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肇始于美國次貸市場違約的金融危機究竟怎樣迅速地演變成一場席卷全球的嚴重經濟衰退，西方左翼學者從危機的根源、發生機制等方面進行了研究。這些研究主要以利潤率變動情況和新自由主義制度本身的缺陷為視角，立足于從資本主義資本積累或資本主義特定制度的主要矛盾中去尋找危機的根源，試圖從矛盾的運動中分析危機的發生機制，揭示引致本次危機必然發生的資本主義經濟運行規律。

　　一、利潤率與經濟危機

　　(一)利潤率下降與經濟危機的產生

　　利潤率趨于下降規律在馬克思的資本積累理論中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也是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外一些左翼學者以馬克思的這一理論為基礎，從資本主義資本積累過程中內含的主要矛盾的角度對本次經濟危機的本質和發生機制進行了剖析。

　　克里斯•哈曼指出，資本的本性是不斷追求自身的增殖和積累，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存在資本之間的激烈競爭。它們的共同作用會產生雙重結果：一方面，所有的單一資本都努力通過節約勞動的技術創新來降低成本以保證利潤，但是受制于資本主義的系統性規律，尤其是“價值規律”和“勞動價值規律”，用資本替代勞動的“資本密集型”投資最終會造成利潤率的下降;另一方面，不同的資本為了搶占市場份額盲目擴大生產，最終造成生產相對過剩。過剩的產品本來可以通過增加工人消費和資本家投資的方式解決，但是利潤率的下降和低迷使資本家沒有動力繼續擴大投資，而且他們還通過降低工人工資來保證利潤水平。

　　哈曼指出，利潤率雖然曾經在1982年開始止跌回復，但是未能持續恢復到下降之前的水平，原因是非生產性費用的增加，而這正是資本家和政府為了阻止利潤率下降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矛盾性后果。在實際工資下降的情況下，工人的消費需求不得不通過不斷擴大借貸來滿足，這導致了家庭信貸的迅速膨脹。銀行和金融機構過度發放家庭信貸成為本次經濟危機的導火索。從哈曼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認為資本主義制度使資本積累始終處于矛盾之中，難以擺脫利潤率下降和經濟危機的命運。

　　安德魯•克里曼基本上贊同哈曼的觀點，但是與哈曼認為美國的利潤率曾經在1982年后有所恢復的觀點不同，克里曼認為利潤率并沒有在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早期的經濟衰退之后出現恢復。他認為利潤率的持續下降導致積累率的同步下降是本次經濟危機的根源。

　　克里曼對1947~2007年美國公司部門(包括金融公司和非金融公司)的利潤率進行了計算。他用財產性收入代表利潤，并使用了計算公式：利潤率=財產性收入/固定資本。根據計算結果，克里曼發現，利潤率并沒有如哈曼所言在80年代出現了部分恢復，而是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克里曼認為，利潤率沒能恢復的原因是70年代的經濟危機并沒有造成充分的資本毀滅。經濟危機一方面是利潤率下降的結果，另一方面也可以造成過剩資本的毀滅，而過剩資本的毀滅是利潤率恢復的開始。但矛盾的是，資本的大量毀滅也可能會對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存續造成威脅。正是由于害怕資本的大量毀滅帶來又一次的大蕭條并刺激工人意識的覺醒，美國政府在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危機中采取了防止資本毀滅的經濟干預政策，結果造成了利潤率的持續低迷和本次經濟危機更為嚴重地爆發。

　　克里曼認為本次經濟危機的發生機制是：20世紀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早期的經濟衰退之后，利潤率并未顯著恢復，而利潤率的持續下降導致了資本積累率同步下降。最終，資本積累率下降導致了以人均GDP增長下降、企業產出下降、工人工資下降、債務上升為特征的經濟衰退的危機。

