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崎筆記

作者：張承志

原載：天涯

　　《紅葉作紙》之五
　　
　　我不掩飾對大江健三郎《廣島筆記》的不滿。
　　因為，我沒有讀到自己在廣島感到的那種焦急的信息。
　　它不需文學或哲理的彩飾，它應該簡單干凈，甚至只有兩句：一， 必須無條件禁止和銷毀一切核武器。二，發展和使用核武器，即踐踏冒犯人類的道德底線。
　　如在兩句之上再作補充，就應該說：
　　在這個帝國主義發瘋的二十一世紀之初，美國是再次挑動核災禍的最大嫌犯。原子彈，盡管它這一次可能是微型的或戰術的，時刻都可能被美國軍隊投向人類。
　　大江健三郎盡管也執著于批判，但諸如頹廢、屈辱、威嚴、自殺等概念的闡釋，更像是曖昧的作態。它不能代表被核轟炸一瞬抹煞的、十萬死滅生靈的悲愿。它以一副深刻面孔，回避了揭露的義務。它對1964年中國的第一次核試驗憂心忡忡，而不去呼吁阻止迫在眉睫的美國核犯罪。它推敲斟酌，最后也沒說出一句世界共識的大白話：想冒天下之大不韙使用核武器的唯一嫌犯，就是橫蠻的美國。
　　大江健三郎近年來對中國文學指手畫腳，顯然不在乎對中國的冒犯。但是他的《廣島筆記》里，并無類似的自信，對美國新的核冒險來一句斷喝。哪怕昨天就是美國以原子“男孩” 和“胖子”轟炸了日本，而今天美國更迫不及待，想試試“戰術”或“微型”核武器。在《廣島筆記》里稀疏的美國批判，不過是：
　　
　　——我懷疑，面臨向廣島投下原子彈的時候，決定那次作戰的美國知識分子的那一群，心里或許曾閃過 “信任人的力量，或人道主義” 之類的念頭。……我懷疑，他們不就是在那般荒謬的人道主義確信之上，才做出投下原子彈的最后決斷么？
　　
　　——我時時想，投下了原子彈的美國軍事負責人，是靠了廣島市民的自我恢復力、靠他們不許自己停滯于悲慘的、自立了的人的廉恥心，才能對原子彈的災難輕描淡寫。
　　
　　如日本評者所說，這些話相當難懂。什么叫“自立了的人的廉恥心”？他的批判語言，如他自己指出的一樣曖昧。彎繞的敘述，堆砌的哲理，掩藏著一絲是非的妥協。
　　他遠不如那些毫無話語權勢的窮國戰士，擲出唯有的石塊，阻擊兇殘的坦克，或者以肉軀筑成街壘，以生命抵抗——貧鈾彈、戰術核武器、核戰爭的罪惡進軍。那些人炸裂的生命嘶喊，他們留給人世的音訊，在我聽來，正是廣島呼吁的續篇。
　　我想，除了文人的作態，任何到過廣島或長崎的人，都會為兩座城市的受難，懂得了一種道德的底線；都會忍不住張開喉嚨，加入廣島和長崎的呼喊——全人類聯合起來，銷毀和禁止核武器，阻止核戰爭！
　　這呼喊簡單無比，但一刻不能停歇。它排斥任何借口，否決一切偷渡，否決諸如安全、反恐、戰術、微型等概念和道德上的偷渡。要以經久不歇和雷鳴般的、全世界全人類一致的共同怒吼，實現禁止核武器的目標；首先壓制住核流氓美國的犯罪欲。
　　廣島和長崎一直呼喊，六十年沒有停歇。他們把訴求簡化，絕對禁止、拒絕借口、不論條件原因、不分敵方是誰、強調使用核武器即是反人類的犯罪；強調地球上不能再出現廣島、長崎，人類絕不能再使用核武器。
　　——這就是我在廣島感到，但是沒有在《廣島筆記》中讀到的原則。
　　
　　幸存者的喊聲，日復一日，哀怨凄絕。他們呼喚更多人的加入。他們感動了全世界，也感動了求學日本的我。
　　不斷再版的《廣島筆記》，與廣島的喊聲多少有異。它在陰影籠罩的六十年后，沒有做一根勇敢的手指，向世界指證美國的核威脅。
　　它也沒有揭露為之造勢的媒體犯罪。它沒有說：在南斯拉夫、阿富汗和伊拉克使用的貧鈾彈，乃是對六十年人類艱難建立的和平準則的踐踏，乃是對廣島、長崎六十年泣血呼吁的蔑視。
　　對一介文人的評論并不重要。
　　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加入呼喊。
　　已經是間不容發，一切都緊迫至極。因為罪惡的新十字軍帶著貧鈾彈、核迫擊炮彈和各色新式的殺人兇器，正朝著整個世界，踏著正步、列著隊形、一陣陣敲響著罪惡進軍的鼓點。它的矛頭——高高仰起的導彈的尖矛，不僅直指著我的同胞骨肉，也對準了我的生身祖國。
　　在如此時刻，廣島、長崎的教育，給我注入了強勁的力量。在這思想貧乏的時代，我不能不對長崎、廣島心懷感激。六十年前，它們以慘敗、受難、滅絕以及復活，煉鑄了一個絕對的原則。那個原則，那個人類找到的、先決于任何分歧的巨大共識，使我激動。于是我不愿旁觀，我要加入，我要投身那呼喊之中，鍛煉自己的人道。
　　
　　尤其是長崎。
　　在旅行長崎之后，我有時暗想，比起在當今世界家喻戶曉的Hiroshima（廣島），同是遭受了原子轟炸浩劫的城市，同是受難者和核罪行的苦主證人，Nagasaki（長崎）是否多少受到了淡漠？
　　是這樣嗎？
　　長崎深深地吸引著我。甚至我覺得，冷淡長崎選中廣島的做法背后，或許還藏著某些用意。或許恰恰在長崎，在另一片被美國原子彈變成焦土的日本土地上，唐船、鎖國、鄭成功、沙勿略、蘭學、志士、基督、軍艦、吞并琉球、軍火交易……走馬燈一般，競相逐次登場，演出了一部日本民族的悲喜劇。
　　我捉摸著自己的一個直感：或許，沒有哪個城市能比得上長崎。也許它的深港淺山，就是一把——理解日本的鑰匙。
　　文化八面糾纏，但長崎的本質，是它與西歐的關系。這個港口，滿綴著日本與西歐的軼事，分娩過一部日本的開明史。最后，就在這塊生長著日本人“脫亞入歐”理想的土地上，西歐物質文明生產的原子彈瞄準了它，把它炸作了一個地獄。
　　——這就是《長崎筆記》構思的動機。
　　
　　一
　　
　　順風順水平戶海
　　倭女倭刀國姓爺
　　——歌謠
　　
　　對中國人而言，長崎和北海道一樣，遠不可測，語焉不詳。誰都不會想，長崎曾與中國密不可分。
　　但一旦來到了長崎，人們又會驚奇它與自己的距離。它與中國真是一衣帶水；它與浙閩海域臺澎金廈之間地理的臨近，簡直令人咋舌。
　　季風和洋流，都顯得稱心如意。從日本九州的長崎外海，一葉輕帆投入大洋，逐波隨風，不久便可在寧波泉州登陸。
　　唐人船，在那時趁秋風東渡日本。“唐”是中國別名，不僅限于唐代。在西日本各港，一連若干個世紀，唐船帆檣如云。唐人習慣了季風和海路，他們常在長崎貿易之后，辭歲越年，直到次年春天揚帆歸國。
　　那是帆船貿易的時代。順風順水，唐人船的周期往復，使得每年都有數千人居留九州各港。在長崎，一角繁華的中華街逐步建成。
　　航海、貿易、走私，當然也時而風高越貨、月黑劫船。那時的大洋里，出沒著一代代的浪里白條、弄潮男兒。種得東海萬頃田，他們穿梭于長崎至福建的一條水域，國籍含混，人員復雜，時而顯現為唐人海商，時而又扮作了日本倭寇。明朝禁海和日本缺貨，其間的暴利，鼓勵他們把生涯付予險浪。他們的錨地和貨場，先在舟山雙嶼，后在長崎平戶。大陸人的性格，溶化于滾滾波濤中的商機。不顧法度、追求利潤的一支海上武裝商隊出現了。鄭芝龍、鄭成功父子是其中的佼佼者，而最初打下這一方碧水霸業的，卻是不大為人所知的王直。
　　1541年，被明朝趕出了舟山群島的王直，最終把平戶選作了基地。這些武裝走私的海商，漸漸裹挾了，也混雜于失意的浪人破落的百姓——以后，出沒東海的倭寇，國籍變得摻合混雜，行業也是亦商亦盜。他們與禁海的明朝官僚糾纏不已，最后竟然從山東到浙江，在千里海岸線上撲岸攻堅，燒殺搶掠。雖然戴著倭寇帽子，資料上卻說他們多是浙閩流民，日本人僅占三成。而且能節制倭寇的，唯中國人王直！

　　與王直的橫行東海同時，一個在東方水面徘徊良久的影子，也露出了長崎附近的水平線。它就是正在與吞噬了美洲的西班牙瘋狂競爭的葡萄牙王國。大海里的葡西競爭，內容唯有兩點：奪城掠地和傳播天主教。
　　這些白人殖民者大大利用了東海的無序，利用了中國人的實用主義。但它們未曾料到，最終限制并驅逐它們于東海之外的，也是這些不曉大義的中國海盜。
　　早在1525年，廈門海商為了買賣，把葡萄牙人招請到舟山雙嶼島的六橫島，葡萄牙人抓緊機會，在那里修筑了大約千間住居、兩座教堂以及市政府、醫院，甚至設置了市長。此時，在不算太遠的馬來半島，蘇丹領導的原住民正在馬六甲與入侵的葡萄牙殖民者戰斗。
　　走私海商王直的早期據點，也在六橫島。1543年，攜槍的葡萄牙人乘王直的帆船，到達了日本的種子島。此即日本史上有名的“鐵炮傳來”；日本領主驚異于如此利器，即刻不惜千金重價，購買了兩支“鐵炮”到手，回家閉門仿造。對這兩支火槍的仿制，就是后來日本軍隊的制式槍械，包括傳說的“三八大蓋”的源頭。
　　東洋人，包括日本幕府并不知曉——就在這個時候，一位遠在羅馬的陌生教皇，在滔滔的西洋某處，畫了一條豎直的子午線，分賞兩個寵臣。莽莽大國小島，無論明朝日本，蝦夷呂宋，悉數都已經——東半個賜給了西班牙，西半個賞給了葡萄牙。
　　葡萄牙，此刻已在眼前海上露面。
　　不用說，那時的日本人不可能知道，在恐怖的“子午線”的另一邊，秘魯的波多西（potosi）、墨西哥的瓜納華托（guanajuato）等銀礦已經開采。也可以說，人間地獄已然開啟。他們不知道，比在長崎招搖的葡萄牙更陌生的西班牙，在美洲已經使人成千萬地被屠殺和苦役致死。當然他們更不可能知道，這一切都是以天主的神圣名義進行的；天主的教堂，已經在浸血的大地上星羅棋布。
　　1549年，在這一背景下，葡萄牙的耶穌會傳教士沙勿略，也搭乘王直的倭寇船，到了日本最西的長崎。他是最初的日本傳教士，后日被梵蒂岡教廷封為圣徒。
　　
　　1557年，王直被明政府捕獲處死。東洋的制海權，轉到了鄭氏家族的手中。鄭芝龍接手了王直的平戶基地，與日本人田川氏結婚。1624年7月，這位日本女性在平戶生下了大名鼎鼎的鄭成功。
