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經濟學的哲學基礎不僅限定了更為具體的經濟理論的構造，而且對實際的經濟活動也產生了直接的影響。為了使演化經濟學動態的、有機的、系統的和開放的世界觀具體化，通過“正面啟示法”進一步推動經濟演化理論的發展，并在哲學與經濟學之間、演化經濟學與其他經濟學理論體系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之間進行富有成效的對話，本文較為系統地論述了演化經濟學的六大本體論假設：有機層級本體論、心智/世界二重結構本體論、人性二重性與文明創造者的假設、異質性（多樣性）假設、系統協同效應與循環累積因果機制。論文還扼要地說明了這種本體論假設對“微觀—中觀—宏觀框架”經濟學體系的建構、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創新型國家建設以及脈絡主義經濟政策原理的實踐指導價值。

出處：2008年5月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與哲學對話》會議論文；原載《當代財經》，2010年第7期。

演化經濟學是達爾文革命和19世紀末物理學大革命所產生的新的世界觀的產物，而西方主流經濟學仍是以經典物理學所產生的牛頓主義世界觀為基礎。或更具體地說，演化經濟學是以動態的、有機的和開放的世界觀為基礎，而西方主流經濟學則是以靜態的、機械的和封閉的世界觀為基礎。因此，演化經濟學與西方現代主流經濟學在哲學基礎上存在著本質上的不同。正如尼古拉斯·喬治斯庫-羅根指出的，“正當杰文斯和瓦爾拉斯開始為現代經濟學奠基時，物理學一場驚人的革命掃蕩了自然科學和哲學中的機械論教條。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學’的建筑師，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設計師，看來都沒有及時地覺察到這種沒落”。[①]德國演化經濟學家威特也指出，在19世紀下半葉，在兩個不同的學科幾乎同時發生了“庫恩式”的科學革命，一個是自然科學當中著名的“達爾文革命”，而另一個則是經濟學中作為新古典經濟學先驅的“邊際革命”，這種巧合確實是對歷史的諷刺，因為不可能再有比這兩種革命所追求的目標更對立的了，邊際革命所確立的是一種倒退的、牛頓主義的和反歷史的經濟學主流。[②]因此，正如美國老制度學派的開創者凡勃倫試圖按照達爾文主義重建經濟學一樣，根據威特的看法，演化經濟學應該成為經濟學中達爾文式的范式革命。

我們知道，經濟學范式的轉變實質上是世界觀的根本性變化，哲學基礎或者更特定地說有關實在的本體論假設不僅限定了更為具體的經濟理論的構造，而且對經濟實踐產生了直接的影響。但是，目前的經濟學教育對哲學并不重視，絕大多數經濟學家也缺乏自覺的哲學批判意識，這是導致存在著嚴重缺陷的西方主流經濟學被相當多的大學師生頂禮膜拜的重要原因。在演化經濟學領域，自1994年福斯敦促演化經濟學家加強對其哲學基礎之一的批判實在論社會科學哲學進行深入研究以來，一些經濟學家開始撰文討論其哲學基礎問題，但絕大多數演化經濟學家們仍忙于對具體的實際經濟問題進行研究，“這意味著演化經濟學在方法上和研究興趣上存在著相當大的分裂”[③]，這是導致演化經濟學目前發展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為了使演化經濟學動態的、有機的、系統的和開放的世界觀具體化，實現演化經濟學諸流派的創造性綜合，同時也是為了在哲學與經濟學之間、演化經濟學與其他經濟學理論體系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之間進行富有成效的對話，對演化經濟學的本體論假設進行深入討論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本文在霍奇遜和何夢筆等演化經濟學家已有研究基礎上，試圖概括性討論演化經濟學的六大本體論假設及其對學科建設和經濟政策的指導意義。

