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科學抽象法：解構與重建

　　——《導言》和《資本論》商品章結構形成機理及機制轉換研究

　　內容提要  唯物辯證法的兩個因素是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它們是彼此“互看”與互換“角色”含義的有機統一。以之為尺度，“政治經濟學方法”的完整概念即是“體現在政治經濟學領域內的唯物辯證法(工作規定)”。政治經濟學領域內唯物辯證法的總形式或總道路是：始源規定的唯物主義(辯證法)→行動主義(辯證法)→辯證唯物主義(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辯證法)，它決定我們在理解和運用科學抽象法上必須摒除邏輯公式主義和解釋學循環。具體而言：(1)堅持從“《導言》的革命”看政治經濟學的方法特質性規定——政治經濟學批判;(2)《導言》既探討辯證法，也探究唯物主義，從而《資本論》商品章必須視為從其內生出來的“結構”;(3)這樣，科學抽象法不應當和唯物主義歷史路徑的尋求有關，從而在“社會發展理論”層面，它要被“解構”;(4)相反，植根于批判規定的“社會機制理論”層面必然是科學抽象法的自身活動范圍，而這又意味著一個命題：必須以“發生學”為內容規定，以“科學抽象法”為形式規定。時代重建的科學抽象法將完成對教科書版本的科學抽象法的工作走出，并且，這一方法論實踐活動始終和政治經濟學領域內“唯物辯證法”建設活動(如知識表達的工作尋求)內在關聯，這就需要我們從中發掘更多的中華本土元素。

　　關鍵詞  《資本論》  科學抽象法  政治經濟學批判  唯物辯證法  發生學  解釋學  歷史  邏輯

　　【《海派經濟學》2020年第1期第151-171頁】

一、《資本論》商品章工作線索再探究

　　人們一直詢問《資本論》的方法，但苦于對唯物辯證法工作性質的缺乏了解，也并不了解《自然辯證法》和《資本論》商品章的“辯證法對接”，不了解“《商品》=《辯證法》”的工作規定。這樣一來，《商品》的大寫化方法論規定是被嚴重輕視了。馬克思為什么以“唯物辯證法”為總布局，馬克思何以用“唯物辯證法”作為總布局，這看似是個謎，然而在經過對《商品》結構布局的縝密考察之后，這個謎底是較容易揭開的。《資本論》所遵循者“漸悟→頓悟”，而“頓悟”始終是領導結構。所謂邏輯，用《紅樓夢》的話語，即是：你證我證，心證意證;是無有證，斯可云證;無可云證，是立足境;無立足境，是方干凈。而所謂歷史，即是：無我原非你，從他不解伊;肆行無礙憑來去;茫茫著甚悲愁喜，紛紛說甚親疏密;從前碌碌卻因何，到如今回頭試想真無趣!“‘從個別上升到一般、邏輯與歷史相一致’，這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遵守的科學研究道路。”因此，我們必須指出：“如果脫離恩格斯‘導讀’，也許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就真的體現為‘某種邏輯體系的說法’，體現為‘純粹邏輯抽象的推理’。”(許光偉，2020c)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歷史工作本位。所謂“邏輯起點”，是說歷史起點里頭包括了邏輯起點的規定。這樣，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觀導向的唯物辯證法研究可以用一個命題加以概述，即“歷史何以繼續”，機理路徑如下：

　　1. 歷史

　　2. 歷史I——歷史II

　　3. 歷史(發生)——路徑——歷史(結構)

　　4. 歷史(既是發生、亦是結構)——結構——路徑——歷史(既是結構、亦是發生)

　　這是由內而外的“歷史”——結構和路徑，換言之，歷史和歷史接通的外在方面是路徑，內在方面乃是結構。然則，“歷史I→歷史II”的機制轉換可寫作為“歷史I(結構化，路徑化)：內在——歷史II(結構化，路徑化)：外在”，或簡化成這一工作圖式：歷史→結構→路徑。這樣看來，《資本論》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為副標題，即是以之為工作線索，確立如下工作總結構：立——破，所謂：破字當頭，立中有破，亦破亦立，立即是破。拿商品章來說，頭兩節內容完成的是“歷史→結構”(分別是結構-發生和發生-結構，以結構領導發生)，第二至第三節完成“結構→路徑”之轉化，而第三節又可以說是相對于第二節內容而言的“外化的發生-結構模式”。這前三節均可視為“立”，然則有第四節的“破”，即結構和路徑中的“商品拜物教之破”。亦因此必須謹記：《資本論》是政治經濟學，同時也是政治經濟學批判。

　　“這迫使我們從頭思索‘馬克思幽靈’的工作價值。”“工作成果是‘五篇計劃’。這個計劃是綱領性的，體現的是資本作為‘對象的思維形式’的方法。”(許光偉，2020a)然則必須將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六冊計劃”同時視為結構和歷史的規定。所謂歷史規定，既體現于資本、土地所有制、雇傭勞動以及與這一階級結構相適合的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的工作內部，同時亦體現在后三冊計劃和前三冊計劃的工作銜接中。而結構規定則直接是指前三冊內容和后三冊內容的“結構關系對應”：資本(內)/世界市場(外)、土地所有制(內)/國家(外)和雇傭勞動(內)/對外貿易(外)。這是一對對具有孿生關系的“內部聯系”和“外部聯系”，相對“資本-世界市場”這個內外總聯系的規定性而言，后兩者既是依次進行的結構的有機嵌入，同時亦是歷史的有機發展。然則在內部聯系過程，在流通過程的盡頭，以勞資運動關系為中軸，土地所有制將發展成為生產價格形式之最高形態規定;同樣在外部聯系過程，以對外貿易關系發展為有力推手，國家將相應發展成為貿易形式之最高形態規定。以此觀之，科學抽象法必須被理解成為結構形式模式的形成和發展，乃至是為了從理解結構方面實現“結構-發生”工作模式。

　　小結：對唯物主義抽象法實施“反思”的研究行動，啟動了一項實踐議題，強化了對《資本論》“理論科學”規定的理性思考。實踐議題就是“方法論實踐活動”，它的革命性內涵鎖定于“歷史科學與思維科學的工作合一”(取象行動)，這樣，對象進到研究對象的科學研究事實被思維學“具象化”了;這項工作要求將“邏輯學”和“知識論”重新熔爐于對象思維的規定予以考訂，而創生馬克思主義思維科學的新思考。新時代的理論實踐同時要求關切于“政治經濟學的方法”知識表達以考察理論科學的規定，凸顯馬克思主義科學抽象法“解構”與“重建”的行動內涵。然則，新時代的科學抽象法(規定)工作重心定位于唯物史觀意域的重建行動，堅持以“批判的邏輯學”工作拒絕資產階級“體系的解釋學”，立足“活的辯證法(規定)”深度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學理，最大程度避免“教科書體系”束縛。這項研究的開放性向度是根本啟發了“理論科學的內涵建設”，作為它的“永恒的定義域”和“方法論愿景”的規定只能是歷史科學本身的工作統一性和研究領域的不斷前進性。所謂的“方法論唯物主義”，在學科方法內涵上也正是指向于此，啟示我們必須加強政治經濟學批判導向的思維科學領域的研究，為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夯實工作地基。

二、《導言》向《資本論》商品章的工作線索轉換

　　《資本論》在結構成型上具有內在的“成長秘密”，決定弄清楚以上問題仍然要從成長史說起。現在需要回到《<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的寫作看“《導言》的革命”，就能很明顯地從中看到它的工作線索。《導言》既探討辯證法，也探究唯物主義：第一節可以說是關于思維學的問題，第二節可以說是關于邏輯學的問題，第三節可以說是關于知識論(知識理論創制)的問題，這三者都是“辯證法問題”;第四節則可以說成有關于唯物主義的直接問題——“歷史上的證據”。然則“生產一般”為什么是《導言》的總架構?要言之，“因為其所針對的是‘原理’的生產，而由于政治經濟學批判學科按其本性來說是確保歷史科學和思維科學的工作合一，于是《導言》必然是從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學科規定出發的。換言之，《導言》采用的指導思想不是‘哲學’，而是‘政治經濟學批判’，所以它一步就跨向了以批判的規定為方法論學科基礎的‘思維科學’研究領地。”(許光偉，2019a)并且由于《導言》所揭示的“事的科學”和“事的邏輯”乃是對《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規定的一個根本性的工作引領——以“事的科學”批判(邏輯)引領“物的科學”批判(邏輯)。一句話，《導言》的問世預示了《資本論》體系的誕生，提示了理論科學形成的邏輯機理。又之，從《資本論》結構的源起、成型和嬗變的過程看，《資本論》邏輯實際上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的一個史書規定和思想的“放大版”，由此看來，對“《導言》的革命”的工作內涵實行再挖掘，尤其是從學科內涵和方法論工作邏輯層面，將可能有助于我們從廣義路徑上考察與探索《資本論》結構發生的真正秘密。

　　猶如馬克思對于勞動和勞動力的區分，是為了科學說明“貨幣→資本”唯物主義歷史路徑中的“體用結構”問題——奴隸社會中有了奴隸制才有奴隸商品的買賣、資本主義社會則是由于勞動力商品這個內在的規定才導致普遍的雇傭生產，馬克思在《資本論》序言中提出“抽象力”問題，直指的就是這一點。如果說從《導言》到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主導線索乃是從“發生”到“結構”，那么與之相反，從《商品》到《資本論》的主導線索乃是從“結構”到“發生”;然則如果說《導言》和《商品》之間確乎存有“結構差異”，那么就是前者以“歷史寫實”為主，后者相對而言是以“結構寫意”為主。詢問《商品》的如何產生，即等同于這一命題：《資本論》的“寫意”領導結構何以可能?這樣，我們必須認定《商品》是從《導言》所內生和發展而來的結構，它們的內部邏輯對應關系顯得非常強烈和突出。換言之，如果懂得《資本論》商品章的構造，就明白了《導言》的這一工作線索：對象的歷史探究——研究對象的結構探究——形成理論結構方法的探究——歷史形成路徑的探究。

　　圍繞這個中心論斷，《導言》1-2節可說是建立了它的“前向研究”：并且第一節側重在了歷史科學的領域，著重說明“社會發展理論”(社會生產發展的歷史機理);第二節側重在了思維科學的領域，著重說明“社會機制理論”(結構形成與再生產運行的機理)。“這樣，第一節的分析中有一個重要的結論：生產一般本質上是‘世界歷史’和‘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生產’兩重規定的統一。”(許光偉，2019a)如果說《商品》1-2節總體對應的即是《資本的生產過程》到《資本的流通過程》的邏輯展開，那么，《導言》1-2節仍然是“從個別上升到一般”，然則對象的歷史、對象的結構必然匯總為“政治經濟學的方法”(研究對象的結構規定性)。[①]明確起見，可把1-3節的工作線索匯總為以下思路：對象——方法論(思維科學)——研究對象——方法論(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從中可觀察到，在促成“對象”向“研究對象”轉化的思維過程中，“方法論”是個不可或缺的工作線索的規定。并且在該思路中，前一方法論可特指“研究方法”(歷史科學和思維科學的高度合一性規定)，后一方法論可特指“敘述方法”，思維科學的“展開”(對它的內部構造機理的說明)相應就完成于敘述方法和研究對象邏輯的敘述環節中。所謂研究方法，實質問題是強調唯物主義路徑(從個別上升到一般或母子關系推進)的基礎性功能和工作領導上的總體屬性;所謂敘述方法，則是相對強調辯證法“體用結構”的結構形式方面的核心性領導功能。由此可以想見，為什么“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第二版跋》中，專門論述了自己的這部著作的方法論”，“既論述了辯證法，又論述了唯物主義，但是，它的重點是反對把《資本論》中的方法、主要是它的敘述方法歪曲為先驗論的方法即唯心主義的方法”，馬克思在那里著重強調：“辯證法要建立‘在合理形態上’，即在唯物主義基礎上的辯證法;同樣地，邏輯(指辯證邏輯)也要建立在唯物主義基礎上。”(劉炯忠，1994a)

　　從而《導言》中，研究和敘述的方法的探討總體是統一并結合一體的，這表現在馬克思對思維兩方面構成因素——思維實體和主體性——的統一把握之上。首先，《導言》第一節中，馬克思是通過“思維的客觀實體”來說明物質生產對象規定的;亦即是指出了：“說到生產，總是指在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生產——社會個人的生產。”“可是，生產的一切時代有某些共同標志、共同規定。生產一般是一個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點提出來，定下來，免得我們重復，它就是一個合理的抽象。”(馬克思、恩格斯，1995b)進一步，生產一般作為“思維的對象形式”并不是像資產階級經濟學所宣揚的那樣，是“一切生產的一般條件”，與之相反，它指示的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條件一般，因而它不是純粹的抽象要素。簡單地說，第一節的核心內容是由對象規定出發討論“資本是思維”的方法論規定問題，但仍舊局限在歷史對象的工作范圍內。關于思維的實體是方法還是邏輯，是區分馬克思主義和資產階級理論的不同工作路向的一個重要依據。在《導言》寫作之后的年代里，資產階級經濟學是越發奔向“物象學的邏輯”(主觀思維)體系中去了;與之相反，馬克思在《導言》第一節倡導“社會發展的邏輯”，不僅區分自然物象和社會物象，更重要的是強調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方法規定”來實現對社會發展本質邏輯的歷史梳理。“它說明批判乃是學科方法的內置結構。這正是‘唯物主義的工作本體’，‘研究方法’可據此確定為學科基礎(‘研究內容’)與客觀思維(‘研究工具’)之工作路徑意義統一。”歸根結底，馬克思是認識到，“從方法到邏輯，而不是資產階級學者信奉的倒過來的‘從邏輯到方法’;前者是堅持將方法作為邏輯之根據，后者實質是孤立地討論邏輯方法!”(許光偉，2018a)

