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具有驚人的相似性，但決不會簡單地重復。19世紀下半葉在古典經濟學解體后，歐美經濟學界出現了學派林立的局面。如果仔細觀察，我們就會發現，世紀之交的經濟理論正在經歷著類似的變化。冷戰時期兩種極化的意識形態對傳統政治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分別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因此，冷戰結束后這兩大經濟學體系都相繼陷入了危機。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危機自不待言，但對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危機肯定存在著很大的爭議。按照我的觀察，“華盛頓共識”已成為新古典經濟學的回光返照，而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的興起則標志著其統治地位的終結。21世紀初的經濟學又將重現19世紀下半葉的“春秋戰國時期”，經濟學發展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已經來臨。
然而，這兩個時代肯定也存在著許多重要的差別。例如，19世紀下半葉的許多流派大都是在古典經濟學解體后才出現的，而目前所謂的異端經濟學各流派，早在新古典經濟學統治地位的終結之前就已誕生。除了我曾列入演化經濟學諸流派的老制度學派、奧地利學派、“新熊彼特”學派和調節學派外，西方異端經濟學還包括后凱恩斯經濟學、女性主義經濟學、激進政治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其他流派、生態經濟學、社會經濟學、歷史經濟學、后現代經濟學、后殖民經濟學和人類經濟學，等等。在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學教育體系中，這些流派大都是名不見經傳的。但經濟學多元主義為這些學派的合法地位提供了根據：包括新古典經濟學在內的經濟學各流派都是理解經濟現象可能的手段，任一種流派都不應聲稱對經濟問題擁有最終的和全面的答案。
但是，在經濟學發展的這種多元化時代，我們是否可以觀察到經濟學范式的一種根本性轉變呢？無疑，這要從我們的時代所面臨的重大問題中去尋求它的起源。例如，經濟系統的復雜性和可持續發展使我們不得不采用系統的或有機的方法，而無法恪守方法論個人主義；知識經濟的核心問題是資源創造，而不是新古典主流的資源配置；新奇的不斷突現要求我們更注重定性的研究并與數量分析相結合，而不是脫離現實的數學形式主義；持續的經濟轉變需要我們把“生生不已”作為“看問題的出發點”，而不是硬把它塞入到均衡分析的框架中；“北京共識”的精髓是多樣性和創新，而非“華盛頓共識”的最優和機械思維。在目前的經濟學中，演化經濟學就是前者的代表，而后者就是所謂的主流經濟學。主流經濟學在經濟人穩定偏好的條件下，給定技術和制度約束，只是局限于對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如何配置進行研究，這種經濟學目標已經不適應知識經濟和信息革命的時代要求。在這個時代，重要的因素是新偏好的形成，技術和制度的創新以及新資源的創造等，換言之，新奇事物的創造才是關鍵。因此，為了迎接這種時代的挑戰，21世紀的經濟學正面臨著一種革命性的變化，而演化經濟學則是這種變化的主導力量。演化經濟學就是對經濟系統中新奇事物的創生、傳播和由此所導致的結構轉變進行研究的經濟科學新范式，經濟學范式的轉變將使新古典主流成為傳統經濟學，而不再是“現代經濟學”的前沿。
經濟學范式的轉變實質上就是世界觀的根本性變化。正如老制度學派經濟學家漢彌爾頓指出的，人類在某種領域中探索的進展常常與其它領域中的進展是互補的，而且，如果某種領域中的突破是劃時代的，那么它就會對許多其它領域中人類的思維習慣產生深遠的影響。經濟思想史的研究業已說明，新古典范式形成于邊際革命時期對經典物理學的類比和模仿。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普里高津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經典科學不承認演化和自然的多樣性。作為科學的一種新范式，演化和多樣性的思想是在19世紀下半葉的生物學革命中誕生的。20世紀初的量子力學革命更淋漓盡致地發揮了達爾文的不確定性思想，20世紀下半葉的復雜科學本質上也與達爾文革命具有一致性。與牛頓主義的時間可逆、本質論思維和決定論世界觀形成鮮明對照，達爾文主義則是以時間不可逆、個體群思維和不確定性的世界觀為特征的。與目前仍被牛頓主義所支配的主流經濟學相反，新的世界觀則構成了演化經濟學的科學基礎。

