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從“進京趕考”開始

學與思

“進京趕考”――我們不當李自成

毛澤東在北京西郊機場檢閱人民解放軍（1949年攝）。

新中國誕生前夕，有朋友擔心中共也會象李自成那樣很快腐敗。毛主席說，我們有人民民主這個法寶，我們不會腐敗。但是在毛主席心中對腐敗的擔心其實與那位朋友一樣沉重。正因為此，在中共中央機關進北京時，毛主席嚴肅地對周恩來說，這是“進京趕考”，并且說“我們決不當李自成”。

進入北京“考試”就開始了，從此毛主席就一直處于“考試”狀態，直至他生命的終點。盡管國事千頭萬緒，“考試”始終是毛主席心中的頭等大事。文革就是他的“考卷”的最后一頁。

三反運動與劉青山、張子善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國建立，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

經歷了三年解放戰爭和八年抗日戰爭之后，本來就很落后的中國經濟在十一、二年的戰爭中遭到進一步的破壞，人民亦陷入極度的貧困。在這個爛攤子上建立的新中國，除了擁有幾億饑寒交迫的人民和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理想，幾乎一無所有。就是在這種極度的困難中，新中國的建設起步了。

為了盡快地，最大限度地調動一起可以調動的力量，新中國立即在全國展開了土地改革運動，使得億萬貧困的農民翻身做了土地的主人，極大的調動了他們發展農業生產的積極性。由于土改是從四八年的解放區開始的，所以五零年時已經初見成效。

在城市里則拋棄了蘇聯剝奪全部資本家，直接實現公有制的政策，僅僅剝奪了大的官僚資本和買辦資本，而鼓勵中、小資本家在保障工人的基本利益的基礎上盡快恢復生產，為快速恢復國民經濟而作出貢獻。這種務實的，溫和的政策既實現了公有制經濟的建立，又避免了經濟過大的動亂。所以，短短幾個月，工業經濟也開始恢復運轉。

與此同時，中蘇友好條約于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簽訂。條約中約定蘇聯將向中國提供長期經濟援助。

如果能夠按照這個形勢發展下去，可以預計，不出兩三年，中國的經濟就可步入正常發展的軌道。可是就是在這個時候，朝鮮戰爭爆發了。

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時，曾經被日本占領的朝鮮被蘇聯和美國一分為二，分別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北朝鮮和資本主義的南韓。蘇聯在短短四、五年之間，把朝鮮人民軍武裝成一個擁有10個師， 5個警備旅，一個裝甲旅，600門火炮，180架飛機，總兵力約13.5萬人的強大軍事力量。相比之下，南韓軍隊大約只有朝鮮人民軍一半的武裝。蘇聯和朝鮮的領導人看到這種有利的軍事形勢，以為可以武力統一朝鮮全國，于是在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鮮人民軍越過了三八線，長達三年的戰爭爆發了。

朝鮮人民軍的進攻開始很順利，可是當美國人采取了“抄后路”戰略時，敗退開始了。朝鮮人民軍兵敗如山倒，一路潰敗；美國人則實現了“在鴨綠江洗刺刀”的計劃。金日成向毛主席求救，斯大林促中共出兵……

毛主席陷入兩難困境。

一方面，中國人民經歷了長期的戰爭，急需休養生息；另一方面頭號帝國主義的大軍兵臨城下，唇亡齒寒！不僅如此，就連中共黨內高層的多數都對戰勝美軍沒有信心。這也不難理解。美軍是剛剛打贏了不可一世的德軍和日軍的勝利之師，他們不僅擁有海、空的絕對優勢，不僅擁有數倍，乃至十倍于我們的陸軍單位火力，他們還擁有絕對優勢的后勤保障。

應當說，我們的最大弱點是后勤保障。一方面朝鮮的狹長地形使得美軍比較容易截斷我們的后勤供應線，另一方面我國薄弱的經濟實在難以支撐對抗強大的美軍所需的戰爭消耗。

打還是不打？如果放棄朝鮮，讓美國人的“大炮”架設在鴨綠江邊，那么中國的最重要的工業基地——東北就完全暴露在美帝的“炮口”之下；那時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隨時可能被美帝的炮火打斷。作為一個一心要為中華民族找到一條復興之路的毛主席絕對不能容忍這種局面的出現，于是他力排眾議，任命彭大將軍掛帥出征！

彭德懷與幾十萬人民子弟兵沒有辜負毛主席的期望，很快美軍被趕回了三八線。由于戰線拉長，由于美軍吸取了教訓，由于我們的軍力畢竟遠不及美軍，戰爭進入相持階段。

相持不下的戰爭給中國經濟造成了沉重的負擔，那時政府財政支出的約一半用于維持朝鮮戰爭。如何盡可能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除了爭取蘇聯的更多的經濟援助以外，業增產節約是唯一可行的手段。于是，一個由周恩來提出，毛主席支持的業增產節約運動開始了。

要節約就要查漏洞、堵漏洞，這一查問題就出來了！全國各地紛紛發現官僚主義和鋪張浪費已經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有些地方竟然已經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不僅是地方，就連軍隊與中央機關，一些貪污、浪費幾十萬、上百萬（折合現在的人民幣）的大案都不乏其人。必須把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開展起來，否則增產節約的計劃只能化為泡影。

于是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毛主席向全黨、全國發出命令，立即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三反”運動的主要目標是清查、處理黨內各級干部中的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分子，這被稱為“打老虎”。天津地委兩任書記劉青山和現張子善成為“大老虎”的典型。

此二人都涉及上百萬的貪污與揮霍，盡管二人而是都是革命戰爭中的有功之臣，盡管他都是十分短缺的三十幾歲的高級干部，可是為了制止黨的官員的腐敗，必須殺一警百！毛主席說：“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二十個，二百個，二千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

就具體處理辦法上，中央廣泛征求了黨內外的意見，結果是絕大多數人都主張槍斃他們。一九五二年二月四日，槍決被執行。

這槍聲震懾剛剛走上“管理者”崗位的黨員干部們，有效遏制了貪污、浪費之風。不過，“三反”運動對克服官僚主義的作用不大，特別是對黨的高層干部似乎沒有多少觸動。

“三反”運動和槍斃劉、張是毛主席力保中國共產黨不變色的考卷的第一頁。

高饒事件

上面說“三反”運動對黨內高層觸動不大，是指53年至54年期間發生的“高饒反黨事件”。這件事本身與毛主席的反修防變的大事關系不大，但是對黨內政治斗爭的走向卻影響深遠。故此需要做個簡單敘述。

高饒事件的主角是高崗。這個人的情況大致如下：

高崗原是劉志丹領導陜北紅軍的一個大隊政委（大約相當于營教導員）。

高崗在與林彪配合搞東北解放區時開始崛起。林彪入關后，高崗成了東北三省的最高領導，有“東北王”之稱。在而后的三年朝鮮戰爭期間，他領導的東北解放區對朝鮮戰爭的支持力度最大，連以待人嚴厲著稱的彭德懷都表示贊許，當然也得到了毛主席的青睞。新中國成了后約半年，高崗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以政治局委員加中央政府副主席的身份位列朱德、劉xx之后。52年高崗奉調入京，組建國家經濟計劃委員會，接管了周恩來領導的政務院的幾乎一半部委，主管全國經濟工作。陳云、董必武、彭德懷、鄧xx、林彪、饒漱石、彭真、薄一波、鄧子恢、李富春、習仲勛、李先念均成為其下屬。

我猜，按照原先的打算，毛主席本打算用劉xx和周恩來搭檔來管理國家，特別是管理經濟。可是解放初期劉xx表現出來的右傾思想（在后面將具體敘述）讓毛主席開始對劉xx不放心。而高崗在東北解放區恢復經濟的工作做的相當出色，特別是高崗在東北解放區及時開展了農業合作化運動，有力地支持了解放戰爭與朝鮮戰爭，深得毛主席嘉許。所以，毛主席調高崗入京抓經濟工作，八成是為了抵消一下劉xx的右傾影響。

可惜的是，高崗是個權力欲太過的人。幾年之間的“飛黃騰達”使得他飄飄然，以為成為毛主席的接班人指日可待！更何況就在這個時期，劉xx的右傾思想一再受到毛主席的批評，周恩來也受到牽連，扳倒劉xx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于是乎，高崗開始了倒劉xx的“非組織活動”。

他先后拜訪在軍內有崇高威望的彭德懷、林彪，約談了陳云、饒漱石、鄧xx等人；暗示“一榮俱榮”。彭德懷暗示了對高崗的支持——彭德懷歷來瞧不上劉xx，林彪則只是“打哈哈”，不置可否。時任組織部長的饒漱石投靠了高崗，而鄧xx向毛主席揭發了高崗的拉幫倒劉。從此，彭德懷在劉xx眼中成為最危險的人物，而鄧xx為劉xx戰勝高崗立下了頭功，成為劉xx的“鐵哥們”。

盡管毛主席很欣賞高崗的經濟工作能力，可是他對黨內的拉幫結派行為深惡痛絕，處理起來絕不容情。于是高崗、饒漱石倒臺了。不僅是倒臺，而且是“反黨”的罪名！

1955年3月31日，毛主席在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就"高饒反黨聯盟"定性講話，除了"在黨內玩弄陰謀，進行密謀活動，在同志背后進行挑撥離間"，以及"驕傲情緒"、"逞英雄"等等，居然完全看不清楚"高饒反黨聯盟"在政治上、在路線上、在大政方針上如何反黨。

看來“在黨內玩弄陰謀，進行密謀活動，在同志背后進行挑撥離間”，是高饒的“反黨”內容，在政治路線上、在大政方針上他們并未反黨。

　　1954年8月高崗自殺身亡，經濟計劃委員會隨著高崗的自殺撤銷。由此可以看出，這個經濟計劃委員會確實是為了讓高崗接管國家經濟管理大權而專門組建的。從此，政歸劉、周、鄧。

【下面摘錄《高饒事件始末》中的一段文字：

徹夜工作的毛澤東剛剛準備休息，葉子龍風風火火地進來報告：“主席，高崗出事了，他自殺了！”
　　“哦？”毛澤東一怔。
　　“剛才總理來電話，說他和彭德懷先去看現場，詳細情況等一會兒再報告。”
　　“人死了么？”毛澤東問。他還抱著一線希望，希望能像上一次，也是自殺未遂。
　　“死了。”
　　“怎么死的？”
　　“可能是服安眠藥，正在檢查。”
　　毛澤東不再提問，沉默良久，喃喃道：“遺憾，終于留不住他……他這個人，斗爭性太強，性格過于剛烈。”
　　“高崗這不是自絕于黨么？”葉子龍問。
　　“話是那樣講，但黨內斗爭死了人，總是不好。”毛澤東神情有些黯然，“高崗的死，我也有責任，就是時間延誤了。對高崗不是徹底打倒，還要讓他繼續工作，讓他當個省委副書記。我本來想同習仲勛談，我與他約了。目的就是同習講，高崗想去陜北，我們想保留他的黨籍，還想保留他的中央委員，讓他回延安去工作，他也愿意。可是遲了一步，我還沒來得及講……如此結局，我也覺得遺憾。這事怪我啊！”

“對高崗不是徹底打倒，還要讓他繼續工作，讓他當個省委副書記。……我們想保留他的黨籍，還想保留他的中央委員” ！】

鄧xx“改革”之初，胡耀邦在鄧的授意下為許多歷史上犯了錯誤的人平了反，可是不包括高崗。可見劉、鄧是絕對不能容忍高崗繼續工作的！

高崗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劉xx與鄧xx在政治路線上的接盟。在高崗事件之前，劉、鄧交往并不多，而且二人在黨內不在一個層次上。正是高崗事件，使得劉xx與鄧xx成為“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政治搭檔，正是高崗事件打開了鄧xx的快速上升的政治通道。

匈牙利事件與反右

“三反”運動取得了較好的成效。到五三年，朝鮮戰爭結束了，我國的經濟上也得到很好的恢復，工業產值超過了歷史最好水平。這時中央制定了進一步發展經濟的“五年計劃 ”——新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國經濟進入快速發展期。結果是五年計劃三年完成。

據五六年的統計，三年的發展情況是：經濟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1.3％，其中農業為4.5％，工業為 18％（其中輕工業12.9％,重工業25.4％）,工業總產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上升到1957年的56.7％，中國工業化進程已經起步。

就在這時，發生了對中共和社會主義陣營產生了巨大影響的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和匈牙利事件。

1956年2月，赫魯曉夫（蘇共第一書記）在 “蘇共二十大”上突然全面批判斯大林，其中包括南斯拉夫問題。赫魯曉夫反斯大林引起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大“地震”，導致了匈亞利的政變，導致中國與蘇聯最終決裂。

一九五六年十月，匈亞利發生了政變，策動政變的核心力量是一個叫做“裴多菲俱樂部的”的知識分子的組織。盡管其成員約半數是共產黨員，盡管政變后推舉的領袖是剛剛被開出黨籍的前總理，可是在社會主義陣營看來，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資本主義復辟。于是在中共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要求與支持下，蘇聯出兵鎮壓了這次政變。這就是導致中國“反右”運動發生的“匈亞利事件”。

之所以會發生匈亞利事件，根本的原因有三個，一個是匈亞利的社會主義政權是蘇聯扶持的，缺乏足夠的民眾基礎；一個是匈亞利政府在斯大林的影響下錯誤地進行了所謂的“大清洗”，不僅在民眾中造成惡劣影響，而且為匈亞利共產黨日后的分裂種下了種子；第三個是匈亞利共產黨照搬斯大林經濟建設模式，降低了民眾的生活水平，引起普通群眾的不滿。

1949年斯大林認為鐵托領導的南斯拉夫背離了社會主義，走上了復辟資本主義的道路，發起了對南斯拉夫修正主義的批判，并且從各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內部清查“鐵托分子”。匈亞利共產黨及其政府緊跟了蘇聯的步伐，也在自己的國內展開了“大清洗”。這次“清洗”后果十分嚴重，致使8個匈共最高領導中5人被判死刑，全國被捕、被殺者約有20萬人。這些被關押、被殺的人中，多數是共產黨員，這不能不導致原來擁護共產黨的普通民眾驚恐與痛恨，不能不導致黨內思想的嚴重分歧。

中國共產黨有三十年代反“AB團”和抓“托派”的慘痛教訓，清醒地認識到“大清洗”是錯誤的，因此雖然后來也加入了批判鐵托修正主義的行列，卻沒有在自己內部搞“清洗”。

匈亞利人民本來就對“大清洗”非常痛恨，現在赫魯曉夫給他們送來了“上方寶劍”，于是立即徹底翻案就成為多數人的共同要求。更有一些人提出了要當初的直接責任者償命的口號。在以裴多菲俱樂部的知識分子的引導、推動下，政變發生了……，流血的鎮壓發生了……

匈亞利事件為中共敲響了警鐘。毛主席意識到中國共產黨必須接受匈亞利的教訓，要盡可能減少執政的錯誤，盡可能減少黨的干部的行為錯誤，盡可能加強黨和全體人民的血肉聯系。為此他做出了兩個決定：第一，退居二線，將黨的日常領導工作交給劉xx來負責，自己主要搞社會調查和理論研究；第二，他認為必須以匈亞利事件為契機，開展一次全黨的整風運動，全面檢查我們的思想，全面檢查我們的政策，全面檢查我們的作風。

