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一個令人感到悲哀和憤怒的日子，原因是什么這里無法明說。我自2008年以來就倡導金融保護主義，在這里貼出以往發表的相關文章的摘要或結語，表明我的看法。

　　一、拒絕金融開放

　　金融自由化是國際壟斷資本特別是國際壟斷金融資本掠奪他國財富的利器，也是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剝削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手段。在這種情況下，“高筑墻、廣積糧、不稱王”是廣大發展國家特別是我國的必然選擇。“高筑墻”就是拒絕資本項目開放和金融自由化，在本國經濟與掠奪成性的國際壟斷金融資本之間高筑防火墻；“廣積糧”就是通過自主創新，夯實獨立自主的國民制造業體系；“不稱王”就是不要希望本國貨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國不要妄想通過人民幣國際化加入到剝削他國人民的國際儲備貨幣行列，這種不義的想法和行為應該被唾棄。今后相當長時期內，破解美元霸權以及美日歐“以鄰為壑”貨幣政策的局面很可能是國際貿易進入到國際金融體系的“春秋戰國”時期，類似于“大蕭條”后的多個貨幣區并存。

　　筆者在2011年曾經寫道，“高筑墻、廣積糧、不稱王”的戰略（也）是破除美元霸權的必由之路。摧毀美元霸權是全世界人民的福音，但世界上有可能與美元霸權抗衡的國家必須有龐大的制造業分工體系和內需市場，在這方面只有三家：歐盟、日本和中國。但是，歐盟不是一種政治實體，沒有統一的中央政府實施完整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因此，歐元就無法與美元相抗衡，歐元危機更使之自顧無暇；而日本雖然對美元霸權也心懷怨恨，但日本要仰仗美國的勢力，因此只能對美元霸權忍氣吞聲。在這種情況下，只有中國才能肩負起破除美元霸權的歷史重任，這是全世界人民賦予中國的昭昭天命，是中國造福于全世界善良人民的光榮使命。中國具備擔當破除美元霸權的全部條件：廣闊的國內市場；最多樣化的分工體系和統一的中央政府。由于我國國土遼闊、人口眾多和有統一的中央政府為高度一體化的國內市場作為保證，因此，可以通過“高筑墻、廣積糧、不稱王”的戰略，靜觀美元霸權的瓦解。美元霸權瓦解后，美國軍事霸權的瓦解就指日可待了。

　　然而，令筆者倍感憂慮的是：近幾年來，開放我國資本項目似乎已經成為不可改變的趨勢；鼓吹我國金融自由化也成為學術界的潮流。根據筆者二十多年從事發展經濟學教學的經驗和直覺，筆者一直以為，我國開放資本項目存在著巨大的風險，特別是在美元等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情況下，開放資本項目必將使我國金融市場成為美元等貶值貨幣的“泄洪區”，損毀人民幣的價值，瓦解我國制造業的基礎，發生金融危機。

　　——摘自賈根良《我為什么堅決反對資本項目開放——簡評帕爾瑪的<資本項目開放為何必然導致拉美金融危機頻發>》，《演化與創新經濟學評論》2013年第1輯。

　　二、金融開放與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困局

　　摘要：脆弱的金融系統、動蕩的外匯市場、有限的政策空間、越來越難以自拔的依附型經濟，這是發展中國家因金融開放而陷入的金融困局的共同特征。明斯基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的金融不穩定趨勢。金融開放使得這種不穩定的趨勢取得了更大的規模和更復雜的形式：國際資本的高風險偏好促使發展中國家累積起更大規模的資產泡沫；外匯市場的不穩定放大了融資結構的風險；穩定匯率的壓力迫使主權政府喪失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在不平等的國際貨幣體系下，頻發的金融危機使得這些國家經濟的依附性進一步深化。發展中國家因金融開放而頻發的金融危機史為我國進一步深化改革、維護金融安全提供了前車之鑒。

　　5、結論

　　對于金融開放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金融動蕩的歷史沒有因為某次金融危機的結束而宣告終止。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機不僅破壞了民族經濟的正常發展，而且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的依附性。這種依附性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政府在經濟發展當中的作用將被進一步限制，從而使得經濟低迷可能長期得不到扭轉，經濟發展路徑將進一步被鎖定在不利于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分工之中。對于發生貨幣危機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如果它們繼續保持金融開放的話，那么它們需要緊縮財政，從而削減經常賬戶赤字，穩定外匯市場預期；對于發生主權債務危機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它們需要保持財政盈余，從而增強還款能力，穩定借款者的預期；并且，政府需要進一步將國民經濟轉向可以賺取進出口順差的產業，從而穩定匯率和完成按時還債的目標。于是，在危機之后，一方面，總需求得不到政府支出的刺激，國內投資意愿低迷的情況也就得不到扭轉，經濟會復蘇得非常緩慢，甚至可能會陷入到長期的低迷當中。另一方面，財政緊縮使得政府不得不削減支持科技和產業發展方面的投入，產業政策就成了無源之水，在缺乏政府支持的情況下，國內產業的轉型升級和技術的自主創新將變得更加難以成功。

