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珠峰"——歷史的回顧

      作者：梅俏

　　毛主席的這筆遺產是什么？就是他老人家晚年精心構建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和為豐富、傳播這一理論而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實踐。

　　提及文化大革命，必然要提及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對象──劉少奇的關系。過去，人們很不理解它，就是由于對這種關系處于迷惘之中。現在，這種關系是這樣涇渭分明地擺在人們面前。承認它，認識它，是繼承毛主席這筆遺產的基礎，也是解開疑團的鎖鑰。

　　毛主席和劉少奇的關系，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個是解放前至共和國成立，一個是共和國成立至一九六二年，最后是一九六二年至文化大革命開始。

　　第一階段，是親密戰友關系。

　　眾所周知，劉少奇在反對王明先“左”后右路線的斗爭中，得到了黨和毛澤東同志的信任；又在宣傳和確立毛澤東思想在黨內的指導地位上樹起了威信。《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里，在詳細闡明毛主席的正確路線的同時，也肯定了劉少奇在白區工作的策略思想“是一個模范”。這樣，在黨的七大以后，就成為黨的第二號人物。此后，雖然在重慶談判期間，劉少奇受斯大林的影響，把毛主席“爭取和平建設的新時期”改為“和平民主新階段”，在延安干部中散布了對“議會斗爭”、“議會道路”的幻想，并且復員了一些人民武裝，和國際上的“繳槍逆流”相呼應。但由于毛主席事前和事后都在黨內作了明確的指示，使其影響很快被消除。一九四七年土改中，劉少奇又犯有“左”的錯誤，經毛主席、黨中央糾正后，劉少奇也承認了錯誤。他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說：“土地改革中，各地犯了些錯誤，中央對此是有責任的，其中大多數與我個人有關。”從這些方面看，還屬于工作上的偏差，不屬于路線問題。

　　劉少奇是以黨的理論家面貌出現的。毛主席對劉少奇既器重，又十分注意思想上的交流。最突出的一件事，是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劉少奇就人性、是非、善惡等問題給續范亭（晉西北行政公署主任兼晉綏軍區副司令）的復信，毛主席看后，寫了重要批語。明確指出：“自然性、動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即說人，它只有一種基本特性──社會性，不應說它有兩種基本特性：一是動物性，一是社會性，這樣說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論，實際就是唯心論。”“所謂是非善惡是歷史地發生與發展的，歷史地發展的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的統一，不同階級的不同真理觀，這就是我們的是非論。道德是人們經濟生活與其他社會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階級有不同的道德觀，這就是我們的善惡論。把人性分為自然性、社會性兩個側面，并承認自然性是無善無惡的，就給唯心論開了后門。”

　　從毛主席這些批語中，不難看出，劉少奇在復信中闡述的觀點是相當錯誤的。但毛主席就此寫信給劉少奇說：“一氣看完你這一篇，前后看了三遍。并且率直批上了我的意見。”“我也沒有研究透徹，不能說我批的全都無錯，還請你看后告我。”從這里可以看出，毛主席是多么重視思想理論上的是與非，即使像劉少奇這樣的戰友，也要辯個明白；但又不固執己見，強人接受。他把戰友間思想理論上的原則性與坦誠相交的靈活性很好地結合起來，即使不知道劉少奇的回應，我們今天讀來，也深深感到情誼的溫暖。有趣的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兩人在決裂前，毛主席又提及這件事，寫信向劉少奇要他給續范亭的信及他在信上的批注，劉少奇當天就送給毛主席。可見這件事在兩人間多么不尋常。

　　偉大的革命鑄造著領袖人物間的偉大友誼，而革命的偉大勝利，又往往使人們對領袖人物間的這種關系看得牢不可破。殊不知，在革命轉折時期，這恰恰容易局限著人們的認識，特別是跟著領袖人物出生入死戰斗過來的一代功臣。

　　第二階段，從戰友關系逐漸向對立關系轉化。

　　這集中在三個問題上。

　　第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到底是向社會主義過渡，還是“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即發展資本主義。

　　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作了著名的報告，明確指出，革命勝利以后，國內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要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而“限制和反限制，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斗爭的主要形式”。關于在城市斗爭中依靠誰的問題，毛主席尖銳地指出：“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認為是依靠資產階級”，“不是幫助國營企業的發展，而是幫助私營企業的發展”。毛主席說：“我們必須批判這些糊涂思想。我們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毛主席還說：“單有國營經濟而沒有合作社經濟，我們就不可能領導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逐步地走向集體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到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就不可能鞏固無產階級在國家政權中的領導權。誰要是忽視或輕視了這一點，誰也就要犯絕大的錯誤。”毛主席還及時地向全黨發出警告：警惕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站在今天的歷史角度，我們完全可以把毛主席這篇光輝著作看作為他構建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一塊奠基石。它像黎明前的燈塔，照亮了共和國未來的發展道路。

　　會議是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的。根據毛主席的報告，通過了相應的決議。四月十日至五月二日，也就是中共中央遷到北平不久，劉少奇就跑到天津，宣布了自己的建國綱領，這就是放手發展私人資本主義，鼓勵資本家大膽地剝削工人。在天津工商界座談會上，他竟然鼓吹“今天中國資本主義還是在青年時代”，“剝削在一定的條件下是進步的、正當的、合法的”，“今天資本主義剝削不但沒有罪惡，而且有功勞”，“剝削的越多功勞越大”。我國東北農村大部分于一九四八年完成土改，經過一九四九年一年的發展，開始出現了兩極分化，出現了新富農。一九五０年一月，東北局請示中央組織部，中央組織部請示劉少奇，即黨員允許不允許雇工，允許不允許成為富農，是否都應參加變工組。劉少奇不經中央討論，不經毛主席同意，于一月二十三日竟作了如下答復：“現在是私有制社會，黨員生產發了，要將財產交出去也交不出去，將來在實行集體（化）時，將自己的財產交公。這種富農黨員也是好黨員。因此，即使東北將來有一萬富農黨員也不可怕。……認為（當）黨員便不可能剝削，是一種教條主義。”由此可以看出，劉少奇拋出的建國綱領是同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完全背道而馳的。

　　劉少奇不僅這樣明顯地同黨的決議唱反調，而且對群眾的社會主義實踐也大加撻伐，橫加指責。這突出地表現在從一九五一年三月至八月，圍繞山西省委在晉東南老區試辦十個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展開的一場爭論。山西省委提出，“對于私有制基礎，不應該是鞏固的方針，而應該是逐步地動搖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劉少奇一開始就支持華北局否定山西省委的意見。他先是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批評山西省委的辦法是“一種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是實現不了的。”接著，在華北局更嚴厲、更系統地批評山西省委，說什么“將來實行社會主義，不是先從農村，而是先從城市，即先工業國有化，然后才是農業集體化。”富農要求參加互助組，“領導上應采取不干涉態度。將來富農要以階級姿態出現的，甚至有些村支部、村政權會被富農操縱。……沒關系。這就是‘養肥豬’政策。養肥了將來更容易剝奪它。現在富農固然有剝削，但也有好處，能穩定中農，有利社會生產。現在農村階級分化，正是將來搞社會主義基礎。”“在新民主主義階段，不可輕易地動搖、削弱和否定農民的個體所有制。”山西省委用十個農業合作社豐產增收、吸引農民走集體化道路的鮮活實事，上報華北局、中央，劉少奇仍然在報告上批道：“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企圖把這一新生事物扼殺在搖籃里。

