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繩之擰：1932年文人楊邨人脫黨聲明是一面鏡子

作者 蘇   杜

2007-10-27

楊邨人（1901-1955），廣東潮安人，1925年加入中共，曾是三十年代文學團體太陽社成員，做過“革命文學家”，比現在的老革命李*銳、謝韜等，還早著一輩。1932年夏秋之交曾在湘鄂西蘇區呆過四個多月。同年11月15日，寫成自白《脫離政黨生活的戰壕》，于次年1月在《讀書雜志》發表，宣布“脫離中國共產黨”，并“揭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之旗”，要做“第三種人”了。

對于文人楊邨人的這一行徑及不久之后他與魯迅的筆戰，文壇上像對于涉及魯迅的若干“文案”一樣，大致是判魯迅“刻薄” “意氣” “裝死”，定為“文人相輕”的“文壇掌故” 完事的。然而，我卻覺得七十多年前楊邨人的脫離共產黨的聲明，實在是一面難得的“古鏡”，將它“出土”，看看七十年前脫黨的自白，照照某種“解放思想”的現實，委實大有益處。不信，楊邨人的《脫離政黨生活的戰壕》就全文附錄在后面，大家不妨仔細看看，這對于將思想認識、言語行動統一到黨的十七精神上來，擰成一股繩，一心奔小康，定是大有好處的。楊先生的聲明雖然比較長，但要充分表白自己認識上、立場上的變化，卻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楊先生是文學家，文筆極好，場景白描，心理詳述，無不讓人讀而不可釋卷，如能活到現在，就是國學大師，至少，比起現在一些專家學者的“解讀”來，給我的印象似乎還要更深刻些。

我之深刻印象，并不是楊邨人脫黨自白中屢屢提到的幾個具體歷史人物，其實，我們已經知道，他提及的“反中央”的馮鏗，與她的愛人柔石，另外的還有殷夫、胡也頻、李偉森，與另外的18人，早在1931年的2月7日夜或8日晨，在龍華警備司令部被槍斃了，柔石身上中了10彈。在楊先生寫作和發表自白的時候，他們已經被埋在了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地下，化為白骨了。而另一位活到1995年才去世的羅章龍，也因組織“第二中央” “第二省委” “第二區委” “第二工會黨團”在1931年1月被開除出黨。我之印象深刻，是在楊邨人自白中反復講到的由于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的根性”而形成的，在“政黨生活戰壕”中內心所受到的“傷痕”。大家知道，在1930年代上半葉，是中共領導路線發生大幅左傾，王明路線較立三路線左得更為可怕，終于導致中央紅軍戰敗，被迫長征轉移的時期。在中央路線發生錯誤的時候，一個普通的下層黨員，或追隨革命的分子，如何看待這種斗爭，如何在這種斗爭中堅持正確的立場，采取正確的行動，的確是一個十分重要、很難確處的問題。不執行黨的決議，正如楊邨人所說，那是有違于“集團信仰”的；執行黨的決議，卻又為錯誤路線所困擾。在那時，要在“左右不是”中定出“左不”或“右是”來，可不像現在這么愜意，那是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價的。在楊邨人，便在“內心矛盾交戰的苦痛”上加了一條又一條“傷痕”，而終于，經過“千思萬想”，“理智判定”，也就是今之“理性思考”，他想通了這樣一個道理：“他們既然生了私人感情，我為什么不好重個人主義呢？” “我決心要走了?？墒遣⒎亲咚麄儧Q定的路，我決心無論如何要回上海?！?“于是乎一切內心上的矛盾交戰的傷痕的歷史，給我歸納起來，而窮究其種因，以及我的前途，我深深地認識了我！我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本身階級的根性有如根之深蒂之固，克服不了的，何能為無產階級服務？而無產階級政黨里頭的干部，那一班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卻又是十足的個人主義，臨難不顧同志的，我的工作又是被他們認為不重要的，就是犧牲了也不值黨的注意，而且會被說這種同志死了幾千個亦沒關系，豈不是犧牲之后，于黨于革命無補，白作了冤枉鬼？” “回過頭來看我自己，父老家貧弟幼，漂泊半生，一事無成，革命何時才成功，我的家人現在在作餓殍不能過日，將來革命就是成功，以湘鄂西蘇區的情形來推測，我的家人也不免作餓殍作叫化子的，還是：留得青山在，且顧自家人吧了！病中，千思萬想，終于由理智來判定，我脫離中國共產黨了！” 在現在，無論左與右爭論得如何激烈，但要在“左右不是”中定出“左不”或“右是”來，丟腦袋坐班房的事，畢竟是少有的，但是，如楊邨人前輩一樣地在“內心矛盾交戰的苦痛”上加上一條又一條“傷痕”，“千思萬想，終于由理智來判定，我脫離中國共產黨了！”，卻是十分現實的。只不過這里邊“與時俱進”的是執政黨發生了變化，因而也就沒有多少人會效法楊邨人，坦露心際，發表聲明，告白于天下，只是“做而不說”，而且，在行徑上，“且顧自家人”的本領卻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了，官到臣相，權傾朝野，或者 “學而為者，名而有知”，吃足一份“解讀”飯，不僅不必慨嘆“革命何時成功”，擔心“父老家貧弟幼”，一人得道不說，雞犬并二奶加一小塊地盤，都是可以升天的。這不必舉出自“村官”以上的多少個成例，只要看一看“散沙”散到了一種什么新程度，就可以明白，當年的“革命小販”，已經進化為“改革巨商”了。