回顧歷史，德國演化經濟學家魏特指出，在19世紀下半葉，在兩個不同的學科幾乎同時發生了庫恩式的“科學革命”，一個是自然科學當中著名的“達爾文革命”，另一個則是經濟學中的“邊際革命”，這種巧合確實是對歷史的諷刺，因為不可能再有比這兩種革命所追求的目標更對立的了，邊際革命所確立的是一種倒退的、牛頓主義的和反歷史的經濟學主流。在過了一個多世紀之后，現在是否到了逆轉這種趨勢的歷史時期？魏特的回答是，目前的經濟學確實需要達爾文式的范式革命。實際上，早在1898年，凡伯倫就向經濟學家們提出了，“經濟學為什么不是一門進化的科學？”馬歇爾也宣稱，“經濟學家的麥加應當在于經濟生物學，而非經濟力學”。然而，演化經濟學的發展卻歷經坎坷，到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它已被絕大多數經濟學家所遺忘。只是到了20世紀八十年代，演化經濟學才開始被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所注意。因此，日本京都大學教授八木紀一郎認為，如果以演化思想為基礎的經濟學重建算是科學革命的話，那末，這種科學革命就是被推遲了一
 
足于對新古典研究綱領進行修修補補，教條主義盛行，哈佛大學經濟學學生請愿活動的失敗就說明了這種情況的嚴重性，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似乎無法觸動美國經濟學的教育體制。然而，如果不沖破舊思想的藩籬，新思想就很難扎根。其次，演化經濟學作為一種統一的研究綱領仍未完成。1996年，薩維奧蒂寫道，現代演化經濟學完全是生物學思想，加上非平衡熱力學和系統理論、企業與組織理論，以及信息處理和有限理性理論的一個綜合體。雖然薩維奧蒂的概括并不全面，而且現在也有了許多新的進展，但演化經濟學不發達的狀況仍未改觀卻是不爭的事實。面對這種“令人沮喪”的局面，許多人肯定會說，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只是糾集了一群烏合之眾，演化經濟學雖然新穎，但前途未卜，最好別追隨這種所謂的新范式。假如絕大多數人都這種認為，那么，我敢說，我們就有可能錯過中國經濟學后來居上的一個重要機會。
經濟思想史的觀察告訴我，一種新型經濟學的萌芽可以在主流經濟學鎖定非常嚴重的國度被發現，但它的成長和壯大很可能就要轉移到其他國家，特別是如果某個國家的經濟將來在世界上處于領先地位，那么，這個國家的經濟學也會成為大家竟相模仿的對象。最近幾年，我一直存在著一種直覺上的判斷，這就是演化經濟學將有可能在中國獲得更快的發展，并有可能在21世紀下半葉領導經濟學的國際潮流。我的這種判斷主要來自兩個理由。第一個理由與林毅夫和汪丁丁兩位先生的觀察相同，但觀點不同。林毅夫認為，世界級的經濟學家大多先后產生于當時的世界經濟的中心，而中國的經濟規模在21世紀30年代很有可能超過美國，特別是中國快速和劇烈的制度變遷為中國經濟學家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機會，這就決定了研究中國問題很有可能產生一批世界級的經濟學大師。汪丁丁則把中國經濟學家的問題意識歸結為“大范圍制度變遷”，認為這是西方經濟學家所不具備的。我贊同他們的這些觀察和看法，但我不同意他們對新古典主流的綏靖態度，因為如果要處理“大范圍制度變遷”，我們不僅必須打破新古典假定不變的所有前提條件，而且也需要一種更新穎的方法，而這正是演化經濟學一直在嘗試的工作。總而言之，追隨西方主流在中國不可能產生世界級的經濟學家；在演化經濟學基礎之上，如果沒有重大理論創造，中國的經濟學將來也不可能成為人們竟相模仿的對象。
我的第二個理由是基于生物學中的物種形成“分布區不重疊”原理。進化生物學認為，同一物種之間的競爭有利于漸進的“有效率”突變的突現和選擇，但這種競爭禁止了需要一套互補性（超靜態）突變的新物種的形成。換言之，當自然選擇的壓力有利于每一物種對環境的適應以及它與其他物種的共演的時候，它禁止新物種的形成，自然選擇的壓力甚至導致了演化過程的停滯。這種停滯的“間斷”往往發生在相對被保護的外圍地區，這也就是說，新物種的形成和演化要遠離原物種數量巨大、競爭激烈的地區，這就是物種形成“分布區不重疊”的條件。這不僅解釋了歷史學派不可能在古典經濟學家群星燦爛的英國繁榮起來，也解釋了新古典主流不可能產生于歷史學派曾占統治地位的德國，更說明了演化經濟學的大發展不可能在美國發生。因此，中國在新古典主流經濟學這種舊范式的發展上落后于美國，這不是災難，而是機遇。如果只從邊際革命算起，新古典經濟學已有一百三十多年的歷史，而演化經濟學如從20世紀80年代算起，才只有二十多年的歷史，并且其發展受到了主流經濟學思維很大的影響。因此，演化經濟學不僅非常弱小，而且也存在著較大的缺陷。但這正是中國經濟學家的機會。我們不僅要敢于接過這種異端的工作，而且還要勇于批評它。中國經濟學家不能妄自菲薄，因為中國經濟學的草創需要血氣方剛之氣概與獨立自主之精神。否則，領導未來的經濟學新潮流就只能是一句空話。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國演化經濟學的發展目前需要做好以下幾項工作。首先，編寫一本相對成熟的基礎原理教科書。經濟學本科教育是經濟學發展的基礎，西方演化經濟學之所以發展較慢，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演化經濟學沒有進入本科課程，而且缺乏一套能被人們系統學習的知識體系。其次，展示解決中國問題的獨特魅力。例如，如何理解“北京共識”的演化經濟學基礎，如何系統地總結我國二十多年的改革經驗，如何回答21世紀我國經濟發展的重大問題，這是中國演化經濟學的發展目前所面臨的首要挑戰。第三，穩步拓展新范式，在經濟學各分支學科引入演化經濟學的新思維。例如，目前國內外產業經濟學教科書講授的前沿是新制度學派，而演化經濟學在這個領域的大量成果幾乎完全沒有反映。因此，演化經濟學的發展將導致經濟學的許多分支發生重大變化。第四，探索相對完善的研究綱領。研究綱領的核心是世界觀，但要對實際的經濟研究產生重大影響，就必須把世界觀轉變成能引導理論體系不斷發展和完善的正面啟示法。而要做到這一點，中國演化經濟學的創造者不僅需要強烈的問題意識，而且也要在科學哲學上有所創造。無疑，這是演化經濟學的一項長期和艱苦的工作。