　　追逐著百萬海上利潤、擁簇著千艘武裝海船——這代代的弄潮兒，有時會遭時代翻弄，一度墮為海賊；但是當他們被大潮推上浪尖，也會讓自己的人生，涂上政治的濃彩。
　　鄭成功，至七歲隨父移居福建之前，與他的日本母親在平戶度過了七年時光。
　　不同于王直等海上梟雄，鄭成功有政治的視野。
　　鄭成功(1624—1662)，原名福松、鄭森。因擁立明朝亡命唐王于福建，被賜與“朱”姓，并改名成功，于是人稱“國姓爺”。日本曾有著名的人形鷙鷚璃木偶劇《國姓爺合戰》，因而可知此名的流行。
　　當他接替父親、入世于東海中國的舞臺時，在他眼前，大陸上正是明清鼎革，海上則有白人攜鐵炮傳教殖民——鄭成功的選擇，只能是因勢利導，逐流使浪。
　　他先援助亡明抵抗滿清，后奪取臺灣割據自重，演出了一場亂世英豪的威武劇。對他來說，所有運籌決戰縱橫抉擇都無非是形勢所迫，其實并無別擇。但是，他的收復臺灣這一作為，扭轉了東亞的政治格局，甚至破壞了殖民主義的全球大計。
　　1661年，鄭成功以金門廈門為基地，指揮艦隊大舉登陸臺灣。他的目標是：攻略臺灣、安置休息、再圖進擊、重歸故國。
　　4月 30日，鄭成功揮師兩萬五千，先打澎湖島，5月包圍赤嵌城，以大炮猛攻。在8個月攻防之后（1662年2月），無恥地盤踞了臺灣、至今仍自吹給臺灣帶去文明的荷蘭人連同它們的東印度公司，雖然也火槍鐵炮負隅頑抗，且調兵遣將等待外援，但大勢已去，他們最終還是在鄭成功的大軍重擊之下，豎起了白旗。
　　這一歷史事件，意味著什么呢？
　　日本的右派總想說：鄭成功并非大中華的正統國軍，他占領臺灣不過是割地自保，而且他還是個日中混血兒。歐美的紳士更是“百年嘴硬說殖民”，耐心絮叨顛覆中國的話語，描畫白種人的神話。他們懷著鄉愁，執拗頑犟，鍥而不舍地說，白人帶來了文明，即便臺灣也是由荷蘭人“發現”的，荷蘭給臺灣帶來“荷蘭豆”，教土著用牛耕田。
　　其實就在荷蘭人盤踞不久，以菲律賓呂宋島為據點的西班牙人，也嘗試染指臺灣。1626年，西班牙殖民者占領了臺灣北部的雞籠（現基隆），在社寮島筑建圣薩爾瓦多城堡 (San Salvador)，并擴張到蛤仔灘（現在的宜蘭），在滬尾（今淡水）筑圣多明戈堡(Santo Domingo)。
　　鄭成功的艦隊，對它們實施了一場鐵帚掃海。
　　任你嘴硬，荷蘭人、西班牙人，以及他們臭名昭著的東印度公司，都被一掃帚掃進了汪洋東海。盡管今天，他們乘著資本主義的話語優勢，在中國奴才的幫腔下隔海呱噪；但是多言無用，他們的臺灣夢，已經真的葬身魚腹，已經永遠地退出了歷史。
　　如果沒有鄭成功的掃蕩，東海的形勢不堪設想。不能想象臺灣是一座歐美帝國主義的移民島，如一個東海的以色列，近在咫尺，永久地威脅朝鮮、日本、中國。
　　無論如何，在東海——即朝鮮半島、日本、大陸東海岸、東海諸島、臺灣——這一東亞的心腹海域，歐美的殖民主義未能插腳進來。它們可能完成的全球鏈接，被鄭成功一劍斬斷，一把火燒了。
　　日本人應該為鄭成功的一半日本血統自豪。鄭成功的壯舉，是為東亞收復臺灣、為東海收復臺灣、為一個古老的傳統收復臺灣。這個傳統，不愿被白種殖民主義所覆蓋，不愿被洋人的價值所否決。
　　悻悻挑釁的日本右翼，得勢無形的臺獨政客，都是短視的小人。鄭成功完成的驅逐殖民者收復臺灣島的意義，需要在更宏觀的視野之內，在更大的時代到臨之后，才能總結。
　　據說，荷蘭的東印度公司在駛近臺灣島時，船員驚呼：“IlhaFormosa”，大意為“美麗島”。于是“福摩薩”（Formosa）一詞便被殖民主義政客和西方知識分子不舍不棄，印上地圖，掛在嘴角。好像它有多古老，使用過多少個世紀。
　　 荷蘭人在臺灣呆了多久呢？
　　其實，臺灣的所謂荷蘭的統治時代，從荷蘭王國的商社東印度公司控制了臺灣南部的1624年算起，到他們于1662年在鄭成功軍前投降，其間僅有三十七年時間。
　　
　　這片海洋的一側，是茫茫中國大陸。隔海與世界發生復雜糾葛的日本列島，每每以長崎為門戶。長崎與中國的關系，盤根錯節糾纏，就像鄭成功的背景、血統、行為一樣。那些東海弄潮兒，駕著唐帆倭船，兩邊疏通有無，從中賺得利益。迅疾的海流，規律的季風，正合他們的心思；長崎的平戶，浙江的明州，都是他們的錨地。
　　如鄭成功故事喻示的一樣，從長崎到臺灣，甚至還可以把北至堪察加半島、南至菲律賓的一道海域，看作一個單元。這就是東海。海中散布的島嶼和半島：朝鮮、九州、琉球、臺灣，甚至城市和港口：旅順、釜山、泉州、上海，天生處于微妙的政治地理環境之中。
　　分析長崎在它的歷史腳步中走過的與上述東海的分離聚合，是件有意思的事。雖然年輕的日本人或許對如此海域劃分感到突兀；在他們被灌輸的常識里，長崎不是對中國，而是對歐洲的門戶。
　　確實，即便日本人不同意：在不動聲色之間，長崎和東海的傳統，發生過一次腐蝕和顛覆。此后長崎不再是東海大家族的一個碼頭，而是白種歐洲的思想、金融、謀略的據點。
　　同樣，盡管中國人不接受——但倭寇的打鬧，不過是“海內”的紛攘；正是隨著倭寇的退潮，真正的滅頂淹沒，就步步臨近了！

　　鄭成功遠去臺灣之后，長崎與中國的關系褪色了。
　　雖然，長崎還有一條四門俱全的中華街，但街上往來的卻多是碧眼的洋人。武士的佩刀旁，挎著烏黑的“鐵炮”；港口附近的（荷）蘭學塾和洋病院，出入著富家的子弟。在港口依偎的東南山手，歐式別墅在綠蔭中隱現。大宗的交易，政治的談洽，都在洋館的咖啡桌上進行。王直和鄭成功都已一逝不返，長崎正走向它“入歐”的時代。
　　
　　二
　　
　　人既然已如此凄慘
　　主啊
　　海為何卻依然碧綠
　　——遠藤周作
　　
　　長崎在1571年作為自由港，正式對東西兩洋開港。除了自中國而來的傳統唐船之外，西洋來船主要發自葡萄牙。那正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地球大洋之間進行征服殖民地和傳播天主教的瘋狂競爭的時代，葡萄牙人以傳教為名在東海的出沒，引起了日本幕府的警惕。
　　終于，德川幕府堅決踏上了鎮壓天主教的血污道路，并在1639年采擇了鎖國政策。這段歷史，通常被看作日本的黑暗時代。幕府因這段時期的作為，滿臉涂了專制的顏色。
　　但是，當時的全球大勢，還要十倍的復雜。
　　幕府的武士聞所未聞——在葡西洋人的天主教觀念中，基督徒不僅有權占領異教徒的國土，而且不從洋教的諸國，主權盡歸教皇。武士們不能想象：根據在西班牙天主教政權攻占穆斯林首都格拉納達的次年，即1493年以條約制定并于1529年補充過的“教皇子午線”，日后地理概念中的美洲，已經被教皇賞賜給西班牙；而后來所謂的亞洲非洲，包括日本在內，都已在夢中被劃給一個匪夷所思的“葡萄牙” 了！
　　按照修訂的教皇子午線，印度尼西亞的馬魯加島以東的經線，乃是葡西邊界。在此線以西，依次排列的日本、中國（當然包括澳門、廣東等地）、印度（葡人在印度次大陸西岸構筑的據點是果阿）、摩加迪沙（達·伽馬“發現”印度時，去路上靠阿拉伯人引水、回途中卻炮轟摩加迪沙）——并無例外，都已在理論上歸了葡萄牙。只不過，還需葡國一個個占領，方能做到名副其實。
　　這就是葡萄牙船出沒長崎的大背景。
　　
　　葡萄牙傳教士沙勿略（Fransisco Xavier），途經印度的果阿（goa），搭乘王直的帆船，登陸日本鹿鷛島的時間，是1549年8月15日。抵達后，他為獲得傳教許可，和一個已經粗知日語的修士、一個傳奇的日本教徒彌次郎（yajiro或anjiro）一起，離鹿鷛島，上京游說。同年11月，山口境內的布教活動開始。
　　1579年，長崎島原半島的大名（領主）有馬晴信接受了葡萄牙的武器糧食援助，在諸侯爭戰中占了上風。有馬因而歸信天主教，成為最早的“基督徒大名”。
　　以后，基督徒大名增加到三四人之多，著名的高山右近是其中之一。七十年代在中國公演過的電影《吟公主》，描寫的故事中，就有這位高山右近。那是一個天主教的信仰傳入了日本的武士階級，并與豐臣秀吉發生沖突的故事。
　　1584年，島津氏也采取優遇基督教的政策。1587年豐臣秀吉進攻島津，以基督徒輕視神佛、買賣人身為由，決意禁止和驅逐基督教。但豐臣秀吉雖然厭惡洋人的傳教，卻又喜歡與西歐的貿易。因為其中的利潤和物資是誘人的。
　　以后，隨著出兵朝鮮、秀吉病歿，還有關原之戰，戰爭要求巨額的費用。接納洋人的大名靠著貿易利潤，維持了藩國的經營。
　　關原之戰以后，德川家康登上政治舞臺。他和豐臣秀吉一樣：希望貿易，討厭傳教。但是為了改善經濟和鄰國關系，他實行過一種“朱印船”的憑證通商制度，對天主教的禁止也曾一度解除。
　　“基督徒大名”有馬晴信是一個中心人物。他的朱印船在澳門曾與葡萄牙人沖突，六十名日本人被殺害。作為報復，次年葡船“上帝之母號”來到長崎，有馬聯合了長崎官員，把這艘船擊沉海底。
　　“不傳教的荷蘭船”應召般出現了。
　　緊接著，另一個新教國英吉利也趁機擠入，在長崎的平戶叩關求商。1611年，西班牙使節在日本測量諸港，被歐洲同胞威廉·亞當向幕府密告：“西班牙先測量各港，以后準備派兵。”荷英與西葡的矛盾，給日本幕府提供了既能保證貿易利益，又能禁止洋教傳入的選擇余地。
　　德川政府決心與西葡二國一刀兩斷，實行禁教。雖然被對外貿易的巨額收入吸引，但幕府更認為隨洋船舶來的基督教思想，與日本封建制度水火不容——堅決而殘酷的禁教開始了。
　　1612年基督教禁止令頒布，傳教士悉數被逐。繼續傳教者被投入監牢，日本的基督徒大名有馬晴信被命令自決。1615年，日本基督徒大名高山右近——他與茶道宗師千利休之女、電影觀眾熟悉的“吟公主”有一段愛情故事——以及外國教士、日本修女約三百人，被驅逐到馬尼拉。在京都六條河原，官府立起二十七根十字架，把五十二名信徒和十一名兒童處以火刑。據說，女信徒緊抱孩子直至燒焦，不肯棄教。
