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2018年就指出,美國戰略家將利用中國對美貿易順差這種“核心關切”的錯誤認識,以不繼續增加關稅作為誘餌,誘使中國金融無底線開放。美國正在從通過貿易逆差輸出美元為主的戰略轉變為通過貿易逆差和金融直接投資輸出美元并重的戰略,并有可能在未來轉變為以后者為主,這是美國對華經濟戰略的重大變革,這就必然要求中國對美國實施金融開放。
——2018年9月5日
美國談判代表背后的戰略家清楚他們的目的是“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將關稅作為幌子,通過跨國公司徹底控制中國經濟,通過中國的對美金融開放,徹底摧毀中國的金融體系。
——2019年12月18日
一、只有保護民族經濟才是應對中美經濟戰的正確選擇
在過去三十多年,美國對中國經濟實施的是一種雙重戰略:通過印刷美元紙片購買中國產品的貿易逆差戰略以及通過印刷美元紙片給美國跨國公司提供資金在中國國內市場控制產業價值鏈高端的戰略。其起因就在于,當布雷頓森林體系在1971年崩潰后不久,美國驚喜地發現,沒有得到黃金和實物支持的美元“意外地”獲得了“世界貨幣”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美國通過開動印鈔機就可以占有出口國的勞動果實,達到不勞而獲并統治世界的目的,所以貿易逆差是美國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蓄意實施的戰略和基本國策。那么,為什么美國要采取貿易逆差戰略呢?這是因為,只有通過貿易逆差,美國才能將美元源源不斷地注入到世界經濟體系之中,美國才能通過開動印鈔機掠奪出口導向型經濟特別是中國人民的勞動成果。反之,如果美國實行貿易順差戰略,美國產品將源源不斷地出口到世界各地,其結果是大量美元回籠,美國不僅必然發生嚴重的通貨膨脹,而且這必將導致國際貿易中使用的美元不斷減少,試問這將如何實施其美元霸權戰略呢?
美元本質上是一種主權貨幣,但美元的“霸權”地位卻賦予了其在國際貿易中“超主權貨幣”的角色。美元的主權貨幣和“超主權貨幣”的雙重角色是美國貿易逆差的根源。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的美國貿易逆差是由美國蓄意的財政赤字和美國跨國公司對別國直接投資共同主導的。由美國財政赤字產生的貿易逆差部分相當于順差國家向美國繳納的稅收,而由美國跨國公司對別國直接投資帶來的貿易逆差則直接對應著美國跨國公司海外稅后利潤。國際貨幣金融史說明,只有在以金銀貴金屬為超主權貨幣的國際貿易中,逆差才是國家利益的損失;而在當今主權貨幣經濟體系中,逆差對美國來說是收益,美國利用紙幣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極其隱蔽地實現對出口導向型經濟征收稅賦并從事對外直接投資的海外利潤攫取。所以說,長期以來,美國特別是美國的壟斷資本一直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中國源源不斷地將產品輸往美國并換回不斷貶值的美元儲備才是最大的受害者,美國經濟戰略家和特朗普深知這一點,但卻將自己打扮成全球化的最大受害者,這是美國政府的無恥。
然而,既然美國通過開動印鈔機購買中國產品就可以不勞而獲,那么,美國為什么還要把目標對準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發動關稅戰呢?這是因為,美國長期實行的美元霸權和貿易逆差戰略雖使美國壟斷資本家和華爾街大獲全利,但卻損害了美國整體的國家利益,導致了制造業嚴重空心化、技術創新受損、失業嚴重、工人和廣大中產階級因遭受工資停滯不前而怨聲載道,發生了嚴重的社會分裂和社會危機,如果再繼續下去,美國中下層民眾遲早會造反。