　　這場爭論開始毛主席不知道。毛主席發現后，把劉少奇、薄一波、劉瀾濤找去，明確表示不支持他們的意見，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毛主席針對劉少奇“先有機械化，后有合作化”的論調，說：“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采取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階段，則中國的合作化，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在“改革開放”年代，薄一波回憶當時情況說：“他講的道理把我們說服了。”

　　顯然，這是假話。當時，不論是劉少奇，還是薄一波，他們的思想仍然固守在“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上，仍然把新中國的富強寄托于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上。他們的思想感情一直在城鄉資本主義一邊。在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以后，薄一波在新稅制中提出“公私一律”的主張，實際上是通過稅收，促進資本主義發展。劉少奇為了貫徹自己的綱領，竟發展到一些中央會議的決議，不經毛主席的審閱，就以黨的名義下發。毛主席兩次書面批評，指出：“這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重申：“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

　　劉少奇的錯誤路線集中表現在他提出的“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這一綱領性的提法里。一九五一年三月，劉少奇在為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起草的《共產黨員標準八項條件》講話中，提出了“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構想。《條件》的第二條說：“共產黨的最終目的，是要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制度。它現在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斗爭，在將來要為轉變到社會主義制度而斗爭，最終為實現共產主義制度而斗爭。（新民主主義革命一般地不破壞私有財產的制度，但社會主義首先要在工業中然后在農業中破壞私有制）”從上述中可以看出，他的基本思想即一般不破壞私有制的思想是貫穿于他這一時期的文章、報告和批示中的。

　　一九五三年六月，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這種提法是有害的。過渡時期每天都在變動，每天都在發生社會主義因素。所謂‘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怎樣‘確立’？要‘確立’是很難的哩！”“過渡時期充滿著矛盾和斗爭。現在我們的革命斗爭，甚至比過去的武裝革命斗爭還要深刻。這是要把資本主義制度和一切剝削制度徹底埋葬的一場革命。”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一日，黨中央在給中央局、分局并轉省、市委的電報中，就對劉少奇的錯誤提法提出了糾正。電報指出：“現在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斗爭、將來為轉變到社會主義制度而斗爭的提法，是不妥當的。”“中國共產黨的最終目的，是要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我們的國家就開始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即為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而斗爭的時期。”

　　接著，在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中公布了黨的總路線，即“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毛主席尖銳地指出：“這條總路線的許多方針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黨的二中全會的決議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則性的解決。可是許多同志卻不愿意遵照二中全會的規定去工作，喜歡在某些問題上另鬧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會規定的東西，甚至公然違反二中全會的原則。”劉少奇不就是這么“鬧”的么！

　　這場斗爭的主要內容是對城鄉私有制的態度問題，而斗爭的實質則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較量的第一回合。較量的結果，是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制定和公布，統一了全黨的認識。到一九五六年，取得了一化三改的偉大勝利。

　　毛主席和劉少奇這場爭論和斗爭的矛盾是帶有根本性質的。文革中毛主席多次談到黨內兩條路線和兩種世界觀的較量是從這時開始的。我國的翻案復辟派也大都公開承認這個事實。有的同志不無遺憾地提出，圍繞山西省委那場斗爭當時能在全黨討論該有多好！意思是早一點剝開劉少奇資本主義路線的面目，以教育全黨。這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如果考慮到當時嚴峻的抗美援朝戰爭，考慮到當時國民經濟恢復的重重困難，那么，自然這種黨內斗爭還是要居于第二位的。同時，也反映了毛澤東同志對劉少奇批評、教育的戰友態度。當時，高饒反黨集團利用劉少奇的錯誤分裂黨，毛主席維護了劉少奇。這種博大為懷的胸襟是毛澤東獨有的。但是，劉少奇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是非常頑固的，他對自己要走的資本主義道路仍然私藏于心。這就自然要轉入下一個問題的斗爭。

　　第二個是，在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取得基本勝利以后，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一九五六年，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這就是以農業合作化高潮為標志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農業合作化切斷了城市資產階級發展的后備軍，使其孤立起來，不得不接受社會主義改造。但是，資產階級還存在，國內的主要矛盾沒有變，仍然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只是斗爭的主戰場發生了變化，已經從所有制領域轉向思想政治領域。

　　劉少奇在這個偉大勝利面前，突然改變了面目。他由極力扶植城鄉資本主義勢力發展一變而為抹殺它們的存在，抹殺它們同無產階級的矛盾和斗爭。這就是他制造的階級斗爭“熄滅論”，企圖用這塊遮羞布，來掩蓋這一矛盾和斗爭，繼續推行他的資本主義路線。這時，由于他的慘敗，他不敢像建國初期那樣，公開提出自己的綱領，而是采取了偷梁換柱的辦法，在黨的決議里，背著毛主席，塞進自己的私貨。這就是當時人們都不知道的“中共八大決議事件”。

　　眾所周知，黨的“八大”是在毛主席主持下召開的。雖然劉少奇和鄧小平在大會報告里都別有用心地和蘇共赫魯曉夫“反對個人迷信”相呼應，并在黨章里去掉毛澤東思想，但大會的主旨還是體現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劉少奇、鄧小平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竟然在大會的決議里做手腳，說什么“我國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誰戰勝誰的問題，已經解決”，“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基本完成”，今后我國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樣重大的理論問題，既不經過大會主席團的討論，又不經過毛澤東同志的審核，就以黨的“決議”公布了！這是罕見的違反黨紀的嚴重政治行為，理所當然地引起毛主席的警覺。“八大”閉幕后的第三天，在國慶典禮天安門城樓上，毛主席對劉少奇說：黨的八大決議上關于我國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確。劉少奇十分震驚，只答道：“喲，《決議》已經通過了，那怎么辦？”可以看出，劉少奇的“十分震驚”（王光美語），既是對他們違反黨紀行為的偽裝，也是對毛澤東同志這么快發現的吃驚；所謂“已經通過了”更是當面掩飾。毛主席在當時只是思想理論上指出“不正確”。到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毛主席在與中央文革成員談關于黨的“九大”和整黨問題時，才指出他們組織上的錯誤。毛主席說：“劉鄧互相合作，‘八大’決議不通過大會主席團，也不征求我的意見就通過了。剛通過，我就反對。”

　　二十多年以后，鄧小平把他和劉少奇塞進“八大”決議里的這一私貨，竟然冒充為“八大”路線，欺騙全黨，豬八戒倒打一耙，反誣毛澤東同志背棄了“八大”路線，并把他復辟資本主義的路線和他們所謂的“八大路線”連接在一起，把自己打扮為所謂“八大路線”的繼承者。這完全是一個大騙局。但是，從這個大騙局中，人們可以進一步看出他們當初陰謀的初衷就是今日的復辟現實。