　　1622年，最著名的一次鎮壓發生。在長崎西坂，天主教傳教士和信者共五十五名被綁上了十字架，于火刑之后斬首，史稱“元和大殉教”。這些殉教者后日被梵蒂岡追封為圣徒。由于被處刑的神父中有墨西哥人，因此今日墨西哥的別墅城奎納瓦卡（Cuernavaca）的教堂里，也裝飾著西坂殉教主題的壁畫。
　　但歐洲還是不斷派來教士。
　　基地置于平戶的英荷艦隊，加入了幕府對潛入者的攔截。登陸、潛伏、被捕、棄教的神父，接踵不斷。比如一次，英荷艦隊攔截了從馬尼拉駛來、裝載皮貨的一艘日本朱印船，在貨物中發現了兩個西班牙人。原來船長是日本基督徒，他藏匿了企圖潛入日本的傳教士。已經棄教的托馬斯·荒木供出了他們的身份，教士隨即被投入大牢。將軍德川秀忠為教士的執犟大大震怒，決定重刑對處。
　　又一次鎮壓中，被處火刑的傳教士和信徒共二十五人，斬首三十人。死刑的范圍，囊括了奧古斯丁會、多明我會、耶穌會等幾個修會。死者中女性和孩子很多，最小的遇難者年僅四歲。1637年，在離長崎不遠的天草和島原，爆發了稱作“一揆”的大規模農民暴亂，參加者中，基督徒很多。兩萬多人籠城死守，幕府派出了十二萬大軍，對這場宗教起義進行了殘酷徹底的掃討。
　　天草之亂以后，基督教（在那時即天主教）在日本消失了。
　　日本正式鎖國。
　　
　　初讀遠藤周作的小說《沉默》，是在1989年。那時我讀著它，比較著中國史上的宗教事件。它的微微歐化的文筆，對于正在學習日語的我，簡直是異常優美。它描寫的那個天主教在幕府時代的受難故事，句句真實，哀傷凄絕，給了我難以名狀的感動。
　　小說的梗概大致是：
　　在葡萄牙，傳說著費雷拉神父在鎮壓基督教的日本，因為一名長崎官員“一諾勿艾”的罕見殘酷，放棄了基督。而他的清高虔信，曾經感化了多少教士和神學生啊！于是教會決定派勇敢的神父潛入恐怖的日本，一查此事的真假。
　　神父羅得里格和一個同伴出發了。他在澳門結識了一個古怪的日本人吉次郎。順便說一句：這個吉次郎的名字，使人聯想后來成了圣徒的沙勿略。因為沙勿略也是在果阿找到了一個名叫彌次郎或安次郎的、履歷復雜的日本人。羅得里格由吉次郎引路，終于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踏上了日本的海灘。
　　 以后的故事慘不忍睹。他們和日本潛伏的信徒接上了頭，但隨即給那些可憐的農民帶來災禍。拷問的殘忍，使氣盛的神父開了眼。接待了神父的農民被綁在木樁上，在反復淹沒的潮水中殉教。傳說的費雷拉神父渺無音訊，年輕教士羅得里格卻被吉次郎出賣，落到了長崎官員的手中。
　　遠藤周作細膩描寫了哀傷的十七世紀。特別描寫了逼迫人以腳玷污圣母像，來檢查是否信教的 “踏繪”（fumie）。它簡直是日本的污行。政府的殘暴，百姓的堅貞，寫得栩栩如生。

　　羅得里格看夠了襤褸信徒的受難和他們的殉教。在迫害的極點，他捶胸天問。他不能理解，神的沉默。他不能接受——惡行和苦難被如此縱容的現實。
　　就在他幾乎瘋狂的時刻，傳說中的酷吏“一諾勿艾”出現了。
　　這個名字即井上，是統管長崎左近的筑后守。與歐洲的傳聞相反，此人只是一個瘦削老頭。他并不用刑，一旦露面，只是娓娓道來。小說寫下的、井上筑后守的徐徐勸誘，是對歐洲天主教價值優越觀點的、點穴般的批駁。
　　井上一席話，神父的心亂了。
　　接著，一個日本和尚打扮的黑衣人，被領來與他會面。
　　——居然這位日本和尚，就是傳說中的費雷拉神父。
　　以圣潔著名的教士，早已放棄了天主教。
　　他被殘忍地在井穴里倒吊，獄卒在他的耳根處刺破一個洞，以便淤灌頭部的血慢慢地滴出。與那些殉死的襤褸日本教徒不同，他僅在五個小時后就屈服了。他甚至在日本娶妻改姓，進行批駁天主教的著書立說。
　　但是叛徒的痛苦囁嚅，卻揭破了虛妄的表皮，一語道出了日本與西方相抗相悖的異質。改名澤野忠庵的費雷拉說：
　　
　　“他們把圣沙勿略教給他們的‘上帝’（Dios）一詞，隨意翻譯成了‘大日’(だいにち)。從那時他們信仰的，就不是基督教所說的神……不,在這個國家,日本人在我們蓋起的教堂里祈禱的,不是基督教的神。”
　　（《沉默》，新潮社，1986年，p.94）
　　
　　在昔日偶像的現身說法面前，年輕的神父崩潰了。在思想拷問的盡頭，在雞啼之前的黎明，他污臟的赤腳踏上了圣母像，背叛了天主教。
　　——小說不僅動人地描述了日本天主教歷史上的殉教故事，更思索了宗教與風土、百姓與信仰等一系列煩擾人類的大命題。扣人心弦的故事，糾纏靈魂的思想，巧妙地編織一篇，令我愛不釋手，重讀不已。
　　
　　2006年再訪日本，我專門去了長崎外海。從北京出發前，我找出這本小說，把它又瀏覽了一遍。
　　在美麗的外海，有一座遠藤周作紀念館。我細細看著，只嫌時間不足。這一次我才知道，作家是在長崎，因為看到展覽的“踏繪”上、圣母瑪麗亞的臉已被赤腳磨得光滑模糊——才決意寫這部小說的；我也知道了《沉默》獲得過梵蒂岡的獎賞，作家本身也是天主徒。
　　在外海那天，我很想和人討論。但有趣的是，同行的日本朋友都沒讀過這本小說。
　　我帶著深深的疑問離開。這本小說，對日本那個時代的禁教和鎖國，到底是揭露控訴，還是認同稱許？對葡西等國的傳教及其間的犧牲，究竟是贊美還是在批評？甚至，它對蕓蕓眾生之中的一神教世界觀，究竟做了怎樣的展示？
　　我讀出了一些什么，但我不敢肯定。我需要仔細的確認。井上筑后守的絮叨漫語，簡直是一篇精彩的日本論。“丑女的深情，常給男子以煩愁”，“殉教的日本人,信仰的不是那個主”。是的，國家對信仰的迫害是一種論斷的基準，但問題的內里，卻層層包裹、深奧難測。
　　究竟該怎樣看待長崎的“切支丹”（christian，基督徒）時代，怎樣評價日本幕府禁教鎖國的思想？
　　這是一些大題目，牽扯著在中國的許多認識。
　　
　　到長崎去的一個目標，是去平戶的生月島。朋友們說，那里有“隱藏切支丹”，顧名思義，他們是鎮壓年代存活下來的、堅貞的日本信者。
　　在生月島，徘徊在展覽用的“隱藏切支丹”草屋，我掩飾著吃驚。
　　我震驚：怎么地道的農民信仰，到處都那么類似！
　　他們的念辭，與我在黃土高原上聽慣了的、門檻完全不同的伊斯蘭蘇非派的念辭，形遠魂近，一線靈犀，說不清的似是而非。就連它充斥的濃厚日本味，都宛似一種東方的注釋。就像在中國西北，所謂的蘇非家也使用一個阿拉伯語詞“即克爾”（ziker，頌辭）；在日本長崎，它的名字千真萬確叫作“奧拉頌”（oracion，祈禱詞）！
　　人們在榻榻米上正襟危坐，環繞一圈。當中點燃的，不是常明燈，而是白蠟燭。他們掛著觀音菩薩的像，卻念著贊美基督的詞。或者說，他們按照遙遠的記憶和祖先的規矩、背誦著拗口費解的“奧拉頌”，心里卻感贊著大慈大悲的觀音、普渡亡靈的我佛。
　　他們的奧拉頌，已經失盡天主教的章法。曾有日本學者遠涉歐洲，帶著奧拉頌的錄音，逐行逐句地在當地尋求比較。最后，在歐洲某地的深山里，知道了平戶生月島的奧拉頌，乃是十六至十七世紀的古老念法。
　　他們的故事，使從日本到歐洲的教友為之振奮。明治維新以后，信仰步入自由，平戶的藍天碧海間，修起了新的教堂。人人都想：生月島這一小群隱藏切支丹可以回歸天主教的懷抱了！但更讓人震驚的是，熟慮之后，他們謝絕了回歸，寧愿留在半佛半神的狀態。
　　因為他們覺得，盡管念著奧拉頌，但他們也做著佛事。盂蘭盆、守夜、彼岸、佛教的儀禮同樣不可或少。他們念著奧拉頌，但不離開觀音。他們重視自己是隱藏切支丹，但更在意自己是普通日本人。聯想著《沉默》中那些窮途絕路的迫害，隱藏切支丹的存在令人肅然。
　　不難想象的是他們悲慘的潛藏史。難以想象的是他們在公開后的選擇。
　　他們是一個重大的參照。
　　濡染心靈普渡眾生的佛教，在他們的故事中得到了闡釋。不僅如此，雖然我只是第一次見到隱藏切支丹，但我與它似曾相識。我被它的內涵吸引，獨自捉摸它的隱喻。它令我的求學漸入佳境了，我宛如更走近了——中國的門宦，摩洛哥的蘇非。
　　哀傷的、日本天主教的殉教史結束了。它給長崎涂上了又一層底色，使這東海門戶的色彩，更加豐富，不易看透。
　　
　　三
　　
　　在一個晴朗的日子
　　在大海遙遠的彼岸
　　煙柱升起
　　接著看見了船
　　雪白的輪船
　　駛進了港口
　　禮炮齊鳴
　　……
　　一切確已真的發生
　　我堅信無疑
　　守候著他
　　——普契尼《蝴蝶夫人》第二幕
　　
　　一座白紙折扇般的人工小島，在長崎灣，被填海造了出來。
　　這座叫作“出島”的隔離區，四面環海，只一道橋門連接陸地。最初它是專門用于集中軟禁葡萄牙人的，后來葡萄牙人被攆走了，駐在平戶的荷蘭商館被遷入，洋人住進了出島。
　　在綿延二百余年的鎖國歲月，長崎是一個特辟的小門。唯這里允許洋船入港，維持洋人交際。后來鎖國令松弛了，出島廢棄不用，洋人隨意居住，長崎也就正式成了日本的門戶，擔負著對外的大宗貿易，以及文化輸入孔道的使命。
　　標榜不傳教只經商的新教國荷蘭人，后來更有英吉利人，在這個天然的良港安心地定居住下。他們做買賣、開學堂、交朋友、招游女，在一個相當長的鎖國時代，充當了西歐文明教化日本的老師。
　　已經過了恐怖的1840年，日本朝野上下，正因近鄰的中國遭受的鴉片戰爭大受刺激。他們感到危機已經迫在眉睫，只有決心富國強兵才能救亡圖存。經由荷蘭人這一特殊的教師，日本大口地吞嚼了西洋的思想和科學，尤其是軍事、醫學、印刷等技術。總之，統稱“蘭學”的西方知識，為這個島國的蛻殼新生，實行了相當深刻的啟蒙。
