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2009年曾寫到，新自由主義在新興經濟體中退出歷史舞臺要大大遲于發達國家。美中貿易戰的爆發不僅證明了這一點，而且表明：新自由主義洋教條正在借美中貿易戰之機在中國掀起前所未有的泛濫狂潮。這種洋教條將美中貿易戰歸罪于中央的大政方針，歸罪于中國政府的干預，主張對美國徹底投降，但這種洋教條并不知道美國“先進制造業計劃”在政府干預上比中國更深入和更具體。在美國拋棄對外關系的新自由主義并保護本國市場的同時，洋教條卻主張“以進一步對外開放迎接中美貿易摩擦”(其實質是單方面對美開放)，主張“對美國徹底敞開大門”，主張繼續進一步對美元霸權和國際壟斷資本實施金融開放。

　　這種洋教條還將民營經濟因外需大幅下降和外資在價值鏈中高端對其轉型升級的全面壓制而導致的困難嫁禍于國有企業，主張取消所有制分類，主張取消中央政府對資源配置的領導作用，主張全面實施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這實質上就是要從根本上否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誘使中國放棄獨立自主的改革開放道路，將中國經濟變成美國的殖民地。

　　這種洋教條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經歷了誘發、接受和流行的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因錯誤認識為洋教條提供土壤的誘發階段。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中期，由于將新中國成立后30年因高度集中計劃體制的僵化和頻繁的政治運動導致中國技術進步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歸罪于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展道路，從而導致了“自力更生”被當作落后的東西而拋棄(至今許多國人仍不了解：美國、德國、日本和韓國等大國的崛起走的都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展道路)，完全依靠“引進”來實現技術進步被當成“改革開放”的“正確”道路，汽車工業走上組裝外國產品的道路、大飛機下馬、國防工業被嚴重削弱和放棄集成電路的研發等一系列事件就因這種錯誤的認識而相繼發生。因此，“中興事件”的爆發在30多年前就已命中注定：由于我國在1984—1985年徹底放棄集成電路的研發和大力削弱國防工業，導致中國集成電路命運的“黃金二十年”就這樣被完全錯過了!“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30多年后，集成電路已從中國有可能實現技術經濟“蛙跳”的前沿產業變成了傳統產業，現在再實現技術追趕是何等艱難!

　　20世紀90年代是洋教條發展的第二個階段。這是一個全面接受“比較優勢”的洋教條和新自由主義日益流行的階段，從而導致了“以市場換技術”的全面推行和“用開放倒逼改革”口號的流行。“以市場換技術”的結果必然是“賠了夫人又折兵”，使中國巨大的國內市場成為國際壟斷資本支配中國經濟的樂園;“用開放倒逼改革”的思維是喪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四個自信”的突出表現。

　　洋教條發展的第三個階段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頂層設計被新自由主義洗腦。標志性的事件就是世界銀行原行長佐利克在2010年主導完成的研究報告——《2030年的中國》。該報告提出“政府需要退出對生產、分配和資源配置的直接參與”，在其英文版中主張“國有企業產出占全國GDP的比重，應從2010年的27%減至2030年占10%”。僅以政府的經濟作用而言，如果讀一讀筆者的《開創大變革時代國家經濟作用大討論的新綱領》，那么，美國歷來在發展中國家推行的“按美國所說的去做，不能按美國所做的去做”的目的不就昭然若揭了嗎?

　　美國的保護主義本應是對中國新自由主義(自由競爭、自由貿易等)洋教條的沉重打擊，但在中國反而成了其泛濫的溫床，成為中國國內買辦利益集團與美國反華勢力里應外合的契機，造成這種狀況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中國長期流行的買辦主義文化和買辦主義經濟學，外因通過內因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例如，在我國長期流行的“在華外資企業是中國企業”這種謬論不僅無視最基本的常識，侮辱中國經濟學家的智力，而且是在為近代史上中國的買辦文化和買辦資本主義發展道路招魂。歷史常識告訴我們，帝國主義列強正是通過《馬關條約》使其在華直接投資(資本輸出)取得了法律上被認可的地位，從而導致了舊中國殖民化程度的進一步加深。按照中國新自由主義“在華外資企業是中國企業”的洋教條邏輯，甲午戰爭和《馬關條約》豈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福音?中國革命豈不成為歷史的虛無?

