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與新中國的外交局面

梅俏

毛澤東以其豐富而又充滿智慧的外交實踐，不僅保證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險惡的國際環境下和平地進行，而且開創了新中國空前大好的外交局面；并且提出了“三個世界”的光輝理論，為我國長遠外交和國際反帝統一戰線的組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種外交局面是和文化大革命的深遠影響分不開的。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通過的《歷史決議》，在全面批判和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后，卻形而上學地寫了一句“他晚年仍然警覺地注意維護我國安全，頂住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壓力，執行了正確的對外政策。”難道對外政策和對內政策毫不相干嗎？

　　作為一個戰略家的毛澤東，在對蘇聯赫魯曉夫叛徒集團論戰取得勝利以后，即一九六四年年底，就適時地提出“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偉大戰略。這一戰略是把美、蘇的威脅和戰爭的可能性都估計在內的。而他把建構中的文化大革命則視為最大的備戰，就是消除戰爭時期的內應勢力。那種把文革視為“國家戰略退卻”，說什么毛澤東“采用了自己‘打爛’自己‘壇壇罐罐’由強變弱和以此‘示弱’的方式來進行退卻”，好像只有這樣“用‘下降削弱’路線使我國經濟全面癱瘓下降”，才能“決定對美蘇和越南是進還是退”。這就把毛澤東由弱變強的積極戰略說成是由強變弱的消極戰略，完全違背了毛澤東的戰略部署。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說明這個問題。

（一）　文化大革命所面臨的險惡的國際環境

　　首先，以美國及其盟友在我國南面形成的經濟封鎖、軍事包圍和戰爭威脅的所謂“新月型的包圍圈”使我國家安全變得更加險惡。新中國成立以后，這個包圍圈就由北起阿留申群島，向南經由琉球群島、我國的臺灣直到菲律賓的弧形組成。侵略朝鮮戰爭失敗以后，美國并不放棄對我國的威脅，一九六一年又發動了對越南的戰爭。其間，美國的右翼勢力暗殺了想從越南撤軍的肯尼迪總統，一九六四年約翰遜政府開始向越南增派軍隊，擴大戰爭；而且，曾考慮先發制人地對中國發動核襲擊，以阻止中國成為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并就此計劃試探了蘇聯的意見。一九六五年，美國的好戰分子明確說：“戰后同蘇聯經過多次較量才使它受到遏制，現在的指揮中心正轉移到北京。”美國在擴大越戰的同時，又慫恿蔣介石反攻大陸，扶植日本軍國主義和東南亞反共勢力，血腥鎮壓和屠殺印尼共產黨；并與蘇聯的背信棄義相呼應，掀起反華反共的惡浪，把控制亞洲和對付中國作為它的主要目標。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一日開始，美國派飛機侵犯中國云南領空，在越南的轟炸地區也不斷北移，同時對中越邊境、海南島沿岸和北部灣中國南部沿海的偵察、游獵活動驟增，“擦邊”進行武裝挑釁事件也逐漸增多。一九六六年三月，約翰遜下令對北越的轟炸升級，此后又派美機偷襲中國訓練中的飛機，炸沉炸傷中國貨船，打死中國船員，而且對位于河內市區的中國大使館發射了空對地導彈。顯然，美國的這一系列的罪惡活動，充分說明美國這次戰略轉移，即從西歐轉移到亞洲，其主要矛頭就是對準中國。當年，美國《幸福》雜志發表題為《太平洋的戰略》一文說：“若干月來，美國正在以變得幾乎驚人的規模把它的軍事部隊中的主要力量從大西洋地區轉移到太平洋。美國的軍事機構從一個面對俄國的，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為中心的戰略，正在轉變為一個面對中國的，以夏威夷為中心的戰略。”所以，這時我國已經面臨著美國侵略的嚴重威脅。

　　其次，蘇聯背信棄義，聯美反華，在我國北部邊境陳兵百萬，虎視眈眈，不斷挑釁，直至叫囂要發動核戰爭。赫魯曉夫叛徒集團在受到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嚴正批判和堅決抵制后，就背信棄義地采取種種打擊報復和高壓手段，試圖制服中國，并在世界范圍內煽動和支持反華反共浪潮。另一方面，蘇聯又大肆宣揚“蘇美合作”的“戴維營精神”和“三和一少”、“三無世界”，以取悅美國。勃列日涅夫上臺以后，則把這種投降路線進一步發展成向外擴張的路線。蘇聯乘美國戰略轉移的機會，向西歐采取攻勢戰略；與此同時，在我國邊境屯兵，制造事端。自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國成功爆炸原子彈以后，到一九六九年三月這四年半時間，蘇聯挑起的邊界事件達４１８９起，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珍寶島事件”。

　　珍寶島位于中國黑龍江省虎林縣以東烏蘇里江西岸附近，在烏蘇里江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一直在中國管轄之下，是屬于中國的領土。但是，蘇聯從六十年代中期就開始出動邊防部隊、直升機和裝甲車輛侵入該島。一九六九年一月和二月，蘇聯邊防軍８次入侵該島，同時，蘇國防部下令遠東邊防軍進入一級戰備狀態。三月二日，蘇邊防軍又入侵該島，突然襲擊我正在執行巡邏任務的邊防部隊，首先開槍打死打傷我邊防戰士多人。我巡邏部隊被迫進行自衛反擊，經一個小時的激戰，入侵蘇軍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三月四日至十五日，蘇軍又出動邊防軍和飛機，連續入侵該島。我守島軍民奮起反擊給蘇軍以應有的懲罰。

　　蘇聯挑起“珍寶島事件”以后，中蘇邊境沖突愈演愈烈。從六月至八月，蘇邊防軍又先后入侵我新疆巴爾魯克山西部地區和塔城的鐵列克提地區，打死打傷我國牧民和邊防軍戰士多人，直到制造了塔城“８•１３”流血事件，伏擊打死我全部一個排邊防軍巡邏隊官兵３８人。此時蘇軍總兵力已有１２０萬人，比當年迅速擊敗日本百萬關東軍的軍力不知要強大多少倍。

　　“８•１３”事件發生以后，蘇共中央政治局討論是否對中國進行更大規模的武裝行動。國防部長格列奇科囂張地說：“要消除中國的威脅，就必須用幾百萬噸級當量的核武器，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一勞永逸的打擊。只有通過這樣的外科手術，才能摘取亞洲的毒瘤！”八月二十八日，勃列日涅夫給蘇聯駐美國大使多勃雷寧下達密令：“為了我國和美國共同的戰略利益，我軍大本營準備對中國的重要軍事目標進行一次外科手術式的打擊，解除中國的核武器，請你秘密地征詢一下美國當政者的意見，最好能和尼克松總統或基辛格博士個別面談。我們只攻擊軍事目標，不會傷及無辜生命，而且我們釋放的當量會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不會造成地球大氣污染，也不會對地球的生態平衡有很大的破壞。”

　　勃列日涅夫的“密令”撒了一個大謊。他那里是在“有限進攻”，他是要以核戰為導向，全面向中國開戰。他的手指頭已經觸按在核按鈕上。蘇聯在遠東的戰略導彈部隊已經進入了待命發射的戰略攻擊狀態，由步兵師、戰役火箭師、坦克師和空軍軍團組成的龐大的百萬蘇軍機械化部隊也早已沿中國東部、北部和西部的北方邊境沿線進入了一級戰略進攻狀態。而根據這次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所討論的，對中國所要進攻的地區大約是酒泉、西昌核導彈發射基地以及北京、長春、鞍山等重要工業城市。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八日，蘇聯要發動突然襲擊的侵華核戰爭（據勃列日涅夫的外孫女回憶說，核密碼箱就放在外祖母的床下！）和地面入侵戰爭正可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好像一切就在于美國總統尼克松的一句話上了！

（二）　毛澤東是如何化險為夷、轉惡為利的

　　自從毛澤東提出“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戰略以后，黨中央和人民政府就做了各種部署，如著名的三線建設。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毛澤東在《關于農業機械化問題給劉少奇的信》里寫道：“又此事應與備戰、備荒、為人民聯系起來，否則地方有條件也不會熱心去做。第一是備戰，人民和軍隊總得先有飯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則雖有槍炮，無所用之。第二是備荒，遇了荒年，地方無糧棉油等貯蓄，仰賴外省接濟，總不是長久之計。一遇戰爭，困難更大。而局部地區的荒年，無論哪一個省內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幾個省合起來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國家積累不可太多，要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糧還不夠吃、衣被甚少著想；再則要為全體人民分散貯備以為備戰備荒之用著想；三則更加要為地方積累資金用之于擴大再生產著想。”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即將爆發的前夕，闡述這一戰略思想，就是為準備與美帝、蘇修作戰的。毛澤東有一個辯證的思想，即凡事要往最壞處著想，向最好處努力。他辦第二件事，不能不作這樣的準備。而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粉碎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和林彪反黨集團，就是從內部清除美帝、蘇修的內應實力；因為劉少奇、林彪都是蘇修派，都是迎合美帝的賣國投降派。這可以說是最大的備戰。有了內部的團結鞏固，且看毛澤東是如何開展外部斗爭的。

　　１、堅決地、毫無保留地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斗爭，使美帝深陷戰爭泥潭，內外交困。

　　一九六四年八月五日，當美帝把侵越戰火擴大到北越，制造了“北部灣事件”，中國政府第二天就發表了嚴正聲明：“美國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侵犯，是對中國的侵犯，中國人民決不會坐視不救。”八月八日，北京舉行了百萬人聲援大游行。十月十六日，中國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極大地鼓舞了中越兩國人民的抗美斗爭，也極大地震懾了正在擴大越戰的美國。

　　一九六五年初，美國實施“滾雷行動”和擴大對北越的轟炸，北京１５０萬人集會示威，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與北京軍民一道聲討美國的侵略罪行。中國政府進一步聲明：“中國將給予越南人民一切必要的物質援助，還準備在越南人民需要的時候，派遣自己的人員同越南人民共同戰斗。七億中國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堅強后盾，遼闊的中國國土是越南人民可靠的后方。中國人民將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甚至不惜民族犧牲，竭盡全力，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國斗爭進行到底。”五月，毛澤東在長沙會見胡志明時說：“有什么困難？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你不要客氣。”并且由中央軍委組建中國援越部隊，在約翰遜宣布美軍直接出兵參加越南戰爭的第二天，秘密抵達越南北方，使北方能夠抽出大批部隊和青壯年有組織地開赴老撾和越南南方，拓寬“胡志明小道”，奔赴抗美戰場；大批中國解放牌汽車急運軍火物資到南方，有力地支援了南方解放戰爭。中國派人員參戰，使美軍聞風不敢輕易實施原定在越南北方沿海島嶼登陸的計劃。

　　一九六六年夏，即文革前夕，當越共中央第一書記黎筍來華要求增加援助時，周恩來總理向他重申了毛澤東主席的話：“凡是越南南方需要的，我們就優先供應。”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雖然文革使國內經濟一時停頓下降，但越南的援助要求仍是有增無減。我國人民節衣縮食給予支援，越南南方戰士身上穿的衣服，手中拿的武器，基本上都是中國提供的。毛澤東像對待自己的官兵那樣特別關心越南戰士，他專門囑咐有關部門“一定要為越南戰士配備蚊帳，給他們制作的壓縮干糧要分量輕，營養好。”周總理三次到越南進行正式訪問，他還親自過問運往越南南方戰場武器裝備的包裝，要求有關部門“要便于運輸、便于攜帶、便于使用、便于隱蔽”。針對越南人的身體和體力提出了彈藥包裝箱最大重量也不能超過５０公斤；考慮到越南多由婦女擔負運輸任務，指示每件物資重量不得超過３０公斤。他還派人冒著美國飛機轟炸的危險，行程數千里，實地察看了越南中部和“胡志明小道”，征求越方意見，改進援越工作。根據中越雙方多次達成的協議，到一九七八年止，中國對越援助總值達２００億美元，其中包括足夠裝備２００多萬人的武器彈藥，３．５萬輛汽車，１６５架飛機，１１７艘艦船，８１０輛坦克和裝甲車，３萬余門火炮，還有４５０個成套設備項目，３．４６億米棉布，５００多萬噸糧食，２００多萬噸汽油，６．３５億美元的現匯。這些援助絕大部分是無償的。無私援助到寧肯停下國內建設也要支援越南，如輸油管線的鋼管就是這樣。應越南政府要求，中國還陸續派出防空、工程、鐵道、后勤保障、掃雷等部隊３２萬多人，到北越擔負防空作戰和工程建設等任務，最多時一年達１７萬人；他們為越南修筑鐵路公路幾千公里、橋梁幾百座，培訓干部和技術人員約一萬名，協助越南人民軍組建了首批航空兵和地空導彈部隊。這種無私援助得到越南領導人的極高評價，胡志明說是“恩深、義重、情長”，黎筍也多次感激地表示：“我們一直認為，能向我們提供最直接、最緊急和生死關頭的援助的，是中國。”

　　在中國源源不斷的物質和人力援助下，掌握了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的越南人民，在越共領導下，把抗美救國戰爭打得有聲有色、如火如荼。美軍被人民戰爭打得焦頭爛額，傷亡人數與日俱增，到一九六七年底，美軍陣亡人數已由一九六五年底的１５９４人猛增到１５９７９人。進入一九六八年后，美國的戰爭開支驟增，每周死亡人數達２００多人，飛機損失達５０００多架，還有數不清的“失蹤人員”。戰爭的失敗迫使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辭職，也使威斯特摩蘭司令十分悲傷，他經常吟詠英國詩人吉卜林的詩句：

　　戰斗的盡頭是白色的墓碑，
　　把新逝者的名字刻上，
　　還有那陰沉的銘文：
　　“這里躺著一個傻瓜，
　　他曾想奪取東方。”

　　戰爭的失敗還極大地激起美國人民的反戰浪潮。越戰從一開始就遭到美國人民的反對，曾有五萬群眾將白宮團團圍住，嚇得約翰遜倉忙出逃，躲藏起來。一九六八年四月，在短短一周時間里，美國黑人武力抗暴，反戰浪潮席卷了一百幾十個城市，使美國許多大城市陷于一片混亂。反戰斗爭導致約翰遜政府下臺，使得口口聲聲講和平以博得反戰人心、撈取選票的共和黨人尼克松上臺。但是，到這年年底，美軍在越南戰場上的死亡人數已高達３０５６８人，比一九六七年幾乎多了一倍。所以在尼克松就職儀式上，華盛頓上萬群眾高舉“尼克松是頭號戰犯”、“尼克松是億萬富翁的工具”等標語舉行大示威，嚇得他只好躲在防彈玻璃罩里發表就職演說。