　　今天去長崎游覽，若是未做事先的準備，大概就不易了解蘭學、鐵炮（即槍支）、麥酒（啤酒）以及南蠻館的咖啡，叱咤風云的坂本龍馬等長崎的掌故。即便如此，凡到過這座港口城，散步走過東山南山，印象中也會滿是洋人的金發白膚。
　　“切支丹”已經不用“隱藏”，時代已推進到帝國誕生的前夜。
　　經由荷蘭，幕府得知了西歐的“蒸汽船和蒸汽機車”等情報。1854年，著手創建海軍的水野忠德向荷蘭討教問計。荷蘭人回答他說：須知一，天下的軍艦已從外輪式變為螺旋槳式。其二，船體已從木造變成了鐵制。第三，海軍必須有造船廠及海軍學校。

　　幕府立即向荷蘭訂造兩艘螺旋槳式軍艦，并在1855年設置了長崎海軍傳習所。這所海軍學校由荷蘭人擔任教師，教授西洋技術、航海術、蘭學等課程。日本更從荷蘭購入了咸臨、朝陽等最初的幾艘軍艦。1860年，最新式的咸臨丸以荷蘭式的航海術，橫斷了太平洋。
　　——長崎海軍傳習所的設立，宣告著日本近代（日本喜用近代一語兼指現代）化海軍的誕生。
　　
　　所謂日本近代化幾大要務：海軍、醫學、印刷、英語幾項，都在長崎新鮮肇始。政府在山積的國家急務之中，以軍事和醫療為近代化的頭等課題，選派有志，赴歐留學。
　　回顧那時日本的醫學飛躍，今天也難抑感慨。
　　如“西有長崎，東有佐倉”所云，從幕府末期到明治，推進了日本醫學近代化的，可數佐藤泰然的順天堂。佐藤在長崎游學之后，在江戶開設教授蘭學的和田塾，用蘭書知識于臨床，在開明的佐倉藩主支持下，開創了私立醫院順天堂。在當時，順天堂擁有最高水平的醫療設施。醫院附設蘭學塾，門下學生百數十名，一時世稱“日本新醫出自佐倉之林”，游學佐倉，乃是醫士書生的憧憬。
　　佐倉順天堂的另一功績，是種痘的實踐。佐藤泰然早就留意了種痘的研究，在長崎蘭醫莫尼凱接種牛痘成功的同年（1849），他在幾個月后就使牛痘接種普及關東各地。藩主堀田正睦甚至以自己的子女為試驗，證明種痘的無害，把它施之領民。
　　那時的長崎，給日本新醫界造就了成體系的人才。
　　蘭醫波特萬，不僅培育了很多著名日本醫士，且為大阪醫學校和大學東校（現東京大學醫學部的前身）的創設出力甚多。值得特筆的是，這位蘭醫還為日本公眾衛生事業的確立，做了先驅般的奠基：他堅決否決了上野的醫院建設，以堅持他的“都市公園思想”。這一思想，使著名的東京上野公園于明治六年誕生。為紀念這位恩人，1973年，上野公園在百年紀念之際，為波特萬博士立了雕像。
　　長井長義乃是舊時代的藩醫嫡子。不用說他曾是中國醫藥的好學徒，年方十五歲就出診治病。1869年他來到長崎，本來預定攻讀醫學，卻改習了化學。因為身為中醫的他，想追究“草根樹皮于病有效與否、效力如何、為何有效”的問題。他進了幕府醫校“長崎精得館”，師事蘭醫波特萬。長崎歸來到了大學東校，翌年被政府派往德國學醫。給他的正式任務，是日本醫療的近代化。
　　日本醫界的關鍵人物長與專齋也是長崎人才。明治元年長崎精得館改為長崎醫學校，長與專齋任校長。他確定了以曼斯費爾德為教頭，以凱爾茨為預科教師的體制。他參加遣歐使節團，參與調查歐洲醫藥制度，并與正在柏林留學的后日總理大臣桂太郎以及長井長義等人一起，草擬了日本的醫療制度。
　　明治六年，他回國就任文部省醫務局長和東京醫學校校長。明治八年，醫務行政改移內務省為衛生局，長與專齋改任衛生局長。他為日本的醫療、醫務、衛生等有關諸制度的設立，立下了不朽功勞。
　　一個民族的現代化，就這樣大踏步地邁進著。
　　
　　比醫療、印刷更重要的，無疑是產業。
　　三菱工業集團的興起地，也是長崎。1870年，巖崎彌太郎接手官方經營的長崎造船廠，從而開始了三菱作為日本工業核心的歷史。1894年以后日本割取臺灣，三菱因為日軍提供運輸船而大發橫財。由于它的生產范圍飛快擴大，隨之更名三菱商會。至1934年，因為業務已拓至重型機械、飛機、鐵路車輛等領域，公司改稱三菱重工業株式會社。
　　船舶工業是三菱重工最早起家的部門。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三菱的長崎造船廠一共造了四艘航空母艦、七十九艘軍艦，包括世界最大的戰列艦“武藏”等三艘戰列艦。戰后，更為日本海上自衛隊建造了各型驅逐艦，尤其是極為先進的宙斯盾級驅逐艦。
　　
　　在長崎的開創者名單中，至少有兩個洋人會垂名歷史。
　　一個是西伯特(Von Siebold)。醫學教授的長子馮·西伯特，原來是作為荷蘭商館的醫生在長崎上陸的。后來他得到長崎奉行所的特許，可以在出島以外活動。他采藥治病，培養學生，給長崎的日本知識人以很深的影響。來到日本的翌年，為給日本醫師講授醫學，他在長崎郊外的鳴瀧購買了一戶民宅，開辦了鳴瀧塾。這處故居今天已成了觀光地。
　　蘭醫西伯特的業績中，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著作《日本》，以及《日本植物志》。在西伯特的植物志中，他以自己的日本愛妻之名（ōtaki），把一種花命名為ōtakusa。此事渲染了洋人的浪漫，使那種花受人青睞。
　　
　　以下，須花費篇幅述及的另一個洋人，情況則復雜得多。
　　托馬斯·布萊克·古拉巴（Thomas Blake Glover）出生于蘇格蘭。1859年來到剛剛開港一年的長崎，作為上海的英國商會哈丁·馬塞松（Jardines）的代理人，在長崎創建了古拉巴商會，時年僅有二十一歲（日本大百科全書7卷，1986年）。隨之商場得意一帆風順，他在長崎建設了一座著名的豪邸。那時他僅二十五歲，到達長崎也僅四年。
　　長崎“古拉巴園”的導游彩頁這樣介紹：
　　
　　“在幕末的激動的時代，他暗中支持了以坂本龍馬為首的志士們，幫助伊藤博文等人的留學英國，不惜給年輕一代巨大的援助。又，明治以后作為純經濟人，為日本導入近代科學技術做出了貢獻。由于生來碧眼紅面，被他經營的礦山工人送給‘赤鬼’綽號。豪膽厚情，細心愛人，連給傭人孩子的禮物也不忘記。與妻子間無子,但家庭和睦,在日本終其一生。”
　　
　　這一紙彩頁沒有提及：他的“純經濟”，主要是販賣軍火。
　　幕末傳奇的志士坂本龍馬，在長崎建立了日本最初的商社“龜山社中”。它設立的時間是1865年5月，僅三個月后，它就從外國輸入了大量的武器。
　　當時日本的政治大潮，正在“尊皇攘夷”或“倒幕尊皇”的漩渦中激烈沖蕩。主張倒幕，即打倒幕府統治的長州藩，已經與幕府對峙備戰。為了對付步步逼近的幕府討伐，長州藩渴望獲得新式武器。
　　幕府嚴令，對長州藩禁賣軍火，長州藩急得滿頭冒汗。這時坂本龍馬出現了，他對另一個崛起的地方勢力——薩摩藩做工作，說服他們以薩摩的名義，向商人古拉巴購買槍炮，武裝長州。
　　——長州藩買進的七千三百條槍，是囤積上海的、1865年4月剛剛結束的美國南北戰爭的剩余武器。把上海的囤積槍支賣給長州藩，幫助地方軍閥打倒幕府中央；再把歐洲淘汰的舊軍艦賣給日本的交戰雙方——是古拉巴商業交易的大手筆。
　　同時，在坂本龍馬斡旋下，薩摩與長州兩藩結成了反幕府的同盟。7月，長州藩的井上馨和伊藤博文在長崎會見了古拉巴。從那個時期起，自佩里黑船以來，甚至自中國鴉片戰爭以來，日本為抗擊西方威脅而掀起的“攘夷”運動，轉向變為了“倒幕”。
　　長崎古拉巴商會的母公司，設在上海的哈丁·馬塞松商會，是英國商人威廉·哈丁和詹姆斯·馬塞松于1832年在廣州設立的貿易商社。這個商社的徽標，據我看，就是一個流出寶石的、割開的罌粟花；旁邊用西班牙文寫著“Jardines”（花園）。
　　1832年，這一年之后的幾年，正是英國鴉片商人與清朝的廣東政府激烈較量的時期。這家毒花園，從根子數起就把向中國密運鴉片和向英國輸出茶葉作為主要的生意。換言之，并非別人，恰恰它就是電影《林則徐》中那些無恥的英國鴉片販子。商社設在廣州才八年，林則徐沒收并銷毀了鴉片。他們眼看財源將被斬斷，于是就敦促英國政府，向中國發動了那場駭人聽聞、臭名昭著的戰爭！
　　清朝無能，喪權辱國。1840年香港剛剛割讓，1841年“花園”的總部又搬到了香港。接著，洋人逼迫開放五口，上海應運而誕生，他們又把鴉片販賣的重點，移到了上海灘上。不久，為了安全且迅速地把主要在鴉片生意中賺得的資金轉運英國，他們聯合起來成立了匯豐銀行。它的全名是香港上海銀行（HSBC），一個如殖民者腳印般的名字。
　　

　　哈丁·馬塞松商會在日本的知名，是因為它在長崎設立的代理店，即古拉巴商會。這個商會，在明治天皇取代幕府的大風浪中，呼風喚雨推波助瀾，只是昔日賣的是毒藥鴉片，這回賣的是軍艦槍炮。
　　三菱財團與古拉巴的關系也引人注目。
　　三菱于1880年雇傭了古拉巴。四年后巖崎彌之助接任三菱社長，古拉巴調至東京。有人說他是三菱財閥巖崎家的后盾；無論長崎造船廠，或者麒麟啤酒，都有他的參與。日本最初的蒸汽機車的試開、高島煤礦的開掘，都與他有關。他對日本近代化的貢獻，不可小覷。
　　1939年，三菱重工業公司從古拉巴的子孫手中收購了古拉巴宅邸。到了1957年，長崎造船所為了紀念自己的百年華誕，把這所宅園贈送給長崎市。于是，長崎游客就多了一處觀光勝地：古拉巴園。
　　檢索古拉巴的履歷，如瀏覽一本日本近代化的軍師傳。一介洋商，深深地糾纏進了帝國的崛起史之中。
　　1859年他從英國來到上海，進入了哈丁·馬塞松洋行。接著他移居開港不久的長崎，設立了哈丁·馬塞松的長崎代理店古拉巴商會。一面經營貿易，同時也支持薩摩、長州、土佐等倒幕派，密謀大計、調度軍火、組織留學。