　　“怎么辦？”劉少奇當然沒有公開糾正自己的錯誤。毛主席繼續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一面乘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勝利，開展了震驚世界的社會主義大躍進，一面借鑒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出現的動亂，“引蛇出洞”，主動出擊，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反右派斗爭。毛主席指出：“這是一個在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并且明確指出：“單有一九五六年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并且是不鞏固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的斗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

　　毛主席的這些論斷和反右派的偉大實踐，不但徹底打碎了劉少奇、鄧小平在“八大”決議中的陰謀，使我們國家在那場世界性的動亂中，“任從風浪起，穩坐釣魚船”。而且使毛主席在構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時，大開了視野，發表了像《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那樣光輝的著作。反右派斗爭實質上是沉重地打擊了黨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社會基礎。

　　這時，劉少奇的心態是什么？這年的五月七日，他在聽取楊獻珍等人的匯報談話中說：“整風就是要
　　強調同一性。處理的方針可以著重它的同一性。因為原來是有同一性，我們沒有必要先強調斗爭性，故意地、人為地使斗爭激烈化，使斗爭緊張起來，似乎要創造斗爭的樣子，我們才舒服。好像我們就有那么一種嗜好，不斗一下不過癮。可以采取妥協的辦法嘛。這樣一種方針，我們不少同志是不曉得的。”

　　不難看出，劉少奇在這場尖銳激烈的階級斗爭中，強調“同一性”，采取“妥協”的方針，不過是他那“熄滅論”的變種而已。至于說階級斗爭是“人為的”，“要創造斗爭”，誣說人民的斗爭是好斗的“嗜好”，是為了“過癮”、“舒服”，更是他那唯心論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必然反映。可以說，他是“身在曹營心在漢”。

　　由于他這種心態是“借題發揮”，尚未構成正面沖突，毛主席仍然視他為戰友，團結共事。這年，劉少奇在談及解決職工兩地分居這個問題時，引用了唐朝賀知章的《回鄉偶書》詩：“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未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斷定唐朝像賀這樣的大官（曾任禮部侍郎、太子賓客、秘書監等很高職務），做官在外，不帶眷屬。毛主席聽了劉的斷定，總覺不妥，就查找資料，幫助劉糾正這一說法。信后仍然謙和地說：“請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對的，我的想法不對。”又說：“睡不著覺，偶觸此事，故寫了這些，以供參考。”

　　從這里可以看出，雖然經過一兩次路線交鋒，毛主席仍然視劉少奇為戰友，在思想上推心置腹。他給犯錯誤的同志總是留下端正認識的廣闊余地，不因一時一事而激化矛盾。因為事物既處于量變中，哪怕產生了部分的質變，也不能動搖處理矛盾的基本態度。這是這位辯證法大師的過人之處。

　　第三個是，如何對待全民大躍進中的得與失？

　　一九五八年，中國出現了全民熱烈建設社會主義的高潮。高潮中形成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是中國人民在毛主席領導下開創的具有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主要標志。這個標志把黨內潛伏下的兩條路線斗爭，終于由隱到顯地推向了對立的地位。

　　一九五八年出現的大躍進，不是偶然的。它是在一九五六年社會主義改造高潮和一九五七年反擊資產階級右派進攻的勝利基礎上出現的。所有制改造和思想政治戰線的兩大勝利，從生產關系和思想覺悟兩個方面大大解放了我國的勞動人民。他們以“讓高山低頭，讓河水讓路”的氣概，修理由自己主管的那地球的一部分。毛澤東是群眾運動的熱烈的倡導者。從一開始，他就站在大躍進的潮頭，指導這場群眾運動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勿容諱言，在這場罕見的群眾運動面前，開始他也有急于求成的愿望，做出過一些過急的決策。“超英趕美”的戰略任務，就是根據他在莫斯科會議期間的講話提出來的。這個決策是和后來的高指標不無關系。但是，毛主席畢竟是一位清醒的馬克思主義者。還是在運動初期，即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會議，他一方面大講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要當促進派，一方面也發現了宣傳上的浮夸風和高指標風。他對當時新華社、人民日報負責人說：“提口號，定指標要留有余地。”在四月的武昌會議期間，提出要召開全國報紙的總編輯會議，討論新聞宣傳如何改進。當時的宣傳部長陸定一竟以“夏天太忙，秋后再說。”使毛主席的提議落空。

　　他們“忙”什么呢？劉少奇、鄧小平在這場運動中，從原來一貫反對的立場，一變而為“左”的煽動。運動中出現的浮夸風、高指標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共產風都和他們的煽動分不開，其中尤以“共產風”為甚。從一九五八年四月至八月北戴河會議前，劉少奇先后在北京、天津、山東、河北等地，大講：“我們到共產主義不要多遠”，“我看三四十年以后，可以到共產主義”，并派人帶著康有為的《大同書》，到河北省徐水縣搞一縣一社的試點，縣委書記受到鼓舞，立即宣布“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人民日報》即以《徐水人民公社頌》為題，報道了這個“五風”的典型。毛主席主持北戴河會議，制定了《關于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對“五風”第一次提出批評。

　　劉少奇、鄧小平根本不接受這個批評。他們審定的人民日報社論《高舉人民公社的旗幟前進》，打著貫徹決議的幌子，繼續兜售他們的“共產風”、“窮過渡”、“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思想。更為惡劣的是，他們把決議中關于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時間“或者更長一些時間”有意刪去，并采取在決議公開發表的前一周發表。這是他們對抗“決議”、堅持“五風”思想政治綱領的突出表現。在十一月的武昌會議上，毛主席在談到“現在要下明礬，把混亂的思想加以澄清”時說：“聽說人民日報有一篇社論講到人民公社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時把時間縮短了，說三四年五六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決議上寫的‘或者更長一些時間’那半句話了。”“那半句話是我特意加上的，當時想法是謹慎一點好。現在看來還是太急了。你們刪去那半句話就更急了，不知是聽了哪位政治局委員的意見。”“這半年大家頭腦都發熱，包括我在內。”（吳冷西《回憶毛主席》１１０頁）

　　劉少奇不止發社論，他還繼續到河北、河南、江蘇，宣傳他的“共產主義”。他公然篡改北戴河決議關于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五個條件，提出他自己“窮過渡”的五個條件，竟把拆散家庭也列入其中，要公社“組織軍事化，行動戰斗化，生活集體化”，搞集體宿舍，男女老幼分居。難怪河南一些地方這樣照做以后，還振振有詞地說：“有位中央負責同志當時就說過共產主義社會也要革家庭的命。”劉少奇在這些地方的活動，《人民日報》都以重要新聞加以報道，流毒自然是全國。

　　毛主席發現后，十分著急。他一面身體力行，到河北、河南視察，一面組織調查組，到劉少奇視察過的地方再調查。（吳冷西回憶：調查地點毛主席已經選好，原有山東壽張縣──劉少奇去過的地方，因陳伯達去過而未去）毛主席說，當年三件事：大躍進，公社化，炮打金門。他的心思沒有全花在前兩件事上。“大躍進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進，使中國的落后面貌大為改觀；搞得不好，也可能變成災難。”