　　(二)利潤率上升與經濟危機的產生

　　單一資本積累和社會總資本積累之間的雙重矛盾決定了資本積累過程存在著雙重矛盾。一方面，單一資本在積累過程中可以通過采用新技術提高單個勞動生產率從而獲得超額利潤的方式提高自身的利潤率，但是社會總資本通過采用新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后會造成利潤率的下降，這是第一重矛盾。另一方面，單一資本也可以通過擠壓工人工資來提高利潤和利潤率，但是社會總資本普遍擠壓工人工資時會遭遇利潤難以實現的困難，這是第二重矛盾。認為利潤率下降導致本次危機的觀點實際上就是認為第一重矛盾造成了本次經濟危機，但是也有學者認為第二重矛盾才是本次經濟危機的根源。在此方面，愛德華•N•沃爾夫的研究比較具有代表性。經過將美國1973~2007年與1947~1972年的相關數據進行對比，沃爾夫認為美國的中產階級收入在1973~2007年遭到擠壓，而中產階級減少的收入已經轉變成企業上升的利潤率。工人收入的停滯與債務增加之間的矛盾是本次經濟危機的直接導火索。

　　根據沃爾夫的研究，在1947~1972年美國工人的工資與勞動生產率是同步上升的，但是1973年之后工資增長卻停滯了。勞動工資增長停滯的主要原因是國民收入出現了由勞動向資本的明顯偏斜。通過這種偏斜，1973年以后，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總利潤、企業利潤和利潤率都有顯著的增長，幾乎回到戰后最高水平。

　　由于社會總資本普遍擠壓工人工資時會遭遇利潤實現的困難，所以似乎社會總資本并不能依靠擠壓工人工資來維持利潤率的增長，但是為什么美國經濟維持了三十多年，或者說經濟危機延遲了三十多年?原因是美國工人家庭債務的增長維持了工人的基本消費。

　　當社會總資本在擠壓工人工資后面臨利潤實現的困難時，放寬對工人的信貸成為暫時的解決辦法。在1973~2007年，工人在房價上漲中獲得更多的住房抵押貸款，同時通過信用卡獲得更多的消費信貸。寬松的獲信條件使工人的日常消費得以維持，從而掩蓋并緩解了利潤實現的困難。但是矛盾最終在工人工資停滯和債臺高筑時表現出來并日益激化。最終，在利率上升、房價驟降、工人住房抵押不足以償還貸款時，經濟危機不可避免地首先在住房抵押貸款市場爆發了。

　　(三)其他觀點：利潤率變動與經濟危機無關

　　并非西方所有的左翼學者都認同利潤率的變動是本次經濟危機的根源。杜梅尼爾和萊維、弗雷德•默斯利、巴蘇和瓦薩德沃等人認為，美國的利潤率在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危機后已經恢復，所以本次經濟危機與利潤率的變動沒有直接關系。

　　杜梅尼爾和萊維是新自由主義制度失敗說的典型代表。他們反對利潤率下降說，稱利潤率下降說是“利潤率幻覺”，批評僅僅關注“馬克思利潤率”會造成誤導。他們認為稅收、利息支付都會對投資造成影響，決定積累率的是留存利潤率。

　　在相關研究中，杜梅尼爾和萊維依次計算了扣除稅收、利息、分紅后的多種利潤率以及馬克思利潤率的變動率。結果顯示，在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危機后美國的利潤率基本上已經恢復。而利潤率的變動率顯示，本次危機之前利潤率的增長幅度甚至略微高于前期，而下降的幅度則小于前期。所以，他們認為將本次危機看成由利潤率的變動決定的觀點是值得懷疑的。

　　弗雷德•默斯利從歷史演進的角度，通過分析1950年至本次危機的美國利潤率的變動趨勢和利潤的金融化、海外轉移、銀行業務與資金來源的轉變以及工人階級債務的增加這一系列過程，最終得出結論：本次經濟危機是20世紀70年代的利潤率危機演變而來的債務危機。

　　根據默斯利的分析，1950~1970年美國的利潤率由22%下降到了12%。默斯利認為，通過一系列應對措施，美國的實體經濟利潤率實現了顯著的恢復，美國已經走出20世紀70年代的利潤率危機。但是增加的利潤并沒有投資到生產中，而是通過給股東進行更多的分紅、回購本公司的股票、進行投機以膨脹資產泡沫以及投資到勞動力更加低廉的海外地區這四種途徑發生了金融化和向海外的轉移。此外，資本家還將增加的利潤用于奢侈性消費。

