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蘇聯階級結構的社會學分析
 
陳映芳
 
 
  
  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在無階級的理念和現實的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制度之間，存在著種種矛盾。雖然隨著生產資料私有制的被取消，以獲取資本利潤為形式的經濟分層不再存在，但政治分層（特別是權力地位的分化）在社會分化中的作用更形突出。同時由于政府對各種社會流動的嚴格管理，社會成員的機會平等和結果平等都受到限制。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對社會公正的要求和社會成員對社會公正的期待，與現實社會中的官僚特權、制度化不公等，必然造成社會內部文化－制度關系的不和諧，從而導致社會緊張。

[關鍵詞] 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 文化－制度關系 社會緊張

[作者簡介] 陳映芳，華東師范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俄羅斯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士。

一、

關于蘇聯社會的階級結構，蘇聯和西方的研究者，歷來存在著各種不同的看法。

1

936年11月25日，在全蘇蘇維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會上，斯大林曾講道：“……由于蘇聯經濟方面發生了這些變化，我國社會的階級結構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大家知道，地主階級已經因國內戰爭勝利結束而完全消滅了。其他剝削階級也遭到了與地主階級同樣的命運。在工業方面已經沒有資本家階級了。在農業方面已經沒有富農階級了。在商品流通方面已經沒有商人和投機者了。因而所有的剝削階級都消滅了。剩下了工人階級。剩下了農民階級。剩下了知識分子?！保?）

就象下面列舉的一些調查研究資料那樣，可以認為，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包括社會學家在內的蘇聯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們的研究，基本上是從這樣的理論出發，對蘇聯階級結構及其變化作出說明的。

表一

蘇聯的階級結構 1939年 1959年

全 部 人 口 100.0 100.0

工 人 32.5 48.2

其 職 員 17.7 31.4

小 計 50.2 68.3

集體農莊成員 47.2 31.4

中 未加入合作社

的家庭手工業者 2.6 0.3

Г.B.ОСИΠОВ（奧西波夫）（1966）田中清助譯（1967）

《ソウェト社會學》（《蘇維埃社會學》）第2分冊，青木書店，P305。

表二 蘇聯居民的階級成分

1924 1928 1939 1959 1972

全體居民(包括未就業的家庭成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 人 和 職 員 17.0 14.8 17.6 50.2 68.3 80.7

其中工人 14.0 10.4 12.4 33.5 49.5 59.8

集體農民和合作化手工業者 ── 1.3 2.9 47.2 31.4 19.3

個體農民和未合作化的手工業者 66.7 75.4 74.9 2.6 0.3 0.0

資產階級、地主、商人和富農 16.3 8.5 4.6 ── ── ──

(中國社會科學院情報研究所編譯《蘇聯理論界論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

P200。)

根據列寧有關階級問題的論述，社會成員對生產資料的關系以及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作用和獲取財富的方式及多寡被蘇聯理論、學術界視為區分階級的主要依據。在蘇聯居支配地位的階級理論的框架內，有關蘇聯社會的階級結構的說明大致具有這么幾個特點：①蘇聯社會的階級構成為兩個階級（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一個階層（知識分子階層或稱職員階層），蘇聯已不存在敵對的階級；②階級差異正在縮小，蘇聯各階級、各階層正在朝著均等化的方向發展；③蘇聯社會中最大的和迅速擴大的社會團體是工人階級和工程技術知識分子。事實上，關于蘇聯社會中各階級、階層的比例分布，蘇聯社會學家所描述的是一幅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形的、甚至是全民均等的結構圖：“在蘇聯領取最高工資者和最低工資者的人數，各占10％，他們之間的收入對比在1956年為1：4，1975年底則為1：3。1977年，在每1,000個主要從事體力勞動的人中,受過高等和中等（完全和不完全）教育的有700人；而在每1,000個主要從事腦力勞動的人中，受過高等或中等教育者則達970人。共同的勞動，加上在同一個屋檐下生活，在同一個學校里讀書，在同一個診所里看病，以及使用同類社會生活基礎設施──這一切使得蘇聯所有社會集團的生活方式日益接近……”（2）。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50年代后期社會學學科在蘇聯的開始建立，至60年代末70年初，關于蘇聯社會的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已見有蘇聯社會學者所作的一定數量的實證性調查研究，這些研究程度不同地反映出了蘇聯社會中存在著的社會分化的事實，多少突破了為正統的階級理論作注釋的學術藩蘺（3）。但總的說來，這些調查多以局部的地方或領域為對象，其研究結論既不否定正統的階級結構說，也不指向有關社會制度與社會主義理念相偏離的實質性問題。

