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高棉——“反人類罪”還是“奴隸造反罪”？　　

2月18日　報道由聯(lián)合國和柬埔寨共同組建的紅色高棉特別法庭，17日在金邊開庭審判紅色高棉時期的重要人物康克由(別名杜赫)，由此拉開審判前紅色高棉領導人的序幕。康克由是首個被審判的紅色高棉領導人，他受到反人類罪、戰(zhàn)爭罪、預謀殺人罪等指控。康克由是當年紅色高棉設在金邊的政治集中營負責人，據(jù)稱有上萬人在這所集中營里被處死。目前，除了康克由，還有4名在世的紅色高棉領導人在押，將陸續(xù)接受特別法庭的審判。2009年2月17日的北京記者招待會上，外交部發(fā)言人姜瑜還有過就此做過差強人意的問答。　　

紅色高棉緣何受審？曰“反人類罪”。“反人類罪”何謂？ 1920年8月10 日，協(xié)約國在簽署“對土耳其和約”時首次提出這一法律概念。但最早確立這一罪行的國際文件則是《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其第6條規(guī)定：“反人類罪即在戰(zhàn)前或戰(zhàn)時，對平民施行謀殺、滅絕、奴役、放逐及其他任何非人道行為；或基于政治的、種族的或宗教的理由，而為執(zhí)行或有關本法庭管轄權內(nèi)之任何犯罪而作出的迫害行為，至于其是否違反犯罪地法律則在所不問。”這是一個國際法意義上的罪名，但在兩強對峙的“冷戰(zhàn)時代” 卻少見使用，只是近年 “歷史終結”老美一超獨霸了，這頂帽子才頻頻被戴在失敗者的頭上。　　

一　　

定罪名要看罪狀。　　

“紅色高棉”的罪行切勿論，先看看同時的著名案例伊拉克的薩達姆。布什爺倆都認定老薩儲有“大規(guī)模殺傷武器”，有就查吧，查來查去，連總統(tǒng)府都翻個遍還未查到，英美聯(lián)軍還是悍然出兵。伊拉克占領都幾年了，“大規(guī)模殺傷武器”還是沒有查到。一個主權國家，以莫須有的罪名橫遭占領，人民慘遭荼毒，死亡幾十萬人，變成人間地獄。入侵的策劃者，不是典型的“戰(zhàn)爭罪”“破壞和平罪”“屠殺平民罪”也即“反人類罪”嗎？奇怪的是，反而是薩達姆以“反人類罪”被壓上了審判臺判處了死刑。　　

可見，是否審判定罪，關鍵不是看“罪狀”，而是看“執(zhí)法”，也即“誰審誰”。　　

南聯(lián)盟米洛舍維奇的遭遇異曲同工。其實鐵托倒是“改革開放”的鼻祖，他身后國家慘遭蹂躪一再分裂，“民選總統(tǒng)”還被國際法庭審判，莫名其妙瘐死獄中——也是“反人類罪”！　　

如果赤裸裸地說：我們就是強勢邏輯，誰教你失敗了的！——還可以讓人接受。　　

可悲的是，這一邏輯變成了霸權話語，買辦精英齊聲合唱，不容別人半點質(zhì)疑，而許多人也像魯迅當年所痛心疾首的看客現(xiàn)象一樣麻木，未免使人感到悲哀了。　　

二　　

美國侵伊，中國精英一下子全都“做了一夜美國人”，看焦國標《當兵要當美國兵》的虔誠與激烈吧，諸公可是多年領著中國時代潮流人物啊！他們的態(tài)度告訴我們：善惡是非判斷決不是一個“法制”的問題，歸根結底，它還是一個階級斗爭和階級立場問題。　　

被壓迫階級長期被統(tǒng)治階級的統(tǒng)治思想禁錮，覺悟極不容易。（中國幾千年的“先富”社會，也只是到了毛澤東時代才真正覺醒一次，不過持續(xù)30年，“解放”顛覆了30年還要無止境地清算，即此可見就世界對奴隸覺悟的恐懼和仇視。）奴隸的反抗總是束手束腳，對奴隸主的幻想迷信難于破除。倒是積有統(tǒng)治經(jīng)驗的奴隸主階級深知刀把子和槍桿子的重要性，他們總是在口頭高唱“仁義”“人道”和“普世”的同時，在行動上崇奉“斗爭哲學”，以“十惡不赦”“斬盡殺絕”對付敢于反抗的奴隸。中共懂得“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道理，老師就是蔣委員長。縱觀古今中外的歷史，殘酷屠殺奴隸的，總是奴隸主階級。“條條大路通羅馬”，古羅馬斯巴達克起義失敗后6000名奴隸被釘死在的“通往羅馬”大路兩旁，以為造反者戒。　　