楊邨人經過“千思萬想”并加以“理智判斷”，并以文學家的如椽之筆，在宣言中很是表達了自己“內心矛盾交戰的苦痛”的了。其實，這種“苦痛”是很容易理解的，完全用不了一“傷痕”又“傷痕”再“傷痕”這許多筆墨。這也用不著再一再二地擦“鏡子”，平眼一望，便可以明白，楊先生的“苦痛”只有一點，那就是他自己坦承，實際也是那么一回事的“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的根性”。帶了這種根性，又以之“為重”，并不想讓共產黨的學說來改造和取代它，那末，在“政黨生活的戰壕”里，就一定會格格不入，處處碰壁，終于走投無路，決心“回上?！蓖晔?。這一面是楊先生的“苦痛”，但另一面，也正是共產黨的力量之所在，雖有其錯誤千萬種，無數“小販”可以一時混跡其間，卻以其根本主義的堅定不移，決不與任何階級異己同流合污，決不容許任何“自由”主義樹旗其間，終于從失敗走向勝利的根本。雖然共產黨在具體工作上有著無數機密，但在根本主義上，卻在上下級、黨內外，甚至敵我間，都是洞悉洞曉的。這就是為什么錯誤的路線可能把持領導于一時，卻不能永世，可能獨霸于一地，卻不能全部的原因。這也是為什么錯誤領導，甚至“擁文自重”的陳獨秀，“擁兵自重”的張國燾，“擁洋自重”的王明，“擁派自重”的羅章龍，這樣的領導與勢力烏云壓頂時，仍然有她的無數黨員在為真理而斗爭，在為主義而流盡最后一點血。這也是為什么在楊邨人痛心疾首地大喊“我脫離共產黨了！”的同時，又有更多的志士仁人義無反顧地加入到了這個隊伍，以一絲一縷之資格，追隨主義，順向其間，擰成一繩，或如張思德之燒炭，如吳運鐸之制兵，如吳玉章之治學，如劉胡蘭之獻身，如白求恩舍富貴而取艱難，甚至如兄妹開荒地，種棉花，學文化，雖細如絲微如塵，仍樂此不疲，終其一生，雖處在“左右不是”的境地，也不覺其“左右為難”的原因。如果楊邨人守其“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根性”于不變，“富農路線”的一群固其“地主富農利益”于無損，而仍在“政黨生活的戰壕”里如魚得水，進可“父尊家富弟貴”，退由“農民同志”舍命相護，革命何時成功在其次，自行“先富”或“先貴”起來位其一，任何一族都可以“擁”其所長而“自重”，甚至“擁地” “擁房” “擁油” “擁”幾片“血汗工廠”都能“自重”得可以，在“政黨生活的戰壕”里訴求權益得寬容，圖謀發展有空間，那“政黨生活”雖名之曰“戰壕”，其實不過是“小販”設攤、“巨商”立號的“市場”，家家利益第一，人人先富為榮，那還談什么“擰成一股繩”呢？