　　雖然，在幕末的日本，不少外國貿易商都與販洋槍的勾當有染，但英商古拉巴不僅販賣量顯著，而且貢獻是多方面的。出于眾多原因，總而言之，古拉巴被明治天皇授與“勛二等旭日重光章”，成了日本近代化的功臣。他于1911年病逝。
　　
　　還不止于此。
　　普契尼的歌劇《蝴蝶夫人》，其舞臺據說就是長崎的古拉巴宅邸。古拉巴的日本妻子鶴，據云就是蝴蝶夫人的原型。只不過，商人古拉巴并沒有如歌劇故事中的洋人軍官那樣拋棄夫人；他的據說是女主人公模特的日本夫人，也沒有自殺。
　　那出著名歌劇從1900年問世至今，已經熱演了一百年。關于古拉巴的妻子鶴是不是《蝴蝶夫人》原型，多少有過爭議。鶴在與古拉巴婚前，還有一個與前夫生的女兒——其后代中，有人細密考證，做出了肯定古拉巴妻子鶴就是《蝴蝶夫人》原型的結論（楠戶義昭：《蝶蝶夫人》，每日新聞社，1997年）。
　　若如此——集結于古拉巴一身的線索就更多，這位風云商人也就更不能等閑視之了！
　　順便說，曾經出演過《蝴蝶夫人》女主人公的著名歌劇演員喜波貞子，其祖父就是荷蘭人凱爾茨——那位長崎醫學校的預科教師。這位混血女星的最愛，是一柄日本和傘。
　　
　　長崎一城的歐化風情，典章文物，若是逐一列舉，還可以一直寫下去。諸如西歐傳來的印刷術，諸如“龍馬愛喝的咖啡”。
　　啤酒的最初登陸日本，也是在長崎。
　　自1541年，耶穌會士沙勿略傳教日本以來，神父們雖然記載過葡萄酒，但沒有誰言及過啤酒。這種古老的酒類在日本的敲門，要遲到1613年6月。英國國王的使節到達長崎平戶，送給荷蘭商館的禮品單里，出現了啤酒。至于這幾瓶啤酒是否直接衍變成了后來的麒麟啤酒，而且由三菱制造——則不得而知。
　　
　　四
　　
　　安息吧，錯誤已不會重復
　　——原爆死歿者慰靈碑銘文
　　
　　 犃逃避納粹迫害到了美國的、核物理學者萊
　　昂·西拉特，爭取到了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的署名，一塊催促羅斯福總統和美國，制造原子彈。這封絕密信件的復制件，如今展覽在廣島和平紀念館。廣島展示這封信件的嚴肅性，和譴責意味都不言而喻。這封信白紙黑字，如下記錄道：
　　
　　“新發現的這種現象（重復進行核分裂的連鎖反應），與炸彈的制造也有著聯系。雖然尚不能確言，但肯定利用這一現象，可制造出非常強有力的新型炸彈。”（據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陳列資料翻譯）
　　
　　羅斯福為之心動。他接受了建議，并于1939年10月，命令開始美國的原子彈試驗和制造。到1941年，已知可望在三四年內完成炸彈制造。1942年這項核武器計劃被命名為“曼哈頓計劃”。1943年羅斯福和丘吉爾決定在戰爭中使用原子彈，并由美英兩國封鎖情報。至1945年，美國已在這項秘密計劃中投入了二十億美元。
　　1945年7月16日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這個消息立即被用暗語傳達給了正在波茨坦開會的杜魯門——他是在接替死去的羅斯福就任總統后，才聞知這項計劃的。
　　原子彈尚未試驗成功之前，轟炸目標的方向就已確定了。據說，原子彈戰略攻擊的對象沒有選擇德國而選中日本的原因是：萬一扔下的是顆臭彈落地不炸，被人把它抱走回收了怎么辦——由于日本人對之研究破解的能力低于德國人；所以敵方主角德國被避開，日本被紅筆圈住（據美國軍事政策委員會會議記錄，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陳列資料編譯）。
　　其實未必如此，日本并非對原子彈一無所知。
　　在最后爭分奪秒的1945年，德國企圖用潛艇給日本運送鈾235，涂著紅色日之丸的新武器，悄悄地也在“開發中”（中國中央電視臺《探索發現》關于德國潛艇戰的節目）。
　　還有一個插曲是：參與研制原子彈的部分美國學者曾提出過一份《弗蘭克報告》，反對不加警告地使用原子彈。但是，這一報告只換來對不加警告使用的原則的再確認。
　　候補的轟炸城市名單，早在試驗成功前就已列出。7月16日的試驗成功之后僅僅九天，1945年7月25日，使用原子彈的命令下達了。次日即7月26日，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宣言公布。
　　波茨坦宣言最后的措詞，如今比較容易讀懂了：“……（上述以外的）日本國的選擇，將會招致迅速且完全的毀滅。”
　　
　　今天再次吟味那份正式的投彈令，會有很多新感受。這封美軍參謀總長發給美國戰略空軍司令的命令中，有如下要素：
　　1，空軍在1945年8月3日之后，只要“天候允許目視攻擊就盡可能迅速地”向“廣島、小倉、新瀉、長崎之一的目標”投下“特殊炸彈”。“在諸準備完成后，向前述目標投下第二發。”
　　2，“將有軍人與民間的科學家觀測和記錄爆炸的效果”，所以觀測機將隨行，“并與爆擊地點保持幾英里距離”。
　　3，“情報的公開權屬于總統和陸軍長官。現地指揮官不可發表對本件的表態和新聞。對新聞報道將進行特別檢查。”（《廣島原爆被害の概要》）
　　
　　我沒有全文移錄這紙命令。其實它的篇幅幾乎也就是這么長。換句話說，這份堪稱世紀記錄的文件，幾乎把篇幅都用于強調觀測效果。我也沒有細致羅列轟炸實施前的設心配慮；比如從1945年5月份起就禁止轟炸已被列為原子彈攻擊目標的城市，以便讓那些城市“完好地”保留原貌、以便未來準確且量化地“傳達”原子彈毀滅的能力。它們（候補城市）必須是——直徑超過三英里、有著讓沖擊波可以有效地進行摧毀的地形、沒有被常規炸彈轟炸過——的城市。
　　我更沒有自角及隅，細數轟炸機怎樣從遙遠的馬利亞納群島起飛、經過六個多小時飛行了2740公里到達廣島上空、用降落傘投擲并讓原子彈在空中炸裂；以及8月9日B29又從關島抵達小倉上空、因前日轟炸的煙霧妨礙觀察于是改飛第二目標長崎、并于11時2分投下了原子彈。
　　當然也沒有篇幅涉及所謂美國陸軍長官亨利斯提姆森曾強硬地反對把歷史名城京都列入名單云云。
　　我以上列舉的，只是核武器——這種 “與歷史戰爭中利用火藥爆炸力的武器全然異趣的”（《廣島原爆被害の概要》語）、無論對人的精神抑或對生命而言都難言其殘忍的、新式武器的生產大事記。
　　也許應該說，不是生產大事記，而是惡魔誕生記？
　　無論如何，瓶子的木塞已經打開，魔鬼從瓶口掙脫而出，再也無法把它關回去了。從那天之后，這個魔鬼開始了它在地球上空梭巡的日子。它每天都飛掠過我們頭頂，如果側耳傾聽，能聽見它不懷好意的竊笑。
　　

　　它蔑視人類的準則，它要傲慢地顯示。在廣島和長崎它兩次猙獰現形，殘忍地屠戮，瘋狂地燒殺，使人們記住了它。
　　
　　
　　1945年8月6日，廣島晴好，便于科學家觀察和記錄轟炸效果。于是在那一天，廣島被人類有史以來第一顆原子彈轟炸。
　　兩天后，1945年8月9日，第二候補城市小倉云霧，而第三候補長崎卻晴空萬里，于是長崎成了美國參謀總長命令中“在諸準備完成后”、“投下第二發”的目標。
　　1945年8月9日11時2分，即廣島變成地獄之后三天，美國B29轟炸機把第二顆原子彈在長崎北部空中引爆。比起用于廣島的“小男孩”，這顆渾名“胖子”的原子彈殺傷力更大，約合21000噸TNT炸藥（廣島的那顆為16000噸）。
　　原子彈在長崎上空500米處炸裂。據長崎史料說，與爆炸同時，生成了可說是小太陽的巨大火球，爆炸瞬間的溫度，達到了100萬度！爆心地附近溫度達4000度，1公里以外也達1800度。一瞬間爆風沖擊摧毀，隨之熱輻射與放射線掃蕩全城。玻璃瓶子被燒得軟如稀泥，人的肌膚被燒后噗嚕垂落，散彈般的玻璃碎片橫飛，長崎市街立陷火獄。在沖擊波摧毀的塌房里，被熱輻射擊倒的人，緊接著被烈焰吞噬。
　　這個惡魔炸彈的爆炸，使73,884條生命當即抹消、74,909個肉體殘缺糜爛。在爆心半徑4公里以內，房屋全毀一望瓦礫。全市36％的18,409戶人即刻無家可歸。爆炸中心附近的浦上天主堂在爆炸中被炸壞起火，當場約30名信者或神父即死。在長崎這座天主教之城，死難的信徒達8500名。
　　長崎的死亡人數比起廣島少一些，整體的毀壞也比廣島稍弱，可能是靠了地形的緣故。長崎是群山環繞的港口，不若廣島是一片毫無遮擋的三角洲。靠山的市區，多少還有幸免——但也有當時人口的三分之二，非死即傷。
　　日本把遭受了原子彈轟炸的人，稱作“被爆者”。不覺間我也習慣了這個詞匯，在敘述中時而使用它。廣島最著名的幾個被爆故事，已經成了廣島的形象。它們給人以強烈的刺激，使人把它留存心里，成為自己的記憶。
　　——廣島和長崎都發現了被炸壞的鐘表。廣島的是一塊懷表；屬于一個名叫二川的五十九歲職工，他在上班途中“被爆”，頭、肩、背大面積燒傷，半月之后死亡。他的懷表指針，停在廣島原子彈爆炸的一瞬：8點15分。
　　無獨有偶，長崎原爆資料館展示的是一臺座鐘。它如廣島的同類一樣，記錄了大規模殺戮的時刻：11點2分。
　　——廣島新莊橋上走過被燒傷的人群。他們被燒得焦頭垢面，皮膚剝露，十指滴血。但是怎奈那一時口渴難忍！于是他們半抬著手臂，任皮肉垂落白骨露出，跑過橋頭，奔向污染了的河水。有一張畫，描繪了一群半抬手臂、蓬頭垢面的人，如畫出了“被爆者”的群像。
　　——在住友銀行廣島支店門口，一個早來的人坐在臺階上，等著銀行開門。那一瞬他被燒死在臺階上。強烈的熱線把臺階燒得變白，只有他身體遮蔽的部分是黑的，臺階上留下了一個黑影子。同樣的一個黑影，留在一處板壁上，那是一個兵士。
