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和“樣板戲”

在62年前后劉、鄧熱衷于“三自一包”時，毛主席一方面批評了劉、鄧企圖借用資本主義的經濟手段解決暫時經濟困難的錯誤，一方面尋找再次調動廣大人民群眾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的方法與突破口。
他首先發現價了大慶石油工人艱苦創業這個典型，隨即以“工業學大慶”為口號，號召全國工業、科技、教育、衛生等行業以大慶為榜樣，發揚大慶人“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盡快創建我國獨立的、完整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科技體系、衛生體系、教育體系。
在“改革”年代成長起來的青年人習慣了一切依靠“引進”，一切依靠“外資” ，“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這個口號在他們眼中實在是很荒唐的。可是就是在這個無法被“改革”理解的口號指引與激勵下，中國工人階級和忠于社會主義事業的知識分子創造了無數個人間奇跡！他們不僅造就了世界第六的經濟體系，建立了覆蓋全國的醫療衛生體系，實現了普及中小學教育，更把我們的科技水平與西方列強的差距縮小到不足十年！（“改革”后這個差距很快就變得更大，而不是更小了！）
在農業方面毛主席發現并豎起了同樣是靠“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發展經濟的大寨人這面紅旗。大寨人面對的困難比中國大多數地區的農民面對的困難要大得多，可是他們就是靠自己的力量實現了改土、造田，修渠、灌溉，基本上擺脫了幾千年來靠天吃飯的貧困面貌。大寨的成功激勵了全國的農民，在“農業學大寨”的旗幟的感召下，在貫徹糾正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左傾錯誤的“二十三條”后，一個農業生產高潮再次在全國出現。
就在工業與農業的兩面紅旗豎起來的同時，一個更為重要的旗幟隨即因林彪在解放軍中開展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運動而豎起來了，這就是“全國學習人民解放軍”。
自從廬山會議彭德懷落馬之后，林彪就接掌國防部長之職。人所共知林彪是世界知名的軍事家，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林彪還是個深藏不露的政治家。
在高崗發動對劉少奇的挑戰時，林彪就顯露出了敏銳政治洞察力。當時，許多人都以為毛主席越級提拔高崗，同時批評劉少奇右傾，高崗挑戰劉少奇即使不能全勝，至少不至于落敗。可是林彪卻早已料定高崗要輸，所以盡管他從來都瞧不起劉少奇，可是在高崗邀他支持自己時，林彪只“打哈哈”，不置可否。相比之下，彭德懷的政治觀察力就要遜一籌，彭德懷支持了高崗，成為他后來倒臺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猜測（沒有直接證據），林彪早已把劉少奇與毛主席的矛盾“看在眼里，記在心里”。他這一次料定劉少奇會走上與毛主席直接對抗的道路，并且料定輸家必定是劉少奇。于是在劉少奇集團風頭最盛，毛主席在中央幾乎失去號召力之時，林彪在他掌控的解放軍中發動了“大學毛主席著作”的熱潮。他不僅要求各級干部與戰士學，而且自己帶頭學（盡管可能只是做個樣子），特別是63年他提出了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急用先學，學用結合，立竿見影”的原則，和64年他組織編輯的《毛主席語錄》對把學習毛主席著作熱潮推廣到全國各行各業、各個階層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學習毛主席著作并不是林彪的發明，而是起自59年的黨內讀書活動。59年毛主席在總結大躍進的教訓時，深感黨內高層干部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不高，于是號召黨內干部，特別是高層干部多讀一些馬列主義的書。因為黨內干部大多數文化水平不高，直接讀馬列原著困難不小，所以，人們自然而然地把毛主席要求的讀馬列的書變成了讀毛主席的書。毫無疑問，毛主席是中國共產黨鶴立雞群的理論家和作家。除了毛主席之外，其他領導人幾乎拿不出幾本象樣的著作，也沒有多少理論性的文章。黨內文化水平不高的干部要學馬列主義的理論也只能讀毛主席的書。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活動就由此展開。
是林彪把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活動擴展到解放軍全體官兵，又進一步擴展到全國各階層人民。盡管林彪的突出政治和大學毛主席著作都帶有一定程度的形式主義，可是正是全國學習解放軍，正是全民學習毛主席著作，正是解放軍創造的學習毛主席著作交流會和宣講會，造就了人民大眾空前高漲的政治熱情，和對毛主席的無限崇拜，造就了發動文化大革命所需的最好的群眾基礎。也就是這個原因，才使得林彪得以在九大上成為毛主席的法定接班人。
盡管后來的事實證明林彪是個政治野心家，可是不能不承認，正是他在關鍵的時刻，做出了關鍵的貢獻，使得毛主席可以在劉少奇幾乎已經成功奪取了黨的最高領導權力之時，得以發動文化大革命，一舉摧毀了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
