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發達國家全球金融資本與現代化政體的雙重危機

　　2008年西方金融資本核心區“華爾街金融海嘯”次第引發了全球危機和發達國家債務危機，引發了海內外理論界和政策界的廣泛關注。這場全球危機與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內在相關性，本質上是由西方主要國家的政府擴張信用造成的。從迄今為止的演變進程來看，主導國家的金融衍生品泡沫破滅不僅引發了金融危機，也暴露了具有全球普遍意義的、愈演愈烈的財政(政府債務)危機。

　　正是由于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都是政府獨有之政治強權創造的信用體系危機，我們才說這場全球危機不僅是經濟的，其實質也是源于西方的現代上層建筑的政體危機，或稱現代政治危機;其所以引發西亞、北非的政治動蕩，則可歸因于這種政治體制的泛意識形態化的普世價值，在危機爆發時直接地、顯著地作用于高成本上層建筑的邏輯結果。

　　(一)發達國家的債務危機特征

　　漸次暴露出來的發達國家債務危機有兩個顯著特征：一方面，這是一場發達國家的債務危機，與以往人們較多討論的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差異顯著，卻內在具有同源性;另一方面，從新世紀第一個10年西方政府不斷增加債務的演化情況看，西方債務危機并未結束，進入第二個10年仍然在不斷地蔓延、發酵，有些情況下還可能激化、惡化。

　　1. 發達國家的政府負債規模。

　　根據2009年9月《經濟學人》雜志設立的“全球政府債務鐘”，到2009年底，全球各國負債總額突破36萬億美元，2010年8月底全球債務已達到39.6萬億，直逼40萬億大關。與發展中國家過去的債務壓力相比，發達國家今天的負債局面更為嚴峻。2009年全球債務中，前10個債務最高的國家負債總額占全世界全部債務79.09%，除中國和印度外，其他8個均為發達國家;這8個國家的政府債務總額達到28萬億美元，占全球全部債務的74.4%。也就是說，當前的全世界政府債務中，絕大部分債務是發達國家的。

　　從債務的相對規模來看，北美、日本及歐元區國家的負債狀況最為嚴峻。日本的政府債務無論絕對規模和相對規模都最大，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達到190%;債務規模居次的美國這一比重為51.9%，意大利為115.2%。2008年底全球中、低收入國家的外債現值為3.4萬億美元，其中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外債總和約為2.1萬億美元，而日本一國2009年底的政府債務就已達到9.49萬億，美、德、意、法、英等國的債務規模也都達到了萬億美元的規模。

　　2. 發達國家政府債務的擴張趨勢。

　　與一般債務不同，政府的債務并不是有借有還，而往往是在政府發行的新債中更高比例地用以支付舊債，從而也就內生性地助推了政府債務信用的擴張。為了應對全球經濟危機的“救市”需求，西方國家自2009年以來所采取的轉嫁危機代價的宏觀政策中，短期有效但危害最為深遠的措施，仍然是大規模增加政府債務。

　　在危機壓力下，明顯具有飲鴆止渴性質的、體現資本主義內生的“競劣機制”的國家競爭中，仍是以美國為甚——政府債務規模迅即增至高達14萬億美元(2011年1月數據)，與5年前相比翻了一番!

　　其他發達國家也同樣，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幾乎所有高收入國家的政府債務都急劇增加，除美國以外，英、日、西班牙、冰島等國的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也大幅攀升，英國增加了近40個百分點。

　　而且，發達國家政府現在是在用兩只“看得見的手”同時擴張信用，一方面擴張債務，一方面增發貨幣信用來購買債務。

　　3. 發達國家債臺高筑的政治經濟原因。

　　政治體制原因方面，發達國家之所以積累了這么高的債務并且難以化解，從本質上說，是一種西方資本主義模式的政治現代化的內生性危機。

　　在西方，民主、自由、平等、人權、博愛等已經具有高度“政治正確”，但在發達國家現行政治體制下，這些被作為長期意識形態而廣泛宣傳的理念是一回事，其得以借助被稱為“現代化”的政治形式來具體運作過程，則是另一回事。從客觀上看，這些政治現代化運作，都將增加政府赤字和國家債務——政治家為贏得選舉而支付的全部成本、連同其政黨給民眾做出的福利承諾，在政府財政來源不足時都會直接形成高額的政府債務，再反作用于經濟基礎。

　　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一般占總人口的70%左右，他們的福利需求總是以泛政治化的方式提出、再通過民主政治的方式來表達，從而造成了極高的政治成本。此外，歐洲的人口老齡化客觀上導致社會成本提高，也增加了政府社會開支的壓力。