在很大程度上，中國演化經濟學的發展是通過對演化經濟學的創造性綜合而實現的。筆者曾提出，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演化經濟學的各種研究傳統已有了很大的發展，系統地整理演化經濟學已有成果的時機已經成熟，如果能在新的框架下相互雜交，這將有可能在理論上產生重大的創新。正如19世紀下半葉新古典經濟學創建者的工作經由馬歇爾之手加以整理、精練和綜合，使其以較完備的形態而出現一樣，這項工作對演化經濟學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然而，目前的演化經濟學視野仍是有較大局限性的，例如，它雖然正確地強調了新奇驚異對研究綱領的重大意義，但對人文關懷則重視不足。因此，中國演化經濟學的發展需要在西方演化經濟學的基礎之上進行創新。其中一個重要的途徑就是以新奇驚異和人文關懷為綱領，對更廣泛的異端傳統進行較全面的綜合。筆者認為，自古典經濟學解體后，經濟學研究就分裂成了兩大傳統：一種是20世紀30 年代以后上升為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另一種則是反對新古典的異端經濟學各流派，這些流派大都采用的是歷史的和演化的方法。因此，對西方異端經濟學各種傳統給予更多的關注將是中國演化經濟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
基于以上考慮，我們組織翻譯了這套演化經濟學譯叢。自2000年以來，筆者就希望把演化經濟學的著作翻譯介紹到國內，曾多次聯系出版社，但直到現在，承蒙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鼎力支持，這個夙愿才得以實現。這個譯叢所收錄的著作主要是西方演化經濟學含義上的。但是，為了使讀者對演化經濟學興起更廣泛的智力背景有所了解，我們在本譯叢中還選錄了有關經濟學危機和新方向的兩種著作。而且，創新經濟學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演化經濟學的發展最成熟的領域，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它在科學技術和知識經濟的研究上較充分體現了演化經濟學的魅力所在，因此，本譯叢收錄了這方面的最新著作。此外，在著作的選擇上，考慮到我國后發優勢理論研究的需要，本譯叢還特別注意到了演化經濟學對發展中經濟的研究。所有的著作都是從2001年以來新出版的著作中精選出來的，以期較全面地反映西方演化經濟學及其相關方面的最新發展。
演化經濟學的發展將貫穿整個21世紀。當我們在世紀之初瞻望演化經濟學的未來之時，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文化是科學的母體，中國演化經濟學的原創性發展將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及其新創造的產物。經濟學是時代精神的反映，吾雖舊邦，其命維新，中國經濟學家應該認識到他們所肩負的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

賈根良主編：《演化經濟學譯叢》，2004年底由高等教育出版社陸續出版
1．[英國] 愛德華?富布魯克編： 《經濟學的危機——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最初600天》，2004年11月版。
2．[瑞士] 庫爾特?多普菲編：《演化經濟學：綱領與范圍》，2004年12月版。
3．[意大利] 克里斯泰阿諾?安東內利著：《創新經濟學、新技術與結構變遷》，2005年5月版（預計）。
4．[英國] 霍奇遜編：《制度與演化經濟學現代文選——關鍵性概念》，2005年8月新編中文版（預計）。
5．[美國] 諾沙德?福布斯、 戴維?懷爾德：《從追隨者到領先者——管理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技術與創新》，2005年8月版（預計）。
6．[澳大利亞] 約翰?福斯特、[英國] J. 斯坦利?梅特卡夫編：《演化經濟學前沿——競爭、自組織與創新政策》，2005年9月版（預計）。
7．[英國] 托尼?勞森著：《重新定向經濟學》，2005年12月版（預計）。
8．[瑞典] 埃里克 S. 賴納特編：《全球化、經濟發展與不平等》，2006年2月版（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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