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由美元勢力主導、因歐元區財政統一的延宕，因而持續惡化的歐債危機可能已經見底。歐元區的未來走勢也許會表明——2012年1月13日，標普對法國等9個歐元區國家信用等級的下調，將可能是一件充滿喜劇色彩的事件，其不僅不可能導致“歐元區進入最艱難時期”，反而可能成為歐債危機徹底見底的標志。

歐債危機可能已不存在，如此論斷也許過于大膽。但是，這樣的論斷，不僅適合“谷底即迎轉機”的投資邏輯，1月13日美元和大宗商品的波動走勢似乎也提供了相對客觀的論證。

回顧持續2年多的歐債危機，標普對歐元區相關國家信用等級的4次關健性調降、以及由此引發的美元匯率和大宗商品波動很具有參考意義。

首先，2009年12月16日，標普將希臘主權評級從A﹣降至BBB﹢，當日美元指數下跌0.58%、原油和銅分別上漲2.29%和1.78%，此次堪稱拉開本輪歐債危機帷幕的調降，對于全球金融資本而言可謂突然，故而形成了瞬間恐慌，并造成美元和歐元齊跌、大宗商品近乎齊漲的錯亂局面。

可是，上述“調降歐元區信用評級→美元迅即升值→大宗商品應聲下跌”的連鎖反應，在調降力度更大的2012年1月13日并不明顯。當日，標普對包括法國在內的9個歐元區國家的主權信用評級同時下調，在當日部分媒體“歐元區進入最艱難時期”恐慌性言論下，當日美元僅僅升值0.79%（幅度遠小于前兩次）、原油僅下跌0.30%、而大多數金屬指數卻呈上漲趨勢（銅漲幅更是高達1.15%）。

在此次標普對歐元區信用評級調降力度更大的時刻，美元及大宗商品卻呈與前兩次相悖（一定程度上）的走勢，可能已經說明歐債危機見底。

與此次標普調降所引發金融市場相對反常的走勢，相對顯性說明歐債可能已無危機相比。更多的例證，卻早已隱性對此說明：其一，一度高達7.87%高風險的意大利半年期國債收益率，早已回落至5%以下，2011年12月28日拍賣的90億歐元意大利半年期國債，其收益率更是降至3.251%。其二，一直聲稱深度看空歐元的對沖基金教父索羅斯，早已在2011年11月上旬投入20億美元巨資，接手曼氏金融所持有的意大利短期國債，至今已浮贏近2億美元。

這是高明者的游戲，在由評級機構連續調降所造成的連續看空歐元的輿論中，以美元勢力為主導的對沖基金，卻在歐債危機瀕臨谷底前“預先半步設伏”，當然能夠獲得不菲的收益。

當然，對沖基金在唱空尾聲中做多，并非完全依賴其陰謀式的感性思維，因為歐債危機結構性的反轉條件已經相對形成。首先，歐債危機在IMF、歐盟和德法等國持續性的救助、以及債務國大幅收縮財政支出之下，其邊際風險已經大幅降低，有關歐元區財政統一的議題亦已基本達成共識；其次，與美國、日本相比，歐元區的整體債務并不嚴重，美國和日本債務總額占比GDP已分別高達100%和185%，而當下歐元區僅為85%左右；再次，在美元力量持續阻擊歐債長達兩年之下，美元指數上升已高達近5%，全球金融資本大幅向美元回流，美國經濟亦已相對復蘇，在這種情況下，繼續阻擊歐債反襯美元升值，不僅不適合美國增加外貿出口的需求，更可能導致全球系統性的金融危機從而禍及美國自身。

歐債可能已無危機。此時，如果仍然陷入由評級機構所主導的看空氛圍中不能自拔，不僅可能錯失階段性“利好”的投資良機，更可能因看空的“羊群效應”而導致巨額的投資損失。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歐元區陷入惡性循環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沃爾夫岡•明肖

 
 
 
 
 
 
 
 
 
 
