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反對基本經濟制度、鼓吹私有化的文章

　　——評《中國經濟新階段的發(fā)展驅動轉型與制度治理建設》

　　周新城

　　最近翻閱舊雜志，有一篇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是作者，第一作者是一所著名大學的經濟學院院長，著名經濟學家，中組部引進的“千人計劃”學者之一;第二是刊物，刊物是中央黨校的權威性雜志《中共中央黨校學報》上;第三是題目，題目是討論當前重大經濟問題，為擺脫經濟下滑狀態(tài)出主意的。本來想通過讀這篇大作，能夠解開心中的疑惑，讀完以后卻大失所望。這篇東西完全違背中央精神，反對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鼓吹私有化。這就不能不花點功夫，作點澄清。

　　文章很長，洋洋灑灑一萬多字，文字艱澀，滿是著名經濟學家的范兒，很難卒讀。好在作者自己寫了個摘要，表達了基本觀點。作者認為，解決當前經濟下滑的“關鍵是進一步地解放思想，推進改革開放，讓中國沿著經濟自由化、市場化、民營化道路前進。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真正發(fā)揮決定性作用和讓民營經濟發(fā)揮主要作用。市場化改革千頭萬緒，民營經濟主體化、金融市場自由化、土地要素市場化是三大重要切入口。”讀完全文，總的感覺是一股新自由主義的歪風撲面而來，無非就是徹底私有化、徹底市場化那一套，這一套講了多年了，聽得耳朵都長老繭了。這篇文章的突出特點是，一點馬克思主義的味兒都沒有，連馬克思主義分析經濟問題常用的概念、范疇都見不著。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一再強調要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來研究當前的經濟問題，強調要批判新自由主義，劃清馬克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界限的今天，有影響的著名經濟學家在中央黨校的雜志上，仍然鼓吹新自由主義，簡直令人匪夷所思。問題涉及要不要堅持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能不能搞私有化(用作者的概念來說，也就是“民營化”)，涉及改革的指導思想和方向，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前途和命運，不能等閑視之。

　　我們把討論的問題的范圍縮小一點，集中討論所有制問題，集中討論“民營經濟主體化”、“民營化”吧。終究所有制問題在經濟學中處于中心地位，所有制結構是一個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至于市場經濟問題，留待以后再說吧。

　　在討論正題之前，先要說一下“民營”(“民營經濟”、‘民營企業(yè)“、“民營化”等)這個概念。作者喜歡講“民營”，然而“民營”這個概念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改革開放前，甚至十多年前，我國經濟學界沒有“民營”這個概念，這個概念是近年來才盛行起來的。什么叫“民營”?顧名思義，只要不是國家直接經營的企業(yè)，而是由人民經營的企業(yè)就叫民營企業(yè)。那么，合作社叫不叫民營經濟?外資經濟叫不叫民營經濟?合作社、外資企業(yè)，可不是國家經營的。但在著名經濟學家眼里，這些都不算“民營企業(yè)”。我國的國營企業(yè)，經過改革以后，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所有權雖然還是國家的，但經營權交給企業(yè)了，由企業(yè)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再也不是國家直接經營的企業(yè)了，而成了國有所有、企業(yè)自主經營的企業(yè)了，這叫不叫“民營”?著名經濟學家眼里更不承認國有企業(yè)是“民營企業(yè)”了，盡管國有企業(yè)的經營活動，已經不再是由國家決定，而是企業(yè)自己決定的了。合作社、外資企業(yè)、國有企業(yè)都不是民營企業(yè)，那么什么企業(yè)才能算“民營企業(yè)”呢?在喜歡用“民營企業(yè)”這個概念的著名經濟家看來，只有私營企業(yè)才能叫“民營企業(yè)”(有時還包括個體企業(yè)，不過個體經濟的產值比重很小，可以忽略不計)，既然如此，為什么放著“私營企業(yè)”這個明確的概念不用，偏偏要用“民營企業(yè)”這個內涵含糊不清的概念呢?估計出現(xiàn)這樣的偏好，一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國家里，“私”字總不大好聽，換個“民”字要好聽些，換頂紅帽子戴戴，這倒無傷大雅，不過總有點說不清、道不明的感覺，還是以不換為好;一是把國家與人民對立起來，制造一種輿論：國家不能代表人民，凡是國家的(國營、國有)都不好，只有“民”的才好，這就有點居心叵測了，必須堅決反對。

