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漢之爭”實辨
一道閃電

“滿漢之爭”有五爭。
其一、“國家之爭”
明明是“中韃之爭”或者叫“華人和滿洲人”之爭，被滿遺們矮化為“滿漢之爭”。這個“滿漢之爭”有許多“吊詭”之處。
先談談所謂的“漢”，所謂的“漢”，在歷史上，無論是宋人還是明朝人而言，世界（包括女真人）所公認就是中國人。她包括國內各個民族。他們通稱中國人或者華人。用同樣的語言文字，穿同樣的衣服 （漢網所說的“漢服”更確切的應該叫“華服”，是古代中國人通用的服飾。 稱“漢服”的確把實際意義縮小為漢族一家的事情。）。 信奉同樣的儒家教義有共同的歷史和民族心理。在宋末崖山投海殉國的也有按現代標準劃分的少數民族，在南明抗清的也有苗族、回族。董必武副主席游崖門詩寫道：“華人愛漢恥崇胡”。而蒙元、滿清壓迫征服的對象也不是專門針對“漢族”，而是所有“中國人”。而“滿漢之爭”則把古代“中國人”矮化為“漢人”，并和今天的漢族混淆， 于是把這場爭論矮化為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的民族之爭。就此“大漢族主義”乃至“種族主義”的標簽就可漫天飛舞，欺騙不少不明真相的人，特別是激起少數民族同胞的反感。

馬克思也曾經說過：“仇視外國人，把他們排除在帝國之外，這在過去僅僅是出于中國地理上、人種上的原因，，只是在滿洲韃靼人征服了中國以后才形成為一種政治原則。”
可見在當時并沒有什么“滿漢之爭”，而是“中韃之爭”。“中韃之爭”實際是歷史上的中國人和韃靼人之間的國家意識的延續而非僅僅是民族意識之爭。
今天，我們的祖國仍然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都是中國人，都是華人。其中漢族、藏族、蒙族等其他民族都成為中華民族的成員，滿族人也成為中國的一個少數民族。老舍同志就是優秀代表，他這樣對周總理說：“我們滿族人曾對中國人民犯了罪。”。他這是真正站在了中國人的立場上，中華民族的立場上。

“滿漢之爭”在“滿”這方面，其意義就更加“吊詭”。 這里“滿”實際并非是“滿族人”，而是“滿洲人”，這不僅僅是民族意識，而是一種國家意識。
“辛亥革命”后中華民國宣稱“五族共和”，我們恢復了“中國人”的傳統身份。相對而言，滿洲人是亡了國的，這點滿遺們心理上是不甘心的。滿遺們不愿意認同這個“共和的中國”，不原意當滿族人，他們要恢復“滿洲國”，分裂自立。
他們真正向往的是恢復祖先的榮譽和國土。這點是有歷史佐證的。
傅儀自己承認，九一八事變后，他曾經主動給日本陸軍大臣南次郎寫信，宣稱：“我朝以不忍目睹萬民之疾苦，將政權讓與漢族，今者欲謀東亞之強固，有賴于中日兩國提攜，否則無以完成”，溥儀主動要求投靠日寇，建立滿洲國。
溥儀在《我的前半生》寫道：（登基那天）”那天勤民樓的大廳里鋪著大紅地毯，在北墻跟用絲帷幕裝設成一個像神龕似的地方，中間放一特制的高背椅，上刻有作為徽號的蘭花，所謂“御紋章”。我立在椅前，兩旁站列著宮內府大臣寶熙、侍從武官長張海鵬、侍從武官石丸志都磨和金卓、侍衛處長工藤忠、侍衛官熙侖免（熙洽之子）和潤良（婉容之兄）等人，以“總理大臣”鄭孝胥為首的文武百官列隊向我行三鞠躬禮，我以半躬答之。接著是日本大使菱刈隆向我呈遞國書和祝賀。　北京來的宗室覺羅（載、溥、毓字輩差不多全來了），以及前內務府的人又向我行三跪九叩之禮。”溥儀宣稱：“滿洲是滿洲人的滿洲，不是中國人的滿洲。”歷史作證：滿洲國的建立是滿遺們共同的目標。
同滿遺們相反，成為中國人的滿族同胞卻要當中國人，涌現出很多“反滿 抗 日”的 民 族 英雄。
當年溥儀等滿貴都一概自稱是“滿洲人”，而今天的滿遺包括幾個滿網，也拒絕作“滿族人”，要重新作“滿洲人”，學習猶太人是他們共同的口號。