毛主席決定退居二線的根本原因有兩個。一個原因是他從蘇聯和匈牙利的教訓中感到，社會主義的理論還不夠完善，還需要進行更深入、更具體的探討；而當時黨內最適合做這個工作的人選無疑是他自己。第二個原因是他認為蘇聯共產黨沒有注意黨的最高領導人的接班人的培養問題。當老的領導人去世后，黨立即出現多個“山頭”爭雄的混亂局面，致使赫魯曉夫式的修正主義者得以篡奪黨的最高領導權。因此，他決定把黨的日常工作的領導權交給他心目中的接班人——劉xx。使劉xx有時間建立自己的威信與權威，使自己去見馬克思時，劉xx可以繼續有效地領導這個黨向前進。

關于進行一次全黨的整風的原因，他說：“因為革命勝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熱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減少了，……而鬧地位、鬧名譽、講究吃、講究穿，比薪水高低，爭名奪利，這些東西多起來了。”。他說：“官僚主義，其罪惡的嚴重性，不是‘不如貪污’，而是大于貪污。”。又說：“……搞官僚主義，見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這樣的黨員，這樣的干部如何能夠逃脫匈牙利共產黨的命運呢？必須在黨內全面揭發這些錯誤的東西，通過批判與自我批評來提高黨員們的思想水平，改善黨員的作風。

所謂旁觀者清，毛主席主張邀請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他說：“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對于知識分子，他是信任的，他說：“這五百萬左右的知識分子中，絕大多數人都是愛國的，愛我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愿意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的國家服務。”。

凡是多少有些思維能力的人不難看出，毛主席當初確實需要黨外人士協助他實現提高黨的執政水平的目標；可以看出他確實有黨內民主與黨外民主相結合的思想。所謂“陽謀”之說，實在是出于對后來出現的“陰謀”之說的憤怒。

但是，邀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并不是全黨的共識。有文章指出劉xx就主張把整風限制在黨內。一方面他認為整風主要是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還是其次；一方面他認為邀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可能會招致資產階級向黨進攻。從后來的事實看，劉xx代表了黨內高層多數人的觀點。

如果當年的中國共產黨高層有如今的領導人所具有的容忍“言論自由”的肚量，那么那次整風本來是可以取得良好效果的。那些作為發動“反右”運動的理由的所謂“反黨言論”，比起“改革”以來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批評來，實在是的小巫見大巫。不要說當初絕大多數民眾高度信任、擁護共產黨的政權，就是今天黨自己都承認面臨“亡黨亡國”的危險時，面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真正的全面進攻，共產黨政權不是仍然“巋然不動”嗎？

不就是以“沒文化”為由反對工農干部執掌各級政府嗎？不就是反對“外行領導內行”嗎？最過分的不就是要求“輪流坐莊”嗎？有什么了不起？不僅可以就這些問題展開大辯論——有廣大工農的支持共產黨穩贏不輸，更可以不予理睬，象如今這樣。

可是一九五七年不同于二零零七年！五十年來世界發生了巨變。社會主義陣營因為列寧開創的社會主義自身的幼稚和錯誤，被各社會主義國家內急于“先富起來”的高層官員和一直想扳倒共產黨的資產階級勢力抓住了把柄；于是先是“改革”，緊接著是全線崩潰。中國也走上了“中國特色”的道路。如今的中國共產黨人對資產階級不僅是寬容的，簡直就是親如兄弟。資產階級的要求不僅可以商量，更在實際上廣泛被接受并實施。只有“輪流坐莊”不能接受。“老子打下的天下老子還不想放棄。”

五十年前的觀念與今天完全不同。那時候社會主義國家的首要政治目標就是消滅資產階級極其政治影響。提出“輪流坐莊”尤其大逆不道！不僅是共產黨高層，就是普通黨員，普通民眾，都自然而然地認為，提出“輪流坐莊”就是“謀逆”。

自古以來，中國人都承認打天下者坐天下就是政權的“合法性”來源。當然，中國人沒有考慮過“合法性”這個問題，因為在中國人看來，這是個無需討論的“公理”。反對這個“公理”，反對打天下者坐天下者就是謀逆，就是大逆不道，就是該殺頭的大罪。

所以，一九五七年共產黨整風時質疑共產黨執政的能力，反對工農干部執掌各級政府，反對工農干部領導知識分子，就不僅僅是個言論問題，而是涉及到“謀逆”！這幾乎就是全黨干部的共識。

由于當年的檔案一直沒有公開，我們無法了解當年黨內高層那些主要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的具體表現。可是國內外都有人發表文章指出，當年黨內高層對毛主席放縱黨外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向黨進攻十分不滿，他們把黨外批評與匈亞利的裴多菲俱樂部聯系起來，認為應當發起反擊。

當時在北京、上海、武漢等地也確實出現了批評共產黨的學生集會和其他人群的集會。這與匈亞利事件最初的表現相似。所以當黨內的高層干部指責毛主席邀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已經導致資產階級全面向黨進攻，有可能引發政治動亂時，毛主席對黨外知識分子信任動搖了。盡管毛主席對“頭面上”的那些知識分子大多很熟悉，甚至私交不錯，可是匈亞利的裴多菲俱樂部畢竟是毛主席心頭的一片烏云，畢竟黨內高層多數人強烈要求反擊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毛主席終于做出了一個重大的錯誤決定，——反右開始了。

不僅如此，五六、五七年的大好經濟形勢，和社會主義陣營趕超資本主義陣營的運動，使得黨內高層產生了“跑步進入社會主義”的幻想。人民公社、大躍進就是這種思想的產物。“反右”被當作發動群眾，促進社會主義建設高潮的有力手段，使得“反右”看起來更加正確了。

“閘門”一開，想控制黨內官員們對知識分子的憤怒是不可能的，在鄧xx的親自指揮下，反右運動一下子席卷全國。各行各業都在其中，連小學教師也不能幸免。戴上“帽子”的有五十多萬，受到批判而最終沒有“戴帽”的則要更多。可嘆那五十多萬人的前途從此暗淡無光、災難重重……

從后來我接觸到的那些“右派分子”中，我相信他們之中的絕大部分當初并非要取消共產黨的領導，他們主要是對某些基層干部表現出來的官僚作風，瞎指揮不滿。特別是那些年輕的知識分子，更是對新中國充滿感情，真心實意地要幫助黨整風。真正想“輪流坐莊”的不足萬一。這是一支多么寶貴的知識分子隊伍，可惜從此離心離德！

盡管“反右”的板子主要打在這五十多萬人身上，可是幾乎全體黨外知識分子都“嚇破了膽”。不僅是黨外，黨內的知識分子也得到了教訓——以后說話要注意分寸。唯上級意志為準的思想成為黨內、黨外的共識！

第一個影響深遠的惡果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從此形同虛設，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參予的聯合政府逐漸蛻變成了完全的一黨政府。共產黨的執政失去了原有的監督與協助。

與蘇聯模式不同，新中國建國開始走的是一條多黨聯合政府的民主道路。1948年中共中央就發出了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呼吁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積極參予。1949建立的新中國政府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聯合政府，并且創立了類似西方議會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在第一屆中央政府之中，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不僅占有相當高的比例，而且確實擁有實權。可是自從“反右”以后，這種情況逐漸改變了。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逐漸“邊沿化”，逐漸退出了。政協也成為組織民主黨派學習共產黨的政策的“學會”。中國實際上走上了蘇聯模式的一黨政權。這是中國共產黨后來發生一系列錯誤的兩個總根源之一。

第二個影響深遠的惡果是：劉xx為首的一些高層干部在黨內的影響開始超過了毛主席——毛主席失去了在黨內高層干部中的思想上的統帥地位。當時黨內流行一句話，說毛主席“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xx”。劉xx、鄧xx在反對邀請黨外人士參與整風，在“反右”上立了“大功”，使得大批已經開始陷入官僚主義的干部紛紛投到劉xx、鄧xx旗下。毛主席錯看了劉xx！毛主席在黨內成為“少數派”。整風不僅沒有遏制官僚主義，反而使得官僚主義開始占了上風。這是中國共產黨后來發生一系列錯誤的另一個總根源。

五七年整風與“反右”可以看作是毛主席力保中國共產黨不變色的考卷的第二頁。

人民公社的是與非

“反右”催生了兩個“新事物”——人民公社和“大躍進”。人民公社與“大躍進”是引起廣泛批評的兩件事，可是有多少人知道人民公社是如何產生的，大躍進是如何發生的呢？

從根本上說，人民公社與“大躍進”都是在56年提前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基礎上產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制定拖得比較長——幾經修改，計劃認定從五三年開始執行，到57年結束。結果是到56年就提前實現了預訂的目標。57年的統計資料顯示：

1957年生產鋼 535萬噸，原煤 1.3億噸，糧食1.95億噸。

社會總產值（GDP）平均每年增長11.3％，工農業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1.1％，農業為4.5％，工業為 18％（其中輕工業12.9％,重工業25.4％）。

在工農業總產值中,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30％上升到1957年的56.7％，經濟結構發生很大變化，為中國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

五年中，工業全員勞動生產率增長52.1％，農業勞動生產率增長11.9％，國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長8.9％。全國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平均每年增長4.2％,其中，農民3.2％,職工4.9％。

同時,在全國范圍內基本上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為生產力發展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

所謂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指用合作化農業取代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業。這樣做的目的有三個：第一，用規模經營和多種經營提高農業生產率；第二，通過集體化農業興辦“社辦工業”逐步消除工農差別和城鄉差別；第三，防止個體農業必然造成的貧富分化和新地主階級、新資產階級的產生。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消滅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體差別”是實現共產主義必須完成的社會改造任務。

前蘇聯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采取了“一步到位”的做法。他們不僅沒收了地主、富農的土地，而且沒收了所有農民的土地；把在集中起來的土地上生活的所有人組織進集體農莊，對集體農莊實行工廠化管理。他們就這樣消滅了工農差別。

蘇聯的做法不僅遭到地主、富農階級的強烈反抗，也遭到部分農民的反對。用強制手段把小私有者的農民變成一無所有的無產者超出了農民的接受能力。所以在蘇聯的集體農莊歷史的初期，怠工和破壞是難免的。

毛主席首創的以農村包圍城市的工農革命戰略的主力軍是農民，因而毛主席制定的政策從來都是建立在農民可以理解并愿意接受的基礎之上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也不例外。

毛主席充分了解中國農民對土地的依賴與感情，所以他的革命戰略的第一目標是“耕者有其田”。“打土豪，分田地”是發動廣大貧苦農民參加革命戰爭最有效的政策。除了在抗日統一戰線期間實行的“減租減息”外，在土地革命戰爭和解放戰爭中都是實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改”——政策。

但是，把土地分給農民的“土改”并不是社會主義道路的最終目的，最終目的是通過合作化道路消滅工農差別，消滅城鄉差別。把土地分給農民只是針對中國農民的現實思想水平為將來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所做的“鋪墊”。所以，在“土改”之后兩三年就開始了引導農民逐步走上合作化道路的工作。

農業合作化組織最初產生于革命戰爭年代的解放區。那時的主要合作形式是“互助組”。也就是在家庭私有農業的基礎上，農民自由結合，換工、互助的的一種松散組織。一個互助組通常由幾戶、十幾戶構成。互助組與純粹的單干比有其優越性。但是互助組的力量太弱，無法從事改土、造田、興修水利的任務。互助組的另一個不足是，出于自私的傳統思想，往往富戶不愿與窮戶合作，往往是富戶幫富戶，窮戶幫窮戶，兩極分化仍然不能避免。

土改后僅兩三年，農村的貧富分化已經很明顯了，重新墜入貧困的農民對黨和政府開始不滿。同時，個別地方的農民已經自發地“升格”了互助組，他們將土地與大牲畜合并起來，歸集體使用，大家共同勞動，按“出資”與勞動的多少分配。所謂“出資”是指提供給集體使用的土地與大牲畜。這就是初級社的雛形。毛主席和黨中央及時發現與推廣了農民的這個創造，農業合作化進入初級社的階段。

初級社提高了農民的生產力，可是不僅生產能力與多樣性仍然不足，且仍然不能抑制農民的貧富分化。那些擁有較多、較好土地，擁有較多大牲畜的富戶仍然在加速致富；而土地不足、不好，缺少大牲畜，人口負擔重的窮戶則仍然難以擺脫貧困。與此同時，全國范圍的工商業、手工業改造已經完成，私有經濟基本上“全軍覆沒”。于是進一步提高農業的集體化的程度，擴大農業集體經濟的規模，取消“出資”分紅的高級社很快取代了出現不過一、兩年的初級社。

高級社不僅是個農業生產組織，而且也是農村基層政府。因為高級社通常是以村為單位構成的。只有當相鄰的幾個村莊都比較小時，才將幾個臨近村莊結合起來組成一個高級社。所以，高級社通常擁有幾十至幾百戶農戶。

那時，制約農業大發展的主要因素是農機、化肥，與水利。農機、化肥靠工業，水利則只能靠農民自己。毛主席提出了“水利是農業的命脈”的口號，一個大興水利的運動在全國蓬勃展開。

小流域治理、興修水庫，往往涉及十幾甚至幾十個村莊。為了進行水利建設，必須同時動員、協調十幾甚至幾十個高級社的力量和利益。這種狀況無疑增加了水利建設的難度。突破高級社局部利益的限制成為迫切的需要。

1956年高級社在全國普及，碰巧連續兩年全國風調雨順，農業生產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成績。更重要的是，五七年是我國一個五年計劃完成的一年，我國工業經濟取得了巨大的成績；與此同時，社會主義陣營也都欣欣向榮，各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提出趕超帝國主義國家的目標——蘇聯要趕超美國，中國要趕超英國。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社會主義熱情空前高漲。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成為當時黨的中心工作。“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成為一個時髦的口號。

無需否認，由于社會主義理論尚不完善，由于共產黨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在大好的經濟形勢面前黨內高層普遍產生思想上的“過熱”，多數人認為“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是可能的。畢竟社會主義——一個全新的社會形態——才剛剛在學習“走路”，其幼稚與笨拙是難免的。

正是在上述理論不完善和思想“過熱”的政治背景之下，在大好的經濟形勢背景之下，正是大興水利的需求，催生了人民公社。可見，人民公社不是哪個人的空想、妄想，實實在在是社會主義政治與經濟發展中自然產生的事物。

農業合作化運動從開始到人民公社不過短短七、八年時間。這樣的制度演變缺乏通過實踐不斷完善的時間，許多不足與弊端在充分暴露之前就已經在全國推廣了，因此缺點與錯誤是難免的。再加上來自黨內左的、右的干擾，人民公社在其約二十年的歷程中一直走的不能令人滿意。

在社會主義建設高潮中誕生的人民公社一開始就受到了“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干擾，受到了“共產風”、“平調風”、“浮夸風”、“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等錯誤的嚴重傷害，摔了個大跟頭。盡管毛主席發現并批評了這些錯誤，但是在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劉xx等人鼓勵下形成的“共產主義熱情”一時之間很難降溫。再加上“老天爺的不滿”——三年波及全國大部分地區的旱災，農業大幅度減產，“共產風”徹底破產了，基層干部與群眾對人民公社的熱情和信心也嚴重受挫。

毛主席總結了人民公社頭兩年的經驗與教訓，提出人民公社要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基本制度。并且強調這種制度將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適用。

按照毛主席的設想，所謂“三級所有”，是指生產資料和集體財富分為：公社所有，生產隊（大隊）所有，和生產小隊所有三部分。我不了解以牧、漁業為主的人民公社的情況，只說說以農業為主的人民公社的三級所有的大致情況。先從生產小隊說起。