楊邨人這面“鏡子”，也可以讓所有并不打算“脫離革命黨”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自正衣冠。的確，“政黨生活，有如蹲在戰壕里，你要提防敵人的彈雨，你又得提防同伴的倒戈陷害和殉私排擠”，而這正是許多并不打算“脫離革命黨”的“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想而不到，或不愿想到的。他們想象得革命一定十分高尚，十分純潔，十分規矩，而一到了流血的光榮，掉頭的犧牲之外還有被冤枉的齷齪，被誣陷的黑暗，被淹沒的寂滅，被遺忘的孤獨，他們就彷徨起來了。即使是不打算“脫離革命黨”，但激烈得快，平和得也快，表現出“革命的脆性”，實在也是司空見慣的事情。楊邨人的“投筆從戎”才四個多月，便生出了“革命何時才能成功”的感嘆，取了“脫離共產黨”的末路，并不單是他一個人的品質使然，在當時，是很有這樣一批人的。而時間過去了七十年，以為寫幾篇短文就可以干政，有了幾萬點擊便可以治國，再見不到影響就覺得“何必呢？”，從此揮手去，連抱膝哀歌、握筆憤嘆的功夫也不屑了。還有一些“分子”，自已雖不想就此停頓下來，但眼見得落荒有人，頹唐漸眾，叛變時出，就變得格外的孤憤起來，發誓要嘯聚義士，單取精英，擰成一股鋼繩，包打天下。但是，社會的進步，哪有什么捷徑可??？“前人栽樹后人乘涼”，奮斗一輩子連頓飽飯也吃不上是常有的事?！案锩螘r才能取得成功”縈繞心頭，常使英雄氣短還在其次，另有一種勢力，看準了英雄的這塊軟肋，送一點“先富先貴”的甜頭，其誘惑力，比起楊邨人的影響力，就大得遠了。即便是鋼繩吧，也可以將它松散開來，復為一絲一縷，失去了合力，派不得什么用場了。自然，作為“小分子”，如說楊邨人式的脫離一點影響也沒有，“先富先貴”的甜味一點也聞不到，那也很難，但“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讀一讀楊先生的脫離自白，先長一點見識，多一點自我的驚覺，對于不想停頓，仍思進取，還是大有好處的。本來，從“不想停頓”到“難免停頓”到“完全脫離”，落荒而去，也不過是半步之遙的。