　　以學生為先導、黑人為骨干、工人為后盾的人民反戰浪潮，影響到被強征入伍的美國士兵中，反戰情緒和拒絕打仗的人越來越多。在南越峴港附近有一連美軍士兵曾兩次拒絕執行作戰命令，有些士兵還把軍隊中的自動武器偷運回國內，以便在他們回國時為他們的權利而斗爭。這使美國統治集團內部非常緊張，驚呼“這是一個（會引發國內革命和武裝暴動的）可怕的問題”。于是，對反戰的士兵予以嚴厲打擊和法西斯鎮壓，被關進監獄的士兵多達一萬人。打擊和鎮壓反而激發了反戰士兵的覺悟，深受迫害的黑人士兵走在反戰反迫害斗爭最前列，南越峴港美軍監獄中３００名士兵舉行暴動，領導者全是黑人士兵。有的士兵組織表示：“我們能取得真正勝利的唯一途徑是群眾的全面革命。”這預示著美國因反戰而會出現愈加激烈的社會大動亂、大斗爭，有些地方發生了局部武裝暴動，全國局勢已經不可收拾，幾乎達到了要發生內戰和革命的邊緣。對于這種征兆，基辛格后來描述說：“后代的人們可能難以想象越南戰爭在國內引起的動亂。”并且認為越戰美國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國內激烈的反戰運動使美國全國意志無法集中，思想無法統一，以至社會陷于混亂，政府陷于癱瘓，無法有效運作。美國人民波瀾壯闊、持久不斷的反戰運動生動地映照出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影響。

　　愚蠢的蘇聯叛徒集團自以為他們降下反帝旗幟，把中國推向反帝斗爭第一線，他們就可以乘美國戰略轉移之機向西歐擴張，把對歐美的戰略守勢轉變為戰略攻勢而橫掃歐洲，直逼美國。但是，這一動向恰恰加大了美國的外患，引起了美國高度的警覺和焦慮。他們的如意算盤打到了毛澤東的掌心中。毛澤東長期思慮的國際戰略，就是如何突破美蘇的圍堵，兩霸的包圍，徹底打破這種不利于新中國生存發展的國際舊秩序、舊格局。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選好突破口。他選擇了援越抗美戰爭。歷史證明，他選對了。正是毛澤東對這一戰爭的有力支持，不僅把美國拖入戰爭的深淵，欲勝無望，欲罷不能；也使蘇修叛徒集團在擴張中充分暴露了其社會帝國主義真面目。毛澤東作為運用辯證法的藝術大師，他在思考國際戰略時，善于分析矛盾，認識矛盾，利用矛盾。在中、美、蘇之間，美蘇兩霸之間的矛盾大于中美和中蘇之間的矛盾。他巧妙地利用美蘇之間的矛盾，在戰略上以霸制霸，在蘇聯還沒有完全暴露的時候，用蘇聯牽制美國，如蘇對越戰的一定援助。而當蘇聯真面目一旦暴露以后，則用美國牽制蘇聯，如下面將要敘述的蘇對中的核戰威脅的破產。這種縱橫捭闔、游刃有余的戰略實踐，充分顯示了毛澤東晚年即使心力交瘁，也掩蓋不了他一生中政治智能、戰爭藝術和膽識魄力的最高度發揮。如果說抗美援朝戰爭奠定了新中國“一邊倒”的戰略思想，為新中國的生存創下了條件，那么，援越抗美戰爭則是奠定了在兩霸相爭時期新的戰略思想，即毛澤東提出遏蘇的“一條線”和“一大片”的國際戰略思想，其主旨就是要團結這“一條線”和“一大片”中的所有國家，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反對蘇聯霸權主義。歷史證明，毛澤東的這一戰略思想極大地提高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而作為突破口的援越抗美戰爭則是毛澤東晚年留下的一筆珍貴的遺產，它在我人民解放軍戰史上有著重要的位置。

　　對于這場戰爭，d們深受其惠卻一直抹煞和貶低。在他主持起草的所謂《決議》中對毛澤東晚年這一反帝事業只字未提，相比抗美援朝戰爭，還有一句“在勝利完成繁重的社會改革任務和進行偉大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戰爭的同時，我們迅速恢復了在舊中國遭到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這是為什么？只要看看d后來發動的歷時近三個月的懲越戰爭，就不難明白。他為了把毛澤東的聯美（即利用）反蘇政策偷梁換柱地改變為媚美、羨美、靠美，在美國盟友面前說什么“這個小兄弟（指越南）不聽話，要教訓教訓”，發動了這樣一場混淆國人視聽的不義戰爭，替美國人在越南人身上出氣。當解放軍打進越南，發現很多糧食和其他戰備物資都是當年中國援越抗美時期支援的以后，就借此挑起民族仇恨，這不是有意貶低是什么！但是，和所有自作聰明的蠢人一樣，d也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本想用貶低毛澤東的抗美援越戰爭來抬高他發動的懲越戰爭，然而，歷史對比的結果，依然是“昆雞長笑老鷹非”的可恥一幕。

　　毛澤東的抗美援越戰爭只是他國際戰略鴻文中的一個序！

　　２、堅持內修外修一起批，堅決頂住蘇聯的一切壓力，并且準備與蘇聯的全面戰爭。

　　在赫魯曉夫下臺不久，毛澤東就估計到新的蘇聯領導集團有可能比赫魯曉夫更壞。他發動文化大革命是他領導的與蘇修叛徒集團長達十年論戰的繼續，那時是批外修，文化大革命是批內修，但兼批外修即蘇修。不僅對我國影響較大的以肖霍洛夫為代表的蘇聯修正主義文藝思潮開展批判，而且在蘇聯出兵捷克以后，我有力地揭露了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本質。這當然引起蘇修的恐懼。
　　如上所述，自從赫魯曉夫下臺的第三天中國擁有了自己的原子彈以后，以勃列日涅夫為頭子的蘇聯叛徒集團就把中國視為他的頭號敵人。從這時到發生珍寶島武裝沖突的四年半時間里，蘇聯挑起的邊界事件達４１８９起，是赫魯曉夫時期的一倍半。對于蘇聯的挑釁，毛澤東早有準備，僅東北戰區就部署了２４０萬人。珍寶島事件我方是有準備的，先后發生了三次武裝沖突，我人民解放軍奮勇抵抗，蘇軍遭到重大創傷。據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公布的數字，蘇方被毀坦克、裝甲車１７輛，蘇軍死５８人，傷９４人。顯然，蘇方“吃了虧”。毛澤東曾在“九大”全體會議上說：“三月二日、三月五日，蘇聯侵略珍寶島，這次仗是孫玉國指揮的。沒有打過仗，也可以打仗。我們一沒有用飛機，二沒有用坦克、裝甲車，三沒有指揮車，打了九個小時，敵人三次沖鋒，都被我們打垮了。我們不是不要飛機、坦克、裝甲車，但主要靠勇敢。要破除迷信，這次珍寶島就破除了迷信。”

　　我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勇敢犧牲精神，極大地震懾了蘇軍。正如后來幾位老帥分析的那樣，蘇聯對中國要打核戰爭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現實的。因為蘇聯的總兵力只有３２０萬人，而其戰略的重點在歐洲，蘇軍大部集中在西部，用于進攻東方中國的軍隊只有１２０萬人，而當時中國軍隊已達５００萬人（另一說６００萬人）。“珍寶島事件”一發生，我國順勢撤出了全部援越部隊，以防御和抵抗蘇軍侵略。蘇軍的常規兵力和武器用于同中國打進攻戰遠遠不夠，就算它萬輛坦克突破我第一、第二道防線，但在縱深預定戰場上，便會陷入中國軍民的重重包圍之中，其千里補給線會被我處處掐斷。所以，蘇軍選擇了核武器。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日夜晚，當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奉命在華盛頓緊急約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報了蘇聯準備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意圖，并征求美方的意見后，基辛格一早就到白宮，發現尼克松早已急不可耐：“說吧，亨利，碰上了什么麻煩事？”基辛格拿出十幾張寫滿字的紙放到桌上說：“看看吧，蘇聯想對中國使用核武器。昨晚，多勃雷寧先生同我深談了一夜。克里姆林宮的幾個家伙決定用核導彈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的威脅，現在他們來征求我們的意見。”尼克松聽后認為，如果“蘇聯突然進攻中國，攻擊中國的核設施，會給美國帶來危險。”他表情嚴肅地說：“我們得讓蘇聯人知道，我們不會容忍他們這樣做。”

　　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級官員緊急磋商后認為西方國家的最大威脅來自蘇聯，一個強大中國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戰略利益。蘇聯對中國的核打擊，必然會招致中國的全面報復。到時，核污染會直接威脅駐亞洲２５萬美軍的安危。最可怕的是，一旦讓他們打開潘多拉盒子，整個世界就會跪倒在北極熊面前。到那時，美國也會舉起白旗的。“我們能夠毀滅世界，可是他們卻敢于毀滅世界。”經過磋商，美國認為：一是只要美國反對，蘇聯就不敢輕易動用核武器；二是應設法將蘇聯意圖盡早通知中國，但做到這一點很難，美中三十年來積怨甚深，直接告訴中國，他們非但不會相信，反而會以為我們在玩什么花招。最后決定“讓一家不太顯眼的報紙把這個消息捅出去，美國新聞無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無法怪罪我們。”

　　八月二十八日，《華盛頓明星報》在醒目位置刊登了題為《蘇聯欲對中國做外科手術式核打擊》，將這一重大消息透露出來。消息一出，全世界都震驚了！勃列日涅夫氣得發瘋，他原以為美國會同意，至少會中立，沒有想到他會被美國人出賣了，被尼克松愚弄了。由于消息的曝光，美國的反對，他不但要從按鈕上縮回手，還得準備中國的核報復。蘇聯人尷尬極了，緊張極了。

　　話說這一消息傳到中國，并不像基辛格擔心的那樣：“但愿中共領導看到了這則消息，千萬不要隨后扔掉。”周恩來心思重重到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澤東通報。毛澤東正在游泳，他披上浴袍，走進客廳：
　　“恩來，坐下說話。”毛澤東氣定神閑地說。
　　“主席，四老帥的緊急報告，你看過了嗎？”由于過度的操勞和過重的焦慮，周恩來的聲音急促、暗啞。
　　“哦，看過了，不就是要打核大戰嘛！原子彈很厲害，但鄙人不怕。”毛澤東淡然一笑：“勃列日涅夫怕不怕？尼克松怕不怕？我不曉得，我想摸摸他們的底哩！”他看周恩來心如懸巨石，神色憂慮，繼續說：“恩來，你讀過《明史》沒有？我看朱升是個有貢獻的人，他為明太祖成就帝業立了頭功。對了，他有九字國策定江山：‘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我也有九個字能不能對付核大戰？聽好，這九字就是‘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
　　周恩來略一思忖，緊鎖的濃眉一展，陡然眼眸一亮，興奮地說：“不稱霸，好！這下美國就該放心了。”
　　毛澤東搖搖頭：“只放心不夠，人家是老大，哪能袖手旁觀，我想讓他們下河趟趟渾水哩！”
　　周恩來說：“真把美國拖進來，這場戲就有熱鬧可看了。”
　　“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毛澤東點燃了一支香煙，沉吟著說：“勃列日涅夫是個軟耳朵根子，我怕他管不住那個國防部長哩！”
　　周恩來始終記掛著自己的使命，趁此亮出了底牌：“主席，四老帥都認為國慶節蘇偷襲的可能性很大。我看，今年的群眾集會怎么個搞法，是不是再研究一下？”周恩來的潛臺詞是：搞集會主席就要檢閱，要檢閱就要登天安門。登天安門國家領導人就要全部亮相。這個風險實在是太大了。
　　“哦！不搞集會，我看不太好吧！這是不是告訴人家，我們有點怕？集會還是要搞的，我還要上天安門。我倒想開開眼，看看原子彈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會議上，毛澤東曾和赫魯曉夫發生過一場關于核戰爭的辯論。針對赫魯曉夫驚恐核戰的爆發，諾亞方舟將徹底沉沒的恐美情緒，發表過一個震驚世界的講話：“原子彈并沒有什么了不起，我看它也是只老虎……”“決定戰爭勝利的根本因素是人，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原子彈也是靠人去掌握的……”“打核戰爭，肯定要死不少人，即便那樣，我們還是能最后贏得戰爭……”赫魯曉夫沒有聽懂，以至許多年后，在他的回憶錄里，認定毛澤東是“瘋子”、“戰爭狂人”。哥穆爾卡也沒有聽懂，曾抱怨地說：“你們中國人多，可我們波蘭呢？我們只有５０００萬人口，叫我們怎么個死法？”奇怪的是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聽懂了，他曾嘆息著對白宮辦公廳主任杰里？帕森斯將軍說：“原子彈的最大威力是在發射架上，而不是飛出去之后。毛澤東是一個極難對付的人物，恐嚇、威嚇對他沒有用。”此后，毛澤東親自部署，調集了精兵強將去占領兩彈的制高點。現在，毛澤東當然不會再談準備死多少人的問題了，而是要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必要的犧牲。他依然從戰略上藐視核戰爭。

　　毛澤東的脾氣，周恩來是知道的，說不過黃河，就不過黃河，天王老子也勸不轉。幾十萬人聚集在廣場上，一旦出現情況，怎樣疏散，怎樣隱蔽，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和其他領導人，怎樣才能安全地進入地下通道？周恩來反復掂量警報后的五分鐘，苦思苦求著萬全之策。

　　毛澤東笑笑，解意地說：“如果實在不放心，可不可以放兩顆原子彈嚇唬嚇唬他們呀？讓他們也緊張兩天，等明白過來，我們的節也過完了。”
　　周恩來心頭略松，會意地說：“放完后，咱們再來個秘而不宣。”
　　“對嘛！這就叫‘兵不厭詐’嘛。”
　　“主席，你看安排在什么時間比較好？”
　　“我看不能早，也不能晚，選兩個日子就可以了。這事還要和榮臻、愛萍同志商量一下。”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和二十九日，美國地震監測站、蘇聯地震監測中心以及兩國的衛星，幾乎同時收到了能量巨大的震動信號。他們馬上作出判斷：中國成功地進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試驗和高爆核試驗。這是中國有史以來進行的第八次、第九次核試驗。世界上許多國家，特別是蘇、美兩國，都在焦急地等待著中國公布核試驗的消息和有關資料。奇怪的是，同前六次試驗連篇累牘、熱烈慶賀的情形相左，一連幾天，中國所有的新聞媒介都悄無聲息，對這兩次核試驗連一條簡短的新聞都沒有播發，好像這事根本沒有發生過。外電對此議論紛紛，猜測頗多，其中美聯社播發的一篇評論具有廣泛的認同性，即“中國最近進行的兩次核試驗，不是為了獲取某項成果，而是臨戰前的一種檢測手段。”