　　為了搞清楚“民營”這個概念的來歷，我專門請教了一位研究外國經濟思想史的資深教授。他說他查遍了西方的經濟學詞典，都沒有“民營”這個詞兒。“民營”這個詞，是日本人發(fā)明的，后來臺灣把它搬了過去，我國大陸經濟學家又從日本、臺灣搬了過來。他幾次訪問日本和臺灣，請教他們的經濟學家，“民營”是什么意思，他們都說是與“私營”一個意思，沒有區(qū)別。我國經濟學中運用“民營”這個詞的外延和內涵也是與“私營”一樣的。他建議，不要用“民營”這個含糊不清的概念，還是用“私營企業(yè)”這個概念為好。我完全贊成他的意見。

　　堅持公有制為主體，還是讓“民營經濟主體化”，是一個關系我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原則問題

　　這個問題要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說起。

　　1953年我國進行大規(guī)模經濟建設，那時蘇聯(lián)援助我們建設156項工程，都是社會化程度很高的大型企業(yè)。在社會化大生產面前，個體的農業(yè)、手工業(yè)以及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工商業(yè)已經不適應生產力發(fā)展的需要了，我們黨及時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進行社會主義工業(yè)化，對農業(yè)、手工業(yè)和私營工商業(yè)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一化三改”)，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這項工作，盡管存在形式簡單、要求過急等缺點，總的講，用鄧小平的話來說，做得很好。我國三大改造的經驗極大地豐富和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偉大創(chuàng)舉。

　　但是由于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處于什么階段，缺乏清醒的認識，在所有制問題上搞成單一公有制了，影響了我國經濟的發(fā)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重新對我國的具體國情進行了審視，明確提出，我國正處在、而且在一個相當長時期里仍將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兩層意思，第一，就社會性質來說，我國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這是我國人民長期奮斗的成果，絕不能倒退回去。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所以我們必須堅持公有制;第二，我國的社會主義還處于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不高，發(fā)展又不平衡，這種情況決定了，非公有制經濟對國民經濟的發(fā)展還有積極作用，因此除了公有制之外，還需要有非公有制經濟(包括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作為補充。黨的十三大提出，我國的所有制結構應該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經過十年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這樣的所有制結構是符合我國實際的，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fā)展，到黨的十五大，我們黨才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確定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并把它寫進了憲法，從法律上把它肯定了下來。

　　回顧這一段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是我們黨幾屆領導集體，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尤其是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guī)律，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歷經艱苦探索，才得出的結論。不是那個個人拍腦袋主觀想當然地提出來的，是集體智慧的結晶，而且經過實踐證明是正確的。這個結論，是慎重的、科學的，來之不易，我們應該珍惜這個理論成果，在整個社會主初級階段都必須堅持這一基本經濟制度，不能隨意否定和改變，經濟改革的任何措施都必須有利于鞏固和發(fā)展基本經濟制度。依法治國，在經濟領域首先就是要堅持和遵守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這一基本經濟制度。違反、破壞基本經濟制度，是違反憲法的行為，應該受到懲處。經濟學家應該宣傳、闡述、解釋基本經濟制度，而不能唱反調。這應該成為經濟研究工作的一條政治紀律。作者的問題恰恰在于違反了這條紀律，公開反對基本經濟制度。

　　怎么說作者反對基本經濟制度呢?

