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子虛老人《等級工資制——修正主義的溫床》（以下稱《等》文）一文，感到問題嚴重：第一，文中有嚴重失實之處，會產生丑化毛澤東時代的效果；第二，把等級工資制看作修正主義的溫床，這無異于反對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因此本人于1月17日轉載了馬根草的文章《毛澤東時代工資差距比國民黨統治時期還大嗎》，并加了一段按語，指出官僚主義、修正主義的溫床主要不是什么過大的工資差距，而是別有奧妙。　　　

子虛老人于1月22日在“網友之聲”欄目發表《就等級工資與網友商榷》（以下稱《商》文），一未對《等》文的失實之處及必然帶來的消極影響表示出任何認識，二未提出新的論據證明“56年共產黨制定和實施的標準其級差為囯民黨的2.2涪（原文如此）。也大大超過了歐美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公職人員收入分配的差距。”反而在《商》文中提出一些新的謬論，因此有必要對《等》文和《商》文的一些問題進行質疑，子虛老人如果愿意澄清事實，把問題搞明白，請不要回避直接回答以下問題。　　

1. 《就等級工資與網友商榷》，主要是與哪位或哪些網友商榷，為何不直接列出他或他們的網名？為何不援引被商榷者的原文？　　

2. “認為等級工資是天然合理，特權特供是合法，并不斷擴大差別發展到髙菥（原文如此）養廉作為理論依據這是走資派復辟資本主義的政治路線。”在你要與之商榷的網友中，誰是支持“特權特供”的？誰要“不斷擴大差別發展到髙菥（原文如此）養廉”？這些做法，拙文不僅從未提及，更不會支持，查遍烏有之鄉網友對于《等》文的評論，也沒有一個網友支持這些做法。那你這種商榷不是無的放矢么？它究竟有何意義？難道就是要把不存在的錯誤強加給對方而反襯出自己的正確么？ 　　

3. 有的網友認為等級工資制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有它的合理性，誰說它是“天然合理”的了？你把“合理”加強到“天然合理”有何用意？就是為了證明你是馬克思主義，別人是“走資派復辟資本主義的政治路線”么？即便“認為等級工資是天然合理”，這帽子恐怕也不合適吧？　　

在此我要陳述一下自己對按勞分配的了解和自己的觀點。　　

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征，它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首先提出的。馬克思說，由于社會主義社會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它還不具備實行“按需分配”的條件。因此，在個人消費品的分配上，仍然實行“等量勞動獲得等量報酬”的分配原則。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只是在所有制方面，也只有在這方面，資產階級法權才不存在了，但是，在其它方面，資產階級法權還沒有取消，依然是分配產品和分配勞動的調節者（決定者）。毛主席說：“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如何理解革命導師關于按勞分配的論述呢？他們的意思有二：第一點是說，與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相比，按勞分配是一種不合理的分配制度。第二點是說，由于各種條件的限制，社會主義必須實行按勞分配。　　

按勞分配的不合理是相對的。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相對于你所推崇的平均主義，按勞分配要公平得多，對社會主義生產力的促進作用也要大得多，因此也合理得多。這正是等級工資制的合理性所在。在社會主義社會，等級工資制是按勞分配的一種形式，但是在社會主義新中國，按勞分配制度的不足，已經在很大程度上通過教育、醫療、住房、救濟、商品供應等制度的福利性質（這些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按需分配）得到彌補和限制。革命導師和領袖并沒有對按勞分配制度給予一概否定，或者說，他們并不主張在社會主義階段取消商品生產、等價交換、按勞分配和等級工資制。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將馬克思提出的社會主義個人消費品分配原則概括為“不勞動者不得食”、“按等量勞動領取等量產品”。1959年，針對當時中國農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一平二調”的錯誤傾向，毛主席在鄭州會議上嚴厲地譴責“一平二調”就是剝奪他人勞動成果,是否認人們的收入應有所差別的平均主義。毛主席還指出:“否認這種差別,就是否認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而這是我們所不許可的。”毛主席指出：“價值法則要求我們對于社會產品，只能實行等價交換，不能實行無償占有，違反了這一點，終究是不行的。”1962年，毛澤東更明確地指出：按勞分配和等價交換是社會主義階段必須遵守的兩條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在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廣州召開的南三區會議上,他再次強調,要解決分配中的平均主義問題。當然,毛主席也歷來不主張分配上過分懸殊。他說:“我們的提法是既反對平均主義,也反對過分懸殊。”　　