而與此同時，在西方國家的一些研究者看來，雖然蘇聯社會的階級結構在某些方面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但蘇聯社會中顯然存在著階級分化的事實。在有關蘇聯階級結構和社會分層的各種研究中，有些研究者指出，人們的社會地位包括了他們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中的地位，蘇聯的以社會成員的生產資料占有方式和職業為主要依據的對階級結構的說明并不能全面反映社會的事實（4）。

另一種看法涉及到蘇聯社會中是否存在階級對立的問題。這種觀點認為蘇聯社會中存在著尖銳的階級對立，而“Nomenklatura”正是蘇聯社會中新產生的特權階層，作為社會的支配群體，這個階層通過管理權獲取高出于一般社會成員的財富和其他種種生活資料，事實上構成了蘇聯社會中的剝削階級（5）。

同蘇聯社會學家們強調蘇聯社會正朝著無階級社會發展的“均等說”不同，一些西方社會學家為蘇聯社會勾畫出了金字塔形的階級構成。如西德著名的蘇聯問題專家鮑利斯·馬依斯那認為，蘇聯社會分成五個階層：

表三

構 成 占人口百分比

上層 高級官僚、大學畢業的精英 3.8

中層的上 接受了中級技術教育的專業人員 6.6

中層的下 熟練工人以及職員 15.7

下層的上 半熟練工人、中級職員、集體農

莊熟練工人 27.5

下層的下 非熟練工人、下級職員、集體農

莊農民 46.4

根據Michael S.Voslensky Nomenklatura佐久間穆等譯《ノ－メンクラツ－ラ ─ソウィエトの赤い貴族─》（《Nomenklatura ──蘇維埃的紅色貴族》）中央公論社1981年版、第32頁制成。

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分歧所在首先關系到了不同的理論及其社會分層的標準。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社會成員與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以及財富占有情況是區分其階級身份的主要標準。這種區分方法對于我們認識現代社會中復雜的生產資料占有關系和管理階層的社會地位等，具有著明顯的局限性。在今天，社會學研究者雖然大多承認經濟因素對于確定社會成員的階級身份有著無可置疑的重要性，但人們更加傾向于韋伯的關于多元標準的理論，即財富、權力和聲望是區分社會成員階級、階層所屬的主要標準，有些學者并強調生活方式、消費文化是社會分層的重要標準。其次，在一些社會中，由于職業聲望中所包含的經濟收入、權力、聲望各項具有相對的一致性，所以有的研究者主張將職業身份作為判斷社會成員社會地位的重要指標。但在包括社會主義國家在內的另一些社會中，職業身份所體現的工資收入同人們實際的社會生活水平和權力、聲望等往往呈現較為復雜的關系。簡單地依照生產資料國有化以及“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職員）”這樣的職業身份類別來區分蘇聯的階級、階層的方法顯然不足為據。

事實上，30年代中期，在蘇聯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隨著對“絕對平等主義”的批判，蘇聯已經采用了給專家予厚遇、擴大職工內部工資格差等政策（6）。另外由于農村集體化給農民生活帶來了激變、并伴以大饑荒，政府禁止農民自發流向城市。由此，蘇聯開始了明顯的階層化。有的研究者認為，在蘇聯社會中，精英、干部組成了社會的第一個階層，而第二個階層由工人組成，第三個階層由農民組成，最下層的第四個階層是生活在監獄、收容所、勞動教養地以及特別居住地的人們（7）。