實際上,由于注意到美國跨國公司的全球工資套利活動對美國就業和工資水平的不利影響,曾經是自由貿易理論宗師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森早在2004年就在著名的《經濟展望》雜志上發表的論文中對其長期信奉的自由貿易信條提出了質疑,在他看來,如果全球化使大量的美國公民遭受工資降低之苦,那么這就是整個美國的失敗,這樣的自由貿易就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國際金融危機在十年前爆發后,為了解決美國因實行貿易逆差戰略所導致的“去制造業危機”,奧巴馬政府在其執政時期就采取了對本土企業減稅等吸引制造業回流、大力發展“先進制造業”應對中國中低端制造業競爭、“購買美國貨”等政策措施,但收效不大,導致了美國國內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思潮的興起,原因之一就在于奧巴馬政府認為,美國是通過貿易逆差輸出美元這種全球化戰略的最大受益者,因而不愿意對這種全球化戰略進行大調整。
但是,大約是在特朗普政府上臺之前的2012-2016年,美國經濟戰略界出現了一股從美國工業史反思美國制造業危機的巨大潮流,以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為代表的美國學派的制造業保護主義理論重新得到推崇,所以,在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3月正式對我國發動經濟戰之前,美國對華經濟戰略的重大調整實際上已經經過了四、五年的醞釀、籌劃和利弊得失的推演。在筆者看來,奧巴馬政府之所以沒有對貿易逆差戰略進行重大調整,原因就在于美國經濟戰略家在那時還沒有解決對美國至關重要的理論問題:如果美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從而減少貿易逆差,那么,支配世界的美元霸權將如何才能繼續得到推行?
由于筆者在2008年開始就對美國保護主義崛起的歷史和作為其指導思想的美國學派進行了深入研究,并一直密切關注奧巴馬政府以來美國經濟政策的變化,所以,在特朗普宣誓就職前的前五天(2017年1月16日),筆者在博文中就寫到,特朗普上臺后將在實體經濟方面推行逆全球化(保護主義)但在金融方面將繼續實行(自由化的)全球化政策,在“特朗普新政”的三大政綱——貿易保護、內部改善(基礎設施大建設)和美元霸權——中,前兩者就來自美國學派,而美元霸權則是適應當代美國國情仍繼續采用的掠奪別國的戰略工具。通過對美國經濟戰迄今為止所有措施的分析,筆者認為,這些措施不僅印證了筆者2017年1月做出上述預測的正確性,而且也說明美國經濟戰略家終于解決了困擾他們的理論問題:在減少對華貿易逆差的情況下如何繼續推行美元霸權戰略,從而導致了美國對華經濟戰略的重大變革。
美國對華經濟新戰略具有兩個重點,其一是在保護美國制造業特別是智能工業化制高點的本土市場的同時,試圖通過強化所謂知識產權保護和利用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等達到支配中國市場的目的;其二是為了在對華貿易逆差減少的情況下繼續在中國推行美元霸權戰略,為此,美國正在從通過貿易逆差輸出美元為主的戰略轉變為通過貿易逆差和金融直接投資輸出美元并重的戰略,并有可能在未來轉變為以后者為主,這是美國對華經濟戰略的重大變革,這就必然要求中國對美國實施金融開放。
但是,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我國應對中美經濟戰的思路都不可能打贏這場經濟戰爭,反而將大大推遲中國經濟崛起的過程,甚至導致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美國對中國發動的是全面經濟戰爭,包括關稅戰、金融戰、投資戰、科技戰和知識產權戰等諸多方面,但我國迎戰只在關稅戰方面(將“中美貿易戰”錯誤地理解為只是關稅戰),而在其它方面則完全缺乏迎戰的考慮。
其次,根本不了解特朗普對華經濟戰略的重大轉變和核心,抱殘守缺,采取了“凡是特朗普反對的,我們就擁護”的教條主義,在外資和金融等一系列政策上采取了有助于美國發動對華經濟戰的措施。歷史上經濟戰的制勝法寶歷來是保護本國市場并打開對方市場,特別是美國貿易戰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在保護美國智能工業化國內市場的同時,通過中國對自由貿易和自由投資教條的迷信,驅動其智能工業化產品大量占領中國市場并通過直接投資徹底摧毀我國建立智能經濟價值鏈高端和掌控核心技術的可能,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我國面對美國嚴禁“中國制造2025”產品和企業進入美國市場,卻更加沒有限制地對美國跨國公司和華爾街國際金融壟斷集團敞開了大門。