　　另一方面，企業和政府行為造成了銀行貸款需求減少，迫使銀行將盈利對象由企業轉向家庭，越來越多地向他們提供貸款，尤其是住房抵押貸款。結果，美國工人家庭債務急劇上升，負債最終超過了收入。與此同時，銀行資金來源由儲蓄越來越多地變成保險費、基金等。資金來源的金融化一方面使銀行通過杠桿作用獲得了更多利潤，另一方面也給整個金融系統帶來了更大的不穩定性和發生危機的風險。

　　為檢驗利潤率下降是否為本次經濟危機的根源，巴蘇和瓦薩德沃分別利用歷史成本和重置成本計算價值的固定資本對美國戰后的公司部門、非金融公司部門以及非農業非金融部門的利潤率進行了多方式多口徑的計算。計算結果顯示，只有以歷史成本計算固定資本價值時得出的未付稅和利息的利潤率在戰后是持續下降的，利用其他方法計算的利潤率具有幾乎相同的趨勢：戰后到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危機時期呈現下降的趨勢，以20世紀80年代早期為轉折，之后并無明顯的趨勢或者出現了輕微的上升。他們據此判斷，本次經濟危機并不是利潤率危機。通過進一步對利潤率進行分解，他們發現利潤份額的上升和資本生產率的提高是1982~2000年利潤率回升的原因，而2000年之后資本生產率開始下降，這個時期利潤份額的上升維持了利潤率的上升。

　　巴蘇和瓦薩德沃承認，盡管利潤率下降可能并不是造成此次經濟危機的原因，但是它預示經濟出現了嚴重的問題。依靠打壓工會和消減企業稅來維持利潤率的措施很難避免社會局勢陷入緊張狀況，而積累率和資本生產率的下降也造成了經濟恢復的無力。

　　二、新自由主義與經濟危機

　　本次危機的發生引發了西方左翼學者對新自由主義制度及其政策的批判。反對利潤率視角的學者認為本次危機內生于新自由主義制度，這一特殊制度中的矛盾決定了本次危機具有不同于以往危機的特殊性。

　　杜梅尼爾和萊維提出了比較系統的新自由主義危機理論。他們認為本次危機的本質是新自由主義危機或金融霸權危機。金融霸權“是指”資本家階級(實指資本家階級和金融機構)按照他們自身的利益和設想行事，享有幾乎不受約束的社會和經濟領導權”。金融霸權危機就是處于上層的資本家階級為了追求高收入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不可持續導致的危機。這種危機與利潤率危機不同，它的特點是大部分金融體系的毀滅與生產的急劇下降。

　　杜梅尼爾和萊維認為是新自由主義在兩方面的政策的不可持續導致了“所有阻礙資本家統治權擴張及該階級無限制暴富的堤防被完全沖垮”。一方面，上層階級通過金融化和全球化機制不擇手段地追求高收入。驚人的管制解除導致的金融創新、金融投資在國際國內的增長、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增長等形成了令政府無法操控的經濟氣候。另一方面，一些內部包含著嚴重矛盾的經濟政策(如美國非金融公司資本積累降低與消費增長并存、內債膨脹、外貿失衡而只能依賴世界其他地區為本國經濟體融資)日益不可持續。

　　杜梅尼爾認為本次危機孕育了新的社會秩序。自由貿易的國際經濟格局將被美國率先建立起來的貿易壁壘林立的格局所取代。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將難以為繼，新自由主義時期達成的資本家與管理層之間的“右傾”的妥協將被管理層與工人階級之間的“中左派”的妥協或者由管理層取代資本家控制霸權的資本家與管理層之間的“中右派”的妥協取代。