　　經濟原因方面，在上述政治現代化過程中另一個、也是最具實質性的變化是西方世界普遍的債務化：居民賬戶和國民收入賬戶一樣都是經常項目逆差而資本項目順差，即居民實際上是在用符號經濟的收益維持實體性的生活消費，而且也越來越多地依賴政府轉移支付來維持基本保障。倘若客觀地看占全球人口20%的發達國家民眾的現代生存之道，對于那些生活在已經實現了所謂“現代化”的發達國家的民眾來說，其福利和基本生活已經越來越多地、自覺不自覺地融入了這種只能對全球轉嫁制度成本才能生存的體制。他們已被全球“資本深化”所內化——西方式福利主義大鍋飯的“溫水煮蛙”。

　　產業轉移導致的空心化和隨之而來的金融資本全球化，都是對本國實體經濟和物質財富的異化，勢必促成資本與政府這兩個異化物“進步”到金融壟斷和政治壟斷的結合，從而使國內形成了新的收入分配格局和社會結構。這些內部變化客觀上加劇了發達國家內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要依靠福利制度來弱化社會分化的制度成本。

　　因此，在這種西方模式的政治現代化中，只能是繼續深化社會制度寄生性，通過貨幣信用擴張和債務擴張來滿足這個社會大多數人的福利主義需求。但越是這樣，越走向不歸路。

　　(二)政府債務危機為什么先從歐洲國家爆發

　　當前債務危機最嚴重的，是歐盟中那些已經沒有實質產業支撐卻加入了歐元區的國家。特別值得強調的是，這些歐元區國家因放棄了貨幣主權，不能再用政府不斷增發貨幣制造通貨膨脹的手段向社會轉嫁危機，從而率先爆發債務危機。

　　歐元區實行統一的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意味著這些仍然具有政治主權的歐元區國家把最為重要的經濟主權——對內的貨幣主權和外匯主權都交給了歐洲中央銀行，不僅失去了靠制造通貨膨脹向社會轉嫁危機來緩解債務壓力的手段，而且不再有條件采取即時的利率和匯率政策這兩個政府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也就失去了政府即時宏觀調控的兩只手。

　　何況，這類國家大多數同時完成了制造業對外轉移，那就好比完成了經濟上的自斷骨肱——失去了貨幣體系和產業體系這兩條作為資本主義經濟基礎的腿。

　　因此，發達國家愈益嚴峻的債務危機，本質上可歸類為上層建筑不能適應改變了的經濟基礎的內在矛盾——以產業資本作為經濟基礎崛起而構建的現代政治體制，在產業資本大規模移出之后不能被愈益虛擬化的金融經濟有效支撐。這并非通常所說的個別國家元首任期內所面臨的國內信任危機。在西方現代政治理念的支配下，選舉實踐必然會內在形成政治成本累積起來的公共債務因現金流斷裂而爆發的“現代政治”危機。

　　進一步根據政治經濟學作分析可以認識到，歐元區國家雖然有條件發行歐元擴充歐洲金融資本參與全球金融競爭的“數量”，卻沒有條件提升歐元的“質量”——由于其不可能像美國那樣靠軍事霸權來維護其作為全球主流儲備貨幣的地位，遂決定了其不可能像美元資本那樣直接向世界轉嫁美國政府債券增發隱含的本國債務增量。

　　比如希臘，這個歐洲邊緣國家中政府債務危機較早爆發的國家，原來的主導產業是造船業和航運業，兩大產業先后移出、經濟空心化后，其支柱產業變成了旅游業。固然，伴隨著產業資本的轉移，該國19世紀傳統政治中的勞動與資本的對立矛盾也轉移出去了，整個社會變成了非體力勞動群體——中產階級作為主導;但這也意味著永久性地失去了產業資本這個支柱。在這個基礎上，希臘加入歐元區，意味著又失去了金融資本這個支柱。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經濟基礎——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都沒有了，那么，政府的利率調控、匯率調控等宏觀政策也就沒意義了;遭遇債務危機時，只能仰仗歐洲中央銀行來救他們。

　　而美國盡管債務規模比歐盟各國加總還要龐大，但爆發債務危機之所以會晚于歐洲，主要原因是具有全球儲備貨幣發行權的特殊地位，且其近年來的軍事開支占全球軍費總量的一半，足以形成與金融壟斷資本密切結合的強勢政府，必要時得以借軍事手段維護其已經構成惡性循環的貨幣信用。因此，只有美國仍然可以靠既增發貨幣(采取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又增發國債，以促推全球通貨膨脹的方式，向世界上其他仍然主要從事物質生產的工業化國家轉嫁危機代價。