奴隸造反，罪有應得，那不是屠殺，是“法制”！　　

所以，在霸權話語和“自由知識分子” 的口頭筆下，這類屠殺總是被扭曲顛倒或忘卻淡化。　　

 “蔣委員長”十年剿共中對幾十萬手無寸鐵“赤匪”的血腥屠殺，中國霸權媒體從不提及，他們喋喋不休鋪天蓋地的“極左罪狀”，從文革到延安整風上溯到肅AB團沒完沒了的“擴大化”。　　

二戰(zhàn)以來美國扶植各國反動政權，通過中情局策劃軍事政變推翻不聽話的民族民主政府，印尼蘇哈托軍事政變對幾百萬共產(chǎn)黨人的血腥屠殺，智利皮諾切特政變殺害民選阿連德總統(tǒng)建立獨裁政權，最為典型。這些罄竹難書的“反人類”罪行，“右翼精英”向來諱莫如深。　　

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改革”使俄國人平均壽命減少10歲，西方媒體也承認“十多年前因蘇聯(lián)政局突變而引發(fā)的私有化風潮，導致了一百萬人非正常死亡”，中國買辦精英筆下只能看到對戈葉“改革”的“普世民主”的頌揚。　　

歐洲殖民主義者在奴隸貿(mào)易中使非洲人口損失達幾千萬的歷史，美國屠殺印第安人接近滅族的歷史，在中國精英的筆下都成了“大國崛起”的榮耀。 　　

智者不惑，稍加對比，你對霸權話語所極力鼓吹的紅色高棉“反人類罪行”云云是怎么回事，也就心中有數(shù)了。　　

三　　

封建時期每逢大的慶典要“大赦天下”，但是有些罪則不在赦免之列，有所謂“十惡不赦”，其核心就是“謀逆造反罪”，特別是奴隸造反，要千刀萬剮凌遲處死的。抗日名將吉鴻昌將軍被捕后，老上司馮玉祥極力求情，然而就是因為有頂“紅帽子”是“共匪”，所以蔣委員長硬是不給面子，最終還是被殺害，否則，再大的罪即使是賣國，都還好說。　　

從“黃巢殺人八百萬”到“共匪共產(chǎn)共妻”，一直是幾千年的霸權輿論。這一霸權在毛澤東時代曾經(jīng)被顛覆了，于是產(chǎn)生了《紅旗譜》與《李自成》。李自成農(nóng)民軍破洛陽殺福王飲“福鹿酒”也是“反人類罪”之一，姚雪垠小說中用濃筆重彩翻歷史案給人印象極深。這樣寫法也只能出現(xiàn)在那個年代。稍后寫黃巢的長篇《風瀟瀟》 ，即使是出自大名鼎鼎的蔣和森之手，也默默無聞匆匆而過。《風瀟瀟》是“轉(zhuǎn)型”剛剛起步特殊過渡時代的產(chǎn)物，再過幾年，蔣先生也不會光顧這類晦氣題材了。到世紀末，不遺余力撻伐洪揚“發(fā)匪”，頌揚曾國藩李鴻章，就與跟著儒學一起“復興”了。　　

階級分野，乃是人之間最大的分野。民族問題，說到底還是階級問題。對伊拉克戰(zhàn)爭、對戈葉“改革”、對紅色高棉、對拉美左轉(zhuǎn)與古巴的砥柱中流……，中國買辦精英一切以美國是非為是非，乃是他們的階級立場決定的，原不足怪。是非的異同，不取決于國籍，而是取決于階級立場！　　

馬克思在他代表第一國際為“巴黎公社“所寫的宣言《法蘭西內(nèi)戰(zhàn)》中寫道：　　

“當麥克馬洪剛剛有把握向梯也爾保證很快就進入巴黎時，梯也爾立即對國民議會宣稱，他 “將手持法律進入巴黎，要向那些犧牲了士兵生命和毀壞了公共紀念物的惡棍們徹底討回這筆債”。 “幾天前我對你們說過，我們正在接近我們的目的；今天我來告訴你們吧，這個目的已經(jīng)達到。秩序、正義和文明終于獲得勝利！”　　