　　其次，在《導言》第二節，馬克思繼續深化有關于“資本是思維(形式)”的方法論規定探討，考察經濟有機體的社會結構問題。進一步，如果把這些內容同《資本論》第二卷進行比照則可看出，馬克思是試圖通過第二節找到“完整的研究對象(規定)”——對象規定和“對象的象(規定)”的統一。通過對“一切生產的一般條件”的否定，馬克思最后尋求到的是一再生產系統，——亦即，“得到的結論并不是說，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是同一的東西，而是說，它們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一個統一體內部的差別。”(馬克思、恩格斯，1995c)在1-2節中，馬克思著重加強了對斯密和李嘉圖的批判，不只是因為他們都進行了“非歷史的分析”，更加是由于這些分析能夠和形式邏輯毫無生氣地結合起來，并被引入到最新的資產階級經濟學體系中去。在這里，馬克思不可避免地遇到思維主體是個體還是社會的難題，結論是：如果對本身是有機聯系著的再生產社會系統進行有效的闡述，那么，總體的思維形式就必須得到首先的運用。顯然，這也還不是馬克思對問題的最終回答。[②]

　　這樣在《導言》第三節，伴隨“資本是對象的思維形式(規定)”問題的初步解決，馬克思能夠順理成章地提出資本同樣是“方法(規定)”的設想，用以解決研究規定和敘述規定的結合問題。由于研究過程解決了“具體規定的產生”問題，敘述問題有望依托“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規定)”得到有效解決，——但必須注意：“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只是思維用來掌握具體、把它當作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但決不是具體本身的產生過程。”(馬克思、恩格斯，1995d)顯然，馬克思這里著重強調了客觀思維與主觀思維的關系問題。并且，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的連通并不像邏輯學者認為的那樣，可以實現直接的意義對接和邏輯組裝，展示一個“具體→抽象→思想具體”完整的思維邏輯鏈條。其實，不是這樣。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既是方法論規定的統一體的“兩面”，同時亦是通過研究對象的“間接連通”工作關系;它們真正的相會是在“抽象力規定”中，是在研究對象系統中，它們從不同方向上建造與共同維護“對象的象(規定)”。所謂的“對象的象”，馬克思在《資本論》一版序中予以明確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在第三節這里，替代性的講法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的相互關系”或“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的結構”。(馬克思、恩格斯，1995e)

　　《導言》第四節是關于完整意義的自然史和人類史互動過程中的“理論社會科學”的建設問題。理論社會科學和19世紀開始崛起的“理論自然科學”相對而言。馬克思心目中的理論科學是包含了各門經驗科學豐富材料的立足經濟層面進行系統歷史考察和社會擴展的有特定稱謂的歷史科學與思維科學工作合一的歷史科學理論，如上指出，這個“理論社會科學”其實是政治經濟學批判意涵的“理論科學”——以探索社會發展邏輯為工作本位。因此，這是將“資本的思維對象形式”推進到“社會生產條件一般”的層面，考察人類史意義的“總體政治經濟學”。例如，馬克思這里講了兩條著名的論斷：(1)“出發點當然是自然規定性;主觀地和客觀地。部落、種族等。”(2)“世界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歷史是結果。”(馬克思、恩格斯，1995f)它的意義在于：“第一，解決唯物主義范疇的規定性問題及與之相適合的歷史來源問題;第二，以歷史為依據和準繩，奠立‘事的科學’。”(許光偉，2015a)換言之，馬克思于此處其實是想解決歷史科學與思維科學工作合一的歷史可行性問題。順著這一思路，我們亦能明白后來的結局：《剩余價值理論》中，馬克思委實是以“剩余價值”(資本生產關系一般)作為對象思維形式規定的。在認真擬定《資本論》寫作計劃后，馬克思最終傾向認為，“剩余價值在認識規定上同時就是資本，是作為‘資本的范疇’來看待的規定，這是由《剩余價值理論》寫就的一個極為重要的主題思想。”因為“這個主題思想在理論部分中已然明朗化，資本始終被作為雙重用語使用：既表達客觀發展實體，又表達主觀認識范疇，而且后一方面的每一種內涵其實都是直接指向剩余價值的。”“所以盧卡奇要說，‘從來沒有人像馬克思那樣全面地研究過社會存在本體論。’”(許光偉，2017a，第467頁)

　　小結：(1)從《導言》到《商品》表面上是“結構過渡”，其實是包含和嵌入關系，《導言》已含有商品起點規定，而勞動二重性實則從《導言》中提煉得到，又具體地從對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中予以體現;(2)科學抽象法作為發生學邏輯是從結構形式層面而言的，因為歷史發生學的總結構對諸種發生學具有工作統帥的功能關系;(3)統一的辯證法結構包括“辯證法結構I”(即唯物主義工作路徑)和“辯證法結構II”(即辯證法本體或狹義的辯證法)，這樣，唯物主義母子路徑實際上是“特殊的辯證法”;(4)所謂唯物辯證法，即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連通關系上的“一而二、二而一”，即“母子+體用”，即用母子路徑去引導體用結構，以至于做到母子亦是“體用”，同時體用亦是“母子”，實現以體用結構托起唯物主義的母子工作路徑。

三、“解構了的科學抽象法”——社會發展理論的工作向度

　　目前，教科書版的科學抽象法是按照黑格爾邏輯學原則定制的“科學的方法論”，從而就邏輯款式和工作樣式而言，還難以擺脫“西方科學哲學”的套路。例如在這一體系中，沒有體現歷史發生學和邏輯實證主義的工作對決，以至于唯物辯證法被更多地從結構方面去理解和進行方法論意義的解讀。如認為：“《資本論》的創作過程——研究方法階段和敘述方法階段的統一——是唯物主義的邏輯、辯證法和認識論高度統一的過程，所以，它才能成為《資本論》方法中的總方法、總公式。”(劉炯忠，1994b)這是將辯證思維和認識論，把辯證法和方法論全部放進邏輯學中予以考量了，這是把“對歷史世界的理解”當作理解本身了，從而，還是忽略了“改變世界”的實踐力和行動規定。[③]

　　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本質規定是歷史工作方法。蓋因“《資本論》是關于客體批判的深層歷史構境，由此奠基‘批判科學’的大寫字母的方法論。”(許光偉，2018b)出發地是“歷史研究”，所謂的“研究方法”從這里開始形成和系統化;工作落腳點是理論科學建構，所謂的“敘述方法”也只是于此處定格和形式化。作為社會歷史領域的“辯證認識論”，政治經濟學批判(規定)是“改造世界”與“理解世界”的有機統一。在工作意蘊上，前者是所謂的“認識I”，指示歷史科學全體意義的工作范圍內的“客觀邏輯”;后者是所謂的“認識II”，指示思維邏輯范圍內的“主觀邏輯”。思維科學的力量是統一認識I、認識II，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工作方法整體借助和結合的正是這一力量，而真正實現了客觀邏輯和主觀邏輯在歷史進程中的內在統一，又轉化為“客觀思維”與“主觀思維”之間的歷史對話，最終實現社會歷史領域內總體思維形式與具體思維形式的相互結合。換言之，政治經濟學批判保證了思維的客觀性，并以之作為出發點和一以貫之的工作線索。在這層意義上，馬克思強調，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不是“理論的問題”，而是“實踐的問題”，所以，唯有在實踐中人才能證明自己思維的歷史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離開實踐的思維的現實性或非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1995a)“哲學一直在尋找真理的根基——思想的客觀性。”(孫正聿等，2011)馬克思沒有停留于此，更多強調了辯證法“批判的和革命的”功能。這樣，在面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古典學派的“非歷史”的分析時，他沒有簡單回到向“思維真理”妥協的同一性哲學，而直接豎起了“實踐理性”之批判旗幟。蓋因政治經濟學的“實踐批判”就方法的本性來說，是由“歷史地批判”和“實證地批判”的工作實質內容所組成。而歸根結底，“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學科規定，在于對實踐批判工作路線的堅持，從中升華‘歷史地批判’規定——對象、研究對象及其知識邏輯。”(許光偉，2018b)

　　為更多地明確“社會發展理論的客觀邏輯”工作性質，我們以第一卷為例。關于歷史唯物主義是否作為“辯證唯物主義”的一個工作領域的直接推廣，盧卡奇的回答巧妙而意味深長。他講到：“據我所知，馬克思本人從未用過‘辯證唯物主義’這種說法，當然，他經常說到辯證方法;而恩格斯經常使用的‘歷史唯物主義’這種提法，始終是指學說的總體，而絕不是這種學說在作為特殊領域的歷史‘領域’中的特殊‘應用’。馬克思在歷史中發現了每個存在的普遍的運動原則，對他來說，‘應用’這種表達與他自己的基本原理是相矛盾的。他所說的歷史過程一般指宇宙的全部不可逆過程……歷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為人這一過程的一個現實部分。這個歷史過程既無開端也無中介。”(盧卡奇，1993)在馬克思看來，唯物辯證法的三大規律是對自然發展領域和社會發展領域都具有適用性的客觀邏輯的“總體認識”，但唯物史觀意蘊的思維原理作為“辯證的認識論”，又反映著社會科學的“思維特殊”，是特殊思維原理。以三大規律的內容來說，《資本論》第一卷體現出來的是：(1)在分析的起始環節，以對立統一規律為開局，作為起點規定和經濟細胞，“對立統一的商品體”可以說是有關于資本主義批判分析的真正的“細胞論”;(2)有關于歷史經濟過程和領導力量核心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變遷，亦即“從量變到質變的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生產”，作為了真正的“本質論”;(3)資本積累的社會歷史過程現象作為了真正的“現象論”規定，由于它本質上是總體的歷史現象，這個現象過程就必須由“否定之否定規律”來認識反映和總結，即馬克思以“重建個人所有制”來歸結《資本論》的全文，是考慮到了作為否定之否定的規定，它整體代表著資產階級社會發展道路的指向以及說明資本歷史前進的必然性方向。根據這一陳述，政治經濟學批判顯然是和“特殊思維原理”對應的規定，乃是作為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辯證法”的一個工作具象。[④]

　　因此，“細胞論”“本質論”“現象論”似乎可以形成思維邏輯的整體，直至形成“從抽象上升到具體”敘述邏輯上的一個鏈條。然而，真正的現象論所討論的是“非恒道”，即限定于本質和現象的相統一的狀態。這樣在第一卷中，它們委實以抽象和具體的統一、本質和現象的有機結合的整體面貌予以呈現。簡單來說，這就是“事的科學”批判工作規定。價值規律、剩余價值規律、資本積累規律，作為“道”的學科認識規定和對“象”的系統性認識，使得《資本論》第一卷就整體代表了“生產一般的理論與實踐”;從方法論意義看，“此即人類經濟形態史之總括也”，所謂：生產方式是光禿禿的骨架，需要歷史分析過程賦予其血肉，而這一過程的基礎則是“理解各種不同的人類社會及其相互作用，理解這些社會的歷史動力”。(許光偉，2017a，第611頁)換言之，這根本是實踐議題的理論建設事件，從而能夠把自然批判和社會批判聚集起來，——“歷史唯物主義使歷史編纂學成為真正的科學，即頭一次使它‘能以自然歷史的精確性去考察群眾生活的社會條件’。”(巴爾格，1989)同時表明：“馬克思的航程乃是‘歷史’到‘邏輯’,再到‘歷史’，它的內在的方法、邏輯和工作話語是‘歷史唯物主義發生學’。”(許光偉，2015b)

　　社會發展邏輯的工作要點是解決對象的思維形式規定。不同形態的“對象的思維形式”聯系使得對“內在的歷史”的考察具有了可行性。在商品社會中，如上所述，從資本對象思維形式向前推移，即可得到“生產條件一般”，而價值范疇則是它的認識形式;并且著眼于“內在的歷史”考察，價值也就是總體思維形式，是社會發展的客觀對象思維。[⑤]換言之，“‘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二重性’必須被視為和歷史科學契合的‘思維科學’規定。”(許光偉，2018b)這樣，客觀思維和主觀思維的關系就直接轉化為“客觀邏輯和主觀邏輯統一”的工作關系。首章的第三節內容又必須要由“歷史發展的內容”進行補充，以證明“商品的兩個因素”不僅是思維的生成，也是歷史的生成。然則，一方面，價值就代表著“客觀邏輯”——客觀思維形式，而相應，價值形式是它的主觀社會表現(或者說是“主觀思維形式”)——實現方式和發展形式;而另一方面，它們是母子一體的思維形式的連結關系，因為，“實踐批判和發生學聯系的邏輯中介就是歷史實踐活動本身，——并且在這里，實踐必須被視為‘活的歷史(規定)’。”(許光偉，2018b)結合兩者來看，在思維科學工作領域內，它們毋寧被說成是“母思維”與“子思維”的活動展開與思維呈現的工作關系，于是，前一方面的工作因素實質反映了思維的實體——思維的總方法，后一方面的工作因素反映“邏輯”(對思維形式的運用方式及其具體的結合方式)。[⑥]這樣在整個社會發展理論體系內，客觀邏輯和主觀邏輯不僅是工作統一的，而且是“合而為一”的，一句話，價值形式就是商品價值的社會存在形式和主觀邏輯的表現。

