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學行動議程與方法論命題

　　——中華思維學的進展及其創造性轉化

　　【摘要】在全體歷史概念中，中國(政治)經濟學沿著“中國風→中國夢→中國風”路線前行，因此，必須將中華思維學視為“天人合一”的學科工作規定予以統籌規劃。通過對中國原理與馬克思主義原理的關系總議發現，二者互為內容和形式，并且在以馬克思主義為根本指導思想的旗幟下貫通了“馬學為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體用關系理解。需要強調的是，我們的文明地基始終是中國，工作本位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所以務必使之相互嵌套、相互配合、相互支持，不可偏廢。中國政治經濟學本土構建在于弘揚其中國特色的歷史特性，即以發生學為“無”(歷史內容規定)、以科學抽象法為“有”(邏輯形式規定)，貫徹中華辯證法創造性轉化域內的“無”“有”統一，既以“天人合一”為方法論，又以“天人合一”為世界觀，通過鍥而不舍的努力，中國經濟學科基礎在實踐中得以夯實加固，直至崛起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巍峨大廈。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建設之路任重道遠，然其于現代語境已悄然開啟了文理學科融合的新境界。

　　關鍵詞：中國經濟學;天人合一;共同體;中華思維學;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陰陽五行

引言：《資本論》與“天人合一”

　　新時代研究風尚呼喚原創中華學術，目前亟待加強以本土為取向的學科建設和方法論探究。依據經濟學的學科屬性，新時代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更多需要遵循正著研究，而非反向求索。歷史不容割裂，凡是過去，皆為序章;畢竟物理學的經濟路線已經走到盡頭，帶有偽裝術的數學工具同樣完全地趨于技術封閉，中國經濟學行動議程需要直面中華經濟學原理，進行整體謀劃，直至提出超越西方經濟學的設想，以此重新整理國故，并將研究重心最終完全放在歷史和文化之上，一舉扭轉資產階級體系的本末倒置。由此決定新時代的《資本論》研究既要實踐創新，也要理論創新，即切實遵循中華工作原則進行方法論創新，從學理角度探尋與闡述中國原理;亦迫使中國風與中國經濟學行動議程必須成為重要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重點，并根據這一時代性的研究進程梳理方法論命題，指導具體問題的研究與解決。

　　這里首先需要明確三點主張：(1)所謂“中華思維學”乃是“天人合一”于現代境遇中學科話語的一種表述，在研究上則是求中國人的資格和中國式批判;相應地，所謂“中華共同體”不獨是理論抽象歷史觀上的訴求，更是時代演變與發展接續關系上的實存規定。(2)如果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從思維科學方面要進行怎樣的頂層設計，答曰：《資本論》與“天人合一”。“天人合一”貴在“合”(合→分→合)，所謂河圖重合、洛書重分，在于探析歷史內部的機理構造，“河圖為體而中有用，洛書為用而中有體”，遂有“韋編三絕”，成《周易》之說。姑且不論《資本論》第三卷，就前兩卷而言，馬克思的辦法是使物質因素即使用價值和社會因素即價值合成為商品，使勞動本身及其發展的簡單三要素合成為勞動過程，使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合成為資本，使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合成為剩余價值，使技術構成和價值構成合成為資本有機構成，使資本積聚和資本集中合成為資本積累，乃至使貨幣資本、商品資本、生產資本合成為產業職能資本，使資本循環和資本周轉合成為個別資本運動，使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部門合成為資本的生產部門，使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合成為資本的社會再生產，等等。于是有以發生學為“無”(內容和實質規定)、以科學抽象法為“有”(邏輯和形式規定)的系統辯證邏輯，從而實現方法論路線的“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道德經》第四十章);(3)故而，中國經濟學行動議程與方法論命題的立足點仍然是學科建設，需要扎根中華文明基礎——中華思維學(即“天人合一”)，借由這一學科體系(經史子集)的創造性轉化以及通過“歷史科學”現代行動(如文理兼容的學科新對話和若干新興邊緣學科的再建設)的實現，將“四個自信”和經濟學的文化自信落到實處;從“歌唱祖國”到“天耀中華”，通過激情努力，中國經濟學的基礎(包括行動主義和主體工作結構的時代內涵)遂能在實踐中得以夯實加固，直至打造起中國經濟學的巍峨大廈。

　　“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杜甫：《月夜憶舍弟》)。中國歷史、中國思維、中國語言將書寫中國人自己的經濟學教科書。于是，我們不得不有感于“越來越多的西經和政經的編者已經開始不知道‘原理’為何物了，尤其是不知道‘中國原理’為何物，何其悲乎!”【注：許光偉. 中華思維學再研究——陰陽五行經濟系統論兼談新中國70年的方法論[J]. 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19(5).】

　　人們常言，從思想到理論的轉化之路是漫長的，那是丟失思想根本的緣故，進一步，通過創造性地將“五四精神”和“新時代精神”一致起來，我們可以建立中國和世界兩個理解高度的內在一致性。

　　【注：經濟學從歷史出發。因此，重溫《資本論》目的是重溫“歷史的深層境界”，從中挖掘中華話語下的批判方法。搞清楚《資本論》沒有過時，實際是搞清楚它的基本觀點并未過時。有人欲將商品買賣差價與剩余價值混為一談，欲將價格同價值規定本身予以混淆，還有人借著剩余價值概念的定義，大談西方邏輯玄學。這些場合中，邏輯學無疑被濫用和神秘化了。新時代的學術研究需要回到歷史，重溫歷史底蘊。作為一種工作線索，由歷史下降到科學，再下降到實證，無疑是正確的;但須得先歷史，后實證科學，先后順序不能顛倒。作為規律和史實的價值、剩余價值，作為原理和理論的價值、剩余價值，同作為本身是概念知識的價值和剩余價值的定義，是完全不能等同的。文科的方法論是把歷史掌握于乾坤之中;理科的方法論是把實驗握于手掌之中;工醫農等專科的方法論是把本行專識運用于生產生活當中。如此看來，用文科思維闡釋W = c + v + m，是實現歷史掌握于乾坤的途徑。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這或者即是中國人講的“文化自信”。因此，“說到底，這還是一個‘學科規定’的中國發掘與內容再建設的問題，尤其是歷史研究再出發與路徑重新選擇的問題”(許光偉：《中華思維學再研究——陰陽五行經濟系統論兼談新中國70年的方法論》，《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19年第5期，第5-22頁)。】

