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公平應有的地位
 
時間:2011年12月09日 14時11分   來源:《紅旗文稿》   作者:黃樹東  

 
 
　　公平與效益孰先孰后、是否存在矛盾、是否為了其中一個只能以犧牲另一個為代價，這些爭論一直以來都沒有停止過。事實上，沒有公平的所謂效益，是摧毀社會的高效率武器。在公平的旗幟上寫有效益，而在效益的旗幟上未必有公平。

　　找回公平在經濟學中的地位

　　主張極端的私有化和極端的市場化，有一種理由：公平導致低效益。在汗牛充棟的新古典經濟學著作里，根本沒有提到結果公平。結果公平其實是屬于弱勢群體的，屬于中下層的。公平和效益是什么關系？在西方，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為代表的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學家不管公平。他們認為公平是規范，效益是實證；公平是價值選擇，效益是實證選擇。在他們眼中，公平和效益彼此矛盾，公平和經濟增長不能兼得。在我國，也有些人認為，注重了公平，就犧牲了效益。為了經濟增長，為了效益，只有犧牲公平，犧牲中下層了。

　　為了替這種不公平的理論模式提供道義上的基礎，有人還提出了所謂的“兩部曲”蛋糕理論——先把蛋糕做大，再討論如何切蛋糕。這個“兩部曲”的蛋糕理論至少有四個問題。(1)它忘了吃蛋糕的人就是做蛋糕的人，分配不公降低了做蛋糕的人的積極性，蛋糕難以持續做大。(2)蛋糕分配不公，能吃蛋糕的沒有足夠的蛋糕，少數人又有吃不完的蛋糕，結果導致對蛋糕的總需求不足，使蛋糕不能持續做大。(3)那些蛋糕有剩余的人，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會利用手中沒吃完的蛋糕帶來的(經濟社會)資源優勢，阻止蛋糕的公平分配。所謂的“兩部曲”，最后只能是“一部曲”。(4)吃不到蛋糕的人，忍無可忍時，可能鋌而走險，一舉把桌子推翻，甚至把桌子給砸了，導致經濟體系崩潰。所以，這個蛋糕理論最終是一個既不公平又無效益的理論，弄不好做蛋糕的桌子都要被這種理論打碎。如果做蛋糕的桌子都被打碎了，還有什么效益可言？可見，歸根結底，公平同效益分不開。

　　看待公平和效益的關系，既需要著眼當下，也需要著眼長遠；既需要經濟選擇，也需要道德判斷。經濟學是要為經濟政策服務的。在利益多元化的社會里，經濟政策更多的是利益博弈和價值選擇的結果。經濟政策不只是反映不同經濟現象之間的聯系和因果關系，更重要的是，它還涉及不同階層間經濟利益的消長、財富的流動，直接導致財富的分配和再分配，其中有很多價值判斷。不講道德、不講價值選擇的經濟政策，是摧毀一個社會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體系和利益坐標，那些公開宣稱不講道德的經濟學家，在做出政策建議的時候，背后的動力依然是價值判斷和利益取向。極個別不講公平的經濟學家，其真正目的可能就是不要公平，不承認他人的利益。如果一個經濟學家不講道德，其所推薦的政策建議中必然有許多道德和利益的陷阱，他們的政策建議就可能淪為某些利益集團的自利工具。

　　既然是搞市場經濟，那些不講道德的經濟學家，可以追求自己和自己委托人的利益，但提出政策建議的時候，千萬不能不講道德。政策建議中的數字，不是簡單的符號，那涉及千千萬萬活生生的普通人；政策建議中的利益增減，不是簡單的數字運算，那關系到許多普通人的生活變遷。經濟學家要從“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和“為人民服務”中吸取道德的良心。

　　亞當·斯密并不提倡唯利是圖

　　那些不講道德的經濟學家，大多數是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他們天天將亞當·斯密掛在嘴上，好像亞當·斯密就是不講道德的鼻祖。這位蘇格蘭經濟學家，在成為經濟學家以前，是道德學教授。從某種意義上講，經濟學家是他的兼職。在發表《國富論》以前許久，他就發表了《道德情操論》；發表了《國富論》以后，又再版了《道德情操論》。但是，他沒有因為《國富論》而否定《道德情操論》。不僅如此，這位沉默寡言、終生未娶的經濟學家，在道德踐行上也是身體力行。在《國富論》發表以后，英王政府任命他擔任類似海關職員的職位。這位提倡自由貿易的人，成了積極推行貿易壁壘的官員。他并沒有因為自己的思想而妨礙國家的利益。他在任內極力杜絕走私，極力推動重商主義。比如，他曾經建議獨立不久的美國不要搞現代工業，專心致志地搞好自己的比較優勢——農業就行了。以至于后來有人指責斯密，說他提倡自由貿易是假，謀求英國利益是真。不僅如此，他還拿自己開了一刀——將他從歐洲大陸游歷帶回的許多衣服，全部焚毀。為什么？因為沒有交關稅。他不僅這樣做，還寫信報告上司，勸上司也這樣做。真是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拿自己開刀。這種道德踐行，水平不低。

　　當然，這些都不是亞當·斯密的學術思想。在那些天天念叨亞當·斯密的人眼里，似乎《國富論》提倡個人的私欲、貪婪和奢靡的生活方式。這些人有沒有認真讀過《國富論》？亞當·斯密在里面提倡過不講道德嗎？沒有。完全相反，斯密沒有原諒貪婪、腐化和以自我為中心，他提倡節儉，而且他也從來沒有想以效益取代道德。斯密在《道德情操論》里認為，同情是推動仁慈的力量；在《國富論》中認為，“私利”是推動經濟的力量。他力圖將二者結合起來。當然，亞當·斯密有一些空想，因為市場經濟的確是由私利推動的，會導致物欲橫流。所以，他沒有成功地將二者融合起來。這個失敗，證明了斯密筆下的那個完美的市場經濟其實是一種空想。如果知道幾百年后，有的經濟學家會把他當成經濟學不講道德的擋箭牌，作為道德學家的斯密必定要憤怒，而作為經濟學家的斯密也是要郁悶的。