　　由《資本論》首章邏輯開拔的“存在(論)批判”“本質(論)批判”“概念(論)批判”“精神現象(學)批判”沒有停留于二重性的邏輯知識解說，而“最終鎖定的是‘商品——資本批判’工作體系，從而建立了‘內部客體批判’。”(許光偉，2018b)按社會發展的歷史過程的接續性看，資本的二重性(商品和貨幣)和商品的二重性(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對接，資本直接生產過程的兩個因素(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和商品的兩個因素(使用價值和價值)對接，而勞動的二重性(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則可以說是作為了對接行動的“思維的總策劃”(政治經濟學的理解樞紐)。這樣就總體判明了：“作為勞動過程和價值形成過程的統一，生產過程是商品生產過程;作為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生產過程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商品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馬克思，2004)“二重性”體現為思維本身的發展，“兩個因素”體現為歷史本身的發展，歷史類型在繼承中實現自身揚棄意義的“類型再生產”和創造“新的社會系統”。[⑦]從而，思維科學的革命價值是巨大的，這個過程嚴重依賴于對“具體規定”的產生、發展的研究，需要更為強大的學科基礎，目標是尋求與實現自然、社會、思維過程的工作統一。中心工作是“對象的思維形式”規定的確立。然則，社會發展理論的思維科學的任務從根本上說就在于建立“思維對象形式”的革命性規定，從人類業已發展起來的各種思維形式、邏輯形式和認識形式中努力找出經濟形態社會的“客觀思維形式”，并同樣從內在發展的角度將它們從認識上予以對接和有機聯系起來。從而，社會發展理論(思維)的邏輯——而不是通常所說的“科學抽象(思維)的邏輯”——是將“物象學的研究”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研究”乃至“庸俗經濟學的研究”和“科學經濟學的研究”真正劃開的一個科學研究上的工作標準，毋庸諱言，只有馬克思主義思維科學才能提供這一標準。

　　小結：所謂以“發生學”為內容、以“科學抽象法”為形式，這是就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方法論工作系統而言的。它所解決的根本問題仍然是“批判規定”的來源與根據，即解決“具體規定的如何產生”。換言之，“實踐的發生學關切具體怎樣產生，執行‘抽象和具體’行動辯證法，批判的詮釋學的規定蘊含于內。”然則，“這種工作邏輯本質上反映的是理論和實踐的‘知行合一’”;“然則《資本論》基本發展邏輯必須視為是‘發生學’。”(許光偉，2020b)這樣看來，說科學抽象法是“具體到抽象，抽象到具體”的解釋學循環，當然是不對的。此外，把上述機制理解成“分析→綜合”的工作接續也是成問題的，因為分析和綜合是同步的思維形式事件，猶如《商品》1-2節奠立的范例。教科書版的科學抽象法以“客觀邏輯-主觀邏輯”體式構造為依據，然而這是個假命題，真命題是“總體思維形式-具體思維形式”的歷史機理形成關系。反過來講，正是由于依憑了工作假命題，教科書版的科學抽象法掩蓋了唯物辯證法的實質內容。

四、“重建的科學抽象法”——社會機制理論的工作向度

　　從學理的考察看，勞動二重性即唯物辯證法的工作單元。勞動二重性作為“思維”，是客觀思維和總體思維，第一方面規定的賦予顯然來自“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學科規范”。于是，“馬克思把價值當作商品生產本質的結晶。沒有一個現代經濟學家敢于在此方面效仿馬克思。這樣做，會加強資本主義非自然性、不合理性的信念。因為價值理論使資本主義的歷史性特征昭然若揭。相反，學院派總是一無改變地求助于知覺的理所當然——價格明顯可知的性質。”并且如果掃描一下思想史則可以發現，“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正如我們已指出的，是對資本主義本質的一種抽象，其思想的根源可回溯到古代社會……在亞當·斯密那里，它得到了經典性的表述，盡管抵觸、矛盾性的闡釋是并列存在的。李嘉圖把價值理論當作其體系的基石，但是，由于不能前后一致地運用價值理論而陷入了困境。在馬克思手中，我們發現價值理論的發展是充分而全面的。馬克思把價值理論當作一種X光，從而能燭照經濟的機理，識別隱藏在積累、循環背后的因，以及價格、工資、地租、利潤的長期變動趨勢，而所有這些是同社會資本量變化著的結構相互聯系的。這樣的關系通常總是藏而不露的。”(施瓦茨，1992)所謂生產力，即發生規定之裝置;所謂生產關系，即結構規定之裝置。從而，馬克思《資本論》的開篇堅持的是“生產關系”燭照“生產力”。

　　象所固然，思必可至。就像阿爾都塞給我們的提示：“馬克思沒有笨到看不出價值是由許多不同因素決定的。價值和所有的現象一樣，都是一個系統、一個架構，而不是單一的一組因果。”(楊照，2015，第62頁)對馬克思來講，一旦弄清楚“對象的象”即研究對象的思維特征以后，從邏輯上勢必把價值這一經濟范疇和規定視作“雙重的意義”，即發展和運動的機理邏輯以及機制和運行的機理邏輯。兩種機理是內在耦合的，一般而言，發展運動的機理決定了機制運行的機理，而催生勞動價值論的理論邏輯。“價值范疇的普遍性不僅僅而且主要不是表現概念，其理性抽象的特征而首先是表現商品形式在資本主義形成過程中所起的客觀作用的特征。只是由于這種情況，普遍性也從邏輯上表現那個反映這一現實性及其在所研究的整體中的作用的概念的特征。”(伊林柯夫，1993a)所謂：《大綱》要抓住“總體的內部聯系”，要闡明“資產階級社會的自我批判”，“這就是要把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經濟結構的歷史動力的理解，同對這些結構在社會表面展開自己的方式的理解結合起來。”所以，“在他的1857-1858年草稿中，資本主義不是被設想為一種不可變易的結晶結構，而是被設想為一個‘有機體制’。”所謂：“馬克思的草稿具有初步的梗概性質這一事實使得抓住整體的相互聯系要更容易一些。因此我們關于《大綱》的中心論題是：馬克思的概述使得人們有可能獲得作為總體的資產階級的概念。”進而可推論，“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敘述所關涉的問題直接與上述資本主義概念聯系在一起。”(默斯托，2016)顯然，和《資本論》相比，《大綱》更像歷史著述，或更準確的說：相比《資本論》的理論科學特征，《大綱》具有更多的“史書規定”工作內涵。可見，《資本論》和《大綱》的一個重要的不同點就在于，極力防止“唯心主義的敘述方式”以及具有單純邏輯運動傾向的“概念辯證法”，——而這導致一個系統的勞動價值論學說最終成為選擇。

　　因為歷史形態的發展一方面使得資本批判和商品批判對接，另一方面促使資本(作為思維規定和方法規定)和價值的思維形式和認識形式的規定對接，這樣就總體把握了社會形式的“一般的抽象的規定”，徹底解決了形成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結構并成為階級根據的范疇的來源問題，創造性回答了生產的一般規定在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上對特殊生產形式的關系問題。價值既是發展(規定)，同時又是運行(規定)，資本同樣如此。從“母子思維”到“合類思維”，兩者在歷史結構上的高度同一使得運動的整體歷史觀——包括發展論和機制論，能夠很容易地由勞動價值論的理論邏輯來承載，并據之確立應用邏輯基礎。[⑧]亦即可以說，“勞動二重性必須作為商品生產交換史上的‘總體思維(結構)’看待，它既是主觀的，也是客觀的;按工作性質看，且既是主觀批判路向的，也是客觀批判路向的。這樣也才有辯證的敘述形式產生。”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以勞動價值論為同時性的研究-敘述手段”，“對此，可采用簡明的說法：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研究方法不過是建立對‘勞動二重性+勞動價值論’工作路徑的搜尋，而與之配合的敘述方法則不過建立了對上述構造的辯證表述。”(許光偉，2018a)勞動二重性主要承擔對發展邏輯的引導，本身由政治經濟學批判所規范(實現為和特殊內容結合的“一般思維原理”的規定)，——這一層次的方法即“規律的方法”規定。除開前面提到的定格在第一卷的規律，以后各卷逐漸展開的規律還有資本循環運動、周轉運動規律和社會再生產運動與構造的規律以及一般利潤率趨向下降的運行規律，等等。這一層次的思維方法亦主要是“總體思維”的規定，即反映思維主體的總體性。這是勞動價值論的“廣義的理論邏輯”。機制論僅僅和嚴格意義的勞動價值論范疇有關。這些范疇本身又和“本質論”、“現象論”的統一方式與結合狀況有關：例如說，第一卷它們是“直接的統一”(結合的范圍是全歷史域)，第二卷則是“總體的統一”(結合僅限于社會系統的范圍)，第三卷是以運動轉化和生活現象系統展開為指向的“矛盾的統一”，第四卷則是以全面的認識批判為指向的“綜合的統一”。相應運用的勞動價值論范疇是“歷史的工作形式”、“系統的工作形式”、“生活現象的工作形式”以及“認識批判的工作形式”等規定。以資本總公式為例，總公式所承擔的理論邏輯實際就是“邏輯學”的功能定位。在第一卷，總公式的任務是說明“資本一般”，所結合的公式知識僅僅是W=c+v+m的本身，是說明和公式本身相關的“資本的一般規定”;在第二卷，任務上升為對“資本的特殊規定”進行說明，范圍也從商品社會的全歷史域的過程到相對限制在系統運動的過程，重在說明系統運行與構造機理，從而產生系統內的總公式的運動總象，并產生“兩部類”(I+II)體系的W=c+v+m公式知識;第三卷的任務是運用“總公式的轉化”邏輯系統說明與解剖生活現象過程的“資本形式”(即資本的個別規定)——它們相互作用、相互限制的矛盾運行機理，簡單而言，與“總公式的轉化”相對接的“知識”則應該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核算。可見在這一層次，思維的總體性和個體性是并用的，這種思維結合的特質也貫徹于第四卷，——按照馬克思的工作計劃，那里將要實現對“范疇的認識機理”的一次全部領域的清算。整個認識行程都是由辯證法打造，從而確保了“形式邏輯的知識”能和“總公式的邏輯”結合，最終和辯證法融為一體，形成勞動價值論的“鐵的邏輯”。

　　從對《資本論》解剖能夠運用的工具看，它們首先應當是史書的工作規定、思維科學，其次才是邏輯學和知識理論。邏輯學的工作規定在《資本論》中是客觀存有的，但局限在“科學抽象法”的層次和領域內。黑格爾僅僅以“思維的邏輯學”予以對待，科學抽象法實則考察了“批判的邏輯學”，兩者的結合使這個規定能夠進入思維科學領地，進入思維科學和歷史科學的工作合一。在傳統上，蘊藏在《資本論》中的科學抽象法規定僅僅是被視為和“范疇的方法”有關，其實不然，批判的工作實質決定了它的主要功能是促使和實現“規律的方法”向“范疇的方法”的轉化。然則，科學抽象法的重建意蘊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建設導向的，本質上是使抽象規定從“科學的唯物主義論”得以推進為“科學的歷史唯物主義論”。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規定應當確定為“取象法+批判工作邏輯”的體系構造。蓋因前者就表達了對理解完整規定的研究對象的工作期盼，摒除了“實在具體”的機械物質觀，從思維科學的角度建立起抽象規定與“系統具體”的認識統一，而使知識生產具有強烈的“批判意味”和富有辯證法“內涵意蘊”。由于堅持了對知識解釋的工作批判性，發生學邏輯“四象”則可視為后者的一個工作維度上的展開;同時，“批判的邏輯學”立場也表明：發生學乃是將“辯證的認識論”和“批判的知識理論”予以工作連通的一個深層邏輯(規定)。亦即可以說，“在工作優先性上，發生學(工作規定)構成了辯證法的第一命題;相應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退居為‘第二命題’。”從思維邏輯看，“資本發生學”是“作為《資本論》的正標題”，而政治經濟學批判是“作為了《資本論》的副標題”。(許光偉，2017b)一言以蔽之，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抽象必須被建立為“活的辯證法”規定。

　　小結：唯物辯證法的實質是“母子體用、經緯合一”。《導言》相對于《商品》而言是“提出問題”，即提出了研究和敘述方法規定的結合問題，但未能實現問題之解決。如上所論，《資本論》商品章實現解決的辦法是將母子與體用如何結合的問題化為“結構”和“發生”的機制融合，實現以歷史引領結構，以結構疏通路徑。然則“發生——結構”所把握者“具體的如何發生”，即系列的個別規定性;“結構——發生”所把握者即一般本身，乃是把抽象規定同時作為思維，把握具體發生的各個發展環節。這樣有了《商品》1-2節的“抽象力”生產，進而把抽象力當作總體思維規定，以抽象把握“具體的形成”(價值形式發展)。這對《資本論》全書而言亦如此：《資本論》第一、二卷可以視作“抽象”，以之把握第三卷的生產價格形式的具體生成機理。