　　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這種洋教條在中國野蠻生長，一直沒有得到絕大多數人的正視和抵制，從而最終導致了新自由主義因美中貿易戰在中國得到了進一步泛濫，這不僅使我國再次喪失了轉型升級的重大歷史機遇，而且使美國戰略家有可能達到對中國挑起貿易爭端的真正目的——將貿易爭端作為中國新自由主義泛濫的強大推手，通過中國國內的買辦利益集團將中國推向其經濟殖民地的深淵。美國對華挑起貿易爭端的最終目的，是通過中國國內的買辦主義勢力掀起新自由主義泛濫的狂潮，打掉中國國有企業，將中國國內市場徹底演變為外資和美元霸權支配的天下。中國買辦主義勢力掀起的這種新自由主義狂潮本質上就是要迫使中國走上買辦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走上拉丁美洲的外圍資本主義發展道路。曾記否?從鴉片戰爭一直到中國共產黨誕生之前，難道不正是當時信奉自由主義教條的買辦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使中國陷入了被帝國主義列強的百般奴役之中嗎?

　　長期以來，我們總是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有兩面大旗，這就是民主和科學，但筆者認為這種理解是非常片面的。很顯然，五四新文化運動當然包括1919年5月4日爆發的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和要求嚴懲北洋買辦官僚的偉大愛國主義運動。青年學生們打出的“誓死力爭，還我青島”“收回山東權利”“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廢除二十一條”“抵制日貨”“寧肯玉碎，勿為瓦全”“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等口號在本質上是什么?它難道不是要求民族獨立和“挺起中國脊梁”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的大覺醒嗎?它難道不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最強音嗎?

　　正是中國民族主義意識的這種大覺醒才將發端于《新青年》雜志創刊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推向了高潮。因此，五四新文化運動還有一面值得大書特書的旗幟，這就是“中華民族”，這是一面挽救民族危亡的大旗。如果我們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理解缺席了這面大旗，就無法理解反對帝國主義作為中國革命的巨大推動力。如果沒有民族和國家的獨立，哪會有中國人民的民主和科學?正如郭沫若1978年在“全國科學大會閉幕式上的講話”——《科學的春天》中指出的，“在舊社會，多少從事科學文化事業的人們，向往著國家昌盛，民族復興，科學文化繁榮。但是，在那黑暗的歲月里，哪里有科學的地位，又哪里有科學家的出路!科學和科學家，在舊社會所受到的，只不過是摧殘和凌辱。封建王朝摧殘它，北洋軍閥摧殘它，國民黨反動派摧殘它。我們這些參加過‘五四’運動的人，喊出過發展科學的口號，結果也不過是一場空”。因此，在筆者看來，五四新文化運動有三面大旗而不是兩面，這就是“民族、民主和科學”，而且“民族”是第一面大旗。在此，筆者鄭重地對中國社會科學界、知識界等提出建議，在五四運動105周年時，將“民族、民主和科學”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三面大旗來紀念。

　　各位代表和同學們，中國共產黨在誕生之后不到兩年就提出了“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政治主張，得到了全國人民的熱烈響應。顯而易見，中國共產黨是中國近代史的必然選擇。1949年之前，共產黨和國民黨之爭的焦點之一就是中國應該走共產黨的獨立自主發展道路，還是走國民黨的買辦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在目前的中國，新自由主義和買辦主義的合流已經對我國改革開放的事業造成了巨大損害。但是，中國人民決不答應洋教條所鼓吹的買辦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中國共產黨的肌體也決不容被買辦主義的病毒侵襲。因此，我們必須高度警惕中國的買辦主義勢力借美中貿易戰之機在中國掀起的新自由主義泛濫狂潮。為此，我們必須高舉五四新文化運動“民族、民主和科學”的三面大旗，清除買辦主義勢力和新自由主義洋教條在中國的惡劣影響，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向五四運動105周年和新中國成立75周年最隆重的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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