但你把按勞分配、八級工資制、商品制度都說成是“產生資本主義的土壤和條件”，甚至比“比國民黨還不如”， “比封建社會的俸祿制更反動”這就必然導致對“大鍋飯”和絕對平均主義的推崇，這樣會導致什么惡果呢？　　

第一，在生產力尚不發達，社會產品尚不豐富的社會主義社會，取消按勞分配和等級工資制，是制造社會不公。這種不公，比按勞分配基礎上的工資差距過大更不道德。在工廠中，有高超技術和突出貢獻的師傅與剛工作的學員和吊兒郎當的工人拿同樣多的報酬，在科技界，讓錢學森那樣的大科學家與見習大學生和偽科學家拿同樣多的報酬，在醫療衛生界，讓名醫與見習醫生和庸醫拿同樣多的報酬，在教育界，讓良師和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教師拿同樣多的報酬，在軍隊中，讓將軍與新兵領同樣多的津貼，實行無差別工資制或供應制，在你看來公平么？如果自己找不到正確答案，學完毛主席《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再來談體會。　　

第二，取消按勞分配，將會極大地挫傷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限制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發揮。對于這一點，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就做出了天才的預見：社會主義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脫胎出來的社會，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舊社會的痕跡。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還不夠高，社會產品還不夠豐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等舊的分工還沒有消除，勞動還是個人謀生的手段，人們的文化科學水平和思想覺悟還沒有達到很高的境界，因此，對個人消費品實行按勞分配是合理的選擇。在社會主義新中國，這樣的經驗和教訓也不勝枚舉。如果你要了解得詳細點，建議你讀一讀毛主席主編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這套叢書收錄的先進農業合作社的典型中，就有吃了大鍋飯的虧，而后實行了按勞分配，使社員的勞動積極性和社會主義、半社會主義集體勞動組織的優越性得到充分發揮的例子。如果你不愿費那個事，不妨回想一下，大躍進期間中國農業所受的重大損失，是按勞分配造成的，還是包括一平二調、共產風在內的“五風”造成的？　　

平均主義是要求平均分享一切社會財富的思想，它把任何差別都看作像階級差別一樣的“貧富不均”，一概加以反對，認為毫無差別的平均分配絕對好。它否認以勞動作為分配的根本尺度，否認勞動者在勞動復雜程度、勞動熟練程度、勞動強度、勞動技能和勞動態度等方面的差別，以及由此所產生的勞動成果和勞動報酬的差別。平均主義會嚴重挫傷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和力求上進的精神，渙散勞動者隊伍，腐蝕勞動者的思想，助長人們的懶惰思想，影響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的提高，不利于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不利于提高社會生產力。因此，平均主義是違背社會主義歷史發展要求的。　　

在這里我要提醒你，八十年代的改革派與現在不同，現在的“改革”舉措主要是以官僚集團、外國勢力和資產階級利益為出發點，而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則主要是出于昏庸。那時的“改革”一個很重要的出發點，便是他們看到了尤其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社會主義建設和生產的消極面，而這些消極面，與平均主義有著很大的關系。因此要說“產生修正主義的溫床”，平均主義就是一個。它給改革派留下了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的口實，為資本主義的復辟提供了突破口。　　

4.在《等》文中，你說新中國的等級工資制“最低工資與最髙工資（不與部隊首長工資比）級差達31.11倍。増加絕對值達416倍之多。與國民黨比，戰后國民政府文官的薪給標準，除總統和五院院長外，共37個級別，每級的相差數，最少5元，最多120元，相鄰各級之差較為平均，最高級和最低級之比，亦僅為14.5∶1。56年共產黨制定和實施的標準其級差為囯民黨的2.2涪。也大大超過了歐美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公職人員收入分配的差距。在資本主義各國中，如英、法、德，公務員，包括行政長官在內，最高、最低工資差，一般僅在8-10倍上下，美、日亦僅在20倍左右。后來毛主席評說比國民黨還不如。”　　