　　中低收入者的處境才是衡量社會效益的最終尺度

　　長久以來，有人將公平同效益對立起來。似乎貧富差距越大效益越高。其實，極端的不公平，就是極端的低效益。從宏觀上看，公平就是效益。這一點，可以從我國的內需不足看出來。要提高總體經濟效益，必須提振內需。欲提振內需，必須從解決分配不公入手。從更宏觀的歷史角度看，收入分配不公導致有效需求不足，導致經濟危機，導致經濟的總體效益下降。

　　公平同效益的關系，還體現在經濟活動的目的上。經濟活動的根本目的是滿足人們的物質和精神需求，這就是“以人為本”。人們物質文化需求滿足的程度，是衡量這個經濟體效益高低的最終標準，而不是單純的GDP。以相同的投入，能最大限度地滿足人們需求的經濟體，才是一個高效益的經濟體。如果大多數社會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成為閑散資本，而大多數人又處于有效需求不足，許多需求無法得到滿足的境地，這個經濟體當然是一個低效益的經濟體。我曾經向許多朋友做過一個簡單的測試。有兩個在所有方面都完全一致的經濟體，它們的GDP規模都是14萬億人民幣，唯一的差異是：A經濟體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數為0.35，而B經濟體的基尼系數為0.5，請問這兩個經濟體哪一個更有效益？所有朋友都脫口而出：A是一個更有效益的經濟體系——還真沒有懸念。

　　其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印度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也是這么認為的。他認為社會經濟效率不是由平均收入衡量的，而是由平均收入與基尼系數共同來衡量的。只有當GDP增長的同時，公平程度也增長，社會效益才得到提高。阿馬蒂亞·森屬于福利經濟學派。福利經濟學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對待收入分配上觀點是有分歧的。后者認為只要按要素分配就是效益；而前者卻認為，只有當貨物被分配到那些能從中獲得最大效用的人手上，才能獲得社會效益。比如有100元錢需要分配，新古典經濟學家說，必須按要素分配，結果其中大部分都被有錢人拿走了，他們認為這就是效益。而福利經濟學家認為，不對呀，你應該將這100元錢中的很大一部分分配給窮人，因為這筆錢給窮人帶來的邊際效用更高、更有用，他們認為這才是效益。這就是二者的差別。

　　約翰·羅爾斯也是一個偏向窮人的經濟學家。他認為，只有當窮人的效用被最大化的時候，社會效益才能最大化。他認為，社會效益與社會中最窮的人有關。所以，實現社會的經濟效益最大化的途徑，就是使社會中最窮的人的收入最大化。注意，這個“最大化”，同微觀經濟學中的任何“最大化”一樣，是指在特定的條件下。

　　這兩位經濟學家的理論是有道理的。在收入分配極端不公的情況下，調整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本身，尤其是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這件事本身，就提高了社會經濟效益。同樣1元錢帶給窮人和富人的滿足程度是不一樣的。1元錢收入的增加帶給貧困階層的邊際效益的增加，要遠遠高于1元錢收入的相應減少帶給富有階層的邊際效益的降低。讓一個饑腸轆轆的人多分配到一碗飯所帶來的正邊際效益，要遠遠高于豪門減少一碗飯所帶來的負邊際效益，從而增加了社會的總體經濟效益。

　　公平正義不會導致平均主義

　　大力提倡公平正義，會不會導致平均主義？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市場經濟每時每刻都在大量地制造收入不公和貧富懸殊。不公平是市場經濟的本質屬性。例如，美國在20世紀50年代末，個人收入的最高累進稅率高達91%，這并沒有導致平均主義，美國當時的基尼系數依然在0.37—0.39之間，比中國改革開放前要高出許多。調整收入分配，只不過是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市場經濟不公平的破壞性，并沒有改變市場經濟導致不公平的本質。

　　搞市場經濟，要患不均。如果我們將計劃經濟同市場經濟比較一下，正確的方法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可以偏重于講差異；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則應當偏重于講公平。所以，在市場導向改革初期，“講差異”符合歷史要求；但是，在市場經濟導致差異已經很大時，再繼續沿用“講差異”的思路，就違背歷史要求了。在這個時候，要“講平均”。這樣才是實事求是，從國情、從生活出發。為中國所有階層計，當代中國不能讓少數人將公平和效益對立起來。不能以此為借口，為解決貧富懸殊設置障礙。

　　沒有公平就沒有效益。最大的不公平帶來最大的低效益。衡量社會經濟效益的標準，不是利潤或利潤率，也不是GDP，是中低收入者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了經濟發展的果實。公平同效益的統一是經濟學里面最大的群眾路線。只有處理好這個問題，經濟政策、經濟改革以及經濟發展才可能站在大多數人一邊。只有站在大多數人一邊，才可能站在歷史的一邊；只有包容了大多數人的增長，才是可持續的增長，才是以人為本的增長，才是為大多數人服務的增長。政府要一心一意謀求社會的公平，中下層人民要理直氣壯地爭取自己的公平。所有為公平而奮斗的人們，要理直氣壯地宣稱：爭取公平就是爭取效益。沒有公平的效益，對大多數人而言毫無意義，那只是少數人的效益。

　　（作者：旅美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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