生產小隊是從事農業生產的基本單位，通常由幾十戶農戶組成。小隊擁有的資產主要是土地、大牲畜、小農機具，和機井之類直接用于生產的東西。生產小隊的管理由一個小隊長、一個會計、一個記工員承擔。

生產大隊通常由十幾個至幾十個生產小隊，外加一些專業隊、小工廠、小作坊組成。生產大隊除了組織跨小隊的生產活動——如修路、改造小流域、修建小水庫等——以外，還有林業隊、畜牧隊、漁業隊、運輸隊、機修廠、面粉房、油坊等小型生產單位。管理成員也稍多一些，有正副隊長，會計、出納等等。這表明，大隊除了對生產小隊的管理與協調外，還承擔著小型工業、運輸業生產，承擔著副業生產和某些公社分配的工作的任務。當然，在人民公社的初期，大隊所屬的小工業、副業、林牧漁諸業尚未充分發展。甚至在一些比較落后的地區，大隊所屬的經濟部門直到公社解體也沒有得到充分發展，——這與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領導人的水平有關。

公社通常由十幾個至幾十個生產大隊，外加農機修造廠、小型化肥廠和其它中小規模的工廠、種子站、化肥站、病蟲害防治站、農技推廣站、水庫與干渠管理處、車隊、醫院、學校等機構組成。顯然公社兼有生產、組織大規模生產活動（如水利工程、修建公路）、生產服務和社會服務四重功能。用當時流行的一句話說，人民公社是“工農兵學商，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這里需要解釋的是“兵、學、商”。“兵”指民兵，“學”指教育、文化、醫療事業，“商”指金融與貿易。

當年中國是“全民皆兵”，民兵組織遍及各行各業。全國的青壯年幾乎全部都參加了民兵組織，其中的青年則構成“基干民兵”。民兵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與如今的解放軍相似。當國家、社會需要集中一批力量投入無償的工作，如興修水利，修建公路，搶險救災時，基干民兵總是最主要的力量之一，其總體作用還在解放軍之上！可是如今的青年們還能從汶川大地震中看到民兵的影子嗎？你們看不到了，你們失去了一個實際觀察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之一的機會。

解放前，農村的文化教育與醫療服務十分落后。解放后國家在農村興建了大批中、小學。可是文化事業、醫療衛生的發展則相對滯后，原因很簡單——國家底子太薄，工業化急需的資金尚且難以滿足，確實沒有財力投入農村的文化與醫療建設。人民公社成立之后，人民公社的建設重點不是工業而是社會服務，所以文化與醫療事業得以快速發展。文化事業包括公社的一些小型劇團、電影放映隊、公社、大隊的圖書室、大隊的文藝隊等等。醫療機構則主要由公社衛生院和大隊的衛生室、“赤腳醫生”構成。那時的公社社員的業余文化生活比較豐富，人們通過一起參加文化活動增進了友誼，緩解了矛盾。那時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公社，只有危重病人才需要“進城”看病。現在在農村還可以看到中、小學，可是已經很難看到文化事業和“赤腳醫生”了。

人民公社也為農村“自力更生” 發展商貿提供了條件。由于國家財力有限，農村的商貿在建國后的幾年中幾乎沒有發展。而人民公社成立后，在公社的組織下，建立起了農民自己的銀行體系——農村合作信用社，建立起了農民自己供銷體系——農村合作供銷社。信用社的“細胞”和供銷社的“細胞”幾乎遍及所有大隊。特別值得一題的是供銷社。它不僅是為農村提供生活、生產所需的商品的機構，還是收購農民自留地產品統一外銷的機構，有效地改善了社員們的生產和生活條件。

公社的管理實際上就是鄉級政府管理加鄉級經濟管理。公社的管理機構就是一級政府，公社所屬的經濟實體類似于城市里的“大集體”企業。

不難看出，人民公社體系是實現“農業工業化”，“農村城鎮化”的實驗體系。不難理解，毛主席設想的人民公社的三級所制是與當時的生產力和生產方式，以及社會主義的發展目標——“消滅三大差別”——相適應的。

三級所有制經濟是個復雜的體系，其分配方式也必然是多種多樣的。比如在公社一級——包括管理機構與下屬企事業單位，其分配方式已經很接近工廠和機關中的工資制。大隊與小隊中的分配方式則是所謂的“隊為基礎”。

在實際實施中，“隊為基礎”分為兩個階段。前期是以生產大隊的結算為基礎，三年自然災害之后，改為以小隊為結算基礎。

所謂以生產大隊為結算基礎，是指生產大隊范圍內的所有生產小隊和各專業隊中的所有社員的勞動投入量都以“工分”的形式記錄在帳冊中，大隊所有生產獲得的收益也都記入帳冊中。然后按照每個農民的工分數，一年幾次統一分配大隊的收益。這里，小隊只記工分，一般沒有自己的分配。大隊的所有收益主要部分以同樣方式分配給所有社員，一小部分留作發展基金，更小的一部分上繳公社作為公社的管理基金。

由于在給每個農民計工分時，要按照勞動量、技術含量來決定工分值，所以這種計工分方式反映了按勞取酬的原則。同時，每個農民所得的工分值相差并不大。通常每天最高的是10分，一般的是8、9分，老人、半大孩子5、6分。所以這種計工分方式又體現了追求共同富裕和照顧老弱的原則。對于基本失去了勞動能力的孤寡老幼，則有所謂“五保”制度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需求。大隊與小隊的干部也都必須參加勞動并同樣計工分，另外為他們的管理工作記入了規定的工分值。

可以看出，首先這種分配方式決定了在分配中兼顧按勞取酬的公平與共同致富的追求，其次，這種分配方式可以統一協調大隊范圍內參與不同生產內容人們的利益。當一個生產大隊包括除農業生產以外的多個專業生產隊是，這無疑是一種比較好的分配模式。

可是這種分配模式卻未能完善與堅持。主要原因是公社初期的“共產風”嚴重挫傷了農民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使得更多的農民愿意更直接地分得自己的勞動成果。再加上許多大隊沒有能夠有效發展多種經營，沒有建立起有效益的專業、副業隊伍，使得以大隊為基礎的分配方式就失去了優越性。所以，在許多地區以生產小隊為分配基礎成為必然。

人民公社的生產模式、管理模式大約就是這樣。在“改革”年代被說得一無是處的人民公社在其約二十年的歷史中，效果究竟怎樣呢？下面我們分三個時期來說明人民公社的實際運作情況。這三個時期是：“開始三年”，“三年恢復時期”，和基本正常運作時期。

人民公社剛剛建立，就遇上黨內“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左傾思潮。“共產風”、“浮夸風”，不僅使得風調雨順大增產之年卻沒有大豐收，而且在“集體食堂”、“大煉鋼鐵”中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費。再加上連續三年災害，頭三年的農業總體上是負增長。

61年至63年是“恢復調整”時期。在“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的指導下，經過三年的努力，農業生產基本上恢復到“大躍進”之前的水平。

從64年到79年的十六年是人民公社基本正常的發展期。人民公社的優越性在這個時期才有了比較好的體現。之所以說“基本正常”、“比較好的體現”，是因為在這個過程中仍然出現過多種干擾，犯過多種錯誤，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損失。

在人民公社的成就中，水利建設是最值得稱道的，其對農業的巨大支撐作用至今仍然是決定性的。雖然人民公社是在黨號召大力興修水利的推動下產生的，可是由于緊接著的災害使得頭三年并未取得多少成績。真正的大興水利是63年之后開始的。到1977年為止，全國各地共開掘人工河道近百條，大、小水庫七萬多座。最著名的是河南林縣的紅旗渠，它被稱為“人造天河”。這是一條在崇山峻嶺中開出的干渠，總長104里，灌溉面積達60萬畝。規模最大的是湖北省的漢北河，它也是一條人工河，全長110多公里，灌溉面積達100多萬畝。

到文革結束時，人民公社興修的水庫和干渠真的是“遍布祖國大地”了！人民公社后十幾年農業能夠持續高速發展，水利建設的貢獻是第一位的！

在人民公社的成就中，“農業學大寨運動”是排在第二位的。

由于我國的土地約半數是丘陵地帶，再加上歷史上的小農生產，土地被地形和人為分割成細碎的、高低不平的小塊，對實現人工灌溉十分不利，同樣也不適宜機械化耕種。改山，造田，平整土地，是將水庫和干渠的水真正送到田間的必然要求。而在這方面做出表率的是山西昔陽縣的大寨大隊。

這是一個地處太行山西坡上的一個山村，“七溝八梁一面坡”是其地貌寫照。全村七百多畝土地分布在些破碎的，傾斜的山坡上。由于坡地存不住水，所以過去一直是十年九旱，畝產不過百斤。在陳永貴的帶領下，大寨人硬是靠自己的力量——全村不足一百個壯勞力——打石筑壩、填土造田，把幾百塊歪歪斜斜的山坡地變成了天梯般的石堰梯田。不僅擴大了耕地面積，而且能夠保持水土。他們還修建了一條很長的引水渠 ，把大部分土地變成了水澆地，基本改變了靠天吃飯的狀態。他們修筑的石堰總體積約一百四十萬立方米。其工程之大可以想見！

大寨的改土造田成功之后，糧食產量立即翻了兩番，并且為進一步實現農業機械化準備了條件。

有人說，大寨是中央 “用錢堆起來的”。他們是說有人送給大寨汽車和拖拉機。不錯，確實有人干了些“錦上添花”的事，可是在大寨最需要幫助時卻沒有人“雪中送炭”。大寨的奇跡是大寨人獨立創造的，而大寨的“神話”則是官僚們造出來的。

大寨的成功引起了毛主席、黨中央的重視，64年毛主席發出了“農業學大寨”的號召，全國開展了大搞農田基本建設的高潮。其主要內容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改土造田，平整土地，按照水利化、機械化的的要求對土地進行大規模整治。

這里引用一段文字如下：

“那真是一個艱苦卓絕、驚天動地的年代！人民公社社員千軍萬馬齊上陣，縣、社干部和群眾一起奮戰在田野，他們吃的是窩窩頭、玉米粥，使用的是镢、銑、獨輪車，硬是以手掘、肩抬、愚公移山的方式將土地搬了家，將每一片土地整平、修成整齊劃一的畦田，并結合修水渠、打機井、治理鹽堿、翻淤壓沙等，使大部分土地都達到了能夠排澇和灌溉的標準，成為旱澇保收的穩產高產田。經過10年多的時間，使大地變了模樣，變成了畦田縱橫、渠水成網、綠樹成行的圖畫！

……沒有那個時代人們的艱苦奉獻、創業拼搏，能有后來及至今天農業的大翻身嗎？那一代人所創造的價值及其惠及子孫后代的功績有誰能與之相比？他們譜寫了中國農業發展史上最可歌可泣的事跡；正是那時，為實現農業產量大幅度增長和人民生活富裕做出了最具有決定性的事情，鋪就了最堅實的路基。”

在人民公社的后十幾年間，社辦工業也有了較好的發展。據一個美國學者——佩內洛普·B·普賴姆的調查，到文革結束時，全國縣屬的農業機械廠約4300家，公社和大隊所屬的約495，000家。公社、大隊所有的中小型化肥廠約2350家，其生產量占全國產量的約50%以上。公社、大隊所屬的水泥廠約3000家，其產量約為全國水泥產量的60%。到1979年縣、公社所屬的小水電站的總容量已達6，330，000千瓦。這些水電站通常位于偏遠地區，為解決中國偏遠地區的電力供應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人民公社在自力更生的同時，也得到了國家工業發展的有利支持。在人民公社的后十幾年間，國家先后引進了十三套大型化肥設備，并且自己設計建造了更多的大、中型化肥廠，使得文革結束時全國的化肥使用量超過1000萬噸，是1962年的約13倍。在這期間，全國各地都新建了許多拖拉機廠和其他農業機械廠，文革結束時，全國的拖拉機超50萬臺，手扶拖拉機超140萬臺；農用柴油機、播種機、粉碎機等農業機械基本上得到普及。農業機械總使用量是1962年的約15倍。

同期，中國的電力事業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文革結束時，全國農村90%的公社、60%以上的生產大隊通了電，農業用電量約為1965年的五倍。

機械化和電氣化大大提高了農業生產率，節約出大量勞動力流入社辦工業的體系中。為農業工業化，農村城鎮化做出了巨大貢獻。

還必須一提的是文革期間農業科技進步對農業的巨大支持。除了如今的青年們大多都知道的袁隆平水稻以外，小麥、棉花、玉米、谷子、大豆、油菜等幾十個新品種先后被中國的科技工作者開發出來，使得農業產出率大幅度提高。文革十多年間全國糧食總產量增長了56.7%，年均增長率是3.9%，大大超過了“改革”以來的增長速度。文革結束時，中國人不僅解決了“吃飽飯”問題，而且告別了吃“粗糧”時代，更重要的是中國人從此基本上結束了“靠天吃飯”的歷史。

人民公社在文化、醫療、教育方面的發展就不再具體描述。

人民公社的實際運作情況的主要方面大致就是這樣。至于在這期間忽左忽右的政策錯誤及其對農民的傷害，“傷痕文學”已經描述得很多了，盡管其中不乏夸張與片面，多數情況還是事實。

人民公社并不完美，作為一個新生事物，她已經可以算是“及格”了。看看“改革”以來的農業經濟停滯，農村文化荒漠化，農村家庭空巢化，農村的青壯年——農民工象流沙隨風游蕩……農民應當在哪里建設自己的家園？三農問題日漸嚴重！人民公社組織起來的農民是改天換地、自我解放的英雄，“改革”造就的“一盤散沙”的農民是官僚買辦資本家、黑煤礦、黑磚窯的廉價勞動力！這才是如今的“精英”否定人民公社的根原因本所在！

 說說“大躍進”

 “大躍進”被鄧xx及許多知識分子說成是毛主席“頭腦發熱”的產物。究竟什么是 “大躍進”，應當如何評價“大躍進”？下面我們從界定“大躍進”的含義開始。

有人把57～58年時期的“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統稱為“大躍進”，這種說法不對。總路線是“原則”，大躍進是“精神”，人民公社是“實體”。

前面已經論證了人民公社的合理性與不足，現在先簡介一下“總路線”，再來說說“大躍進”。

在1955年農業高級合作社開始出現時，毛主席就提出：“要拿個好辦法，可以使合作社辦得又多又快又好”。后來李富春在“多、快、好”的后面加了個“省”，這就形成了“多、快、好、省”的原則。很快，它不僅成為發展農業高級合作社的原則，而且被設定為發展整個社會主義經濟的原則。后來把這個原則就叫做“總路線”。

我們來具體考察這四個字的合理性。

當時，我們的國家剛剛從“一窮二白”起步，經濟還相當落后，更多的工廠、更多的礦山、更多的合作社、更多的學校、更多的醫院……；我們需要的東西很多很多。這個“多”字反映了國民經濟的總要求。

“快”是說要盡可能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加快社會主義經濟的建設速度。只有我們的敵人才希望我們“慢”。這個“快”字自然是好的。