五、政治經濟學領域內“唯物辯證法”知識表達初探

　　從學科(總體)和科學(總體)的工作對接看，唯物辯證法必須視為關于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統一，是方法論意義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統一，即關于總體科學的歷史命題。據此，可將唯物主義的機理路徑刻畫為：I.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II.物質(第一性)/行動(第二性)，III.自然過程(第一性)/歷史過程(第二性)，IV.社會存在(第一性)/社會意識(第二性);或直接寫成發生學形式：I.物質→意識，II.物質→行動，III.自然過程→歷史過程，IV.社會存在→社會意識。與之相適合的辯證法機理路徑為：I.聯系的觀點(或曰陰陽互系);II.發展的觀點之一：量變→質變;III.發展的觀點之二：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IV.發展的觀點之三：對立統一。在政治經濟學領域中，上述機理路徑是彼此耦合生長的，由此獲得一個總形式：始源規定的唯物主義(辯證法)→行動主義(辯證法)→辯證唯物主義(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辯證法)。其機理形成示意參見圖1。

　　單單從思維形式上看，這種道象一體的理路使得發生學的批判邏輯毋寧稱為“規律分階段展開的方法”，即(1)歷史發生學階段——以“歷史批判”為具體思維形式和總體思維(規定)結合，(2)系統發生學階段——以“系統批判”為具體思維形式和總體思維(規定)結合，(3)現象發生學階段——以“現象批判”為具體思維形式和總體思維(規定)結合，(4)認識發生學階段——以“認識批判”為具體思維形式和總體思維(規定)結合;顯然，第一個階段至為重要，它確保了“概念為真”，以后才有判斷和推理等思維過程，才有歸納和演繹、分析和綜合等思維手段的結合使用，使《資本論》成為強大的認識論工具。深層次看，這是確保“思維為真”;一切方法都能在思維科學中找到歸宿，都可以歸結為“思維方法”。并且由于道、象分別是客觀和總體的“規定化身”，使得“道的方法”“象的方法”伴隨了歷史科學的全程。此外，上圖顯示：唯物辯證法的諸元素乃是從內容到形式，從運動到構造，并且是沿著從唯物主義的“母子”到辯證法的“體用”的總路線，相互結構滲透，結成工作有機體，而始終以歷史發生學為“理解坐架”，以系統發生學等體用邏輯形式為“有機嵌入”。它充分表明，科學抽象法實質就是體對用的關系，嚴格局限在斷代史研究的工作范圍以內。科學抽象法的出身注定其充當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實現形式，又以發生學為內容，尋求批判機理;換言之，以抽象把握具體的思維鏈條的上升，乃取決于歷史發生學的進程，而總體受制于母對子的歷史具體關系。于是為了把握這個動態具體的工作命題，必須堅持“兩種發生學意蘊”的內部工作機制的統一;必須強調唯物主義路徑的第一性工作關系，主動自覺將體用關系置于“第二性”地位予以考慮，需要知道在范疇的抽象上，決沒有普世價值觀上的普遍演繹理性。整體看，這就是工作定格在《資本論》中可資廣泛應用并和中華系統具有親緣性關系的“思維學范疇”。[⑨]

　　然則對于重建的科學抽象法規定來說，亟待于“批判的邏輯學”方面取得明顯進展，以更好拒絕非批判的實證主義，并實現對“解釋學”的徹底工作走出。須知“科學抽象”主要不是為了解釋，而為了進行理解說明和在這個基礎上從事認識批判。“馬克思的原理的深刻的辯證思想就在于此。按照這一原理，‘從抽象上升到具體’是理論過程特有的特點，是科學上唯一可能的因而也是唯一正確的闡發科學規定的方法，即把生動直觀材料和表象加工為概念的方法。”因此，“這決不是說這里的‘敘述’從方法的角度來說根本不同于‘研究’，不是說馬克思進行研究時所使用的方法是同他闡述‘研究結果’時所使用的方法是截然對立的。如果情況是那樣，那么對‘《資本論》邏輯’的分析對于理解馬克思的研究方法……便根本不可能提供任何東西。這樣一來，《資本論》只有在敘述現成結果的文字處理方面還有些可借鑒的地方。”(伊林柯夫，1993b)反觀資產階級主流經濟學，其構造的理論抽象往往缺乏唯物主義基礎，其結構的抽象所執行的理論目的往往不限于解釋“現實世界”，更多目的在于“理論撲殺”馬克思主義體系。因此，“對具體的把握只能是實踐狀態，總體把握處在對象到研究對象的不斷進取的認識進程中。”(許光偉，2020a)另外一方面，“政治經濟學‘反思—批判—重建’的學術之路寫就‘中華學+《資本論》’工作地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規范由此起航。”(許光偉，2019b)這顯然是尋求《資本論》和《道德經》及《大學》開篇結構相似性的根據。總之，《資本論》的寫作宣告了“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理論破產，因為正如馬克思在二版跋中的預言，資產階級的理論家已經不可能而只有“無產階級”才可能抓取這個“革命思維”武器，用以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例如“理性經濟人”假設，按其實質，所宣揚的只不過是資產階級單個階級的社會經濟意識——表現為從主觀思維、個體思維出發，這種“階級偏見”是不可能接受與理解唯物辯證法的，更加不可能在教科書中寫上任何的唯物史觀的認識元素，因而那個學術體系只能被定性為“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經濟學教科書”。

　　在技術工具層面，科學抽象法則應充分發揮“范疇的方法”的機制領導作用，努力實現歷史方法和數學方法的規定性結合，排除“工具中性”的不良認識。“具體做法是：在‘辯證認識論’理論構筑層面，工作目標是將‘客觀邏輯和主觀邏輯的統一’轉化為政治經濟學批判路向中的總體思維形式和具體思維形式的結合，以這一規定引導‘思維的真理性’;進而在‘批判的知識理論’理論構筑層面，由于工作目標是實現辯證法體系中的總體思維形式和具體思維形式的結合，因而仍然需要將‘形式邏輯和辯證法本身的統一’深度轉化為相應的結合規定，實現辨證的實證研究，并實現對‘客觀的和嚴格的’實證分析技術的通盤性掌握。”(許光偉，2020a)蓋因實證決不是單純解釋意義的“理論模型驗證”或“經驗檢驗”，可能正是由于步入此“死胡同”，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實證”目前確已異化為一種“狹隘的自娛自樂”。所謂的經驗實證和理論實證，都要廣義地來看待其工作內涵;實證方法既是基礎材料或對經驗的一項整理技術，也是一種理論邏輯的工作判明，是從“最完強的事實”出發，是“用材料說話”、“理論證明”和“事實檢驗”三重工作含義的高度統一。因此，真正的實證是起源于經驗科學，又超出經驗主義——需要在科學的思維指導下進行，不能把實證分析等同于計量分析、把計量分析等同于定量分析，更不能把定性分析、規范分析排除在實證研究之外，其惡果是使材料喪失內涵上的價值，喪失工作本真性，——可真正的實證卻是批判的，是從“規律的方法”和“范疇的方法”方面賦予材料“生命力”。[⑩]一言以蔽之，必須堅持把方法論亦看作是“世界觀”，進行改造世界和理解世界意義的“解釋世界”，而要如此，即要切實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研究的學科內涵是思維科學，是要避免用似是而非的數學工具舞弄“邏輯第一性、歷史第二性”，并用這種材料和手法編織起來的模型術令邏輯學工作替換思維科學，從而高度警惕用知識論的邏輯來強行統一“具體規定的產生”和“思維對具體規定的產生的再現”。“據之可了解到：方法論的知識體系是‘工作狀態’和‘實踐態’的，這意味著人們不能或無法依據一個一勞永逸的標準來對這個工作系統進行主觀的設計，只能是根據對象實際狀態及其在歷史中的‘實然規定’，尋求研究和敘述的內容及其形式統一。”(許光偉，2020a)

　　小結：發展論和機制論的方法論結合的實現形式是“母子思維”和“合類思維”的相機配合使用，以最大程度地獲得“批判的知識理論”。就理論科學的兩個層面而論，發展論層面強調的是“歷史科學思維”——思維形式的構造是“發展的母思維”和“發展的子思維”，機制論層面強調的是“系統科學思維”——思維形式的構造是“機制的系統思維”和“機制的動態思維”，二者分別對應了思維實體的客觀性和主觀社會表現、主體思維的總體性和構成元素的系統動態化。然則實質性所在即是強調思維客觀對于主觀思維的工作領銜以及思維總體對于個體思維的工作領銜，實現思維的主客觀方面和總體性、個體性的有機統一。關于結合，我們還可以舉出更生動的例子。關于“資本家勞動”的話題，馬克思是分兩步予以探討的：一是在《資本論》第一卷直接提出“資本主義的管理”的二重性，以配合后面將來提到的“總體工人的勞動生產價值”的社會行為;二是在第三卷討論企業主收入性質——強調“企業主收入是勞動的監督工資這種看法”的錯誤時，特別地指出“資本家是作為對別人勞動的剝削者的勞動者”，即“剝削勞動的勞動”。整體理解馬克思的思路，應分成階段：第一階段是勞動二重性的界說，第二階段乃是資本二重性的界說;前一階段為后一階段的論斷提供基礎，從而，只是在后一階段資本家的勞動性質才得到真正的揭秘。按照“合類”的原則，資本家的職能活動是歸于剩余價值的社會獲取的，而與價值創造無關，它并不屬于總體勞動范疇。然則，需要更為關注資本家勞動的社會內容和內涵期望——為了貨幣，而不能是它的個體期望——為了商品。總之，勞動二重性作為“思維總形式”和“思維總結構”，必須基于批判工具和實體發展意義統一的層面去理解，一句話，必須基于唯物主義和實踐過程的工作路線解讀之，將其作為實踐邏輯的“理論”和“方法論規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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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許光偉，2015b，《資本論》的邏輯究竟怎樣練成——兼談如何寫《保衛〈資本論〉》，《經濟理論與政策研究》，第8輯，第16-35頁。

　　[18]許光偉，2017a，《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修訂版)，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67、611頁。

　　[19]許光偉，2017b，《資本論》辯證法的三個認識維度——兼析馬克思思維的發生學研究，《經濟縱橫》，第8期，第22-31頁。

　　[20]許光偉，2018a，論《資本論》的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河北經貿大學學報》，第5期，第33-44頁。

　　[21]許光偉，2018b，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多重規定與研究意蘊——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當代經濟研究》，第11期，第5-14頁。

　　[22]許光偉，2019a，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研究——兼對生產一般與資本一般機理關系的考訂，《經濟縱橫》，第2期，第8-24頁。

　　[23]許光偉，2019b，抽象和具體的辯證法意蘊——再論《資本論》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及其時代意義，《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第6-17頁。

　　[24]許光偉，2020a，重建科學抽象法——從新中國70年經濟史學方法論的意義、道路和行動內涵說起，《齊魯學刊》，第1期，第96-116頁。

　　[25]許光偉，2020b，《資本論》與天人合一——關于勞動過程通史研究的若干問題，《湖北經濟學院學報》，第1期，第5-22頁。

　　[26]許光偉，2020c，恩格斯對《資本論》方法的貢獻——紀念恩格斯誕辰200周年，《西部論壇》，第2期，第11-25頁。

　　[27]楊照，2015：《資本主義浩劫時聆聽馬克思》，北京：中信出版社。

　　[28]伊林柯夫，1993a，《馬克思<資本論>中抽象和具體的辯證法》，孫開煥等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第39頁。

　　[29]伊林柯夫，1993b，《馬克思<資本論>中抽象和具體的辯證法》，孫開煥等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第107-109頁。

　　作者簡介：江西財經大學習近平經濟思想研究院特約研究員、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方法論。

　　Reflection on Scientific Abstraction: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Study on Mechanism of structure formation and mechanism transformation of "Preface" and the Commodity chapter of Das Kapital

　　XU Guang-wei

　　AbstractThe two elements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 are materialism and dialectics. They are the organic unity of "mutual seeing" and "exchanging roles". On this scale, the complete concept of "political economic method" is "materialist dialectics (work regulations) embodied i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general form or road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 i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economy is: real materialist regulations (dialectics) → activism (dialectics) →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dialectics) → historical materialism (dialectics). It determines that we must get rid of logical formulism and hermeneutic cycle in understanding and using scientific abstraction. To be specific: (1) Adhere to the special provisions of methods of political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volution of the preface" -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2) The preface explores both dialectics and materialism, so the commodity chapter of Das Kapital must be regarded as the "structure" born from it; (3) In this way, scientific abstraction should not be related to the historical path of materialism, so it should be "deconstructed" at the level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4) On the contrary, the theory of social mechanism, which is rooted in the critical provisions, is bound to be the scope of scientific abstraction's own activities, which means a proposition: it must be stipulated with the content of "genesis" and the form of “scientific abstraction”. Scientific abstraction of times reconstruction will complete the step out of the textbook version of scientific abstraction. Moreover, this practice of methodology has always been intrinsically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 i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economy (such as the search for knowledge expression), which requires us to explore more local elements of China.