一、有機層級本體論

演化經濟學深受懷特海、皮爾斯乃至馬克思的有機論哲學的影響。霍奇遜在《經濟學與演化》一書中，根據懷特海、克斯特勒、邁爾等人的見解，將自然科學領域的本體論上的“層級觀”擴展到社會及心理領域。根據這種層級觀，整個世界被看作一個層級結構。在層級結構中每一層上的系統或亞系統具有雙重特征，即它們自身既是整體又是其他整體的組成部分，每個子整體（holon）既有自主性又有依賴性，這被稱為“杰納斯效應”（Janus effect）。每個子整體擁有兩個相反的極性——一個作為更大整體一部分去運作的整體傾向和一個保持其個體自主性的自我決定傾向。在這一復雜的層級結構系統中，貫徹的是突現原則。雖然一個層面上的現象以其下層的現象為基礎，并受其上層的現象影響，但是每一層上作為整體運轉的系統（就像是一個同質的實體）具有不能還原為其組成部分屬性的新特征。

在這種層級結構中，由于每一層級都具有雙重特征，這就產生了并存的向上和向下的因果關系，并且在不同層級之間存在著反饋關系。[④]更重要的是，每個層級的突現特征不能（甚至不能在理論中）根據其組成部分的知識演繹推出，或通過其他部分不完整的結合來割裂地理解。因此，制度、社會結構乃至宏觀經濟現象可以被看作個體行為的突現特征，但是，卻不可以還原為個體行為進行解釋。何夢筆曾以企業舉例：“企業是自成一類的一種實體，不能化約為一種使個人最優的合約網絡。”[⑤]進而，每個層級在解釋上具有某種自主性，具有其自己的解釋原則和自己的分析單位。突現原則表明了所有將復雜系統簡化為共同的、簡單的單位和理論規律的簡化論或還原論方法的無效性。因此，合理的方法論立場必然是拒絕西方主流經濟學以原子論為基礎的將理性個人作為唯一的理論本原以及將描述和解釋壓縮到一個單一的非歷史的層級，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反還原論的多分析單位和多層級的分析。

有機層級本體論對演化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構造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有兩個例子可以說明這個問題。首先，創新體系文獻的發展遵循著有機層級本體論的原理。自清華大學特聘教授倫德瓦爾于1985年提出創新體系的概念以來，目前該文獻已經發展成由國家創新體系、區域（地方）創新體系、部門創新體系和創新型企業所構成的體系框架，這種在不同層級上以互補和非簡單加總的方式對創新問題的研究對世界各國的經濟政策制定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次，有機層級本體論直接指導著演化經濟學有關“微觀—中觀—宏觀”經濟學體系的建構過程。西方主流經濟學試圖“在微觀經濟學的基礎上推導宏觀經濟理論”[⑥]不僅存在著不可克服的困境；而且，作為一般均衡理論基礎的原子論個體的微觀模型一直“都遭到生態經濟學、制度經濟學、演化經濟學、馬克思經濟學和后凱恩斯經濟學的批判”[⑦]。演化經濟學不僅論證了宏觀經濟學相對自主的本體論地位，而且進一步指出，作為個量和總量的微觀和宏觀框架無法處理在經濟系統的中觀層次上所發生的結構變遷和質變過程，因此，有必要在微觀—中觀—宏觀框架的基礎上重建經濟學的體系結構。[⑧]

二、心智/世界二重結構本體論

正如多普菲指出的，對于建立有關實在的、基本的演化動力學來說，心智在人類社會生活中起著關鍵性作用，因此，何夢筆提出了演化經濟學的心智/世界二重結構本體論。這種二重結構可以依據有機層級本體論的突現原則加以理解：心智本身可以被看作是外部世界特別是生物層級的突現產物，它本身不能被排斥于實在之外，但其本身又是整個實在中相對自主的領域。因此，心智和外部世界形成了一種二重結構，知識狀態的變化不能化約為世界狀態的變化。心智對世界的反映不僅是不完全的，而且必然存在錯誤，不正確的知識或“謬見”并非是偶然現象。當然，這里所說的“不正確”或者“謬見”主要應從相對于心智單純地作為外部世界的“鏡像”這一角度來加以理解，換言之，它特別地與拉赫曼的主觀預期以及羅斯比有關認知與決策的想象標準相關，意味著人類心智在與外部世界交互過程中所顯現的創造力。