所有為滿清辯護的，他們并非站在“滿族人”的立場上，而是站在“滿洲人”的立場上，是發自“滿洲人”內心的民族國家意識。 這才是問題的實質。所謂“滿遺”不是“滿族遺民”而是“滿洲遺民”。這點也是滿遺們不為人們注意的“吊詭”之處。
“滿洲遺民”不愿當中國人，非當不可。 也一定要求把“中國”改成以“滿洲人”為主體的所謂“滿清中華”，如此“滿洲”就永存了，這是更隱蔽的“內涵”。
遼寧省社科院研究員何溥瀅女士 1996年12月在石獅舉辦的“洪承疇在清初的歷史作用”研討會說：“如果將說洪承疇是“漢奸”，那我就不算中國人”。他們這種詭辯技巧很有蠱惑力，很多滿族兄弟還有其他人都在不知不覺中站到了“滿洲人”的立場上，也成為他們發展的對象。
中國的朝代興替總是一個朝代滅亡跟著一個朝代開始，史學界通例把舊朝代滅亡之時作為新朝代的開始，秦、漢、以下到元、明，都是同年。這標志著中國歷史一個時代的結束和另一個時代的開始。如果一個朝代滅亡，新朝代并沒有建立，出現的是分裂狀態那才另說。而閻崇年等清史專家卻不按這個規則，把清朝從1616年建立后金算起，而不是從1644年明朝滅亡，滿清定都北京建立全國性政權算起。這只能讓人懷疑他們是從滿洲人的角度，而不是從中國歷史的角度看滿清。

官方輿論出于繼承滿清領土和民族的考慮，把“當代中國”看成是滿清的繼承者，有意無意地否定明代以前的古代中國。 這點遭到有識之士的強烈反對，出于對滿清統治下之野蠻、愚昧、奴性、部族殖民統治之蔑視。是愿意作文明中國的子孫還是野蠻人的后代，有自尊心的人不難做出正確的選擇。這是“漢服”現象的又一層意義。

其二、由最根本的國家之爭引發“是非善惡”基本道德觀念之爭。
在滿遺看來只有滿清才是“中國”，只有為滿清建功立業者才能是民族英雄，反對者都是民族罪人。 所以反抗滿人先祖傳統上的民族英雄是絕對不能存在的。岳飛的民族英雄地位要動搖，而洪承疇等漢奸卻要樹立起來，施瑯是英雄要歌頌，鄭成功卻被冷落。是非、善惡、正義、非正義就是這樣被顛倒。滿遺們悄悄的改變主流輿論的善惡是非標準。

其三、挑戰人類底線，基本價值觀之爭
　　張佳生(遼寧省民族研究所所長、滿學研究專家)：關于入關的問題，我認為有三個角度：民族的角度是滿族入關、政治的角度是清兵入關、綜合的角度是八旗入關。清兵入關體現了朝代更替，歷史發展。“揚州十日”殺了80萬人，客觀上傷害了漢人，但這是改朝換代的需要，包括它后來的“文字獄”，與秦“焚書坑儒”的意義是一樣的，不是民族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八旗入關對民族的發展，對中國疆域的確定都有積極意義。（2004年11月17日 新周報）
在這里滿遺們試圖為“屠殺”這類人類最野蠻行為辯解，輕描淡寫把屠殺當作政治問題，與“打擊政敵”之類的政策問題相混淆，滿清之屠殺同秦王朝“焚書坑儒”毫不相同，秦王朝打擊的是敵對政治勢力，而非濫殺無辜。濫殺無辜的行為，歷朝歷代都是受到譴責的。滿清屠殺往往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老弱婦孺殺光不算，連十里八鄉也要斬殺干凈。（顧誠《南明史》）這種最不可容忍的反人類罪，豈能用政治問題來輕描淡寫。豈能用“需要”來巧辯，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滿遺看來，戰殺和俘殺一回事，殺敵和殺民一回事。這種思維實際就是野蠻人的思維。游牧民族之間的戰爭，對方部落所有的人都是敵人，不是俘獲用來當奴隸的，就是必須要死的敵人，沒有無辜平民之說。從這種野蠻人的角度看問題，所以他們會把長平和揚州相提并論，所以會把漢代反擊匈奴殺死匈奴兵和蒙滿屠殺中原相提并論。
出于為滿清政權辯護的立場，他們必然站在當時滿清野蠻社會的立場上，為祖先辯護，從他們的角度看問題。所以他們辯解說：古代社會屠殺多了，屠殺是正常現象。的確，在人類野蠻時代屠殺的確是經常出現的，但是一旦人類進入文明，屠殺就被當作反人類的暴行，永遠被人類正義所譴責。在文明社會里，屠殺永遠是被看作暴行，漢明帝說：“長平之暴，帝不為也！”。不論是古代還是現代，只要是文明社會，屠殺都是人類的恥辱。并不因為過去別人有過類似暴行，就能減輕罪孽。不承認古代中國是文明社會，否定野蠻社會和文明社會的巨大落差是滿遺們共同的看法。
在我們看來，人類自從告別茹毛吮血的時代，進入文明時代，人類生命的價值就應該得到尊重，人類的生命價值永遠是第一位的。 濫殺無辜永遠是應該批判的。不管他是來自何方，為了多么偉大的目標。來自哪個民族、社會制度。 即便是日本右翼、納粹余孽他們做的也是否認屠殺暴行，而不是給暴行辯護。沒有任何理由能給屠殺暴行辯護，因為這是挑戰人類最基本的價值底線。
克羅齊所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話的本意在于：闡發歷史在于時代精神，時代價值觀。歷史觀是價值觀的體現。由此我們看到，某些人鼓吹滿清種種功績，他們看問題的角度，完全沒有從人的角度、人類生命價值的角度。以至于“屠殺”無辜都成為合理的政策行為，是政治需要。
滿遺這樣的價值觀比當代納粹更兇惡。有這種價值觀在條件合適的場合，“為了某種他們自認為崇高的目標”，為了“某種需要”，類似的暴行他們完全能再度重演。
實際上我們和滿遺爭論的就在于此，他們堅持的是野蠻社會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是反人類的，在條件合適的場合這種可怕的觀念會帶來可怕的結果，這就要求我們決不能與之調和。
歌頌滿清入關前后所謂“功績”，實際上是宣傳屠殺、掠奪、奴役這種極端反人類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盛行一時，必將給社會帶來潛在的犯罪取向，不穩定因素，分裂隱患，其惡果正在逐漸顯現。