　　KeywordsDas capital  scientific abstraction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materialist dialectics  genesis  hermeneutics  history  logic

　　基金項目：本文系湖北省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當代中國生產方式內在矛盾及其社會作用研究”(HBSK2019ZD03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附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

　　I　生產，消費，分配，交換(流通)

　　1　生產

　　(a)面前的對象，首先是物質生產。

　　在社會中進行生產的個人，因而，這些個人的一定社會性質的生產，自然是出發點。被斯密和李嘉圖當作出發點的單個的孤立的獵人和漁夫，應歸入18世紀魯賓遜故事的毫無想象力的虛構，魯賓遜故事決不像文化史家設想的那樣，僅僅是對極度文明的反動和想要回到被誤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樣，盧梭的通過契約來建立天生獨立的主體之間的相互關系和聯系的社會契約論，也不是奠定在這種自然主義的基礎上的，這是錯覺，只是美學上大大小小的魯賓遜故事的錯覺。這倒是對于16世紀以來就進行準備，而在18世紀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會”的預感。在這個自由競爭的社會里，單個的人表現為了擺脫了自然聯系等等，后者在過去歷史時代使他成為一定的狹隘人群的附屬物。這種18世紀的個人，一方面是封建社會形式解體的產物，另一方面是16世紀以來新興生產力的產物，而在18世紀的預言家看來(斯密和李嘉圖還完全以這些預言家為依據)，這種個人是一種理想，他的存在是過去的事;在他們看來，這種個人不是歷史的結果，而是歷史的起點。因為，按照他們關于人類天性的看法，合乎自然的個人并不是從歷史中產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這樣的錯覺是到現在為止的每個新時代所具有的。斯圖亞特在許多方面同18世紀對立并做為貴族比較多地站在歷史上，從而避免了這種局限性。

　　我們愈往前追溯歷史，個人，也就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顯得愈不獨立，愈從屬于一個更大的整體∶最初還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擴大成為氏族的家庭中;后來是在由氏族間的沖突和融合而產生的各種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十八世紀，在”市民社會”中，社會結合的各種形式，對個人說來，才只是達到他私人目的手段，才是外在的必然性。但是，產生這種孤立的個人的觀點的時代，正是具有迄今為止最發達的社會關系(從這種觀點來看是一般關系)的時代。人是最名符其實的社會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孤立的一個人在社會之外進行生產——這是罕見的事，’偶然落到荒野中的已經內在地具有社會力量的文明人或許能做到——就像許多個人不再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談而竟有語言發展一樣，是不可思議的。在這方面無須多說。十八世紀的人們有這種荒誕無稽的看法本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巴師夏，凱里和蒲魯東等人又把這種看法鄭重其事地引進最新的經濟學中來，這一點本來可以完全不提。蒲魯東等人自然樂于用編造神話的辦法，來對一種他不知道歷史來源的經濟關系做歷史哲學的說明，說什么這種觀念對亞當及普羅米修斯已經是現成的，后來他就被付諸實行等等。再沒有比這類想入非非的陳腔濫調更加乏味的了。

　　因此，說到生產，總是指在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生產——社會個人的生產。因而，好象只要一說到生產，我們或者就要把歷史發展過程在它的各個階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開始就要聲明，我們只的是某個一定的歷史時代，例如，是現代資產階級生產——這種生產事實上是我們研究的本題。可是，生產的一切時代有某些共同標準，共同規定。生產一般是一個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點提出來，定下來，免得我們重復，它就是一個合理的抽象。不過，這個一般，或者說，經過比較而抽出來的共同點，本身就是有另一些是幾個時代共有的，[有些]規定是最新時代和最古時代共有的，沒有它們，任何生產都無從設想;如果說最發達語言的有些規律和規定也是最不發達語言所有的，但是構成語言發展的恰恰是有別于這一般和共同點的差別，那末，對生產一般適用的種種規定所以要抽出來，也正是為了不致因見到統一(主體是人，客體是自然，這總是一樣的，這里已經出現了統一)就忘記了本質的差別。而忘記這種差別，正是那些證明現存社會關系永存與和諧的現代經濟學家的全部智慧所在。例如，他們說，沒有生產工具，哪怕這種生產工具不過是手，任何生產都不可能。沒有過去的，累積下來的勞動，哪怕這種勞動不過是由于反復操作而累聚在野蠻人手上的技巧，任何生產都不可能。資本，別的不說，也是生產工具，也是過去的，客體化了的勞動。可見資本是一種一般的，永存的自然關系;這就是說，如果我們恰好拋開了正是使”生產工具”，”累積下來的勞動”成為資本的那個特殊的話。因此，生產關系的全部歷史，例如在凱里看來，是歷代政府的惡意篡改。

　　如果沒有生產一般，也就沒有一般的生產。生產總是一個特殊的生產部門——如農業，畜牧業，制造業等，或者是他們的總體。可是，政治經濟學不是工藝學。生產的一般規定在一定社會階段上對特殊生產形式的關系，留待別處(后面)再說。

　　最后，生產也不只是特殊的生產，而始終是一定的社會體及社會的主體在或廣或窄由各生產部門組成的總體中活動著。科學的敘述對現實運動的關系，也還不是這里所要說的。生產一般。特殊生產部門。生產的總體。

　　現在時髦的做法，是在經濟學的開頭擺上一個總論部份——就是標題為《生產》的那部份(參看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著作)，用來論述一切生產的一般條件。

　　這個總論部份包括或者好像應當包括∶

　　(1)進行生產所必不可缺少的條件。因此，這實際上不過是要說明一切生產的基本要素。可是，我們將會知道，實際上歸納起來不過是幾個十分簡單的規定，卻擴展成淺薄的同義反復。

　　(2)或多或少促進生產的條件，如像亞當。斯密所說的前進的和停滯的社會狀態。要把這些在斯密那里作為提示而具有價值的東西提升到科學意義上來，就得研究各個民族的發展過程終生產率程度不同的各個時期——這種研究超出本題應有的范圍，但就屬于本題范圍來說，在敘述競爭，累積等等時是要談到的。照一般的提法，答案總是這樣一個一般的說法∶一個工業民族，當它一般地達到它的歷史高峰的時候，也就達到它的生產高峰。實際上，一個民族的工業高峰是在它還不是以既得利益為要務，而是以爭取利益為要務的時候。在這一點上，美國人勝過英國人。或者是這樣的說法∶例如，某一些種族，素質，氣候，自然條件如離海遠近，土地肥沃程度等等，比另外一些更有利于生產。這又是同義反復，即財富的主客觀因素越是在更高的程度上具備，財富就越容易創造。

　　但是，經濟學家在這個總論部份所真正要談的并不是這一切。相反，照他們的意見，生產不同于分配等等(參看穆勒的著作)，應當被描寫成局限在脫離歷史而獨立的永恒自然規律之內的事情，于是資產階級關系就被乘機當作社會一般的顛撲不破的自然規律偷偷地塞了進來。這是整套手法的多少有意識的目的。反之，在分配上，好象人們事實上可以隨心所欲。即使根本不談生產和分配的這種粗暴割裂與生產與分配的現實關系，下面這一點總應當是一開始就明白的∶無論在不同社會階段上分配如何不同，總是可以像在生產中那樣提出一些共同的規定來，可以把一切歷史差別混合和融化在一般人類規律之中。例如，奴隸，農奴，雇傭工人都得到一定量的食物，使他們能夠作為奴隸，農奴和雇傭工人來生存。靠貢賦生活的征服者，靠稅收生活的官吏，靠地租生活的土地占有者，靠施舍生活的僧侶，或者靠什一稅生活的教士，都得到一份社會產品，而決定這一份產品的規律不同于決定奴隸等等那一份產品的規律。一切經濟學家在這個項目下提出的兩個要點是∶(1)所有制，(2)司法，警察等對所有制的保護，對此要極簡單地答復一下∶

　　關于第一點，一切生產都是個人在一定社會形式中并藉這種社會形式而進行的對自然的占有。在這個意義上，說所有制(占有)是生產的一個條件，那是同義反復。但是，可笑的是從這里一步就跳到所有制的一定形式，如私有制。(而且還把對立的形式即無所有作為條件。)歷史卻表明，公有制是原始形式(如印度人，斯拉夫人，古克爾特人等等)，這種形式在公社所有制形式下還長期起著顯著的作用。至于財富在這種還是那種所有制形式下能更好地發展的問題，還根本不是這里所要談的。可是，如果說在任何所有制都不存在的地方，就談不到任何生產，因此也就談不到任何社會，那末，這是同義反復。什么也不據為己有的占有，是自相矛盾。

　　關于第二點，對既得物的保護等等。如果把這些濫調還原為它們的實際內容，它們所表示的就比它們的說教者所知道的還多。就是說，每種生產形式都產生出它所特有的法權關系，統治形式等等。粗率和無知之處正在于把有機地聯系著的東西看成是彼此偶然發生關系的，純粹反射聯系中的東西，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只模糊地感到，在現代警察制度下，比在例如強權下能更好地進行生產，他們只是忘記了，強權也是一種法權，而且強者的法權也以另一種形式繼續存在于他們的”法治國家”中。

　　當與生產的一定階段相應的社會狀態剛剛產生或者已經衰亡的時候，自然會出現生產上的紊亂，雖然程度和影響有所不同。

　　總之∶一切生產階段所共同的，被思維當作一般規定而確定下來的規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謂一切生產的一般條件，不過是這些抽象要素，用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個現實的歷史的生產階段。

　　2生產與分配，交換，消費的一般關系

　　在進一步分析生產之前，必須觀察一下經濟學家拿來與生產并列的幾個項目。

　　敷淺的表象是∶在生產中，社會成員占有(開發，改造)自然產品供人類需要;分配決定個人分取這些產品的比例;交換給個人帶來它享用分配給他的一份去換取的那些特殊產品;最后，在消費中，產品變成享受的對象，個人占有的對象。生產創造出適合需要的對象;分配依照社會規律把它們分配;交換依照個人需要把已經分配的東西再分配;最后，在消費中，產品脫離這種社會運動，直接變成個人需要的對象和仆役，被享受而滿足個人需要。因而，生產表現為起點，消費表現為終點，分配和交換表現為中間環節，這中間環節又是二重的，因為分配被規定為從社會出發的要素，交換被規定為從個人出發的要素。在生產中，人客體化，在人中，物主體化;在分配中，社會以一般的，居于支配地位的規定的形式，擔任生產和消費之間的媒介;在交換中，生產和消費由偶然的個人的規定性來媒介。

　　分配決定產品歸個人的比例(分量);交換決定個人對于分配給自己的一份所要求的產品。

　　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因此形成一個正歸的三段論法;生產是一般，分配和交換是特殊，消費是個別，全體由此結合在一起。這當然是一種聯系，然而是一種敷淺的聯系。生產決定于一般的自然規律，分配決定于社會的偶然情況，因此它能夠或多或少地對生產起促進作用;交換作為形式上的社會運動介于兩者之間;而消費這個不僅被看成終點而且被看成最后目地的結束行為，除了它又反過來作用于起點并重新引起整個過程之外，本來不屬于經濟學的范圍。

　　反對政治經濟學家的人們，——不論這些反對者是不是他們的同行，——責備他們把聯系著的東西粗野地割裂了，這些反對者或者是同他們站在同一個基礎上，或者是在他們之下。最庸俗不過的責備就是，說政治經計學家過于重視生產，把它當作目的本身。說分配也是同樣重要的。這種責備的立足點恰恰是那種把分配當作與生產并列的獨立自主的領域的經濟見解。或者是這樣的責備，說媒有把這些要素放在其統一中來理解。好象這種割裂不是從現實中進到教科書中去的，而相反地是從教科書進到現實中去的，好像這里的問題是要把概念作辯證的平衡，而不是解釋現實的關系!

　　(a)[生產和消費]

　　生產直接也是消費。雙重的消費，主體的和客體的∶個人在生產當中發展自己的能力，也在生產行為中支出和消耗這種能力，同自然的生殖是生命力的一種消耗完全一樣。第二，生產資料的消費，生產資料被使用，被消耗，一部分(如在燃燒中)重新分解為一般元素。原料的消費也是這樣，原料不再保持自己的自然形狀和特性，這種自然形狀和特性倒是消耗掉了。因此，生產行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來說也是消費行為。不過，這一點是經濟學家所承認的，他們把直接與消費同一的生產，直接與生產合一的消費，稱作生產的消費。生產和消費的這種同一性，歸結起來是斯賓諾莎的命題∶”規定即否定”。但是，提出生產的消費這個規定，只是為了把與生產同一的消費跟原來意義上的消費區別開來，后面這種消費被理解為起消滅作用的與生產相對的對立面，我們且觀察一下這個原來意義上的消費。

　　消費直接也是生產，正如自然界中的元素和化學物質的消費是植物的生產一樣。例如，吃喝是消費形式之一，人吃喝就生產自己的身體，這是明顯的事。而對于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從某一方面來生產人的其它任何消費形式也都可以這樣說。消費的生產。可是，經濟學卻說，這種與消費同一的生產是第二種生產，是靠消滅第一種生產的產品引起的。在第一種生產中，生產者物化，在第二種生產中，生產者所創造的物人化。因此，這種消費的生產，——雖然它是生產和消費的直接統一——是與原來意義上的生產根本不同的。生產同消費合而為一和消費同生產合而為一的這種直接統一，并不排斥它們的直接兩立。

　　可見，生產直接是消費，消費直接是生產。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對方。可是同時在兩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媒介運動。生產媒介著消費，它創造出消費的材料，沒有生產，消費就沒有對象。但是消費也媒介著生產，因為正式消費替產品創造了主體，產品對這個主體才是產品。產品在消費中才得到最后完成。一條鐵路，如果沒有通車，不被磨損，不被消費，它只是可能性的鐵路，不是現實的鐵路。沒有生產，就沒有消費，但是，沒有消費，也就沒有生產，因為如果這樣，生產就沒有目的。消費從兩方面生產著生產。