　　我們來看一看基本經濟制度的內容吧。

　　講到基本經濟制度，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這正是與改革開放前的所有制結構的區(qū)別所在。共同發(fā)展，意思是不僅發(fā)展公有制經濟，而且要發(fā)展非公有制經濟。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都要發(fā)展。改革開放以來，像作者那樣的著名經濟學家，一講到改革，就只想著發(fā)展私營經濟，仿佛采取發(fā)展公有制經濟的措施，就不是改革。這能說符合基本經濟制度的要求嗎?輿論界經常嚷嚷“國進民退”，其實這是一個偽命題。沒有什么“國進民退”、“國退民進”，而是“國”與“民”都要進。這才符合基本經濟制度的要求。

　　有一點需要明確：我們之所有還需要有私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并不是像某些著名經濟學家說的那樣，是因為私有制是先進生產關系，私營企業(yè)主是整個社會的精英，或者是因為私有制才符合人的本性，是永恒的，按照十三大的論斷，而是因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比較落后，才需要有非公有制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私有制是與落后的生產力相適應的。不能把存在私有制，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當作社會主義的本質，它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特有的現(xiàn)象，是由生產力落后決定的特點，將來隨著生產力的發(fā)展，我們最終是要消滅私有制的。我們的最終目的是實現(xiàn)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是要徹底消滅私有制的。這一點無須隱晦，《共產黨宣言》里就直截了當?shù)匦剂诉@一點。我們是在生產力水平不高的情況下，利用私有制來發(fā)展經濟，為將來徹底消滅私有制創(chuàng)造物質條件。這是歷史的辯證法，應該理直氣壯地講，沒有什么輸理的。

　　基本經濟制度的核心問題是，在所有制結構中公有制處于主體地位。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憲法第六條寫著：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但是我國客觀上還存在非公有制經濟，怎么說我國社會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呢?這就涉及判斷社會性質的方法論。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曾經講到，在一個存在多種矛盾的綜合體里，總有一個是主要矛盾，它規(guī)定著、制約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fā)展。事物的性質就是由主要矛盾決定。我們應該運用這個方法來分析我們要討論的問題。在存在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社會里，不同所有制的性質是不一樣的，我們怎么判判斷這種社會的性質呢?從經濟上說，就看哪種所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也就是說，哪種所有制占主體地位，是一個原則問題，它決定著整個社會的性質。因為占主體地位的所有制經濟規(guī)定著、制約著其他的、處于補充地位的所有制經濟的存在和發(fā)展。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盡管存在不同的所有制經濟，但由于作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的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從經濟上說，正是這一點決定了我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所以鄧小平在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需要有非公有制經濟的時候，總是強調公有制必須占主體地位，強調非公有制經濟只能處于補充地位。他指出：“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我們允許個體經濟發(fā)展，還允許中外合資經營和外資經營的企業(yè)發(fā)展，但是始終以公有制為主體。”這一觀點，鄧小平是始終一貫的，直到1992視察南方的談話，他還是把公有制占主體地位作為我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根本標志。他說：“特區(qū)姓‘社’不姓‘資’。從深圳的情況看，公有制是主體，外商投資只占四分之一……”。

　　可見，堅持公有制為主體，還是要求私營經濟主體化，關系到我國社會是什么性質的原則問題。如果私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主體，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就不復存在，我國社會也就不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就變成資本主義性質的了。作者這篇文章的要害就在于此。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但不同所有制經濟并不是互相隔離、并行不悖地發(fā)展的，它們之間存在著密切聯(lián)系。基本經濟制度規(guī)定了不同所有制經濟之間的相互關系：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它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fā)展。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內容。國有經濟是共產黨執(zhí)政的經濟基礎，是調控國民經濟發(fā)展的重要力量，是發(fā)展生產力的生力軍。沒有國有經濟對整個國民經濟的控制力和影響力，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也就成為一句空話。發(fā)展壯大國有經濟，增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是我們黨政領導機關的神圣職責。這是憲法第七條的規(guī)定。作者這篇文章談到我國未來經濟發(fā)展的時候只字不提發(fā)展國有經濟的問題，顯然違反了基本經濟制度的要求。