心智/世界二重結構本體論說明了演化經濟學在本體論上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本質差別。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性假設意味著心智單純是外部世界的反映，即心智產生的知識狀態只是由世界實際狀態和實際的因果關系所決定的，并可以化約為后者。目前，西方主流經濟學已經在模型中納入不完全信息、信息不對稱、計算成本之類的赫伯特·西蒙有關有限理性假定的一些因素，但正如楊小凱和漢斯·伯杰等人指出的，這種改進仍然是在完全理性最優決策和均衡框架下進行的，它低估了行為人面對的不確定性，也沒有充分認識到人類理性能力的嚴格局限性。實際上，有限理性的假定只是強調了環境和不完備理性對人類心智的約束作用，但沒有包括人類心智所具有的主觀和特異性質、“根本的無知”以及人類心智的能動作用，而如果要在理論體系中處理這些因素所導致的變化，就必須打破西方主流經濟學所假定的穩定偏好、技術和制度不變等所有前提條件。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對人類的性質做出新的假設。

三、人性假設：人性二重性與文明創造者的本性

筆者同意程恩富在《現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四大理論假設》[⑨]中對“完全自私經濟人論”的批判，贊同他所提出的有關人性的新假定，但對繼續沿用“經濟人”這個術語存在不同看法，因為它被打上了功利主義和非歷史的烙印。

演化經濟學在人性的本體論假設上可以提出以下四個基本命題：第一，人類在利益的本性上同時具有利己和利他這兩種傾向或性質，這充分反映了人類作為對立統一的矛盾體在人性上所具有的“二重性”。“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人類原始稟賦的本能，具有基礎性的本體論地位，西方主流經濟學從經濟學假定中預先把它排除掉是不科學的，也是不現實的。第二，人類還具有獨立于利益關系的作為文明創造者的本性，這是完全被西方主流經濟學所忽視但對人類文明的演進卻更為根本的人性。正如偉大的天文學家哥白尼曾經指出的，人的天職在于勇于探索真理，同樣我們可以說，人類經濟活動的天職就在于發明、生產、創新或創造。第三，人性的形成受到制度和社會環境的重大影響或塑造。制度對人性的作用不僅是約束性的，更重要的是它在人性的塑造上具有能動性的作用，換言之，制度和社會環境對人性的形成具有基礎性的作用，所謂“性相近，習相遠”就是這個含義。第四，人性和制度的關系是互動的。對此，霍奇遜曾指出：“個人與制度是相互設定的。制度塑造了人們的行為，并由人們的行為所塑造。”[⑩]

    演化經濟學有關人性的本體論假設具有直接的現實意義：首先，體制改革和制度設計必須考慮到制度對人性的巨大塑造作用，考慮到如何喚起并發揮人類作為文明創造者的本性。前者的例子有：在我國的體制改革中，完全市場化的醫療保健體制改革之所以無法成功，就是因為按照“自利經濟人”的“工作假設”所設計的制度解決不了醫療保健中的“老大難”問題；后者的例子則有：在國有企業改革中，按照“自利經濟人”的邏輯，必然只關注于產權改革、管理層高薪和所謂資本運做，而如何通過調動廣大職工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實現“同舟共濟”的奮斗目標就被嚴重忽視了。其次，文明創造者的假設在我國自主創新和創新型國家建設中應該發揚光大。目前，經濟學家們太多地關注于人類的利益本性，而沒有注意到作為創造者的本性。但人類文明史卻說明，創造者的假設不能化簡為利己或利他的利益本性，在許多情況下，創造的歡樂是利益的多寡所無法衡量的。因此，筆者曾經指出，國民創造力是21世紀中國崛起的決定性因素，中國經濟學要為這種創造力的爆炸性增長提供精神動力，建設中國創造主義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延續和超越，[11]發明、創造和創新應該成為我們的時代精神。