一、總議中國原理與馬克思主義原理

　　王亞南曾說，對于中國人而言，經濟學似乎始終是舶來品。實際上，長期流行的觀念往往在短期內是難以改變的，但不妨礙我們集體探究中國版本的政治經濟學。經濟學首先是文科，雖然經濟科學是后起的綜合性科學體系，固然不排斥物理、數學原理，但它決不限于數學形式和物理學原理，其立足點委實在于歷史原理和文化原理。

　　【注：認為中國古代是有原理的而現代則無原理，既是可悲的也是毫無道理的。以六經為例，《書》《易》《春秋》言歷史之原理，《詩》《禮》《樂》言文化之原理，因此，真實的說法應該是：“回眸中華經濟科學的發展史，在古代社會，其一直是有原理的，在近現代則一直處于‘原理迷失’或‘被去原理’的狀態。”(許光偉：《中華思維學再研究——陰陽五行經濟系統論兼談新中國70年的方法論》，《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19年第5期，第5-22頁)】

　　如果失掉一定的文化形式，經濟學就會淪為沒有定語的純粹學問，從而不可避免地步資產階級經濟學之后塵。如果說沒有純粹之科學(科學當然是由歷史下降而來)，那么也決沒有純粹之經濟學。

　　【注：沒有歷史，則沒有科學;同樣，沒有藝術，也沒有真正的科學境界。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路線上，經典作家告訴人們：如果沒有階級和實踐，那么，也沒有任何科學可言。】

　　所謂“純經濟學”的說法，反過來是講，最大的創新乃是原創，最大的原創則在于傳承，因而如果沒有對政治經濟學超越時代局限的深入發掘及其內在價值的時代傳承，則經濟理論思想的貧乏是可想而知的。

　　【注：從馬歇爾以后，尤其進入20世紀以來的西方經濟學，就不再用“政治經濟學”的名稱了。但這和18世紀政治經濟學誕生的情形截然相反，當時，例如像重農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杜爾哥，其代表作《關于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雖也沒用“政治經濟學”之名，內容上卻完全擺脫了重農學派原有外觀，成為論證新興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早期代表。自凱恩斯革命以后，除了教科書《經濟學》，其他各式各樣的流派在其代表作的書名中再也難以尋覓“政治經濟學”一詞，而替代以微觀、宏觀經濟學以及發展經濟學、數理經濟學、實證經濟學、產權經濟學、信息經濟學、行為經濟學、生態經濟學，等等。凡此種種，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三春”是：從微觀經濟學到宏觀經濟學，從新古典主義到新制度主義，以及從凱恩斯主義到貨幣主義。不過，這種“名稱上的異動和操作”決非創新。】

　　嚴復曾批評“中體西用”造成了“體用割裂”：“體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體，則有負重之用;有馬之體，則有致遠之用。未聞以牛為體，以馬為用者也……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并立，合之則兩亡。”【注：嚴復. 嚴復集[M]. 北京：中華書局，1986：558-559.】

　　體用是中國傳統范疇，并且具有辯證法意義上的多重涵義，嚴復此處是就其作為辯證法的架構規定而論的;換言之，嚴欲強調的是中學之辯證法與西學之辯證法的合璧。對于國內普遍開展的中國經濟學研究，宜首先視之為陰陽五行方面的一個原理性探究，蓋因“陰陽五行是中國通史思想線索，是蒙以養正之學、制名正名之要，不可不深察”，并因其在“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張橫渠語)的共同體主義論證思路的求索上用功較多，——顯然是主體社會理論的探索(如“皇帝制”→“官僚制”→“官僚制的瓦解”)。【注：許光偉. 中華思維學再研究——陰陽五行經濟系統論兼談新中國70年的方法論[J]. 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19(5).】

　　然則其繼之作為中華思維學體系和路徑的學科求索，就可能免除由于西學術語或論斷方面產生的種種抵牾情形所帶來的理解上的語義沖突。立足中華歷史的正著研究而非反向求索(即反向地由西方學科體系來求索中國)，就能夠知道：中國人向來于解決問題中尋找理論、探求思想、凝聚共識，即所謂“知行合一”。猶如辯證法也只有運用于具體分析才是科學方法一樣，恢復中華文化正統和主流話語權亦需要有問題意識、時代意識，并能夠真正站在世界和中國兩個高度上來看實踐走向和理論發展，由此上溯，方可理解“天人合一”之境界和中華道統的一脈相承性，消弭那種馬克思主義經典與中華經典相互看不上或看不起的尷尬。

　　中華學(廣義的國學)絕非西方哲學的學術俘虜。【注：以新中國為例。 1949年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經歷了一個從科學理性向歷史理性的轉化。可以說，“這種轉換的實質，就是變革近代哲學的思維方式，創造適合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現代哲學思維方式，具體地說，就是中國的理性已經超越了以物質技術為基礎的狹隘的、單向度的科學主義的近代哲學觀念，形成了以現代文化發展為基礎的開放的、多元化的文化哲學的現代哲學觀念。這種開放的、多元的文化哲學的現代哲學觀念，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哲學觀念”(何萍：《1949年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邏輯進路——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而作》，《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第465-472頁)。】

　　最大程度地介紹中華思維學的研究進展，目的是推進中國風與中國經濟學行動議程。依筆者的眼光，《中華思維學再研究——陰陽五行經濟系統論兼談新中國70年的方法論》(以下簡稱《陰陽五行經濟系統論》)所提及的“中國視角的財富和流通理論”探究路徑，也是一種另類風格的中華思維學的進展。在為其草擬的一個評議中，筆者嘗言：“序為文而設，文為序而生。‘執古以繩今，是為誣今;執今以律古，是為誣古;誣今不可以為治，誣古不可以語學’(魏源語)。要之，引古繩今在于強調書非出自一人之手，‘當視為某某子一派之書’，所謂‘援述于前，與附衍于后者’;史述上古時代諸子百家之學說：但謂上古時代有此學說，有此思想系統，至于此系統果為代表此系統之人(之一人)所立，抑或經由‘后世’修正補充，則不敢必定也(馮友蘭語)。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然籍此著述體裁，可以對‘陰陽五行系統論’予以分表，掘其源，暢其流，終至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之培育與訓練，而有體系之成。”要之，馬克思主義是沒有派的，但研究、闡發、傳播和布道馬克思主義學術必有學派之分，需要采取比較、綜合、批判的科學態度。本著彼此激發、共同謀劃中華經濟學原理的設想，理應全面出擊，或表揚或批判。于是堅持“道出于一”和“道出于二”的一致性，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堅持歷史邏輯的有效性和堅持立足民族實際看待世界潮流的最新進展。