　　私營經濟在基本經濟制度中處于什么位置呢?第一，它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絕不能成為主體，這個地位是不能改變的;第二，它是被鼓勵、支持和引導的，絕不能起主導作用或“主要作用”。這是因為私營經濟，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起的作用具有兩重性：一方面，由于生產力水平不高，私營經濟對國民經濟的發(fā)展還有積極作用，所以我們要鼓勵、支持它的發(fā)展，充分發(fā)揮它在發(fā)展經濟、保障就業(yè)、提供產品、交納稅收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私營經濟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它的內部經濟關系存在剝削，它的生產目的是追逐剩余價值，因而同社會主義的本質是有矛盾的，我們必須注意加以引導，使它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發(fā)展。鼓勵、支持和引導私營經濟的發(fā)展，是一個完整的方針。作者的論文，只講私營經濟的積極作用，完全不講它與社會主義矛盾的一面，只講鼓勵、支持私營經濟發(fā)展，完全不講引導，而且強調要“讓民營經濟發(fā)揮主要作用”，取代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這顯然是違背基本經濟制度的。

　　綜上所述，我們說作者這篇文章反對基本經濟制度，是有根據(jù)的，絕不是亂扣帽子。

　　必須充分估計私有化的危害

　　作者這篇文章強調，未來我國經濟發(fā)展，必須進行“民營化”，“民營化”與“市場化”一起是我國經濟的唯一出路。“民營化”是怎么回事，作者就不界定了。這是某些新自由主義者的一個特點，一到節(jié)骨眼兒上，就不明說了，讓你去猜。因為說明白了，就同中央公開對抗了。你想弄明白，那就去猜那是你的事情，與作者無關。好在有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曾老老實實地講清楚了“民營化”是怎么回事。國務院發(fā)展中心企業(yè)研究所副所長(這是位身居經濟改革工作要害職位、具有很大影響的經濟學家)提出，國有企業(yè)改革的方向是“民營化”(這證明，作者是同他沆瀣一氣的)。他界定說：“民營化就是產權民間化、治理商業(yè)化。”首先是“國家所有權轉向非國有投資者”，也就是“所有權的轉移”，即由國家所有轉移為私人所有。簡單地說，民營化就是私有化。他設計的“民營化”的路徑是：“國企民營化，對于全國13萬家中小型國企而言，完全可以選擇整體出售的辦法實行一步到位的完全民營化，同時應該進行職工身份的轉換;而那些大型特大型國企，特別是集團型國企的母公司，包括央企的母公司，可以通過混合所有制的方式實行走一步看一步的漸進民營化，……不能裹足不前。”這就是說，中小型國有企業(yè)的“民營化”改革是“整體出賣”，一下子變成私有;大型國企的“民營化”改革是通過混合所有制一步一步變成私有。總之，國有企業(yè)的“民營化”改革就是實行私有化，消滅國有企業(yè)。這位副所長的論述大概符合作者這篇文章的思路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輿論界彌漫著一股“民營化”即私有化的思潮。我國國有企業(yè)的改革，是堅持把國有企業(yè)做大做強做優(yōu)，還是對國有企業(yè)實行私有化，這是改革的指導思想的根本分歧，事關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不能不分辨清楚。

　　必須充分認識私有化的嚴重后果。

　　第一，從政治上說，私有化是會葬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

　　有的領導干部有一種錯覺：仿佛搞社會主義，只要共產黨掌握政權就可以了，有沒有公有制，都無所謂。他們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但并不反對私有化，或者對私有化熟視無睹，好像搞不搞私有化，與社會主義無關。他們忘記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一旦沒有了公有制，社會主義就喪失了經濟基礎，還能有社會主義嗎?好比一顆大樹，把它的根子挖了去了，這棵樹還能活嗎?