“好”是指經濟成果的質量，當然必須如此。

“省”是指要節約高效。當時，我們不僅是個很窮的國家，而且是個人口眾多，但資源相對匱乏的國家。這個“省”字著實十分重要。

好了，總路線的合理性不容置疑！

下面來說說“大躍進”，一種超乎常規高速發展我們的事業的精神。

這還是要從五三年說起。五三年朝鮮戰爭結束。從開始時的美軍“飲馬鴨綠江”到“停火三八線”，是我們勝利了。現在的青年無法想象這個勝利對國民自尊心的提高有多么大的作用。在過去的一百多年里，我們總是被帝國主義欺負。最近的日本侵華，我們打了八年，還是借助美國和蘇聯的力量，我們才取得了抗日的勝利。日軍的海空軍全部是被美軍消滅的，日軍的陸軍主力之一的關東軍是向蘇聯軍隊投降的。我們沒有值得驕傲的戰績。而在朝鮮戰爭中，我們把頭號帝國主義的軍隊打得焦頭爛額，不得不承認“沒有取得勝利”。這就極大提高了民族自尊心，極大的鼓舞了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干勁。注意，高昂的民族自尊心、高漲的社會主義熱情，這就是積極進取的精神！

五七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巨大成就極大地提高了中國人民的自信心。53至57社會總產值（GDP）平均每年增長11.3％，工農業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1.1％，農業為4.5％，工業為 18％（其中輕工業12.9％,重工業25.4％）。在工農業總產值中,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30％上升到1957年的56.7％，經濟結構發生很大變化，為中國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

一個西方記者描寫蘇聯的一段話正好可以反映那時中國工人的情況。“外國觀察家常常發現，新制度顯著的特點就是這種競賽或競爭，或者說，感到每一個人都為創建一個社會主義祖國而在忙碌地勞動和奮斗。工人們似乎真的相信他們自己創造了新的工業奇跡。人民把每一個新的進展看作自己的勝利而興高采烈。觀看統計數字的增長、生產定額的完成或達到‘指標’這類事情，都成了一種全民的娛樂。”。

注意，“觀看統計數字的增長、生產定額的完成或達到‘指標’這類事情，都成了一種全民的娛樂”，這是什么？這又是積極進取的精神！

57年高級農業合作社的普及使得農業面臨著一個大跨步發展的機會，而關鍵的因素有兩個：化肥與水利。為此，毛主席發起了“大興農田水利”的運動。無數個大大小小的水庫在全國各地紛紛建成。一個美國學者曾寫道：中國人“在1957年10月至1958年9月短短的一年中完成了一批難以置信的規模巨大的公共工程。被動員起來的農民所挖的土石方多達580億立方米，相當于300條巴拿馬運河。”注意，注意那個“難以置信”！這是什么，這是創造人間奇跡，這是超乎常規的發展經濟的精神的體現！

另外，美國在1957～1958年又爆發了戰后以來第三次經濟危機，失業人數達到16年以來的最高峰。與此同時，社會主義陣營內絕大多數國家都在掀起一場趕超資本主義國家的建設浪潮。按照五三年至五八年的經濟形勢推算，用不了十五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就可以趕上英國。中國提出趕超英國不過是社會主義陣營趕超資本主義陣營的一部分而已。社會主義陣營整體向資本主義陣營挑戰——要趕超他們，這是什么，這當然還是精神！

五十年前中國人民的奮發進取的精神是如今的在“先富起來”的污水中泡大的年輕人所難以理解的。這種精神對經濟發展的要求就是“大躍進”，或者說“大躍進”就是高昂的奮發進取精神在經濟建設上的體現。

引用毛主席在修改周恩來的《政府工作報告》時所添加的一段話：“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

看，“大躍進”的精神本身并沒有錯！錯的是劉xx利用這種精神，利用大躍進推銷他們“極左” 的“投機產品” ！

這要從毛主席退居二線說起。

如前所述，鑒于赫魯曉夫的反斯大林報告和匈牙利事件，毛主席深感需要認真研究“赫魯曉夫現象”，研究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和發展問題。他需要為此投入更多的精力，學習更多的知識，研究更多的問題。同時，他人為應當讓他心中的接班人劉xx提前接班，以培養其在黨內的威信，特別是在軍隊內的威信。出于這兩個原因，毛主席退居二線，劉xx成為黨內日常工作隊負責人。

這里說要培養劉xx在軍內的威信，是鑒于蘇聯朱可夫的教訓。朱可夫是蘇聯衛國戰爭的頭號功臣，在蘇軍內擁有極高的威信。赫魯曉夫就是在朱可夫的坦克的支持下入主克里姆林宮的。毛主席擔心中國也出個“朱可夫”，當然要提高劉xx在軍內的影響力。

前面介紹高崗事件時，沒有提到高崗反對劉xx的具體根據。高崗的根據有二：一是劉xx在社會主義改造上的右傾，二是不能讓劉xx的“地下黨 ”領導“軍隊黨”。他極力宣傳 “黨是軍隊創造的”，意在拉攏軍內高層拿下劉xx。

盡管毛主席本人是公認的軍事家，但是，更是思想家，是政治家，是真正的文人。他當然十分了解他的戰將們，他深知其中少有政治家，更不要說思想家了。他堅決反對高崗的“軍政”思想，更不能容忍“朱可夫”篡政。所以，他決定提前培養劉xx在黨內、軍內的威信，鞏固劉xx的接班人地位。

政歸劉xx，真正的“發熱”開始了。

我們從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制定說起。

1956年在周恩來總理主持下，編制出《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可以看作是“二五計劃”草案），并于交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討論通過。

　　《建議》提出的主要指標是：1962年工農業總產值比1957年原計劃增長75％左右,工業總產值增長1倍左右，農業總產值增長35％左右，……

請對比一下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的執行結果的對應數據：工農業總產值增長69％（略低），工業增長229％（略高）， 農業增長了24.6％（低得較多） 。這兩組數據對比，僅農業指標明顯高一些。農業指標較高的根據是即將大規模展開的水利化運動。如果不是三年災害的打擊，農業實現百分之三十五的增長沒有問題。實際上63年至67年五年間農業的增長還高于百分之三十五。顯然，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是符合中國當時的發展速度的，并非是“發熱”。

但是《建議》所規定的目標顯然不符合急于建功立業的劉xx的心意。

僅舉一例來說明劉xx當時的心境。

1958 年6月14日，劉xx在同全國婦聯黨組織負責人的談話中說：“中宣部印了一本有關空想社會主義的資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為《大同書》寫的。康有為……要破除九界，即國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財產………。毛澤東講話時，也提到康有為的《大同書》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想法，在那時沒有實現的條件，現在馬克思主義者抓住了階級斗爭，已經消滅階級或正在消滅階級的過程中，這樣，把空想社會主義者不能實現的空想實現了。”

 劉xx在談話中提倡家務勞動社會化，提倡解放婦女勞動力、辦食堂、托兒所、洗衣房等服務性事業。他說：“可以搞很多事業，象空想社會主義者所說，小孩子多大年齡就到什么地方去，到處有花園，老人有養老院，還有戲院、小學、圖書館、電影院……搞得好可以達到這種境地。我們到共產主義不要多遠，十五年可以趕上美國，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國可以進入共產主義。’”

看，毛主席與中央的“十五年趕超英國”被他提高到“十五年可以趕上美國”。這才是全面“發熱”的真正源頭。

上好下甚，歷來如此。主持中央工作的劉xx要“十五年趕上美國”，下面的官員們就敢提出十年，甚至五年趕上美國的口號！反正吹牛不僅“不要錢”，而且可以換來一頂更大的烏紗帽！

1958年9月劉xx視察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他參觀中稻豐產實驗田時問公社黨委書記：畝產可以打多少？回答說：可以打1萬斤。少奇同志說：“1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里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報》）

既然劉xx認為中稻畝產萬斤是保守的，下面怎敢不看眼色！吹吧！放開膽子吹吧！不僅是農業，工業的浮夸風也不敢落后。“發熱”終于演變成瘋狂！

毛主席發現了劉xx的不當言論語，也通過人民日報負責人告誡不要支持浮夸風。毛主席不愿直接批評劉xx——自己剛剛豎起來的接班人，也不愿意直接打擊工農群眾與基層干部奔共產主義的熱情，總希望“溫度”能夠逐漸降下來。可惜，“二線”畢竟是“二線”，“反右”之后的官員們深知“頂頭上司”的重要性。黨內愿意聽取毛主席的聲音的高級干部已經不多了！經過劉xx“加工”過的、荒謬的“大躍進”的失敗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廬山會議與彭德懷落馬

廬山會議和彭德懷落馬本來不是毛主席反修防變的一步，但是其起因與過去的黨內政治斗爭有關，其結果又對黨內政局發展產生深遠影響，故此應當有個基本的了解。

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受到批判，被打成“反黨集團”的首領，同時撤銷國防部長職務。在為“改革”開道的喧囂聲中，“彭德懷冤案”成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否定毛澤東的一顆炮彈。

按照右派——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及其附庸——的說法，是毛澤東不能容忍彭德懷的善意的批判，打擊報復彭德懷。事實究竟是怎樣的呢？

盡管官方資料一直沒有公開，可是許多參與者的回憶錄已經可以刻畫出彭德懷事件的大致情形。下面我將這個大致的情形敘述一遍，同時指出疑點所在。

首先，所謂廬山會議其實是兩個先后相連，內容完全不同的兩個會議。前面一個“廬山會議”是總結大躍進中左傾錯誤的研討會；后一個“廬山會議”是八屆八中全會，是專門解決彭德懷問題的中央全會。前廬山會議是7月2日開始，到23日結束，后廬山會議是8月2日正式開會，16日結束。

前廬山會議是毛主席為糾正58年以來的左傾錯誤所召開的一系列會議中的最后一個。在這之前先后召開了58年11月的第一次鄭州會議， 58年11月的武昌會議，和59年3月的第二次鄭州會議，都是為了總結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經驗與教訓。在召開這次——前廬山會議——會議時，黨犯了左傾錯誤已經是黨內高層的共識。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是需要弄清哪些是錯誤的，是必須改正的，哪些是正確的，是必須堅持的。

當然，一旦涉及具體問題，爭論必然是激烈的——因為那涉及到責任！除了毛主席，還有幾個人愿意為錯誤承擔責任？

彭德懷的“萬言書”是7月是14日寫的，最早也只能是14日交給毛主席的。此時會議已經開了13天了，應當說各方的觀點已經表述得差不多了。

問題是：是否是彭德懷的意見太激烈，太出格呢？

彭德懷的“萬言書”分為兩部分，前面總結成績，后面是批評錯誤。

在說到成績時，他首先說：

“１９５８年大躍進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

根據國家計委幾個核實后的指標來看，１９５８年較１９５７年工農業總產值增長了４８．４％，其中工業增長了６６．１％，農副業增長了２５％（糧棉增產３０％是肯定的），國家財政收入增長了４３．５％。這樣的增長速度，是世界各國從未有過的。”

說到總路線時，他說：“突破了社會主義建設速度的成規，特別是象我國經濟基礎薄弱，技術設備落后，通過大躍進，基本上證實了多快好省的總路線是正確的。不僅是我國偉大的成就，在社會主義陣營也將長期的起積極作用。”

說到人民公社時，他說：“１９５８年農村公社化，是具有偉大意義的，這不僅使我國農民將徹底擺脫窮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正確途徑。雖然在所有制問題上，曾有一段混亂，具體工作中出現了一些缺點錯誤，這當然是嚴重的現象。但是經過武昌、鄭州、上海等一系列會議，基本已經得到糾正，混亂情況基本上已經過去，已經逐步的走上按勞分配的正常軌道。”

說到大躍進時，他說：“在１９５８年大躍進中，解決了失業問題，在我們這樣人口眾多的、經濟落后的國度里，能夠迅速得到解決，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說到大煉鋼鐵時，他說：“在全民煉鋼鐵中，多辦了一些小土高爐，浪費了一些資源（物力、財力）和人力，當然是一筆較大損失。但是得到對全國地質作了一次規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養了不少技術人員，廣大干部在這一運動中得到了鍛煉和提高。雖然付出了一筆學費（貼補２０余億）。即在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最后他說：“僅從上述幾點來看，成績確是偉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經驗教訓，認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在批評部分，他說：

“據我看，１９５８年大躍進中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有一 些是難以避免的。如同我們黨３０多年來領導歷次革命運動一 樣，在偉大成績中總是有缺點的，”——注意：這里沒有任何人的個人責任。

“過去一個時期工作中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觀因素是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不熟悉，沒有完整的經驗。對社會主義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體會不深，對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沒有貫徹到各方面的實際工作中去。”——注意：這里的沒有完整的經驗是全黨的，而沒有“貫徹”好則是具體執行人的，和毛主席無關。

“雖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經提示全黨要把沖天干勁和科學分析結合起來，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看來是沒有為多數領導同志所領會，我也是不例外的。”——注意：這里肯定了毛主席，批評包括他自己的“多數領導”。

“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在１９５８年的大躍進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徉，為大躍進的成績和群眾運動的熱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傾向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搶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風；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后了。”——注意：這里至少沒有專指毛主席是“小資產階級狂熱”，他說的是“我和不少其他同志”。

“如主席提出的“少種、高產、多收”、“１５年趕上英國”等號召，都是屬于戰略性、長遠性的方針，我們則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當前具體情況，把工作安排在積極而又是穩妥可靠的基礎上。有些指標逐級提高，層層加碼，把本來需要幾年或者十幾年才能達到的要求，變成一年或者幾個月就要做到的指標。”——注意：這里又是肯定毛主席，批評包括自己的其他高級領導人。

試想，如果你就是毛主席，面對這樣的批評，你會生氣罵？中央會為了這些話把彭德懷打成“反黨”嗎？

更何況在信的結尾處他還說：“今年明年和今后４年計劃必將勝利完成，１５年趕上英國的奮斗目標，在今后４年內可以基本實現，某些重要產品也肯定可以超過英國。這就是我們偉大的成績和光明的前途。”——注意：他在這里重復了劉xx的“五年趕超英國”決心。看來當時左傾、盲目絕對不是個別人的錯誤，連彭德懷自己實際上也處在左傾、盲目狀態中！

事實上毛主席在會議結束那天所做的總結發言中關于左傾錯誤的批評倒更深入一些。彭德懷和中央那些關鍵人物——注意，不是毛主席——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他的“萬言書”中。

右派們指責毛主席容不下彭德懷的“萬言書”而打倒他，不僅是無知，更是無恥！

那么究竟是什么什么原因導致彭德懷被打倒呢？表面的原因很容易找到，可是疑點是明顯的，背后恐怕還有隱秘的原因。

我們先來看看表面的原因。

這要從7月23日毛主席做總結發言前說起。這時距彭德懷的上萬言書”已經九天了。在這九天中發生了什么，我們找不到具體的材料，只是從其他材料中看出，在這九天的討論中，彭德懷的“萬言書”得到許多領導同志的支持。緊張、憤怒的應當是彭德懷實際針對的劉xx，而不是彭德懷。

據毛主席的衛士李銀橋回憶，在毛主席發言前，他發現坐在第一排的政治局成員中沒有彭德懷，就問了一下，李銀橋指了指，毛主席才發現德懷坐在最后一排，沒有戴軍帽，頭剃得很亮。李銀橋感到毛主席有些不快。

散會時，毛主席招呼彭德懷等一下，要跟他談一談，彭德懷轉身離去，沒有理睬。在幾分鐘后，當毛主席在幾位“大元”的陪同下回住處時，又迎面碰上了不知何故返回的彭德懷。毛主席想拉住他談談。彭德懷摔開毛主席的手說：“沒什么好談的！”。這也太出格了。我想，就是彭德懷的這個出格的舉動使得本來就打算搞倒彭德懷的那些人們找到了機會。