那時的社會主義中國實行的是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除農村人民公社社員之外的全部社會主義勞動者都是按等級工資制付酬。除此以外，公職人員還享受著個人和家屬在醫療、教育、住房、勞保（只對工人）和低價商品供應方面的福利，而且企業的工人還有計件工資、獎金和各種補貼，五、六十年代一個鋼鐵廠的爐前工一個月可掙一二百元。你為國民黨評功擺好時不僅不考慮這些因素，還只算國民黨政府文官之間的薪水差，忽略了無數最低薪酬（如工人、店員），還要去掉幾個最高薪酬（總統和五院院長）。這是公平的對比么？這不是對國民黨的粉飾，對共產黨和新中國的丑化是什么？　　

我所轉網友馬根草的《毛澤東時代工資差距比國民黨統治時期還大嗎》一文載：“1933年9月23日蔣政府公布的《暫行文官官等官俸表》，“特任官（部長及其以上官員）每月薪金為800銀元。”而當時一個巡警工薪10—13元，見習醫生每月8元。一個苦力工人一個月只有1—2元艱難維持生活也不少見。一個電力小工工資只有6個左右銀元，艱苦可想而知，那么一個部長工薪是一個巡警多少倍呢？將近80倍，這還沒有說總統與一個巡警的倍數，總比80倍要多吧！更不說與貧困的苦力相比了。那會達到100多倍了。”　　

照馬根草的研究，以1969年為例，美國的工資差距是45.6倍，中國是12.65倍，究竟是誰的差距大？　　

對于這種嚴重失實、丑化毛澤東時代的宣傳，你不僅沒有絲毫的愧疚，反而顛倒黑白，強詞奪理。　　

在《商》文中，你為自己辯解道：“揭露和批判等級工資的反動本質及其走資派的復辟陰謀詭計。怎么能和否定和攻擊毛澤東時代聯系起來”，“批判等級工資怎么和“打看紅旗反紅旗”的陰謀聯系起來”？污蔑毛澤東時代的等級工資制“連國民黨還不如”，甚至“比封建社會的俸祿制更反動”，不是對毛澤東時代的否定和攻擊是什么？毛主席何曾評說新中國的等級工資制“比國民黨還不如”？既然你如此肯定，希望你找出這句話的出處。　　

5.在《商》文中，你“奉勸今天的‘左派’，不要重蹈當年造反派‘唯我革命，唯我正確’之錯誤。也要警惕有人用此從中間離（原文如此），因為這是破壞革命陣線最有効（原文如此）的手段。”　　

“這依據就是楊奎松教授是一位不同政見者，說他有‘反毛’ 言論。對于楊教授我與他是九天九地之別的人。不過我提酲那些自封為左派的人，隨意給人劃線定派的作法是極其錯誤的。”　　

你以大無畏的氣概顛倒黑白，斥毛澤東時代的等級工資制“連國民黨還不如”，，“比封建社會的俸祿制更反動”，簡直把從馬克思、列寧、斯大林到毛澤東的革命導師和領袖統統打入了反動派的行列，卻依然要警告別人不要重蹈“唯我革命，唯我正確”之錯誤，你好大的勇氣！　　

6. 我說楊奎松的“文章和言論帶有一種不易察覺的政治偏見，他的政治立場在骨子里是反動的。”因此提醒你“在引用楊奎松這種人的資料時，一定要小心，否則導致謬種流傳，誤人不淺。”看來這也成了一種罪過。　　

為了說明楊奎松反動言論的隱蔽性，我還舉了兩個例子，論據就算不充分，還不能說隨意吧？這怎么是“隨意給人劃線定派”？讀了這兩個例子，仍然固執己見，要把楊奎松留在“革命陣線”，這能叫慎重？你不隨意，拿出證明楊奎松“革命”的理由來嘛。　　