　　十月一日，毛澤東和其他國家領導人登上天安門，檢閱了游行隊伍。當晚，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等到天安門廣場，在人民群眾中間席地而坐，興致勃勃地觀看了節日的禮花和五彩繽紛的焰火。

　　確如毛澤東所料，蘇聯醒悟過來以后，又向我施壓。在此之前，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利用赴越南吊唁胡志明之機，向同時去吊唁的中國黨政代表團提出要在回國途中途經北京同中國總理會談。經反復考慮，毛澤東同意了這一要求。九月十一日，雙方在機場進行了三個半小時的會談。會談中，周恩來就最近蘇方對中方進行核威脅一事向柯西金提出嚴詞責問，柯西金無言以對。這次會談，雙方達成“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沖突”的臨時諒解協議，表明中蘇關系略有緩和。但柯西金一回國，蘇聯又改變了態度，趨于強硬。九月十六日，倫敦《星期六郵報》登載了蘇聯自由撰稿記者、實為克格勃新聞代言人的維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稱“蘇聯可能會對中國新疆羅布泊基地進行空中襲擊”。美國明白，維克多的文章是對美國一個試探！尼克松召集緊急國防會議后認為：“對于眼前這場中蘇一觸即發的戰爭，我們當然應當阻止。如果他們執意要打，那是他們的事情。”為此，美國實行了三條措施：為恢復和中國交流的渠道，把延續了十五年、后又中斷了兩年的華沙會談盡快恢復起來，因此，發生了美國駐波蘭大使尾追中國大使的喜劇性事件；要利用齊奧塞斯庫和葉海亞與中國的親密關系，傳遞美國期望和解的誠意；美國亮出了一九六二年古巴導彈危機中尚保留未及動用的一張牌──“用蘇聯已被破譯的密碼，發出向蘇聯本土１３４個城市、軍事要點、交通樞紐、重工業基地進行準備核打擊的總統指令。”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五日晚七時許，心慌意亂的柯西金向勃列日涅夫報告：“剛才國家安全委員會報來兩個消息，一個是中國的導彈基地已經進入臨戰狀態，所有的地面導引站都已開通，這一點我們衛星收到的信號和拍攝的照片都已經證實。另一個是美國已經明確表示中國的利益與他們有關，而且已經擬定了同我們進行核戰的具體計劃。因為情況十分火急，他們只是通報了消息，正式報告還要稍晚些送來。”勃列日涅夫不信：“美國會站到中國一邊？這簡直是天方夜譚。請馬上撥通駐美使館電話。”幾分鐘后，大洋彼岸的多博雷寧大使向勃列日涅夫報告：“情況屬實。兩個小時前我同基辛格會晤過，他明確表達了尼克松總統認為中國利益同美國利益密切相關，美國不會坐視不管。如果中國遭到核打擊，他們將認為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開始，他們將首先參戰。基辛格還透露，總統已簽署了一份準備對我國１３０多個城市和軍事基地進行核報復的密令。一旦我們有一枚中程導彈離開發射架，他們的報復計劃便告開始。”聽完后，勃列日涅夫憤怒地喊道：“美國出賣了我們！”

　　至于中國，根據毛主席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方針和他在審定《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十周年口號》所加的“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特別要反對以原子彈為武器的侵略戰爭！如果這種戰爭發生，全世界人民就應以革命戰爭消滅侵略戰爭，從現在起就要有所準備！”的號召，全國很快進入了“要準備打仗”的臨戰態勢，許多企業轉向軍工生產，大批工廠轉向交通閉塞的山區、三線，實行“山、散、洞”的配置，北京等大城市開挖地下工事。與此同時，毛澤東還向中央提出：“中央領導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顆原子彈會死很多人，應該分散一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根據這一指示，十月二十日，一些老同志大致都疏散在京廣鐵路線附近，只留周恩來和一個副總參謀長在西郊玉泉山坐鎮指揮。我東北最精銳的二百多萬大軍也已嚴陣以待；分布在東北、內蒙、新疆等邊境地區的數百萬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既提前離開大城市躲避核打擊，又隨時準備補充投入戰斗，還動員了當地軍民。同時，還在全民中廣泛進行了防止光幅射、核污染和應急練習。這樣，就形成了“八億人民八億兵，萬里江山萬里營”的聲勢浩大的人民戰爭局面。難怪十月十五日晚，柯西金待盛怒的勃列日涅夫稍微平靜后說：“也許美國的所謂核報復計劃是恐嚇，但中國的反擊決心是堅定的。雖然他們的核彈頭不多，但我們不可能在戰爭一開始就剝奪他們反擊的能力。更何況他們在四年前就進行過導彈負載核彈頭的爆炸試驗，其命中目標的精度是相當驚人的。而且他們有了防備，現在幾乎動員了全國所有的人都在挖洞。我們應該和中國談判。”顯然，中國全民備戰的真實圖景，不但助長了蘇聯領導集團的主和派，而且制服了主戰派。就在中央領導疏散的那一天，即十月二十日，標志著中、蘇兩國關系緊張對峙開始緩和的邊界談判在北京舉行，二十世紀中國所面臨的最后一次核危機隨之灰飛煙滅。

　　從以上的敘述中不難看出，毛澤東是怎樣以我為主、斗字當頭、利用矛盾、以霸制霸、為我所用，避免了這場勢在必發的核戰爭。那種認為“美國在關鍵時候，挽救了中國！”、“尼克松：不！救了中國！”的說法，都是與實際情況相去萬里，不利于“長自己的志氣”。

　　３、“牽一發而動全身”，抓住中美關系改善的歷史機遇，巧妙地頻施各種充滿智慧的計謀，終于打開了中美建交的大門。

　　蘇聯的核訛詐，不但“詐”明了美國的態度，而且“詐”出了毛澤東的智慧。既然美國為改善中美關系頻送秋波，毛澤東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歷史機遇。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早在一九五九年，在和幾位美國友人談話時，毛澤東就隱喻地說，我想到密西西比河去游泳。和蘇聯鬧翻以后，毛澤東就思慮著如何改善中美關系，以對抗蘇聯的霸權主義。現在時機到了，他為此來了一個大手筆。

　　前文談及美國駐波蘭大使尾追中國大使的戲劇性情節，接著就是第一百三十五次中美大使級會談第一次在中國大使館舉行。會談后的第二天，即一九七零年元月二十一日，基辛格剛剛回到自己的辦公室，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就出現了。他急切地向基辛格打聽中美會談的情況，說：“我特別注意到了你們國務院發言人宣布這次會談時，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字眼。這可是從未有過的事。”基辛格以半開玩笑的方式回答說：“大使先生，難道你不認為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么？”多勃雷寧以笑聲掩蓋自己的尷尬，說：“我希望美國不是在考慮利用中國作為一種軍事威脅。”基辛格作了“中美兩國的接觸，并最后在外交方面采取行動，這并不是針對蘇聯的”保證后，看著多勃雷寧仍然不太放心的神態，不無幸災樂禍地想：北京已經成為觸發蘇聯人“神經痛”的地方。

　　但是，美國出兵侵略柬埔寨，激起了中國人民反美的新浪潮。天安門舉行了百萬人的示威游行活動，毛澤東發表了《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即著名的“五？二０”聲明。尼克松暴跳如雷，他一方面怕因抗議而斷送中美關系改善的機遇氣急敗壞，另一方面又放不下霸權主義者的架子要施淫威。他抓起電話頒布命令：“凡是在越南用不著的第七艦隊的艦只全部開進臺灣海峽。挫掉毛那種好戰的銳氣。我要他們知道，我們不是在虛張聲勢，恐嚇他們……”經過哈佛教授基辛格的一番分析，尼克松才豁然開朗，醒悟到他要在臺灣海峽重新部署力量并非良策，而只會把事情搞糟。他更加信賴這位哈佛教授，同他一起謀求中美關系改善之機。

　　尼克松穩定了，毛澤東活躍了。

　　毛澤東連施五招高棋：第一招，一九七零年十月一日，邀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夫婦并排站在天安門城樓的正中央。他這天心情顯得格外激動，回到住處，臉上仍然泛著紅光，心里的激情仿佛還在燃燒。有人問他為什么對會見一位老朋友這么高興？他笑了，回答說：“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個試探氣球，觸動觸動美國的感覺神經。”毛澤東曾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你想一心一意搞建設嗎？偏不讓你搞。世界上的事有時是不能按自己的主觀意志去行事的。那好，要斗就斗，奉陪到底，邊斗邊搞建設。”還說：“我咽不下這兩口氣。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不能讓別人牽著鼻子走，既要對付正面的敵人，還要防備背后射來的冷箭。所以，看來我得像魯迅說的那樣，我也得橫過身來戰斗，才能有效地進行兩面戰斗。一手對付美國，一手對付蘇聯。”

　　第二招，這年年底，又與斯諾進行了一次長談，這是他們之間的第五次談話，也是最后一次。談話里，他向斯諾傳遞了這樣的信息：“為什么要讓右派來？就是說尼克松，他是代表壟斷資本家的。……在現時要跟尼克松解決。”還說：“我是寄希望于這兩國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國人民。”談話后，他風趣地對身邊人說：“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紅娘啊。”又說：“在我的試探氣球放過以后，我還要創造條件，我現在就是在搞火力偵察。這一排子彈放出去，對方會呆不住的。”可惜，毛澤東的這種東方式的、隱晦而蘊含著智慧的信息，一直沒有受到美國當局的重視。基辛格曾在回憶錄里這樣寫道：“我們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這位高深莫測的主席是想傳達點什么。”斯諾后來也談到：“這一事情過后我才終于明白毛是想以此作為象征，表示現在他親自掌握對美關系；但是，這在當時真是一種遠見卓識。我們在關鍵時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

　　第三招，一年以后，也就是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周總理給毛主席的報告中說，我乒乓球隊擬仍前往日本名古屋參加三十一屆國際乒乓球賽。到日本后支持柬民族團結政府不承認朗諾集團的球隊為合法，并主張驅逐，對南越賣國集團派的球隊，亦采取同一態度，對以色列也詢問阿聯、敘利亞的態度。如不成，就避開與他們比賽。我球隊如去，當作好各種警戒準備。毛主席批示：“照辦。我隊應去，并準備死幾個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二十八日開幕當天，毛主席像著了魔似地躺在床上三四個小時睡不著。他叫身邊人員每天要把各通訊社對于我們派出去的代表團的反應逐條地對他講。為此，他叫人打電話催送《參考》，在臥室抽著煙等。身邊人員不解地問他為什么這么關心對乒乓球代表團的反應，他說：“這件事事關重大，非同一般呀！這是在火力偵察以后，我要爭取主動，選擇有利時機，讓人們看看中國人不是鐵板一塊。”這次派出的球隊，是時隔六年以后第一次又在世界上露面。果然，如毛澤東所料，立即引起了世界輿論的關注。

　　第四招，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當身邊人員向他反映了我國乒乓球隊隊員莊則棟在中國隊的汽車上友好地接待了上錯車的美國隊員時，毛澤東臉上帶著滿意的笑容說：“這個莊則棟，不但球打得好，還會辦外交。此人有點政治頭腦。”世乒賽就要結束了，一份由中國外交部和國家體委聯合起草的《關于不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報告》送到毛澤東處，文件上周恩來已經圈閱，并批了“擬同意”三個字和一些批語；毛澤東在自己的名字上也畫了圈，并要身邊的人立即把文件退給外交部辦理。當天晚上，毛澤東吃完飯，又吃了安眠藥，已經困極了，趴在桌子上似乎要昏昏入睡了；突然低沉而含糊地說：“邀請美國隊訪華。”身邊人聽清后，怕他吃了安眠藥說話不算數。毛澤東一揮手說：“算！趕快辦，要來不及了。”第二天，毛澤東一醒來，身邊的人就和他核對這件事，當他說出“當然是邀請美國隊訪華”這句話，身邊人笑著說：“唉，主席，你可真行。你的決定突然轉了個一百八十度。你睡了一個好覺，嚇得我一夜都沒睡。”毛澤東咯咯地笑出聲，說：“你這個人呀，已經為中國辦了一件大事，可是你自己還不知道呢。”事后，毛澤東曾說過這樣的話：“決定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我是從大局考慮的。這是中美兩國人民的心愿。人民之間的友好往來是勢不可當的。你看莊則棟與科恩的接觸極其自然。他們之間沒有往事的糾葛，不存在什么恩恩怨怨的問題。即使有某種顧慮和猜疑也是長期以來人為的。中國人，中國共產黨人到底是不是像人們所宣傳的三頭六臂、青面獠牙那樣兇神惡煞，可以請他們來看看嘛。不請，別人怎么好意思來啊？又沒有外交關系。眼見為實嘛。年輕人容易接受新事物，有一定的代表性。中華人民共和國到底在這個世界上已經存在了二十多年，還是有點吸引力的。”毛澤東就是以這一人民外交思想為基礎，從偶然事件中看出必然的結果，導演出被人們譽為“乒乓外交”的千古佳話。