回到毛主席住處，幾位“大元”告辭而去，不久就返回，說他們的一致意見是：應當召開中央全會解決彭德懷問題。毛主席接受了他們的要求，后廬山會議就要開始了。

因為前面這個廬山會議只是個研討會，許多中央委員都沒有參加，現在要開中央全會，就不得不通知全國各地的中央委員們趕赴廬山。這需要時間。

從彭德懷的“萬言書”中的語言看，他上書時與毛主席的關系還是正常的。而且據后來黃克誠的回憶，彭德懷上書后受到許多同志的好評，感覺良好，他還等著毛主席找他面談呢。是什么事情使得在不到十天之內，彭德懷產生了如此不可理喻的憤怒？以至于他憤怒地拒絕與毛主席交談！

這時廬山會議的第一個重要的疑點！解開這個疑點的鑰匙在哪里？我認為下面的資料可能是解開這個疑點的鑰匙。

在等待中央委員們上山期間，在毛主席的住處召開了幾次政治局會議。當時任毛主席的秘書的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書中說：“８月１日（后廬山會議會開始前一天），常委會上，毛對彭德懷說：‘我６６歲，你６１歲，我快死了，許多同志有恐慌感，難對付你，許多同志有此顧慮。’”

請注意，“許多同志”對毛主席之后的彭德懷“有恐慌感” ！

哪些“同志”？當然應當是那些“大元 ”們。“大元”們擔心彭德懷變成中國的“朱可夫” ！

可以想見，如果有人對彭德懷說：毛主席擔心你變成中國的“朱可夫”，必將立即點爆彭德懷這個“炮筒子” ！那么在彭德懷上交“萬言書”到毛主席總結發言之間的九天里，是否確實有人對彭德懷說過此類的話呢？他們為什么要這樣做呢？

從毛主席說“我快死了，許多同志有恐慌感”這句話看，至少是有人暗示過毛主席，彭德懷可能成為中國的“朱可夫”。

如果有人一方面在毛主席面前說彭德懷可能變成中國的“朱可夫”，另一方面跑到彭德懷面前說毛主席擔心他是中國的“朱可夫”，這叫什么？

這叫“反間計” ！

我估計毛主席與彭德懷都中了某人或某些人的“反間計” ！

彭德懷是否真的可能成為中國的“朱可夫”暫且不論，離間毛主席與彭德懷對某些人卻十分重要。從后來的政局演變看，離間毛主席與彭德懷有效地削弱了毛主席的政治力量，以至于毛主席不得不拿著黨章與憲法到中央去主張自己的權力！

盡管彭德懷是個粗人，并且確實驕傲自大，可是他就是服氣毛主席，或者說他唯一服氣的人就是毛主席。

從上了井崗山到全中國解放的二十三年間，除了34年前后他錯誤地追隨了博古、周恩來以外，一直是在毛主席的指揮下作戰。他是毛主席最喜愛的兩元虎將之一，他也是最忠于毛主席的我軍最高級將領之一。

不僅如此，他還是將帥中最熱衷于政治的一個（這可能正是他的不幸），他對“文官政府”并不信任，特別瞧不起劉xx。在高崗用“軍隊黨”反對劉xx的“地下黨”時他站在高崗一邊，與劉xx、鄧xx等人發生過正面的沖突。

如果劉xx當時確有奪取最高權力之心，那么除掉彭德懷勢在必行！

現在劉xx鼓吹“共產風”、“浮夸風”，犯了左傾錯誤，被彭德懷抓住了把柄，如果不打倒彭德懷，那么倒下去的就可能是劉xx！

由此而論，如果確實有人施行了“反間計”，那么此計出于劉xx是個合乎邏輯的。

當然，此“反間計”之所以能夠成功，彭德懷自身的缺陷是個重要的因素。彭德懷天生粗魯，且驕傲自大。更不好的是他對其他高級將帥缺乏應有的尊重與寬容。

比如劉伯承創辦軍校時沒有注意充分發掘我軍的寶貴經驗，過分強調外國正規理論與教學方法。在毛主席對劉伯承提出批評后，彭德懷在中央軍委會議上對劉伯承“上綱上線”，不依不饒。因為那時劉伯承身體不好，毛主席說:“讓劉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來參加會議作檢討,表示個態度就可以了。”但是彭德懷堅持要劉伯承出席會議檢討，并且前后檢討三次，深深傷害了劉伯承的身心。

這還不是唯一的個案，在粟裕落馬的事件上，彭德懷的錯誤更是不可原諒。首先，粟裕是個即戰功卓著，有謙讓謹慎的人。僅僅是由于一個是國防部長，一個參謀總長，在工作責權的劃分上出現了些沖突，因為在軍事思想上有分歧，彭德懷就欲徹底打倒粟裕而后快。要不是毛主席說“粟裕同志戰爭年代打仗打得好，是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為公還是為私？不能說都是為私吧！請大家來判斷。”，恐怕那“反黨”的帽子會落到粟裕頭上。

彭德懷的這些做法引起很多將帥的不滿，所以一旦他也成了批判的靶子，“墻倒眾人推”就難免了。

在后廬山會議上，人們從一切方面“算舊賬”，特別是一年前他給粟裕扣的帽子——里通外國——這回扣在了他的頭上。與粟裕不同的是沒有幾個人來為他說好話，反黨的帽子終于扣到了他的頭上！幸虧毛主席最后站出來拉了他一把，才使戴著“反黨”帽子的彭德懷居然得以保留了政治局委員的身份，享受副總理級待遇，離職學習。

這就是廬山會議與彭德懷落馬的大致情形。

總之，彭德懷落馬后，毛主席在政治局內又少了一個強有力的支持，劉xx則少了一個最危險的政敵。

從右傾到左傾再到右傾

這里是說劉xx在解放后十幾年之間在政治上的左右搖擺。從這種搖擺中可以可以看出兩點：一，劉xx在理論上很不成熟；二，劉xx在政治上習慣于投機。

要證明上述結論，還需從解放初期說起，而要弄清劉xx在解放初期的思想是從哪里來的，又要回顧一下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

《新民主主義論》是一九四○年一月毛主席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演。其開始的第一段如下：

“抗戰以來，全國人民有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大家以為有了出路，愁眉鎖眼的姿態為之一掃。但是近來的妥協空氣，反共聲浪，忽又甚囂塵上，又把全國人民打入悶葫蘆里了。特別是文化人和青年學生，感覺銳敏，首當其沖。于是怎么辦，中國向何處去，又成為問題了。因此，趁著《中國文化》的出版，說明一下中國政治和中國文化的動向問題，或者也是有益的。”

這就是說，《新民主主義論》是在抗戰的關鍵時期——外有日寇侵占大半個中國，內有國民黨反動派策劃內戰，面向從四面八方來到延安的知識分子所做的報告。中國共產黨這時的中心工作是建立可靠的抗日統一戰線，因此盡可能團結中國社會各階層的人民是最大的政治。也就是說，所謂新民主主義，是一個當時的中國社會各階層都可以理解并接受的“主義”；而不是解放后中共必然要逐步推行的社會主義。至于什么時候才能從新民主主義轉入社會主義，那要看中國的工農的覺悟的提高程度，要看工農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熱情有多高。

在說到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的經濟時，毛主席說：

“在中國建立這樣的共和國，它在政治上必須是新民主主義的，在經濟上也必須是新民主主義的。

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所有。“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這也是國共合作的國民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的莊嚴的聲明，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經濟構成的正確的方針。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但這個共和國并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并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后的緣故。

這個共和國將采取某種必要的方法，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實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掃除農村中的封建關系，把土地變為農民的私產。農村的富農經濟，也是容許其存在的。這就是“平均地權”的方針。這個方針的正確的口號，就是“耕者有其田”。在這個階段上，一般地還不是建立社會主義的農業，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礎上所發展起來的各種合作經濟，也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

這就是說，對于 “操縱國民之生計”的那些經濟部分，必須國有化，其他非“操縱”性的資本主義經濟還可以繼續存在與發展。同時，富農經濟也容許存在，“耕者有其田”是農業政策的基礎，各種“合作經濟”只是一種社會主義因素，而不是農業生產的普遍形態。

這些就是劉xx在建國初期所堅持的經濟政策。

錯了嗎？開始不錯，后來錯了！因為他落在翻身做了國家的主人的工農的后面了，做了“群眾的尾巴”。

解放戰爭中建立的解放區最初實行的的確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可是僅僅兩、三年，情況就發生了變化。

首先是分得土地的農民中出現了明顯的貧富分化，一部分仍然陷于貧困難以自拔的農民抱怨共產黨只看重富農，不顧他們的困苦。他們甚至自己組織起了互助組——最初級的農業合作組織。如果黨再不走在農民的前面，那么黨就會失去曾經是“打天下”的主力軍的貧苦農民的信任與支持。

同時仍然處在資本家剝削下的工人也要求黨盡快“解放”他們，使得他們獲得國有企業的工人們已經獲得了的主人公地位。國有企業的工人基本上實現了自己管理自己——車間主任、班組長都從工人中選出。“鐵飯碗”和工會在企業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讓工人們第一次感到自己確實是企業的主人。這一切讓仍然在資本家的企業中做工的工人、店員羨慕不已，他們強烈要求盡快取消私有制經濟，給他們以主人公的地位。

面對“領導階級”的如此要求，作為他們的“代表”的中共必須盡快滿足他們的要求——開始實施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在這一點上，劉xx顯然是“遲鈍了”。高崗認為這與他的“資本家的女婿”的身份有關，因為在工農已經明顯對“新民主主義”的經濟體制不滿了時，劉xx還在為富農經濟和資本家的剝削唱贊歌。

關于這一點，最直接的證據就是50年7月東北局收到來自中組部的信的附件。中組部的信是對東北局關于如何對待富農黨員的請示的回復。回信附件是劉xx和安子文的一次談話。

劉xx說：“東北土改后農村經濟開始向上發展了。有三匹馬一副犁一掛大車的農民，不是富農，而是中農。今天東北的變工互助是建筑在破產、貧苦的個體經濟基礎上的，這是一個不好的基礎。將來70％的農民有了三匹馬，互助組就會縮小，因為中農更多了，他能夠單干了。這是好現象。現在的變工互助能否發展成為將來的集體農莊？我認為是不可能的。這是兩個不同的階段。不能把新民主主義階段同社會主義階段混為一談。由個體生產到集體農莊，這是生產方式上的革命。沒有機器工具的集體農莊是鞏固不了的……現在對富農雇人買馬不要限制，三五年之后再限制，用國家頒布勞動法，把雇工組織起來，提高雇農的待遇，征土地稅，多累進一些，多加公糧等辦法予以限制。黨員成為富農其黨籍怎么辦？這個問題提得過早了。有剝削也還是可以做社會主義者的，圣西門是一個資本家，但他也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雖然當時是空想的。現在是私有制社會。黨員生產發家了，要將財產交公也交不出去，將來實行集體（化）時，將自己的財產交公，這種富農黨員也是好黨員。因此，即使東北將來有1萬富農黨員也不可怕，因為過幾年，東北可能會有100萬黨員，這1萬人若都不好，被開除也不要緊。認為（當）黨員便不能有剝削，是一種教條主義。總而言之，現在是新民主主義階段，要實行新民主主義政策。”

高崗向毛主席反映了他與劉xx的分歧，毛主席批評了劉xx，劉xx也做了檢討，但是他對中國農業和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一直持懷疑與消極的態度，直到57年突然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我猜：這可能是毛主席退居二線的直接后果。

毛主席退居二線，中央的常務工作由劉xx全盤負責，各部各委與各省各市現在都直接向劉xx回報工作，聽取指示了。劉xx如何才能大展才華？

繼續走他喜歡的“新民主主義”經濟道路？那很難做出讓人耳目一新的成就。唯有大膽創新，放手一搏，才可能有大的建樹，才能讓黨內服氣。

還有一種分析，認為他是故意把當時已經出現的社會主義熱情過分高漲推向瘋狂，故意讓毛主席的積極的社會主義政策失敗。我個人認為那種可能性很小。因為那樣做太容易“盤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了” ！實際上廬山會議上如不是毛主席主動承擔左傾的錯誤，保護了他，那么被打倒的就不是彭德懷，而是他——劉xx。

總之，我認為是急于建功立業使得劉xx從右傾一步跨入左傾，而且幾近瘋狂！

1958 年6月14日，劉xx在同全國婦聯黨組織負責人的談話中說：“中宣部印了一本有關空想社會主義的資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為《大同書》寫的。康有為……要破除九界，即國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財產………。毛澤東講話時，也提到康有為的《大同書》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想法，在那時沒有實現的條件，現在馬克思主義者抓住了階級斗爭，已經消滅階級或正在消滅階級的過程中，這樣，把空想社會主義者不能實現的空想實現了。” 劉xx在談話中提倡家務勞動社會化、解放婦女勞動力、辦食堂、托兒所、洗衣房等服務性事業。他說：“可以搞很多事業，象空想社會主義者所說，小孩子多大年齡就到什么地方去，到處有花園，老人有養老院，還有戲院、小學、圖書館、電影院……搞得好可以達到這種境地。我們到共產主義不要多遠，十五年可以趕上美國，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國可以進入共產主義。’”

看吧，剛剛還主張搞新民主主義，反對搞社會主義，一下子就要奔向共產主義了！黨中央剛剛制定計劃要十五年趕超英國，他馬上提出十五年要趕超美國！

他要顯示出超越毛主席的膽略！

僅僅二十天，劉xx的“溫度”又上升了，1958年7月5日，劉xx在北京石景山發電廠同工人談話時說：

 “工廠要辦食堂、托兒所、洗衣店，辦學校、辦農場，發點槍給大家操練。總之，工農商學兵全都自己干。”又說：“這樣下去，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幾年就好了。現在苦干幾年很有必要，不然過不了關，苦干幾年就不那么落后了。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過英國，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過美國的問題，其實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勁這么大嘛！不計上下班，干完就算數，有這么股勁，我看七、八年就行。”

注意，他說趕超美國用七、八年就夠了！

實際主持全國黨政工作的領導人的“共產主義熱情”以這樣的速度提高，那些各部、各委、各省、各地市，一直到生產隊長，那個敢站在“右傾”的立場唱反調？“共產風”，“浮夸風”怎能避免？！

被“改革派”罵的狗血噴頭的“共產風”、“浮夸風”，難道不是他們的“祖師爺”——劉xx掀起來的嗎？！

作為一個黨的最高級政工干部，其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水平實在是讓人難以理解！

右派們到處宣揚毛主席不懂經濟，他們的“祖師爺”劉xx在58年鼓吹七、八年趕超美國時對經濟有起碼的了解嗎？還有三、四十年進入共產主義，知道什么是共產主義嗎？八成也是個“摸著石頭過河”的角色！

關于農業的“躍進”，1958年7月19日劉xx說：“在并社時，‘一鄉一社’、‘政社合一’。”，“一個鄉一個社，將來是否叫社，農莊也包括不了，因為有工業、有學校、有商業、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實際上是共產主義的基層結構，這是組織起來的公社，有工業、有農業、有學校，生老病死都在這里，這是共產主義公社。”

看吧，他直接就要搞共產主義的新農村了！既然是共產主義的新農村，“共產”難道不是必然的嗎？“共產風”的源頭就是劉xx還需要懷疑嗎？

有人可能會說，劉xx都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的，他只是個執行者。

是這樣的嗎？我們來看看同期，毛主席是怎樣指導宣傳工作的。

當時的人民日報總編吳兼新華社社長冷西回憶（《憶毛主席》）說： 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期間，毛主席找我談話，毛主席說：“河南提出苦戰一年，實現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滅文盲。遼寧要實現三自給（即糧、菜、肉自給）。我懷疑是錯誤的。河南提出今年辦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報。人民日報硬是要卡住。否則這個省登，那個省登，大家搶先，搞得天下大亂。一年完成不登報，兩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報。各省提口號恐怕時間長一點比較好。我就有點機會主義，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說：“現在報紙報導要調整一下，不要盡唱高調，要壓縮空氣，這不是潑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實際的高指標，要大家按實際條件辦事。提口號，定指標要留有余地”