　　(1)因為只是在消費中產品才成為現實的產品，例如，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為才現實地成為衣服;一間房屋無人居住，事實上就不成為現實的房屋;因此，產品不同于單純的自然對象，它在消費中才證實自己是產品，才成為產品。消費是在把產品消滅的時候才使產品最后完成，因為產品之所以是產品，不是它做為物化了的活動，而只是做為活動著的主體的對象。

　　(2)因為消費創造出新的生產的需要，因而創造出生產的觀念上的內在動機，后者是生產的前提。消費創造出生產的動力;它也創造出在生產中做為決定目的的東西而發生作用的對象。如果說，生產在外部提供消費的對象是顯而易見的，那末，同樣顯而易見的是，消費在觀念上提出生產的對象，做為內心的意象，作為需要，做為動力和目的。消費創造出還是在主觀形式上的生產對象。沒有需要，就沒有生產。而消費則把需要再生產出來。

　　與此相應，就生產方面來說∶

　　(1)它為消費提供材料，對象。消費而無對象，不成其為消費;因而，生產在這方面創造出，生產出消費。

　　(2)但是，生產為消費創造的不只是對象。它也給予消費以消費的規定性，消費的性質，使消費得以完成。正如消費使產品得以完成其為產品一樣，生產使消費得以完成。首先，對象不是一般的對象，而是一定的對象，是必須用一定的而又是由生產本身所媒介的方式來消費的。饑餓總是饑餓，但是用刀叉吃熟肉來解除的饑餓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齒啃生肉來解除的饑餓。因此，不僅消費的對象，而且消費的方式，不僅客體方面，而且主體方面，都是生產所生產的。所以，生產創造消費者。

　　(3)生產不僅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為材料提供需要。在消費脫離了它最初的自然粗陋狀態和直接狀態之后，——如果停留在這種狀態，那也是生產停滯在自然粗陋狀態的結果，——消費本身做為動力是靠對象做媒介的。消費對于對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對于對象的知覺所創造的。藝術對象創造出懂得藝術和能夠欣賞美的大眾，——任何其它產品也都是這樣。因此，生產不僅做為主體生產對象，而且也為對象生產主體。

　　因此，生產生產著消費∶

　　(1)是由于生產為消費創造材料，

　　(2)是由于生產決定消費的方式，

　　(3)是由于生產靠它起初當作對象生產出來的產品在在消費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產出消費的對象，消費的方式和消費的動力。同樣，消費生產出生產者的素質，因為它在生產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

　　因此，消費和生產之間的同一性表現在3方面∶

　　(1)直接的同一性∶生產是消費;消費是生產。消費的生產。生產的消費。政治經濟學家把兩者都稱為生產的消費，可是還做了一個區別。前者表現為再生產，后者表現為生產的消費。關于前者的一切研究是關于生產的勞動或非生產的勞動的研究;關于后者的研究是關于生產的消費或非生產的消費的研究。

　　(2)每一方表現為對方的手段;以對方為媒介;這表現為他們的相互依存;這是一個運動，它們通過這個運動彼此發生關系，表現為互不可缺，但又各自處于對方之外。生產為消費創造作為外在對象的材料;消費為生產創造作為內在對象，作為目的的需要。沒有生產就沒有消費;沒有消費就沒有生產。這在經濟學中以多種多樣的形式表現出來。

　　(3)生產不僅直接是消費，消費也不僅直接是生產;而且生產不僅是消費的手段，消費不僅是生產的目的，——就是說，每一方都為對方提供對象，生產為消費提供外在的對象，消費為生產提供想象的對象;兩者的每一方不僅直接就是對方，不僅媒介著對方，而且，兩者的每一方當自己實現時也就創造對方，把自己當作對方創造出來。消費完成生產行為，只是在消費使產品最后完成其為產品的時候，在消費把它消滅，把它的獨立的物體形式毀掉的時候;在消費使得在最初生產行為中發展起來的素質通過反復的需要達到完美的程度的時候;所以，消費不僅是使產品成為產品的最后行為，而且也是使生產者成為生產者的最后行為。另一方面，生產生產出消費，是在生產創造出消費的一定方式的時候，然后是在生產把消費的動力，消費能力本身當作需要創造出來的時候。這和第三項所說的這個最后的同一性，經濟學在論述需求和供給，對象和需要，社會創造的需要和自然需要的關系時，曾多次加以解釋。

　　這樣看來，對于一個黑格爾主義者來說，把生產和消費同一起來，是最簡單不過的事。不僅社會主義美文學家這樣做過，而且平庸的經濟學家也這樣做過，薩伊就是個例子;他的說法是，就一個民族來說，它的生產也就是它的消費。或者，就人類一般來說，也是這樣。施托爾希指出過薩伊的錯誤，因為例如一個民族，不是把自己的產品全部消費掉，而是還要創造生產資料等等，固定資本等等。此外，把社會當作一個單獨的主體來觀察，是對它做了不正確的觀察，思辨式的觀察。就一個主體來說，生產和消費表現為一個行為的兩個要素。這里要強調的主要之點是∶如果我們把生產和消費看做一個主體的或者許多單個個人的活動，它們無論如何表現為一個過程的兩個要素，在這個過程中，生產是實際的起點，因而也是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消費，做為必需，做為需要，本身就是生產活動的一個內在要素。但是生產活動是實現起點，因而也是實現的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是整個過程借以從新進行的行為。個人生產出一個對象，因消費了它而再回到自己身上，然而，他是作為生產的個人，把自己再生產的個人。所以，消費表現為生產的要素。

　　但是，在社會中，產品一經完成，生產者對產品的關系就是一種外在的關系，產品回到主體，取決于主體對其它個人的關系。他不是直接獲得產品。如果說他是在社會中生產，那末直接占有產品也不是他的目的。在產品和生產者之間插進了分配，分配借社會規律決定生產者在產品世界中的份額，因而插在生產和消費之間。

　　那末，分配是否作唯獨立的領域，處于生產之旁和生產之外呢?

　　(b)[生產和分配]

　　如果看看普通的經濟學著作，首先令人注目的是，在這些著作里什么都被提出兩次。舉例來說，在分配上出現的是地租，工資，利息和利潤，而在生產上做為生產要素出現的是土地，勞動，資本。說到資本，一看就清楚，它被提出了兩次∶(1)當作生產要素;(2)當作收入源泉，當作決定一定的分配形式的東西。利息和利潤，就它們做為資本增殖和擴大的形式，因而做為資本自身的生產的要素來說，本身也出現在生產中。利息和利潤作為分配形式，是以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為前提的。他們是以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為前提的分配方式。它們又是資本的再生產方式。

　　同樣，工資也是在另一個項目中被考察的雇傭勞動∶在一處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所具有的規定性，在另一處表現為分配的規定。如果勞動不是規定為雇傭勞動，那末，它參與產品分配的方式，也就不表現為工資，如在奴隸制度下就是這樣。最后，地租——我們直接地來看地產參與產品分配的最發達形式——的前提，是作為生產要素的大地產(其實是大農業)，而不是通常的土地，就像工資的前提不是通常的勞動一樣。所以，分配關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現為生產要素的背面。個人以雇傭勞動的形式參與生產，就以工資形式參與產品，生產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結構完全取決于生產的結構，分配本身就是生產的產物，不僅就對象說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說也是如此。就對象說，能分配的只是生產的成果，就形式說，參與生產的一定形式決定分配的特定形式，決定參與分配的形式。把土地放在生產上來談，把地租放在分配上來談，等等，簡直是幻覺。

　　因此，像李嘉圖那樣的經濟學家，最受責備的就是他們眼中只有生產，他們卻專門把分配規定為經濟學的對象，因為他們本能地把分配形式看成是一定社會中的生產要素得以確定的最確切的表現。

　　在單個的個人面前，分配自然表現為一種社會規律，這種規律決定他在生產中——指他在其中進行生產的那個生產——的地位，因而分配先于生產。這個個人一開始就沒有資本，也沒有地產。他一出生就由社會分配指定專門從事雇傭勞動。但是這種指定本身是資本和地產作為獨立的生產要素存在的結果。

　　就整個社會來看，從一方面說，分配似乎先于生產，并且決定生產，似乎是先經濟的事實。一個征服者民族在征服者之間分配土地，因而造成了地產的一定的分配和形式，由此決定了生產。或者，它使被征服的民族成為奴隸，于是使奴隸勞動成為生產的基礎。或者，一個民族經過革命把大地產粉碎成小塊，從而通過這種新的分配使生產有了一種新的性質。或者，立法使地產永遠屬于一定的家庭，或者，把勞動[當作]世襲的特權來分配，因而把它像等級一樣地固定下來。在所有這些歷史上有過的情況下，似乎不是生產安排和決定分配，而相反地是分配安排和決定生產。

　　照最淺薄的理解，分配表現為產品的分配，因此它彷佛離開生產很遠，對生產是獨立的。但是，在分配是產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產工具的分配，(2)社會成員在各類生產之間的分配(個人從屬于一定的生產關系)——這是上述同一關系的進一步規定。這種分配包含在生產過程本身中并且決定生產的結構，產品的分配顯然只是這種分配的結果。如果在考察生產時把包含在其中的這種分配撇開，生產顯然只是一個空洞的抽象;反過來說，有了這種本來構成生產的一個要素的分配，力求在一定的社會結構中來理解現代生產并且主要是研究生產的經濟學家李嘉圖，不是把生產而是把分配說成現代經濟學的本題。從這里，又一次顯出了那些把生產當作永恒真理來論述而把歷史限制在分配范圍之內的經濟學家是多么荒誕無稽。

　　這種決定生產本身的分配究竟和生產處于怎么樣的關系，這顯然是屬于生產本身內部的問題。如果有人說，既然生產必須從生產工具的一定分配出發，至少在這個意義上分配先于生產，成為生產的前提，那末就應該答復他說，生產實際上有它的條件和前提，這些條件和前題構成生產的要素。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現為自然發生的東西。通過生產過程本身，它們就從自然發生的東西變成歷史的東西了，如果它們對于一個時期表現為生產的自然前提，對于另一個時期就是生產的歷史結果了。它們在生產內部不斷地改變。例如，機器的應用既改變了生產工具的分配，也改變了產品的分配。現代大土地所有制本身既是現代商業和現代工業的結果，也是現代工業在農業上應用的結果。

　　上面提出的一些問題，歸根到底就是∶一般歷史條件在生產上是怎樣起作用的，生產和一般歷史運動的關系又是怎樣的。這個問題顯然屬于對生產本身的討論和分析。

　　然而，這些問題即使照上面那樣平庸的提法，也可以同樣給予簡短的回答。所有的征服有三種可能。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產方式強加于被征服的民族(例如，本世紀英國人在愛爾蘭所做的，部份地在印度所做的);或者是征服民族讓舊生產方式維持下去，自己滿足于征收貢賦(如土耳其人和羅馬人);或者是發生一種相互作用，產生一種新的，綜合的生產方式(日耳曼人的征服中一部分就是這樣)。在所有的情況下，生產方式，不論是征服民族的，被征服民族的，還是兩者混合形成的，總是決定新出現的分配。因此，雖然這種分配對于新的生產時期表現為前提，但它本身又是生產的產物，不僅是一般歷史生產的產物，而且是一定歷史生產的產物。

　　例如，蒙古人把俄羅斯弄成一片荒涼，這樣做是適合于他們的生產，畜牧的，大片無人居住的地帶是畜牧的主要條件。在日耳曼蠻族，用農奴耕作是傳統的生產，過的是鄉村的孤獨生活，他們能夠非常容易地讓羅馬各省服從于這些條件，因為那里發生的土地所有權的集中已經完全推翻了舊的農業關系。

　　有一種傳統的觀念，認為在某些時期人們只靠劫掠生活。但是要能夠劫掠，就要有可以劫掠的東西，因此就要有生產。而劫掠方式本身又決定生產方式。例如，劫掠一個從事證券投機的民族就不能同劫掠一個游牧民族一樣。

　　奴隸直接被剝奪了生產工具。但是奴隸受到剝奪的國家的生產必須安排得容許奴隸勞動，或者必須建立一種適于使用奴隸的生產方式(如在南美等)。

　　法律可以使一種生產資料，例如土地，永遠屬于一定家庭。這些法律，只有當大土地所有權適合于社會生產的時候，如像在英國那樣，才有經濟意義。在法國，盡管有大土地所有權，但經營的是小土地農業，因而大土地所有權就被革命摧毀了。但是，土地析分的狀態是否例如通過法律永遠固定下來了呢?盡管有這種法律，土地的所有權卻又集中起來了。法律在鞏固分配關系方面的影響和它們由此對生產發生的作用，要專門加以確定。

　　(c)最后，交換和流通

　　流通本身只是交換的一定要素，或者也是從總體上看的交換。

　　既然交換只是生產以及由生產決定的分配一方和消費一方之間的媒介要素，而消費本身又表現為生產的一個要素，交換當然也就當做生產的要素包含在生產之內。

　　首先很明顯，在生產本身之中發生的各種活動和各種能力的交換，直接屬于生產，并且從本質上組成生產。第二，這同樣適用于產品交換，只要產品交換是用來制造供直接消費的成品的手段。在這個限度內，交換本身是包含在生產之中的行為。第三，所謂企業家之間的交換，從它的組織方面看，既完全決定于生產，且本身也是生產行為。只有在最后階段上，當產品直接為了消費而交換的時候，交換才表現為獨立于生產之外，與生產漠不相干。但是，(1)如果沒有分工，不論這種分工是自然發生的或者本身已經是歷史的成果，也就沒有交換;(2)私的交換以私的生產為前提;(3)交換的深度，廣度和方式都是由生產的發展和結構決定的。例如，城鄉之間的交換，鄉村中的交換，城市中的交換等等。可見，交換就其一切要素來說，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產當中，或者是由生產決定。