　　——有些人沒有變成黑影，卻變成了白骨。一個叫相田的警察（巡查），6日在崗位上被爆。次日他的母親出去尋找他，沒有找見。9日，在派出所的瓦礫下，發現了已經變成白骨的他，身邊的警用腰刀，已被燒光了手柄。
　　——還有飯盒里燒焦的米飯、在煉渣中與磚石凝為一塊的人骨頭、燒焦的尸體上被爆風壓力擠出的眼球，以及天上降下的黑雨，拼命吞飲骯臟黑雨的渴極的人……
　　一則長崎的被爆回憶，這樣寫道：
　　
　　“兩晚在長崎工場過夜，第三天傍晚，在回家的路上。出大門朝右轉，先看見一匹馬的死骸。張著嘴，翻著眼倒在地上。馬腹膨脹得嚇人。河邊的小屋都被掀掉了屋頂，可是沒有起火。朝一家四壁倒塌的家里一望，吃驚的是，圍坐飯桌的母親和五個孩子，原樣燒死在桌前。都趴著撅著黑焦的屁股，一副躲避空襲的姿勢，瞬間化作了焦炭。正是午飯時候，轟然一聲，真是慘極了。接著再向鄰家一看，也是桌臺旁母親和幾個孩子的黑焦尸體，往一邊翻倒，和剛才一樣的慘狀。
　　沒有勇氣再看第三家。沿河十幾家，大約都是一色慘相。不，不止十幾家，在這焦土燒原上，千家萬家都發生了一樣的事，都是燒毀的家，鍋臺四周，白骨尸體圍成了圈……
　　就這樣，在回家的路上，我走過了地獄……”
　　
　　地獄圖里，讓人記憶最深的形象，還是那位廣島母親。
　　她抱著嬰兒，正在趕路。火獄從天而降時，她下意識地低頭俯身，拼命地彎腰，好像她下意識地想用自己的肉身，遮住懷里的嬰兒。就在那一瞬她和嬰兒同時燒成了焦炭。雖然化作了死骸，姿態卻沒有消失。我仿佛清晰地看見那前傾著、使勁用脊背、懷抱、手臂和頭顱遮擋著，拼命想擋住恐怖熱浪、想著懷中孩子、絕望奔走的母親。
　　后來她被制成一座青銅雕塑，安放在廣島的和平公園。我在那座雕像前站了很久。青銅的女人軀體竭力前伏，背對晴空，仿佛白熾的陽光，就是恐怖的輻射光一樣。
　　從那以后，廣島和長崎的呼喊日以繼夜。它們竭力呼喚人類，要求人類接受它們的結論——核武器是人類絕對禁忌的結論。
　　在兩座城市，看夠了不盡的慘劇，我逐漸向他們的思想靠攏，并理解了“瞬間無區別大量殺戮的、地球人類的惡魔”，這一核武器的定義。
　　
　　在后世紛雜的聲音中，雕塑會成為一些結論。
　　在廣島有一座中心雕塑，叫做“原爆死歿者慰靈碑”，也叫“廣島和平都市紀念碑”。它和后來登錄了世界遺產的“原爆拱頂”一起，是廣島的主要和平祈念標志。
　　這座碑沒有成為結論，卻挑起了尖銳的爭論。
　　慰靈碑原來的提案者，是一位日裔美國前衛雕刻家。因為他有扔下原子彈的美國人血統，被以為不妥，于是雕像設計由日本雕塑家丹下健三接任。作品的主體，是一個屋頂狀的“埴輪”，即日本古墓中的明器。鞍形的屋頂下面有一座石棺，里面放置著“原爆死歿者名簿”，石棺外面刻著如下的一句話：
　　
　　“安息吧，錯誤已不會重復”
　　
　　銘文的主語是誰呢？
　　對這個問題，半個世紀爭論不已。
　　建碑時的廣島市長認為，碑文的意思是：在此碑前無一人例外，每人都擔起一份責任，向犧牲者反省，在內心里發誓不重復錯誤，唯此才是走向和平的唯一之路。
　　1952年11月，遠東軍事法庭的律師、印度人帕爾（Radha Binod Pal ）博士來訪廣島，他讀了碑文說：“扔下原子彈的不是日本人。扔下原子彈的美國人的手，至今還沒洗干凈。”
　　他更明確地說：碑文的主語不是日本人。錯誤是美國人的。
　　他的這一發言，兼之他是著名的東京審判即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主張日本甲級戰犯全體無罪的唯一律師；不用說，如此印度人的發言，使得日本右翼和對侵略歷史不愿正視的人大驚狂喜。他們對“印度的正義”歡呼雀躍，帕爾本人不僅在靖國神社，且在多處地點得到了立碑紀念的殊榮。
　　同時，廣島慰靈碑文的作者對他提出抗議。措詞嚴厲的批評末尾，指出他“沒有在靈前說話的資格”。
　　碑文主語的爭論，被這個印度人加溫后，社會上出現了兩種意見。先是宣稱碑文冒瀆了犧牲者之靈的“修正碑文會”出世；為反擊軍國主義的復活， “守衛碑文會”也應聲而起。直至2005年，碑文上的“錯誤”一詞，還曾被一個二十七歲的日本右翼青年用錘子砸壞。
　　于是市長又出面釋義。這一任市長山田節男說：不許廣島慘劇再次重復乃是人類的悲愿，碑文的主語，應該是“世界人類”。在此碑前站立的人，不問自己的國籍、不管國家的立場，要作為人類的一員，宣誓不允許核戰爭二次發生，碑文應該是對世界人類的警告和訓誡。

　　聽著這個故事，好像自己也卷入了討論。
　　是被動地卷入么？其實這一切或許于我們干系更大。把自己置于討論之外，或許是民主匱乏和教養畸形的結果。
　　美國人的態度極端強硬。他們認為日本挨了原子彈，完全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同時，雖不明說，主張“活該”論的中國人絕非少數。特別是，日本的政客們咬緊牙關不肯對侵略反省；長崎廣島都是侵略戰爭中的軍工產業基地——誰知“自立了的人的廉恥心”中，是否還殘存著帝國臣民的昂揚斗志？
　　我該接受哪一種思路？
　　新的核威脅卻在漸漸逼近。一介中國人，即便不是作為廣島長崎所說的“世界公民”的一員，而是作為一個核擁有國、一個走向富國強兵的大國的公民，我們該有怎樣的責任，該支持怎樣的原則？
　　在差強人意的廣島碑前，我感到自己的蛻變。
　　頭上奔走的陰云已經毀滅了兩個國家仍在聚集的戰爭黑云，給了我逼真的危機感。即便我們對核武器的思考還時日短淺，但是，只要我們不愿自己追求的人道主義只是虛偽空談，我們就該跟上長崎廣島，加入它們呼吁的“世界公民”誓言：決不允許核戰爭再次發生，決不允許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祖國使用核武器。
　　人們在夸贊中國政府的表態。
　　但我看出來了，他們想的卻是：中國會怎么實踐？
　　雖然中國從沒有像日本那樣窮兵黷武挑起戰爭，也沒有像美國那樣傲慢稱霸悍然投下原子彈，雖然我深知中國絕無使用核武器的心理和可能，我依然感到了日本對中國的深深的不信任。
　　在中國，人們對這個命題的思考和討論，實在太少了。就連日本的核地獄都沒有引起人們的留意，怎么能讓中國人對好不容易打破了核訛詐、勒緊褲腰才做了幾顆原子彈的自己苛求挑剔？！
　　但是，律己的時代已來臨了。
　　
　　把問題限定在一定歷史階段的方法論，看來必須提倡：歷史戰爭的武器，為著消滅敵方的戰斗力。原子彈核武器，卻是要消滅人類本身。
　　廣島和長崎——這兩座特殊的城市，從那以后一直致力于出演世界和平運動的角色。它們六十年苦口婆心的積累，使一個共識漸次結晶。共識向著“徹底銷毀、全面禁止”核武器的方向靠攏——雖然還只是嘴頭上的信誓旦旦，而沒有強迫核大國們踐約就范——首先對美國的強迫禁核。
　　廣島、長崎并不放棄。譴責核武、呼吁和平，數十年如一日，視反核為市政，承擔著某種護衛的職責。
　　出于如此的使命感，廣島、長崎對世界上一切核武器試驗進行譴責。1970年以來，廣島、長崎對各國核試驗，共進行過500余次抗議。其中對美國抗議近200次、對蘇聯160余次、對法國114次、對中國31次、對印度3次、對巴基斯坦2次、對朝鮮1次。
　　1995年11月，長崎、廣島兩市長在海牙國際法庭，作了《使用核武器乃違反國際法》的陳述。其中，當選市長僅半年的伊藤市長一字一頓地要求：“最后，作為長崎市民，為了不至因原子彈而再有二度犧牲發生，我請求進行嚴正的審理！”每年8月9日，長崎市長都朗讀和平宣言，不停地向世界呼吁銷毀核武器。
　　就是這樣一位市長，在我參觀長崎后不久，被長崎的右翼團體暗殺了。表面上是刑事案件，但人們懷疑背后的黑幕。去年，這位市長朗讀的長崎和平宣言，用如下一句開始：
　　
　　“人，究竟在做著什么？——在已是被爆后第六十一年的今天，在長崎，憤怒與挫折的大浪正在翻滾！”
　　
　　在長崎，右翼團體暗殺市長已不是第一次。1990年1月，當時的本島市長就曾被右翼組織用手槍擊傷。原因是那位市長說過：“我想昭和天皇負有戰爭責任。”
　　2007年4月17日傍晚，六十一歲的伊藤市長在JR長崎站前，被拿著手槍埋伏的右翼暴力鷜山口組“水心會”從背后連擊數槍，兩發子彈從右背擊入心臟。他在心肺功能停止的狀態下被運到醫院，不久死亡。
　　長崎站前久久不散的火藥味，掃蕩了“原爆” 紀念活動中，一種形式化甚至時髦的味道。伊藤長一市長的死，使人們像突然醒來一般，發現了身邊的險惡。
　　但無論如何，我知道，長崎、廣島永遠都不會放棄。在一個漫長的、追求自我訴求的過程里，他們的視野擴大了，他們看清了天下大局。他們帶動了許多人，也逐步地更新了自己。他們使人類廢絕核武器的決心，一浪一浪，沖擊不已，掃蕩罪惡的阻力，最終實現人類的悲愿。
　　
　　 犆長崎的紀念碑，不知為什么沒有爭論。
　　不知那是哪一年，全世界都向長崎贈送雕塑。中國送的是《艱苦歲月》的作者潘鶴的作品，復制品立在北京復興門，人們不妨去品評一番。
　　長崎的主雕像，是“和平祈念像”。一個巨大的男坐像。它用青銅制成，高9.7米，重30噸。我左看右看，這個雕像的面貌，怎么看也還是更像歐洲人。它使人聯想起長崎的傳教士，或種種的南蠻蘭醫。它右手指天，左手指地，如舉行一個宗教儀式。
　　后來我才明白，雕像的含義是這樣的：右手向天，乃是指著原子彈的威脅；左手平伸，是指點著大地上的和平。而他半閉的眼睛，正是在祈念逝者的安寧。
　　也就是說，長崎雕像和它的內涵，確實在暗示宗教。解說詞里，可以讀到神佛悲憫等詞語。但它最終也還是沒明說：它究竟代表與長崎瓜葛糾纏的天主教呢，還是代表日本的佛教。
　　
　　從長崎的原子彈“爆心”向東北大約500米，是浦上天主堂。