為了這層意思，我還想啰嗦一下魯迅的“靱性”。這本是眾人都知道的情形，但真要身臨魯迅其境還能做到，卻是十分艱難。至少，在于我自己，是這樣的。楊前輩脫離共產以圖革新，“揭起小資產階級文學之旗”之后繼續“革命”之一，便是在自辦刊物《文化列車》上發表了給魯迅的《公開信》，在魯迅身上發現了自己的勝利，說：“第一個感想使我惶恐萬分！我們敬愛的魯迅先生老了，這是多么令人驚心動魄的事！… 我惶恐與驚訝的是，我們敬愛的文壇前輩老了，他將因為生理上的緣故而要停止他的工作了！在這敬愛的心理與觀念上，我將今年對先生的反感打個粉碎，竭誠地請先生訓誨。可是希望先生以嚴肅的態度出之，如‘噓’，如放冷箭兒等卻請慎重，以令對方心服。” 現代文學巨匠的沈從文大師，也在他的《魯迅的戰斗》中這樣地發現了自己的勝利，說：魯迅“這戰士，在疲倦蘇息中，用一雙戰勝敵人的眼與出奇制勝的心，睨視天的一方作一種忖度，忽然感到另外一個威嚴向他壓迫，一團黑色的東西，一種不可抗的勢力，向他挑釁；這敵人，就是衰老同死亡，像一只荒漠中以麋鹿作食料的巨鷹，盤旋到這略有了點年紀的人心頭上，魯迅嚇怕了，軟弱了?！?魯迅的“衰老”， “多病”， “因為生理上的緣故而要停止他的工作”，都成了對方的“不戰而勝”，可以“擁年輕而自重”了?？吹綄Ψ健澳昵嘤袨椤倍约簠s不得不面對“衰老與死亡”，許多人也許總是難免于泄氣和悲涼的，但魯迅卻給了我們另外的榜樣。他何嘗不清楚自己生命的長短，但他更清楚地球還年青，希望正在將來，坦然地將這種勝利賞給了對方。說，“…先生‘驚心動魄’于我的老，可又‘驚心動魄’得很稀奇。我沒有修煉仙丹，自然的規則，一定要使我老下去，絲毫也不足為奇的，請先生還是鎮靜一點的好。而且我后來還要死呢，這也是自然的規則，預先聲明，請千萬不要‘驚心動魄’，否則，逐漸就要神經衰弱下去，愈加滿口廢話了。我即使老，即使死，卻決不會將地球帶進棺材里去，它還年青，它還存在，希望正在將來，目前也還可以插先生的旗子。這一節我敢保證，也請放心工作罷?！痹凇秱巫杂蓵笥洝分?，他特意將攻擊他的文字予以轉載，包括楊邨人賞給魯迅一柄大刀的《新儒林外史》，說，“這其實也并非專為了我自己，戰斗正未有窮期，老譜將不斷的襲用，…將來的戰斗的青年，倘在類似的境遇中，能偶然看見這記錄，我想是必能開顏一笑，更明白所謂敵人者是怎樣的東西的?！锩膶W者若不想以他的文學，助革命更中深化，展開，卻借革命來推銷他自己的‘文學’，是革命高揚的時候，他正是獅子身中的害蟲，而革命一受難，就一定要發現以前的‘良心’，或以‘孝子’之名，或以‘人道’之名，或以‘比正在受難的革命更加革命’之名，走出陣線之外，好則沉默，壞就成為叭兒的。這不是我的‘毒瓦斯’，而是彼此看見的事實！”

“知名學者”徐友漁先生在論及《中國需要一場信仰的復興嗎》的名文中，也這樣發現了自己在信仰上的勝利，說，“在我們這里，信社會主義主義的多半是遠遠超過30歲的，往往是七老八十的，尤其是被稱為‘老同志’的人”。我們且不說“七老八十的”是不是“多半信仰社會主義”，即便是，這些“七老八十的”死絕了，“社會主義”也會隨著絕種嗎？這是將對方的“衰老死亡”想象成自己的勝利的新版本，證明著，“戰斗正未有窮期，老譜將不斷的襲用”的不虛與常青。

我的照鏡已經耽誤了諸位不少的時間，現在，如果有興趣，就請大家自正衣冠吧。

附錄：《離開政黨生活的戰壕》

楊邨人 1932年11月15日

載1933年1月《讀書雜志》第三卷第一期

處在今日這種階級斗爭十分尖銳的社會，介乎無產階級和豪紳地主資產階級之間的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也就是最困難最苦痛的人物了！尤其難堪的是決心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們很想，并且已經下了決心地要為無產階級服務，可是為了本身階級的根性---個人主義的、懦弱的，富于同情心的種種根性---在無產階級的革命集團里頭常常使心靈在作矛盾的交戰，其苦痛是內心的深刻的，可以使人發狂自殺！如果說是走向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集團去吧，那又是在思想上不能相容的事，唾而過之！于是乎，生命力強些的人便在無產階級集團中努力于矛盾交戰的心靈的苦痛的克服；生命力弱些的人便不是發狂自殺，就是徘徊歧路飲淚吞聲吧了！蘇聯的詩人葉賽寧和瑪耶可夫斯基，他們的自殺，便是這個緣故。