四、異質性（多樣性）假設

正如著名生物學思想史家邁爾指出的，達爾文革命產生了一種新的哲學體系。在這種哲學體系中，個體群思維（population thinking）占有突出的地位，它與物理學中流行的本質論思維（typological thinking）相對立。本質論思維的實質就是把變化多端的現象化約為同質性的某種基本類型，認為世界上真實的和重要的東西就是這些基本類型的內在本質，而基本類型與它們的具體例子之間的差異可以被看作是某種可以被忽視的東西。物理學是本質論思維的避難所，其基本特點就是對質點模型的追求。為了建立均衡模型并使經濟學實現數學形式化，西方主流經濟學明確地把經濟學與物理學相類比，把豐富多彩的個人和企業行為簡化為“代表性行為者”，抹殺經濟活動的不同質量及其多樣性，通過類似于作用與反作用力的供求力量進行原子化的質點分析，制造了市場自動創造和諧的神話。這種同質性假設不僅預先從理論體系中排除了多樣性和人類的創新行為，而且否認經濟活動的不同質量對國家貧富所產生的極其重要影響。

達爾文革命一個重要成果就是對上述本質論思維的革命。在達爾文之前，生物學家們即使承認變異，也只是停留在物種的層次上，正是達爾文把它定位到了個體層次上。在人類社會中，正是因為個體之間的差異和多樣性才使創新和演化得以發生，因此，達爾文革命對演化經濟學的發展是決定性的。正如彼得·M·艾倫指出的，“適應和演化來自這種事實：知識、技能和慣例在個人間從沒有完全被傳遞，個人之間總是有差別的”[12]，人類心智的不完備，它所具有的主觀性質，不同的制度、文化、習俗、階級差別和其他社會因素的塑造，個人經驗以及人類心智的創造性理解等等，所有這些因素使得個人即使在面對完全相同的信息和同樣的想象機會的情況，認知和行為也不會是相同。以此類推，不同的企業、地區、國家乃至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同一產業都具有不同的知識基礎，這就是為什么演化經濟學所發展的國家創新體系和區域創新體系等分析框架受到人們歡迎的原因。以個體群思維為基礎的異質性或多樣性假設也構成了個體知識和意會性知識這些概念的哲學基礎。

五、時間不可逆、不確定性和歷史重要

時間可逆和機械決定論的世界觀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分析框架的本體論基礎，恰如瓊·羅賓遜夫人所指出的，“一旦我們承認經濟是存在于時間之中的，歷史是從一去不復返的過去向著未知的將來前進的，那么，以鐘擺在空間來回擺動的機械類比為基礎的均衡觀就站不住腳了”。[13]正是因為這種靜態的和封閉的世界觀，西方主流經濟學堅持認為存在著適用于一切時間和地點的經濟規律和經濟政策。但對于演化經濟學來說，時間不可逆在經濟系統的演化中具有基本的建設性作用，技術軌道、技術經濟范式、路徑依賴、路徑創造（path creation）和經濟類型（economic style）等演化經濟學的這些概念都滲透著時間不可逆的觀念。正如柏格森指出的，“我們越是研究時間，就越是會領悟到：綿延意味著創新，意味著新形式的創造，意味著不斷精心構成嶄新的東西”[14]，演化過程的歷史性是以新奇創生為特征的，演化意味著新質要素在時間進程中“不可改變”地不斷突現，甚至時間可以被視為一系列有序的變異和選擇的事件，因此時間進程是不會完全重復的，也就是不可逆的。