在考察蘇聯的階級結構時，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其社會成員在政治系統中所處地位的意義。正象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樣，對于蘇聯的社會階層來說，以學歷、黨歷等為主要因素的、以各人在黨的權力和國家機關的權限中所處的位置為主軸的等級制具有著重要的意義，以這個等級制為基軸，社會成員的收入和生活水準階層性地形成格差。蘇聯的官僚、精英們曾享有的顯性的和隱性的、制度化的和非制度化的包括別墅、海外療養等在內各種間接性的經濟支付，以及物質、文化、政治生活中的種種待遇差別。在這樣的制度系統內，權力地位的獲得成為社會分層的最重要的內容之一。

二、

在階級社會中，社會成員的階層化通常是經由社會流動實現的。所謂社會流動是指社會成員的階層流動或空間流動，它被認為是社會結構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一般說來，相對于固定的、閉鎖的前現代社會，在流動的、開放的現代社會中，社會流動更為頻繁、活躍。而社會流動的活躍可能帶來階級結構流動性和開放性的增加以及階級間差距的縮小。

按照蘇聯的社會學家們的理論，較之資本主義社會，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具有更大的開放性，在這樣的社會中，個人選擇前途的余地比資本主義條件下大得多。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特點：①由于所有的社會團體都是全民生產資料的共同主人和所有者，所以社會成員的社會流動只意味著他們社會地位的局部改變；②由于國家為受高等教育者提供經費，所以個人的社會流動并不取決于他的經濟能力，也因此子女從屬于父母社會團體的情況比資本主義社會要少；③與資本主義社會中因破產而被迫流動的情況不同，發達社會主義社會中大多數社會流動出自于當事者的自愿。（8）

蘇聯社會學家的一些調查研究成果為這種理論提供了事實的根據。如1976年對馬克尼托戈爾市近3000名從業人員的調查結果顯示，無論是代際流動（表四）和還是代內流動（表五），都具有著相當的開放性。

表四 調查對象開始其職業活動時社會出身

對其社會地位的影響（％）

調查對象父輩 調 查 對 象 的 社 會 地 位 總數

的社會地位 工 人 知識分子 一般職員 集體農莊莊員

工 人 72.7 15.4 9.4 1.5 100.0

知識分子 43.5 45.0 8.8 2.7 100.0

一般職員 56.8 22.1 16.0 5.1 100.0

集體農莊莊員 55.0 12.4 7.3 15.3 100.0

T.B.里亞布什金 Г.B.奧西波夫 主編， 陳一筠 哈余燦譯《蘇聯社會學》，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463頁。

表五 調查對象在其職業活動之初和調查時的社會地位（％）

職業活動之初 調 查 時 的 社 會 地 位 總數

的社會屬性 工 人 知識分子 一般職員

工 人 72.3 21.3 6.4 100.0

知識分子 10.8 82.5 6.7 100.0

一般職員 30.9 29.6 39.5 100.0

集體農莊莊員 69.2 17.9 12.9 100.0

T.B.里亞布什金 Г.B.奧西波夫 主編， 陳一筠 哈余燦譯《蘇聯社會學》，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465頁。

此外，蘇聯社會學家們的一些調查研究結果還顯示了，在代際之間，社會成員的受教育程度有著明顯的提高。與此同時，相對于年老的一代，年輕一代的社會流動的幅度和頻度都有急劇的增大。（9）

在蘇聯的社會學研究成果中，雖然也有一些調查研究證實了家庭地位與個人升學、就業機會之間的相關，即“社會和文化背景上的不平等的影響”的存在（10），但研究者多傾向于強調社會主義制度基本上消除了經濟境況影響個人社會流動的一面，以及家庭文化影響個人流動的不可避免性。

相對于蘇聯社會學界的研究，西方的一些觀察家和學者的調查研究結果則較多地強調了蘇聯社會流動制度的封閉的、不平等的另一面。

首先，人們選擇職業的自由受到限制。無論是中等職業教育還是高等教育，學生的專業方向主要由學校方面決定，而學生畢業后的工作去向也由學校決定（11）。其次，有關大城市的居住權的規定限制了社會成員地域間的流動自由（12）。另外，在受教育的機會方面存在著實質性的不平等（13）。不少調查結果都說明了父母的學歷、職業與各類、各種級別的學生的教育獲得都存在著明顯的相關（14）。

