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松：試論八一南昌起義和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聯系和區別

【出處】江西大學學報：哲社版 198704
【作 者】胡松
  八一南昌起義和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處于低潮的情況下，為了挽救革命而舉行的兩次大規模的武裝起義，它在我黨我軍的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近幾年來，史學界對這兩次起義的研究，無論在深度或廣度上都有很大的進展；成果亦相當豐碩。本文試圖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運用比較方法，從戰略上、軍事上、策略上以及土地革命問題上作點粗略的分析，考察一下這兩次起義的聯系和區別，是很有意義的。

  一，戰略上的聯系與區別
  眾所周知，大革命失敗以后，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建立起了比北洋軍閥更為兇殘的法西斯統治。他們頒布了一系列反動的法令和提案，對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實行了極端殘暴的白色恐怖。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消除了投降路線，采取了武裝暴動對付反革命屠殺的暴動政策。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二日，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指示，改組了中共中央，成立了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陳獨秀下臺，右傾投降主義宣告結束，武裝斗爭路線開始成為全黨的基本路線。十三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對政局宣言，譴責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反動罪行。決定退出武漢政府，繼續和帝國主義、封建軍閥進行堅決的斗爭。在一九二七年十月的中共通告第十號就曾寫道：“中央在宣布與國民黨的武漢政府破裂之后，立即決定民眾武裝暴動的新政策，規定湘鄂粵贛的四省秋收暴動的計劃。而葉挺軍隊的南昌暴動，便是這一民眾暴動，推翻‘軍閥國民黨’的政權之總政策中的一個計劃”。可見“南昌八一暴動，是決定在四省秋收暴動以后”。但由于客觀形勢的發展，國民黨反動派要進行清黨反共，陰謀消滅我黨所掌握和所影響的葉、賀部隊。所以我黨集中主要力量，在南昌舉行了武裝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在南昌起義后僅僅四十多天的時間里，就舉行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湘贛邊界的秋收起義。這說明，八一南昌起義和湘贛邊界的秋收起義是當時臨時中央一個戰略整體的兩個組成部分，都是在國民黨反動派窮兇極惡地鎮壓革命的時刻而點燃起來的革命烈火。都是對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反擊。

  二，軍事上的聯系與區別
  首先，從起義的領導來看，南昌起義是在臨時中央召開的中央緊急會議上組織的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共產黨前敵委員會領導的。湘贛邊界的秋收起義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是“八七”會議后，作為中央特派員去湖南領導的。毛澤東任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最高領導機關黨的前敵委員會書記。
  其次，從參加這兩次起義的軍事力量來看，南昌起義的主要軍事力量是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的賀龍二十軍，葉挺十一軍二十四師，蔡廷鍇十一軍十師，以及第四軍第二十五師，朱德指揮的第五方面軍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和南昌公安局所轄的兩個保安隊，還有廣東農軍、武昌農講所農政訓練班的學員等。這些軍事力量，其主體大都是經過大革命和北伐戰爭洗禮的，我黨所能掌握的正規部隊。湘贛邊界的秋收起義的主要軍事力量是平江、瀏陽農軍，安源的工人武裝，以及未趕上南昌起義的原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從其參加的軍事力量來看，主要是由我黨掌握的革命軍隊和工農武裝組成的。
  但是，“八七”會議以前，中央計劃是：以南昌起義為中心，秋收起義則配合之，“把南昌政變的意義向城市和鄉村作極廣大的宣傳，鼓動農民開始秋收暴動，鼓動工農群眾熱烈響應南昌政變”，給南昌起義“以有力的響應”，“以牽制唐軍對南昌的壓力”。（注：《中共中央關于組織秋收暴動與實行土地革命給湖南省委的指示信》。）直至南昌起義部隊南下，秋收起義取得了獨立發展的地位后，中央才改變部署，才不再作為對南昌起義的配合行動。
  從這兩次起義的領導、軍事力量以及中央的計劃，我們可以看出：這兩次起義都是在臨時中央統一領導下的軍事行動，是向國民黨蔣介石武裝反擊作戰的不同的兩個戰場，是我們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和創建人民軍隊的開端。即不像大革命時期那樣，武裝斗爭是由國共兩黨共同進行的，但軍事指揮權幾乎全部被國民黨右派所壟斷。正如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的：“革命失敗得了慘痛的教訓，于是有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進入了創造紅軍的新時期。”（注：《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12～513頁。）這兩次起義，它以“朱毛會師”，創建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在井岡山建立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而永遠載入中國革命的史冊。

