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正面臨深刻危機，這是今春達沃斯論壇發出的聲音。
    國際金融危機嚴重沖擊世界經濟，形勢嚴峻，尤其是歐債危機的發酵，為世界經濟發展前景增添了更多不確定性。自危機發生以來，不能說西方各國政府不努力。問題在于為什么付出了那么大的努力仍很難有效應對危機，反而眼睜睜地看著危機深化呢？
    這是資本主義之下出現的危機。縱觀歷史，資本主義經歷了三個大的發展階段。從19世紀70年代的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階段起，到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40年代的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再從20世紀40年代至今，進入了金融資本主義階段。
    當今的金融資本主義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已發生質的變化。現實情況是，雖然實體經濟仍依賴金融經濟，但金融經濟可以脫離和獨立于實體經濟而運作。這是一種單向的依賴，即實體經濟依賴于金融經濟，但后者并不必依賴前者。昔日的金融資本主義的主要目的是為實體經濟融資，這是金融資本本來的意義。但今天的金融資本主義的目的已不在此。金融資本控制大量的資本或者貨幣，其目的是為了更大量的資本或者貨幣。
    從全球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來看，上世紀70年代以來，金融財富在美國國家財富創造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根據美國金融發展的具體指標分析，美國股市交易額／GDP比率以及股市資本化市值／GDP不僅大大高于中低收入國家，也遠高于其他高收入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新經濟”結束后，美國在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得以確立，到了2007年美國私人部門信貸占GDP的比率為210％，不僅高于高收入國家的163％和歐元區的122%，更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6％。在股票市場的發展水平上，美國2007年的股市市值與交易額占同期GDP的比率分別為145％和310%，比歐元區國家分別高出71％和150%，美國也完成了向世界金融風險資本家的角色轉變。
    然而，一面是虛擬金融資產的極度過剩，一面是真實有效需求的不足，兩者的缺口越拉越大，形成了難以彌合的矛盾。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布倫納的相關研究顯示，2000－2005年制造業的利潤率水平既低于20世紀70年代早期，也低于20世紀90年代（盡管高于20世紀70年代后期和20世紀80年代）。他針對所有非金融性公司所做的計算顯示，2000－2006年的利潤率水平比20世紀50年代和20世紀60年代低1／3左右，比20世紀70年代早期也低18％左右。這樣一來，就導致了一種合乎資本邏輯的結果－－生產性投資減少。因此，在美國GDP構成中，實體經濟創造的份額在逐年下降，1950年為61.78%，到2007年為33.99%，下降了27.79個百分點，其中同期的制造業由27％下降為11.7%，下降15.3個百分點，美國產業空心化的趨勢非常嚴重。
    隨著美國去工業化的日益深入和經常項目賬戶逆差的日益擴大，美國的經濟增長動力日益從生產和貿易轉移到金融經濟的增長上，特別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對外經濟模式轉變為貿易資本的輸出和金融資本的輸入，美國通過提供金融資產接收了大量的跨國資本流入。在此基礎上，國際分工格局形成了新局面：美國通過向世界提供美元和金融產品，利用自身的信息優勢和技術優勢獲得周轉和交易中的溢價。另一方面，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中心地位，為美國提供了全球性鑄幣稅收入。國外持有的美元至少占流通中美元總量的60％。美國GDP在全球所占的份額不足25％，但美元卻占到全球外匯儲備的64％、外貿結算的48％和外匯交易的83％。這就使得美國以及美國的金融機構不僅能夠從經營美元中獲取極大利益，而且使得美國可以通過印制紙幣就能夠償還國際債務、實現財富轉移。
    而美國的貿易逆差也在金融資本主義下不斷膨脹，2007年貿易逆差為8538億美元，在國際收支中經常性賬戶收支盈余為－7386.4億美元，資本賬戶收支盈余（即非金融性資本交易）為－23.2億美元，金融賬戶收支盈余為6798.4億美元。這表明它的金融性收入大抵可彌補貿易逆差的80%以上。
    與美國相類似，其他西方國家也出現了經濟虛擬化、過度負債化的趨勢，因此從經濟的金融化再到金融的社會化，經濟、政治、社會、財富分配都圍繞著金融這個軸心而轉動。根據福布斯數據，國際金融危機之前的2007年，美國福布斯400主要財富來源于金融，其比例升至27.3％，而金融和地產合起來達到34％，超過1／3的美國最富有400人，其財富主要源自金融、保險和房地產（FIRE）。這400人的財富幾乎等于美國社會底層一半人口、大約1.5億人的財富總量（1.6萬億美元），而與之相反的是，90％的美國家庭的收入從1973年開始幾乎就沒有增長，財富分配越來越失衡，貧富差距的擴大成為一種無法避免的趨勢。金融化對資產階級構成和美國社會權力關系產生了深遠影響，由于資源和政府的政策越來越向金融資本傾斜，少數富人在精英化過程中占據特權收益，甚至控制選舉，使政治淪為為自身利益集團服務的工具。
    因此，無論什么制度，經過一定時間發展必然要出現轉型。從目前看，引領西方資本主義走出危機必須動“大手術”。西方的資本主義體制現在面臨著雙重轉型，一個是經濟的轉型——回歸實體經濟；一個是民主的轉型——真正的社會公平。而現在看來，資本主義轉型的道路相當遙遠，畢竟金融資本主義已經相當程度上綁架了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