按照社會學的有關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的理論，每個社會中都存在著包括軍隊、經商、政黨、政治、學校教育、婚姻、宗教……等種種社會流動的渠道，人們通過這些渠道實現其社會流動，同時每個社會中也都可能存在著各種制度的或非制度的社會流動的屏障。社會流動的渠道與屏障的存在狀況具體反映了一個社會的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的開放度。

從這樣的角度來考察蘇聯社會，我們不難看到，蘇聯的社會流動制度具有著某些區別于其他現代社會的復雜性，其中既有著較其他國家更為開放的的一面，也有著類似于前現代社會的閉鎖的一面。由于社會流動中存在著個體的自由流動和結構性的流動，以及被安排、被規定的流動和自由、自發的流動等不同的類型，社會流動幅度的增大本身并不就意味著社會開放度的增大。從制度上來說，由于私有經濟的被取消，人們不可能通過經商、創業等自主的經濟活動來實現其經濟地位的上升。同時由于對農民移居城市的限制、工作分配制度的存在和各級政治、行政機構的檔次區別，學歷競爭和政治競爭便成為人們謀取有利的社會地位的最重要的途徑。與此同時，由于父母的大城市居住權通常對孩子的工作分配具有重要影響，這種依據家庭出身而制度性地限制社會流動的規定事實上有著某種身份制的特征。

三、

毋庸置疑，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對于社會主義蘇聯的政治、經濟制度及其階級結構等的各種研究，都可能程度不同地受到相互對立的意識形態的影響。包括一些實證性的調查研究在內，它們分別是在不同的理論框架和話語系統內展開的。但無論如何，在今天我們考察蘇聯社會的階級結構、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及其各種理論和研究時，有幾點是值得引起我們注意的。

作為旨在消滅階級的社會革命實踐，社會主義社會取消了生產資料的私有制，這在制度上限制了社會成員以占有生產資料、獲取資本利潤為途徑的社會分化。但是生產資料的國有化并不能限制社會成員通過其他途徑的社會分化，相反可能使權力在社會分化中變得更為重要。作為生產資料的管理系統和社會報酬的分配系統，各級黨和政府的機構掌握、控制了全體社會成員社會生活的主要資源，權力分配本身首先成為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的重要機制。在權力系統中的位置成為決定人們社會地位、社會生活水準的重要因素?？墒橇硪环矫?，由于權力等級制作為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的渠道的正當性并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支配價值和規范所承認，因而，由此造成的社會分化的結果往往不被一般社會成員的階級意識所接納。這種情況可能給社會帶來系統間和系統構成要素間的種種不和諧，如社會意識維度內人們的均等期待同社會事實維度內社會分化現象之間的緊張，以及由此造成的各級權力人物與一般社會成員之間的緊張等等。

這涉及到文化與制度的關系問題。作為一種價值觀念，馬克思主義為社會主義制度提供了這樣一種文化的依據：它否定一部分社會成員通過資本獲取社會財富的正當性，而強調社會的公正性。在這種觀念意識的牽引下，生產資料的國有化無疑可以使文化－制度關系獲得某種和諧。但這種觀念所表達的均等理念卻對制度提出了嚴格的要求：它在否定資本主義經濟分層的正當性的同時，其實也削弱甚至否定了其他形式的社會分層的正當性。正因為如此，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即使社會分化的現實程度遠沒有資本主義社會的突出，但由社會分化而引起的文化－制度間的不和諧卻更可能成為社會緊張的原因。

