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舊痕：慶祝和革命沒有什么相干

　　——寫在2007年9月9日

蘇   杜

2007-9-9

　　看專家學者關于文革的文章，多是確鑿的證據與確鑿的結論，極少提及其實是那時最頻繁最熱烈的活動---慶祝。然而，文革給我留下最深刻的記憶就是慶祝。我因為家庭成份“中農”，是“?；逝伞?“造反派”4都來爭取的“中間力量”，但于“最最革命行動”，畢竟資格兩欠，雖可爭取但并不依靠，故既無緣于最初橫掃“黑五類”，也無緣于后來炮轟“走資派”，最大的榮耀就是自始至終地以“革命群眾”的身份，身著沒有紅袖章的藍民裝，跟在紅袖章的綠軍裝后邊去參加各種慶祝。慶祝毛主席第N次接見紅衛兵呀，歡呼毛主席第N次發表最高指示呀，擁護革命委員會成立呀，迎接革命芒果呀，史無前例的頻繁，也史無前例的熱烈。半夜里高音喇叭忽然大放革命歌曲，播出“最最最”，接著革命隊伍緊急集合，革命群眾緊隨其后，紅旗忽忽啦啦，口號響徹星空，一個大院沸騰了，一條大街沸騰了，一座城市沸騰了，這叫作“落實不過夜”。這樣的慶祝，好象一直延續到“全國山河一片紅”。

　　但“落實不過夜”慶祝的結束，卻不是在“全國山河一片紅”，而是在林彪事件的傳達。組長以上的領導去參加重要的會議，會場外面站著全副武裝的民兵，革命群眾都不知道，也不應該知道在開什么會。會后革命領導們面目嚴肅地走出會場，一言不發。我們革命群眾是很遵守革命紀律的，已經具備了不該問的不問，不該說的不說，不該知道的不知道的覺悟，不像現在似地一聽說橋塌了，爐翻了，礦淹了，就聽信小道，傳播假聞，所以，沒有一個群眾（這句話很有語病，但很通行，群眾此處作政治身份解，如黨員，團員一樣，檔案“政治面貌”一欄中就這樣填寫）上前去打聽。后來，傳達到我們革命群眾時，我也仿佛很受了革命領導影響，也面目嚴肅地走出會場，一言不發。所感到異樣的是，對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自我爆炸”，當天竟然沒有了紅旗遍地口號震天的慶祝，“落實不過夜”的游行也沒有舉行。

　　后來，在離法定的文革結束日還有的幾年中，慶祝漸少漸淡，又處在了窮鄉僻壤，那時究竟又發生了些什么，現在想起來，竟一片模糊了。總之，文革給我留下最深刻的記憶就是慶祝。

　　但是，對于這一記憶的意義，卻多年沒有什么認識，只是籠統記得而已。直到魯迅的《慶祝滬寧克復的那一邊》被作為“佚文”發現了出來，后來又讀了幾遍，才知道所記文革之慶祝，如果能夠想一想，也并不比單記的文革證據或結論差多少。北伐軍打到長江，克復滬寧，廣州一片歡騰，不斷地慶祝。魯迅時在這“革命策源地”，卻“出軌”地說：“慶祝和革命沒有什么相干，至多不過是一種點綴。慶祝，謳歌，陶醉著革命的人們，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時也會使革命精神轉成浮滑。” “堅苦的進擊者向前進行，遺下廣大的已經革命的地方，使我們可以放心歌呼，也顯出革命的色彩，其實是和革命毫不相干。這樣的人們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會從浮滑，稀薄，以至于消滅，再下去是復舊。”魯迅的文章寫在1927年4月10日，發表在同年的5月5日廣州《國民新聞》上。稍為學過以前歷史的人，都知道，魯迅文章的同年同月，滬上發生了些什么，同年又幾月，寧上發生了什么，1927年是個容易記憶的年份。但是，我不想翻40年前的舊賬，我想說的是40年后史無前例的那些慶祝。那些給我以最深刻記憶的慶祝，是否因為朝代不同，就和革命相干了呢？按當時標準，“高舉”的標語貼上墻頭，“高舉”了什么呢？“打倒”的標語刷在了地下，“打倒”了什么呢？忽忽啦啦的紅旗，響徹星空的口號，“不過夜的落實”，又落實了什么呢？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語錄歌，大像章，高塑像，是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嗎？說復舊，不是說又40年后的現在，而是在那時已經發生了。