我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智識作分子，一向偏是感覺靈敏的人，因此在這參加革命的七年當中，我所受的內心的矛盾交戰的深刻的苦痛，只有自己知道。我在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為的是自身決心革命，而認識中國革命只有無產階級的努力才能成功，于是乎決心為無產階級服務。這七年當中，一九二七年黨在機會主義領導之下，當時的放棄無產階級的獨立與武裝的運動的政策，使革命失敗，我在內心上即起了矛盾交戰的作用，但一經黨自己糾正過來以后，也就一心信仰集團的領導。一九二七年黨在立三路線的盲動主義領導之下，我在內心上矛盾的交戰便起了劇烈的刺激！當時支部在和高語罕作理論斗爭的時候，高語罕發問，“武裝暴動是行動的口號或是宣傳的口號？” 那位區委參加人---一個胖子不知姓名---他的結論說是“武裝暴動是行動的口號”。而當時在上海的黨于職工運動是失了領導權，在客觀的情勢與主觀的力量上都沒有武裝暴動的實際行動的. 我自己是信為高語罕的理論并沒有錯誤的，可是并沒有加以贊同， 為的是導彈的根性使我猶豫，而信仰集團的心志加以勉強。當時高語罕因為和陳獨秀是私情至好的，相與接近，發言未免偏袒于陳獨秀，主張便站在中立人的地位，因此不久，高語罕便被開除。在我的個人主義的觀點上，確實是同情于高語罕而不同意于開除了他；但在集團的信仰上卻執行了黨的決議。因此在內心上矛盾交戰的苦痛，戳了一條深刻的傷痕。

1930年亡友蔣光慈因為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的根性太重，受不了集團的啟動主義的政策的驅使，自動的用書面向黨提出退出，支部卻來了一個開除的決議并且在紅旗報上登載一篇文章攻擊，這事使我大大的不滿意。支部以前對光慈不正確的予以寬待，開會不到也可以，養成他浪漫的生活，卻來超級的處分，為什么平時不訓練他呢？光慈之死，種因在此，我至今一想起這事，便有余痛！他臨死的時候，當我和他作最后的談話那幾十分鐘中，我在內心上所起的矛盾交戰的苦痛，盡在有如刀刺！1931年陳紹玉和何孟雄羅章龍爭權奪利的時候，胡也頻，馮鏗，柔石，和殷夫他們和何孟雄接近，文化支部的同志顯然是兩派，馮鏗四出作反中央的活動，我因為是在左翼劇聯工作，那是群眾團體，并非黨部，對于這事，心里雖然大大不滿意，可是不受影響，也就不去爭論。但舒大楨因為接近羅章龍派知道內部情形較為清楚，他便以中立的立場發感情的悲觀消極的理論和行動以致受區委于無形中開除這一事上，我一方面同情于舒大楨小資產階級的出發點，一方面不滿意于區委的不正確的組織路線的處置，可是同時又堅持著集團的信仰，認為在無產階級的戰斗陣營里頭，這一種小資產階級劣根性十足表現的份子，也是實在不能留在黨內作白蟻的。因此內心的矛盾交戰的苦痛又加上一要傷痕。