　　毛主席還說：“什么是共產主義社會？現在并不是人人認識一致，甚至在高級干部中也各說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說。”這些話，顯然是指劉少奇等人。毛主席要調查組帶兩本書：《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和劉少奇帶《大同書》形成鮮明對照。因為劉少奇認為“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想法，在那時沒有實現的條件，現在馬克思主義者抓住了階級斗爭，已經消滅階級或正在消滅階級的過程中，這樣，把空想社會主義者不能實現的空想實現了。”（劉少奇１９５８年６月１４日同全國婦聯黨組負責人的談話）

　　調查組向毛主席匯報有些公社搞集體住宿時，毛主席很生氣地說，那種搞法不是給國民黨對我們的污蔑幫了忙嗎？凡是這樣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眾起來造反。這些干部頭腦發昏了，怎么共產黨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還是一家人大、中、小結合為好。到河南信陽，找地委談話，特別稱贊他們沒有拆散家庭。

　　針對劉少奇篡改北戴河決議，鼓吹“窮過渡”，毛主席說：“這樣的窮共產主義有什么優越性和吸引力呢？”“我們現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這非常危險。北戴河會議規定了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五個條件，那一條也不能少，缺一條也不能向共產主義過渡。”毛主席很動感情地說：“反正我不準備急急忙忙過渡。我今年６５歲，即使將來快要死的時候，也不急急忙忙過渡。”“事情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對的規定性，從量變到質變要有一個過程，不能隨意想過渡就過渡。”直到武昌會議上，毛主席公開批評“窮過渡”時，劉少奇、彭真插話，說什么窮過渡比富過渡容易。可見他們的立場多么頑固。

　　從一九五九年二月下旬，毛主席赴河北、山東、河南再調研，發現六中全會《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并未貫徹。第二次鄭州會議，專門研究糾正“共產風”問題。毛主席說：“‘共產風’刮遍全國，”“我代表一千萬隊長干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右傾機會主義’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貫徹，我一個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要到馬克思那里告狀！”毛主席以更加尖銳的語言批判“共產風”，說：“共產主義沒有飯吃，天天搞共產，實際上是搶產，向富隊共產。舊社會為之賊，紅幫為之搶，青幫叫偷，搶和偷的科學名詞叫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他把“共產風”上綱為“左”的修正主義、冒險主義。怕貫徹不力，他又以“黨內通信”的方式，向省、地、縣、社、隊寫公開信，說：“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目的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目的。”

　　從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初的鄭州會議起，毛主席就下決心糾正“五風”這種東西。但是，劉少奇把持的宣傳口，就是遲遲不轉變。到一九五九年六月，毛主席在頤年堂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五八年三大錯誤，即計劃過大，指標過高；權力下放過多；公社化過快。并且作了自我批評。他說：“看來，我第一次抓工業，像我１９２７年搞秋收起義時那樣，第一仗打了敗仗。”他還以他特有的幽默說：“自己過去立的菩薩，現在自己不要再拜了。”吳冷西回憶說：“據我回憶，從去年１１月鄭州會議到武昌會議到上海會議，毛主席曾多次作過自我批評，但像這次會議上這樣的自我批評還是第一次。”

　　毛主席要求報紙宣傳要轉過來。劉少奇在會上卻提出：“不能馬上轉，不能全面地轉，而是要逐步地轉。”毛主席說：“我的感覺，去年北戴河會議后，從去年九月到今年五月，一直是被動的。”“現在宣傳上要轉，非轉不可……如果不改，人民日報就有變成中央日報的危險，新華社也有變成中央社的危險。”（中央日報、中央社皆為國民黨的宣傳機構──引者）要劉少奇抓一抓人民日報，劉少奇以“管的事情很雜”為由拒絕了。

　　由此可見，在“五風”是糾還是反糾問題上，毛主席和劉少奇的矛盾已相當尖銳。但是，毛主席仍然以大局為重，團結劉少奇等人，克服工作中的“左”的錯誤，直到廬山會議前半段。我們在梳理了這對矛盾以后，再看彭德懷的廬山“罵娘”，就不難理解毛澤東為什么在反“左”的同時，突然來了一百八十度的轉彎，開始反右傾了。

　　由于“五風”遲遲得不到糾正，干部中的思想混亂也出現了。彭德懷恰恰在這時，向黨和毛澤東同志發難，從右的方面否定大躍進運動。這不是孤立的，而是代表了黨內資產階級勢力。他們一部分人物在所有制改造和反右派斗爭以后，從右跳到“左”，在大躍進中竭力鼓吹“五風”；另一部分人物則成了觀潮派，彭德懷就是這部分人的代表。他們“觀潮”，抓住“五風”中的問題，向黨發難。彭德懷更是以“現實的憤懣”來發泄“歷史的積怨”。這種錯綜復雜的關系，只有毛澤東同志看得清楚。他深知“左”是形，右是質，直接暴露出來的右，如果不打退，帶來的災難將是滅頂的；打退了右，就使糾“左”有了政治方向上的保證。在這樣“左”右夾圍下，恰顯出毛澤東過人的洞察力和駕馭力。毛澤東尖銳地指出：“廬山出現的這一場斗爭，是一場階級斗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斗爭的繼續。”并第一次向人們揭示這種“昨日是功臣，今天變禍首”的黨內斗爭的特點，指出人們之所以感到驚奇、不認識，是因為“人們不知道他們的歷史變化，不知道他們歷史的復雜和曲折”。毛主席的話，正是從臺前指向了幕后。

　　反右傾的結果，毫無疑問延緩了糾“五風”的步伐。但是它極大地教育了干部和群眾如何正確地看待大躍進中的得和失，為克服困難指明了方向和準備了精神。所以，當毛澤東預見的“災難”降臨以后，全黨和全國人民沒有驚慌，繼續在社會主義道路上昂首前進。《我們走在大路上》這首歌曲，表現了當時人民的精神風貌。

　　但是，困難檢驗了人，進一步把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矛盾從隱到顯地推了出來。毛主席當時遇到的不只是這一對矛盾，還有和蘇共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的矛盾，還有同蟄居在臺灣島蔣介石集團的矛盾，更有與美帝國主義封鎖、侵略威脅的矛盾。這諸多矛盾比起天災（即自然災害）要復雜千百倍。這些矛盾確實把毛澤東帶到了建國后最困難的時期。但是，毛澤東畢竟是辯證法大師。他經常講：“主動權是一個極端重要的事情。”他牢牢地掌握住他同劉少奇等人之間這對矛盾，以調整人民公社體制為核心，不顧年事已高，親自下去調查制定人民公社六十條，安定農業和農村；同時使國民經濟其他戰線也得以調整。他和周恩來同志以不吃肉、喝玉米糊來嚴以律己，同人民群眾一道渡困難；并且以自我批評的精神，認真總結經驗。在《十年總結》中，他說：“我本人也有過許多錯誤。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的。……錯誤不可能不犯。如列寧所說，不犯錯誤的人從來沒有。鄭重的黨在于重視錯誤，找出犯錯誤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錯誤的主觀和客觀的原因，公開改正。”之后，又在一份省委報告上代中央批示：“毛澤東同志對這個報告看了兩遍，他說還想看一遍，以便從其中吸取教訓和經驗。他自己說，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說，他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例如，錯誤之一，在北戴河決議中寫上了公社所有制轉變過程的時間，設想的過快了。”直到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毛主席仍然作了自我批評。毛澤東在糾正“五風”中，那種原則性和堅定性如昆侖一般；但對自己的錯誤，絲毫不加以掩飾，更沒有諉過于人的半點情緒。他就是以這樣的坦蕩胸懷，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從驚濤駭浪中走過來。