 
人們剛興奮了短短一周，周五就重新回到了現實。

在某種程度上，上周五的消息并非真的出人意料。法國評級被下調是預料之中的結果。私人投資者與希臘政府關于自愿參與債務減記的談判破裂也在意料之中。一個從一開始就不現實的提議遭到了拒絕，我們不應假裝對此感到意外。

然而這兩件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向我們表明了今年事態的可能演變途徑。歐元區已陷入一個評級被下調、經濟產出不斷下降、債務日益上升、進而評級進一步被下調的惡性循環。衰退才剛剛開始。希臘目前很可能無法償還大多數債務，甚至還可能不得不退出歐元區。如果這種情況成為現實，全球注意力將會立即集中到葡萄牙，接著會開始新一輪的降級循環。

歐洲火力不足的紓困基金——歐洲金融穩定安排(EFSF)目前也可能被下調評級，因為它的評級依賴于其成員國的評級。EFSF的結構方式意味著，其有效貸款能力將因此下降。即便法國評級被下調是意料中之事，但歐元區成員國也沒有為此準備“B計劃”，只是制定了少數幾個臨時性的緊急方案。它們可能決定同時運營EFSF及其永久性的后續機制（即歐洲穩定機制(ESM)——譯者注），也可能立即向后者提供所有資本配額。但在光景不好的年份里，這會導致國家預算出現缺口。

通過下調法國和奧地利、而非德國和荷蘭的評級，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還成功影響了歐元區最終解體的經濟地理預期。下調歐元區所有AAA級成員國的評級，在政治上會容易應對得多。德國目前成為歐元區唯一一個擁有AAA評級的大國。這一決定將讓德國更難接受歐元區債券。法德之間的評級差距將讓兩國關系更加不平衡。

上周五消息引起的本能反應還提醒人們，危機及其解決方案是在兩個平行宇宙中發生的。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認為歐盟現在應迅速簽訂財政協定的言論，就是這種脫節的典型例子。無論發生什么情況，德國人都用財政紀律來應對。這種危機應對措施未能認識到私人部門在歐元區內部失衡中的重要角色。簽署財政協協議——歐盟政客們目前把這作為頭號要務——充其量是一個與解決危機無關、還會分散注意力的舉措。更有可能的是，它將強化趨勢，讓歐洲更容易走向我們曾在希臘見過的那種順周期緊縮政策。我還預計，歐盟會在監管上針對評級機構實施一些報復措施。無論合理與否，這也是在轉移注意力。

不久前我說過，去年12月的歐盟峰會是全面重啟體系的最后機會。當時，人們本可以設想達成一份全面協議，包括制定整個歐元區層面的共同預算、發行歐元區債券、推出解決歐元區內部失衡的政策體制，以及在此背景下實施嚴格的國家預算限制。默克爾及其在柏林和布魯塞爾的追隨者把去年12月8日至9日的峰會成果看做一個勝利，因為除了預算平衡之外，峰會沒有就上述任何方案達成一致。

如今她已經得償所愿，于是體系繼續瓦解。惡性循環每轉一圈，有效解決問題的財政和政治成本就會增加一些。我們已經錯過了最佳時機，如今選民們和他們的代表們已經不愿意為修補體系支付日益高昂的成本。上周，執政黨基民盟(CDU)的幾位資深議員（我原以為他們是溫和派）表示，希臘退出歐元區并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人們的期望瞬息萬變，對極端結局的容忍度也在不斷變化。

同樣，歐洲央行(ECB)大手筆的流動性刺激也解決不了問題。我無意低估這項決策的重要意義。歐洲央行阻止了一輪信貸緊縮，這值得稱贊。重新向市場注入無限量的長期資金，甚至可能對銀行參加國債拍賣的意愿產生輕微影響。幸運的話，此舉有望幫助我們度過今年春季緊張的債務展期階段。但是，注入大量流動性的舉措，解決不了缺乏宏觀經濟調整這一根本問題。