再次,教條主義地對待全球化,忘了中國的古訓“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視自由貿易為真理,將外資看作是民族經濟發展的福音,看不到保護民族經濟是“順之則昌、逆之則亡”的世界大勢,反而繼續實行對民族經濟不利的政策。美國需要價值鏈低端,這是美國實施保護主義的理由;而中國需要價值鏈高端,更需要通過關稅保護和限制外國直接投資保護民族經濟。
最后,被美國的宣傳所迷惑,誤將美國對中國發動的經濟戰看作是阻止中國崛起,而沒有認識到美國真正的目的是將中國拖入依附型經濟的深淵。與流行的看法相反,這次貿易戰反映出我國對美國貿易依附的巨大危害,中興事件反映出對美國的技術依附,但鮮有人認識到中國對美國的金融依附,筆者早就指出,中國經濟已是美國經濟的附庸,帶有明顯的依附型經濟的特征,學者們都錯誤地過高估計了中國經濟,沒有認識到這種依附型經濟潛在的致命危機。
目前我國應對中美經濟戰的思路仍錯誤將保護主義看作是閉關鎖國。讀讀歷史,人們就會發現,英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美國的第二次工業革命都是在高關稅保護之下發生的,現在,美國正在通過保護主義推動第三工業革命向縱深發展,英美國家的這種保護主義算不算閉關鎖國?英美發動前兩次工業革命都是在保護主義大墻之下進行的,這正是中國未來崛起之所需。即使加入了WTO,美國也沒有要求中國毫無限制地引進外資和實施金融開放,而我國的一些人卻一直主動地這樣做,真的按照這些人的設想去做,將來中國勢必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
應對中美經濟戰只和美國打關稅戰無濟于事,必須針對美元霸權和美國的投資保護主義采取對等反制措施。我國比美國更需要保護自己的民族產業,保護自己的國內市場,如果不是美國發起對我國的經濟戰,我國似乎沒有理由采取對美針鋒相對的措施,既然美國高舉關稅保護、禁止中國在美投資等保護主義大旗,那么,我國就可以完全有正當理由采取對等的反制措施:禁止美國跨國公司在華成立新公司,禁止美國金融機構進入中國市場,針對美國對中興公司的制裁,對美國在華跨國公司采取對等制裁措施,對占據我國高端價值鏈和壟斷我國市場的美國企業禮送出國,并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待時機成熟后,重走英國、美國、德國、日本和韓國保護主義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展道路!
中國迫切需要從對美國的貿易依附、技術依附和金融依附中擺脫出來,而美國對我國發動的經濟戰恰好提供了這種重大歷史機遇,中美經濟戰正是中國經濟大轉型的大好時機。我國已經錯過了十年前從外向型經濟轉向內需主導型經濟的歷史機遇,我國絕不應該再錯過這次機會,否則,將大大推遲中國經濟崛起的進程,甚至導致我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
——賈根良:《只有保護民族經濟才是應對中美經濟戰的正確選擇》,2018年9月5日
二、美國的狼子野心
對貿易談判協議評論的日記
1.當天評論
中國談判者將美國降低關稅作為談判的核心關注,目的是繼續維持原有貿易順差和積累美元戰略,這是完全錯誤的。在法幣時代,順差是損失,主權貨幣國家一定程度的逆差是收益。而為了順差和積累美元戰略,在外資特權、農業、知識產權、技術轉讓、美元控制中國金融等對美大幅度讓步是更大的錯誤,完全是“芝加哥小子”所作所為!美國將降關稅作為誘餌,肆無忌憚地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早在中美經濟戰一開始的時候,我就看透了美帝的伎倆,對經濟戰獲勝就沒抱希望。可悲啊!