　　舊思想，舊文化，舊習慣，舊風俗，構成了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這最可怕的文化勢力，就像一片冰洋，沉寂，結實，厚重，但也默示出一種無窮的力量。而慶祝，謳歌，因它的與時俱進，總是新穎，時時顯出的靚麗色彩，更是最可怕中的最可怕種。慶祝以它可以震地的激動，令革命精神浮滑，稀薄，消亡；謳歌以它足以沖天的豪放，令革命降溫，冷卻，凝結，結為冰洋的一角一沿。革命巨子踏大江，擊海浪，勝似閑庭信步，但在習慣勢力的冰洋里，卻難以施展他的泳技?？此奈母锱f照，開口暢笑少，緊鎖劍眉多，我猜，慶祝與謳歌，原和革命沒有什么相干，尤其“觸及人們靈魂”的文化的大革命，他大概也是知道的吧。

　　寫到這兒，尤其在這個特殊的日子里，我很有了一點擔心，擔心 “保皇” “造反”二遺會以我在為舊案出丑有余，右左二派又會以我在為翻案出謀不足。這是我舊時?；?、造反資格兩欠的新據，新時左右不是的明證。也許，這種擔心是多余的話，因為，其實，在那時，魯迅雖然還沒有“下課”，卻早已化為慶祝的佐料，成了點綴的點綴?！稇c祝滬寧克復的那一邊》的思想，連點綴的資格也不夠，沒有像另一篇“佚文”，既刺了一下“狄克”也就是張春橋，又傷了“周起應”也就是周楊的《三月的租界》那樣，在“打倒四人幫”時出土，在“撥亂反正”時又入土，就已經很不錯了。說到底，即使在“武化大革命”的1927年，他的《慶祝滬寧克復的那一邊》又能擋住慶祝多少？更何況，慶祝、謳歌，已經從點綴升為主體的40年后，魯迅早已“下課”的80年后呢？充其量，這也不過是對魯迅不適時宜的亂抬舉罷了，有誰，又在何時，對史無前例的慶祝定過什么案呢？專家的皇皇大文不是連提及也不屑提及，學者茅于軾先生的“分析”，也不是僅限于“罵人”嗎？

　　但是，茅先生的反對“罵人”是不錯的。慶祝和革命不相干，辱罵與恐嚇也不是戰斗。茅先生說，用“最惡毒的話”來罵他，倒“未必是想置他于死地”。其實，茅先生的大度，并不源自罵者的“想”與“不想”，而在于罵的“能”與“不能”?？酌髁R死王朗，那是因為“何面目見二十四帝乎”切中了他的要害，王朗還有這樣的榮辱觀，所以，他才會“氣滿胸膛，大叫一聲，撞死馬下”。這于“罵人”的“底層群眾”，倒是一個滿不錯的教訓。辱罵與恐嚇，不著邊際的“你是你媽生的嗎”之類，不僅無裨于置對手于“死地”，反而使自己易迷于慶祝與謳歌的陷阱。武化的大革命中，文化的大革命中，慶祝與謳歌，辱罵與恐嚇，都可以大行其道，并不太受到對手的壓迫，反而受到隨和，得到應聲，就在于它們本身并沒有什么價值。紅旗忽忽啦啦，歌聲響徹星空，又怎么樣呢？“火燒”，“炮轟”，“讓閻王老子折磨你！”，“一只老狗”，又怎么樣呢？民主了，又怎樣呢？無名火，無彈炮，死老子，毫無用處的。然而，這時，慶祝來了，放大所成，虛擬勝利，自己筋骨松動，漸入歌鄉，終于認敗為勝了。

　　當然，我也不是主張人們總是哭喪著臉，傷心不已。我只是重復魯迅“最后的勝利，不在高興的人們的多少，而在永遠進擊的人們的多少”這句話。這在“真話”有選而言、待機而發的國學光大時代，尤其是難得的真話。但這也沒有什么悲觀的。熱于慶祝的人們多起來，韌于進擊的人們還會更多。教育家以為讓魯迅“下課”是足以慶祝的勝利，這是可笑的。他忘了，課下的人，遠比課上的人多。而且，事實也遠比魯迅更為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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