　　他們忘記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道理，經濟基礎變了，上層建筑不可避免也要變的，這是客觀規(guī)律，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任何一個政黨掌握政權都要有自己的經濟基礎。公有制就是共產黨執(zhí)政的經濟基礎。一旦沒有了公有制，共產黨喪失了自己的執(zhí)政經濟基礎，還能夠繼續(xù)掌握政權嗎?設想一下，假如我們搞了私有化，我們的政權怎么維持和運轉呢?公有制經濟消滅了，只有私營經濟了，我們的政權勢必不能靠公有制經濟交納說收、上繳利潤來維持，而只能依靠私營經濟來養(yǎng)活了。拿了人家的錢就要為人家辦事，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只有兩個出路：一是改變黨的性質，改成為資產階級服務的資產階級政黨，這也許可以繼續(xù)執(zhí)政，但這個黨和政權就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了，不能再搞社會主義了;二是如果還想堅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還想搞社會主義，那時在經濟上占優(yōu)勢的資產階級就不會容忍它繼續(xù)執(zhí)政了，必然要把它趕下臺。只要你相信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必須為經濟基礎服務的道理，這兩種情景，是可以想象得到的。這絕不是危言聳聽，而是現(xiàn)實的危險。

　　我們黨看到了這種危險。江澤民在國有企業(yè)改革的座談會上特地指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決不能動搖，否則我們黨的領導地位和我們社會主義的國家政權就很難鞏固和加強。”如果“把國有資產大量量化到個人，并最終集中到了少數(shù)人手中，那樣，我們的國有資產就有被掏空的危險，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會失去經濟基礎。那時，中國將會是一個什么樣的局面?我們靠什么來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靠什么來鞏固人民的政權，靠什么來保證實現(xiàn)全體人民的共同富俗?”搞私有化絕沒有好下場，它會導致葬送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我們絕不搞私有化的政治理由就在于此。

　　二、從經濟上說，私有化是違背客觀經濟規(guī)律的歷史倒退行為。

　　歷史唯物主義有一個最基本的原理，即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人們是在一定生產關系中進行物質生產的，但是生產關系并不是人們任意選擇的，它是由生產力的性質決定的。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這是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最基本的規(guī)律。馬克思恩格斯正是根據(jù)這一規(guī)律得出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公有制必然取代私有制的結論的。他們的理論邏輯是這樣的：隨著資本主義的發(fā)展，資本的積累和生產的集中，生產越來越具有社會的性質，生產過程是一大批工人共同進行的，生產出來的產品供社會使用，生產上需要的物資由社會供給，各個生產單位相互密切聯(lián)系，整個國民經濟聯(lián)結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生產力的這種性質客觀上要求由社會來占有生產資料，按照全社會的利益來調節(jié)國民經濟的運行。然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資料是由資本家私人占有的，資本家是按照追逐剩余價值的目的進行生產的。這樣，生產方式與占有方式發(fā)生了矛盾，生產方式起來反抗占有方式。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生產的社會性與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的一切弊病都是由此產生的，它是資本主義的病根子。這個矛盾靠資本主義本身是無法解決的，唯一的辦法是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所以他們提出，隨著資本主義的發(fā)展，私有制的喪鐘敲響了。根據(jù)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性質這一規(guī)律，馬克思恩格斯響亮地指出：“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tǒng)的所有制實行徹底的決裂”。他們提出，“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

　　我國全國解放以后，也是根據(jù)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這一規(guī)律，進行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為后來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奠定了制度基礎和政治前提。

　　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審視了國情，到黨的十三大，明確提出，我國尚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不高，發(fā)展又不平衡。必須從這一基本國情出發(fā)來制定路線和政策。從這一實際情況出發(fā)，十三大提出，在經濟方面，社會主義社會并不要求純而又純，必須“要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發(fā)展多種經濟成分”。這是我們黨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情出發(fā)，運用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guī)律，得出的科學的結論。

