方放一張高高的審判桌，正中擺了一張?zhí)珟熞危厦孀鴥叭灰桓眱聪嗟膶徟虚L孫鴻霖。推事汪佩文、李光祖，書記官沈家棟分坐在審判長的兩旁。

傳他到庭后，首先由檢察官宣讀了起訴書。此刻的武光顯示出沉著應敵的姿態(tài)。他平時極善言辭，在國民黨法庭上，他早已準備了有力的口供，以待適時地駁斥敵人。他以無所畏懼的精神同國民黨法官進行較量。

端坐在上方的審判長面目清瘦，像四十出頭，擺出一副“威嚴”的架子。他滿口官腔，開口便問道：

“被告人姓名？”

答：“我叫張青甫。”

“年齡？”

答：“21歲。”

“籍貫？”

答：“河北深澤縣武羊鋪村。”

由法官問一句，張青甫答一句，坐在一旁的書記官記錄下來。

接下來審判長居高臨下，眼看著起訴書，嗓門很高地繼續(xù)問道：

“張青甫你有名有姓也有籍貫，為何不在家中安分種地，你跑到石家莊去干什么？”

答：“我沒有到過石家莊，現(xiàn)在回家，順便繞彎去看看。”

“你到北平去干什么？參加過什么組織？”

答：“我是去年赴北平報考弘達學院以求深造，因落榜閑居，經(jīng)華北大學同鄉(xiāng)馬文蔣介紹認識了中國大學學生東北人王國華。不久經(jīng)他介紹我加入反日大同盟，他要我順便到石家莊宣傳抗日救國。”

“請問，我參加抗日同盟會，宣傳抗日救國犯了什么罪？”

那法官怒目指責：

“你危害民國！”

她義憤填膺地回擊：

“我之所以參加抗日團體，是因為‘九·一八’事變之后，東三省三千萬同胞當了亡國奴。在此國難當頭，每一個不愿做亡國奴的中國人，每一個有血性有骨氣的年青人，都有義務、有責任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挽救國家于危亡，這就是人們通常說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請問，是誰勾結日本帝國主義，把我們的大好河山一槍不放拱手送給敵人，可憐那三千萬東北同胞就這樣白白遭到日寇的糟蹋、蹂躪。你能說說，到底是誰在‘危害民國’？”

他難以抑制胸中的怒火，心情沉重地說：

“請問法官先生，我是一個有良心的中國青年，我熱愛自己的國家，你們在起訴書中指控我觸犯了你們的《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你用良心用事實說明，到底哪款哪條能認定我有罪呢？”

只見審判長左顧右盼，沖著身邊的推事眉來眼去。他故意把話題引開，惡狠狠地說：

“你那本剪報就是證據(jù)。”

武光沒有回避那本剪報，他口若懸河論之以理地爭辯說：

“法官先生，我的這本剪報全是從你們辦的報紙上剪下來的。既然你們的報紙能登，我又為何不能剪貼呢？”

“如果你們認為我剪貼就是犯法，那么首先就該查封你們的報館。”

他這有力的駁斥，弄得臺上法官難堪極了，他們對武光無可奈何，只好把審訊轉到另一個問題上。

問：“你是怎么認識王國華的？”

答：“剛說了，我是經(jīng)同鄉(xiāng)馬文蔣介紹認識的！”

問：“馬文蔣是干什么的？”

答：“他是華北大學的學生！”

問：“王國華介紹你入會時對你說過什么？”

答：“他說要做反日宣傳，要救國，要做中國人！”

問：“宗旨是什么？”

答：“宣傳抗日并聯(lián)絡捐款，援助東北抗日義勇軍，驅逐日軍出中國！”

問：“反日會的章程是什么？入會履行什么手續(xù)？”

答：“我沒有見過章程，也沒履行什么手續(xù)！”

問：“你是何時去的石家莊？”

答：“我是1932年11月20日去的。”

問：“是誰派你去的，要你去做什么？”

答：“是我要回家，繞彎到石家莊，王國華讓我順便做些抗日的宣傳。”

問：“你是何時被捕的？”

答：“1932年12月11日被捕。”

問：“你們反日會首領是誰？”

答：“我不知道。”

審判長問來問去突然大聲喝斥道：

“你說你是不是‘共黨’派去的？”

答：“我只有在你們的報紙上看見過‘共產(chǎn)黨’三個字，我不知道何謂共產(chǎn)黨，我只知道抗日救國。”

問：“你知不知道郭沫若這本書《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是查禁讀物嗎？”

答：“不知道，這本書是我從書店買的，如果你們認為這本書也違法，那么你們應該去查封書店。或你們認定這本書哪章節(jié)違法，你們最好能將它登在報紙上，讓全國人民來判定是否違法。”

問：“還有，你寫的那封信哪去了，寫的什么內容？”

答：“我吃掉了。我假若不吃掉，如被你們得到，不就成了反日有罪的證據(jù)嗎？”

問：“何況我也是中華民國的公民，憲法上有規(guī)定，公民有通信的自由，我與朋友通信，為什么你們非要看呢？你們無權看別人的信，要看就是違法。”

他在國民黨法庭上這些論之以理、引之以法的答辯，讓那些法官沒有得到一點有用的口供，這就引起到場旁聽的《大公報》、《庸報》的幾位記者投以敬佩的目光，那幾千言的起訴書，一一加以駁斥，駁得法官們啞口無言，不得不草率收場。當法官宣布休庭之后，記者們走到武光面前伸出大拇指說：

“你辯得真好，一定會宣告無罪。”

幾天后，河北省高等法院再次開庭，審判長孫鴻霖竟然不顧事實，沒有證據(jù)，以推理的方法主觀臆斷，仍然強加給他莫須有的罪名，作出如下判決：

“張青浦以危害民國的而組織團體處有期徒刑5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

這樣的判決，激起他極大的憤慨，北押回看守所后，他立即同王振世、趙杏林等商議上訴或不上訴。鑒于當時國民黨當局在南方更加瘋狂地屠殺共產(chǎn)黨人，如果上訴到南京，很有可能改判重罪，于是他毅然決定不再上訴。準備到獄中去展開新的更加殘酷的斗爭。

他在法庭上智斗國民黨法官，顯示出一個共產(chǎn)黨員崇高的革命氣節(jié)，這里引錄他的一首詩：

鐐銬鎖身進法堂，智斗頑敵保護黨。革命氣節(jié)奏凱歌，迎來紅旗永飄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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