　　第五招，選擇了尼克松。自一九六八年美國頭號反共人物尼克松登上總統“寶座”以后，毛澤東就給以特別的關注。尼克松在就職演說中說：“讓一切國家都知道在本屆政府當政時期，我們的通話線路是敞開的。我們尋求一個開放的世界──對思想開放，對貨物和人員的交流開放，一個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憤怒的孤獨狀態之中。”身邊人讀給毛澤東，毛澤東說：“你把這段話好好記住。”又說：“從一九四九年起到現在，他們嘗到了我們這個憤怒的孤獨者給他們的真正滋味。”珍寶島事件之后，毛澤東看完當時的一份有關報告，意味深長地自言自語道：“中蘇發生交戰了，給美國人出了個題目，好做文章了。”身邊人問他：“美國人高興吧？”毛澤東說：“美國的全球戰略理論不是已經提出了信號嗎？他要打‘兩個半戰爭’，如果他縮減到一個半戰爭，你聯系起來想想他們會怎么樣？”身邊人回答后說：“中、美、蘇三國看來不可能搞等距離外交，對嗎？”毛澤東說：“又等，又不等，隨機應變。”又說：“這是需要由雙方的利益來決定的，不能脫離現實。”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競選期間，毛澤東又一次關注起來。有一次和身邊人談起選誰的問題，毛澤東說：“我已經投了尼克松一票。”他解釋說：“民主黨上臺的時間比較長了，從三十年代算起，羅斯福、杜魯門、肯尼迪、約翰遜，一直到六十年代后期。民主黨在臺上長達三十多年。為了順應美國民意，共和黨在大選中贏了，尼克松政府在國內搞些平衡，哪怕暫時做出親共姿態也是可以利用的。看來，尼克松意識到中國的存在的重要性。這一點，他比民主黨的各屆領袖們略高一籌。”他肯定尼克松要當選，表示要請他到北京來。身邊人想不通，怕和一個老反共分子交往影響他的形象。毛澤東說：“你又不懂了，先啃那些啃不動的骨頭，好啃的放在一邊留著，那是不用費力的。”他讓身邊人背誦杜甫的《前出塞》詩，說：“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這是民間流傳的一句極為普通的話。杜甫看出了它的意義，收集起來放在詩中。這兩句表達了一種辯證法的戰術思想。我們要打開中美關系的僵局，不去找那些大頭頭，不找能解決問題的人去談，行嗎？選擇決策人中誰是對手這點很重要。當然，天時、地利、人和都是不可排除的因素。原先中美大使級會談，馬拉松，談了十五年，一百三十六次，只是擺擺樣子。現在是到了亮牌的時候啦！”毛澤東說到這兒，顯得精神抖擻，眼睛閃著光，連香煙都忘了抽。身邊人說：“這么說，非尼克松不行？”毛澤東肯定地說：“把共和黨這個最大的反共阻力挖掉，事情就好辦了。非找尼克松不可！”果然不出毛澤東所料，美國總統競選的結果，尼克松以絕對多數票當選連任。

　　毛澤東如此直抒胸臆，向他身邊工作人員談他充滿智慧的五招棋，其心胸、其氣魄是何等豐富、何等迷人。然而，在《毛澤東　尼克松在一九七二》里卻有這樣一段描寫：“在中南海紅墻內豐澤園的書房里，他已經很難單獨同什么人促膝談心，交流感情，沒有任何人可以跟他討論，沒有任何人可以跟他辯解……他的內心活動，只有同像斯諾那樣的異國朋友，才能披露一點兒。他的內心是痛苦的，孤獨的。”我的天哪！為了不忘給毛澤東戴上“個人崇拜”的帽子，竟然如此歪曲、貶損毛澤東的形象。就是在接見斯諾的那一天，毛澤東的內心是“格外激動”，“臉上放著紅光”，哪有“痛苦”和“孤獨”的影子。讀者從這里可以看出，一些類似的作品里，為了迎合某種政治需要，就這般不顧事實地瞎編。我們應當警惕！

　　毛澤東的五招棋，不僅在美國，而且在國際上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毛澤東同斯諾夫婦在天安門上的照片和同斯諾的談話，成為轟動全世界的新聞，國際新聞界以它特有的敏感，意識到這是歷史轉折時期的重大事件，紛紛給以突出的報道。美國白宮新聞秘書奉總統的旨意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尼克松總統已經注意到斯諾文章傳達的信息，他希望有一天能夠訪問中國。尼克松看了中國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電報喜出望外，馬上批準美國乒乓球隊接受邀請。基辛格讀了電報，也受到震撼。這個以高傲自信著稱的人，不能不驚嘆中國人行動的高明。尼克松甚至考慮如何盡快訪問中國的問題，他找基辛格商量。基辛格勸道：“我們現在還沒有得到中國人的直接邀請，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總統前往中國訪問，未免太危險了。要是吵崩了，在國內外將會產生多大的影響？現在形勢往好的方向發展，我覺得總統不必操之過急。”尼克松點頭同意，說：“我是擔心時間一長，中國人會變卦，又上天安門來一個革命聲明，我們就前功盡棄了。”基辛格安慰說：“我倒不懷疑中國會變卦，會后退，這是全球力量的格局決定的，也是中國的國家利益所決定的。”

　　此后，中美兩國高層通過秘密渠道，為尼克松訪華鋪路。中方成立了周恩來直接領導的對美工作小組，就在乾隆皇帝的舊行宮──釣魚臺忙碌起來。一次，毛澤東聽完小組匯報后，還饒有興致地說：“你們住在這個行宮里，有沒有看到乾隆皇帝在一塊石刻上刻的題釣魚臺詩？詩中有這樣的句子。”隨后用湖南腔吟哦起來，“‘眾樂康衢物滋阜，由來諸事在人為。’連乾隆皇帝都懂得事在人為。我們現在所為的事，我們有的同志、有的朋友也許會不理解、想不通；我看是須后人才能明白了它的深遠意義的。”當時有人反對和美國談判，毛澤東說，臺灣問題我們可以等，放一下。越南在打仗，在死人，我們請尼克松來不能光為自己。美方先后兩次派基辛格秘密訪華，基辛格非常意外、非常高興地對尼克松說：“非常實在，非常明確，雙方都不說空話……我們真荒唐，怎么能設想周恩來會狠狠敲桌子大罵哪？！”

　　尼克松訪華，也受到國內反對派特別是反共派的強大壓力；同時有的外電評論，說尼克松是打著白旗到北京來的。毛澤東聽了這條消息，笑了，說：“我來給尼克松解解圍。”他做出了兩點出人意外的決定：第一，在會見尼克松的時間上，外交部一直沒有作具體安排，就在尼克松座機即將在北京機場著陸時，毛澤東叫身邊人給周總理打電話，告訴他，請總統從機場直接到游泳池，我立刻接見他。這在以往外交禮遇上是很少見的，表明毛澤東對尼克松的誠意和重視。第二，在會見的時間上，原來只定十五分鐘，可一談起來就是六十五分鐘。當時，毛澤東大病初愈，接見大廳盡可能靠近的地方準備了一切急救用品，連強心針都抽到了針管里準備著。毛澤東卻以驚人的毅力從事著這一外交活動。而且，在整個會談中，毛澤東以他特有的幽默、戲謔與玩笑活躍著談話氣氛，詼諧隨意地駕馭著整個會晤。

　　對于這次具有重大象征意義的會晤，尼克松在自己的回憶錄里有生動而詳細的記述──“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學教書時曾指定他班上的學生研讀毛澤東的著作。毛用典型的謙虛口吻說：‘我寫的這些東西算不了什么，沒有什么可學的。’我說：‘主席的著作推動了一個民族，改變了整個世界。’可是毛回答說：‘我沒有能夠改變世界，只是改變了北京郊區幾個地方。’”

　　送走尼克松，周恩來出了機場，當即驅車趕往中南海，到豐澤園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穿著睡衣，躺在木板床上。走到床邊的周恩來問：“主席，你困么？”“不困，你說吧。”“尼克松很高興地走了。他說這一周改變了世界。”周恩來匯報說。“哦？！是他改變了世界？哈哈。”毛澤東伸手拿起一支雪茄，秘書給他點上火，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將煙噴出來說：“我看還是世界改變了他。要不，他隔海罵了我們好多年，為什么又要飛到北京來？”周恩來說：“尼克松臨走時還一再表示，希望在美國與我們再次相會。他們國務院提出了一個邀請我們訪美的名單。”毛澤東說：“那青天白日旗不落，我們怎么去？公報是發表了，路還長哪！我和你，怕都看不到那一天啦。”

　　毛澤東以他深邃的思想批判了尼克松的唯心史觀，闡明了這次歷史性會見的原因，指明了中美關系改善的路還很長。但是，十幾年后，《毛澤東　尼克松在一九七二》卻對這件事作出相左的評論：“毛澤東和尼克松走到一起來了，這就說明這個世界已經變了。說明一個舊的時代過去了，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開放，理解，溝通，發展，是人類發展的必然趨勢。以高級神經活動區別于動物的人類應該不斷地比以前理智。……盡管人類還存在著敵視和對抗，但是一種生存的全球觀念會使不同信仰的人們意識到，失去理智的瘋狂會毀壞人類共同生存的這個球體。以今天的現代意識來重新審視十五年前毛澤東和尼克松走到一塊來的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就會認識到這是一個超世紀的事件。”什么“全球觀念”、“現代意識”、“超世紀事件”，說穿了，就是用所謂“d理論”來徹底篡改毛澤東的闡述。中美關系到了d的手里，已經變成投降，接著就是受辱。當人們還記著截查我貨輪、捉弄我申奧、轟炸我使館、撞毀我軍機這些民族恥辱的事件，誰還能相信所謂“全球觀念”、“現代意識”這些鬼話，誰還能否認中美關系的列車已經開到一條危險的道路上。

　　毛澤東對中美會談的成功是十分喜悅的。他曾經和身邊的人說過這樣的話：“從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四年期間只有十七個國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看來中國不被別人了解而受到冷淡。可是世界總不能永遠讓美蘇一直霸占下去，我們的革命道路與經驗對第三世界是有用的，這個工作需要作。”和尼克松會晤以后，他高興地對身邊人說：“中美建交是一把鑰匙。這個問題解決了，其他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的確，那一時期，中國一下子成為世界注視的中心，中美建交打開了大門，中國加入聯合國，中日建交，中英關系從代辦提升到大使級，一些國家紛紛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中國外交出現了繁花似錦的局面。當年四月，正值日本八重櫻盛開的季節，廖承志率領建交后最大的代表團訪問日本；在地球的另一端，韓敘恰好在華盛頓商談建立聯絡處的事情，他下榻的旅館名為“五月花”。相應地，美國政府也派助理國務卿詹金斯來北京商談建立美國駐華聯絡處，喬冠華和詹金斯談得很順利。喬高興之余，寫了一首打油詩，前三句：“八重櫻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韓大哥。歡歡喜喜詹金斯，”要大家想出佳句填最后一行。大家七嘴八舌：“喜上眉梢喬老爺”、“洋洋得意喬老爺”，喬說都不好，一時就擱下了。沒想到過了一日，毛主席召集會議聽取中美會談情況。那天，毛主席興致很高，大家也很放松，有人說起喬的那首打油詩還缺第四句。毛主席立即說：“我來給喬老爺填后兩句！”大家齊聲說好。毛主席笑著說：“喬老爺，你的前兩句是：‘八重櫻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韓大哥。’我現在給你填后兩句：‘莫道敝人功業小，北京賣報賺錢多！’你看如何？”原來喬冠華在文革初期被造反派押著到鬧市中心王府井去賣他們的報紙。造反派不跟他時，他就把報紙往當街一放，鉆到小酒館喝啤酒去了；回去照數交錢，且每次都多交幾角。造反派就諷刺他說：“你這個修正主義分子倒會賣報賺錢！”這個笑話在外交部流傳甚廣，連毛主席都知道了，用在詩里，堪稱一絕。

　　中美會談的成功，中國雖然幫助美國從越南拔出泥足，但換取的卻是巨大的。第一、承認中國政治大國的地位；第二、解除對中國的封鎖圍堵；第三、撤銷美臺防衛條約，美軍撤出臺灣；第四、支持中國恢復聯合國會籍；第五、共同防蘇制蘇。這些，可是一個戰爭的勝利者才能獲得的豐碩戰果啊！從此，世界不再是二分天下，而是三分天下，國際政治由兩極變為三極，中國由此轉危為安，脫出兩霸圍堵的困境。而且，繼尼克松訪問中國之后，英、法、德、日等大國的元首和政府首腦，以及幾十個二三流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政要，爭相前往北京，拜會他們心目中的政治家──毛澤東。毛澤東由此一躍而成為世界的偉人，真是應了他在《沁園春》里所說的“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詞句。這可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一百多年來從未有過的偉大外交勝利啊！

（三）全力支持亞、非、拉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和人民革命運動

　　毛澤東的革命外交路線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人民外交思想。他在建構國際戰略思想時，總是以人民外交思想為基礎的。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在提出“兩個中間地帶”理論時，就明確指出：“我們無論國內、國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國領袖。靠人民靠得住。”在和斯諾的那次著名的談話里，毛主席開宗明義說：“今天是不分中國人、美國人。我是寄希望于這兩國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國人民。第一個是亞非拉啰，第二是歐洲、美洲和大洋洲。”

　　正是出于這種外交思想，毛澤東一直關注著亞非拉廣大地區人民的革命斗爭，并給予全力支持。這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加以敘述。

　　１、旗幟鮮明，毫不妥協，決不拿原則作交易。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蘇聯赫魯曉夫叛徒集團拋棄革命，向美帝祈求和平，大搞什么“戴維營精神”；接著，又在古巴先是搞冒險主義、后又搞投降主義。這些背叛行徑，都受到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堅決抵制和揭露。后來，在中蘇兩黨公開論戰開始以后，蘇共以給中共信件的方式提出了他們“三和一少”的修正主義路線，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了《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以給蘇共回信的方式全面批判了蘇共的修正主義路線，提出了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建議”的發表，當時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震動。“建議”第八條明確指出，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廣大地區是當代世界各種矛盾集中的地區，是帝國主義統治最薄弱的地區，是目前直接打擊帝國主義世界的革命風暴的主要地區。社會主義國家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必須真正實行列寧提出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這兩個革命口號，堅決支持亞非拉人民的革命行動。第十三條又指出，社會主義國家同全世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斗爭是互相支持的，互相援助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定要支持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斗爭。如果采取敷衍的態度、民族自私的態度，都是大國沙文主義的表現。這就毫不妥協地批判了蘇修背叛革命、背叛亞非拉人民的可恥行徑。

　　就是在后來中美兩國舉行的震驚世界的會談中，毛澤東依然堅持了這條原則。基辛格第二次訪華，會談一開始，周恩來就明確地說：“毛主席已經看了你們擬的公報草案，明確地表示不同意。這樣的方案我們是不能接受的。”基辛格辯解說：“我們初稿的含義是說，和平是我們雙方的目的。”周恩來駁斥說：“和平是只有通過斗爭才能得到的。”“你們的初稿是偽裝觀點一致。我們認為公報必須擺明雙方根本性的分歧。”基辛格不想退讓：“我尊重總理的信仰，但把那些一貫正確的教條寫在公報里是不合適的。”周恩來嚴肅而又平靜地說：“你們也承認，中美雙方存在著巨大的分歧，如果我們用外交語言掩蓋了這些分歧，用公報來偽裝觀點一致，今后怎么解決問題呢？”在中方的堅持下，美方同意了修改中方提出的方案。周恩來看后說：“博士，你們熬了一個通宵，將我們的一個主要觀點刪掉了。”基辛格故作驚訝：“哦、哦……是嗎？”周恩來嚴肅地說：“堅持支持世界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革命斗爭──這是我們對世界形勢的一個基本觀點。”基辛格十分激動地說：“如果總統簽署同意有這個觀點的公報，豈不等于要我們的總統受到屈辱。這將在美國引起很大的麻煩。”周恩來也“哦？”了一下。基辛格又說：“是的。所以我們要刪掉這些話。作為交換，在美國觀點部分也對等地刪掉幾句話，不使中國方面吃虧。”周恩來盯著基辛格，嚴厲地一揮手：“不。博士，我們不是在做交易，你完全用不著討價還價。你只需叫我同意，告訴我在中國觀點部分所用的詞句確有令你為難之處就可以了。”基辛格被說服了，且很激動，他明白了周恩來從來不在小地方討價還價，正如他在回憶錄里寫的：“企圖在談判中多占便宜，那是徒然自尋煩惱。”尼克松來訪時，公報中有關措辭以雙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得到解決，基辛格又提出將公報稿中“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最后一句改為“人民要進步”。周恩來認為還是用原來的提法好，因為這一段講的是中方立場。事后，周恩來解釋說：我們本來也想讓一步，因為我國憲法里也有人類進步的說法，但把公報初稿送到主席那里，主席說：還是恢復“革命”這個詞。尼克松也贊揚這個公報（即《上海公報》）是負責任的，他對周恩來說：“對這樣的會談，如果我們也像通常那樣做，那將是不負責任的。”