為了迎合毛主席要求黨的工作要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指示，林彪在軍隊的工作中甚至提出： “時間上誰讓誰的問題，基本上要確定一個原則：讓給政治。軍事訓練、生產等可占用一定時間，但不應沖擊政治。相反，政治可以沖擊其他。” 顯然，林彪把突出政治提高到了“唯我獨尊”的地步。這種提法其實并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但是，對在廣大群眾中宣傳毛澤東思想，提高毛主席的威望無疑是有利的。我想，正是這個原因，所以毛主席才對林彪的“過火”視而不見。也就是說，在當時極其困難的形勢下，毛主席是把林彪當作了對付劉、鄧的鐘馗；當然，毛主席自己也同時被林彪當作鐘馗利用了一回。
文革結束后有人說毛主席選林彪做接班人是一個失誤，其實那是不得已。就象戰爭中為了殲滅敵人有生力量而暫時放棄某些城市與鄉村一樣，毛主席為了打倒劉、鄧集團不得不暫時容忍林彪奪權了法定接班人的位置。這一點可以從后來公開的毛主席當時給江青的信中獲得證據。
除了林彪主導創造的有利于毛主席反擊劉、鄧官僚集團的群眾基礎和政治氣氛，江青搞的幾個“樣板戲”也為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極好的思想與民心背景，以及一個極好的“突破口”。可能有人不贊成這種說法，他們認為樣板戲不是江青搞的，是群眾的創造成果。是江青竊取群眾文藝革命的成果。
無疑，那八個樣板戲確實是群眾文藝革命的成果，但是，是江青把這些樣板戲的創造與宣傳提升到重大政治事件的高度，才使得這些樣板戲的宣傳、傳播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影響。還可以推測這并非江青個人的行為，而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進行的政治戰略部署之一。
1962年9月，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說：“現在不是寫小說盛行嗎？利用寫小說搞反動活動，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 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毛主席說這話的背景是劉、鄧推行三自一包的高潮時期。配合劉、鄧的資產階級經濟路線，一些文藝作品也開始宣揚資產階級思想與情趣。最典型的事件是中國劇協于1964年2月舉辦了一場“迎春晚會”，被一位部隊文藝工作者批評為“大部分是庸俗、惡劣、低級趣味的東西”，并反映到中宣部。中宣部為此要求全國文聯和各文化協會結合這個事件進行一次整風。
此事匯報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說：“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由此可見毛主席對當時文藝工作戰線的情況是多么不滿！
與中國劇協相反的是一些地方的劇團按照毛主席“要為工農兵服務”的教導自發地搞了一些歌頌人民革命戰爭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戲劇。其中就有后來發展為“樣板戲”的那些劇目的原型。是江青發現并出面扶持了這些新劇目，并且幫助他們提高政治與藝術水平，成為廣大群眾喜愛的“樣板戲”。例如63年上海創作了滬劇《蘆蕩火種》和《革命自有后來人》。在江青的組織下，滬劇《蘆蕩火種》經北京京劇院改編為《沙家浜》，滬劇《革命自有后來人》經中國京劇院改編成京劇《紅燈記》。顯然京劇比滬劇更適合于表達高昂的情節，擁有更廣大的觀眾，其影響要大得多。其他六個樣板戲創作的情況大同小異。
比樣板戲的創作更為重要的是樣板戲的廣泛傳播。由于江青的特殊身份，樣板戲的傳播不僅是順利，更可以說是鋪天蓋地。那個時候的大人、小孩，大多數都能唱幾段樣板戲！樣板戲的精神也就隨著其傳唱逐漸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識。
那時中國的政治出現一種奇怪的對立。在高層官僚中，劉少奇威望很高，說話很管用；以至于毛主席曾對劉少奇說：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罵娘的帥。可是在人民大眾中，毛主席的威望到達了空前的高度。用林彪后來的話說就是：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
劉少奇統帥著國家機器的管理者階層，毛主席統帥著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心！
幫助毛主席獲得人心的兩個最重要的人是林彪和江青。理解了這一點，才能真正理解文革開始以后林彪后來獲得“法定接班人”的地位，江青獲得了“文化革命的旗手”的榮譽的真正原因。
樣板戲對文革還有另一種支持作用，那就是由于樣板戲的反襯，使得發動文革的突破口變得更加不堪一擊。這個突破口就是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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