　　我們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相互關系的原理，嚴格按照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guī)律來分析問題，運用西方經濟學各種歪理邪說(諸如“經濟人假設”等等)，是回答不了現(xiàn)實問題的。

　　十三大以來的近30年時間里，總的來說是，生產大大發(fā)展了，生產的社會化程度也大大提高了。按照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性質的規(guī)律，隨著生產力的發(fā)展、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與生產力這種性質相適應的公有制經濟應該得到發(fā)展，公有制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應該提高、作用應該加強。我們現(xiàn)在強調要把國有經濟做大做強做優(yōu)，各級黨政機關必須把搞好國有企業(yè)，發(fā)展國有經濟，放到重要位置上來，就是依據(jù)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性質的規(guī)律提出來的。如果生產力發(fā)展了，生產社會化程度提高了，我們卻不按照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性質這一規(guī)律的要求，大力發(fā)展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而去推行私有化，豈不是違背了客觀規(guī)律?這是背離歷史發(fā)展必然趨勢的倒退行為。違背客觀規(guī)律的事情，短時間也許看不出危害，但早晚要受到客觀規(guī)律的懲罰的。俄羅斯改革就是前車之鑒。它撞到南墻，已經悔之晚矣，我們難道還要重復這樣的錯誤嗎?

　　三、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私有化必然導致腐朽沒落的剝削階級思想泛濫

　　意識形態(tài)不是獨立存在的，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作為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tài)，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有什么樣的所有制，就有什么樣的思想。私有制基礎上是不可能產生大公無私、無私奉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的，不可能產生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的，只能產生自私自利、只顧自己、不顧他人的剝削階級思想。一面鼓吹私有化，一面要求樹立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這是任誰也辦不到的事。改革開放以來大量的事實證明，凡是鼓吹私有化的人，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總是販賣腐朽沒落的剝削階級思想。

　　我們舉一個例子吧。有一位在中央黨校擔任重要職務的人，在省部級干部培訓班上講課，他主張私有產權是永恒的，只有私有制才符合人的本性，“保護個人產權，社會才能進步，經濟才能發(fā)展。”適應推行私有化的理論需要，他在課堂上大肆宣傳“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人生觀。他說，人人都是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潤，謀求利潤的最大化，這是經濟發(fā)展、社會進步的動力。進而提出：“人為財死”是一種人們正常而又合理的追求。他公開宣布，“‘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別看這只是一句俗話，卻是千百年來人們對自身經濟行為的總結，揭示的是一個淺白而又深刻的經濟學原理。”他把這種連資本家都不愿赤裸裸地承認的、剝削階級的最腐朽的思想，推崇為人人應該遵循的行為準則。其實，“人為財死”，這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思想意識;利潤最大化，這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產物，是資本的本質表現(xiàn)。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只有占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才有可能去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潤，也才會有追逐最大利潤的動力;而喪失生產資料的工人是沒有條件實現(xiàn)利潤最大化的，他們只能靠出賣勞動力維持生活。“人為財死”，利潤最大化，是資產階級經濟行為的總結，反映的是資本的本質，而不是一切社會制度下的人們經濟行為的總結，普遍地適用于所有的社會和所有的人的。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而不是為了剝削。由于社會主義制度的這些特點，我國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經濟社會理想，共同的道德標準。”這種共同的理想、共同的道德標準，是在公有制基礎上形成的，是要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xiàn)共同富裕的。這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我們提倡的是為人民服務，而決不是追逐利潤最大化，決不是“人為財死”。聽任建立在經濟人假設基礎上的“人為財死”這種腐朽的剝削階級思想泛濫，是會消解社會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進而瓦解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

　　鼓吹私有化，必然要宣傳“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這樣的腐朽、沒落的剝削階級意識形態(tài)，這是一脈相承的事。

　　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私有化的危害。私有化決不是小事，而是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成敗的原則問題。我們應該旗幟鮮明地批判私有化思潮，堅決剎住私有化的歪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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