　　在經歷了耶穌會的倔強傳教，又經歷了幕府的禁教鎖國，其中點綴了那么多哀傷故事——強迫褻瀆的“踏繪”、潛入地下的“切支丹”，到了新時代國策刷新，天主教在日本特別在長崎得到了大發展。
　　這段發展史年積月累，在長崎凝結為兩座教堂：一座是半山腰上的大浦天主堂，還有一座就是浦上天主堂。
　　離爆心僅500米！也就是說，第二顆原子彈幾乎就扔在它尖頂的十字架上。這座煉瓦結構的基督教建筑，在突兀襲來的爆風摧毀下，瞬息坍垮，變成了一座廢墟。
　　變成了怎樣一座廢墟呢？
　　能夠據以猜測的，是一幀黑白的浦上教堂劫后照片。從那照片上可以看出，教堂的大廳已蕩然無存，一些門洞斷墻，好似圍著的籬笆。一處似乎是鐘樓或門塔的頹壁，空空不見鐘鐸。圣像身首異處，低矮處已然一片瓦礫。但是殘墻頹壁規模尚存，能看出它曾是一座結實的紅磚建筑。照片以外，在那一瞬，長崎慘死了8000名天主教徒。
　　但是，今天能用肉眼看見的浦上天主堂的建筑實物，只有半截高高的紅煉瓦門柱、四個圣徒石像，其中兩個被炸掉了頭顱，擺在一堵矮墻前——除此幾個零件外，便是重新蓋起的教堂。
　　看到那張圖片的一刻，我當即有一個念頭：今日的長崎市，有意地勾消了這座天主堂的保存！……
　　因為，那張黑白照片使我感到了——遺址保留的可能。
　　一霎那我想到了著名的廣島“原爆拱頂”。
　　原爆拱頂已被登錄進了世界遺產名簿（美國堅決反對它的“登遺”，中國因日本的戰爭反省問題投棄權票）。那只是區區一座洋式建筑，原來的廣島市政廳。只因為建筑上方有一個圓頂，原子彈炸后，圓頂的貼涂水泥被炸飛燒光，露出了一個黑鋼筋的圓框子。只是由于它的形象，或者說因為它的形狀，廣島決定不再修復，把這個圓頂原樣保留，作為廣島被原子彈毀滅的證據，也作為廣島的標志。
　　毫無疑問，長崎若是把浦上天主堂的殘骸保留下來，它的歷史包涵、它凝聚的東西方關系、它的話語和暗示、它的藝術味道和感染力——不知要比廣島強大多少！
　　我堅信曾有過一個遺址保存計劃。
　　長崎市民肯定會呼吁保留這個遺址！
　　也是在同一剎那，我也明白了沒有保留浦上教堂遺跡的原因。因為一座被西方物質至上的文明孵化出的原子彈殘酷毀滅的教堂遺址，豈不是對西方價值的最尖刻的揭露和諷刺！若是留下了它，人們站在這里心里就將浮想聯翩。從沙勿略，到井上筑后守，從三位一體的教諭，到毫不躊躇的滅絕。廣島的拱頂對美國已是礙眼的存在，何況天主教城市長崎！

　　在網上一位市民說：那些基督教的信者會說，為什么要在同樣信仰基督的長崎信徒頭上投下原子彈呢？為什么要把1萬2000人的信徒，殺死8500人呢？……
　　長崎比廣島更具深意。它不僅是一座被歐美原子彈毀滅過的城市，還是一座歐洲文明和政治經濟勢力浸染和干預過的城市。它有著非它不能的、揭露白種種族主義的人種歧視和兇殘本色的特殊語境。長崎將變成一個對西方的永恒質疑。正因此，它的慘劇被人有意地淡化了。
　　他們一定要扼殺保存教堂遺址的計劃。
　　他們是誰？
　　我抱著這個思緒，在網上尋游一圈。我吃驚地發現：遠不僅是我，幾乎所有的人，都抱著同樣的思路。
　　幾乎每一個網頁上，每一個留言者，都傾訴了他們希望保留浦上天主堂的燒毀遺跡、希望它像廣島的“原爆拱頂”一樣，成為長崎的原爆受害象征。在這個意味上，浦上天主堂廢墟的拆除，簡直可以說是一個陰謀。
　　信息如潮。我讀著，知道了當時希望像廣島拱頂一樣，把教堂殘骸永久保存的呼聲，曾經非常高漲。但是它最終還是以這樣那樣的理由，被強行拆除了。
　　我還讀到，當時的長崎市長田川務，曾去過美國的姊妹都市桑特波爾。人們猜測：其中莫非有詐？他的訪美，或者與拆除廢墟有什么因果關系？……當然無法追究。只知道，從美國回來后，那位田川市長態度一變，在市議會上對反對保存浦上天主堂廢墟措詞強硬：
　　
　　“浦上天主堂的殘骸，作為說明原爆悲慘的資料……并不適當；且沒有為了和平將其存置的必要——這是我的考慮。”
　　（田川市長在1958年市議會的答辯）。
　　
　　1958年，浦上教堂殘跡被強行全部拆除。
　　現存建筑是1959年再建的，1980年更把外壁改成了紅煉瓦，據說“復原了戰前的美姿”。長崎借助遺跡介紹時代、讓歷史教育后人的機會，被大幅地刪減了。長崎沒有能如廣島的拱頂一樣，也擁有一個象征。長崎失去了象征，失去了一個歷史的證人。
　　先入為主，人的眼睛，往往看到的只是結論或觀點。視野和風景，也許就是記憶本身。沒有任何一件遺物，能比浦上教堂的殘骸更適合成為長崎的風景和視野了。唯它才能濃縮長崎的古今，唯它才能傾訴——那些堅貞的殉死、隱藏的誠信。唯它才能反思走向軍國的路上，在這個港口發生的每一件大事；唯它才能正視從世界最大的戰列艦武藏，到世界最新銳的宙斯盾驅逐艦的歷史，并考慮選擇和平。
　　“他們”并不能真地拆除浦上教堂被毀的殘跡。因為每個對長崎的歷史誠懇反思的人，每個對長崎的未來承擔責任的人，心里都矗立著那座象征的建筑，如它一樣痛苦，像它一樣虔誠。
　　
　　 2007年7月16日，在廣島的原爆資料館，進行了一次罕見的宣判。
　　“審判投下原子彈的廣島國際民眾法庭”在開庭一年之后，在這一天，進行判決文的正式宣讀。這個法庭以違反國際法的罪名，起訴涉嫌原子彈的開發與使用的、羅斯福與杜魯門兩名原美國總統以及原軍人和科學技術者共十五名被告，并判決其有罪。
　　在法庭上，檢查團提出了起訴書，追究涉嫌原子彈的開發、制造、使用的共同謀劃與實行行為的負責人羅斯福總統、杜魯門總統等十五人的“反人道罪和戰爭罪”。
　　法庭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條例為基準，推行法律程序。它雖屬于民眾法庭，但與國際機構設置的正式法庭，擁有同樣的形式。
　　根據起訴的事實，法庭召喚各種證人出庭。檢查團、法官團、證人都以各自的立場，接受詢問和進行陳述。法庭開庭兩天，有約500人旁聽，首次對使用原子彈之責任的審判獲得成功。7月16日午后，法官團經過了兩小時的合議后再度登壇，嚴肅宣讀了判決書。
　　在進行了事實認定之后，以“違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條例、違反國際人道法”等因，宣告被告人十五名全體有罪。同時，對美國政府提出了“要求對被害者正式謝罪及賠償的五項勸告”。
　　作為共同謀議者被起訴的9名被告，即：
　　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哈里S·杜魯門總統、詹姆斯·F.班茲國務卿、漢理·L·斯蒂姆森陸軍部長、喬治·C·馬歇爾陸軍參謀總長、托馬斯·T·漢迪代理陸軍參謀總長、漢理·H·阿諾爾特陸軍航空隊總司令官、萊斯利·R·古勞伍茲少將（曼哈頓計劃總司令官）、朱里安斯·R·奧茨潘海瑪（洛斯阿拉莫斯科學研究所所長）——根據遠東軍事法庭條例5條ro（ロ）即通常戰爭犯罪款、5條ha(ハ)即反人道罪款，全體被認定為有罪。
　　作為行為執行者被起訴的11名被告，即：
　　哈里·S·杜魯門總統、漢理·L·斯蒂姆森陸軍部長、喬治·C·馬歇爾陸軍參謀總長、托馬斯·T·漢迪代理陸軍參謀總長、漢理·H·阿諾爾特陸軍航空隊總司令官、卡爾·A·斯帕茨陸軍戰略航空隊總指揮官、卡迪斯·E·魯梅第20航空軍司令官、保爾·W·迪貝茨中校（艾諾拉蓋號機長）、威廉·S·帕松斯大校（艾諾拉蓋號轟炸指揮官）、查爾斯·W·斯威尼大尉（伯克斯卡號機長）、布萊代里克·L·阿修瓦茲中校（伯克斯卡號轟炸指揮官）——同樣根據遠東軍事法庭條例5條ro（ロ）即通常戰爭犯罪款、5條ha(ハ)即反人道罪款，被全體認定有罪。
　　正式的判決書，預定將于后提出。
　　法庭還基于以上判決理由及結論，對美利堅合眾國提出以下“勸告”：
　　
　　其一，美利堅合眾國，須承認在1945年8月6日以及同月9日投下原子彈屬于違反國際法，并把“使用核武器乃是對國際法的違反”之宣言，以文書形式在國立博物館永久保存和公開。
　　其二，美利堅合眾國，須向廣島與長崎的全部原子彈受害者以及其親族，公開地進行謝罪，并支付賠償。
　　其三，美利堅合眾國，作為唯一使用過核武器的國家，須保證決不第二次使用核武器。
　　其四，美利堅合眾國，須全面地廢棄核武器，并須進行一切努力，以求從地球上廢棄核武器。
　　其五，美利堅合眾國，須在有關場所建立原子彈被害者的慰靈碑，并將使用原子彈乃違反國際法一項，向國民進行制度化之教育。
　　以上，就是“國際民眾法庭”對美國的審判和規勸通知。
　　
　　于是，一個問題被重新提了出來：在反法西斯戰爭中，使用了滅絕性殺人武器原子彈的美國是否有罪？
　　美國當然不認罪。戰后六十年，美國在臉上堅持繃著勝利者的驕傲表情。最極端的例子，也許是第33屆美國總統杜魯門的軼事。
　　杜魯門的話是：“一分鐘也不花在后悔上。”據說，他在戰后數百次被問及使用原子彈的事，從來毫無悔色。據說，當被問道那是否是個困難的決斷時：
　　“沒有的事，”他用手指啪地打了個榧子：“就這么決定的！” （每日新聞2006年8月6日）
　　——對話的可能，幾乎是零。
　　堂堂的世界上，活靈活現地演出著這樣的話劇：一方是謹嚴得近乎迂腐的、一五一十說理的和平人士；另一方是驕橫蠻霸、滿嘴流氓腔的美國總統。
　　但這事不是一場兒戲。經過了戰后六十多年的歲月，維護和平的人愈來愈把一個共識推向全球：那就是無條件地把使用核武器的行為，視為對人類的犯罪。
　　換言之，即便交戰，仍須接受人道主義的更高審視。哪怕身處正義陣營或進行防衛戰爭，只要悍然使用了大規模滅絕生命的核武器，都是不能饒赦的對人類犯罪。