　　這未嘗不是長期思考的一個結果，是業已取得的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學術共識。它以《資本論》與中華經典的對話為工作地基，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研究為本位性的工作內容，以中華思維學研究與學科體系構建為工作指向;從而系統化了“學科”→“科學”的路徑：將前者定位為學科工作規范(中國經濟學路向的學科建設)，將后者定位為中國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工作規范以及新時代理論規范，同時認定方法論規范為上述三方面工作規范的統一。然則我們以為對于中國經濟學的研究，需要由兩個路徑同時進行且要有方法論的相互配套和意義之間的呼應。亦即需要區分如下兩種作品類型：一類是探究文化原理的作品;一類是探究歷史問題(規律和原理)的作品。國內已有依托五行理論和邏輯方法研究經濟學的作品按性質當歸屬于第一類。經濟學原理探究取文科之道，以致理論經濟學必然體現對于文科原理的內在遵循，猶如《三國志》求歷史原理而《三國演義》求的是文化原理一樣，“歷史原理+文化原理”于是作為了表述經濟學原理的“基本創設”。中國(政治)經濟學不應當舍此原理構造而它求。資產階級主流經濟學反以數學工具做偽裝術，如此方能理解這類作品雖有向現代物理學——通過“仿真”——學習的技術話語情結，但顯然不可能普適化，其特殊的“以用結論”不可能使自身成為普世價值觀語境的工具理性創設。

　　本文接續《陰陽五行經濟系統論》，將中華原理工作規定進而命名為“中國原理”，乃是進一步求其作為馬克思主義原理組成之規定也。從學理上講，廣義上的社會主義的本質是以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引領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生發展鞏固，又以發展鞏固了的社會所有制關系領導物質生產力的發展和催生社會生產力的變革。然則，社會主義經濟學的研究應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社會主義通史。中華路徑被稱之為“從萬物一體到萬有相通”。【注：張世英. 從“萬物一體”到“萬有相通”——構建之中的中國文化新形態[J]. 南國學術，2015(4)：70-77.】

　　但共同體社會的理論不能直接由獨立個性的相互往來、相互溝通與相互理解來詮釋，中間必然還有一個學科體系的本土與世界相互關系的梳理。總的來說，這涉及中華思維學的進展研究及其創造性轉化。第二部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指導與統帥之下的政治經濟學研究。這一部分最主要的特征是社會主義在同資本主義的對比與揚棄中尋求出路，無論歷史還是邏輯上，它都必須以第一部分的研究為必要的前提，并充分從中汲取養料，錘煉自己的時代新元素。須知作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和21世紀馬克思主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具有三個“根”：一是中國根，二是馬克思主義根，三是世界根。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正是梳理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文化根據和民族文脈，從而依據新時代的要求，我們必須要將中華思維學的時代創造性轉化與習近平經濟思想研究應用導向及其意義的創造性轉化內在結合起來，在馬克思主義系統完整的理念中實現兩重創造性轉化的時代相遇和意義合流。

　　當下馬克思主義研究，委實過多浸染“西方馬克思主義風格”——人人爭做思想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沉迷學理考究和理論的如何恰當，在固守正統之余，守正創新嚴重不足。然就主題內涵而言，一言以蔽之，中國原理所依傍者中華原理也，所依托者馬克思主義原理也，所以，它衍生的時代產物是“中國特色”，其在性質上就同資本主義國家對內實施資本統治、對外進行霸權擴張的“普世價值”行為解釋工具截然對立。亦可以說，“中國特色”是中華原理之新時代社會主義的恰當和醒目的宣傳語。從方法論方面看，馬克思主義原理即是體用意義的辯證法，而中華主體路線即“陰陽-五行-八卦”辯證法，這樣我們可以用陰陽辯證法對解“勞動二重性”(勞動原理和資本運動)，以五行辯證法對解資本構造系統，以及用八卦辯證法對解資本范疇和指標體系，達成辯證法內部(主體辯證法和客體辯證法)之意義貫通，以此實現意義雙解的“中西對話”。由于方法論旨在把握世界觀、認識論、知識論構造的全體，如果說認識論嚴格服從某一時代，那么方法論則可超越它所屬的時代，獲得整全規定之意義把握。

　　唯物辯證法是唯物主義和辯證法“一而二、二而一”意義的高度統一。沿著世界觀與認識論路徑，既有的西學對應了“唯物(主義)——唯心(主義)”的路線，簡言之，這是“以分求合”(西方哲學邏輯)的工作路線;與之相反的中學則是深一步的“物質(陰)——行動(陽)”路線，對應于“以合求分”(中華思維學)的亦世界觀亦方法論(如“天人合一”)的工作規定。主導二者的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與方法論的統一構圖：它鎖定“主體(批判)——客體(批判)”路線，即從辯證法角度看待主體關系與客體關系，實現二者歷史的具體的實踐統一。然則可從中推斷出“文明分岔”：如果說基于客體批判可直接連通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那么基于主體批判則可連通行動主義和辯證法;亦即，如果說馬克思主義的頂層設計是唯物史觀，中華學的頂層設計是“天人合一”，那么二者的共同點即是辯證法，并且此辯證法也必須作這樣的描繪：(1)作為對單純矛盾規律“進行主體側完善”的規定是“陰陽-矛盾”規律，這是針對聯系和發展的觀點以及時間和空間規定的總體結合狀況而言的;(2)作為對單純質量互變規律“進行主體側完善”的規定是“五行-質量互變”規律，這是廣義的空間規定;(3)作為對單純否定之否定規律“進行主體側完善”的規定是“八卦-否定之否定”規律，這是接續空間的廣義的時間規定。

　　以此觀之，世界觀和方法論不是截然兩分的，它們的分是相對的，而合則是絕對的。天人合一→主客二分→主客互看，這是辯證法視角的世界觀與方法論的統一，也是世界觀的總路徑。有一種說法，認為“天人合一”只是代表人類哲學的初期發展，而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則是人類哲學的高級階段：從哲學作為思維學的角度看，這無疑是正確的。這樣看，《資本論》的主標題也就代表著世界觀，它的副標題——政治經濟學批判——也就代表著方法論，而政治經濟學批判作為原理直接體現的即是方法論對世界觀的關系。