　　中美會談，中方幫助美方從越戰中拔出泥腿，也是堅持原則的，不但沒有絲毫損害印支三國的利益，而且贏得了戰爭的全面勝利。一九七五年，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裝力量完全解放了金邊，越南南方軍民徹底摧毀南越傀儡政權解放西貢，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宣告成立；過了一年，越南全國實現統一。印支三國人民革命戰爭的勝利，向全世界宣告：小國能夠打敗大國，弱國能夠打敗強國。這對世界人民是一個巨大的鼓舞。

　　２、像家人一樣接待，似戰友胸懷交心。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期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間，毛澤東接見了眾多的亞非拉朋友，有國家領導人、社會活動家、學者、知識青年。毛澤東自己就曾這樣說過：“一九五八年前，我很少見到非洲人。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四年，每年經常看到非洲朋友。非洲有一個很大的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風暴。”這是一九六四年七月九日同在朝鮮平壤參加第二次亞洲經濟討論會后訪華的亞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團談話時說的。毛主席還親切地說：“我們之間的相互關系是兄弟關系，不是老子對兒子的關系。”亞非拉朋友來華訪問，凡要求會見毛主席的，毛主席都熱情地給以滿足。一九七五年六月，加蓬總統邦戈訪華，毛主席正在病中。二十七日，他給邦戈寫了一封信：“加蓬共和國邦戈總統先生閣下：尊敬的總統先生，聽到閣下又到北京，感到十分高興。理應歡談，不幸這兩日不適，臥床不起，不能接見，深為抱歉，請賜原諒。祝閣下旅途順利。　毛澤東　倚枕”字里行間洋溢著毛澤東對這位非洲朋友的尊重、厚誼和歉意。來訪的亞非拉朋友對毛澤東的崇敬、虔誠和求教的心情也都溢于言表；有的和毛澤東握過手以后多日也不肯洗手，回去再和自己的同事一一握手，以這種方式表達對毛澤東的敬重。毛澤東最后接見的友人是巴基斯坦總理布托和他的夫人，那是一九七六年的五月二十七日，即他逝世前的三個月。

　　毛澤東和亞非拉朋友談話的主要內容是：

　　（１）關于戰爭與和平的問題。當阿爾及利亞革命委員會主席布邁丁問到美蘇是否達成某種協議并進一步問到戰爭問題時，毛主席說，協議可能有，但是我看不那么鞏固。一是暫時的，同時是騙人的。骨子里頭還是爭奪為主。現在世界上的輿論我看要研究一下，就是不要真正相信所謂的永久和平。這個社會制度不改變，戰爭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間的戰爭，就是人民起來革命。布邁丁問：面對這種形勢，中國的態度如何？毛主席說，準備打仗！準備它們（美蘇）在世界上鬧事。絕不相信持久和平，或者說所謂一代人的和平。同尼雷爾談話，進一步指出，他們（指美蘇）又利用各國人民怕打核戰爭的心理狀況，所以有許多人接受和平的口號。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大家都講和平，結果講出一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來了。現在又講和平，可能也講出一個什么戰爭來吧。

　　（２）關于誰怕誰的問題。在“五？二０”聲明里，毛主席在得出“當前世界的主要傾向是革命”的結論后，就提出“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的問題。毛主席說：“無數事實證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國能夠打敗強國，小國能夠打敗大國。小國人民只要敢于起來斗爭，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國家的命運，就一定能夠戰勝大國的侵略。這是一條歷史的規律。”毛主席在談話中反復闡明這個規律。蘇丹政府友好代表團團長馬哈古卜在和毛主席會見時說，在英國還沒有完全從蘇丹撤走前，美國又進來了。但是由于人民的團結和斗爭，英國的星辰已經落下去了，美國的星辰也要落下去。毛主席聽了很贊賞，說：“這個世界上怕英國人、怕美國人的很多，這幾年慢慢地都不大怕了，并敢于說你們剛才所說的那些話。你們蘇丹人民了不起啊！”布邁丁說，我們國家太小了，沒有辦法對付大國。毛主席說，你們不小，你們把法國人趕走了，越南人也把美國問題解決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也把美國軍隊趕到南邊去了。現在美國到處霸了地方，它要保護這些地方，力量就分散。蘇聯對付的地方也多，歐洲、地中海、阿拉伯世界、中東、南亞、中國、日本、美國，太平洋的美國。它的事情也不好辦呢。當外賓談到發生戰爭是世界性大災難時，毛主席說，災難是要來的，但是也是不那么可怕。現在設想，可怕得很。我看，真要打起來，沒有什么大的可怕。因為戰爭的目的是要占領別人的土地和人民，如果把人民都打死了，那也就沒有人民了。……未來總是光明的。要經過斗爭。不斗啊，人家不聽你的話！……人怕蚊子，大國怕小國呢。

　　（３）關于“三個世界”問題。此點下文專講，這里從略。

　　（４）關于第三世界團結問題。毛主席在談了“三個世界”的劃分以后說，我們是第三世界，我贊成第三世界的國家要互相幫助。第三世界人民要團結起來。在和尼雷爾談話時，毛主席說，他們（兩個超級大國）現在有點怕第三世界。尼說，如果第三世界沒有中國，他們就不會怕。毛主席說，也怕呢。尼又說，第三世界沒有中國，就成了紙老虎。毛主席說，那不能這么講！第三世界團結起來，使得工業國家，比如日本、歐洲和兩個超級大國，都得要注意一點。

　　（５）關于中國援建問題。毛主席非常重視對亞非拉國家的建設提供必要的援助問題，認為這是社會主義國家義不容辭的國際主義義務。六十年代他就對外賓講：“我們正在努力，幾年或幾十年之后，總會有所進步，到那個時候，就有可能更多更好地滿足外國朋友的需要。”文革期間，他把這一問題提到更高的高度。他對卡翁達說，我們是共產黨，是要幫助人民的。如果不幫助人民，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你呢，我們希望也是要幫助人民。我勸你對人民要好啊！沒有人民就會垮臺。他還諄諄告誡外國朋友說，要發展自己的工業和農業。不要依靠外國。……如果沒有這個決心，帝國主義還是要整你們的。馬哈古卜部長感謝中國向蘇丹提供友好援助，特別是在談判中貫穿的友好精神。毛主席說，物質援助，要到了手，見了效，那才算數。不到手，工廠沒有建立起來，那不能算數。你們自己的工程技術人員、科學家沒有培養出來，中國人不撤走，也還不能算數。毛主席對援外人員的要求是很嚴的。六十年代他就對幾內亞朋友講：“如果我們有人在你們那里做壞事，你們就對我們講。例如看不起你們，自高自大，表現大國沙文主義態度……如果有這種人，我們要處分他們。中國專家是不是比你們幾內亞專家薪水高，有特殊化的情況？……待遇要一樣，最好低一些。”文革期間，總是征求外賓對我援外人員的意見。毛主席說，人多了，我們教育又不嚴，勢必將來也還要出一些問題。你們發現有什么錯誤，就告訴我們的大使。當尼雷爾談及他的母親向我人員送活羊和雞蛋時，毛主席說，收人家禮物不大好吧。以后成為風氣不大好。

　　３、盡可能地給這些國家以物質援助。毛澤東深知這些窮朋友在遇到困難時是多么需要中國的幫助，他甚至站在被幫助者一方，細心地替他們著想。一九七零年六月，中國紅十字會《關于救濟秘魯地震的請示》，擬以該會名義慰問并捐給秘魯紅十字會現款人民幣五萬元。毛主席看了，口頭指示，給秘魯救濟五萬元人民幣太少。給羅馬尼亞救濟了一百萬元，秘魯比羅馬尼亞死人多，可否給秘魯救濟一百萬或一百五十萬元人民幣？請總理酌定。同一時期，外交部在“關于我救濟匈牙利遭水災地區居民的請示”中，建議我紅十字會捐現款十五萬元人民幣。毛主席批示：“似太少，可贈五十萬元，等于贈羅之一半。”后來，外交部在《關于對越南南方五省受災的慰問和贈款問題的請示報告》中，建議以中國紅十字會名義向越南南方解放紅十字會捐贈價值二百萬人民幣的物資。毛主席批示：“宜增至五百萬。”這是在一年里毛主席對援外的幾個批示。從這些批示里，可以看出毛澤東是多么地慷慨解囊。

　　一九六七年六月間，周總理在談援外問題時說到有幾千個援外項目要處理。其中，中國援建的坦贊鐵路就是很典型的一個項目。

　　坦贊鐵路東起坦桑尼亞的出海口首都達累斯薩拉姆，西至贊比亞的新卡比里姆博希，全長１８６０公里，是橫跨非洲大陸的一條大動脈。坦贊兩國獨立后，為了發展民族經濟，支持南部非洲地區人民反帝反殖、爭取民族解放的斗爭，并為擺脫對受制于南非與南羅得西亞白人種族主義政權的南部出海通道的依賴，迫切需要另辟一條新的運輸線。這條鐵路就是他們想建設的。開始他們尋求西方大國和蘇聯的幫助，但均遭拒絕。后來，美、英等西方國家插手，一想賺錢，二想控制坦贊兩國，三想排擠中國。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在識破西方國家的陰謀后曾憤怒地說：“這么說，你們的幫助是有條件的！但中國的幫助是無條件的。他們并沒有要求我們將你們或是美國、西德趕走……我不明白，為什么你們如此害怕中國？”他還說：“現在中國成了最嚇人的東西，你只要同中國打一次交道，別人就指責你同魔鬼打交道了。這愚蠢至極！”坦桑尼亞首先邀請了中國，贊比亞還在猶豫。一九六七年六月，贊比亞總統卡翁達訪問中國，在周恩來積極、主動和無私的提議下，卡翁達極為樂意地接受了中國的援建。

　　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卡翁達。卡翁達坐在毛澤東身邊，敬重地說：“主席先生為全世界各國人民做工作，身體這么健康，我感到很吃驚。”又說：“我們贊比亞最尊敬的人有三種：長者、智者和勇者。這三種您都具備。中國人是最富于智慧和勇氣的，中國的工作使整個世界變得有希望了。對于這一點，我十分欣賞。”話題一回到鐵路，卡翁達不想加深中國領導人對他一度彷徨的印象，連忙解釋說：“我只不過順便提到鐵路問題。和總理先生詳談了這個問題。我回去和尼雷爾總統商談后就馬上通知你們。”毛澤東并不在意，手臂高揚了一下，氣魄宏大地說了一句：“這條鐵路不過１８００多公里，投資也只有一億英鎊，沒有什么了不起！”

　　毛澤東這種胸懷使卡翁達很是吃驚，他厚厚的嘴唇翕動了一下：“我們只有通過幫助其他地區的自由戰士，使他們獲得獨立，才能報答你們的幫助。”“這不是什么報答。”毛澤東搖搖頭說：“先獨立的國家有義務幫助后獨立的國家。”卡翁達忙附和道：“是的，是的，我完全同意主席先生所說的。我的說法可能粗糙一些，我的意思是，只有這樣才能表達我們真正欣賞你們援助的心情。”毛澤東很體諒地說：“你們獨立才兩年，還有很多困難。我們獨立已快十八年了，更應該幫助那些尚未獨立的國家。”并總結性地說了句他最喜歡的哲學名言：“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國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們也不能最后解放自己。”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尼雷爾總統第二次訪華，二十一日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他。毛澤東先問大使：“你來了多久？”大使答：“不到兩年。”尼雷爾插了一句：“他對你們的文化大革命比較了解。”毛澤東聽了這句話很詫異，喃喃道：“比較了解？”又兀自搖搖頭說：“有些外國記者宣傳紅衛兵壞得很。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嘛……他們想鬧嘛！有些人就著急了……他們是不反對你們的。”尼雷爾沒有完全聽懂，臉上不悅：“我們也沒說他們反對我們，我們從來不對紅衛兵表示不滿。”毛澤東重復了這句話的意思后，自我解釋說：“中國派到外國去的人也有不好的，有些是不知道怎么做，有些就是干壞事的。”周恩來講到中國在坦桑尼亞的紡織專家組有一個翻譯背著使館非法組織綠衛兵，被坦方保安部隊發現后，由使館押送回國處理的事。毛澤東顯出怒意：“他們搞大國沙文主義，欺負駐在國，不尊重駐在國領導；背著當地的領導，也背著我們干壞事。遇到這樣的事情就應該提出來，我們就把他撤回來。”尼雷爾再三解釋說：“這是一件小事，我說老實話，在中國專家中總的是好的，壞的只有一、兩個。”“希望你們警惕這樣的人。”毛澤東平靜以后，饒有興趣地問起坦桑尼亞的天文地理：“你們那里有很高的山嗎？”尼答：“有。”“山上有雪嗎？”“有。”周恩來插話說：“乞力馬扎羅是非洲最高的山，坐落在赤道附近，山上有雪。”毛澤東頗為驚訝：“赤道與雪山，就像火與水，是不相容的，可是它們卻在一起相映成趣，真是不可思議！”他又發出奇想：“山上有老虎嗎？”尼雷爾笑了：“沒有。非洲沒有老虎。因為老虎是亞洲的動物，所以您講的‘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我們沒有辦法翻譯成本地語言。”翻譯將此話一譯出，會客廳里頓時響起輕輕的笑聲。