其四、散布精英主義、種族主義之爭。
滿遺有個很荒謬的邏輯，殺人的罪過不在于人數多少，也不在于是死于戰場還是屠殺，而在于其占整個民族的比例。所以他們竟然宣稱漢族對少數民族的戰爭，不管少數民族死了多少，按人口比例，漢族就是犯了種族屠殺罪。按這種邏輯，人的生命價值竟然是不等價的，人數越多的民族其個體價值越低。
這反映了滿遺等少數民族精英內心的恐懼，生怕自己的民族被同化，在歷史舞臺消失的心理。惟其如此，滿遺等精英意識、種族主義意識是相當突出的，什么“輸血論”、“受精論”、“狼羊論”。 他們公然號召要當猶太人，象以色列那樣對付阿拉伯人。 在他們內心中，我們一個人的價值頂你們漢人百個、千個、萬個。我們死一個人要你們死一萬個才能抵消。

其五、“成王敗寇”的帝王史觀還是以“正義”為標準的民眾史觀。
滿遺分子常用“得人心者得天下”為滿清辯護，試圖把儒家精髓“民本主義”歪曲成“成王敗寇”的謬論。
“得民心者得天下”，語出孟子的“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乎丘民為天子”。孟子的“王道”主張被當時列國統治者認為是“迂遠而闊于事情”不被采納。李斯說：“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商鞅在《慎法》中明確聲明：“外不能戰，內不能守，雖堯為主，不能以不臣諧所謂不若之國。自此觀之，國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
而得天下的恰恰是孟子等儒家認為的“存首級之功”不行仁義、大肆殺伐的暴秦。
而滿遺們則進一步歪曲發揮，把“得民心者得天下”，引申為“得天下者必得人心。” 大家想想，這兩個命題是否等價？毫無疑問，滿遺分子把孟子的“民本主義”篡改成了“成王敗寇”的帝王霸道，這更是對儒家的污蔑。

誰統一，誰取得政權，誰是勝利者，誰就是正義的。這是滿遺分子最常見的史學觀點。把自古以來的“成王敗寇”帝王史觀重新包裝，美化為“勝利者宣言”：成功者代表了社會的進步，時代的需要，就是符合馬克思主義。


近代史各種政治勢力在歷史舞臺上，或多或少的表現出一定的進步性和革命性，唯獨滿貴以及后來的滿遺勢力不同，這股政治勢力始終是最黑暗、最反動的一股勢力，始終是歷次革命和改良運動的阻力，歷次反侵略戰爭的妥協投降派，分裂中國的急先鋒， 毫無進步性可言。當代滿遺仍然是集“民族虛無主義”、“實用主義”、“精英主義”、“種族主義”、“貴族心理”、“漢奸哲學”等各種反動思潮為一體的最黑暗勢力。是中華復興的阻礙。
現在某些地方勢力、某些政治勢力利用滿遺的視角來增加發言權，獲得某種利益。給中國穩定發展帶來的是不可預見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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