　　反觀劉少奇、鄧小平，那完全是“兩股道上跑的車”。先說鄧小平。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之后，正式提出：“我不能再當國家主席了，我應當退到后臺去，讓別人干。”他沒有指名讓誰來當國家主席。這個提議使大多數不知內情的與會者感到愕然。經過一陣沉默以后，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說，都不提，我提劉少奇同志當國家主席。沒有人表示不同意，毛澤東本人也沒有表示反對。這樣大家鼓掌通過，同意毛澤東提出的不做下屆國家主席候選人的建議。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召開的第二屆全國人大會上，劉少奇當選為國家主席。這就成為他們組成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重大步驟。

　　困難來臨以后，他們利用獲得的權力，從鼓吹“五風”的“左”的立場，一轉跑到右的立場，極力否定大躍進，夸大當時的困難，并且半句自我批評的話不講，一點責任也不承擔，還含沙射影地栽贓與毛澤東同志。

　　鄧小平鉆到當時的高干俱樂部──養蜂夾道，聚眾打橋牌。幾年間，除出差之外，每星期三、六晚上，每星期日下午、晚上，都是他們打牌的時間。他們美其名曰“值班”。坐上的常客除萬里外，就是他稱為“教授”的吳晗。每打到深夜，由北京飯店以高級菜飯、茶點侍候。鄧小平打到興致處，竟然說：“打橋牌也要鼓足干勁。”引來滿堂哄笑，完全暴露了他們在困難時期的陰暗心理。一九六一年毛主席叫調查研究年，動員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身為總書記的鄧小平陽奉陰違，開著專列在京郊順義，以調查研究為名，行對抗之實。他在那里，竟當著隊干部的面，問：為什么農民十邊地的麥子比生產隊的麥子長得好，要隊干部把生產隊的耕地當作社員十邊地一樣來耕種。隊干部當時都很吃驚；只是到了改革開放，解散了集體經濟，這些人才明白過來。他還把養蜂夾道的牌桌搬到專用列車里，把吳晗從城里叫來，陪他終日打橋牌。最后，把一般工作人員從村子里搜羅的一些材料，拼湊成所謂“調查報告”，發回北京，再用電報轉給正在外地身體力行做調查的毛主席。這不是欺騙是什么？當時，毛主席還專門寫了一封信，號召大家做親身調查，而不是老爺式的調查。鄧小平在這里搞的不就是“老爺式的調查”嗎？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一日，他在黑龍江省委會上講到大躍進，說它是“超越了階段”，并氣勢洶洶說：“凡是辦不到的，不管原來哪個人說，站不住就改。顧面子是顧不住的，今天顧住了，明天也顧不住。”直到一九六二年，他還講大躍進“運動太多”，影射毛主席“太輕易下決心，太輕易普及”。人民公社六十條已經確立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他在《怎樣恢復農業生產》的講話里，還散布說：“生產關系究竟以什么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愿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就是根據這種“貓”論，他提出“有些包產到戶的，要使他們合法化。”“以各種形式包產到戶的恐怕不只是百分之二十，這是一個大問題。”七千人大會上，他和劉少奇心心相應，講完話，竟以口號式喊：“劉少奇同志講到力爭上游，我們一定要力爭上游。”

　　劉少奇則是部中之帥。在影射攻擊毛主席方面，更為露骨。一九六一年，他在家鄉和當地農民談話時，公然說下面的錯誤“根子還在中央”，有人對錯誤“死而不改”，“這次教訓很深刻，要子子孫孫傳下去，以后再也不犯這個錯誤。”人們不禁要問：身為黨的二把手，在農民面前講這些話，目的何在？他從家鄉農民口中得到“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評語后，就到處講，只怕人們不知道“七分人禍”是什么。他一再講大躍進錯誤“中央負主要責任”，但半句自我批評的話也不講。七千人大會上，他有了毛澤東看過的書面報告，還不盡意，又即席大講大躍進“不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說他報告里四條缺點錯誤“寫得還不夠，再加一兩條也可以。”丑化黨“好像一個人害了一場大病，”“跌了跤子，而且跌痛了。”誣說黨內斗爭“是一種過火的、粗暴的黨內斗爭方法”，很多運動“是一哄而起”，承認錯誤要“傾箱倒篋”。還拐彎抹角地說：“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可惜，這個講話在《劉少奇選集》里“有刪節”，不知刪掉了什么。

　　周恩來總理在文革中，對紅衛兵小將回憶起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以后，毛主席對他說出一句石破天驚的話。毛主席說：“此人（指劉少奇）我絕望了！”

　　第三階段，兩個司令部的斗爭由暗到明。

　　七千人大會是兩個司令部較量的先聲，較量的內容是如何看待大躍進中的得和失，特別是如何對待大躍進中出現的錯誤和教訓。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是承認錯誤，檢討錯誤，從錯誤中引出教訓，繼續引導廣大干部和群眾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則從鼓吹“五風”脫身，完全站在右的立場，全面否定大躍進，并企圖把錯誤的責任嫁禍于毛主席一人頭上，從而為篡黨奪權制造輿論，推行他們屢屢失敗的資本主義路線。

　　當時的確壁壘分明。林彪在會上講：“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某些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當時和事后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可是我們有些同志不能很好地體會毛主席的思想，把問題總是向‘左’邊拉，向右邊偏。我深深感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是他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反之，他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擾，事情就要出毛病。”

　　這段話擊中劉、鄧的要害。毛主席看后，說林彪的報告“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并批示，要把林彪的報告轉發下去，批評劉、鄧以“保密”為由封鎖這種聲音說：“這個問題向中高級干部保密，不讓他們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質準備，是極為有害的。”

　　劉、鄧在大會以后，繼續沿著右的道路刮風：即“單干風”、“翻案風”。“單干風”就是借調整人民公社管理體制問題，想把農村集體經濟一風吹掉，退到合作化以前；“翻案風”則是在思想政治領域為歷次運動受批判的人翻案。