請注意，58年3月間——就是上面所引用的劉xx那些講話的四個月前，那時“浮夸風”和“共產風”才剛剛露頭，這時的“過熱”與后來的“瘋狂”不可同日而語，就在這個時候，毛主席已經通過黨的兩個最重要的媒體向全黨、全國發出了“提口號，定指標要留有余地”的指示。

對于毛主席的這個指示，劉xx能夠不知道嗎？他當然知道。可是急功近利的思想使得他聽不進毛主席的話。

這里摘錄一段網上找到的文字：

【毛澤東說：中國是個大國，但是個大窮國。今年大躍進，但即使根據現在報的數字，全國農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國工人每月平均工資也只有60元左右，現在有些縣委（按：指山東壽張縣。劉xx7月14日到那里視察，作了重要指示后，他們提出“苦戰三年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口號，詳見吳冷西《憶毛主席》 137頁）不知天高地厚，說什么苦戰三年就可以過渡到共產主義。這不是發昏說胡話？說是“窮過渡”，馬、恩、列、斯哪里說過共產主義社會還是很窮的呢？他們都說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必要條件是產品極為豐富，否則怎么能實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指劉xx，下同）要“窮過渡”，這樣的共產主義有什么優越性和吸引力呢？……我們現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這非常危險。北戴河會議規定了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五個條件，哪一條也不能少，缺一條也不能向共產主義過渡。談到這里，毛主席很動感情地說：反正我不準備急急忙忙的過渡。我今年65歲，即使將來快要死的時候，也不急急忙忙過渡。……看來赫魯曉夫還比較謹慎，他現在只講12年內準備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并沒有說到那時就要過渡。我們有些同志（指劉xx）頭腦發熱，想搶在赫魯曉夫前頭過渡，這很不好。蘇聯同志建設社會主義已搞了41年，我們才搞了9年就想當先鋒，還不是頭腦發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對的規定性，從量變到質變要有一個過程，不能隨意想過渡就過渡。”（吳冷西：《憶毛主席》）】

凡是多少有些良心的人，能夠否認毛主席確實已經為劉xx敲過警鐘了嗎？無奈坐在“總指揮”位子上的良好感覺使得他已經忘乎所以了！

劉xx是毛主席選定的接班人，對于劉xx的錯誤，毛主席給予了最耐心的引導，和委婉的批評。為了糾正劉xx的 錯誤，從58年11月的第一次鄭州會議到59年7月的廬山會議，毛主席一連召開了4次會議來討論、糾正左傾錯誤的問題。到廬山會議時，由于彭德懷等人把反左傾的調子定的很高，如果不適當“調和”一下，劉xx確實有被“拉下馬”的可能。毛主席不敢用“軍人主政”，（古今中外，軍人主政很少有不導致內亂的！）不愿輕易放棄剛剛豎起的接班人，再加上八成是中了“反間計”，他支持了劉xx批判彭德懷的斗爭。

毛主席當然希望通過這次教訓，劉xx能夠回到正確的社會主義路線上來。可惜事與愿違，劉xx借彭德懷落馬，借毛主席公開向全黨、全國承認、承擔“大躍進”的錯誤之機，不僅不是承認錯誤，回歸毛主席的路線，反而是借機諉過他人，抬高自己，進一步壓縮毛主席的影響，擴大自己的政治實力。并且一下子又從左傾跳到右傾！

毛主席向全黨、全國人民說：“1958、1959年，主要責任在我身上。”，“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

劉xx則僅僅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他故意不說這是誰惹的禍，因為既然毛主席已經公開承認是自己的錯了，那么這個“七分人禍”自然會被人們理解為是毛主席的錯！

看看，多么卑鄙的伎倆！

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

劉xx在60年說“七分人禍”時，絕對想不到十年之后，他的“算計”真的就“誤”了他自己的生命！

“大躍進”的失敗和三年災害對工人、市民的影響和對農民的影響是不同的。

工人本來就是無產者，市民在五三年工商業改造后也成了無產者，在大躍進中，他們付出的只是熱情和辛勞，所以挫折使他們失去的也只是熱情。

農民原來是“小生產者”，土地、家畜和農具是他們的生產資料。他們不是無產者，而是小私有資產者。合作化的初期，他們仍然擁有土地所有權；高級社時，土地成了公有資產，可是部分牲畜和農具還是自己的；公社化后，農民失去了所有的生產資料，成了無產者。盡管合作化的成功和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宣傳使得他們大多也滿懷激情與期望，可是疑慮和不安還是會有的。當時“共產風”刮得正緊，農民們還來不及體會無產者的滋味，三年災害來了，農民一下子跌入完全不能自保的境地。他們沒有足夠的存糧，因為存糧“共產”了。他們也沒有足夠的自主經營的土地和農具，他們無法自主尋求自救的道路。他們不得不完全依靠集體安排的生產和生活——這與城市里的工人有了一點相似，不同的是工人有固定的工資和計劃供應的糧食，他們沒有，因而面對百年不遇的災害時他們更加無路可逃。而就在這時候，干部中逐漸泛濫的“特殊化”——主要是多吃、多占——加劇了農民對集體化的反感和失望，甚至是絕望。

面對這些情況，毛澤東與劉xx給出了相反的解決之道。

毛主席的解決之道是：堅持人民公社的“三級所有”，發揮各級農業生產機構的積極性，發揮集體的力量優勢，全面發展生產；調整“隊為基礎”的大隊為小隊（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的中央關于改變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以克服“共產風”的不利影響，以適應農民的現實思想水平，盡可能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同時教育全黨要與農民們同甘共苦，絕對不能搞特殊化。

這就是說，毛主席是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要引導農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劉xx解決之道是：三自一包。那就是：擴大自留地，建立自由市場，社辦企業自負盈虧，普通農民包產到戶。

適當擴大自留地，使農民有更多的東西可以拿到“自由市場”上去換些現錢，這未嘗不可以試驗。建立自由市場是指在農村原有的集市的基礎上，在城市周邊建立銷售農民家庭產品——雞蛋、青菜之類東西的“集市”，這當然是個對農民與城市人口兩利的措施。這兩項都是可以試行的。

“社辦企業”能夠“自負盈虧”嗎？“社辦企業”是誰的企業？誰是主人？贏了是誰贏，虧了是誰虧？

請看看“改革”后“自負盈虧”的國營企業吧！不是絕大多數變成了“承包人”的“私企”了嗎？一旦社辦企業“自負盈虧”了，用不了多久，這個企業就會淪為該企業領導人的“私企”。這不是社會主義道路，而是向資本主義道路的過渡！

至于“包產到戶”就更清楚了。自從鄧xx粉碎人民公社至今，關于“包產到戶”的弊端的文章真的已經是汗牛充棟了！盡管少數農民已經富裕了，甚至成了富豪，可是，在可以預見的十幾年里，農民整體的貧困化，農村整體的衰敗化，農業整體的衰退化，是很難避免的！

劉xx給出的是一條通向資本主義的道路！

看！劉xx就是這樣轉眼之間從瘋狂的左傾轉為徹底的右傾！

這是出于什么思想的指導，是馬克思主義嗎？當然不是，他和鄧xx一樣不懂什么是社會主義，他們都是投機主義！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前廬山會議本來是要糾正大躍進期間的左傾錯誤，可是后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沖淡了黨內對左傾錯誤的關注，這使得本來應當清除的左傾錯誤思想得以蒙混過關。以劉xx為首的那些在大躍進中犯了嚴重的左傾錯誤的干部不僅沒有接受教訓，改正錯誤，反而變本加厲搞起了“反右傾” ！——８月７日（后廬山會議期間），劉xx主持的八屆八中全會向全黨發出《中共中央關于反對右傾思想的指示》，迫不及待地徹底否定了前廬山會議對左傾的批評，大搞“反攻倒算” ！

盡管經過前廬山會議的批判，浮夸風、共產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壓制，可是現在“反右傾”成為主流。任何對左傾的批評，甚至懷疑都被扣上了“右傾”的帽子，一些不肯跟著劉xx的浮夸風胡說八道的正直的干部被整了下去，而一些投機逢迎、胡作非為的野心家被提了起來，黨的干部隊伍的整體道德水平明顯下降！黨的領導階層的官僚化已經基本形成！

就是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一個偶然的機會傳入黨中央的驚人消息觸發了又一個對中共歷史產生重大影響的事件——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60年2月內務部一位姓郭的處長到河南信陽調查風聞大量餓死人的事情。受命接待他的是信陽地委的一位副書記張樹藩。此人當時正做為右傾分子受到經河南省委批準的批判。大概正是由于此人堅持要把河南信陽大量餓死人的事情上報中央，才招來了內務部的調查員，估計他是內務部調查員指名約見的人，所以盡管被視為右傾分子，仍不得不把他交給內務部調查員。就是這位信陽地委副書記的匯報掀起了一場影響深遠的政治風暴。

張樹藩的匯報很快經內務部傳到了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那里，習仲勛又向中央紀委書記董必武作了匯報，董老馬上派李堅、李正海兩個處長到信陽地區進行調查。他們經過三個月的調查了解，最后的結論是河南在大約半年的時間里，餓死的人數達四、五十萬！

中央紀委的報告震驚了中南海！

59年中國大部遭受了嚴重的旱災，糧食大面積減產，加上共產風中“放開肚子吃食堂”的浪費，59年下半年饑荒襲擊了整個中國。

面對饑荒政府采取了“按人頭”計劃供應糧食的政策，使得盡管普遍吃不飽，普遍營養不良，但是還不至于餓死人。例如當時的濟南，中學生的糧食計劃供給量在25斤至29斤之間，由于缺乏副食的輔助，這個量是無法使十幾歲正在長身體的孩子們吃飽的，但是也不至于餓死。

是什么原因使得河南數十萬人在短短幾個月里餓死呢？特別應當指出，餓死人的事情幾乎全部集中在信陽地區的兩個縣里！河南發生了什么特殊的事情？這兩個縣有什么特別之處？揭露餓死人事件的功臣的張樹藩是這樣說的：

“1959年，信陽地區出現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災。一百天不下雨，秋糧眼看著大面積欠收或無收。當時地委幾個書記分工，我主管農業、政法、財貿三條線。為了讓全區各縣市領導認識問題的嚴重性，我在8月初召開了一個各縣市有關負責人的會議，讓大家實事求是地估計秋收形勢，認識災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種蔬菜等，將災荒消滅在春節之前。但這個會議事先未經地委討論，有些人就有了看法。不久，省委要召開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反彭德懷）的會議，地委讓各縣報秋收預產。地委辦公室匯總后，召開黨委會討論。當時地委9個常委中，8個認為1959年農業生產比1958年豐收，是特大豐收年，因為根據各縣市預報的糧食產量是72億斤，而1958年不過56億斤。我在會上談了和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認為今秋是個大欠收年，全區總產大概就30多億斤，最多超不過40億斤（后來證實只有20多億斤，我說的也多了）。

8月底9月初，省委召開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擴大會議。在會議開始時，省委讓各地、市委書記預報秋收產量。……在會上談了我的看法，并提出我們共產黨人在什么情況下都要實事求是，雖然這次省委擴大會議是反右的，但不能因為怕反右就不實事求是。我說完后，縣、市委書記沒有一個說話的，可見大家是了解情況的，只是不敢說實話而己。隨之擴大會議按省委意圖要各地、市找右傾典型，展批斗。盡管省委已把我定成嚴重右傾分子，可批斗就是發動不起來，沒有一個對我批評的。路憲文無奈，抓住一個說點實話的平輿縣長曹明展開了批斗，這也算信陽地區在擴大會議上找到了一個所謂右傾分子。隨即撤銷了曹明的縣長職務。

擴大會議后，我回到地區抓秋季糧食征購任務。省委仍按1958年大豐收的標準征購，我們地區又完成了16億斤，將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都交了征購。秋收剛完，很多地方群眾就沒飯吃了，開始出現了逃荒要飯的現象。”

請注意，59年信陽地區糧食產量實際只有20幾億斤，卻按照浮夸的72億斤征收了16億斤糧食！那幾百萬農民手中還有多少糧食？不足10億斤了吧！也就是每人大約能分到一百斤糧食（原糧），并且還有些公社在吃“大鍋飯”，那還能吃幾天？

沒有飯吃可以外出逃荒要飯那，那不是解放前農民們渡過“青黃不接”春天的通常做法嗎？何至于大量餓死呢？征收上來的糧食不可以再發下去救急嗎？

讓人不可原諒的是，河南政府硬要在中央面前“打腫臉充胖子”，不肯動用庫存的糧食；更讓人不可原諒的是當時的河南政府為了捂住河南嚴重浮夸的蓋子，嚴令各地動用民兵嚴禁農民外出討飯！很快就斷了糧的部分信陽農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草根、樹皮度日還能不大量餓死？

當中央了解到信陽的真實情況后，立即派李先念、陶鑄、王任重等人，在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陪同下來到信陽地委處理問題。讓人失望的是這些大員并未真正抓住問題的實質與根子，也就是他們回避了來自中央的左傾浮夸這個真正的根源，回避了河南省政府的直接責任，把餓死人的責任全部推給了縣一級干部！

張樹藩的臨終回憶錄中生動的記下了這樣一幕：

“吳芝圃說話了。他的原話至今我還記得很清楚。吳指著我說：“樹藩伺志，信陽地區發生的問題，省委事先一點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聽說你和路憲文認識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談談呢？如果早找我談談，不就避免了發生這樣大問題嗎？”本來我事先沒想對中央領導說什么，但在吳說了這樣一翻謊言的情況下，我不得不說話了。

我的原話是：“芝圃同志，你真的一點情況不知道嗎？那么地委給我戴上右傾帽子，對我進行幾個月的批判斗爭，這不是省委批準的嗎？否則路憲文他敢批斗我嗎？既然是省委批準的，又是根據什么批的，還不就是根據我在生產救災會議上的講話，在地、省委估產時地委定的高我說的少，反瞞產時我在遂平縣不僅沒反出瞞產，又拿出700多萬斤糧食解決群眾生活問題，以及說干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打死人是國民黨作風等，才給扣上嚴重右傾帽子進行批斗的？省委批準斗我的根據，不都是我反映的意見嗎？芝圃同志，怎能說省委一點情況都不了解呢？對我的批判不都是你的安排嗎？我還找你談什么？”這時，我看到吳芝圃的臉紅得成了紅布，確實相當難堪。我還想再具體談談時，陶鑄同志阻止我說，不要再往下說了，我們都清楚了，過去批判錯你了，我們給你平反，不要再說啦。”

請注意，張樹藩已經清清楚楚地說明了事情的根源是左傾浮夸，是省政府指導下的浮夸，清清楚楚地說明了省委書記吳芝圃的直接責任，可是被陶鑄制止了！在座的李先念、王任重的態度怎樣呢？回憶錄中沒有提到，顯然是默認了陶鑄的做法。他們與直接責任人吳芝圃一起把責任推給了下級官員，最終打倒的是數十個縣級、公社級干部，并且把餓死人最多的縣的書記判了死刑。幸虧毛主席心中有數，不愿殺人，令改為死緩才逃得性命。