1932年夏秋之間的四個月中間，我到了湘鄂西蘇區，我的小資產階級根性受了農民環境的薰染，內心的矛盾交戰，便到了登峰造極的田地了！當我到湘鄂西省的時候，那里的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有組織的在作反革命的工作，在肅反的時候，破獲了他們破壞黨蘇維埃紅軍等等的陰謀以及證實他們破壞的行動，而捕禁了一兩千干部份子， 我在心里頭自己問了自己：這些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的干部，為什么要反革命呢？調查他們的組織卻是在蘇區獨立的---雖然有和白軍勾結卻只是一種策略，并非他們加入國民黨的，---這很明顯的是黨的政策路線的反應吧了。他們反無產階級專政嗎，卻又不是。他們的主張是以富農路線為出發點。原來他們是反對黨的反富農的路線，是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觀念所促成。他們大多數是湘鄂西省的地主的殘余和富農的出身，我根究起來，原來是他們本身的階級受了密切的政治影響而發動的。他們卻也是階級的斗爭！我便想起我的出身，我的家庭的現狀。我是破產后的小資產階級出身，家庭在未破產以前雖然只是地主資產階級，但是現在家庭一敗涂地，父老家貧弟幼，連兩餐稀飯還是今天不知明天的米糧，既不是地主資產階級了，也不會種田而成富農，是城市的破落戶。我的家庭是合革命的條件的了。然而我終究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重感情，我哀憐他們，我同情他們了！我同情他們，可是我又信仰黨的政策路線，于是乎我的內心又起了矛盾交戰的苦痛的刺激，心里上再加一條傷痕。我的心頭時常在跳動，好像大禍臨頭一樣。