“確實如此。每當資產(chǎn)階級秩序的奴隸和被壓迫者起來反對主人的時候，這種秩序的文明和正義就顯示出自己的兇殘面目。那時，這種文明和正義就是赤裸裸的野蠻和無法無天的報復。占有者和生產(chǎn)者之間的階級斗爭中的每一次新危機，都越來越明顯地證明這一事實。和1871年的無法形容的罪惡比起來，甚至資產(chǎn)階級的1848年6月 的暴行也要相形見絀。巴黎全體人民——男人、婦女和兒童——在凡爾賽軍開進城內(nèi)以后還戰(zhàn)斗了一個星期的那種自我犧牲的英雄氣概，反映出他們事業(yè)的偉大，而士兵們窮兇極惡的暴行則反映出雇用他們作為保鏢的那個文明所固有的精神。這種為處置自己在戰(zhàn)事結束后的殺戮中留下的成堆尸種而感到困難的文明，真是光輝燦 爛的文明啊！”　　

在被壓迫階級為生存做“最后的斗爭”失敗后，這一現(xiàn)象就要重新上演一遍。　　

四　　

被壓迫階級求解方史無前例艱苦卓絕，在革命斗爭中犯點或“左”或右的錯誤在所難免。紅色高棉也不能例外。特別是在南亞中東這些宗教國度里，大眾的精神解放格外艱難。西藏的農(nóng)奴制乃是當代僅存的最為野蠻落后的制度，毛澤東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中曾經(jīng)謹慎而成功地把它送進歷史博物館。然而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即便如此達賴的僵尸至今不是還為資本主義“先進文化”所力挺，中國“自由知識分子”不是把它當作取代毛澤東“專制”的寶貝嗎？對此，蘇美兩霸在阿富汗也該有過體會吧。　　

在西藏和平解放與改革問題上，毛澤東主席的判斷和策略，堅持高度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結合，實在是無人可及。西藏后來的麻煩實在是胡耀邦和趙紫陽們右傾投降路線的結果。　　

紅色高棉對其國情估計不足急于求成，犯了“左”的錯誤，歷史地看也在所難免。這在《炎黃春秋》之類的口中就變成了“殺人機器”，它絕對是還鄉(xiāng)團的妖魔化！——只要看看他們對毛澤東時代的惡毒污蔑就可明白了。　　

對紅色高棉的詛咒千篇一律，介紹一位西方學者較為客觀的文章作為本文的結束：　　

為民主柬埔寨（紅色高棉）辯護　　

作者：漢斯·伊薩克森　　

（原載瑞典雜志“Clart”, No.2, 1997；杭新英譯）　　

  我們對歷史和社會的看法是根據(jù)歷史事實得出的，但如果我們不能搞清客觀歷史的真相，我們就會一直被愚弄下去。        　　

  例子實在太多了，其中之一就是今天被大肆渲染的柬埔寨。如果我們相信主流輿論千篇一律的大合唱，那么目前被軟禁的波爾布特就是當代的最大的殺人犯，而我們曾幫助和鼓勵過他。按照魯默爾教授發(fā)明的更高明的術語來說，我們所幫助的不是“種族滅絕”，而是 “人口滅絕”。這位教授是該領域中的專家，也是波·阿爾馬克（瑞典自由派作家和前牧師）的最新顧問。人口滅絕當然要更壞。人口滅絕包括種族滅絕、政治謀殺和大規(guī)模屠殺，但不包括戰(zhàn)爭死亡。這真是個聰明的定義，特別是假如你代表那個在二十世紀里進行了比其他各國所進行的戰(zhàn)爭總和還多的戰(zhàn)爭的國家。如果碰巧是一個炸彈而不是大棒落到你的頭上，你　　

就不是一個被謀殺的人，而是戰(zhàn)爭傷亡。這是截然不同的兩碼事。        　　

  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種族滅絕”的事實真相到底如何呢？1955年柬埔寨獨立后，類似過去歷史曾出現(xiàn)過的情形，被包圍在美國的兩個盟國之間——北面的泰國和東面的南越。南越的領土被美國的傀儡集團所控制，盡管1954年日內(nèi)瓦和平協(xié)議規(guī)定越南是一個單一國家。泰國和南越政府都聲稱擁有柬埔寨的部分領土，但由于長期的法國殖民統(tǒng)治而被擱置。而越南從1946年到1975年間進行了長期的戰(zhàn)爭。        　　

