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啟蒙”開啟的“思想解放”是對“五四”傳統的全面反動　　

——紀念五四運動九十周年　　

“五四”不覺過去90個春秋了，余生也晚，雖未得蒙時代親炙，但卻經歷了五四后半個多世紀的風云激蕩與曲折反覆，私之不禁百感交集。閱歷也是一種財富，歷史的比較能使人明白。魯迅說：“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魯迅就是在不斷的探索反思中與時俱進的。90年過去了，對“五四”的紀念和詮釋也經歷了幾多反覆，正如尊孔讀經一樣。　　

正好讀到《中華讀書報》09年04月17日一篇署名文章：《也說吳晗為什么沒有寫文章批判胡適》，較之流行話語，還算較為客觀。說起來奇怪：當年批沒批判胡適，怎么竟成追究知識分立場操守的一個歷史關節了呢？　　

文章涉及到的羅爾綱、黃裳、錢鐘書等都是知識界的重量級人物，對于吳晗沒有寫文章批判胡適，諸公多認為是吳晗“念舊情殷”“為人忠厚誠篤的一種表現”， “錢鍾書、何兆武等一些老一輩的知識分子對‘反右’以后的吳晗的看法，說明他們對吳晗是有“某種‘后見之明’”， “但也就是這樣一個‘喪失了獨立性’的‘左’的吳晗，在1950年代批判胡適思想的時候，卻又展現出了人性的另一面。”“當年皇皇幾大冊的《胡適思想批判》，如今時常可以從冷攤上看到，見狀不禁思之：現在很多人似乎喜歡從這幾本書中查看哪些人寫過文章、以及忖度又有哪些人沒有這個‘記錄’，以此來作為評騭和風議人物的標準。”　　

胡適和魯迅，創辦《新青年》時曾經是戰友，后來隨著運動深入，慢慢分道揚鑣。魯迅說： “《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伙伴還是會這么變化”。“因為終極目的的不同，在行進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原先的聯合陣線在斗爭出現分化，不惟是常事，亦是規律，毛澤東為堅守信仰繼續革命與自己的一些戰友分道揚鑣，一直是右翼精英不遺余力地歪曲的話題之一。他們自己信奉陰謀史學，遂用陰謀的眼光看待一切，竭力掩蓋政治分歧的本質。在中國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過程中，以國共兩黨為代表的兩大勢力半個世紀的殊死搏斗中，魯迅和胡適分別成為兩大陣營的旗幟。如果說魯迅是無產階級的圣人，那么胡適就是資產階級的圣人。新中國的文化建設以批判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論拉開序幕始，毛澤東時代的結束遂以胡適的卷土重來而告終。魯迅和胡適在解放后的不同遭際，實乃歷史的必然，決不是誰夠刻意制造的。　　

建國后50年代對胡適思想的全面批判，是“五四”反帝反封建精神的繼續和深入，是以魯迅為代表的新文化與封建買辦階級舊文化長期斗爭的繼續，是中國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后確立思想文化領導地位的一次不可或缺的重大戰略運動，沒有這一系列思想文化上的斗爭，社會主義的確立是不可想象的。然而，經過“新啟蒙”的“思想解放”，是非判斷的標準顛倒過來了。　　

“新啟蒙”以來，文化旗手易位，他的政治含義絕不限于胡適和魯迅的個人遭際。 　　

20多年前精英們以紀念“五四”為名打出“新啟蒙”旗號，李澤厚有個經典高論：“救亡壓倒啟蒙”。這一命題至今仍是霸權話語：中國革命的進程中，“反封建”的文化啟蒙任務被民族救亡主題“中斷”了，革命和救亡運動不僅沒有繼續推進文化啟蒙工作，而且被“傳統的舊意識形態”“改頭換面地悄悄滲入”了，而“文革”“把中國意識推到封建傳統全面復活的絕境”，“封建主義披著社會主義衣裝復活和變本加厲了”，于是，“啟蒙”不得不補課云。從此，十億神州踏著越來越大一點的步子“解放思想”“告別革命”，一步步將“傳統”顛覆個底朝天。　　

“傳統”云云，是幾千年的封建文化嗎？不是。是鴉片戰爭以來的洋奴買辦文化嗎？不是。是什么呢？30年“思想解放”打造的霸權話語里，它是特指，僅僅是指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期間特別是毛澤東時代的革命意識形態，這在“啟蒙”字典里，叫做“專制主義”——何止中國，蘇聯和東歐的破冰改革之旅，都這樣叫，它就是“全球化”的！　　