但對于人類社會來說，這種新質要素的突現是以人類心智的創造力為基礎的，因此，著名的批判實在論社會科學哲學家勞森指出，由于社會經濟結構依賴于人類能動作用的轉變潛能，社會經濟結構在大多數情況下都只是相對持久的，它不可避免的是時空制約或地理歷史地(geo-historically)為基礎的。……如果說自然科學家的任務是要持續不斷地改進對相對不變(或緩慢變化)的有關實在的理論，那么，社會科學家則要更快地改進他們對相對快速變化、具有高度時空特定性的世界的理解。[15] 愛伯納也指出，“大多數的經濟現象是時間依賴的（time-conditioned），根植在特定的地理區域內。他們隨著時間而變化，因此無法用聲稱具有普遍適用性的理論和概念來對待。經濟理論只能通過不同的經濟生活模式來應對這些經濟現象，而這些模式是在歷史的進程中形成的”。[16]因此，經濟學以及所有的社會科學在其性質上必然是歷史的和地理的科學。當然，這并否認存在著少數為人類社會所共有的社會經濟規律，而是強調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大多數規律只具有歷史的暫存性，其有效性與地方化的條件高度相關。

根據這種歷史時間的本體論假設，脈絡主義（contextualism）就成為演化經濟學在以典型化事實（stylized facts）為基礎進行理論建構并制定經濟政策時所遵循的基本原則。所謂脈絡主義就是“情境和脈絡特定(context specific)”的方法，這是一種歷史的方法，它充分體現了社會科學研究必須考慮特定歷史地理條件的精神，把社會事件及其“規律”置于事物發展的歷史脈絡和空間限制之中。脈絡主義在方法論上依賴著一個基本的循環：經濟事件依賴于經濟時空的初始條件和邊界條件；反過來，經濟時空新的初始條件和邊界條件也是由這些經濟事件所影響和塑造的[17]。脈絡主義類似于《易經》中“時位相關”的概念，按照《易經?系辭傳》“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思想，時間和空間并不構成一個可供事物在其中發生的“宇宙容器”；毋寧說，它們是與作為創造性之脈動的事件和實在一起被創造的。[18]因此，按照脈絡主義的基本原則，經濟政策都應該是情境和脈絡特定的，而不是如華盛頓共識所主張的普遍適用的經濟政策。

六、系統協同效應與循環累積因果機制

系統協同效應以及作為其核心機制的循環累積因果原理是演化經濟學的一項基本的本體論假設，而且在諸多社會經濟問題的研究上具有廣泛的應用價值，本文首先以挪威經濟學家賴納特[19]有關社會公共福利或國民財富增進機制的論述作為基礎對此加以討論，然后舉例說明它的重要意義。

所謂系統協同效應是指存在著整個社會經濟系統的公共福利，從整體上加以考慮的制度和政策措施有利于改善每個國民的福利，它也由四個基本命題所構成。首先，不同的經濟活動的創新機會窗口和福利效應是不同的（異質性假設）：律師比檢萵苣的人要掙更多的錢，因此，一個檢萵苣之國要比一個律師之國更貧窮；其次，創新機會窗口大的經濟活動在系統協同效應中處于核心地位，它在地方或國家范圍內產生并擴散了這種富裕：“在有許多人使用機器工作的地方，商店老板也比沒有使用機器的其他地方的人更富裕”；再次，由報酬遞增規律所產生的循環累積因果機制所產生的“良性循環”是全體國民共同富裕的基礎（雖然程度有所不同）：“北歐國家的公共汽車司機的實際工資5倍于生產率相同的玻利維亞同行”；最后，國家創新體系在企業家、工農和政府“共謀式”地分配創新收益的過程中發揮著關鍵性作用，它導致了全體國民的共同富裕。