　　一九七零年七月上旬，三國代表在北京舉行有關坦贊鐵路的第四次會談。會上，贊比亞代表團團長提出機車制動停車裝置問題。贊比亞采用的是真空制動，但這種方法已被新的方法代替，中國和坦桑尼亞都是采用這種新的方法。贊比亞怕自己的國家將來會有不測，堅持要用真空制動。有的同志不解：“他們和坦桑尼亞的關系不是很友好嗎？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是親如姐妹的國家，根本用不著擔心發生什么事情嘛。我看他們有些神經過敏……”周恩來輕輕搖搖頭，講了“事不當時固爭，防禍于未然”的道理后，說：“不錯，兩國關系現在是極為友好的，是親如姐妹的，可是即使是一母同胞的親姐妹、親兄弟，尚有不和之時，何況是親如姐妹的兩個國家！”這個技術問題一時難住許多專家，周恩來說：“你們把這個課題交給群眾，講明這是毛主席親自批準援建的坦贊鐵路遇到的難題，請他們幫助解決。我相信他們一定能夠解決。”結果，交給二七機車車輛廠，沒過幾天，攻關小組就拿下了這個難題：這個裝置，在坦桑尼亞境內用空氣制動，到了贊比亞境內，只要把閥門一關，就可以改用真空制動。這種特殊的停車裝置，直到現在還在坦贊鐵路上使用。

　　圓滿解決問題的坦贊代表團成員強烈地要求要見毛澤東主席，七月十一日十七時三十五分，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他們。當他們轉達了尼雷爾和卡翁達對毛澤東的問候時，毛澤東表示謝意，又風趣地談起他的哲學：“我們這些人，帝國主義都是不高興的，無論是你們的兩位總統也好，還是我們這些人也好，都不大中他們的意。那有什么辦法呢？你們來北京沒有通知英國、美國吧？”在座的人都笑了起來。兩位團長當真：“沒有通知他們。”毛澤東舒心地吸了一口煙，兩手搭在椅把上，神采飛揚：“他們過去不肯修這條路，現在又很想修了，他們的早晚市價是不相同的。”看著人們頻頻點頭，他又說道：“中國的確是被帝國主義一些大國看不起的，技術落后，窮得很。所以，我們現在都是一些窮朋友。互相幫助嘛。其實這條鐵路算什么數啊？統共才一億英鎊。”他又問周恩來：“這條鐵路準備修幾年啊？”周恩來答道：“計劃六年，希望能夠縮短。問題是他們的勞動力需要逐步學習技術。”毛澤東頷首又問道：“聽說成昆鐵路拍了個電影，放給他們看了沒有？”李先念回答：“看過了。”毛澤東說了一句含有主觀能動性的話：“要快也可以快，要慢也可以慢。”然后，轉向非洲朋友：“這條鐵路如果修起來，會帶動你們國家許多工業。一定要修起來！”

　　坦桑尼亞和贊比亞地形復雜，河流縱橫，叢林密布，熱季又長，年降雨量在１０００毫米以上，給施工造成很多困難。在施工高峰時，工人達到兩三萬。而且美國人正在修的那條公路，有一段幾乎與坦贊鐵路并行，不遠處便有公路與鐵路的交叉點，誰搶在前面，誰將占便宜，同時某種心理的東西也在起作用……在這個關鍵時候，周恩來與陳毅再次商量，要派一位得力的大使去加強對施工的領導。陳毅提議讓仲曦東去。仲是一九五五年授予的少將軍銜，解放前夕，在煙臺和美國人談判，把美國人“談”得一籌莫展，前兩年又在捷克當過大使。他一到非洲，一頭扎在鐵路上，起早貪黑地巡視鐵路，熱了，跳進河里洗個澡；餓了，在工地食堂抓根油條，邊走邊吃。一次，吃了根油條感到胸口堵，但他堅持行了６００多公里，才返回坦桑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那時他已是心口發慌，嘔吐不止，病情加重。使館沒有醫生，只好找援建的紡織廠的醫生來看。醫生看病情嚴重，第二天早上用直升飛機送到醫療隊做心電圖，才確診為是廣泛前壁心肌梗死──心臟已到了危險邊沿……陳毅得知消息后，立即派北京阜外醫院的心臟病專家陳再嘉去搶救；無奈，不能直航非洲，只好在北京打電話就地搶救……仲曦東病情穩定后，知道中國鐵路已趕在了美國公路前面，寬慰地笑了。

　　該項目于于一九六八年五月開始進行勘測設計，一九七零年十月正式開工，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四日全部建成移交。為修建這條鐵路，中國政府提供了高達９．８８億元人民幣的無息貸款，先后派遣工程技術人員５萬人次，發運各類建設使用物資近１００萬噸。在當時條件下，中國確實是用“最好的技術員、最好的設計方案、最好的設備和物資、最好的施工方法、最快的施工速度”建成了坦贊鐵路。尼雷爾高度評價說：中國援建坦贊鐵路是“對非洲人民的偉大貢獻”，“歷史上外國人在非洲修建鐵路，都是為掠奪非洲的財富，而中國人相反，是為了幫助我們發展民族經濟。”卡翁達總統贊揚說：“患難知真友，當我們面臨最困難的時刻，是中國援助了我們。”坦贊兩國人民乃至整個非洲把坦贊鐵路譽之為“自由之路”、“南南合作的典范”。可惜，當時周恩來總理已經去世，毛澤東主席危病在身，不久也久別人世了。但他們決策援建的鐵路必將像一座紀念碑長久地留在坦贊兩國人民的心中；并成為中非人民世代友好的象征。讓那些背叛毛澤東、實行民族利己主義者在這座紀念碑前嘮叨去吧，毛澤東演繹的國際主義真諦像撼天動地的故事將世世代代鼓舞著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革命斗爭。

（四）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

　　“賜惠勿念，受恩莫忘。”毛澤東這樣支持和援助亞非拉人民，亞非拉人民也深深地記掛著中國人民的情誼。就在基辛格第二次訪華時，這些窮朋友卻意外地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抬進了聯合國，使中國隔絕了二十二年的愿望終于實現了！

　　那是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時，震驚世界的上海公報談判成功以后，周恩來把基辛格送至釣魚臺的樓門口，第一次用英語說：“博士，歡迎你很快回來共享談判的愉快。”就在基辛格快要離開釣魚臺的時候，周恩來抽空低聲告訴喬冠華，聯大表決結果已經傳來，贊成接納中國、驅逐臺灣的阿爾巴尼亞提案已經以壓倒多數獲得通過。表決結果是七十六票贊成，三十五票反對，十七票棄權。周恩來為了不使基辛格難受，沒有將這個消息告訴他。可是，在由釣魚臺駛往機場的紅旗轎車里，喬冠華用輕松的語氣問基辛格：“博士，你看今年這屆聯大我國能恢復席位么？我得到消息，現在這個時候，聯大正在對恢復我國席位進行表決。”基辛格不假思索地一笑，說：“我估計你們今年還進不了聯大。”喬冠華狡黠地眨了眨眼：“你估計我們什么時候能進去？”基辛格扶了一下眼鏡：“估計明年還差不多。待尼克松訪華以后，你們就能進去了。”喬冠華仰臉哈哈大笑，笑聲十分自信：“我看不見得吧？”

　　這次聯大表決結果，也是出乎我國領導人的意料之外的。我們也估計在一年或兩年之后才能恢復在聯大的席位。我們還沒有一點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在十月二十四日，基辛格在會談中問及周恩來對美國“雙重代表權”提案的觀點時，周恩來說：“對中國來說，臺灣的地位比聯合國的資格重要得多。中國不會按照‘雙重代表權’的方案進入聯合國。中國人有的是耐心，還可以繼續等待。”在送基辛格一行的機場上，我方人員都在為聯大的事而喜悅，美方人員還以為是公報采納了我方的意見而高興。基辛格在“空軍一號”專機上從傳來的電訊稿得知這個消息后，大為驚訝。他雙手捧著頭，好一會兒才抬起頭來，表情復雜地說：“我說過，光是中美接近就會使國際形勢產生革命性的變化──連我自己對此也認識不足。”

　　送走基辛格，當天下午，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召集外交部黨組和有關人員討論要不要派人出席正在紐約召開的二十六屆聯大？黨組的意見是不去。毛澤東聽到后，明確指示：“要去。為什么不去？馬上就組團去。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們抬進去的，不去就脫離群眾了。我國今年有兩大勝利，一個是林彪倒臺，另一個就是恢復聯大席位。”他還點名讓喬冠華任團長，派一個代表團去聯大。代表團組成后，毛澤東又在外交部關于為代表團送行計劃報告上批道：“規格似宜高一點，今晚可談一下。”十一月八日，毛澤東親自接見了代表團全體成員，興奮地笑著說：“這次你們去，不是去告狀，是去伸張正義，長世界人民的志氣，滅超級大國的威風。給反對外來干涉、侵略、控制的國家吶喊聲援。”九日，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到機場為代表團送行。代表團到達紐約機場的書面講話和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稿都是經過毛澤東審批。可見毛澤東對這次活動是多么重視。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上午十時三十分，在聯合國大會第一九八二次會議上，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第一次在聯合國大會就座。大會主席馬里克（印度尼西亞人）說：“今天上午，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第一次在聯合國大會就座。作為大會主席，我很高興地歡迎中國代表團。這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開始參加當今世界上這個主要的政府間組織的工作。毫無疑問，由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工作，聯合國的工作成效將得到加強。”接著，５７個國家的代表致了歡迎詞，指出這是“終于決定糾正對中國人民犯下的錯誤”，“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將使新時代人類的前途變得燦爛起來”。他們盛贊通過的那一天（即十月二十五日）是“令人難忘的夜晚”（據報道，那天支持中國的各國代表全部站起，高高舉起雙手，長時間熱烈歡呼：“我們勝利了！中國萬歲！”許多人在走廊里唱歌、拍桌子，互相擁抱祝賀，熱情的黑人兄弟載歌載舞，歡慶勝利。美國合眾社報道：“這是美國自聯合國成立以來遭到的最慘重的失敗。”），自那天以來“聯合國大會一直耐心的等待著今天同我們坐在一起的這個杰出的代表團的到達，等待它最終來占有曾經被無故剝奪了二十多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席位”。尼泊爾代表說：“從我在聯合國的經歷中，在這個組織的歷史上，我還想不起有什么別的時機使人們有理由感到這么喜悅和高興。”阿爾巴尼亞代表指出，這“是偉大的人民中國不可爭議的威望和聲譽及其在國際事態發展中的巨大作用的影響的又一生動證明”。坦桑尼亞代表說：“我們認為，他們來到聯合國不僅對聯合國，而且對國際關系來說都是一個歷史性的事件，因為他們不僅會給這個組織帶來古老文明和偉大智慧的經驗，而且更重要的是會帶來偉大的、革命的、智慧的和有才能的人民的朝氣和獻身精神。”

　　這些生動的發言，不僅勝利地宣告了美國敵視、孤立和封鎖中國人民政策的徹底破產，而且是對毛澤東的革命外交路線的熱烈贊頌。毛澤東以非常感激的心情指示《人民日報》全文刊登大會的發言。正是由于有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它以摧枯拉朽的氣勢，不但巧妙地調整了國際關系的格局，由兩霸相爭變成了三足鼎立；而且極大地鼓舞了亞非拉人民的革命斗爭，他們把紅色中國看成是自己的希望。中美會談的成功和聯合國席位的恢復，這兩件事發生在同一時間，這在歷史上幾乎是僅有的。這足以說明毛澤東的外交路線和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多么光芒萬丈嗎！

　　此后，又出現了日本、德國等大批國家與中國建交的高潮。到一九七六年底，和中國建交的國家由一九六五年底的４９個增加到１１１個，經濟貿易和文化交往日益擴大。

　　偉大的實踐孕育著偉大的理論。如此豐富的外交實踐是毛澤東又一重大理論產生的母腹。

（五）“三個世界”理論的提出和它的歷史意義

　　毛澤東晚年根據他以上這些外交實踐，深深地思索著新的國際戰略構想，提出了“三個世界”的重要理論。這一理論不僅是中國革命外交路線的理論基礎，而且也是國際反帝、反霸、反殖統一戰線的理論基礎。它是世界人民的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１、“三個世界”理論的提出。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和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有如下一段對話：
　　毛澤東：希望第三世界團結起來。第三世界人口多啊！
　　卡翁達：對。
　　毛：誰是第一世界？
　　卡：我想應該是那些剝削者和帝國主義者的世界。
　　毛：第二世界呢？
　　卡：是那些已經變為修正主義分子的人。
　　毛：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
　　卡：我同意主席先生的分析。
　　毛：美國、蘇聯原子彈多，也比較富。第二世界，歐洲、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原子彈沒有那么多，也沒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你看這個解釋好不好？
　　卡：主席先生，你的分析很確切，十分準確。
　　毛：研究一下吧。
　　卡：我想不用研究，我們的意見就可以取得一致，因為在我看來，這個分析已經很確切了。
　　毛：第三世界人口多。
　　卡：確實如此。
　　毛：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毛澤東把他的重大思考首先向非洲朋友傾吐出來，這是意味深長的。窮則思變，是毛澤東一生一個重要的革命思想。在他看來，非洲是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剝削、壓迫最深重的地區，因而也是最具革命性的地區。他說非洲有一個很大的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風暴，就是這個意思。他決策援建坦贊鐵路就是從這個戰略思考出發的。他對非洲朋友總是那么坦率、誠懇和循循善誘，就是出于這種“改造世界”的革命胸懷。

　　從毛主席這個談話里可以看出：（１）三個世界的劃分是以經濟上的貧富為首要條件；（２）第三世界人口多，考慮問題就要從大多數人的利益出發；（３）第三世界的團結是關鍵。三個世界的劃分是建立在階級分析的基礎上的。

　　此后不久，即四月十日，毛主席派了d出席聯大特別會議。在這個會議上，d發言詳細闡述了毛澤東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其中指出，目前世界上各種政治力量經過長期的較量和斗爭，發生了急劇的分化和改組。現在的世界實際上存在著互相聯系又互相矛盾著的三個方面、三個世界。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于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發言稿講到，原料和發展問題的實質，就是發展中國家維護國家主權，發展民族經濟，反對帝國主義、特別是超級大國的掠奪和控制的問題。這是當前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反殖、反帝、反霸斗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第三世界國家要發展自己的經濟，首要的前提是維護政治獨立。沒有政治獨立，就不可能獲得經濟獨立；而沒有經濟獨立，一個國家的獨立就是不完全、不鞏固的。第三世界國家強烈要求改變目前極不平等的國際經濟關系，并且提出了許多合理的改革建議，中國政府和人民熱烈贊同并堅決支持他們提出的一切正義主張。其中宣布：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中國屬于第三世界。中國政府和人民堅決支持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正義斗爭，這是我們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中國現在不是，將來也不做超級大國。這個發言稿是經毛主席審閱并批示：“好，贊同。”也許由于這個原因，在d主持制定的所謂“歷史決議”里，在全面否定毛澤東晚年的理論和實踐時，對于“三個世界”的理論作了一句肯定；并在“文稿”里做了如上的詳細介紹。但是，由于d徹底背叛了毛澤東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包括背叛了毛澤東的晚年的理論和實踐，他就必然要背叛“三個世界”的理論，投靠帝國主義，做它們的附庸，搞民族利己主義。只要看看在d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下，中國執行的外交路線和它在聯合國逆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愿望的種種丑惡表現，就不難看出他是如何背叛這個理論的。