二、如何探究中國原理——經濟學視角

　　現有經濟學始終陷于體系分裂之狀況，可謂“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大體說來，資產階級主流經濟學的原理可用六句話概括：無“母”無“體”;皆“子”皆“用”;以“母”設假;以“子”設用;以“子”假設;以“用”結論。前兩句是三段論推理之大前提，中間兩句是三段論推理之小前提，后兩句則是三段論推理的結論。與之截然不同，所謂“全面出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基礎，就實質而言，乃是包括文明基礎、方法論基礎和理論基礎這些層面的廣泛性內容的。

　　所以，我們不能寄希望于由理論基礎(中國原理和馬克思主義原理)倒溯回去，根據某種預設的“理念”或預先設計安排的“公式”來設定方法論和文明模式;在研究上不是這樣的，順序應當倒過來。另外，依據上面的闡述，以中國古代研究為學術背景支援的中國原理或者說“中國的支撐”，實際是通史研究;而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核心要件和靈魂支撐的馬克思主義原理，實際是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斷代史研究。然則中國經濟學首先是學科工作規定，就文化建設而言，應當認識到中國人講的“文化”其實有三個層次的內涵：其一是通常所說的“傳統文化”，其二是方法論工作規定，其三是學科建設。或者說，“文化有三個概念：傳統文化、方法論、學科建設。這是‘中華文化’內涵的總概念”。【注：許光偉. 中華思維學再研究——陰陽五行經濟系統論兼談新中國70年的方法論[J]. 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19(5).】

　　其中，核心的內容是第二方面，出發點和落腳點則始終是第三方面。“中國經濟學的學科建設亟待從‘經濟學的在中國’走出，在境遇上盡量避免涉及對‘中國的經濟學’的種種話語糾纏，而理直氣壯地將‘中國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進行探究，尋找政治經濟學的中華文化之根、文明基因”。【注：許光偉. 中華思維學再研究——陰陽五行經濟系統論兼談新中國70年的方法論[J]. 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19(5).】

　　昔時中國風，今日中國夢，今日中國夢必將迎來更為強勁之時代中國風，藉以引領歷史潮流和世界風。在現階段，應盡快完成機理探尋和體系建設這兩項緊迫性任務。

　　并且，廣義上必須將中國(政治)經濟學作為“學科-科學”聯合體看待，從中貫徹方法論唯物主義，即應當沿著“中國特色”而非“普世價值”的路徑探究與馬克思主義原理契合之中國原理。“原理者，原機理也，原信史的機理，原正史的機理，使‘寫的歷史’和歷史本身一致起來”。【注：許光偉. 中華思維學再研究——陰陽五行經濟系統論兼談新中國70年的方法論[J]. 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19(5).】

　　可見把握原理，要在根追歷史。在另一種意義上，正史又總是通史和斷代史在規定上的統一，這就牢牢結合了“中華原理”和“中國特色”，使之成為有系統內涵和有著豐富具體內容規定的中國新時代原理。這一混沌的結合體之狀況猶如章太炎所言：“中國秦漢以降，史籍繁矣。紀傳表志肇于史遷，編年建于荀悅，紀事本末作于袁樞，皆具體之記述，非抽象之原論。”【注：姜義華. 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章太炎卷[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255.】

　　“所緣緣者，略有四義：一、有體法，二、為識所托，三、為識所帶，四、為識所慮”。【注：熊十力. 新唯識論[M].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28.】

　　于是本著內籀外籀、為道日損和為學日益相統一原則，展開對體系構建原理的論說，就勢所必然。

　　進一步，就理論與實踐的關系而論，說會計學(方法)是經濟學的根據、經濟學是思維學的根據，明顯是錯誤的，因為會計實踐并非就等于會計學，記賬技術的理論基礎恰恰是經濟學(宏觀經濟學以“記賬方法和技術”為偽裝術恰恰說明了這一點)，而經濟學又以一定形態的思維學為根據。西學試圖把歷史和實踐規定的思維學邏輯化，強調先有“二分”，然后才會有“合一”，從而引致知識邏輯的強勢地位，掩蓋了中華思維學本源的指導性。其深層次的用意是，“為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和特權，資產階級以抽象人性論為基礎，通過形而上學的方法推導出一種‘完美無瑕’‘普遍適用’的西方價值觀，從而占據道義的制高點，以此遮蔽資本主義的真實目的。也就是說，‘普世價值’是資產階級尋求統治合法性的政治工具”。【注：張新平，劉棟. 論“普世價值”的工具性本質[J]. 思想教育研究，2019 (6) ：52-56.】

　　以此觀之，為追求堅實的地基和穩固的受力框架，《陰陽五行經濟系統論》提及的所謂“中國經濟學的基礎理論·經濟運行理論”之設計思路，實際方案構造其實落筆于“中國經濟學的發展→中國經濟學的運行(原理)”。以新中國的實踐而論，“從毛澤東時代的‘統籌兼顧’到習近平時代的‘協調發展’，中國道路一脈相承，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可以說，統一70年歷史的主線索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前進的重大特征是探索，社會主義事業一直是在探索中發展的”。【注：許光偉. 中華思維學再研究——陰陽五行經濟系統論兼談新中國70年的方法論[J]. 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19(5).】

　　于是可放言：堅實的地基乃是中國經濟學的基本歷史體系及其特殊價值論，穩固的受力框架乃是中國(政治)經濟學的機制運行理論。

　　然而，建筑物的經濟設計從來是物理學的譬喻。“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老子•道德經》第四十二章)：建筑物——下層建筑和上層建筑——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這一生產對象的構造在經濟系統中又進一步分解為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交換關系。馬克思曾經生動地運用了這個譬喻，然而是藝術化的：“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注：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

　　社會主義整體而言是“太極”，70年是太極意義的工作整體，然則“亦使我們確信正是這種學術支援幫扶了‘中華社會主義統一體’的廣義文化思索，進行中國經濟學的深研與創建”。【注：許光偉. 中華思維學再研究——陰陽五行經濟系統論兼談新中國70年的方法論[J]. 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19(5).】