同樣，作為支配價值，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意識也對社會流動制度的開放性提出了要求：這個社會必須為其社會成員提供暢通的社會流動的渠道，任何社會流動的屏障都可能成為社會緊張的潛在因素。一方面，階級、階層的平等觀念和無階級社會的理念會刺激人們去實現向上的社會流動，尤其是下層社會的年輕人，他們可能被鼓勵不安于先賦地位、而去爭取更有利的社會地位。另一方面，經濟分層的被限制，減少了代際間地位繼承的可能性，這使得自致地位在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中顯得更為重要，即人們必須更多地依靠自己去獲得其社會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各階層的社會成員都可能感受到來自于社會流動需要和期待的較大的壓力。這種事實不僅要求社會在制度上給其成員提供社會流動的機會的平等，而且要求社會實現某種程度的結果的平等──無論是社會的階級意識還是人們對自致地位的期待，都需要這個社會顯示出階級、階層間的高度的開放性、以及事實上的流動可能性。

在蘇聯社會中，學校教育被認為在社會流動制度中擔當了最為重要的角色，支配團體和社會學家都強調，通過教育，一般社會成員都可能實現、而且確實實現了向上的社會流動。但是，就象一些研究者指出的那樣，一方面，在制度上，大城市居住權的規定、工作的分配制度、以及政治因素等都影響了教育作為社會流動渠道的開放性（15）。另一方面，雖然在理論上成績是決定學生能否升學的主要因素，可是在現實中，60－70年代的一些社會學調查結果都說明，即使成績相同，父母的職業和受教育程度等依然是影響學生受教育機會的重要因素（16）。

被認為最能體現平等原則、最具公正性的教育分層中存在著的種種制度的或非制度的流動屏障，既可能給那些有著強烈的流動渴望和較高上升期待的社會成員帶來挫折感，這種挫折感將成為社會緊張的原因（17）。同時，平等性的缺乏也不可避免地會導致文化－制度關系的失衡，其結果是社會成員或者懷疑社會主義的價值觀，或者否定現實制度的正當性。

四、

對于蘇聯階級結構及其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制度的探討，其實與人們的某些問題關心相關聯：這種階級結構及其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制度與蘇聯社會的急劇變動有無直接的內在關系，即它們是否構成社會主義體制解體的原因？這種階級結構及其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制度在今天俄羅斯的社會轉型過程中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又如何影響著俄羅斯的轉變進程？

對這些問題作出分析和解釋不是本文的任務。不過，根據前面幾方面的梳理、探討，我們可以就以下幾點作出說明。

在蘇聯，取消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革命扼制了由經濟（資本－利潤）分層而導致的社會分化，但革命沒有也不可能扼制其他形式的社會分化。由于國家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源的控制與管理，權力取代資本成為獲取財富和其他生活資源的主要源泉，等級制成了社會分層的重要機制。

社會分化作為社會緊張的潛在原因，它不僅與分化的程度有關，更與文化－制度關系的和諧狀況有關。關于蘇聯的階級結構和社會分化程度，雖然西方的社會學家同蘇聯的社會學家的看法有著明顯的差異，我們依然可以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在某種程度上縮小了貧富間的絕對差距。但盡管如此，由于支配意識形態對均等價值的強化，現實中任何形式和程度的社會分化都可能導致社會緊張?；蛟S可以說，蘇聯學者對社會分化事實的否定傾向和西方學者對蘇聯社會分化事實的揭示，正反映了他們對蘇聯社會中社會緊張、社會危機的擔憂或預期。

此外，社會成員基于無階級理念的對社會流動開放度的要求與國家基于計劃經濟及政治控制需要等的對社會成員的統制管理，同樣構成了一種矛盾狀態。同其他資本主義社會不同的是，蘇聯社會中對社會流動平等性的限制主要不是來自于經濟屏障，而是來自于精英階層的特權以及社會制度本身，由是，這種不和諧所導致的社會緊張可能直接指向社會體制而不單單是教育系統或職業系統。

注：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編《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

版，第394頁。

（2）T.B.里亞布什金、 Г.B.奧西波夫主編， 陳一筠 哈余燦譯《蘇聯社會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6年版，第463頁。