　　今天，對于使用核武器是否有罪這一問題，回答有罪的人，已是世界人類的主流。長崎、廣島的朝野官民，經六十余年的不懈呼吁，經歷了從被爆慘狀的確認、到國際公理的探究，最后簇擁在這個共識周圍。他們要求國際社會立法：凡使用核武器，即犯下反人類罪。

　　但問題仍存在：已經唯有一次地、在戰爭的發動國日本和它的軍工基地廣島、長崎，過去使用了核武器的國家——美國是否有罪？
　　“國際民眾法庭” 的回答非常清楚：盡管日本是發動侵略戰爭的法西斯元兇，盡管美國進行的對日戰爭是正當的；但美國1945年8月6日在廣島、9日在長崎進行的原子彈轟炸，仍是不能赦免的反人類犯罪。
　　世界接受這一判決嗎？
　　中國同意這一判決嗎？
　　應該怎樣不再讓錯誤重復？
　　不再讓投下了和引爆了原子彈的錯誤重復，主要是不再讓美國重復它的錯誤。
　　但也必須說，是日本首先挑起了，五十年如一日地擴大了這場錯誤的戰爭，這場日本帝國化道路盡頭，招致了原爆的悲劇。所以，錯誤不再重復，更是不能重復日本的帝國主義。
　　原子彈悲劇的責任，不僅在美國，也在日本。這一判決，揭露和懲戒了兩個方面。
　　美國的態度，就像杜魯門的榧子。
　　日本的態度，曖昧恰如靖國神社。
　　中國的態度呢？
　　中國人，已經該有一種成熟的自尊和自重，這樣對自己嚴肅質問。
　　
　　不用說，對廣島的這一次“國際民眾法庭”的判決，尤其他們送給美國的五點“勸告”，大概只換回了美國人的嗤之以鼻，或是一笑了之。
　　那么，也許另一個問題，對有色人種的生命和權利的輕蔑的問題，就該更早地提出來。今天稱之“國際社會”或“聯合國”的存在，幾乎就是美國的股掌玩物。在一個白黑不辨的時代，對美國的核審判無論判決如何，并不可能得到執行。但是，人們可能譴責——美國在悍然使用核武器過程中表現出的，對他者生命的蔑視。
　　原子彈轟炸過程中的細節，特別是與轟炸同步的、美國進行的科學觀察，使人切膚地感到了殘忍。它是不容置疑的歧視；是一種冷靜的、在血液中潛伏的、白種人的優越。他們不過在平靜地進行一次實驗，那不言的驕蠻，那計算的施暴，是美國的一個本質。
　　
　　在廣島大學，我與和平研究所的所長做了一次交談。
　　我問了這個糾纏心頭的問題。我說，我總在想，在美國人冷靜的投彈過程背后，是否存在一種基于白人優越心理的人種歧視。
　　那位所長回答說，確實如此，美國的行為中，確實存在著對亞洲人的蔑視。他聽說了一個我的文章題目，于是總是在嘴頭上提到“他者的尊嚴”，他半是揶揄地說，美國人若是懂得他者的尊嚴……
　　但他高度評價中國是唯一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有核國家，以及中國是正式宣布終止核試驗的有核國家。
　　我不管他是在表彰還是揶揄，我在思考自己。
　　如1945年3月的東京大空襲，一天制造10萬以上的死者、一天投下100萬顆燒夷彈；美軍最初進駐神奈川縣期間，短短一個月居然犯下了超過2000件婦女暴行——這樣的行為背后，難道沒有什么值得追究的、國家和民族的毛病么？
　　日本人在網上述懷：“筆舌都難以表述，我們心底深處刻著的苦痛和絕望……犯下歷史上最大級的戰爭罪行的，是美國……”
　　作者掙扎的靈魂，躍然紙上。人在火獄里的感受是可信的。
　　但那位網上作者——他若想獲得別人的信賴就必須記住：朝鮮、中國、東亞被日本帝國強加的恐怖、屈服和絕望，同樣筆舌難述，甚至罄竹難書。
　　他還必須知道——日本帝國的手上，也沾著刺鼻的核氣味。雖然國家對此三緘其口，真相如石沉大海。
　　即便長崎，即便有那么多和平的渴望，長崎并不是一只和平鴿。就像長崎市民批評的一樣：就在和平公園的對岸，三菱長崎造船所正緊張制造著最新型的宙斯盾級驅逐艦。雖然呼吁銷毀核武器，但長崎市并不反對市內的兵器生產和港口的軍港化。
　　我和他，日本和中國都必須記住：擴張的民族主義，迷狂的大國崛起，常使人類喪失良知，兩手骯臟，犯下重罪。
　　
　　但道德表演是最虛偽的，真正的試金石就在眼前：一切對長崎、廣島原子彈慘劇的反思、一切對核武器的反人類本質的揭露、一切對美國1945年使用核武器罪行的追究，都并非為了其他——都只是因為新的原子彈犯罪正在逼近。在阿富汗、在伊拉克——被美國點燃、日本也派自衛隊參加、一些中國人冷漠地隔岸觀火的——戰爭的硝煙，已經愈來愈像蘑菇云了！
　　毛澤東詩云：“今日歡呼孫大圣，只緣妖霧又重來。”
　　美國在阿富汗、在伊拉克的兩度侵略戰爭中，都進行過使用戰術核武器的宣傳。但是面對著地道的核威脅，媒體的縱容與渲染，堪稱同謀。比如2002年3月25日的某份中國小報，就用花邊新聞的輕佻語氣，替美國擴散過可能使用戰術核武器的消息。
　　此外，雖然在殺人兇器的分類上有所區別；準核武器，或者說低級的核武器，早已被投入了戰場。這就是美軍和北約軍隊在阿富汗、伊拉克，以及前南斯拉夫等地區早已大量投下的貧鈾彈和巨型震蕩炸彈。
　　已經能夠感覺：美國有人急于使用核武器。未必由于軍事形勢的緊迫，而是因為軍工企業的需求。是的，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軍事科學技術，已經別無出路地轉化為危害人類的破壞力。
　　長崎和廣島的意義是巨大的。它們六十年如一日的奮斗，在法律和思想的兩個標識上，不間歇地向世界閃滅警號，呼吁世界和人類認識、揭露、禁止再次的核犯罪。
　　長崎和廣島，是它們把日本和平憲法第九條的理想，六十年愚公移山，推廣到了大半個世界。如今它已是我們的理想——國家之間必須放棄戰爭手段，必須無條件執行和平的法理。
　　它不僅是一項理想，也是一項急切的任務。它們同時替孤立無援和被剝奪了話語權的伊朗、古巴、朝鮮、伊拉克和一切潛在的、受到美國核威脅的國家和民族，喊出了他們的求救，喊出了他們的抗議。
　　
　　五
　　
　　以上，就是我的長崎筆記。
　　告別長崎的那天，我有一種留戀的感覺。沿著風情別樣的荷蘭坂，攀上東山手的古拉巴公園。暮色中的港灣紫霧藍霞，金色的斜陽涂染了停泊的輪船。如今它這么陌生。其實，不遠就是寧波和廈門，鄭成功慣走的航道。
　　中國學子凡是渡日求學，多是一站飛抵東京，過去則坐船到神戶橫濱。缺乏地理感覺的我們沒有注意，長崎離我們這么近。
　　疏遠始自什么時候？莫非是清國水兵事件，李鴻章的新式軍艦來到這里炫耀，結果收場于一場斗毆？抑或是始自蘭學東漸，日本人開始放棄漢方改讀西醫？都不能確定。
　　能確定的，只是真實的疏遠。長崎街頭的巡警町民，同仇敵愾地狂喊，圍攻幾艘巨艦的散兵。那喊聲有一種放肆，我從中聽出了一種厭惡。哦，那是對羸弱腐朽的中華的徹底輕蔑，那是對鮮恥寡勇的支那人的不盡厭惡。那是一種致人心傷的、從心理到生理的、嫌棄和反感……讀取著這一種輕蔑和反感，我壓抑不住心中的驚訝。
　　哪怕在后來，唐船遠去，悲劇血染，噩夢連連。
　　哪怕在盡頭處，最后爆炸了一顆毒日般的炸彈。
　　哪怕以后事件平息，滄海桑田，風平浪止——深刻的蔑視，仍然存留不死。它潛伏著，腐蝕著，傷害著兩個民族，直至靈魂的內里。
　　
　　1996年7月29日，在一共實施了45次核試驗以后，中國宣布永遠終止核試驗；并重申，中國承諾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可能，這是廣島、長崎六十年的呼吁換來的世界的最正式回答。長崎應該聽著耳熟；它至少該記得唐船的聲音。
　　至于對自己的國家實行監督、向自己的同胞進行改造、讓中國實踐自己的和平承諾，是我們中國人的責任。我想，中國人不僅如大江健三郎指出的那樣，曾把試制成功的原子彈“看作充滿新的自豪的中國人的民族主義象征”，也具備胸襟和氣魄——把廢棄和禁止核武器的允諾，視為自己祖國與文明的、新的象征。
　　
　　就要離開長崎了。啟程之前，我覺察到，自己真的變了。
　　雖然此刻還處于激烈的爭辯撕扯之中，但是我變了。一種似乎是最終的原則，正漸漸滲透我的身體。經驗和思想在發出聲響，剝落離析，砍削糾正，成為將來的方向。
　　核武、戰爭、他者、和平——徹底的拒否，絕對的堅持，都是長崎給我的禮物，是我帶回中國的新知。我愿再寫一遍：宣誓拒絕核武器和戰爭，宣誓衛護他者與和平。它們仿佛新鮮的血，嘩嘩響著，涌入體內。我恨它來得為時太晚，又歡喜它終于惠及我身。
　　
　　未來的長崎會迎接怎樣的命運？再過百年，自會出現公正的答案。
　　我想，最該抓緊做的事，是支持長崎市在海牙國際法庭的要求：立法規定使用核武器違反國際法。用世界憲法的形式，約束和威懾一切核擁有國——這樣做已經十萬火急。不僅是為了長崎、廣島一雪舊恨，而是為了救助正被核武器瞄準的下一個城市、下一個國家、下一個民族、下一個要被推入地獄的無辜的人群。
　　長崎所藏的濃厚歷史感，超過了古城京都。
　　真是這樣，京都奈良與中國的糾葛故事，似乎沒有長崎這么臨近和沉重。正是在長崎，日本開始了它脫亞入歐的漫長跋涉。哪怕含毒，長崎大口地吞飲了歐美文明的乳汁；雖然追隨，也挨了它滅絕的原子轟炸。
　　長崎將愈來愈成為亞洲對西方的質疑。
　　當然，也將成為對自己的質疑。
　　
　　張承志，作家，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心靈史》、《北方的河》、《無援的思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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