系統協同效應的本體論假設具有十分重要的實踐指導價值。首先，由于國家富裕的基礎是產業和活動特定的，因此，抓住創新機會窗口大的產業或活動，通過創建國家創新體系推動自主創新，并通過系統協同效應實現全體國民的共同富裕（和諧社會）是制定成功經濟發展戰略的基本原則。歷史經驗說明,上述原則貫穿于從重商主義到知識經濟的發展戰略之中:從15世紀的英國到19世紀的“美國制造體系”再到日本和韓國，直至2000年歐盟的“里斯本戰略”和2004年的“創新美國”都是如此，而按照比較優勢理論制定國家經濟發展總體戰略最終是不會取得成功的。其次，系統協同效應為解決我國“三農”問題和“工業化的困惑”[20]提供了新思路。歷史上，在工業和農業之間的協同效應是至關重要的：成功的農業僅存在于工業也取得成功的地區。但在我國存在“工業化困惑”的今天，服務業特別是知識密集型服務業與農業、工業之間的協同效應就顯得尤為重要。最后，系統協同效應對我們建立突發事件的應急機制、提高復雜系統的管理能力以及發展循環經濟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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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eorgescu-Roegen, N.(1971), 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 PP.2-3. 

[②] Witt, U.(2003), The Evolving Econom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③] （瑞士）庫爾特·多普菲主編《演化經濟學：綱領與范圍》，賈根良等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82頁。

[④]批判實在論的社會轉化模型就是對這種復雜的因果關系的一種說明：社會結構既是有意識的個人發揮其能動性的前提，所以它不能被完全化約為個人行為的產物，同時它又依賴人的能動作用，通過個人有意識的行為實現自身的再生產及演化，因而不能視為被給定的。我們可以把這種社會轉化模型稱作“能動性與結構互動本體論”，并從有機層級本體論中獨立出來，但限于篇幅，暫不討論。

[⑤] 載于（瑞士）庫爾特·多普菲主編《演化經濟學：綱領與范圍》，賈根良等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頁。

[⑥] 黃亞鈞、袁志剛主編：《宏觀經濟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

[⑦] Jeroen C.J.M. van den Bergh and John M.Gowdy (2003),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economics: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7, P79.

[⑧] Dopfer, K., J. Foster and J. Potts (2004), “Micro–Meso–Macro”,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14, PP 263–279.

[⑨] 程恩富：《現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四大理論假設》，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1期。

[⑩] （英）杰弗里·霍奇遜主編：《制度與演化經濟學現代文選：關鍵性概念》，賈根良等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309頁。

[11] 賈根良：《中國經濟學革命論》，社會科學戰線，2006年第1期，第67頁。

[12] 約翰·福斯特、J. 斯坦利·梅特卡夫主編：《演化經濟學前沿——競爭、自組織與創新政策》，賈根良、劉剛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22頁。

[13] 轉引自William K. Tabb(1999), Reconstructing Political Economy :The Great Divide in Economic Thought, Routledge, P203.

[14] 昂利·柏格森著，肖 聿譯，華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頁。

[15] Lawson,T. (1997), Economic and Reality, Routledge, p.196, P224.

[16] Alexander Ebner (2003), Understanding varieties in the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the concept of economic style．in John Groenewegen, Jack Vromen. Institu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capitalism: implication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Edward Elgar, P154.

[17] 約翰·福斯特、J. 斯坦利·梅特卡夫主編：《演化經濟學前沿：競爭、自組織與創新政策》，賈根良、劉剛譯，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頁。

[18] 見[美]唐力權著：《懷特海與〈易經〉的時間觀念》等，載《蘊徼論：場有經驗的本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頁。

[19] 見賴納特、賈根良主編：《窮國的國富論：演化發展經濟學論文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0]工業化的困惑是指在發展中國家所發生的“制成品貿易條件惡化”和“高技術產業的技術不高”，從而使“經濟發展的出路在于工業化”這個經典發展經濟學的基本命題不再能沒有限制地被應用。“制成品貿易條件惡化”問題請參看Singer, H., (1999), Beyond Terms of Traded-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1, pp. 911-916；“高技術產業的技術不高”問題請參看賈根良、秦  升（2009）：《中國“高技術不高”悖論的成因與政策建議》，當代經濟研究，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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