  西哈努克政府對外采取中立路線，對內(nèi)則實行殘酷統(tǒng)治，依靠一個為數(shù)很少的地主貴族階級的支持。1962年，由柬埔寨共產(chǎn)黨和沙絡特紹（波爾布特的真名）領導的社會反抗運動開始了。國王則以包括政治謀殺的白色恐怖和日益增強的鎮(zhèn)壓來對付。西哈努克給予越南共產(chǎn)黨以支持，其后柬埔寨抵抗運動也給予越共支持，但都遭到了美國1973年－1975年的大規(guī)模轟炸作為懲罰。1970年美國入侵柬埔寨，扶植了一個傀儡政權，但仍沒有達到預期目的。戰(zhàn)爭在柬埔寨進行了13年，中間幾乎沒有停頓。1970年西哈努克被美國發(fā)動的政變所推翻，這時由波爾布特領導的抵抗運動和他先前的敵人西哈努克結成了聯(lián)盟。當1975 年和平降臨，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進入早已被洗劫一空的金邊時，柬埔寨的基礎設施，包括灌溉系統(tǒng)都已被炸得粉碎。這個國家看上去千瘡百孔，到處都是帶著瘧疾病毒的蚊子在彈坑里興旺地繁衍。自1973年巴黎協(xié)議后，紅色高棉和正在越南取得勝利的抵抗運動的關系急劇惡化。除中國以外，沒有什么強大的力量支持紅色高棉，而且中國在南部的鄰國越南，和有敵意的蘇聯(lián)結盟，需要密切關注。在這種情況下，也許對也許錯，柬埔寨的新領導人無論從眼前還是長期考慮，都把用全部力量恢復農(nóng)業(yè)基礎設施看成了唯一的出路，通過保證這一年的糧食收獲來應付一場可怕的大規(guī)模饑荒，而且盡可能地把城市人口疏散到農(nóng)村，以使國家安全不受威脅。      　　

  對大多數(shù)人來說，疏散意味著回老家。1920年以前柬埔寨幾乎沒有任何真正的城市。幾乎所有人都完全依靠耕種大米來謀生。其次，在早期法國和日本的統(tǒng)治下，還依賴橡膠生產(chǎn)。1970年，金邊只有50萬居民，由于戰(zhàn)爭期間大量難民的涌入，人口急劇膨脹到200萬，這么多人都靠美國的援助維持生活。這種援助現(xiàn)在不再能指望了。因此，就多數(shù)而言，是在城市沒有牢固根基的大量人口，他們在短期內(nèi)被以強制手段送回農(nóng)村種地。隨后，發(fā)動了廣泛的農(nóng)業(yè)集體化運動（經(jīng)常是在地主逃跑或在戰(zhàn)爭中被打死的的土地上），也開始了大規(guī)模的灌溉系統(tǒng)的建設。科學、醫(yī)療、教育界的大部分骨干都跟著美國的附庸政權逃跑了，他們帶走了能移動的幾乎一切東西。缺少醫(yī)藥，沒有醫(yī)院床位。由于戰(zhàn)后瘧疾瘟疫的傳播，人口健康狀況更加惡化。政治上的反對勢力，既有親越南勢力，又有原政權的殘余，成為動蕩不安的根源。共產(chǎn)黨的干部大多數(shù)既年輕又缺少經(jīng)驗，軍隊也一樣。因而在1975年－1979年間，柬埔寨因各種原因不必要地死了許多人。按照美國大英百科全書的權威資料，估計至少2萬人被處決。你可以說，那些沒有犯任何罪而被處決的人，屬于被謀殺。   　　

而這類信息來源，在很大程度上依據(jù)的是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的最初幾周里，被作為戰(zhàn)爭宣傳發(fā)向全世界的信息，這種信息來源在一般情況下是不被當真的。在入侵后的僅僅幾個月里，入侵軍隊及其所扶植的政權就在金邊國際輿論界面前用死者的頭顱堆筑起給人印象深刻的金字塔，這些死者被故意說成都是波爾布特的犧牲品。很清楚，這所謂的歷史記錄的需要是服務于戰(zhàn)爭宣傳的，當時的觀察者也大多是把它當作戰(zhàn)爭宣傳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新聞媒體、魯默爾教授和著名作家眾口一詞地得出結論說，在1975年－1979年間，不多不少有2,035,000人被殺害。這頂多是說明了他們具有超人的特異功能而已。柬埔寨戰(zhàn)前最后一次人口統(tǒng)計是在1962年，人口數(shù)為590萬。在民主柬埔寨政府1979年的一次報告中說，其人口為800萬。從1962到1979年的15年間戰(zhàn)爭連綿不斷，內(nèi)戰(zhàn)，大規(guī)模的美國轟炸，生存環(huán)境十分嚴峻。假如大規(guī)模屠殺的指控是真實的話，那么一個公正的人口估計是能夠證實的，但這樣的公正的人口估計并不存在。但確有一種政治利益的需要去夸大死亡人數(shù)，從而對資料的來源就不加以認真追究了。 　　