　　劉少奇在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以《目前的經濟形勢到底怎么樣》為題，講“‘左’了這么多年，讓我們‘右’一下吧。”講目前形勢“是一個很困難的形勢。從經濟上看，總的講，不是大好形勢……我們這里不開口，人家是不好講的。”他還講：“我看，對困難估計過分危險性不大。……對困難估計不夠就危險了。”就是在這樣一股公開鼓吹“右一下吧”的鼓噪聲里，像鄧子恢（當時的農業部長）這樣的高級干部，在部隊干部中作報告說：“單干也有一定的優越性。”“過去像我這樣的人也不敢講話”。把當時農村描繪成“問題成堆”，提出要把農民的自留地、小開荒、借地增加到占耕地總面積的百分之二十。這和當時制定的６０條完全相反。而像田家英這樣在毛主席身邊工作多年的人，竟也認為“包產到戶”還退得不夠，只有分田到戶，才算退夠了。田的這種倒退意見，當時七位常委中，竟有四人贊同，劉、鄧當然自在其中。周恩來沒有表示同意，但也沒有表示反對。田家英正是窺視出這種嚴峻的形勢，棄毛投劉，勸劉少奇：“劉公，何不造反？”

　　面對這種險惡的形勢和領導核心力量的對比，毛主席以他特有的氣魄和領導藝術，開展了兩個司令部的真正較量。較量中，毛主席自然有妥協，如同意劉鄧以中央名義下發了關于正確對待單干問題的規定和關于加速進行黨員、干部甄別工作的通知。在妥協中取得主動權，開展主動進擊，迫使對手或以借口暫拒執行，或陽奉陰違，形“左”實右，直到公開對抗，露出自己的真面目。

　　毛主席采取的步驟是：

　　（１）重提階級斗爭，向全黨和全國人民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動員令。這就是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毛主席在會上講：“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這樣尖銳明確的動員令，自然要受到劉鄧的抵制。劉少奇、鄧小平都提出：“調整工作不受階級斗爭影響。”就是不予貫徹。但在黨內和群眾中卻產生了重大影響。

　　（２）在城鄉開展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一步打擊黨內資產階級的社會基礎，重新教育干部，組織階級隊伍。毛主席充分看到劉鄧們鼓吹的“單干風”和“翻案風”在干部和群眾中造成極大的危害，也給了黨內外資產階級勢力以反撲之機。因此，他用了很大的精力，從一九六三年二月至一九六五年，花了兩年多的時間，開展這場斗爭。斗爭中，毛主席發出許多指示，批改很多文件，并且發表了不少講話，構成了他繼續革命理論的重要內容。很多話至今讀來，仍然使人發聾振聵。如社教運動（當時叫“四清”“五反”）開始不久，他就指出，不開展這場斗爭，“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么危險的情景啊！”這種預言式的警語，好似長鳴的警鐘，讓代代人銘記于心。

　　劉鄧對這場斗爭采取了陽奉陰違、形“左”實右的態度。在毛主席主持制定了前《十條》即《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以后，他們又制定了后《十條》即《中共中央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前者放手發動群眾，后者束縛群眾手腳，兩個文件形成鮮明對照。劉少奇在后《十條》公布后，就派他的老婆王光美到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蹲點，并親自給以指導，炮制出“桃園經驗”，實際上是他和鄧小平制定的后《十條》的樣板：搞什么扎根串連、秘密工作方式，說桃園黨支部“基本上不是共產黨”，“是一個反革命的兩面政權”，支部書記是一個鉆進黨內的“壞分子”、“國民黨分子”，強調要找“真正的根子”。這實際上是他在一九四七年土改中提出的“一腳踢開基礎”、“搬石頭”打擊基層干部等錯誤的重復，只不過“有過之而無不及”罷了。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毛主席談及這件事時說：“六三年搞了十條，才隔兩個月，他們又開會搞后十條，也不征求我的意見，我也沒到會。”可見劉鄧的對抗已經到了什么程度。

　　（３）把國際上的反修斗爭同國內的反修斗爭緊緊結合起來，互相促進，相得益彰。這時，我們黨同蘇共赫魯曉夫叛徒集團的斗爭如火如荼。對蘇修叛徒集團的揭露和批判，是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在國際范圍的應用和發展。毛主席從列寧締造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出現修正主義集團的嚴酷實事，更清楚地看出劉鄧一伙的反革命本質。他不僅親自指導和修改了像《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即九評那樣的經典文獻，而且緊緊和國內的斗爭相結合。一九六四年九月，對蘇聯圖加林諾夫的一文摘譯件的批注談蘇聯“矛盾重重。四十七年中逐步發展起來的工人貴族和農民貴族，即城鄉兩種資產階級，壓迫、剝削占人口大多數的工人、農民。他（指圖加林諾夫──引者）以工人、農民的代表者出來說話，欺騙工、農。而廣大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即貧民、農民，則不相信他們，向他們進行尖銳的各種形式的斗爭。城鄉兩部分資產階級，雖然都是資產階級，是聯合起來掌權的，但是亦有控制和反控制的斗爭。城市資產階級也是一分為二，進行你死我活的斗爭。近日事件就是斗爭的表現。我國亦大量地存在這樣情況，也是矛盾重重。不過，我們正在認識，并著手解決。”毛主席在這里首次提出工人、農民“貴族”概念，對我們當前認識問題很有幫助。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周揚要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作《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戰斗任務》報告，毛主席對報告作了２１處修改。其中有“這種情況看起來好似有些奇怪，怎么有些人會從革命的、科學的社會主義學說的擁護者，竟然墮落到反革命的、反科學的修正主義道路上呢？其實一點也不奇怪。世界上無論什么事物，總是一分為二。學說也是這樣，總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學的學說，就一定會在其內部的發展過程中產生它的對立物，產生反革命的、反科學的學說。”并且說：“現代修正主義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們的全部政策中所實際遵循的，也就是美國牌的實用主義哲學。”毛主席不是把內外修正主義者的丑惡靈魂都揭示出來了嗎？

　　就是在這樣一個戰斗的會議上，劉少奇公然和毛主席唱了反調。他說，國內沒有反修任務。企圖解除人們的武裝，混淆視聽。這說明他對國際上這場反蘇修斗爭，實際上是采取一種曖昧態度。《十年論戰》中講，要不要派代表團參加蘇共２３大，劉少奇、彭真起草電報要參加，在杭州討論時，鄧小平以在西南視察大三線“交通不便”為由，請假不參加。毛主席在會上說：“我們去不去參加蘇共２３大，是一個重大的原則問題。”“如果去參加，那就跟中間狀態的黨混同了，也同右派分不清了。”堅持不派代表團參加蘇共２３大的原則立場。

　　（４）不斷地提出“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問題，把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對象確立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就為兩個司令部的斗爭和較量斷明了性質，指明了方向。

　　一九六四年是兩個司令部較量由暗到明的關鍵一年。這一年，國民經濟調整取得了全面的勝利，打碎了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悲觀估計，同時，也為政治上的較量提供了物質基礎；這一年，反對蘇修叛徒集團的斗爭，也因赫魯曉夫的下臺而取得了基本的勝利。毛主席抓住這一有利時機，把兩個司令部的斗爭引導到短兵相接的境地──即帥帥相見，路線攤牌。

　　一九六四年春節期間（２月２９日），毛主席同在北京的外國同志的談話中，批評了中共中央的三個部。批評中聯部搞“三和一少”、統戰部不講階級斗爭、中央農村工作部搞“三自一包”；都是在搞修正主義。第一次指出中央出修正主義問題。