　　要知道，物質條件的進化史是一部系統化的民族工藝生活史。我們可對比陰陽五行世界和《資本論》的默契性。《資本論》的設計理路是：直接生產(資本的生產過程)、再生產(資本的流通過程)及其統一;而陰陽五行系統理路在于建立發展規定與機制運行規定的一體化，貫徹用不離體、體不離用的中華固有思路。科學探究在于“求真體真用”。顯然，本土化的建構具有強大而獨有的“抓住本質，把握現象”的理論能力。這樣的話，在陰陽五行系統論體系內，發展就代表對“道”的探究，而運行則表達一個巨大的具有內在邏輯規定的“社會機制工作系統”。可以設想時間如此被統一：既作為物質的標準，亦成為了社會標準。為了真正統一價值和財富，共同體經濟學(中國經濟學)仍然需要用“勞動時間”作為統一的計量工具。但是，物質勞動時間和社會勞動時間的本質終究不同。其中貫徹的標準，我們以為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質-標準-量，它從根本上指示了中華價值論的求索目標及學術努力的方向;(2)內容-標準-形式，就是說，時間既是內容規定、又是形式規定;(3)事物-標準-規律，如共同體經濟-社會庫房(總產品規定)-經濟運行規律。這些標準很顯然均是“天人合一”的范疇即規律范疇——內在說明具有“族民關系”形成的“家-集體-國”，同說明個人關系形成的“商品-貨幣-資本”一樣，這些歷史思維結構作為了主體社會的客觀自我表達，也是從歷史研究所得到的認識產物，從而文化內涵歸屬歷史科學。

三、中國政治經濟學的本土構建——何謂“陰陽五行”

　　依據前述，所謂“中華思維學”乃“天人合一”的學科表達也。可以說，中華思維學不獨是學術表述上的用語，乃是對學科基礎之鎖定和對學科體系的聚焦與錘煉。因此，亦有必要使學科工作規范推進為方法論規范乃至理論規范。需要了解到，“中國道路不是重復母版、模板、再版、翻版。這四個‘不是’，就包括三個‘化’字。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就是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要與中國實際和文化相結合;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就是強調中國社會制度和道路不能儒化，以儒學為主導的傳統文化要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就是強調中國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而不是西化”。【注：陳先達. 歷史唯物主義與中國道路[N]. 光明日報，2016-09-07(13).】

　　更何況，“倡導科學之理論，莫盛于《大易》”。“略舉二義：一曰倡導格物學，——古代格物學，猶今云科學;二曰明社會發展，以需養為主，資具為先，始乎蒙，終于乾元用九，天下文明”。【注：熊十力. 原儒[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105.】

　　具體說來，中華思維學之于中國政治經濟學而言，既在于落實主體批判的深層歷史構境，又在于破除資產階級學者科學主義思維所強加的束縛，能夠最終走出解釋學語言束縛之牢籠。需要走出完全靠文本、完全解讀文件的教條化和機械的模式，堅持做到文化和歷史結合、思維和實際生活對接、語言生產和“話語權爭奪”相輔相成，并從非人格化角度對以上提及的兩個原理做到“活學活用”。

　　要之，政治經濟學批判不是辯者之學。【注：《荀子》“《解蔽篇》嫉名家之流于玩弄虛辭，而斥之曰：‘由辭謂之，道盡論矣。’”“謂，猶言也。論者，辯說。名家以玩弄虛辭為能事”。“由此言之，則是以大道只盡于其辯說中，何異以蚊子之智而測道乎?晚世治邏輯者，徒玩弄名詞為務，當以荀子之言為戒”(熊十力：《原儒》，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頁)。】

　　既有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從學科路線上業已走完“物理學-數學-經濟學”全部旅程，當下正一步步邁向其衰落的行程;遭致此種結果，其中一個重要的致因是對大歷史研究視野的完全拒絕。

　　【注：黃仁宇將“大歷史”譯作macro-history，明顯是試圖模仿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微觀-宏觀”構造。為了更清楚地說明這個問題，我們這里以《信用價值論——宏觀經濟學新原理》的題名涵義及性質為例，給讀者解析一下馬克思和中國人眼中宏觀經濟學的意義。在該書的后記中，作者這樣寫道：“在本著完成后，曾一度對是否使用‘《資本論》續’作為副標題十分糾結。”這本著作所體現的宏觀經濟學新原理，其實，“主要反映的是產能過剩形成后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生產過程與運行的特殊規律。在這一個階段上，信用價值生產已經不再是純粹的私人資本生產，其中包含比原來更多的社會資本生產與非資本生產”。而且，“在本著中，出現了很多在《資本論》中完全沒有的新經濟過程與運行規律。為了準確地反映這個歷史階段的理論與現實，反復斟酌，用《信用價值論》作為《資本論》的續集才能實至名歸。”(蔡定創等：《信用價值論——宏觀經濟學新原理》，光明日報出版社2015年版，第658-659頁)說到底，中國人的宏觀是宏而大(大處寫小、小處寫大的方法論意指)，并非單單指示“整體”“總量”或“宏觀均衡”這些概念的意義，因而委實不是對凱恩斯的工作模仿。又之，拿凱恩斯經濟學來說，這個體系“實質上是一種非均衡的宏觀經濟學”。“但很顯然，我們既不可能完全移植西方的理論以構成中國的理論，也不可能簡單套用他們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發展”。“就研究方法論而言，建立在機械的、線性思維邏輯上的數理分析方法，在多數情況下，難以應對復雜多元的變量關系，精致的數學邏輯實際上只能分析回答簡單的因果關系。相反，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方法論，富有哲理性和中國文化底蘊，它對紛繁復雜的經驗事實的概括往往具有綱舉目張的邏輯力量”。“真理是樸素的，‘大道至簡’。毛澤東的游擊戰爭理論只有十六個字，但它是能打勝仗的軍事理論;習近平的新發展理念只有十個字，但它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發展經驗的結晶和認識升華”。然則，“中國的發展理論主要應當建立在這樣的方法論基礎上”(裴長洪等：《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時代背景與理論創新》，《經濟學動態》，2019年第4期，第3-17頁)。】

　　“總的來說，資產階級的理論工作特征是：(1)進行世界-社會認識(預設)構圖;(2)全面玩弄解釋學語言實踐;(3)謀求自然科學主義(最高形式和規范是數學主義)規劃。它使得社會學科完全淪喪為一如自然學科那樣的知識學構造，在理論規劃上徹底墮落為一種特殊門類的自然科學”。【注：許光偉. 發生學與中國經濟學研究[C]. 經濟理論與政策研究，2012(5)：11-29.】