何以說毛主席心中有數呢？因為在這之前，毛主席曾多次批評吳芝圃的左傾浮夸。例如1958年，吳芝圃向中央提出：河南三年可以實現四化（即：糧食達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掃文盲”），毛主席批評說：“要去掉虛報、浮夸，不要爭名，而要落實”。又說：“要把膨脹的腦筋壓縮一下，冷靜一下”。還生氣地說：“吳芝圃，你對，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馬列主義，我是機會主義!”。

信陽因浮夸而餓死數十萬人，吳芝圃能夠脫得干系嗎？還要那一個縣拿委書記的人頭來作擋箭牌！

一方面丟卒保車是中央的決定——不僅是保吳芝圃，更是保支持吳芝圃的中央大員，另一方面毛主席還想給真正的罪魁禍首劉xx等人一個改正的機會，也不愿意公開地把“火”向上燒。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毛主席不知道問題的根子實際上是在上面，不知道存在著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可能性。后來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中明確指出：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就是最好的證明。

信陽事件最終定案為反革命復辟，認為是民主革命不徹底，是內部肅反不徹底，是敵人利用我們工作中的錯誤，進行大規模的階級報復。就是這個結論，一方面使得真正的禍根——左傾浮夸逃脫了罪責，一方面錯誤地描述了農村干部隊伍的實際狀況，使得后來展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再次走上錯誤的道路！

鑒于河南信陽事件的教訓，毛主席要求各省、各地調查一下，摸一下全國農村干部的實際情況。調查的結果是：大約三分之一的干部已經嚴重腐敗、變質了。于是全國范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逐步展開。

起初初，一些地區進行了針對農村基層干部的 “小四清”（清帳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1963年5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員和大區書記參加的小型會議，討論農村社會主義教育問題，制定了《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前十條” ）。

前十條的重點是說：如果不抓階級斗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為此要進行一次全面的思想、路線的檢討與教育。這里毛主席實際上是把信陽事件反映出來的問題定性為全黨的思想、路線問題，而不僅僅是農村基層黨員干部的思想作風問題了！

鄧xx篡奪了黨的領導權后，鄧xx及其追隨者們把毛主席的這個觀點斥為“極左”，但是恰恰是鄧xx及其追隨者們的“改革”證明了毛主席的這一論斷是天才的預見！

毫無疑問，“前十條”的核心思想矛頭直指黨內官僚階層，而黨內最主要、最重要的官僚集團是劉、鄧為首的黨內政工集團。現在全黨的政治工作幾乎完全由劉xx、鄧xx具體負責，他們自然要設法篡改毛主席的這個最重要的政治方針。于是在“前十條”下發全國開始執行的一年后，在毛主席沒有參與的情況下，劉xx、鄧xx搞出了個“后十條” ，并隨即下發全國執行，名為對“前十條”的補充 ，實為否定了“前十條”的核心。

“后十條”的核心是：將“前十條”指出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篡改為解決“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和黨內與黨外的矛盾。“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完全可以被他們解釋為基層干部的思想品德問題，黨內與黨外的矛盾更可以解釋為黨和“階級異己分子”之間的矛盾。“后十條”實際上是暗示黨中央是正確的，劉xx、鄧xx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暗示這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還是要由劉、鄧率領的官僚階層來整別人，整下層，整黨外！

劉xx曾經邀請毛主席的秘書田家英參加修改“后十條”，田家英將修改后的“后十條”的內容向毛主席做了匯報。毛澤東講了兩點意見：第一，不要把基層干部看得漆黑一團；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隊員集中在一個點上。這顯然是對“后十條”的批評。田家英將毛主席的意見向劉xx做匯報時，劉xx表情嚴肅，未置可否。

修改后的“后十條”以更加“左”的面目把矛頭指向廣大農村基層干部和所謂的“黑五類”。不僅把農村基層黨組織看得一團黑，而且認為其中一些是與“地、富、反、壞、右”相勾結的“反革命兩面政權”，搞起了土改時的“訪貧、問苦、扎根、串聯”，以斗地主的方式斗農村基層干部和“五類分子”。反修防修的問題，防止黨內出修正主義的問題被徹底排除了。

63年全面展開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已經接近兩年了，可是由于劉xx、鄧xx一心只想整基層、整黨外，所以盡管毛主席多次提醒“根子在上面”，可是劉xx、鄧xx佯裝沒聽見，運動完全沒有觸及黨內高層官僚集團。

毛主席發現了“后十條”的真正用意后，立即召開了中央全會，嚴厲批駁了劉鄧的“后十條” ，劉xx做了檢查，中央重新制定了一個《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并嚴令立即收回下發全國的兩個“十條”，運動完全按照“二十三條”為準。

“二十三條” 的核心是指出了：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這是個劃時代的偉大思想的標志。鄧xx的“改革”已經充分證明了其偉大意義，歷史必將給予這個重要的標志最高的榮譽！

二十三條下發之后，糾正了一些極左的做法，解放了大部分正在受批判的基層干部，停止了對“黑五類”的打擊與監管，農村緊張的政治局面有所緩和。再加上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的運動的開展，中國的政治、經濟形勢開始向好的方向發展。

但是，畢竟“二十三條”只是原則性的指導，畢竟具體指導運動的權力還是在劉xx、鄧xx集團手中。“你有政策，我有對策”，不讓我打擊基層干部可以，想讓我矛頭向上批判高層的官僚階層的修正主義思想和路線不行！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已經圖具虛名，已經事與愿違，已經得不償失！

六五年底，毛主席對劉xx已經徹底失望了！

一場真正的政治大風暴開始醞釀。

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和“樣板戲”

在62年前后劉、鄧熱衷于“三自一包”時，毛主席一方面批評了劉、鄧企圖借用資本主義的經濟手段解決暫時經濟困難的錯誤，一方面尋找再次調動廣大人民群眾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的方法與突破口。

他首先發現價了大慶石油工人艱苦創業這個典型，隨即以“工業學大慶”為口號，號召全國工業、科技、教育、衛生等行業以大慶為榜樣，發揚大慶人“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盡快創建我國獨立的、完整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科技體系、衛生體系、教育體系。

在“改革”年代成長起來的青年人習慣了一切依靠“引進”，一切依靠“外資” ，“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這個口號在他們眼中實在是很荒唐的。可是就是在這個無法被“改革”理解的口號指引與激勵下，中國工人階級和忠于社會主義事業的知識分子創造了無數個人間奇跡！他們不僅造就了世界第六的經濟體系，建立了覆蓋全國的醫療衛生體系，實現了普及中小學教育，更把我們的科技水平與西方列強的差距縮小到不足十年！（“改革”后這個差距很快就變得更大，而不是更小了！）

在農業方面毛主席發現并豎起了同樣是靠“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發展經濟的大寨人這面紅旗。大寨人面對的困難比中國大多數地區的農民面對的困難要大得多，可是他們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實現了改土、造田，修渠、灌溉，基本上擺脫了幾千年來靠天吃飯的貧困面貌。大寨的成功激勵了全國的農民，在“農業學大寨”的旗幟的感召下，在貫徹糾正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左傾錯誤的“二十三條”后，一個農業生產高潮再次在全國出現。

就在工業與農業的兩面紅旗豎起來的同時，一個更為重要的旗幟隨即因林彪在解放軍中開展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運動而豎起來了，這就是“全國學習人民解放軍”。

自從廬山會議彭德懷落馬之后，林彪就接掌國防部長之職。人所共知林彪是世界知名的軍事家，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林彪還是個深藏不露的政治家。

在高崗發動對劉xx的挑戰時，林彪就顯露出了敏銳政治洞察力。當時，許多人都以為毛主席越級提拔高崗，同時批評劉xx右傾，高崗挑戰劉xx即使不能全勝，至少不至于落敗。可是林彪卻早已料定高崗要輸，所以盡管他從來都瞧不起劉xx，可是在高崗邀他支持自己時，林彪只“打哈哈”，不置可否。相比之下，彭德懷的政治觀察力就要遜一籌，彭德懷支持了高崗，成為他后來倒臺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猜測（沒有直接證據），林彪早已把劉xx與毛主席的矛盾“看在眼里，記在心里”。他這一次料定劉xx會走上與毛主席直接對抗的道路，并且料定輸家必定是劉xx。于是在劉xx集團風頭最盛，毛主席在中央幾乎失去號召力之時，林彪在他掌控的解放軍中發動了“大學毛主席著作”的熱潮。他不僅要求各級干部與戰士學，而且自己帶頭學（盡管可能只是做個樣子），特別是63年他提出了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急用先學，學用結合，立竿見影”的原則，和64年他組織編輯的《毛主席語錄》對把學習毛主席著作熱潮推廣到全國各行各業、各個階層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學習毛主席著作并不是林彪的發明，而是起自59年的黨內讀書活動。59年毛主席在總結大躍進的教訓時，深感黨內高層干部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不高，于是號召黨內干部，特別是高層干部多讀一些馬列主義的書。因為黨內干部大多數文化水平不高，直接讀馬列原著困難不小，所以，人們自然而然地把毛主席要求的讀馬列的書變成了讀毛主席的書。毫無疑問，毛主席是中國共產黨鶴立雞群的理論家和作家。除了毛主席之外，其他領導人幾乎拿不出幾本象樣的著作，也沒有多少理論性的文章。黨內文化水平不高的干部要學馬列主義的理論也只能讀毛主席的書。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活動就由此展開。

是林彪把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活動擴展到解放軍全體官兵，又進一步擴展到全國各階層人民。盡管林彪的突出政治和大學毛主席著作都帶有一定程度的形式主義，可是正是全國學習解放軍，正是全民學習毛主席著作，正是解放軍創造的學習毛主席著作交流會和宣講會，造就了人民大眾空前高漲的政治熱情，和對毛主席的無限崇拜，造就了發動文化大革命所需的最好的群眾基礎。也就是這個原因，才使得林彪得以在九大上成為毛主席的法定接班人。

盡管后來的事實證明林彪是個政治野心家，可是不能不承認，正是他在關鍵的時刻，做出了關鍵的貢獻，使得毛主席可以在劉xx幾乎已經成功奪取了黨的最高領導權力之時，得以發動文化大革命，一舉摧毀了劉xx的資產階級司令部。

為了迎合毛主席要求黨的工作要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指示，林彪在軍隊的工作中甚至提出： “時間上誰讓誰的問題，基本上要確定一個原則：讓給政治。軍事訓練、生產等可占用一定時間，但不應沖擊政治。相反，政治可以沖擊其他。” 顯然，林彪把突出政治提高到了“唯我獨尊”的地步。這種提法其實并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但是，對在廣大群眾中宣傳毛澤東思想，提高毛主席的威望無疑是有利的。我想，正是這個原因，所以毛主席才對林彪的“過火”視而不見。也就是說，在當時極其困難的形勢下，毛主席是把林彪當作了對付劉、鄧的鐘馗；當然，毛主席自己也同時被林彪當作鐘馗利用了一回。

文革結束后有人說毛主席選林彪做接班人是一個失誤，其實那是不得已。就象戰爭中為了殲滅敵人有生力量而暫時放棄某些城市與鄉村一樣，毛主席為了打倒劉、鄧集團不得不暫時容忍林彪奪權了法定接班人的位置。這一點可以從后來公開的毛主席當時給江青的信中獲得證據。

除了林彪主導創造的有利于毛主席反擊劉、鄧官僚集團的群眾基礎和政治氣氛，江青搞的幾個“樣板戲”也為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極好的思想與民心背景，以及一個極好的“突破口”。可能有人不贊成這種說法，他們認為樣板戲不是江青搞的，是群眾的創造成果。是江青竊取群眾文藝革命的成果。

無疑，那八個樣板戲確實是群眾文藝革命的成果，但是，是江青把這些樣板戲的創造與宣傳提升到重大政治事件的高度，才使得這些樣板戲的宣傳、傳播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影響。還可以推測這并非江青個人的行為，而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進行的政治戰略部署之一。

1962年9月，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說：“現在不是寫小說盛行嗎？利用寫小說搞反動活動，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 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毛主席說這話的背景是劉、鄧推行三自一包的高潮時期。配合劉、鄧的資產階級經濟路線，一些文藝作品也開始宣揚資產階級思想與情趣。最典型的事件是中國劇協于1964年2月舉辦了一場“迎春晚會”，被一位部隊文藝工作者批評為“大部分是庸俗、惡劣、低級趣味的東西”，并反映到中宣部。中宣部為此要求全國文聯和各文化協會結合這個事件進行一次整風。

此事匯報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說：“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由此可見毛主席對當時文藝工作戰線的情況是多么不滿！

與中國劇協相反的是一些地方的劇團按照毛主席“要為工農兵服務”的教導自發地搞了一些歌頌人民革命戰爭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戲劇。其中就有后來發展為“樣板戲”的那些劇目的原型。是江青發現并出面扶持了這些新劇目，并且幫助他們提高政治與藝術水平，成為廣大群眾喜愛的“樣板戲”。例如63年上海創作了滬劇《蘆蕩火種》和《革命自有后來人》。在江青的組織下，滬劇《蘆蕩火種》經北京京劇院改編為《沙家浜》，滬劇《革命自有后來人》經中國京劇院改編成京劇《紅燈記》。顯然京劇比滬劇更適合于表達高昂的情節，擁有更廣大的觀眾，其影響要大得多。其他六個樣板戲創作的情況大同小異。

比樣板戲的創作更為重要的是樣板戲的廣泛傳播。由于江青的特殊身份，樣板戲的傳播不僅是順利，更可以說是鋪天蓋地。那個時候的大人、小孩，大多數都能唱幾段樣板戲！樣板戲的精神也就隨著其傳唱逐漸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識。

那時中國的政治出現一種奇怪的對立。在高層官僚中，劉xx威望很高，說話很管用；以至于毛主席曾對劉xx說：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罵娘的帥。可是在人民大眾中，毛主席的威望到達了空前的高度。用林彪后來的話說就是：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

劉xx統帥著國家機器的管理者階層，毛主席統帥著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心！

幫助毛主席獲得人心的兩個最重要的人是林彪和江青。理解了這一點，才能真正理解文革開始以后林彪后來獲得“法定接班人”的地位，江青獲得了“文化革命的旗手”的榮譽的真正原因。

樣板戲對文革還有另一種支持作用，那就是由于樣板戲的反襯，使得發動文革的突破口變得更加不堪一擊。這個突破口就是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文革的爆發

從1951年的“三反運動”、槍斃劉青山、張子善拉開“反腐敗”的序幕，到的1963至1965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毛主席為心中的“進京趕考”——反腐、防變——費盡了心力，可是黨的干部階層官僚化、特權化卻真的是“不可阻擋”的發展著。無論是理論學習，還是批評教育，還是整風運動，甚至是打倒、槍斃，都不能阻擋掌握著國家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大權的干部階層逐漸發展成為與廣大群眾對立的特權階層，都不能阻止黨整體上的腐化變質。

1951年的“三反運動”槍斃了兩個地市級官員，不可謂不嚴厲；可是只能暫時嚇阻干部們的揮霍享樂，對阻止干部階層的官僚主義、特權思想的產生與發展沒有多少作用。

1957年的黨內整風本來是要檢查討黨的工作中的錯誤，整頓黨內的思想作風，清除那些腐敗變質分子，但是在黨內高層的壓力下，運動轉向，變成主要針對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反右”不僅保護了黨內的官僚主義、變質分子，而且打垮了黨外的監督力量——知識分子階層，將中國大地變成真正的“一言堂”。