在受敵軍包圍而東遷西徒的逃難生活中，一聽到敵人的槍聲和看到敵機在頭上拋炸彈的時候，我的腿兒跑酸走不得，趕不上人家，我感覺到自己不配做一名戰士。在湖里涉水的時候，我很想自殺。于是乎，請求回到上海，仍然干文字生涯。在一天的夜里，微星閃閃，扁舟沖出童子湖到紅湖的東岸。同船的共有四人，劉敬，劉曜，李兢和我。在湖邊的小墩上，我們住了一夜。明天，情勢大變，墩上樹了“歡迎大兵”的白旗，出口走不通了！主人---農民同志說，這里各墩環境都好，不要緊，且住下?？墒堑搅送砩?，主人得了消息，說是敵人要來清湖！那時我和李兢已經睡在艙里的賬子里頭了（湖上蚊子特別的多！），劉敬和主人他們商量好，主人只能保護一個人留在他家，決定分兩路沖出敵人陣地到襄北前方去，劉敬和江陵人一個農民同志跑江陵，劉曜李兢和沔陽人石同志跑漢川，留我在鎮上。劉敬通知我們，我心想我是跑不得的，留住也好，便答應，李兢說他有病不愿去，他要留住。問題便發生了。劉敬和李兢是在中央分局工作的，他們有感情，便叫我走。我說我走不得，我要留住。他說李兢工作重要，應該留住，我的文化工作不重要應該走。我便提出抗議，他說我不重組織，說我反革命！這話我怎么受得??！我惱氣地說，“你不要說漂亮話，動不動就拿組織來作壓制同志的武器！” 他說，“我沒有看過像你這么一個同志！”我說，“你不要只說漂亮話，我走我的路，你走你的路，我們又不是一路的，我不受你的支配?！?他又罵我是反革命，說個不休，我氣極不理他了！但我好不傷心！我想，同是逃難的同志，為什么我文弱得走不得路偏要我走，別人口頭說有病而走得路的---李兢常跑得快跑在我的前頭---卻又反了決議答應他的要求留住了？說他的工作重要嗎？為什么先在討論的時候，不去討論，既經決定卻來推翻了決議？這很明顯的是，他們私人感情的作用吧了！他們既然重了私人感情，我為什么不好重了個人主義呢？明天走嗎？腿子實在走不動，怎么辦？不走嗎？主人不留住又將怎么辦呢？這問題和內心矛盾的交戰，使我一夜開眼不曾睡覺。明天早上，船闖入蘆葦深處藏身，耳朵里聽到童子湖遠遠地吹來排槍和水機關的響聲在發愁發悶！午后船回水湖，偎在樹下墩邊。我決心要走了。 可是并非走他們決定的路，我決心無論如何要回上海。我和采蓮捕魚的漁戶群眾借了剃刀，求人替我剃好了頭，對鏡自笑，劉敬的頭發剪了一半，漁戶群眾的小劃子跑來通知，說是敵人整隊到來編查戶口并且要清湖了。老石他們不及等主人，大家七手八腳地把船撐走，上坡涉水，棄舟登陸，我也在后面趕跑，恨不得跑快些！涉水上坡，上坡涉水，跑了十幾里路又搭船過河。當我趕上劉敬他們的時候，劉敬罵我道：“你來什么？不要跟我們！”說著他們拔步大跑，把我留下了！我只得跑回來找老石。老石腳痛坐在樹下和農民群眾談話，我一見才安了心。等了一下，我們兩人又走。李兢跑回來，他說，“劉敬他們走在前頭，躲進一家屋里藏著，我找到了他們，他大罵我為什么要跟他們走，我只得也回來了！”于是乎我們三人一路向前走。我心里一笑，原來這混蛋今天只顧自己逃生，也不顧到李兢是重要的同志，也不顧到組織上了！又走了幾里路，碰到一群當地組織上的同志，我堅決地要冒險沖堤回上海，請他們替我找一只采蓮劃子沖過湖去。找了許多人，都怕危險，我將身上的路費兩塊錢都說給作船錢，終于找到一個胡子，他引我們到他家里叫他的婆娘和女兒劃船送我們走。這一冒險到底成功！不久，看了漢口報，那位劉敬和劉曜卻是上了志愿書將黨的內幕和工作告密而作敵人的座上賓了！我看那報紙之后，不禁寒噤大作！這回給我的刺激不小。所謂同志，原來是這樣！當時劉敬的漂亮話，念念不忘，我還以為是他的對而我的錯，所以跟著他走，原來卻是十足的漂亮話！于是乎一切內心上的矛盾交戰的傷痕的歷史，給我歸納起來，而窮究其種因，以及我的前途，我深深地認識了我！我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本身階級的根性有如根之深蒂之固，克服不了的，何能為無產階級服務？而無產階級政黨里頭的干部，那一班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卻又是十足的個人主義，臨難不顧同志的，我的工作又是審美觀點他們認為不重要的，就是犧牲了也不值黨的注意，而且會被說這種同志死幾千個亦沒有關系，豈不是犧牲之后，于黨于革命無補，白作了冤枉鬼？還有，這次失敗，那些文化工作的同志沒有跟著軍隊在前方游擊，犧牲了不知多少，他們明知道大勢已去，卻沒有命令給他們逃生，等著成群的受屠殺，這種情境---坐以待斃---在理論上在工作上都說不過去，然而他們被犧牲了，他們這一死于黨于革命有何補益（寫到這里，那些同志的形影，現在眼前，為之淚下?。┌?，他們的血是白流了！回過頭來看我自己，父老家貧弟幼，漂泊半生，一事無成，革命何時才能成功，我的家人現在在作餓殍不能過日子，將來革命就是成功，以湘鄂西蘇區的情形來推測，我的家人也不免作餓殍作叫化子的，還是：留得青山在，且顧自家人吧了！病中，千思萬想，終于由理智來判定，我脫離中國共產黨了！

政黨生活，有如蹲在戰壕里，你要提防敵人的彈雨，你又得提防同伴的倒戈陷害和殉私排擠，我認識我自己小資產階級根性為重，能力不配，無從斗爭，算了吧，落伍不趕隊，離開這一戰壕！或許黨要以我作“割雞教猴”的把戲，我可也并不反對。但是，這種行動，是我出自自動和自重的，并非受了誘惑投降的，這應聲明。宣言如上。

郁達夫先生曾說，“I am not a fighter, I am a writer!” 我現在引用他的話并加說明如下：---

“我并非一名戰士，

我只是一個作家！”

還我自由，將我流剩了的熱血，

灌溉在革命的文藝之花！

    至于文藝運動的主張，我認識我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無論如何，根性克服不了的，我愿意作個“第三種人”，而揭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之旗，我反對左聯那種閉門主義。另文詳論不贅。

                                              一九三二，一一，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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