　　大衛•科茨與杜梅尼爾和萊維的基本觀點相同，認為本次危機的根源是新自由主義制度內部的矛盾。科茨指出，開始于2007年的經濟危機是從新自由主義制度中萌生出來的。總的說來，新自由主義制度下的美國資本主義在三個方面矛盾的激化直接導致了這場危機：(1)工資與利潤不平等以及社會成員間的不平等加劇。1979。2007年美國每小時勞動產出增加了69.8%，非管理人員每小時平均工資卻降低了1.1%，這表明所有勞動生產所得都流向了資本積累。2005年左右，社會成員間的不平等程度達到了1929年以來的最高峰。工人收入的下降使利潤實現遭遇困難。雖然由高利潤刺激的高投資暫時彌補了消費需求的不足，但是僅僅依靠投資遠不能解決利潤實現危機，失衡狀況很快會再度發生。(2)虛擬經濟中出現了一系列資產泡沫現象。科茨指出，美國在新自由主義時期經濟增長的持續始終伴隨著資產泡沫的存在。資產泡沫帶來資產價值的增加，刺激了消費支出。消費的上升緩解了利潤實現的危機，也刺激了資本家進行過度投資，蘊藏了投資過剩的危機。(3)金融行業逐漸深陷投機與冒險的經濟活動中，金融業債務膨脹。2000年以后，美國金融業肆意從事投機活動，貸出了上萬億大部分與房地產投資有關的不良資產。為了維持高利潤的投機活動，金融行業不惜借入大量外債。深陷高風險投機活動的金融行業于2008年開始垮臺。金融業的崩潰加深了這場經濟危機，使得國家更加難以控制整個局面。

　　三、總結與評論

　　盡管西方左翼學者在對本次經濟危機本質的認識上存在差別，但是從利潤率視角和新自由主義視角分別揭示了本次經濟危機互為補充的兩方面特征：(1)本次危機具有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一般性，是資本主義積累過程根本矛盾的表現，與20世紀70年代的利潤率危機和后期低迷存在著聯系。(2)發生在新自由主義時期新的金融化積累模式形成的特殊背景下，所以本次危機具有其特殊性，體現了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矛盾。顯然這些分析對于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資本主義及其經濟危機提供了有益的參考，新自由主義政策下的資本主義制度依舊無法改變其資本積累過程中內含的主要矛盾，相反，它使矛盾進一步深化。

　　需要指出的是，隨著研究的深入，西方左翼學者對本次經濟危機的理論分析在不斷完善，但是在目前的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計算利潤率時忽視了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的區分問題。在計算利潤率時必須要處理的一項數據是勞動報酬，而這涉及到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區分，但是大多數學者都忽視了這個問題。喬治•艾克諾馬卡斯及其合作者雖然在計算時注意了這一問題，但是他們將企業主收入錯誤地視為勞動工資，并引述了馬克思的一句話(資本家“創造剩余價值，不是因為他作為資本家進行勞動，而是因為……他也進行勞動。因此剩余價值的這一部分也就不再是剩余價值，而是與剩余價值相反的東西，是所完成的勞動的等價物。”作為馬克思亦如此理解的依據。如果通讀《資本論》第三卷《利息和企業主收入》這一章就會發現馬克思并未將企業主收入視為勞動工資，他說那句話只是包含了反諷的意味。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產品的分配是由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分配所決定的。資本所有者依靠資本所有權無償占有工人所創造的剩余價值，勞動者靠出賣其勞動力獲得勞動力價值，工資也即所謂的勞動報酬是勞動力價值的轉化形式。而根據馬克思的工資理論，生理因素決定著工資的最低限度，而最高限度則以勞動者創造的全部價值為界，在這兩者之間巨大的空間之內，工資運動的軌跡實際上是由與利潤的相對運動來解釋的，因為工資實際上體現了生產過程中資本和雇傭勞動之間的相對地位及由此而決定的價值分割關系。在多數情況下，利潤率的變動往往直接影響著工資的變動，工資變動的原因本身要通過與之互相對立、互相依存的利潤得到解釋。對于資本主義積累而言，利潤率是至關重要的，而這種積累是決定資本主義增長和波動趨勢的關鍵因素，因而處在與利潤相對運動之中的勞動報酬對于資本主義經濟波動的分析來說是不應忽視的，因此很有必要區分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