 魯迅稱封建社會為吃人社會，說它只有兩個時代：做穩了奴隸的時代，欲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為什么？儒學和禮教教化的功德，奴隸們渾渾噩噩麻木不仁，吃人的筵席才能持久地排下去。魯迅痛心疾首于閏土、華老栓和阿Q們的麻木，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一生所致力的就是給被壓迫大眾的啟蒙工作。　　

只有到上層不能照舊統治下去，而下層不愿照舊生活下去時，才會爆發革命。革命的到來，先進精英的啟蒙與生活自身的“啟蒙”，二者缺一不可。　　

將“救亡”與“啟蒙”對立起來，不是別有用心，就是對歷史的無知。　　

“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 “革命是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的盛大節日。人民群眾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像在革命時期這樣以新社會制度的積極創造者的身分出現。在這樣的時期，人民能夠作出從市儈的漸進主義的狹小尺度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奇跡。”——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講得多好啊！　　

“救亡”是最佳的啟蒙，復辟，必然是蒙昧的回歸！　　

與以魯迅為代表的進步知識分子相反，胡適們反其道而行之。他們竭力為大眾洗腦，以便使他們安于現狀，使舊的生活方式能夠維持下去。近30年，隨著胡適的卷土重來，知識分子群體高喊“告別革命”，無非是頌揚“剝削有功”使大眾復歸奴性。　　

 “啟蒙”也好，“解放”也罷，說透了很簡單：他們的目標就是顛覆社會主義，也即顛覆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既然如此，他們所“啟”出來、“解放”出來的，自然也不能不是革命年代和社會主義時期所批判、所唾棄的一切。　　

如果說一開始， “啟蒙”云云還有一些可以迷糊人的地方；那么，過了30年，在他們把潘多拉盒子打開讓寶貝全部釋放出來之后，結論其實已無需論證了。種種“紀念”言說，不過是霸權話語得勢后的自我炫耀罷了，并無半點實事求是的成分。　　

打著恢復五四傳統的“新啟蒙”所開啟的所謂 “第二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正是對五四傳統的不折不扣的一次全面反動。　　

他們呼喚出來的貼著“現代”標簽的光怪陸離的現狀中，有兩個基本東西：一個是五四以來特別是建國之后早已送進墳墓的舊時代的污泥濁水泛濫成災濁流滾滾；一個是資本暴發戶觀念和買辦洋奴意識領著時代風騷滄海橫流——這都是顛覆五四反帝反封建傳統的必然結果。　　

五四運動高舉“德先生賽先生”的旗幟，如陳獨秀所說“我們現在只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高張“科學民主”的目標是反帝反封建，這才是五四精神的核心。“新啟蒙”離開“反帝反封建”目標，是通過歪曲“科學民主” 的精神實質以售其奸的。　　

毛澤東在《人民民主專政》中說得十分精彩，鴉片戰爭之后先進的中國人從開始向西方尋找救國圖強之路，以為“新學” 即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文化可以救中國。“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斗，包括辛亥革命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這一歷史性的轉變，就是以五四運動為標志的。從“五四”到“六三”，到“五卅”和北伐，到“一二九”，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爭不斷前進和不斷深入，它的標志就是進步知識階層與工農相結合，廣大工農勞動群眾真正發動起來了， “民主科學”已經有了迥異于往昔“新學”的嶄新含義，這一轉折中，魯迅才是真正的“與時俱進”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胡適在與魯迅分道揚鑣后走的是與時代潮流相悖的一條路。　　

 “20世紀是魯迅世紀，21世紀是胡適世紀”——李慎之這句話算是說對了，這是他們得意之后的心聲，比先前的“啟蒙” 云云要衷心得多。　　

今天中國右翼打著“新啟蒙”的旗號以召喚胡適亡靈，是典型的“回雁兼程溯舊蹤”。　　

李澤厚對“過激主義”的批判是他自己所標榜的“新啟蒙”的最好解讀。　　

不惟毛澤東，不惟孫中山，連康梁和譚嗣同都中了過激主義的毒，中國的“災難”——尤其是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革“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時代”的災難——都是過激主義惹的禍。根據這一邏輯，蔣介石“清黨”，戴季陶“西山會議”，康梁“保皇”，嚴復為袁世凱復辟“籌安”，才是“科學民主”，才是“發揚五四精神”。如此這般“與時俱進”，一下子進到了張之洞和李鴻章辦洋務，進到“老佛爺新政”，進到復興儒學重拾尊孔讀經，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樣，中國才能“現代化”。　　