　　與之相反，對于中國之研究則顯示另外的景象，如黃仁宇所言：“作《財政與稅收》時，我曾用明代方志39種，內中無不包括當日徭役稅收的標準名詞，有如‘里甲’‘均徭’‘驛傳’與‘民壯’。如果用以分析，讀者可以一眼看出當中毫無體系，可算雜亂叢蕪，互相矛盾，我們可以斥之為官僚制度之無能，也可能責之為腐化。可是經過一段綜合之后，所見又不同了。明代稅收章程一方面包括著一種中央體制，一方面又顧及地方實況，內中有永久法則，亦有臨時條款，總之即不明白區分，而系囫圇的套入，所以外表全國一致，實際當中則萬別千差……這種作用，是好是壞與我們今日所面臨的問題仍然有關。所以歷史學不專恃記憶，它本身也成為一種思維的方法。日后我作《萬歷十五年》時注重官僚系統里以儀禮代替行政，維持各品級文官的協同和諧，不顧及各區內經濟因素之公平而自由的交換，大致得益于研究明代財政與稅收之心得。”【注：黃仁宇. 中國大歷史[M].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3.】

　　為此，我們提出行動主義和唯物主義路線上的主張，斷然反對自足性的資產階級解釋科學。《保衛<資本論>》曾經這樣寫道：“解釋學逐漸由一項傳統閱讀技巧演變成單純的解釋技巧，占據了語言學本來的位置。后來和解釋技術一起慢慢演變成一門‘新科學’。”【注：許光偉. 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176.】

　　然而，何謂“解釋學”?按照構成看，那就是因果-功能-意圖性的局部與體系并重的知識解說，以致有人這樣評議：西方人極善于用解釋學來描述一切，卻將解釋不了的全推給上帝，這樣一種自欺欺人的認識方式，在形式上何其完美!如同西方最善長的泡沫經濟，虛假繁榮的經濟現象和經濟理論，經不起事實真相的輕輕一碰，只一碰，五彩斑斕的泡泡即崩散了!

　　【注：時代不僅需要經典閱讀，同樣需要經典性的批判。這樣，我們可以把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工作意蘊直接解讀為“解釋學批判”。“眼前分明是外來客，心底卻似舊時友!”在現代注釋派的膚淺意義上，解釋學可能因應了《琴心》的曲意：所謂“莫不是步搖得寶髻玲瓏，莫不是裙拖得環佩叮咚，莫不是風吹鐵馬檐前動，莫不是那梵王宮殿夜鳴鐘?我這里潛身聽聲在墻東，卻原來西廂的人兒理絲桐。他不做鐵騎刀槍把壯聲冗，他不效緱山鶴唳空，他不逞高懷把風月弄，他卻似兒女低語在小窗中。他思已窮恨未窮，都只為嬌鸞雛鳳失雌雄;他曲未終我意已通，分明是伯勞飛燕各西東。感懷一曲斷腸夜，知音千古此心同，盡在不言中”(王實甫：《西廂記》)。資本主義本質上是不再可以辯護的。所以結論是：“可見，這門新科學的學名就是‘資產階級解釋學’，作為實證主義的科學主義，或作為科學主義的實證主義，總之，是資產階級工作者視為最高科學和最高哲學的那種規定。它滿足在物的世界里，沉迷于對物象認識的空間分割游戲，爾后，帶著十足滿足感去宣布一項項由擬像關系編織起來的客觀真理。盡管運用了近似完美的仿真技術，卻始終是永遠無法兌現的虛假知識。在工作形態上，資產階級經濟學繼續以科學的名義進行著這種編織，煞有其事地從事主觀批判和進行神秘主義的遐想，因為謊言既然啟動，就需要千萬個‘永恒的知識’編織;在某種意義上，這是‘永恒的’，然而是永恒的理論遐想，是對永恒知識的玩弄。”(許光偉：《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177頁)】

　　某種意義上，中國經濟學建設必須首先展現為“中國特色”與“普世價值”的PK;換言之，由其聚集起來的方法論元素即可構成其本土建設之工作成分，進一步是與馬克思主義進行時代融合的經濟學的工作接口。在回家、回歷史、回中國的新時代語境中，“中國人的資格”應當作為學術研究需要遵守的規范，由此出發并以此為尺度，可杜絕語義解釋學。“具體在中國經濟學本土建設方面，必須堅持以中解西的學術建構原則，同時兼顧以西解中，進行‘中西互解、中西貫通’意義的中西學術對話”。【注：許光偉. 中華思維學再研究——陰陽五行經濟系統論兼談新中國70年的方法論[J]. 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19(5).】

　　換言之，所應摒棄者是諸如此類的言論：“東方與西方之別即西方人重自然，中國人重人事;西方人講科學，中國人講道德。所以，西方哲學是‘物理學之后’，中國哲學是‘倫理學之后’。”【注：易中天. 儒墨道法的救世之策[M]. 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8：283.】

　　然則，何謂“陰陽五行經濟系統論”?陰陽五行經濟系統論的方法論意義態不過就是求經濟學的文化自信。然而目前使以西解中的基礎徹底扭轉實屬不可能，所以尚需更多新啟蒙，并且使一些更為基礎的學術工作有更多的學人共同努力之。如中華思維學的研究，其直接提供中國經濟學的思維支持。盡管如此，從實際工作看，作為理論回溯與提高，中國政治經濟學必然不能回避本土建構的內容支持與體系支持問題。從本質上看，將中國經濟學(學科的規定)提升為中國政治經濟學(內置中華方法論的時代化的科學規定)，就意味著內中必然有歷史的支持。于是其可能就是和歷史的支持直接相關的一次論述，或者說是兼顧思維支持、體系支持的一個歷史的支持的正面闡述。何謂“中國經濟形態”?中華共同體經濟學之對象規定也。

　　【注：從部落共同體到村落共同體，再到國家共同體和社會主義共同體(社會主義文明構建意義的社會共同體)，中華共同體文明軌跡凸顯了“身份共同體(產品)-官印(身份關系I)-玉璽(身份關系II)”和“財產共同體(商品)-貨幣(財產關系I)-資本(財產關系II)”的工作共構。從文明基因上看，前兩個共同體形態仍然是基礎;從思想史方面看，這是從子學時代逐漸形成并過渡到經學時代。所謂：“董仲舒之主張行，而子學時代終;董仲舒之學說立，而經學時代始。蓋陰陽五行家言之與儒家合，至董仲舒而得一有系統的表現。自此以后，孔子變而為神，儒家變而為儒教。至所謂古文學出，孔子始漸回復為人，儒教始漸回復為儒家。”(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頁)】

　　故在當下必須由行動主義開拔，堅決杜絕學術神秘主義，如對于《周易》和《資本論》研讀來說，即是要堅持走通史的路子，堅持“貴在用”的唯物辯證法之道。

　　總之，“以古解古，以今解今，古今貫通，中外會通”16字應成為“指導中國政治經濟學本土建構以及進行中西學術對話”的工作心法。【注：許光偉. 中華思維學再研究——陰陽五行經濟系統論兼談新中國70年的方法論[J]. 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19(5).】