　　一九六四年五六月間，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中國會不會出修正主義的問題。并且提出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的五個條件。毛主席說：“蘇聯出了修正主義，我們也有可能出修正主義。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條。”第一條就是要搞馬克思主義，不搞修正主義。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在對中宣部關于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上批道：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邊緣”。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五日，在一個廠蹲點報告中講，該廠資本主義經營管理的根子“和來自上邊的影響也不無關系”。毛主席在這句話后面批注：“不是不無關系，而是主要根源。”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毛主席在另一個蹲點報告中批道：“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還批道：“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斗爭對象、革命對象。”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邀請幾位科學家和勞動模范，和他們同桌過生日，批評對社教運動的一些錯誤認識，說到黨內有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指責中央有的機關搞“獨立王國”。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毛主席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九六五年一月，主持制定《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２３條），明確指出：社教運動的性質是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原稿指出“這些當權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陳伯達改為“這些當權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毛主席表示贊成。

　　劉少奇當時在四清中推行一條極左路線，即主張秘密扎根串連、實行大兵團作戰、對干部不依靠的一套做法，毛主席就不同意。強調不可搞得打擊面太寬了，“要把那些幾十塊錢、一百塊錢、一百幾十塊錢的大多數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就是怕搞得太多，搞出那么多地主、富農、國民黨、反革命、和平演變，劃成百分之十幾、二十，七億人口就是一億四，那恐怕要發生一個‘左’的潮流。”

　　會議最后階段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在制定文件過程中，劉少奇則散布四清是四清四不清矛盾，是黨內外矛盾的交叉，認為四清四不清是主要矛盾。毛主席批駁道：“這兩種提法，不說是什么社會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說是什么黨的內外矛盾交叉。從字面上看來，所謂四清四不清過去歷史上什么社會里也能用；所謂黨內外矛盾交叉，什么黨派也能用；都沒有說明今天矛盾的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毛主席還嚴肅指出：“忘記十幾年來我黨的這一條基本理論和基本路線，就會要走到邪路上去。”并指責：中央機關有兩個“獨立王國”；在人數很少的常委會上說，一個是中央書記處，一個是國家計委。

　　劉少奇根本聽不進毛主席的批評，他仍然堅持他的錯誤主張。他質疑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說：“對這個‘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他還當面向毛澤東將軍說：“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后來，劉少奇經過別人勸說，在政治局會上檢討說：對毛主席不夠尊重。毛主席說：“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在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不讓步的。”

　　毛主席對這些面對面的爭論，公開表態，就使他和劉少奇的矛盾第一次在高層領導中公開化了。很顯然，這不是個別意見的磨擦，而是黨內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長期斗爭由量的變化達到了一個質的變化，由隱藏到公開的變化。劉少奇之所以公開反對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因為這個目標太醒目了，太準確了，太通俗了，直指他本人和他的資本主義路線。他感到危及到他的地位。這樣大的原則問題，毛主席能容忍嗎？當然不能！他不僅對劉少奇的歪理進行了批駁，而且對劉少奇的專橫提出了強烈批評。這是一次重大的交鋒。所以，一九七０年十二月十八日，斯諾問毛主席：“你什么時候明顯地感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毛主席回答：“一九六五年一月，２３條發表。２３條中間第一條就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

　　斯諾在文章中這樣記述：“現在，人們說，劉和毛從一開始就代表著‘兩條路線’。毫無疑問，‘兩條路線’是存在的。據毛說，在黨由兩個人領導的四十五年里，也存在這樣的情況，‘非對抗性矛盾（逐步）變成了對抗性矛盾’（不可調和的矛盾）。是個人爭權的斗爭嗎？人情的因素是不能完全同客觀政治現實分開的，但是，毫無疑問，毛和劉之間的沖突首先是由于，兩個人對于偉大的中國革命的方法和目標的考慮在實質上是不相同的。”一個外國友好人士的理解，不是勝過我們的許多同志嗎？

　　（５）選好突破口，開展一場聲勢浩大的群眾革命運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徹底解決兩個司令部的斗爭。

　　在兩個司令部的較量中，毛主席一直在審時度勢，選擇突破口。開始，他曾點了三個部，即中聯部、統戰部和中央農村工作部。后來又點了兩個“獨立王國”，即中央書記處和國家計委。接著，對文藝、教育、衛生和中宣部作出一系列指示，等于是下戰表。最后，他終于選了北京市委。

　　那末，這個突破口是不是選對了、選準了？這是一個迄今人們爭議的問題。否定文革的人，首先否定這個突破口，否定《海瑞罷官》是政治問題。他們把這個案子徹底地翻了！好心的人，也認為毛主席在這個問題上不實事求是。那么，到底應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關鍵在于立場。你若認為劉鄧不是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他們的所作所為，不是路線問題，而只是工作上的不同意見而已，那么，你必然要對這個突破口持否定態度。假如你確實經過梳理，看到毛、劉之間像斯諾說的那樣，不是個人權力之爭，而是路線之爭，是關系中國的兩種前途和命運之爭，那么，你就會認定毛主席這個突破口是選對了、選準了。

　　就拿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來說，它是純學術問題嗎？不。歷來的新編歷史劇都是為現實斗爭服務的，郭沫若的《屈原》，曹禺的《王昭君》，不都是當時現實斗爭需要而產生的嗎？《海瑞罷官》正是在中國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激烈斗爭中應運而生的。從文革初期揭發的材料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講了海瑞精神（毛主席說：“現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傾司令部去了，向著馬克思主義作斗爭。這樣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們是提倡左派海瑞，海瑞歷來是左派，你們去看《明史·海瑞傳》”）以后，胡喬木就把這個信息從山上傳給北京的吳晗，要吳晗寫文章。于是，很快《人民日報》上就出現了《海瑞罵皇帝》一文。誰都知道，彭德懷在廬山借提意見之機“罵娘”，把矛頭指向毛澤東同志，“罵皇帝”一文是空穴來風嗎？顯然不是。從《海瑞罵皇帝》到《海瑞罷官》，正是廬山這場斗爭深化時期，劉鄧從鼓吹“五風”到鼓吹“單干風”、“翻案風”，變了一百八十度。這后面的兩股風刮得很兇，為彭德懷翻案成了當時黨內一些高官們流傳的話題。就是在這種政治氣候下，有現實斗爭嗅覺的作者精心炮制了《海瑞罷官》，而且大演特演。一出歷史劇，兩風全有影，何等心有靈犀！何況當時寫翻案劇的，在北京市委，絕非吳晗一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只講了“單干風”，而未講“翻案風”。毛主席講，姚文沒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可說是畫龍點睛，一語破的。