（3）參見默里·雅諾維奇、韋斯利·費希爾編，蔡仲立譯《蘇聯社會階層的形成與變動》，上海人民出版

社1976年版。

（4）Paul Hollander(ed) American and Soviet Society: A Reader in Comparative Sociology and Perception,

江藤則義 譯編《アメリカ社會とソビエト社會》（《美國社會和蘇維埃社會》）鹿島研究所

出版社1972年版，第189頁至193頁。

（5）參見Michael S.Voslensky，Nomenklatura，佐久間穆等譯《ノ－メンクラツ－ラ ─ソウィエト

の赤い貴族─》，中央公論社1981年版。

（6）例如，根據1933年8月27日政治局決定，黨、蘇維埃、工會的干部、工作人員區分為七個級別，

其中千人以下的企業的基礎書記、工廠委員會議長為一級，而聯邦及民族黨中央委員會、各中央主要

機構以及地方·州委員會及主要機構的領導為七級，二到六級則視機關部門的大小和重要性而定（富

田武《スタ─リニズムの統治構造》（《斯大林主義的統治結構》）巖波書店1996年版，第52頁至54

頁）。

（7）富田武《スタ─リニズムの統治構造》（《斯大林主義的統治結構》）巖波書店1996年版，第54頁至

57頁。

（8）T.B.里亞布什金 Г.B.奧西波夫 主編， 陳一筠 哈余燦譯《蘇聯社會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

年版，第462頁。

（9）T.B.里亞布什金 Г.B.奧西波夫 主編， 陳一筠 哈余燦譯《蘇聯社會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

年版，第464頁至465頁。

（10）默里·雅諾維奇、韋斯利·費希爾編，蔡仲立譯《蘇聯社會階層的形成與變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年版，第235頁。

（11）大學生畢業后有三年服務義務，由學校方面統一安排到全國各地的學校、企業和機關工作。理

論上三年服務期滿后可以重新自由選擇職業，但實際上受到專業、居住權等重重限制。（David K.

Shipler ，Russia: Broken Idols, Solemn Dreams， 川崎隆司監譯《ロシア：崩れた偶像·嚴肅な夢》，

時事通訊社1984年版，上冊第193頁至209頁)

（12）當學生畢業分配時，父母或配偶的城市居住權是學生可以留在城市的重要條件。（David K. Shipler ，

Russia: Broken Idols, Solemn Dreams， 川崎隆司監譯《ロシア：崩れた偶像·嚴肅な夢》，時事通訊社

1984年版，上冊第193頁至209頁)

（13）據調查1968年列寧格勒的一項調查，非熟練、低技能工人的孩子進入普通中學的只有25％，另有

25％進訓練學校。而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父母的孩子有86％進中學，相類似的調查結果還有一些。

（David K. Shipler ，Russia: Broken Idols, Solemn Dreams， 川崎隆司監譯《ロシア：崩れた偶像·嚴

肅な夢》，時事通訊社1984年版，上冊第226頁）

（14）Paul Hollander(ed) American and Soviet Society: A Reader in Comparative Sociology and Perception,江藤

則義 譯編《アメリカ社會とソビエト社會》（《美國社會和蘇維埃社會》）鹿島研究所出版社1972。

（15）David K. Shipler， Russia: Broken Idols, Solemn Dreams， 川崎隆司監譯《ロシア：崩れた偶像·嚴

肅な夢》（《俄羅斯：崩潰的偶像·嚴肅的夢》）時事通訊社1984年版，上冊第193頁至209頁，

下冊第216頁至217頁）

（16）據Evelina .K.Vasileva 1970年代初的調查結果：成績不好（5分制，3．5分以下）的工人子弟只

有19％進入普通中學，而成績不好的知識分子子女77％進入普通中學。（David K. Shipler， Russia:

Broken Idols, Solemn Dreams， 川崎隆司監譯《ロシア：崩れた偶像·嚴肅な夢》（《俄羅斯：崩潰

的偶像·嚴肅的夢》）時事通訊社1984年版，上冊第226頁。）

（17）Theodore P.Gerber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in Russia during the Soviet Period”，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1 Number 3(November 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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