　　何謂“上下五千年”?此之謂也!何謂“古今中外”?本質上即上述16字，亦即“厚今”(以系統紀實的態度對待今)、“薄古”(以寫意繼承的態度對待古)以及“中西對話”。據此可知，《資本論》是對中華陰陽五行的理論和方法進行了世界級的發展;與之相反，西方的其他學術流派基本上都忽略了這些。如何理解這種繼承發展關系呢?第一卷(《資本的生產過程》)是陰陽發展體系，第二卷(《資本的流通過程》)是五行運行體系。即必須在中華思維學架構下考量什么是陰陽五行：第一，陰陽五行是總思維的規定;第二，從中華思維學看，陰陽五行是關于共同體人類的總體思維規范的考察;第三，陰陽→五行，或可說是從發展邏輯到運行邏輯(工作邏輯)，陰陽可說是有關總思維的內容規定，五行則可說是有關總思維的形式規定，二者都屬于行動規范。

結論與展望：中華思維學的學科體系及其創造性轉化

　　從中華思維學到經史子集，再到文理學科的新融合，路漫漫兮，學科建設任重而道遠。然而，為什么需要超出中國經濟學在語義上的“中國的”經濟學以及經濟學“在中國”?不言而喻，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以及本土尋根必然要以中國政治經濟學為工作本位，要將資本主義建立為建構與瓦解的辯證法，將社會主義建立為已成與未成的辯證法。這里需要迫問資本主義的成熟之巔究竟在哪里?毋庸置疑，其切近了社會主義文明(體系)成熟之點時代的追問!如此，終于可以正面找尋理解歷史世界的思維制高點!然則，新時代際遇下必然要對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概念、規律和范疇有所創新。這是“去”，還是“回”呢?又迫使我們進行追問：從學科到科學的路，是否必須重新走過一遍?!

　　圖1表達“漸悟”→“頓悟”(如《資本論》);與之相反，圖2表達“漸釋”→“頓釋”(如西學傳統)。它們的對比突出了中華思維學的實存性。然而，“歷史文化”這個中國術語容易被年輕一代的學人膚淺化，以為僅僅是意識形態和倫理學方面的東西，以致絲毫不了解它的構造原理——歷史原理+文化原理，不了解政治經濟學本質既是一門歷史科學，同樣也是一門文化科學。但鐵的事實是，“中華歷史及新中國70年經濟史學域內的實踐，即中國從‘天下主義’走向‘世界主義’的歷史文化實踐，徹底擊破了西方普世價值觀”。【注：許光偉. 中華思維學再研究——陰陽五行經濟系統論兼談新中國70年的方法論[J]. 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19(5).】

　　這樣，我們應當將圖1和圖2從結構上聯系起來進行機理探尋。兩圖的左側對應中國的古典時代，即不同于《資本論》直接以“頓悟”作為主導機制，其仍舊保持“漸悟路線”(即行知)的主導，中華絕句(沿承“洛書路線”的結構化寫意)依舊未曾脫離圖2左圖的形式限制，中華整體路線本質上是“行知(事有終始的母子路線)→知行(物有本末的行動邏輯)”;右側對應“頓釋→頓悟”(知識論意義的頓釋和政治經濟學批判意義的頓悟)。簡言之，這是中國面向現代的轉折與發展時代。兩個時代是繼承與發展關系。同時，后一個時代又是這一意義域內以開拓中西學術對話“認識中軸”為主線的理論創新時代，顯然，“上述過程是孫中山先生所言的對中國來講的‘知難行易’的轉折時代。一方面是‘舶來品的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成長，要之，它兼顧了中國的歷史條件和國情背景。而中國之無純粹市民社會的發展特點，也寫就‘中國政治經濟學’之獨有內涵，要求塑造并不斷更新理論與實踐工作環境。另一方面是認識到，改革開放以來興起的‘中國經濟學’新議題，是含意特定的;蓋言‘新’，一是指實踐追溯性，二是指工作批判鎖定了經濟學發展成熟時期的理論建構特點。從而，使我們有可能重新轉回‘知易行難’高度(所謂行動高于理論)的再創業行程：以原創把脈創新，多學科并舉并用，開創廣義而總體、打通文史哲并溝通傳統與現代之意蘊的歷史知識研究的新路徑”。【注：許光偉. 保衛《資本論》——經濟形態社會理論大綱[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3.】

　　圖1  馬克思主義思維科學的學科機理：從“發生-結構”到“結構-發生”

　　圖2  馬克思主義思維科學的邏輯機理：從“行動邏輯”到“知識邏輯”

　　再以《資本論》為例。馬克思是如何具體處理“知易行難”(政治經濟學批判路徑的發生學)和“知難行易”(政治經濟學批判路徑的科學抽象法)，即“發生-結構”與“結構-發生”兩者統合關系的呢?資產階級學者以意義任意挹注，為的是理論撲殺馬克思主義的產生和發展，運用的是仿真技術和偽裝手段形式;《資本論》應對以批判，綜合運用寫意和寫實的手段與形式。這樣當資產階級理論流派“合縱”以教科書的統一形態，馬克思主義則“連橫”以歷史科學的規定破解之，等等。簡言之，這是圖1所面對的經典難題。

　　借由歷史科學，《資本論》得以揭示資本主義的“歷史發生學”(曰“千秋斂財氣”)、“系統發生學”(可謂“天地皆可然”)、“現象發生學”(曰“三分足食鼎”)以及“認識發生學”(可謂“勞者應無錢”)。然則馬克思在給《資本論》寫的第一版“序言”中，一開始就強調了研究和辯證講述價值形式的重要性，并引申出對經濟形式探究的思維規律性，即必須用抽象力替代顯微鏡和化學試劑，發揮類似二者的功能。從馬克思研究成果的實際呈現看，經濟形式的抽象力包括兩方面：經濟形式的發生學和經濟形式的科學抽象法。于是在《資本論》中，人們驚奇地發現，馬克思并不像邏輯學家通常所做的那樣，泛泛地歸納、演繹以及進行抽象和具體，而總攬以發生學。于是有交換價值的廣義的研究(即價值形式的發生學)、貨幣形式的發展形態研究(貨幣發生學)、資本主義協作形式和資本結構運動形式的發生學(研究)，以及反映生產價格特殊形式運動等系列的特殊發生學(研究)，總體而言，它們承擔了說明“抽象和具體統一”的客觀邏輯任務。

