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如何看待袁世凱等對南開的捐助？

教育產業化、讀不起書已經是當下和諧社會廣大國民最為關注的話題之一，不久前，《南方周末》刊文介紹中民國聞人對天津南開建校的捐助情況的文章，接著還跟蹤了一些議論。

該文介紹了南開開辦和維持過程中的捐助情況，從徐世昌大總統到江蘇督軍 “據初步統計，以大洋計，軍閥對南開的捐助，前后有150多萬元”，“袁大總統”本人及其“嬸嬸袁太夫人”為學校禮堂、實驗樓“思遠堂”先后捐助了近20萬元。

時下教育情況嚴峻，古今中外比鑒反思，都是必要的。問題在于角度——我們該如何反思？

一，“中國對教育的投資比例幾乎比任何一個實行義務教育政策的國家都低；即使是非洲的窮國烏干達”（聯合國聯合國專員托馬舍夫斯基），而絕對量，中國的教育投入，則不及官員的吃喝或小車消費錢多。如果從這個角度，與北洋軍閥時代對比一下，審視一下我們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代的教育投入，倒是有振聾發聵的作用。

二，將我們那些只知損公肥己、巧取豪奪、魚食鯨吞，只知權錢勾結、傍富豪、為洋人保駕護航的貪官污吏，與北洋軍閥放到同一平臺比較一下，也不失為一種棒喝。

不過，如果由此受到“啟蒙”，回過頭來景仰“袁大總統”們，覺得應該加快與北洋“聯省自治”時代“接軌”的步伐，那就有點居心叵測——至少是犯糊涂了。南方的一些先鋒刊物屢屢發表重新審視“聯省自治”為陳炯明之流翻案的文章，不由人不作此想。

三，“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在我們的印象中應該說是一個絕對黑暗的時代，可上流社會的那班官老爺、官太太、富商巨賈們對教育的態度還真的讓你說部出半個‘不’子來。”前半句是陪襯，后半句才是真意。

果真如此沒的說么？未必。

只說一件事以見一斑。由Y某人顧問策劃的《走向共和》極力為“李中堂”開脫翻案，就因為李鴻章不光是北洋之父，也是中國官僚買辦階級的鼻祖。官僚買辦行時，則李氏風光必再。李氏開創了辦洋務和賣國致富的模式。1896年中俄賣國密約簽訂后，他與俄方簽訂中東鐵路修筑議定書，一次“引資”就收受俄方回扣300萬盧布，由道勝銀行分三次支付。李與盛宣懷二人的私產，幾與甲午賠款相當，時人謂“宰相合肥天下痩”。說到這里自然會聯想到私產保護的話題。盛宣懷的家產在辛亥革命后曾兩次遭到沒收，其后又兩次予以發還。第一次沒收是民國初年，不久袁世凱當政即予發還。第二次沒收是1928年，1933年4月國民黨政府再次全部發還。為此事，魯迅先生還還寫過一篇名文《從盛宣懷說到有理的壓迫》，今天極該一讀。盛氏的身后的際遇極富諷刺和啟迪意味，不知近年是否也“落實政策”了。

北洋時代的教育投入，讀讀魯迅和葉圣陶吧，看看當年從小學到大學的教師們的索薪風潮也就了然了。幾年前剛興欠薪人們感到不可思議，覺得這不是跟北洋時代一樣了么？不料才幾年時間，精英的視角居然能夠顛倒過來了——“思想解放”的步伐實在太快！

四，如何看待袁世凱們的捐助？

如果就事論事，不光毛澤東、周恩來未曾向教育“捐助”過一分錢，就是小平給希望工程的捐款也不過千元，那他們似乎該有愧前人了。精英的“啟蒙”就是教人逐漸習慣于此種思維方式，以便顛覆“傳統”。共產黨人的宗旨，就是“剝奪剝奪者”讓人民自己當家作主，由國家辦教育。毛澤東時代從小學到大學是實質上的義務教育，而且時時強調多數勞動者的受教育權。過去只要能考取，就不愁上不起大學。在他生前，有錢上學與行乞興學之類，的確屬于“專制”對象，不允許其“民主”存在。

如今的貪官，對教育固有愧于北洋的一面。不過，也不能不看到其歷史原因。社會正處“轉型”之中，“產權明晰”還未完全實現，“書記”還未完全變成“老板”，“心有余悸”在所難免。所以，即使有此心而無此膽。試想一下，陳良宇如果假以時日，當他退出政界MBO為上海房地產身價數十億的老板之后，某精英名流向他募捐，他拿個億把幾千萬給交大復旦建個“良宇”樓之類，不是小菜一碟嗎？曾記否，賴昌星先生資助家鄉教育，也是功德巍巍、有口皆碑的？——他們也不是不能跟“袁大總統”相比。

五，再看作者給大眾的啟示——

“論中國近現代教育，有兩人并世而立：蔡元培完成了中國傳統教育近代化的轉換，張伯苓則開了中國近代教育現代化的先河；蔡元培使中國近代教育超越了傳統政治文化，張伯苓則為中國現代教育探索了實業化道路。

北洋惟有軍政，軍政沒文化，反而能兼收。南京有黨治，黨治有黨文化，必然要兼并，使文化意識形態化。因此，黨治之下，文化退化。試以蔡元培為例，他在北洋政府治下的北大，是教育家和思想家；在南京政府治下，官當得很大，堪稱黨治要員，可還算個教育家和思想家嗎？

放在這樣的視野里來看北洋時期的文化，就能看到另一面。

例如，同樣對南開新私學的支持，北洋政府讓南開中學暫蔽于公款之下，條件一成熟，就讓它私有化，而蔣介石卻要將南開大學收歸國有。一是不自覺地支持了教育獨立，而另一卻有意取締之。就像當年請蔡元培任大學院院長一樣，蔣介石請張伯苓出任考試院院長；正如當年用黨化手段廢了蔡元培的自由思想，他想用官本位廢了張伯苓。”

如果沒有領會錯的話，應該得到這樣的“啟悟”：一，教育應該實業化和自由化，也即私有化和獨立化；二，因為搞黨化，至少在教育問題上，國民黨不如北洋軍閥——其潛臺詞，自然是共產黨不如國民黨，因為它更強調“黨化”。

應該說，“南方”的不少文章很能糊弄人，若參透機鋒，則內含殺氣，我讀之常有凜然之感。

如此這般講史一番，我們才如醍醐灌頂：毛澤東時代“專制體制”的教育，必須徹底顛覆，教育必須進一步產業化！

那么，窮人上不起學怎么辦？答曰：由老爺太太們捐助。換成現代話語，就是希望工程。因此，武訓精神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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