即使是經濟改革（出于其他原因，或許是必要的）也可能無法解決這個問題。這是歐洲的另一個錯覺。當前，我們似乎認為：要有效地解決危機，必須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財政機構，這個機構必須具備在整個歐元區征稅和配置資源的權力。這當然實現不了。

這就是上周評級下調事件的最終后果。我們已經錯過了技術手段能夠起作用的時機。所有工具都已經用光了。

資本主義不等于市場經濟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約翰•凱

 
 
 
 
 
 
 
 
 
 
 
 
 
 
 
 
 
 
英國《金融時報》正在就資本主義展開辯論，但真正辯論的主題是市場經濟的未來。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從未使用過“資本主義”一詞。但在他發表《資本論》(Das Kapital)之后，這個詞開始用來描述讓工業革命變得可能的企業組織體系。在19世紀中葉之前，這種企業組織體系對經濟格局至關重要。德國的維爾納•西門子(Werner Siemens)、美國的安德魯•卡耐基(Andrew Carnegie)和約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以及英國理查德•阿克賴特(Richard Arkwright)的繼承人們，他們或獨自、或者和一小群經營合伙人一起建造工廠，并擁有這些工廠及其中機械設備的所有權，而他們雇傭的勞動者則形成了一個全新的工人階級。

盡管如今巴克萊銀行(Barclays Bank)這塊招牌只會告訴你正在打交道的公司名稱，但在當時，你看到“阿克賴特紡織廠”(Arkwright’s Mill)的招牌就會知道，這是理查德爵士的工廠。任何一個路過該廠的人都知道這一點。企業領導人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源自他們對資本的所有權，以及這種所有權所賦予他們的對生產和交換工具的控制權。

馬克思創作《資本論》時的政治和經濟環境，在經濟史上只是一個短暫的插曲。然而資本主義這一由19世紀企業批評者創造的術語，卻一直被市場經濟的支持者和反對者沿用著，盡管工業格局已今非昔比。馬克思時代通過的法律允許了有限責任公司的建立，這讓建立極為分散的股權所有制成為可能。這種組織形式直至19世紀末才流行開，但隨后便迅速擴展。到20世紀30年代，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撰文探討了所有權和控制權的分離。與此同時，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的艾爾弗雷德•斯隆(Alfred Sloan)也證明了，一群職業經理人是如何對大型多元化企業實施有效控制的。

因此與阿克賴特和洛克菲勒相比，如今的企業領導人都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資本家。現代企業領導人的權力和影響力源于自己在企業中的職位，而不是資本所有權。他們獲得這些職位靠的是自己的組織政治技巧，與以往主教和將軍們在教會或軍隊中升遷的方式類似。

如果說20世紀上半葉是企業組織性質發生根本變化的時期，那么下半葉就是企業成功要素發生根本變化的時期。在復雜的現代經濟中，原材料價值只是產品價值的一小部分，實物資產價值只是大多數現代企業價值的一小部分。如今企業的核心資源不是其大樓和機器，而是其競爭優勢——組織體系、在供應商和客戶當中的聲譽以及創新能力。無論從哪種相關意義上說，任何人都不可能擁有這些優勢。

本文大部分讀者都是坐在一幢寫字樓里、對著一張電腦桌的白領。他或她或許不知道這些物品的所有者是誰。很可能的情況是，每件物品的所有者都不同——養老基金、房地產企業或租賃公司——沒有一個是他們的雇主。

人們之所以不知道他們勞動工具的所有人是誰，是因為答案并不重要。如果你的老板欺壓你、盤剝你或者占用你的剩余價值，那也與資本所有權沒有什么關系。盡管生產和交換工具的控制權對于企業組織和社會權力結構至關重要，但它們的所有權卻無關緊要。

混亂的語言導致了混亂的思想。如果繼續使用19世紀的術語“資本主義”來描述如今已變得面目全非的經濟體系，我們很容易會誤解市場經濟的力量源泉，以及資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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