　　【注：可將這些客觀邏輯系列的內容做如下總結和歸納：(1)價值形式的發生學：簡單價值形式→總和價值形式→一般價值形式→貨幣;(2)資本主義協作形式的發生學：資本主義簡單協作→資本主義手工工場→資本主義機器工廠(工廠)→資本主義金融工廠(金融);(3)資本結構運動形式的發生學：資本循環→資本周轉→資本主義簡單再生產→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4)生產價格形式的發生學：企業圍繞市場的直接競爭→產業部門間競爭→資本主義級差地租→資本主義絕對地租。】

　　這樣一來，在知識邏輯的定制上：發生學作為方法的內容規定(思維學→邏輯學)，承擔表現對象的客觀歷史運動的功能，以說明對象本身的歷史特性;而科學抽象法只作為方法的形式規定(邏輯學→知識論)，承擔表現對象思維形式運動的功能，進而說明思維形式的機理與概貌。二者實現了內容和形式的結合，完美地貫徹方法論唯物主義，有機結合思維學對邏輯學的關系和邏輯學對知識論的關系，藉以從而真正做到拒絕方法論唯心主義，突出政治經濟學批判對全程工作的統一領導性。

　　沿著西學傳統，資產階級理論工作者則傾向突出“頓釋”主導的絕對性質，這一點，主流經濟學教科書的特征尤為顯著。于是面對圖2，處于現代語境中的中國人首先要明確自己的出發點是“思維學·邏輯學·知識論”統一的工作構境。這是中國人特有的知識生產與技術制作的概念。曾幾何時，晚清中國面臨接納新名詞、新概念遭遇“屏障”;而在今日，概念史研究又面臨“中國轉向”，“由外力推動的中國近代化，一開始即糾纏于或中或西、亦中亦西的齟齬之中”，“有關中國近代歷史性基礎概念的研究是借助過去的遺跡——語言和術語進行的知識考古，隨著研究和認識的深化，必然要隨時調整研究的內容和重新界定概念的邊界，就此而言，中國化的概念史研究剛剛開始，但正當其時”。【注：孫江. 概念史研究的中國轉向[J]. 學術月刊，2018(10)：150-158.】

　　在這當中務必需要記取：先有中華思維學，次有中國政治經濟學的本土方法論構建，再有陰陽五行經濟系統論的探究，然后才是模型的技術;最后一者也就是黃仁宇所講的：通過采用恰當形式的模型，從技術的角度分析中國社會歷史的進程，剖明中國歷史文化之特質，并著眼于現代型的經濟體制如何為傳統社會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機使其在中國土地上落腳的說明。

　　要之，中國主體批判的深層歷史構境是行貫通之法，古路雖大道，不如今路直。社會學和歷史理論是經濟學的根本，不懂得社會學，就難以理解經濟學中的關系轉換，不研究歷史，就不能正確運用范疇規定進行批判;經濟學又是社會學和歷史理論的主體，社會圍繞著經濟運作，不懂得經濟就難以理解社會深層次矛盾產生的歷史原因。兩者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強行把兩個學科分開，這也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一大毛病。中國經濟學須得“道問學”， 強調道者象無識有，論證基礎則是中華生產共同體及隨時代不同而不斷變遷的經濟史實。中國經濟學所要尊德性的是民本的易學原理，用實際材料全方位否決胡適的下述想法：若論“中國古代哲學忽然中道消滅的歷史”，“約有四種真原因：一是懷疑主義的名學，二是狹義的功用主義，三是專制的一尊主義，四是方士派的迷信”。【注：胡適. 中國哲學史大綱[M]. 北京：東方出版社，2012：320-323.】

　　鑒于此，梁啟超評價說，凡關于知識論方面，胡適到處發現石破驚天的論斷，而凡關于宇宙觀、人生觀方面，大多有很淺薄和謬誤之處(《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蓋因胡適先生遺忘了中國方法的本來意指，而試圖以西學任意挹注之。若論及“中國經濟學”的存在性，首要命題即在于中華系統有共同體經濟學之原理關系，有共同體構建的理論實存性，中國(政治)經濟學或者說是有關共同體客觀原理的發掘和極其豐富的中華經濟社會實踐活動域內經濟學理論之提煉與構建。換一個角度說，這是我們探究中華經濟學科的思維學、繼而據其發掘“陰陽五行經濟系統論”理論規定的價值之所在。而如果這么看，則中華共同體經濟學必須作為方法論之規定予以對待，并作為中華思維學當然之學科延伸(規定)，由此不斷獲得嶄新的工作內容和現代形式。

　　然則既言辯證法，又將馬克思主義同古典文學不適當地對立起來，反對“經濟學的中國文化自信”， 委實不妥。其實兩種知識并不矛盾，人們卻人為地制造了矛盾(如感性理性之辯)。中國人向來不缺民族自信，委實缺乏學術團結與合作的自信;“六經注我、我注六經”，結果是文人的判斷和認知每每同現實相脫節。單兵鏖戰和山頭主義是中國學術界的又一個生存現實，善于批評別人、善于表揚自己抑或成為了學者所共通和難以克服的學術態度上的痼疾。但學術終究是青年們的創造事業。青年們只要團結起來，中華的學術就有道，我們的創新就有德，我們就能夠同時實現“五四的精神”和“新時代的精神”。青年們，走進新時代，我們一定要認識到：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一樣古老，并且文明積淀更為悠久深遠。再說一遍：中國歷史，中國思維，中國語言，這就是中國經濟學的“本位”!“君看古彝器，巧拙兩無施”(南宋•陸游《文章》)，這里我們愿意“不避今人嫌”，再借用古賢的話進行共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一樣的時空，不一樣的奮斗，中國學人須得一起努力!

　　【題注】此文于學科建設角度探究中國經濟學，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看作是拙作《中華思維學再研究——陰陽五行經濟系統論兼談新中國70年的方法論》(載于《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19年第5期，第5-22頁)的一個續篇。方便起見，文內大多地方等同使用“中國經濟學”與“中國政治經濟學”術語。鳴謝李丹葵責編對本文的精心文字制作與細節問題的反復校核!鳴謝主編團隊的一絲不茍的質量把關，對文獻出處的逐條審訂。盡管如此，文責自負，期待熱心的讀者就文章的旨歸，進行有針對性的學術爭鳴與共同探究。

　　【作者簡介】許光偉，江西財經大學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經濟、文化與《資本論》研究。本文刊于《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期，第207-2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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