再看看楊奎松春秋筆法的另一個“杰作”：　　

在談“國民黨的政治失敗”時，他說：“在國共兩黨較量的二十多年里，最先失敗的其實是共產黨，而且是兩次慘敗。一次是1927年，一次是1930年代中期。頭一次失敗固然有很多復雜的原因，看起來似乎不可避免，但它從最初幾百人的小組織，通過與國民黨的合作，共同反帝反軍閥，一舉發展到五萬人以上，并非沒有進一步發展成功的希望。它之所以很快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在于它盲目超越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標，追求和推動中國的所謂‘非資本主義前途’。后一次失敗更是如此，1927年失敗后，它不僅錯誤地總結了教訓，轉而排斥所有中間力量，而且開始全面走上所謂蘇維埃革命的道路，把革命矛頭指向了幾乎社會上所有的有產階層。這種激進的社會革命性質的政策，結合以異常激烈的暴力手段，固然可以爭取到少部分貧苦農民，在偏遠農村創造一些根據地和紅軍，但卻因為無視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汪洋大海的社會現實，疏離了廣大的社會中間階層，終歸要陷入到毛澤東所說的孤家寡人的境地。這一次失敗更慘，白區損失了百分之百，蘇區損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到1936年底，中共只剩下兩三萬黨員干部和紅軍，并且被圍困到人煙稀少的陜甘北部交界處很小的一塊地方。這也是為什么，張學良、楊虎城12月12日發動西安事變，毛澤東13日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緊急會議上明確講：這是革命義舉，它把我們從牢獄之災中解救了出來。這足以見當時形勢之危殆。”　　

楊奎松用以偏概全的手法，把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導致的第二次土地革命戰爭的失敗，歸結為1927年后到抗日戰爭前全部過程的失敗，掩蓋了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正確，掩蓋了王明路線猖獗到極點前中央和其他革命根據地的勝利。在他的歪曲下，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中的失敗不是由于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而是由于“盲目超越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標，追求和推動中國的所謂‘非資本主義前途’”，即社會主義的前途。換言之，要想避免失敗，只有追求和推動中國的資本主義前途了。其實，放棄社會主義前途正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一個選擇。1923年，陳獨秀提出了“二次革命論”，認為中國民主革命只能由資產階級領導，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無產階級只有等待資本主義發展后再發動第二次革命，建立無產階級政權。1926年12月，在中共中央漢口特別會議上，陳獨秀的右傾思想發展成為在黨中央占統治地位的右傾投降主義，放棄了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致使中國共產黨在1927年的反革命屠殺中束手無策，使大革命慘遭失敗。　　

既然我給這樣一個反共分子“劃線定派”是“隨意”的，是極其錯誤的，那你把他引為同道當然就是“慎重”的，極其“正確”的了。既然提醒你警惕楊奎松的反動本性“是破壞革命陣線最有効（原文如此）的手段”，楊奎松的研究成果還有的是，下一步，你是否打算兜售他更多的反動言論，以鞏固你們的“革命陣線”呢？　　

問題是楊奎松會認可你這位同道么？從反對社會主義社會實行按勞分配這點來看，你是極左，他恐怕會給你一個譏諷的笑，從你起勁的宣傳共產黨的等級工資制“連國民黨還不如”，“比封建社會的俸祿制更反動”這點來看，你又是極右，他肯定會對你報以另外一種笑。《等》文后有“非常好的文章”、“ 這篇文章使我茅塞頓開”、“ 學習了”這樣一些評論。從《等》文的某些觀點、效果和《商》文的強詞奪理來看，說你們屬于同一陣線，并不為過。你一定要把這個陣線掛上“革命”旗號，請自便。不過你要清楚，你們是聯合攻擊了三座大山，還是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制度？　　

左派二字，經常意味著被視為異端和遭受攻擊，在反共分子面前，我并不憚于亮明自己的立場和觀點，但是我從未把“左派”二字當作一種榮譽來爭取，只是對捍衛真理感興趣。既然你說我“自封”左派，那你盡管把這個漂亮帽子拿走好了。不過，有一點你要記住：做一個左派，就要把陳述的真實性和準確性置于自己的面子之上。你做到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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