　　２、“三個世界”理論的由來。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毛澤東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曾提出“兩個中間地帶”的理論。即一九六三年九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他講：“有些同志擔心蘇、美合作對我們不利。我總相信《紅樓夢》上王熙鳳說的那句話，‘大有大的難處’。現在美、蘇兩國都很困難。美國政策委員會主席羅斯特曾發表一篇文章，基調是說美、蘇都碰到了許多困難，而且是沒有辦法解決的。我也不認識這個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謀而合，差不多。美國不論國內、國際到處都碰釘子，赫魯曉夫也是這樣。不要忘記這一點。還是《紅樓夢》上冷子興說的，‘百腳之蟲，死而不僵’。美國《錘與鋼》雜志也說：美國像一株空了的大樹，里邊已被蟲子咬空了，外邊還枝葉茂盛。”在作了這樣的形勢分析以后，毛主席提出：“我看中間地帶有兩個，一個是亞、非、拉，一個是歐洲。日本、加拿大對美國是不滿意的。以戴高樂為代表的，有六國共同市場，都是些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東方的日本，是個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對美國不滿意，對蘇聯也不滿意。東歐各國對蘇聯赫魯曉夫就那么滿意？我不相信。情況還在發展，矛盾還在暴露。……什么緩和國際形勢，不要相信那一套。”接著，又向日本朋友談了這個問題。他說：“我們現在提出這么一個看法，就是有兩個中間地帶：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個中間地帶；歐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個中間地帶。日本也屬于第二個中間地帶。”

　　從毛主席的談話里可以看出，“兩個中間地帶”的理論是和“三個世界”的理論一脈相承的，這里的第一個中間地帶就是后來的第三世界，第二個中間地帶就是第二世界，把美、蘇兩霸劃為第一世界，就是明確反霸的斗爭目標。從“兩個中間地帶”到“三個世界”，反映了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即從兩霸相爭到三足鼎立。這就使第三世界有條件團結起來，爭取第二世界，共同反對第一世界──美蘇兩霸。而在反霸斗爭中，又提出“一條線”的策略。這就是一九七三年基辛格第四次訪華，毛澤東向他提出：只要目標相同，我們不損害你們，你們也不損害我們，共同對付蘇聯霸權主義。希望美國跟歐洲和日本加強合作，要搞一條橫線，就是美國、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顯然，“一條線”策略是“三個世界”理論的組成部分，是屬于“三個世界”理論的。促成毛澤東這一理論的形成，是和毛澤東整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革命外交活動取得巨大勝利分不開的，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的出人意料的恢復，對毛澤東這一理論的形成無疑起了催化作用。毛澤東這個理論的形成是完全符合他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他國際國內革命路線的有機統一，是他繼續革命理論的組成部分。這個理論的基礎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階級、階級斗爭的理論及其階級分析的方法。

　　可是，有一種觀點認為，“三個世界”的提出，“是中國的外交政策由原來注重意識形態（保持中阿、中越、中朝緊密的特殊關系）逐步調整到以‘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為根據，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發展和世界上各種社會制度國家的正常關系，并為八十年代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奠定了初步基礎。”

　　“三個世界”理論是淡化意識形態嗎？否！

　　就是在震驚世界的中美會談中，毛澤東也十分注重中美兩國在意識形態上的根本分歧，對于美國在談判中想打中國牌的企圖堅決給以抵制。一九七二年一月四日，美國代表黑格來訪為尼克松訪華做準備，他向周恩來總理轉達美國總統的口信說，蘇聯決定改變政策，把中國作為主要敵人，這使中國的“生存能力”受到威脅。他狂妄地宣稱：美國要“維護”中國的“獨立和生存能力”，“希望通過這次訪問，加強尼克松總統的世界領袖的形象，這對雙方都是有利的”。毛澤東得知口信后，說：“包圍中國要他們來救我，那怎么了得！”“頂回去，無非尼克松不來。不來就不來嘛，２２年不來了，再等２２年。尼克松不來，土克松、磚克松也會來。”一月六日中午１２點１０分至下午２點１０分，毛澤東與周恩來等商談《答復稿》。毛澤東看了《答復稿》后說：政治局再討論。《答復》經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準。《答復》中說：“……美方口信表示，期望通過訪問，加強尼克松總統作為世界領袖的形象。對此，我們難以理解。一個人的形象取決于他自己的行動，而不是任何其他國家。我們從不認為有什么自封的世界領袖。”中方把《答復》念給黑格后，黑格只得說：可能我沒有正確地轉達總統的意思。接著，周恩來對黑格予以嚴厲批駁：任何國家決不能靠外力維護其獨立和生存，否則只能成為殖民地。我們準備敵人從四面八方打進來，不惜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社會主義中國一定會繼續存在和發展下去。他還提高了聲調：“為什么我們這樣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的生存能力，要你們美國政府來關心呢？美國人在世界上就是習慣到處充當保護人。我要直率地說，這是一種帝國主義觀念的反映，也是一種大國沙文主義觀念的反映。我們是不能接受的。”黑格自覺理虧，滿臉通紅：“我實在沒有想到這個詞（英文‘生存能力’一詞Viability）包含有這個意思。很抱歉，總理先生，我可以收回我說的那句話。”一九七三年二月，基辛格第五次訪華，針對美以蘇聯威脅恐嚇中國的企圖，毛澤東也指出：蘇聯的政策是聲東擊西，美國不要上當。美國總有些人想把禍水東引。毛澤東這樣警惕美國，是淡化意識形態嗎？

　　就是在對其他國家的國與國之間關系上，毛澤東也絲毫沒有淡化意識形態的意思。一九七四年五月，即提出“三個世界”理論后的兩個多月，毛澤東會見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拉扎克希望中國不要支持馬共和人民軍，讓他們“停止戰斗”。毛澤東表示不能同意。拉扎克說：如果他們不放棄斗爭，我們就不得不用軍隊和警察來殺死他們。毛澤東回答：那是你們的政策，你的辦法，我們不能說什么話。勸你們不要殺人，也不行呢！拉扎克又說：你說，你和他們沒有關系。毛澤東回答：現在也有關系，將來還有！因為我們是共產黨員呢！怎么沒有關系呢？至于你們采取什么政策，我們不能干涉，我們跟各國共產黨很多都有關系。我們不隱瞞這一點。他們如果有勝利，有發展，我是高興的。把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和國際主義義務區別開來，是毛澤東的一貫思想。在他和斯諾談話中也是這么做的。他說：“單是美國這個國家就有兩億人口，如果蘇聯不行，我寄希望于美國人民。美國如果能出現一個領導的黨來進行革命，我高興。”

　　從毛澤東的這些談話里，能夠看出任何淡化意識形態的色彩嗎？沒有。相反，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意識是非常強烈的，在原則問題上是毫不妥協的。至于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視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外交路線，早在和蘇聯赫魯曉夫大辯論時就指出，這是背叛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修正主義路線。企圖把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同“和平共處”等同起來，說它“為八十年代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奠定了初步基礎”，那實在是一種誤導。

　　“三個世界”理論確實為中國的外交路線奠定了新的基礎。但是，由于毛澤東的逝世，修正主義篡奪了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在這個“基礎”上執行的是一條背叛國際無產階級、投靠帝國主義的賣國路線。因而，已經離“三個世界”理論相去十萬八千里。

　　３、“三個世界”理論的歷史意義。同毛澤東的整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命運一樣，“三個世界”理論同樣被d徹底背叛了。但是，經過二十多年資本主義復辟慘變的風吹雨打，這個理論同繼續革命的理論一樣，放射著它的光芒。

　　首先，關于時代問題。毛澤東在提出“三個世界”理論時，一再重復列寧的著名論斷：我們的時代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一個世紀過去了，列寧的論斷過時了嗎？沒有。因為世界的基本矛盾沒有變，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對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剝削依然存在；變的只是剝削方式，變得更加殘酷、更加野蠻，也更加帶有欺騙性。由于后者的引誘，在革命陣營內部產生了現代修正主義，使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二十世紀由十月革命興起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一時陷于低潮。毛澤東的中國本可以作中流砥柱，“三個世界”理論本可以武裝全世界革命人民，建成廣泛的反帝、反霸、反殖統一戰線，在蘇聯解體后，擔當世界革命的根據地。但是，由于d的叛變，中國發生了易幟的慘劇。應該說，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走向低潮的開始，而真正走向低谷的則是中國的易幟。d首先在時代問題上否定列寧的論斷，提出“和平與發展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題”的論斷；并且提出“冷靜觀察，沉著應付，韜光養晦，絕不打頭”的所謂十六字方針，作為他的外交路線。顯然，這都是對著“三個世界”理論所唱的反調。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就有那么一位頗有名氣的翻譯家，向他提“建議”，說什么“中國是個窮國，但對外援助卻十分慷慨。尤其是‘文革’期間，往往因受援國的一句承諾或贊譽，成千上億美元的外援，我們一分錢的回報都不要。這是打腫臉充胖子。反觀西方富國，對外援助吝嗇得很。”他建議大幅度削減對外援助的金額。這些人對毛澤東的中國外援方針極盡其諷刺挖苦之能事，原來是要中國“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外援助的“吝嗇”勁。投桃報李，d當然接受了。于是，到了黨的十四大，“名正言順”地把國際主義從黨章里勾掉了。于是，在后來的“世貿”談判時，堂堂的大國總理面對美國的壓力，一而再、再而三地讓步（說白了，就是讓利），還低三下四地當著美國新聞記者的面，要為生氣的美國老爺們“消消氣”。這是何等的“慷慨”！而談判大將龍永圖最近在學生問他在新一輪多哈會談中“中國扮演了一個什么樣的角色”時，這位大將毫不隱諱地說：“中國不能死心塌地地站在發展中國家一邊，因為這種觀念過時了。”他還宣稱：“中國不僅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經歷了１５年談判的發展中國家，一些觀念要改變。”在他看來，“中國應該改變不搞集團化的觀念，建立區域貿易集團，從而更好地推動亞洲一體化進程。”看看龍永圖的這些話，再想想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外交實踐，有誰能說這不是對當年亞非拉“窮朋友”把我國抬進聯合國的偉大歷史功績的徹底背叛？打著為“國家利益”的幌子，搞民族利己主義，實際上是依附于帝國主義，為本民族一小撮官僚買辦資產階級謀利益的。

　　其次，關于如何對待美帝國主義的問題。毫無疑問，打開中美關系的大門是毛澤東外交路線上一個重大的勝利。但是，在中美談判中，毛澤東始終堅持了革命的原則，這就是如實地把美國作為第一世界的一員來看待，是反對的對象；只有在反對第一世界的另一個成員蘇聯時才可以利用美國。這是第三世界即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之所在。毛澤東在中美談判中非常注意來自右的干擾。所謂“對周恩來的批評”就是這么發生的。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基辛格同年第二次訪華。十三日晚上，周恩來、葉劍英與基辛格、洛德舉行第二次單獨會談。基辛格突然提出兩國建立一條防止突發事件快速傳遞信息的熱線的建議，周恩來以“我們必須研究一下”相應。他是要向毛主席匯報后由毛主席來決定。可是，毛主席睡了，他沒有匯報成。第三次單獨會見，基辛格又提出來。周恩來先是告訴美方：對中國來說，不能不設想最壞的一種情況，作最壞情況的準備，即在一個時期內孤軍奮斗，這是我們的一個基本的作戰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內的幾個方面同時向我們進攻，我們也準備了。然后答復說：如果你所提議的，能夠在預警設施上合作，對我們在情報上會有大的幫助，當然，這也包括通訊網絡。可是要做得不讓人發現我們的合作關系。基辛格說：總理先生，要秘密建立一條熱線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旦建立起來，其特定用途應該是可以保密的。周恩來最后說：“我們還要考慮”，“要報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決定”。送走基辛格，周恩來到毛澤東住處準備向毛澤東匯報，請示意見。但是，毛澤東已經睡了。第二天，毛澤東聽取了王海容、唐聞生的匯報：周總理有的問題不請示主席、不報告主席，周恩來、葉劍英被美國的原子彈嚇破了膽。毛澤東根據匯報認為周恩來、葉劍英在中美會談中的態度軟弱了，犯了錯誤。于是，毛澤東召集周恩來和外交部一些成員開會，批評說：“講臺灣問題有兩種可能是錯的，要打。在陜北是連那個小土圍子，不打他就不投降。”“對美國要注意，搞斗爭的時候容易‘左’，搞聯合的時候容易右。”又說蘇聯“野心很大，力量不夠。”他提議中央政治局開會，批評此次中美會談中的錯誤。“當著你們的面講，政治局開會，你們也可以來，在后面放一排椅子。誰要搞修正主義，那就要批呢。你們要有勇氣，無非是取消你們的職務。”就這樣，連續開會批評周恩來的錯誤，會議氣氛十分緊張。江青、姚文元說，這是繼林彪事件之后的“第十一次路線斗爭”，周恩來是“錯誤路線的頭子”，“迫不及待”要取代毛主席。事后，毛主席發現情況有誤，就在一次接見外賓后，同周恩來長時間熱烈握手，并且說：“總理啊！”指著在座的曾向他匯報有關情況的幾個人說：“現在的小將不好惹呢。”“把他們提起來，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對于批周的會，毛澤東先說：“這次會開得好，很好。”接著，他就批評江青一伙說：“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十一次路線斗爭，不應該那么講，實際也不是。對總理可以批評，林彪就不行。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他（指周）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外交部和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準備召開擴大會議，學習、討論中央政治局“批周”會議有關內容；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務院也應安排開這樣的會。毛澤東圈閱批準了此信。可見，這次批評擴大到了相當的范圍。