　　第二，忽視了金融化對利潤率的影響。利潤率下降是實體經濟金融化的原因，而金融化也可能是實體經濟和整體私人經濟利潤率上升的原因。因為一方面低效資本向金融領域轉移會提高實體經濟的利潤率，另一方面金融部門飆升的利潤率會提高作為平均值的整體經濟的利潤率。在1980~1982年解除金融監管之后，美國金融化趨勢得到自由發展的空間，導致金融化的過度發展，由此又造成了金融資本的擴展和社會權力的強化，使得金融資本借助于貨幣資本化和虛擬資本化實現對社會資本和再生產過程的控制，必然影響利潤率的變化。

　　第三，忽視了利潤率被高估的可能性。在新自由主義時期，跨國公司和金融企業為了提升股價一般都會高估利潤，導致利潤率不實，所以在利潤率曲線上會反映出上升的趨勢。而已有的利潤率分析中幾乎都忽視了這個重要的問題。新自由主義政策體制使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背離產生了自我強化趨勢。新自由主義極力鼓吹競爭會提高效率和產出，而激烈的產品市場競爭導致實體經濟生產過剩使非金融公司利潤率下降，而金融市場對企業增加利潤率和分紅的要求卻不斷提高，企業必須通過增加分紅和股份回購提升股價來取悅股東。由此企業物質資本投資和積累率下降，資本主義經濟會呈現出高度不穩定性特征。

　　第四，大多數學者未對利潤率的長期趨勢與短期波動進行區分。維斯科普夫曾經認為：“馬克思主義危機理論的每一個變式要么發展成短期利潤率的循環下降的理論(解釋了資本主義商業周期)，要么發展成長期利潤率的下降(解釋了下降的長波時期或者是長期的停滯)”。但是只有伊斯基耶多明確區分了利潤率長期和短期效應。他認為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現象與利潤率長期趨勢和積累率動態無關，而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遇到暫時性困難的短期經濟現象的結果。被分配要素影響的短期利潤率波動是當前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在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中，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必然要求不斷追求利潤的資本進行無止境的擴張，而利潤率是資本積累能力的最具體的表現，多數西方左翼學者有關利潤率的分析都傾向于分析資本主義企業的盈利能力和長期積累趨勢，這些分析都從理論上和經驗上證實了利潤率下降趨勢會導致結構性危機。然而危機基本都是周期性的，危機的到來并不直接與長期盈利能力和積累能力的波動相聯系，但在廣義上，它們是資本主義社會再生產關系出現短期困境的一種后果表征。因此，對利潤率的長期趨勢與短期波動進行區分就尤為重要了。最后，對危機的理解陷入了絕對和片面。西方左翼學者的兩種視角雖然分別揭示了經濟危機的一般性和特殊性這兩個是互補而非對立關系的特征，但是持這兩種視角的學者卻傾向于在分析中否定對方。大衛•萊伯曼對新自由主義制度失敗導致本次經濟危機提出質疑，他通過對未發生新自由主義的模型進行模擬分析，認為即使沒有新自由主義，這次危機也在所難免，而引起經濟危機的關鍵因素是利潤率的下降。一些持綜合觀點的學者的研究對于我們對經濟危機進行更全面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比如埃爾多干•巴基爾和艾爾•坎貝爾提出本次經濟危機是利潤率下降和新自由主義經濟結構綜合作用的結果。

　　總之，對于這次危機爆發的復雜性、深刻性和長期性我們應有足夠全面的認識，因此僅從一種視角出發的研究是不夠的。這場危機很可能如斯蒂格利茨所說會成為西方反思主流經濟學的一個“轉折點”。在反思西方經濟學的同時，西方左翼學者對經濟危機的認識與分析擺脫了西方主流經濟學分析的局限性，力圖從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本質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身的內在矛盾運動去尋找資本主義經濟周期性爆發危機的原因、內在的邏輯和演變趨勢。這些研究已受到人們廣泛的關注，也反映了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具有強大的科學價值和生命力。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18期，摘自2012年第11期《高校理論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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