  一些頭腦還稍微清醒的評論家至少承認：也許不能把所有人的死亡都歸罪于波爾布特本人。通常的情形是：指控民主柬埔寨政權所推行的政治致使一、二百萬人民的生活艱難，其艱難程度足以使他們非正常死亡，因而犯下了種族滅絕罪。這是一個全新的、擴大了的種族滅絕的定義。其隱涵的假定是：內(nèi)戰(zhàn)、美國入侵和轟炸，解放戰(zhàn)爭和越南入侵都一概無關緊要，和柬埔寨的死亡人數(shù)毫不相關。這真是個大膽的假設。這個定義也太愚蠢，因為它會反彈到其提出者自身。如果每天有四萬兒童由于不合理的經(jīng)濟和政治制度而非正常死亡，則制度的設計師和從中獲利者就是種族滅絕的兇手。 　　

  我們民主的西方國家熱情萬分地歡呼俄羅斯的新統(tǒng)治階級上臺，幫助它建立起自由市場制度，但短短幾年時間里，俄羅斯的人口預期壽命下降了7-10歲，這意味著每年數(shù)百萬人的非正常死亡，死亡原因，同樣可說是“生活艱難”。以上最後兩個例子是“看不見”的種族滅絕的例子。所謂“看不見”，是因為這類屠殺在我們的世界中太正常了，每天都在發(fā)生，我們已經(jīng)習已為常了。特別是對那些認為世界銀行版本的資本主義是唯一的自然狀態(tài)的人來說，這種屠殺更是天經(jīng)地義。這是所有希望得到贊助撥款的“嚴肅”的歷史和社會科學的所定義出來的。　　

  然而，不正常的、可見的，是波爾布特和民主柬埔寨為改變那種“自然狀態(tài)”而做出的絕望的和失敗的努力。因此，要接受審判的是波爾布特，而不是葉利欽或世界銀行。這場審判的主要證人將是越南的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他們因此會進一步接近上等人的圈子。他們已經(jīng)清楚地顯示了他們急于達到此目的。在河內(nèi)，來自美國、英國、日本還有新的強盜貴族南朝鮮、臺灣和新加坡的公司，又一次取得了統(tǒng)治權。萬寶路和希爾頓正在這個城市的街道上展開廣告戰(zhàn)。美元接管了越南盾，美國控制著金融流動，日本放貸給消費者，新加坡控制著不動產(chǎn)市場，臺灣和南朝鮮則占領了免稅加工工業(yè)。 　　

     越南已經(jīng)加入了世界銀行的項目，承諾建立起了一個可以安全地剝削勞動力的社會，在這個社會里經(jīng)濟差距在擴大，資本的重要性壓倒一切。這意味著：越南人民爭取自由的三十年漫長斗爭，都白搭了。因此，民主柬埔寨領導人是否在任何意義上犯下了種族滅絕罪仍是有待證明的。即使能夠證明確實如此，這仍不能解釋為什么西方要發(fā)動一場如此激烈仇恨的運動來反對民主柬埔寨政權，這個政權的殘部看來現(xiàn)在正在柬埔寨的叢林里瓦解。對資本主義的冒犯，對資本主義的徹底反叛，這才是民主柬埔寨所犯下的大罪，因此必須得到懲罰，以“殺一儆百”。這種仇恨和馬丁·路德對德國農(nóng)民起義的詛咒是一致的： 　　

       “還有什么比造反的人更邪惡嗎？你會因此而發(fā)臭，而窒息，而被打倒。你若因而死去，那就太好了，你只有那樣才得永生。” 　　

（原載瑞典雜志“Clart”, No.2, 1997；杭新英譯） 　　

× 烏有之鄉(xiāng)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wǎng)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wǎng)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wǎng)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