——2019年12月14日上午
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是美國對中國的實際資源的一種金融掠奪和剝削。反過來說就是:中國對美貿易順差是中國被美國掠奪和剝削,中國的美元外匯儲備是中國被美國剝削的標志。美國無需通過出售國債的借債方式來為其赤字支出融資,也就是美國不需要中國購買其國債為其財政開支融資,中國的美元儲備如果不買國債,就連利息也沒有。大約是半年前的一天,我忽然想到美國對來自中國的產品(55%不是中國產品,而是外國企業在中國生產的產品)征收關稅,實際上是美國貨幣回籠和貨幣滅失的一種途徑,也就是把中國實際上變成了美國的一個私人部門。
目前,中國對美貿易談判的基本原則實際是在維護中國被剝削和掠奪地位的中美經貿關系。
——2019年12月15日晚上
2.中國不要再上美國關稅恫嚇的大當
2018年4月,在中美經濟戰剛爆發的時候,筆者就撰文指出,關稅問題只不過是特朗普施放的煙霧彈而已,他的真正目的是聲東擊西:利用其(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在中國國內壓制中國價值鏈高端的發展并迫使我國徹底開放金融市場。特朗普揮舞關稅大棒,步步緊逼,利用中國官方和民間對特朗普關稅的恐懼心理,迫使中國答應他的條件。在筆者看來,特朗普的高關稅恫嚇只不過是一只“紙老虎”而已,因此,在去年的今天(2018年12月16日),筆者在“賈根良經濟學”的公眾號上發表了《我國對出口美國產品征收出口稅將使美國一敗涂地》,呼吁中方談判代表團不要被特朗普關稅的煙霧彈嚇倒,并“希望廣大愛國人士通過各種渠道將我的這一聲音傳遞給中方談判代表團,告訴他們:中國決不能答應美方的任何條件,并使他們認識到存在著奪取戰略性根本勝利的奇謀異策,從而關注筆者的研究”。2019年1月16日,筆者在網上發表了長達兩萬字的研究成果:《征收高出口稅:中美經濟戰出奇制勝的“殺手锏”》。
筆者的建議沒有被政府采納,事態的發展證明了筆者的判斷:2019年12月14日,一則報道的題目就是:《取消關稅是中方在經貿磋商中核心關切,雙方就此達成一致》。同日,新聞報道也證實了筆者的判斷:某些人已被無關緊要的關稅問題所嚇倒。據中方報道,“經過中美兩國經貿團隊的共同努力,雙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原則的基礎上,已就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文本達成一致。協議文本包括序言、知識產權、技術轉讓、食品和農產品、金融服務、匯率和透明度、擴大貿易、雙邊評估和爭端解決、最終條款九個章節。同時,雙方達成一致,美方將履行分階段取消對華產品加征關稅的相關承諾,實現加征關稅由升到降的轉變。”美方的聲明也證實了這一點:在美國和中國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時,中方將美方降低美國對華產品加征關稅作為與美國進行貿易談判的出發點,并作為交換條件答應了美國“要求在知識產權、技術轉讓、農業、金融服務、貨幣和外匯等領域對中國的經濟和貿易體制進行結構性改革和其他改變。”(見《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關于中美貿易第一階段協議的聲明——附協議摘要》)。
美國談判代表背后的戰略家清楚他們的目的是“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將關稅作為幌子,通過跨國公司徹底控制中國經濟,通過中國的對美金融開放,徹底摧毀中國的財金融體系。所以,前天我就想,將來如果還有機會,我們將如何重建中國的金融體系,需要提前做研究,不然到時拿不出方案,怎么對得起自己的研究,對得起我的祖國?
1913年,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在談到美國為什么嚴格限制外資時指出,“曾有人說拉丁美洲給外國資本以特許權,但從未曾有聽人說美國給外國資本以特許權,……這是因為我們不給他們這種權利,因為投資于某個國家的資本會占有并且統治該國。”美國將降低關稅作為誘餌,誘使中國引狼入室,美國的跨國公司、華爾街大鱷和美國政府一旦完成布局,就會暴露其兇殘本性,咬死昏睡中的中國企業、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可憐的中國人啊,你怎么就識不破美國政府的狼子野心呢?美國禁止中國高科技企業到美國投資并對中國銀行業實行保護主義,它有什么資格“對中國的經濟和貿易體制進行結構性改革和其他改變”?
——2019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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