　　我們得到的結論并不是說，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是同一的東西，而是說，它們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一個統一體內部的差別。生產既支配著生產的對立規定上的自身，也支配著其它要素。過程總是從生產重新開始。交換和消費是不能支配作用的東西，那是自明之理。分配，作為產品的分配，也是這樣。而作為生產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產的一個要素。因此，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和這些不同要素相互間的一定關系。當然，生產就其片面形式來說也決定于其它要素。例如，當市場擴大，即交換范圍擴大時，生產的規模也就增大，生產也就分得更細。隨著分配的變動，例如，隨著資本的集中，隨著城鄉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產也就發生變動。最后，消費的需要決定著生產。不同要素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每一個有機整體都是這樣。

　　3政治經濟學的方法

　　當我們從政治經濟學方面觀察某一國家的時候，我們從該國的人口，人口的階級劃分，人口在城鄉海洋的分布，在不同生產部門的分布，輸入和輸出，全年的生產和消費，商品價格等等開始。

　　從實在和具體開始，從現實的前提開始，因而，例如在經濟學上從做為全部社會生產行為的基礎和主體開始，似乎是正確的。但是，更仔細地考察起來，這是錯誤的。如果我拋開構成人口的階級，人口就是一個抽象。如果我不知道這些階級所依據的因素，如雇傭勞動，資本等等，階級又是一句空話。而這些因素是以交換，分工，價格等等為前提的。比如資本，如果沒有雇傭勞動，價值，貨幣，價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從人口著手，那末這就是一個混沌的關于整體的表象，經過更切進的規定之后，我就會在分析中達到越來越簡單的概念;從表象中的具體達到越來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定。于是行程又得從那里回過頭來，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這回人口已不是一個混沌的關于整體的表象，而是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了。

　　第一條道路是經濟學在它產生時期在歷史上走的道路。例如，十七世紀的經濟學家總是從生動的整體，從人口，民族，國家，若干國家等等開始;但是他們最后總是從分析中找出一些具有決定意義的抽象的一般的關系，如分工，貨幣，價值等等。這些個別要素一旦多少確定下來和抽象出來，從勞動，分工，需要交換價值等等這些簡單的東西上升到國家，國際交換和世界市場的各種經濟學體系就開始出現了。后一種顯然是科學上正確的方法。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因此它在思維中表現為綜合的過程，表現為結果，而不是表現為起點，雖然它是現實中的起點，因而也是直觀和表象的起點。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因而黑格爾陷入幻覺，把實在理解為自我綜合，自我深化和自我運動的思維的結果，其實，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只是思維用來掌握具體并把它當作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但決不是具體本身的產生過程。

　　舉例來說，最簡單的經濟范疇，如交換價值，是以人口，以在一定關系中進行生產的人口為前提的;也是以某種形式的家庭，公社或國家等為前提的。它只能做為一個既與的，具體的，生動的整體的抽象片面的關系而存在。相反，做為范疇，交換價值卻有一種洪水期前的存在。因此，在意識看來——而哲學意識就是被這樣規定的∶在它看來，正在理解著的思維是現實的人，因而，被理解的世界本身才是現實的世界——范疇的運動表現為現實的生產行為(只可惜它從外界取得一種推動)，而世界是這種生產行為的結果;這——不過又是一個同義反復——只有在下面這個限度內才是正確的∶具體總體做為思維總體，做為思維具體，事實上是思維的，理解的產物;但是，決不是處于直觀和表象之外或駕乎其上而思維著的，自我產生著的概念的產物，而是把直觀和表象加工成概念這一過程的產物。整體，當它在頭腦中作為被思維的整體而出現時，是思維著的頭腦的產物，這個頭腦用它所專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這種方式是不同于對世界的藝術的，宗教的，實踐——精神的掌握的。實在主體仍然是在頭腦之外保持著它的獨立性;只要這個頭腦還僅僅是思辨地，理論地活動著。因此，就是在理論方法上，主體，即社會，也一定要經常作為前提浮現在表象面前。

　　但是，這些簡單的范疇在比較具體的范疇以前是否也有一種獨立的歷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要看情況而定。比如，黑格爾論法哲學，是從主體的最簡單的法的關系即占有開始的，這是對的。但是，在家庭或主奴關系這些具體的多的關系之前，占有并不存在。相反，如果說有這樣的家庭和氏族，它們還只是占有，而沒有所有權，這倒是對的。所以，這種比較簡單的范疇，表現為簡單的家庭或氏族的公社在所有權方面的關系。它在比較高級的社會中表現為一個發達的組織的比較簡單的關系。但是那個以占有為關系的具體的基礎總是前提。可以設想一個孤獨的野人占有東西，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占有并不是法的關系。說占有在歷史上發展為家庭，是錯誤的。占有倒總是以這個”比較具體的法的范疇”為前提的。但是，不管怎樣總可以說，簡單范疇是這樣一些關系的表現，在這些關系中，不發展的具體可以已經實現，而那些通過較具體的范疇在精神上表現出來的較多方面的聯系和關系還沒有產生;而比較發展的具體則把這個范疇當作一種從屬關系保存下來。在資本存在之前，銀行存在之前，雇傭勞動存在之前，貨幣能夠存在，而且在歷史上存在過。因此，從這一方面看來，可以說，比較簡單的范疇可以表現一個比較不發展的整體的處于支配地位的關系，或者可以表現一個比較發展的整體的從屬關系，后面這些關系，在整體向著一個比較具體的范疇表現出來的方面發展之前，在歷史上已經存在。在這個限度內，從最簡單上升到復雜這個抽象思維的進程符合現實的歷史過程。

　　另一方面，可以說，有一些十分發展的，但在歷史上還不成熟的社會形式，其中有最高級的經濟形式，如協作，發達的分工等等，卻不存在任何貨幣，秘魯就是一個例子。就在斯拉夫公社中，貨幣以及作為貨幣的條件的交換，也不是或者很少是出現在個別公社內部，而是出現在它的邊界上，出現在與其它公社的交往中，因此，把同一公社內部的交換當作原始構成因素，是完全錯誤的。相反地，與其說它起初發生在同一公社內部的成員間，不如說它發生在不同公社的相互關系中。其次，雖然貨幣很早就全面地發生作用，但是在古代它只是片面發展的民族即商業民族中才是處于支配地位的因素。甚至在最文明的古代，在希臘人和羅馬人那里，貨幣的充份發展——在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中這是前提——只是在他們解體的時期。因此，這個十分簡單的范疇，在歷史上只有在最發達的社會狀態下才表現出它的充份的力量。它決沒有歷盡一切經濟關系。例如，在羅馬帝國，在它最發達的時期，實物稅和實物租仍然是基礎。那里，貨幣制度原來只是在軍隊中得到充份發展。它也從來沒有掌握勞動的整個領域。可見，比較簡單的范疇，雖然在歷史上可以在比較具體的范疇之前存在，但是，它的充分深入而廣泛的發展恰恰只能屬于一個復雜的社會形式，而比較具體的范疇在一個比較不發達的社會形式中有過比較充份的發展。

　　勞動似乎是一個十分簡單的范疇。它在這種一般性——作為勞動一般——上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經濟學上從這種簡單性上來把握的”勞動”，和產生這個簡單抽象的那些關系一樣，是現代的范疇。例如，貨幣主義把財富看成還是完全客觀的東西，看成存在于貨幣中的物。同這個觀點相比，重工主義或重商主義把財富的源泉從對象轉到主體的活動——商業勞動和工業勞動，已經是很大的進步，但是，他們仍然只是局限地把這種活動本身理解為取得貨幣的活動。同這個學派相對立的重農學派把勞動的一定形式——農業——看作創造財富的勞動，不再把對象本身看做裹在貨幣的外衣之中，而是看做產品一般，看做勞動的一般成果了。這種產品還與活動的局限性相應而仍然被看做自然規定的產品——農業的產品，主要還是土地的產品。

　　亞當.斯密大大地前進了一步，他拋開了創造財富的活動的一切規定性，——干脆就是勞動，既不是工業勞動，又不是商業勞動，也不是農業勞動，而既是這種勞動，又是那種勞動，有了創造財富的活動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規定為財富的對象的一般性，這就是產品一般，或者說又是勞動一般，然而是作為過去的，物化的勞動。這一步跨得多么艱難，多么遠，只要看看連亞當.斯密本人還時時要回到重農學派的觀點上去，就可想見了。這會造成一種看法，好象由此只是替人——不論在哪種社會形式下——做為生產者在其中出現的那種最簡單，最原始的關系找到了一個抽象表現。從這一方面來看這是對的，從另一方面看來就不是這樣。

　　對任何種類勞動的同樣看待，以一個十分發達的實在勞動種類的總體為前提，在這些勞動種類中，任何一種勞動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勞動。所以，最一般的抽象只產生在最豐富的具體的發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種東西為許多東西所共有，為一切所共有。這樣一來，它就不再只是再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另一方面，勞動一般這個抽象，不僅僅是具體的勞動總體的精神結果。對任何種類的勞動的同樣看待，適合于這樣一種社會形式，在這種社會形式中，個人很容易從一種勞動轉到另一種勞動，一定種類的勞動對他們來說是偶然的，因而是無差別的。這里，勞動不僅在范疇上，而且在現實中都是創造財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在一種特殊性上同個人結合在一起的規定了。在資產階級社會的最現代的存在形式——美國，這種情況最為發達。所以，在這里，”勞動”，”勞動一般”，直截了當的勞動這個范疇的抽象，這個現代經濟學的起點，才成為實際真實的東西。人們也許會說，在美國表現為歷史產物的東西——對任何勞動同樣看待——在俄羅斯人那里，比如說，就表現為天生的素質了。但是，首先，是野蠻人具有適應一切的素質還是文明人自動去適應一切，是大有區別的。并且，在俄羅斯人那里，實際上同對任何種類勞動同樣看待這一點相適應的，是傳統地固定在一種十分確定的勞動上的狀態，他們只是由于外來的影響才從這種狀態中解放出來。

　　勞動這個例子確切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疇，雖然正是由于它們的抽象而適用于一切時代，但是就這個抽象的規定性本身來說，同樣是歷史關系的產物，而且只有對這于些關系并在這些關系之內才具有充份的意義。

　　資產階級社會是歷史上最發達的和最復雜的生產組織。因此，那些表現它的各種關系的范疇以及對于它的結構的理解，同時也能使我們透視一切已經覆滅的社會形式的結構和生產關系。資產階級借這些社會形式的殘片和因素建立起來，其中一部分是還未克服的遺物，繼續在這里存留著，一部分原來只是征兆的東西，發展到具有充份意義，等等。人體解剖對于猴類解剖是一把鑰匙。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資產階級經濟為古代經濟等等提供了鑰匙，但是，決不是像那些抹殺一切歷史差別，把一切社會形式都看成資產階級社會形式的經濟學家所理解的那樣。人們認識了地租，什一稅等等。但是不應當把它們等同起來。

　　其次，因為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只是發展的一種對抗的形式，所以，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種關系，在它里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縮的或者漫畫式的形式出現。公社所有制就是個例子。因此，如果說資產階級經濟的范疇包含著一種適用于一切其它社會形式的真理這種說法是對的，那末，這也只能在一定意義上來理解。這些范疇可以在發展了的，萎縮的了，漫畫式的種種形式上，然而總是在有本質區別的形式上，包含著這些社會形式。所謂的歷史發展總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的∶最后的形式總是把過去的形式看成是向著自己發展的各個階段，并且因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條件下才能夠進行自我批判，——這里當然不是指做為崩潰時期出現的那樣的歷史時期，——所以總是對過去的形式做片面的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所謂在可能范圍內準備好時，才有助于對早期神話作客觀的理解。同樣，資產階級經濟只有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自我批判已經開始時，才能理解封建社會，古代社會和東方社會.在資產階級經濟沒有把自己神話化而同過去完全等同起來時。它對于前一個社會，即它還得與之直接斗爭的封建社會的批判，是與基督教對異教的批判或者新教對舊教的批判相似的。

　　在研究經濟范疇的發展時，正如在研究任何歷史科學，社會科學時一樣，應當時刻把握住∶無論在現實中或在頭腦中，主體——這里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都是既與的;因而范疇表現這一定社會的，這個主體的存在形式，存在規定，常常只是個別的側面;因此，這個一定社會在科學上也決不是把它當作這樣一個社會來談論的時候才開始存在的。這必須把握住，因為這對于分篇直接具有決定的意義。例如，從地租開始，從土地所有制開始，似乎是再自然不過的，因為它是同土地結合著的，而土地是一切生產的源泉，并且它又是同農業結合著的，而農業是一切多少固定的社會的最初的生產方式。但是，這是最錯誤不過的了。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支配著其它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一切其它色彩都隱沒其中，它使它們的特點變了樣。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里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以畜牧民族為例(純粹的漁獵民族還處于真正發展的起點之外)。在他們中間出現一定形式的，即偶然的耕作。土地所有制由此決定了。它是公有的，這種形式依這些民族保持傳統的多少而或多或少地遺留下來，斯拉夫人中的公社所有制就是個例子。而在從事定居耕作——這種定居已是一大進步——的民族那里，像在古代社會和封建社會，耕作處于支配地位，那里連工業，工業的組織以及與工業相應的所有制形式都或多或少帶著土地所有制的性質;或者像在古代羅馬人中那樣工業完全附屬于耕作;或者像中世紀那樣工業在城市中和在城市的各種關系上摹仿著鄉村的組織。在中世紀，甚至資本——只要不是純粹的貨幣資本——做為傳統的手工工具等等，也帶著這種土地所有制的性質。