　　其次，在不平等的國際貨幣體系之下，脆弱的本國金融體系將因為金融開放而經常性地受到國際資本市場的沖擊。在美元霸權支配的國際貨幣體系下，美國的貨幣政策會經常性地通過外匯市場傳導到發展中國家當中。對于這些國家高度脆弱的金融系統來說，由此而來的匯率波動有時將直接引發一系列的危機。美國由此得到了通過這一渠道不對稱地影響其它國家金融市場，乃至于直接威脅發展中國家金融穩定的能力。正如本文一開始就談到的阿根廷的例子那樣，這一輪美元加息直接打擊了土耳其、阿根廷等諸多外圍國家的金融系統，引發了這些外圍國家的貨幣危機。

　　最后，外國資本有機會進一步進入乃至支配本國金融系統。在過去三十年里，發展中國家當中的外資銀行占據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統計數據表明，這些外資銀行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規模上都有著明顯的上升。在一些發展中國家，例如墨西哥、贊比亞，外資銀行的資本總量甚至能夠占到本國銀行部門資本總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發展中國家金融部門對外國資本的依附不是偶然。金融開放加劇了金融不穩定，這就為外資銀行的進入打開了機會窗口。頻發的金融危機使得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系統變得非常脆弱，為了充實本國銀行系統的資本但又不放棄金融開放，這使得很多發展中國家不得不選擇通過各種形式引入外資。金融危機的背景和本國政府的有意推動是這一過程的重要特點。例如，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阿根廷和巴西之所以同時選擇引入外資銀行，是因為受到了墨西哥金融危機的影響，它們需要引入外資來挽救瀕臨破產的本國銀行。同時，以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IMF和世界銀行等組織的推動下主導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濟改革。國內金融自由化以及對外金融開放一直都是其中的首要內容。融系統、動蕩的外匯市場、有限的政策空間、越來越難以自拔的依附型經濟，這是發展中國家因金融開放而陷入的金融困局的共同特征。在新時期，我國也面臨著類似的困難和挑戰。在外匯市場，我國的資本外流逐漸轉由短期資本流動為主導，市場情緒成為了影響資本外流的主導因素，這使得我國穩定匯率、管控金融風險的難度進一步增大。盡管我國采取了資本管制措施，但是近期美元加息還是對人民幣匯率造成了很大的沖擊。雖然當前我國的金融脆弱性不及阿根廷、土耳其等國家，但近期人民幣的匯率波動應該引起我們對相關問題的重視。

　　在我們看來，我國沒有必要引進外國銀行的直接投資，主要理由在于：首先，我國不缺乏資金，外國銀行進入中國，必須將美元交給中國人民銀行才能在中國開展業務，這不僅增加了“燙手”的外匯儲備的負擔，而且也擠占了本土銀行的信貸規模，這對中國實體經濟沒有一點好處。其次，美國金融家的經營管理水平不會比我國本土金融家高。華爾街金融家制造的次貸危機是史無前例的，怎能說其經營管理水平高呢？如果沒有奧巴馬政府對金融業的大規模救助，美國的金融危機是無法收場的。我們應該警惕華爾街銀行家在中國興風作浪、制造新的金融危機。

　　在當前中美貿易爭端進一步升級的大背景下，我們更應該高度重視金融安全，防范金融風險，從而避免授人以柄。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體學習時指出：“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維護金融安全，是關系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一件帶有戰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金融活，經濟活；金融穩，經濟穩。必須充分認識金融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實把維護金融安全作為治國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實實把金融工作做好。”所謂“前事不忘，后事之師”，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教訓已經為我們敲響了警鐘。面對當前錯綜復雜的國際局勢，我們更應當對金融開放持審慎態度，守好金融安全的底線，避免重蹈許多金融開放的發展中國家的覆轍。

　　——摘自賈根良、何增平：《金融開放與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困局》，《馬克思主義研究》2019年第9期。

　　三、外資金融機構的國有化

　　俗話說，搶銀行不如開銀行，銀行和金融本質上都是公共機構，私人銀行是在國家特別授權情況下經營的，所以必須嚴格監管。銀行業經營的基本特點是“收益私化，風險社會化”，這是“搶銀行不如開銀行”的根本原因。