　　《海瑞罷官》不過是這個突破口的首刀。且看當時北京市以鄧拓為主帥的《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所宣傳的傾向，完全可以看出，這個突破口該下刀的地方太多了。像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不也是北京市委派人經營的嗎？他們咒罵毛主席在莫斯科會議上講的“東風壓倒西風”是“偉大的空話”，咒罵大躍進是“吹牛的騙子”，“困難不但不會克服，反而越來越多，其嚴重性也日益增大”（作者在出集子時自覺后一句話太露骨，刪去了）。咒罵反蘇修斗爭是“想做霸主，到處樹敵，多么不得人心！”毛澤東同志針對當時帝修反的壓力，指導編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書，號召全國人民以“不怕鬼”的精神，戰勝內外壓力。他們卻譏諷這是“口出大言”、“口稱不怕鬼而實際怕鬼怕得要死的人”，要使他們“丑態百出”。并揚言要編一本《怕鬼的故事》。可見他們對抗毛澤東同志到了何等程度！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在批改周總理《政府工作報告》里，毛主席針對這股逆流莊嚴寫道：“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難道這是做不到的嗎？是吹牛皮、放大炮嗎？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們的歷史就可以知道了。我們不是在我們的國家里把貌似強大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從根本上打倒了嗎？我們不是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基地上經過十五年的努力，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各方面，也達到了可觀的水平嗎？我們不是也爆炸了一顆原子彈嗎？過去西方人加給我們的所謂東方病夫的稱號，現在不是拋掉了嗎？為什么西方資產階級能夠做到的事，東方無產階級就不能夠做到呢？中國大革命家，我們的先輩孫中山先生，在本世紀初期就說過，中國將要出現一個大躍進。他的這種預見，必將在幾十年的時間內實現。這是一種必然趨勢，是任何反動勢力所阻擋不了的。”

　　評《海瑞罷官》這件事確實是背著劉鄧干的，甚至連周恩來總理也不知情。難道這也是否定的理由嗎？有的同志至今還左一個“突然”，右一個“突然”，指責評判是“武斷”。正是這種“武斷”和“突然”，才重重擊到資產階級司令部的要害處。不然，作為文化革命五人小組負責人的彭真，那么快地“要把這場討論（指評《海瑞罷官》）置于黨中央的領導之下，要降溫”，并起草了“二月提綱”，明確指出：討論文章“不涉及廬山會議”。《人民日報》照辦，“凡是涉及廬山會議的文章都被刪改或不發”。斗爭是多么激烈啊！

　　他們不僅控制了《人民日報》，還有首都的一批報紙，就是按兵不動，不予轉載姚文。待毛主席嚴厲批評以后，他們轉載了，但又組織文章“反駁”，死守陣地。北京市委當時確實做了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前哨陣地，像毛主席批評的那樣，“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當時任市委副書記的鄧拓，在《人民日報》任職時，就對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所做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不予報道。毛主席批評他是“死人辦報”，隨后，調離《人民日報》，到了北京市委。他對毛主席的批評耿耿于懷。按說，鄧拓是解放區最早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的人，為什么到了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卻成了毛澤東思想的對抗者？這種歷史和個人的變遷，只能說是革命的深入和個人對革命態度的變化。隨著兩條路線斗爭的公開化，這種反對革命的立場就更加暴露無遺。這時，鄧拓使出渾身解數，為北京市委堅守陣地。隨著風暴的來臨，他第一個自殺了。隨后，北京市委宣傳部長李琪也自殺了。江青搞文藝改革，最早找到北京市委，同李琪談的，李琪滿心愿意，還寫了兩首詩呈毛主席。后彭真談了話，他立馬打了退堂鼓。可以說，春江水暖鴨先知。一九六二年三月，鄧拓在《北京晚報》上寫了一首《黑天鵝》詞，其中寫道：“春風吹夢，湖泊送暖，唯我先知。”對當時瘋狂進攻的形勢多么得意！

　　毛主席在審批一篇文章中，曾號召北京市委這個“王國”里的公民們要引出必要的教訓。本人曾是這個“王國”里的一個青年干部，由于立場問題，那時不但引不出教訓，而且自認倒霉，并為別人喊冤。直至清隊時，自己被錯打成反革命，更是一肚子冤氣、怨氣、不服氣。后來，偶然讀到毛主席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它將鍛煉出整整一代堅強的共產主義者的語錄，（這段語錄將在下文詳述，這里從略）我一下從個人小圈子里飛翔到這個偉大革命變革的廣闊天地。下放到北京郊區農村，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認真改造世界觀，特別是參加了批林整風運動，親歷了農民群眾對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那種自然的、深厚的感情，我的世界觀發生了根本的轉變。這個轉變，就使我對鄧小平的復辟有了一點警覺。隨著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特別是我們國家的慘烈變化，我對毛主席晚年這件大事有了全新的認識，以百萬字小說《ＸＸＸ》反映這件大事。這次，經過梳理，重新學習，認識又有了新的提高。

　　吳冷西同志回憶說，杭州會議期間，毛主席曾批評他：“我看你是半個馬克思主義，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斷進步，否則要垮臺。批評你是希望你進步。我對一些沒有希望的人，從來不批評。”吳說毛的批評很重，他對周恩來和彭真都講了，他們都說，不光是批評你，也是對我們說的。吳說：“我隱約感到，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可惜，他不是以海燕之搏擊而迎風暴，反被視為燕雀關進籠子里（坐牢）。

　　毛主席正是選準了這個突破口，才造成一九六六年春夏那樣一個勢如破竹的形勢。中央文革小組代替了五人小組，“五一六通知”代替了“二月提綱”。一張革命的大字報在校園里點起熊熊烈火，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十六條制定，《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面世，在２０４個字里，宣判了劉鄧路線失敗的命運。

　　劉少奇不失一帥。他雖然不得不主持中央會議通過毛澤東制定的打倒自己的決策，但他仍然“故我”，在校園里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燒起來后，他和鄧小平策劃派工作組，像“四清”一樣又派他的老婆王光美到清華大學，“圍剿革命派”。即使這一手被毛抓住，他仍然以“老革命”自居，說他的錯誤是“遇到了新問題”。他不檢討，使得他的戰友與親人在懷念他的時候，也發出《與君同舟，風雨無悔》的自豪，但也反證了毛主席說的：“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反動階級及其代表人物絕不會自行退出歷史舞臺。

　　延安審干時期，劉少奇把柯慶施投進監獄。在毛主席的過問下，柯的冤案平反了。他一出獄，就去找毛澤東。當他詳細地匯報了劉少奇在華北局的問題后，毛澤東說：“這些問題先不要再講了，事情復雜，三言兩語也說不清楚。等革命勝利后我們會進一步弄清情況的，那時也可能就會真相大白。你先要學會忍耐。我也是這樣過來的，共產黨員不會顧全大局就干不了革命。”

　　毛主席就是以忍耐來對待劉少奇同他的矛盾的。這種忍耐只有毛主席這樣偉大而清醒的馬克思主義者才能做到。這種忍耐，不是出于任何個人恩怨，而是完全出于他那為人民服務的崇高信念。毛澤東這種博大胸懷，恰恰反襯出劉少奇的偏私、頑固、死不改悔！

　　如果說，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在黨內，主要是同王明路線斗爭而形成的，那么，他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在黨內，則是同劉少奇路線斗爭而形成的。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矛盾和斗爭，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一條主線。理清了毛和劉的矛盾及其發展，一不難理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為什么說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二不難理解他所構建的比第一個理論更加輝煌、更加偉大的理論，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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