他們所謂“思想解放”，實質是歪曲和顛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革命年代所建樹起來大都是“傳統觀念”，五四以來曾被破除埋葬的剝削階級傳統意識形態都得“解放”，結果出現了對進步文化和革命思想的一次較30年代更為全面兇狠的聯合圍剿。　　

 “新啟蒙”的“反封建”，是將人民民主專政當作“專制主義”來反，其目的不過是重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統治。　　

“傷痕文學”不過是控訴社會主義時代的“憶苦思甜”，是世界范圍的“歷史終結”中反共思潮的一個組成部分。　　

他們的“個性解放”，解放的不過是受到壓抑的資產階級的階級性和封建士大夫階級的尊嚴。他們 “復歸”的所謂“人性”，不過是赤裸裸的獸性，狼性和羊性，對剝削階級而言是掠奪和縱欲的瘋狂性，對勞動階級而言則是逆來順受的奴性。30年“啟蒙”打造出一個野蠻的叢林社會，貧富空前懸殊，“笑貧不笑娼不笑貪”，榮恥顛倒蔚為風氣，如《路》所精彩表現的。周揚當年評價《白毛女》有句話講得不錯：“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敢問袞袞諸公：你們的辛勤“啟蒙”的結果，是“變人”還是“變鬼”了呢？　　

他們的“科學”就是普世化的愚民主義。隨著這種“啟蒙”的深化，人們看到的是封建愚昧的全面復辟，沉渣泛濫濁流滾滾，妻妾成群、三陪二奶、書童奶媽、冥婚豪葬、風水八卦、堂會捧角……五四以來批判過的，建國后早已絕跡的一切寶貝，都堂而皇之地重放光彩了。陳白露由批判反思的對象變成人們艷羨的明星，一陪百萬的明星領著電視傳媒的風騷，《日出》、《為奴隸的母親》、《子夜》等五四新文學所代表的價值觀念，整個被顛倒過來了。　　

他們的 “民主”，不過是資產階級的“普世民主”，用資產階級民主顛覆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民主，以實現資本對勞動的無限專政。 資本橫行霸道，將社會拖進野蠻的原始積累資本主義初級階段，將中國變成世界血汗工廠，工人階級淪為資本的奴隸。　　

他們重談“全盤西化”老調，把帝國主義的腐朽沒落文化當作“先進文化”頂禮崇拜，他們充當西方意識形態的“二道販子”瘋狂引進兼收并蓄，為資本的統治構筑軟性生存環境。他們用實用主義市儈哲學與形形色色剝削階級腐朽哲學取代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用新自由主義取代勞動價值輪和剩余價值論，赤裸裸地為跨國壟斷資本張目，弄得“傍美國大款”、“就是要做美國孫子”、“做30年殖民地現代化”、“再為洋人打工20年”、 “做一夜美國人”、“當兵要當美國兵”等甚囂塵上。龍永圖就是當代的曹章陸，“入世”承諾雖不及巴黎和約兇狠，但是當年積貧積弱既久，如今卻在中國人民站起來半個世紀之后頭插草標的自賤拍賣，其貽誤國家民族超過當年。　　

《河殤》的走紅是一個標志，連當年的最高趙某人也親自為之吹捧——買辦意識橫行無忌，崇洋媚外莫此為甚。　　

君不見，上海灘十里洋場風光依舊，顧正紅紀念館拆遷，“百樂門”已原汁原味恢復，張愛玲舊居已成為圣地，“新編教科書”重寫歷史，“新史學”肆無忌憚地顛覆反帝愛國主義傳統，“人權大于主權”、“普世民主自由”正在重振當年《河殤》雄風。　　

歷史真會巧合，當年反對孫中山曾出了個西山會議派，如今，新西山會議派正以先鋒的姿態領著改革的潮流。　　

毛澤東主席在紀念五四20周年時曾提出過一個著名命題：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分界，是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半個世紀之后，同一話題該這樣表述了：“工人階級一部分”能否跟上“改革”形勢，成為“成功人士”進入“新社會階層”，要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與資本相結合，做好幫忙或幫閑——從為老板們吆喝叫賣走穴唱堂會，到妖魔化毛澤東顛覆社會主義，給大眾進行奴化洗腦。　　

啊，五四！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