　　2010年，我提出使用外匯儲備購買外資在華金融機構，也就是對外資在華金融機構實施國有化。在這里，節選澳大利亞經濟學家米切爾2017年出版的一本英文書中有關銀行國有化的論述。雖然我不大贊成對國內私人銀行國有化，但我主張對外資金融機構國有化，米切爾的論述可以作為筆者觀點的論據。

　　（國民經濟）其它部門可以說都依賴于它:銀行業。如今，（在資本主義國家）超過90%的流通貨幣是由私人銀行憑空創造的。

　　當銀行發放一筆新貸款時，它只需在賬本上登記一筆——凱恩斯稱之為“鋼筆錢”;如今，它通常是在電腦上輸入一些數字，然后創造出全新的錢，然后存入借款人的賬戶。換句話說，與流行大看法相反，貸款會帶來新的存款，而不是相反。因此，貨幣供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私人銀行而不是中央銀行控制的。

　　創造信貸(和貨幣)的能力——實際上是無限量的——賦予了銀行對經濟其他領域無可比擬的權力。這是因為銀行不僅僅控制貨幣的發行量;他們還控制著這些資金的去向——也就是說，誰能獲得信貸，誰不能。這使得銀行在很大程度上有權決定經濟中投資、需求和生產的水平和構成，從而決定經濟的總體方向;這也讓他們有能力隨心所欲地制造信貸驅動的繁榮，進而導致價格飆升(尤其是在房地產市場)。當這些繁榮不可避免地破滅，引發危機時，銀行試圖通過過度的去杠桿化來修復其過度杠桿化的資產負債表，在家庭和企業最需要的時候切斷信貸，這進一步加劇了危機后的衰退。

　　紐約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的一篇論文指出，當少數幾家銀行在一個經濟體的貸款中占據相當大的份額時，銀行業沖擊對總貸款和投資的影響會進一步加劇。

　　這是當今發達國家普遍存在的現實。從本質上講，金融市場追求短期利潤，這就是為什么在金融危機爆發前的幾年里，銀行將巨額資金注入最賺錢的領域——房地產市場。這以犧牲所有其他經濟部門為代價，推動價格年復一年地上漲，為2007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這場危機對全球數百萬人的生活條件造成了毀滅性的影響。正如阿代爾•特納(Adair Turner)所寫，“能夠創造信貸和資金為資產價格飆升融資的銀行，因此本質上是危險的機構。”此外，由于商業銀行和投資在同一屋檐下，商業銀行固有的貨幣創造過程使投資銀行的發展成為可能，因為新創造的貨幣可以用來支持投機銀行活動。還應該指出的是，導致2007 - 09年金融危機的根本問題沒有一個得到解決。事實上，情況在許多方面都變得更糟了，金融部門的后危機重組導致了一個更加集中的金融格局，以更大的銀行為標志，這些銀行繼續將經濟——更重要的是，數百萬公民和工人——暴露在巨大的系統性風險之下。

　　鑒于銀行在經濟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系統相關性作用，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它們都可以——也應該——被視為公共機構。在法律上和事實上的許多方面，它們已經做到了:不僅銀行存款由政府正式擔保，而且金融機構在面臨破產時也可以獲得幾乎無限的公共資金，最近的金融危機生動地證明了這一點。更糟糕的是，正如我們在第五章中所看到的，如今金融業基本上依賴于政府的持續支持來維持運營。這就造成了一種無法解決的緊張局面，即銀行不允許因政府支持(隱性或其他)而倒閉，但與此同時，銀行的行為卻與任何其他冒險、追求利潤的公司一樣，向管理層支付過高的工資和獎金，并使其經營向股東的利益傾斜。

　　大多數進步人士會同意，激進的金融改革——分拆大銀行、分離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等——是必要的。然而，這還不夠。正如埃里克·杜桑(Eric Toussaint)等人所認為的那樣，即使實施了這些措施，“資本也會盡一切可能收復它將失去的部分地盤，尋找多種方法繞過監管，利用其強大的金融資源來購買立法者和政府領導人的支持，以便再次放松監管，并在不考慮大多數人利益的情況下將利潤最大化”。

　　這意味著，金融本質上的公共性質與銀行私有制固有的利潤動機之間的根本不相容——這種不相容導致了全球金融危機及其極具破壞性的后果，并導致利潤持續私有化和損失社會化——需要正面解決。這種不兼容性的唯一結構性解決方案——它代表了建設一個“以追求共同利益、社會正義和重建人與自然其他組成部分之間平衡關系為指導”的社會——是銀行部門的國有化(社會化)。正如Frédéric Lordon所提議的那樣，需要進行的只是“銀行業的全面去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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