　　為什么情況有誤、毛澤東作了含蓄的自我批評和對會議的矯正以后，卻對會議的批評主旨仍然堅持？毛澤東所說“對美國要注意，搞斗爭的時候容易‘左’，搞聯合的時候容易右”，說錯了嗎？這些問題在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的戰略構想里則是題中應有之義。試想，如果因中美關系大門打開，就對美國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那“三個世界”的戰略構想不就自行瓦解了嗎？聯系到中美會談以后，毛澤東就認為，現在主要是美國深深擔心蘇聯對它的壓力，需要求助于中國，而基辛格談話中著重強調的卻是蘇聯要進攻中國，美國愿意給中國以幫助。所以，在和基辛格談話后的一個多月，毛澤東說：“我向基辛格講了差不多三個小時。其實只有一句話：當心！北極熊要整你──美國！一整太平洋的艦隊，二整歐洲，三整中東。”他認為要警惕美國利用和控制中國，打“中國牌”的陰謀，因而強調反對投降主義。毛澤東甚至講過這樣的話：敵人“一打來就可以分清，誰是真正愿意打的，誰是勾結外國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毛澤東的這些擔心是多余的嗎？不！是防患于未然。當d篡權后把毛澤東的“三個世界”戰略思想蛻變為“一邊倒”即倒向美國以后，這些擔心都變成了實實在在的現實。

　　且看d是怎樣蛻變的？

　　“批周會”d是參加了的，在會上也做了表態性的發言，并且受到毛澤東的贊許。后來，又受毛澤東的委托，出席聯大，全面闡述了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但是，毛澤東逝世以后，他伺機篡權，一開始就往美國靠。

　　他靠美國時，正是美國最弱、最需要朋友的時刻。一九七八年美國在冷戰中被蘇聯逼入守勢，卡特在國內支持率日低，內政外交，沒有一絲亮點。美國人感到自己正在失去世界，對自己的國家開始失去信心，甚至連揮舞國旗的情緒也沒有了。這時d異常主動，要求大家繞開臺灣問題，迅速成交。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建交。一月二十九日至二月四日，d就率代表團訪美。在訪美期間，他接受《時代》周刊的采訪時竟然說：“蘇聯是戰爭溫床，美國不是。”卡特政府極度擔心他在美國國土上發出太強的反蘇言論，引發美蘇軍備控制談判的危機。而正忙著利用大選把卡特趕下臺的里根和他的選民們，卻從d的訪美言論中看出了玄機：“哈哈，這正是我們要的合作伙伴！”d這一靠，恰恰是給美國人打了氣。d前腳走，卡特總統就簽署了國會通過的《與臺灣關系法》。顯然，這是對中美聯合公報的挑釁。三月，中國就發動了對越南的“自衛反擊戰”。按照d的說法是：“這個小兄弟不聽話，要教訓教訓。”實際上，當時國際上都看得出，這是替美國人在越南人身上出氣，是d討好美國人的一步棋。這是何等赤裸裸的敵友顛倒啊！

　　外交是內政的繼續，d投靠美國也是他內政的需求。就在他訪美的飛機上，陪他訪美的一位右派帽子尚未摘掉的人向他請教說：“小平同志，為什么中國的開放只向著西方？”他回答說：“你看，周圍的國家凡跟隨美國的都富起來了。”同年二月，我國宣布在東南沿海地區設立出口加工特區，學習“四小龍經驗”，首先吸引海外華人的資本，把美國作為主要的出口銷售市場，直至實現投入和產出“兩頭在外的國際大循環”。美國人既看清了d在國內這場改革的潛在目的，也看清了他投靠美國的真實用心。今年（二零零四），美國官方紀念d誕辰百年活動中的一篇文章《美國的“d之戀”》，其中有這樣一段話：“d公開講，自己的臉長得不好看，想裝得很好看也白搭，還不如自己承認為好。他甚至對美國記者說，中國在國際上不重要。因為中國還非常窮，能量有限。對抗蘇聯，要靠美國。但中國不是毫無影響。中國愿意通過和美國合作，要來技術和資金。結果，西方人開始向中國提供技術和資金。”“美國人對周恩來很尊重、小心，但對d卻不僅尊重，而且喜歡，甚至著迷，因為d更能夠清楚地展示中美合作的潛力。在美國人看來，他干練、執著、厲害，能明白無誤地告訴你他想要什么，并準備為此付出什么代價。而且他直截了當地說他不擔心美國的威脅，他擔心的是蘇聯。這足以讓充滿焦慮的美國人感到一塊石頭落地。”美國人（其實是美國大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如此愛戀d，難怪從一九七六年一月到一九九七年去世為止，d至少七次成為《時代》周刊的封面人物。特別值得一提的是，d兩次被評為該刊的年度風云人物。這只有邱吉爾、艾森豪威爾、戈爾巴喬夫等少數人能與他媲美，享受此榮。

　　d投靠美國，不僅幫助美國結束了自越戰慘敗以來戰略收縮的調整，又一次出現了美攻蘇守的格局，而且也使中國日益失去了毛澤東晚年在美、中、蘇“大三角”格局中的戰略自主地位。一九八九年出現的“政治風波”，實質上就是美國操縱一小撮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利用我國人民反腐敗的革命浪潮，顛覆我國人民政權的一次露骨的嘗試。d一面出兵開槍鎮壓示威的群眾，一面屈服于美國的壓力，放走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領軍人物，用人民群眾的鮮血祭奠他一心投靠美國的可恥路線。風波過后不久，鑒于美國國內民眾和國會的雙重壓力，老布什行政當局不得不采取一定的制裁措施，于六月二十日宣布對中國一系列的制裁：凍結世界銀行和其他國際財政機構對中國的貸款；凍結美中雙方高層官員的會面；凍結雙方的軍事交流。一時中國成為西方集體經濟制裁的對象。但就在同一天，老布什卻立刻向老鄧發了一封語重心長的絕密信件，希望繼續維護美中關系。密信發出２４小時，中國方面就立刻表示接受美國派遣秘密特使的建議，迫切希望能與美國溝通。由于行動甚為秘密，以致飛機進入中國領空差一點被擊落。美國特使只在北京呆了一天，見到了d，然后匆匆回國。中國依附于美國的路線就這樣在一場風波之后，通過私下交往又延續下來。怕死后改變這條路線，d甚至以“政治遺囑”的方式，向他選定的接班人交待說：“中國對外關系中最重要的是對中美關系。我想了想，一百年來，對中國欺侮最少的大概就是美國了。……美國是世界第一強國，……我們只能是韜光養晦，決不冒頭，沒辦法，我們能力不夠，手段有限嘛。到了你們那一代，辦法可能會多一些。”為了投靠美國，竟然不顧歷史事實，在狼身上披羊皮，美化美國，長美國勢力，滅自己威風。這就是毛澤東晚年一再擔心的投降派淋漓盡致的表演。

　　d的繼任者把這條投降路線推到極致。這時，美國因蘇聯解體而成為獨霸，先后發動了入侵伊拉克的海灣戰爭、肢解南斯拉夫的科索沃戰爭、入侵阿富汗的戰爭和推翻薩達姆占領伊拉克的戰爭。與此同時，對中國時不時給臉子看，直到炸我使館、撞我軍機這樣辱國事件的發生。可是，這位繼任者仍然以討好美國為能事，不但壓制群眾的愛國情緒，低調處理這些事件，而且和美國幾屆政要眉來眼去，在人家面前又歌又舞，生怕人家不給臉子。難怪老百姓說他是“江水不澤百姓田，能歌善舞愛富婆。”他這樣做的結果是：在國內，形成一種敗壞民族精神的親美、崇美、媚美、恐美的腐朽思潮，并且培植了一些民族敗類和準賣國賊，實際上就是美國入侵中國的內應勢力。在國際上，丟了亞非拉“窮朋友”的廣泛支持，以唯利是圖的形象參與第二世界的競爭，助長了美帝國主義的囂張氣焰。一句話，投靠美國，必然要徹底背叛“三個世界”理論；而且，這是最大的背叛。如果說毛澤東當年提出“三個世界”理論中國的國勢是強弩的話，那么，現在中國的國勢已是強弩之末了。美國操縱臺獨勢力把海峽形勢搞得烏煙瘴氣，就是今日中國內憂外患的縮影。

　　再次，關于革命到底依靠誰的問題。毛澤東積一生革命的實踐，反復向人們說明，他是把人民群眾的覺悟看得高于一切。既然要革命，那就有一個到底依靠誰的問題。他是把依靠人民作為革命歷程中始終居于首要問題來解決的。所以，在每一個革命歷程中，他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提高人民群眾的革命覺悟上來。他是那樣專注此事，又是那樣循循善誘。他討嫌其他頭銜，只戀導師一稱，這是和他一生熱愛群眾工作分不開的。他把是否會做群眾工作視為革命者第一本領或基本功，道理也在于此。毛澤東在思考“三個世界”理論構想時，很自然地向人們說明，當今世界革命要依靠的就是世界人民，特別是要依靠第三世界亞非拉地區的人民。這是一個反世俗、反潮流的偉大思想。世俗思想是嫌貧愛富，千百年如此。自從有了帝國主義以后，就有了少數富國和絕大多數的窮國。這些窮國又都分布在亞非拉地區。帝國主義在掠奪這些窮國時，又把世俗的嫌貧愛富的思想培植為殖民主義思想，即把窮國的命運托付給富國、大國。這是百年來帝國主義培植的最為腐朽的思想，也是亞非拉地區人民受窮的重要思想根源。毛澤東把它翻轉過來，“嫌富愛貧”，“打富濟貧”，戰略上藐視當今那些富國、大國，即帝國主義國家，一心一意幫助那些窮國、小國，這是社會主義國家義不容辭、神圣無比的國際主義義務。毛澤東為什么對我國援外人員中的任何大國沙文主義表現是那么警惕和深惡痛絕？就是因為大國沙文主義是這種世俗思想的歪曲表現。毛澤東不但用他的援外實踐證明了這一點，而且用“三個世界”理論升華了這一思想。

　　與此相應的是，“三個世界”理論還包含著毛澤東另一個重要的革命思想，這就是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受苦受窮的人民是最具革命性的人民，他們最迫切要求改變自己的命運，最容易接受革命的思想。受苦受窮的地方往往是統治階級統治相對薄弱的地方，是發動革命、建立革命根據地的地方。中國革命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就深含著毛澤東的這一思想。亞非拉地區就是今日世界的農村，第一、第二世界就是今日世界的城市。“三個世界”理論就是中國革命道路的放大。因此，一九六五年，抗日戰爭勝利二十周年，林彪根據毛澤東的“兩個中間地帶”的戰略構想，寫了紀念文章《人民戰爭勝利萬歲！》，首次提出用世界的農村包圍世界的城市的戰略構想。文章有如下的話：

　　“必須著重指出，毛澤東同志關于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對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革命斗爭，特別是對于亞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革命斗爭，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現實意義。

　　……那里的農民問題，同中國一樣具有極端重要性。農民是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帝國主義在侵略這些國家的時候，總是首先侵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但是，廣大農村卻是它所無法完全控制的。農村，只有農村，才是革命者縱橫馳騁的廣闊天地。農村，只有農村，才是革命者向最后勝利進軍的基地。正是因為這樣，毛澤東同志關于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在這些地區的人民中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吸引力。

　　從全世界范圍看問題，如果說北美、西歐是‘世界的城市’，那么，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農村’……今天的世界革命，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種農村包圍城市的形勢。整個世界革命事業，終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爭為轉移。社會主義國家理應把支持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爭當成自己的國際主義責任。”

　　據說此文是當時中央政治局會議集體通過的，雖然林彪署名，但代表了毛澤東思想。陳毅外交部長，在北京召開了中外記者招待會，激昂陳辭，以此文為據，講解了中國的革命外交路線，使與會者十分振奮。他激奮地說：我等世界革命的勝利頭發都等白了。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用歷史的、唯物的觀點看，林彪這篇文章確實對理解“三個世界”理論很有幫助。

　　不錯，隨著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谷，世界革命也陷入低潮。但是，挫折教育了人民。通過這二十多年復辟慘變的對比，人民群眾更加深刻地體會到，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會重新淪為資本的奴隸。世界人民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至今仍然懷念毛澤東，恰恰是毛澤東革命外交路線和“三個世界”理論深入人心的結果。毫無疑義，當世界人民不分種族、不分地域鬧起革命時，必是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市，徹底埋葬帝修反的火紅局面。

　　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乃至整個人類史上劃時代的大事件。它是繼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之后，接力棒似地開辟了從階級社會向無階級社會過渡的通途。這是人類自有歷史以來，從無階級社會過渡到階級社會，再從階級社會過渡到有階級社會（即社會主義社會）、進而過渡到無階級社會（即共產主義社會）的重要步驟，亦即第二次過渡的步驟。這是人類從幼年走向壯年的歷史時期。毛澤東率領中國人民踐行了這個通途的又一步驟，這是中國人民的驕傲。凡是經歷這一偉大革命運動并做出貢獻的人們，不管他們后來變化如何，都將被歷史紀念著；毛澤東的旗手作用將和馬克思、列寧一樣，在這個歷史時期延續著。毛澤東以他生命最后的十年，完成的這件以蘇為鑒、以我為的、深含歷史內容的反修防修大演練，以及他建構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則是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反復辟、反倒退斗爭受用不盡的精神寶庫。我們總結這一革命的歷程，就是重溫毛澤東發動和領導這一革命的艱難而偉大的歷程，領略毛澤東創立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為繼續踐行這一通途而奮斗。d的翻案復辟只不過是從反面印證了這一偉大理論和偉大實踐的真理性。“馬過板橋蹄擊鼓，雞食銅盆嘴敲鑼。”毛澤東既然如此信賴他的人民，把全部希望寄托于人民，人民決不會讓他失望。因為他的希望系著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人民一定會渡過這個復辟倒退的曲折，朝著毛澤東的理想世界前進。

　　毛澤東的肩膀是巨人的肩膀，他一肩挑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它的重要標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一肩挑著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它的重要標志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里說：“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還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一生中能有這樣兩個發現，該是很夠了。”毛澤東肩上挑的兩個理論和實踐是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到新階段即毛澤東思想階段的標志。這兩個理論和實踐是那樣博大精深，如磁石般地吸引著現代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而他的第二個理論和實踐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全世界的執政的共產黨提供了反復辟、反倒退的可貴經驗。它是馬克思主義經過列寧主義發展到第三階段的里程碑。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政黨特別是喪失了政權的黨，都開始用毛澤東的第二個理論和實踐武裝自己的黨，重新思考自己的問題。我們作為毛澤東思想故鄉的人，有責任學習好、宣傳好毛澤東的這一理論和實踐，并首先解決好自己的問題。這是對國際共產主義最好的、也是最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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