1959年的廬山會議本來是要批評、糾正過去兩年由劉xx主導的嚴重的左傾錯誤，但是卻被人巧妙地變成打倒毛主席的“彭大將軍”的“后廬山會議”。更加不可理解的是打倒彭德懷之后全國竟然展開了“反右傾”大清查，將那些不滿劉xx浮夸風、共產風的干部通通戴上“右傾”的帽子打了下去！劉xx不僅沒有因左傾錯誤受到批評，反而借機清除了黨內的反對派，壯大了其集團勢力。

1960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上主動承擔過去兩三年黨內的左傾錯誤的責任時，劉xx狡猾地拋出個“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嫁禍于毛主席，并在黨內刮起 “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xx”妖風！在黨的干部階層中破壞毛主席的威信，提升自己的政治影響力。

1961至1963年間毛主席為克服“三年困難”而提出農業要完善人民公社制度，工業要貫徹“鞍鋼憲法”時，劉xx在黨內鼓吹農業搞“三自一包”，工業搞“首長負責制”和“獎金掛帥”。毛主席的“路子”的核心是調動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完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劉xx的“路子”的核心是利用群眾中的自私心理，逐步轉向資本主義經濟道路。

1963至1965年間毛主席為了糾正劉xx搞“三自一包”和“首長負責制”的錯誤發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意圖在全黨進行一次反腐敗，防變質的教育，特別是要告誡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要接受蘇聯的教訓，警惕黨內高層出修正主義。可是此時劉xx已經獲得了黨內高層多數人的擁護，或者說，在過去十幾年中黨內高層那些反對劉xx的人已經清除殆盡，毛主席的話已經沒有多少干部認真對待了。

更為嚴重地是黨內干部普遍接受了官僚化、特權化的事實。就連朱德、陳毅、陳云、李先念等正直的黨內大員也沒有把黨的官僚化、特權化看作嚴重的問題，沒有把官僚化、特權化與黨的腐化、變質聯系起來。他們沒有認識到，官僚化、特權化的最終結果必然是與人民大眾對立，必然走向官僚資本主義，必然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敵人。

這個時候的中國共產黨真的就是“盲人瞎馬臨深淵” ！把這一切看得真真切切的毛主席怎么能夠不心急如焚？他抓住所有可能的機會向黨內高層發出警報，他拿著黨章和憲法嚴厲批評黨內的官僚集團，可是大權已經旁落，他甚至無法在黨的機關報刊、雜志上發表文章！如果他再不采取堅決、有效的反擊措施，他將親眼看著自己心愛的黨變質，變成一個官僚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的黨！

要反擊，首先要有個戰略計劃。首先要弄清敵我雙方的力量之所在與力量對比，然后才能確定一個盡可能有利于我方的戰略目標，才能進一步策劃如何實現這個戰略目標。

毛主席對敵我雙方的力量之所在與力量對比了如指掌。

他清楚地認識到，這次斗爭的敵人不僅在共產黨內，而且在共產黨的中央機關和政府的各大機關掌握大權——他們已經構成了一個“黨內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他清楚地認識到，“黨內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成員及其追隨者雖然是極少數，可是思想意識上傾向、羨慕于官僚特權集團的干部則要多得多。更兼經歷了“反右”、“批劉伯承”、“批粟裕”、“批彭德懷”、“反右傾”等內斗的“淘汰”，剩下的正直的干部已經不多了，而善于鉆營與投機的分子則不乏其人。

直接站在毛主席對面的是劉xx集團的成員，幾乎占中央黨政機關中高級干部的半數。而那些投機分子則無論開始時站在哪一邊，最終都會走向毛主席的政治路線的對立面，都會成為毛主席必須克服的障礙。歷史已經證明，在文革中來自各種投機分子的干擾給文革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失，幾乎可以說是“殲敵一萬，自損八千” ！正是投機分子造成的這些損失成為鄧xx極其官僚集團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否定文革的主要借口。

那些跟隨毛主席打天下，對毛主席無比崇敬的將帥們盡管不會直接反對毛主席，但是要讓他們在即將展開的政治大搏斗中打倒代表著官僚主義、特權階層的劉xx集團也很困難，因為他們還認識不到劉xx集團已經淪落為“黨內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他們還以為劉xx集團的問題只是思想認識問題，可以通過黨內教育解決。所以這些人多數也不會成為打倒劉xx集團的堅定擁護者。

這就是說，在這次反擊劉xx官僚特權集團的斗爭中，毛主席必然是黨內的少數派，并且是極少數派！真正理解中國當時的政治局勢，支持毛主席的戰略意圖的高層領導，如周恩來、林彪、康生、陳伯達、柯慶施等，真是屈指可數。

毛主席可以依靠的力量在哪里呢？除了極少數黨內高層官員，還有兩大忠于毛主席的力量。一個是人民解放軍，一個是幾億普通群眾。

人民解放軍是在毛主席天才的指揮下，經歷了二十多年的流血斗爭，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死地”到“得天下”。因此，在絕大多數將帥眼中，毛主席就是軍神！就是人民軍隊的靈魂！更兼林彪掀起的學習毛主席著作熱潮，把對毛主席的崇敬傳播到了每個戰士心中。相比之下，劉xx在軍中則幾乎沒有什么影響。劉xx崛起與于延安整風運動，此前他主要是在做工人運動工作和地下工作。他在批判王明的錯誤路線的論戰中，首先提出“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并且指出這是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旗幟。他的這個觀念和行動使得他從眾多的普通中央委員中突顯出來，終于成為黨的第二把手。但是，除了此前在新四軍短暫任政委外，幾乎一直與軍隊工作沒有直接聯系。再加上延安整風主要目的是“削山頭”，當然要觸及一些高級將領的利益，劉xx的“積極”必然導致軍內高層罕有劉xx的崇拜者，甚至導致多數將帥多少都有些瞧不上他。兩相對比，可以推斷，如果毛主席與劉xx做最終的政治“攤牌”，軍隊肯定會站在毛主席一邊。更妙的是，實際上無須直接使用軍隊力量，軍隊對毛主席的崇拜本身就是對劉xx集團的一種威懾，就是一種巨大的政治力量。

相似的，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解放軍，和學習毛主席著作熱潮與樣板戲熱播，造就了幾億空前崇敬毛主席的普通群眾。特別是在軍隊下級軍官和普通士兵心中，在青年學生心中，毛主席的話就是“最高指示” ！聽毛主席的話就是最大的政治！一旦把這幾億民眾調動起來，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擋。

但是，調動人民大眾也是有困難的。那時候普通群眾并不了解黨內的政治斗爭，更想不到黨內有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他們通常把毛主席與黨中央視為一體兩面，認為黨中央的那些大員都是毛主席的好戰友。如果直接要求他們站出來反對劉xx集團，估計沒有幾個人會站出來！因為他們會認為劉xx與毛主席并無差別，反對劉xx就是反對毛主席。因此，如何調動億萬群眾起來造劉xx集團的反，如何避免黨內大多數干部跟著劉xx反對毛主席的政治主張，這是個決定成敗的重大策略問題！

這就是說，如何才能發動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投入反對劉xx集團的政治斗爭就是一個棘手的難題。就劉xx集團已經表現出來的錯誤而言，尚不足以讓普通黨員與民眾相信其已經墮落為官僚資產階級分子，不足以讓普通黨員與民眾相信劉xx集團已經是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如何讓劉xx集團自我暴露，以便廣大軍民確信他們已經墮落為官僚資產階級集團，是個困難而又必須解決的問題。

鑒于上述情況，毛主席能夠為即將展開的反對劉xx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斗爭確立一個什么樣的目標呢？

據我猜測，毛主席當初為文革確立的第一個目標是粉碎劉xx資產階級司令部，他絕不允許劉xx集團在他的面前改變黨的性質，改變國家的顏色。

他的第二個目標是通過粉碎劉xx資產階級司令部再一次告誡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要重視無產階級專政下防止黨變質，國變色的問題，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毛主席為文革確立的第三個目標是尋找一種的防止干部腐敗，防止官員階層變成官僚階層的有效方法。毛主席從幾十年革命戰爭的經驗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與教訓中感覺到，只有依靠人民，依靠人民大眾對國家政治的廣泛深入的參與，才可能有效地防止黨的官員變質，防止黨變修，防止國變色。他在他的“我的一張大字報”中說，過去的種種方法無效，現在看來發動全國人民參與的政治大搏斗是一種防止官員變質，防止黨變修，防止國變的有效方法。這種發動群眾在自己隊伍的內部開展兩條路線，兩種道路的政治大戰是史無前例的，究竟應當怎樣進行，應當注意那些政策等問題，只有在實踐中去探索了。

針對這三個目標和復雜困難的局面，毛主席為文革的開始階段制定了一個巧妙的戰役計劃；而文革展開后如何深入，如何結束，估計并沒有一個清晰的計劃在毛主席心中。

文革的歷史已經充分顯示了毛主席文革戰略的開始階段的計劃。這是一個“大迂回”戰略。文革要攻擊的直接目標是劉xx官僚集團，可是最初的戰斗發生在遠離這個集團的文藝界。在文藝界發動攻擊的理由是現成的：在大力宣傳樣板戲的同時，批判那些與樣板戲精神不符的戲劇是順理成章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被選中作為第一個突破口。

選中《海瑞罷官》這部戲作為突破口有三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正如姚文元在批評它的文章中指出的，這部戲宣揚的是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治觀念。第二個原因，也是更為重要的原因是這部戲的編劇是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第三個原因是自從這個劇本發表，戲劇演出，就得到了文化界的高度吹捧。

由于《海瑞罷官》這部戲宣揚的是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治觀念，所以批判這部戲很容易將戰火燒到同樣宣揚地主資產階級的其它文藝、文化領域。由于吳晗的《海瑞罷官》曾獲得文化、藝術界的廣泛吹捧，；批判這個戲定會招來文化、文藝界的廣泛關注，正好把戰線擴展到整個文藝、文化界。由于吳晗不僅是北京市副市長，還是個重要的文化人。他是著名的《前線》雜志的《三家村扎記》專欄的三位“重量級寫手”之一。另兩位“重量級寫手”是北京市委書記鄧拓，和北京市委統戰部長廖沫沙。這些人與文化部長周楊一樣都是劉xx掌握文化界的大將。抓住了鄧拓、吳晗就很容易把斗爭引入文化界高層。這些都有利于實現“大迂回”戰略的第一步——將戰火燒到整個文化界。

另外，鄧拓與吳晗都是北京市的高層官員。北京市委和市政府是劉xx的“自留地”，打擊這個“自留地”的首腦就是摧毀劉xx集團的第一步。

所以選擇《海瑞罷官》作為文革的第一個打擊目標確實是個高明的策略。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寫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上海《文匯報》發表了。這篇文章直接點了吳晗的名，指出“吳晗同志恰恰用地主資產階級的國家觀代替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觀，用階級調和論代替了階級斗爭論。在今天宣揚這些地主資產階級吹噓了千百年的陳舊觀點究竟是為什么？究竟是對誰有利？”。

注意，姚文元在這里不僅指責吳晗的思想觀點是地主資產階級的，而且政治立場也是地主資產階級的。這是一種嚴重的指責！面對這樣嚴重的指責，怎么會沒有反擊呢？當時的北京市市長、市委書記又是在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的書記處書記彭真（劉鄧集團的第三把手），看完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后，認為這是對北京市委的突然襲擊，并說要用事實和群眾的輿論來回擊這種襲擊。但是不知是出自誰的指點，中央書記處還是采取了不予理睬的策略，來了個“冷處理”。各地官員為北京馬首是瞻，為書記處命令是從，自然也就全都裝作沒有看見。所以，盡管實際上作為上海市宣傳部的一個文員，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是十分反常地劍指北京市委，可是全國各大媒體竟然毫無反映，毛主席的這步棋陷入了僵局。

為了打破這種僵局，毛主席于11月21日在杭州的一次會議上公開支持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并明確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毛主席的表態不容政治局、書記處裝聾作啞了，一場以批判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為中心的文藝批判在全國文化界展開了。毛主席的“戰略大迂回”的第一步實現了。

由于自從毛主席63年告誡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以來，教育界一直是進行階級斗爭的宣傳教育的重要陣地，所以這次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很快就在教育界全面展開，并且很快就由文藝批判轉變為對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批判。學生的革命熱情一下子被激發出來了，對資產階級的批判的主戰場轉移到了大、中學校。意義特別重大的“戰略大迂回”的第二步實現了。

學生的“火”不同于文人的“火”。學生沒有“框框”，學生不怕權威。如果不對學生的“火”加以控制，這“火”早晚要向上燒到中央領導核心來，要燒到劉xx、鄧xx、彭真等人身上。所以，劉xx、鄧xx等人跳出來主動地來“引導”這場對資產階級文化思想的批判運動了。1966年 1月23日，劉xx、鄧xx把《文化部黨組關于當前文化工作中若干問題向中央的匯報提綱》批轉全國，為當時的大批判定了調子。同時成立了由彭真、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五人組成的領導小組，指導當時文藝、文化、教育界的大批判。

劉、鄧批轉的《文化部黨組關于當前文化工作中若干問題向中央的匯報提綱》的核心有兩條，一是把大批判限定為文藝理論批判以避免斗爭上升到政治路線上來，二是提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以抹殺真理的階級性。這個文件后來被稱為《二月提綱》受到了毛主席的嚴厲批判。

毛主席于5 月4 日至26日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準了開展“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撤銷彭真黨內外職務，成立了以陳伯達為組長，康生為顧問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其成員還有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等。

“五一六通知”中最重要的是指出了：“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的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注意，“五一六通知”明確點出了 “中國的赫魯曉夫”的問題。劍鋒顯然已經指向了劉xx！

劉xx熟悉移花接木的技法，精通李代桃僵精妙，面對危局他又要故技重施——派工作組來控制與引導學生的運動，把運動引向基層，引向黨外，引向普通知識分子，引向社會上的“黑五類”。這時的文革領導小組還是在政治局、書記處的領導下工作，只要劉xx能夠說動毛主席，他就可以強迫文革領導小組按照他們的意志行事。而且，派工作組指導群眾運動是黨的一貫做法，毛主席沒有理由不同意。于是劉xx就向毛主席請示是否可以派工作組去指導大、中學校的文化革命運動，毛主席說可以。劉xx沒有說明派工作組的真是目的，毛主席將計就計也假裝不知道劉xx的把戲。于是由劉xx集團派出的工作組奔赴北京各大學去“指導運動”了。

工作組熟練地“轉移斗爭大方向”，于是有了“五十天的白色恐怖”，有了“黑字兵”批斗教師與知名知識分子，有了迫害“黑五類”子女，有了“龍生龍，風生風，老鼠生來打地洞”的反動血統論。眼看著文化大革命就要走上歧途！

其實，這個局面正是毛主席大迂回戰略等待的第三步——向劉xx集團直接發起攻擊的時機。這是劉xx的“自我暴露” ！“五一六通知”已經清清楚楚地指出了這次運動是要清除混進黨內、軍內、政府內的資產階級分子，是要清除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可是劉xx的工作組竟然把斗爭的矛頭轉向了所謂的“黑五類”，指向了普通教師、干部，甚至是指向了青年學生。這是對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反攻倒算，是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反動！

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發出了向黨內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發起總攻的號令。

劉xx在中央做了檢查，文革領導小組改為直接向毛主席負責，周恩來作為毛主席的助手指導與協助文革領導小組的工作。劉鄧集團徹底失去了黨內的發言權。

文化大革命全面展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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