  三，策略上的聯系與區別
  大革命失敗以后，當時我們黨認為，長江流域以及北方均成為反革命混戰的場所。而唯廣東軍事地理上占有優勢，工農運動也可稱之為核心。加上財政豐裕，交通靈便，可以取廣東為革命根據地。所以南昌暴動后，南下廣東，占據東江海口，可望蘇聯接濟，又可以福建為后方，這是在南昌起義原計劃之內的。從這個原計劃可以看出，南昌起義是以城市暴動，充實力量，然后南下，建立廣東革命根據地，以實現第二次北伐為目的的。起義部隊沒有公開打出工農革命軍的旗號和建立工農政權的目的，而是打著國民黨左派的旗幟和國民革命軍的番號，“暴動時要戴著國民黨的帽子”“到瑞金以后，已經在原則上決定要建立工農政權了，便是還舍不得一塊國民政府的招牌，直到汕頭失守，才決定取消國民黨的名義。”（注：中央檔案館編：《南昌起義》(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第104頁。）打出共產黨的旗幟。
  而湘贛邊界的秋收暴動一開始就打出了共產黨的旗幟，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日召開的、改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會上就決定，“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注：肖克、何長工：《秋收起義》，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頁。）會議還明確指出：“國民黨這塊招牌已經無用”，因為“國民黨這個工具完全為軍閥奪去，變成軍閥爭權利搶地盤的工具”，“壓迫民眾、屠殺民眾的工具”，“國民黨變成軍閥黨了”，因而會議“主張用共產黨的名義來號召”工農群眾暴動。（注：中央檔案館編：《南昌起義》(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第114～115頁。）并把參加起義的革命士兵和工農武裝統一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在我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樹起了工農革命軍的旗號。當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受到挫折時，毛澤東當機立斷，及時停止進攻長沙的計劃，沿著湘贛邊界向羅霄山脈中段退卻。十月，秋收起義的部隊終于在井岡山落下腳來，成功地將革命工作的重點由城市轉入了農村。
  由此可見，南昌起義和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是兩個完全不同類型的暴動。南昌起義基本上還是沿用國際共運和我黨一戰時期的傳統方式，打著國民黨的旗幟，搞城市暴動。而湘贛邊界的秋收起義完全突破了傳統方式，把黨的工作重心逐漸轉移到鄉村去，在農村發動貧苦農民進行暴動。從形式上來看，湘贛邊界的秋收暴動與當時蔡和森同志提出的“兩湖計劃”內容很相似，更象馬日事變后湖南農民圍攻長沙的反許行動的繼續。
  毛澤東同志親自組織和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暴動，正因為突破了傳統方式，逐步實現了具有深遠意義的戰略轉移，所以被臨時中央指斥為“完全違背中央策略”的。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政治紀律決議案》指出：“湖南省委委員彭公達、毛澤東、易禮容、夏明翰，應撤消其現在省委委員資格”。“毛澤東同志為八七緊急會議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組省委執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員，事實上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的錯誤，毛同志應負重要的責任，應予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這說明，臨時中央對湘贛邊界的秋收暴動向農村轉移是很不滿意的，其中又主要是對毛澤東同志。但是，正是這個偉大的戰略轉移，標志著我們黨創立工農紅軍和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開始。正如“決議”所指出的“毛澤東同志領導的湖南邊界地區的秋收起義，創立了工農革命第一師，在井岡山建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這一正確的歷史評價正是毛澤東同志為黨、為中國革命而作出的杰出貢獻，也是比南昌起義更進一步的地方。

  四，土地革命問題上的聯系與區別
  南昌起義前，由于革命發展客觀進程的限制，也由于黨對土地革命有一個認識過程，因此，在南昌起義前，黨雖然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號，但是土地革命作為一個歷史階段并沒有開始。“七一五”以后，黨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清算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經過血的教訓，黨對土地革命的認識有了飛躍。七月二十日，中央發布《中央通告農字第九號》，旗幟鮮明地把土地革命當作黨的中心工作突出提到全黨面前，指出中國革命已“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土地革命階段”，黨的責任就在于“積聚一切革命勢力，開展這一革命的新階段土地革命。”作為實行土地革命第一步的實際行動，南昌起義第一次公開舉起土地革命大旗。起義發動后的第六天召開的“八七”會議，就把土地革命以綱領的形式明確下來。在起義的過程中，起義軍領導人多次研究了土地革命政綱，并且進行了宣傳，也展開了一些打土豪的活動。經驗證明，這些活動是使土地革命運動進入分田階段的必經之路。
  毛澤東同志在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實踐中，既堅持了中央土地革命思想的正確方面，又豐富和發展了中央的土地革命思想，提出了許多非常正確的意見，他在黨內最先提出了“全般解決”（注：《中共湖南省委給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8月20日)。）農民土地的《土地綱領》。在“八七”會議上，毛澤東同志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還在會上建議討論以土地數量劃一沒收的標準，在湖南省委討論秋收起義的會議上，毛澤東同志鮮明地提出：一、中國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貧農要求的土地又多，單只沒收大地主土地，不能滿足農民的要求，必須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交給農民；二、沒收土地的辦法，要由我們黨制定一個土地政綱，沒收土地的全部辦法要由農協或革命委員會執行；三、對被沒收土地的地主，須有適當的安插，以安人心；四、宣布廢除對農民的各種苛稅，征收農業稅。毛澤東這一徹底的土地革命思想，實際上糾正了中共中央只沒收反革命、大地主及祠堂廟宇公共土地，對中小地主實行二五減租的不徹底策略思想。
  毛澤東提出的上述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正確思想是在爾后引兵井岡，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斗爭中，逐步付諸實踐，并在初步總結土地斗爭的經驗的基礎上，制定了中國革命的第一個土地綱領《井岡山土地法》。正如毛澤東所指出：它法是“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冬天一整年內土地斗爭經驗的總結”。
  綜上所述，湘贛邊界秋收暴動與八一南昌起義，是既有聯系而又有區別的。這種聯系，表現在這兩次起義都是在臨時中央統一領導下的軍事行動。這種區別，表現在后者較前者更進了一步。

〔1928年2月，毛澤東率工農革命軍取得井岡山斗爭的第一個勝仗，攻克寧岡縣城新城，打破國民黨軍對井岡山的第一次"進剿"。油畫《新城大捷》。〕
本文來源『興華論壇』  http://bbs.1911.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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