　　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情況則相反。農業越來越變成僅僅是一個工業部門，完全由資本支配。地租也是如此。在土地所有制居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會形式中，自然聯系還占優勢。在資本居于支配地位的社會形式中，社會，歷史所創造的因素占優勢。不懂資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卻完全可以懂資本。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它必須成為起點又成為終點，必須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來說明。分別考察了兩者之后，必須考察它們的相互關系。

　　因此，把經濟范疇按它們在歷史上起作用的先后次序來安排是不行的，錯誤的。它們的次序倒是由他們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的相互關系決定的，這種關系同看來是它們的合乎自然次序或者符合歷史發展次序的東西恰好相反。問題不在于各種經濟關系在不同社會形式的相繼更替的序列中在歷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們在”觀念上”(蒲魯東)(在歷史運動的一個模糊表象中)的次序。而在于它們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的結構。

　　古代世界中的商業民族——腓尼基人，迦太基人——表現的單純性(抽象規定性);正是由農業民族占優勢這種情況決定的。做為商業資本和貨幣資本的資本，在資本還沒有成為社會的支配因素的地方，正是在這種抽象中表現出來。倫巴第人和猶太人對于經營農業的中世紀社會，也是處于這種地位。

　　還有一個例子，說明同一些范疇在不同的社會階段有不同的地位，這就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最新形式之一∶股份公司。但是，它還在資產階級社會初期就曾以特權的，有壟斷權的大公司的形式出現。

　　國民財富這個概念，在十七世紀經濟學家看來，無形中是說財富的創造僅僅是為了國家，而國家的實力是與這種財富成比例的，——這種觀念在十八世紀的經濟學家中還部份地保留著。這是一種不自覺的偽善形式，在這種形式下財富本身和財富的生產被宣布為現代國家的目的，而現代國家被看成只是生產財富的手段。

　　顯然，應當這樣來分篇∶

　　(1)一般的抽象的規定，因此它們或多或少屬于一切社會形式，不過是在上面所分析過的意義上。

　　(2)形成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結構并且成為基本階級的依據的范疇。資本，雇傭勞動，土地所有制。它們相互之間的關系。城市和鄉村。三大社會階級。它們之間的交換。流通。信用事業(私的)。

　　(3)資產階級社會在國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來考察。“非生產”階級。稅。國債。公的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國移民。

　　(4)生產的國際關系。國際分工，國際交換。輸出和輸入。匯率。

　　(5)世界市場和危機。

　　4生產、生產資料和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國家形式和意識形式同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的關系。法的關系，家庭關系。

　　注意∶應該在這里提到而不該忘記的各點∶

　　(1)戰爭比和平發達的早;某些經濟關系，如雇傭勞動，機器等等，怎樣在戰爭和軍隊等等中比在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發展的早。生產力和交往關系的關系在軍隊中也特別顯著。

　　(2)歷來的觀念的歷史編纂法同現實的歷史編纂法的關系。特別是所謂文化史，舊時的宗教使和政治史。(順便也可以說一下歷來的歷史編纂法的各種不同方式。所謂客觀的，主觀的(倫理的等等)。哲學的。)

　　(3)第二級的和第三級的東西，總之，派生的，轉移來的，非原生的生產關系。國際關系在這里的影響。

　　(4)對這種見解中的唯物主義的種種非難;同自然唯物主義的關系。

　　(5)生產力(生產資料)的概念和生產關系的概念的辨證法，這樣一種辨證法，它的界限應當確定，它不抹殺現實差別。

　　(6)物質生產的發展例如同藝術生產的不平衡關系。進步這個概念決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義上去理解。現代藝術等等。這種不平衡在理解上還不是像在實際社會關系本身內部那樣如此重要和如此困難。例如教育。美國同歐洲的關系。可是，這里要說明的真正困難之點是∶生產關系作為法的關系怎樣進入了不平衡的發展。例如羅馬私法(在刑法和公法中這種情形較少)同現代生產的關系。

　　(7)這種見解表現為必然的發展。但承認偶然。怎樣。(對自由等也是如此。)(交通工具的影響。世界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歷史是結果。)

　　(8)出發點當然是自然規定性;主觀地和客觀地。部落，種族等。

　　關于藝術，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繁盛時期決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因而也決不是同彷佛是社會組織的骨骼的物質基礎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臘人或莎士比亞同現代人相比。就某些藝術形式，例如史詩來說，甚至誰都承認∶當藝術生產一旦作為藝術生產出現，他們就再不能以那種在世界史上畫時代的，古典的形式創造出來;因此，在藝術本身的領域內，某些有重大意義的藝術形式只有在藝術發展的不發達階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說在藝術本身的領域內部的不同藝術種類的關系中有這種情形，那末，在整個藝術領域同社會一般發展的關系上有這情形，就不足為奇了。困難只在于對于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一旦它們的特殊性被確定了，它們也就被解釋明白了。

　　我們先拿希臘藝術同現代的關系作例子，然后再說莎士比亞同現代的關系。大家知道，希臘神話不只是希臘藝術的武庫，而且是它的土壤。成為希臘人的幻想的基礎，從而成為希臘[神話]的基礎的那種對自然的觀點和對社會關系的觀點，能夠同自動紡機，鐵道，機車和電報并存嗎?在羅伯茨公司面前，武爾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針面前，邱必特又在哪里?在動產信用公司面前，海爾梅斯又在哪里?任何神話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隨著這些自然力之實際上被支配，神話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廣場旁邊，法瑪還成什么?希臘藝術的前提是希臘神話，也就是已經通過人民的幻想用一種不自覺的藝術方式加工過的自然和社會形式本身。這是希臘藝術的素材。不是隨便一種神話，就是說，不是對自然(這里指一切對象，包括社會在內)的隨便一種不自覺的藝術加工。埃及神話決不能成為希臘藝術的土壤和母胎。但是無論如何總得是一種神話。因此，決不是這樣一種社會發展，這種發展排斥一切神話地對待自然的態度和一切把自然神話化的態度;并因而要求藝術家具備一種與神話無關的幻想。

　　從另一方面看∶阿基利斯能同火藥和彈丸并存嗎?或者，《伊利亞特》能夠同活字盤甚至印刷機并存嗎?隨著印刷機的出現，歌謠，傳說和詩神謬斯豈不是必然要絕跡，因而史詩的必要條件豈不是要消失嗎?

　　但是，困難不在于理解希臘藝術和史詩同一定社會發展形式結合在一起。困難的是，他們何以仍然能夠給我們以藝術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說還是一種規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一個成人不能再變成兒童，否則就變得稚氣了。但是，兒童的天真不使它感到愉快嗎?他自己不該努力在一個更高的階梯上把自己的真實再現出來嗎?在每一個時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兒童的天性中純真地復活著嗎?為什么歷史上的人類童年時代，在它發展的最完美的地方，不該作為永不復返的階段而顯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兒童，有早熟的兒童。古代民族中有許多是屬于這一類的。希臘人是正常的兒童。他們的藝術對我們所產生的魅力，同它在其中生長的那個不發達的社會并不矛盾。它倒是這個社會階段的結果，并且是同它在其中產生而且只能在其中產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會條件永遠不能復返這一點分不開的。

　　馬克思寫于1857年8月底至9月中

　　[①] “如果把《導言》第二節的內容和《資本論》第二卷進行對照則可發現，構成生產一般總體性的思維規定恰恰就是社會再生產，而在商品社會中，實際上唯有資本一般能勝任這一角色。這迫使在第三節的分析中，馬克思必須更多從正面來探討‘資本一般’的思維價值和邏輯思考的特性。”(許光偉，2019a)

　　[②] 插入一個題議：一說到主體，人們總是傾向于將個體和社會對立起來，其實兩者是統一的。將思維主體規定為社會(或個體的合類)，是言明“合規律性”，因為思維的總體性是和“方法實體”的規定對應的，而個體思維形式或活動只是和“邏輯工具”對應。但是，邏輯無論作為“思維方法”或“思維方式”，最終都要歸于思維形式的實體關系(所謂“思維的合類性”)，由“對象的思維形式(規定)”統轄。這就猶如中國人的特有方式：在“天人合一”的類思維中考量人的活動，把人的個體性歸于“合類性”。進一步，按照思維學的構成，辯證認識論的思維形式構造原理是“母子”工作關系，是強調抽象與具體(規定)的“陰陽合一”。從工作實體內容看，母子思維正是科學抽象法所要繼承的工作規定，因為它是“取象”的正確理解方式與恰當的處理范疇關系的方式，而“取象法”又構成使得整個批判工作邏輯正確的一個必不可少的理解前提。可見，“批判的邏輯學”的前提仍然是思維學。據此，完全可能將發展論的“母子思維”的單形態擴充為機制與發展并舉、具有更多內涵和豐富性規定的“合類思維”的復合形態。

　　[③] 它同樣忽略了《資本論》作為史書規定的科學。可王亞南(2007)寫道：“馬克思正是在《資本論》中全面應用唯物史觀，才把資本主義社會的那個用一切社會表象和各種觀念塵霧掩蔽著的特殊剝削形式，即剩余價值范疇表現出來。”為此，“《資本論》就不僅是一個偉大的政治經濟學論著，還是一部偉大的歷史科學論著;不但如此，列寧曾講過：如果說馬克思沒有留下專門的辯證法，他的《資本論》，就是一部活生生的辯證法;我們似乎也可以這么說，人們不是惋惜馬克思沒有遺留下關于唯物史觀的專門論著，其實《資本論》就以極其豐富的內容，極其生動的形式，彌補了這個缺憾。”

　　[④] 從思想追溯看，《道德經》是用“道”“可道”以及“非恒道”來抽象表示三大規律范疇，據之形成關于“共同體發展”的抽象力思維。在《資本論》中，三大規律則指向“資本發展”的前提、過程和歷史結果，馬克思據之格外強調了分析“經濟形式”的思維抽象力。兩部經典著作在這方面的“思想巧遇”決不是創作上的一個偶然，而反映了思維形式在理論社會科學中的規律認識的必然性結晶。其實質內容就是試圖建立能夠運用于指導社會批判的“客觀辯證法”。

　　[⑤] “馬克思的分析的成果就是提出了價值一般的真正普遍的規定，這種規定無論對貨幣或利潤來說都具有具體普遍的規定的意義。換句話說，這是一切其他特殊的價值表現形式的具體普遍的規定。”(伊林柯夫，1993:41-42)

　　[⑥] 一說到思維實體，大家立即就會想到方法和邏輯，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的態度是明確的，即肯定方法是實體，邏輯才是思維工具。

　　[⑦] 勞動是實踐的存在規定，因此，勞動的發展是“歷史”，是大寫字母意義的歷史規定;與之相適應的勞動二重性是“思維”，從這種意義上講，勞動二重性發展的實質是“思維規定的發展”。

　　[⑧] 像上面所說的，價值確實可以作為《資本論》通體一致的“思維方法”，這幫助我們看到了馬克思理論的復雜的全貌。“這是馬克思概念中的‘科學’。他將自己的論理取徑稱為‘科學的唯物主義’，意味著他找到了一個能夠統整人類歷史變化的核心。如同牛頓的力學公式，它既可以用來解釋當前現象，又可以用來預測未來變化。這個核心，是‘價值公式’。”(楊照，2015:112)

　　[⑨] “馬克思的思想，從早期到后期，有個特別值得討論的關鍵概念，叫做praxis。這是個很難被譯成中文的名詞，勉強可以譯作‘實踐’，但它是一種特定的‘實踐’，指的是將解釋世界和改變世界合而為一。”“Praxis的‘實踐’，卻接近王陽明所說的‘知行合一’，將理論和實行合而為一。或者我們可以試著將praxis譯為‘知識的實踐’，意味著解釋世界這件事，同時也是在改變世界。對的、好的知識，不是單純、客觀的分析，而是具有改造力量的批判，讓人能夠用辯證的、顛覆性的眼光重新認識世界，因而產生了改變世界的決心與力量。解釋提出的同時，就已經開始改變世界。”(楊照，2015:103)

　　[⑩] 這樣在執行批判規定的過程中，同時可能會創造更多的思維方式和工作體式，如堅持歸納和演繹屬于一個整體，巧妙地結合使用分析的和綜合的思維等。這說明依據對象的具體狀態創生“思維形式的結合”方式，正是“批判的邏輯學”大有用武之地。并且，“抽象”和“具體”本身就可代表兩種不同的思維形式類型，從批判的知識理論和機制論角度看，可以看成是“有”(結構-發生)規定的思維與“無”(發生-結構)規定的思維(無和有即母和子)、靜態思維與動態思維、系統(整體)思維與局部思維以及過程(構造)思維與形式(構造)思維等不同方面的對立，彰顯主體思維內部的不同旨趣——總體性和個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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