　　(三)危機代價向發展中國家的轉嫁

　　如同20世紀上半葉產業資本階段生產過剩、惡性競爭的矛盾最終在核心區激烈爆發一樣，資本主義進入金融資本階段寄生性的內在矛盾，也會不可逆地演變成從邊緣向核心的經濟危機……

　　同樣不可逆的，是危機發生中核心國家向邊緣國家轉嫁制度成本，而導致邊緣國家連帶發生輸入型危機。不同的是，一般情況下，發達國家的金融危機，就是金融危機，頂多惡化成經濟危機。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危機，不僅每次就是經濟危機，而且經常遞進成社會動亂、政權顛覆、國家分裂。

　　二、發達國家成本轉嫁 西亞、北非“兩高一單”發生“街頭政治”

　　西亞、北非歷史上多次上演過的大痛苦，都是因離歐洲太近造成的;那里正在發生的，仍然是全球資本化危機延續著的悲劇。西亞、北非的政權變化，是一場在核心國家資本主義危機向全球轉嫁代價的背景下，由于“兩高一單”而引發的政治動蕩。“兩高”是指高通脹和高失業;“一單”是指后殖民主義時期發展中國家單一經濟結構問題。其本質，是高成本的西方政治體制造成債務危機轉嫁，與發展中國家薄弱的經濟基礎承載危機代價之間的矛盾，這是當代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基本矛盾。

　　(一)發展中國家經濟基礎與發達國家上層建筑之間更具有本質的對抗性

　　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是一對具有制約性因果關系的矛盾。在當代全球化條件下，這對矛盾演變為：發展中國家以其薄弱的經濟基礎，來支撐發達國家造成的、人類歷史上伴隨資本這個人類異化物而形成的高成本上層建筑。

　　這里所謂發達國家的高成本上層建筑有兩重含義，一是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輸出/主導/強加的自由、民主、人權等意識形態而使發展中國家自身的上層建筑成本過高;二是發達國家為支撐其本國的高成本上層建筑而以全球通脹的手段向發展中國家轉嫁代價。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基礎承擔的是雙重的高成本上層建筑的壓力。

　　雖然西方政治家以代表人類普遍利益提出的所謂人權、民主、自由等表達，已經伴隨意識形態化的社會科學教育及傳媒等工具傳播而成為很多發展中國家接受的理念，但這些價值觀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客觀上都不具有支撐條件，導致一般發展中國家追隨西方的精英集團對本國獨立自主發展的整體反作用。

　　以此看當今西亞、北非出現的問題，顯見這些國家的經濟基礎不具有支撐這種上層建筑的條件——悲劇之所以無可奈何地延續，乃在于無論換人換政，無論是獨裁政治還是民主政治，都不可能化解高通脹和高失業率的危機。

　　因此，發展中國家上層建筑的任何調整，都并不意味著經濟基礎得到加強，反而一定是把搬用西方上層建筑造成的代價再反作用于本國薄弱的經濟基礎，使這個經濟基礎在街頭政治之后更難得到調整。

　　(二)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對單一結構的經濟體的影響

　　1. 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必然導致全球通貨膨脹。

　　源于華爾街金融海嘯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被金融資本主導國家憑借政治強權來進一步擴張信用，造成全球通貨膨脹。

　　當代壟斷化帝國主義金融信用早已不再是市場決定的，既不再是所謂市場根據要素的相對稀缺性來調節金融收益率，更不是一般經濟學理論中自利的經濟人假設下，資金作為一種要素由市場來自發調節就會達到“帕累托最優”。在金融壟斷資本階段踐行這種理論的可能性不存在。在金融資本階段，發達國家一定是政府看得見的兩只“手”在主導——無論是國家的債務信用還是金融信用，都是政府用強權創造出來的。因此，當資本主義核心國家發生危機的時候，占據強勢金融資本地位的政府都用信用擴張來飲鴆止渴，而不可能自斷股肱地砍掉或壓縮政府創造的信用。因此，發生這種源于核心國家金融泡沫化的全球經濟危機，只能導致核心國家的政府進一步擴張信用，不論誰執政都一樣，這才是看得見的“陽謀”。由此，則必然進一步惡化全球通脹;而全球通脹將迫使那些不得不大量進口食品、能源和原材料的發展中國家承載金融危機的代價。

　　也就是說，占據主導地位的發達國家政府用強權擴張信用轉化成全球高通脹，使發展中國家成為代價的載體，這就是金融資本階段的全球危機轉嫁。

　　2. 全球糧食價格上漲。

　　上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的時候就出現過全球三種主糧產品——小麥、玉米和稻米價格大幅上漲。這次也有類似的規律。本輪危機中，這種相關性的原因主要在于，當全球經濟危機發生時大量過剩流動性涌入到能源、糧食和原材料、期貨領域，能源價格上漲給了生物質能源3倍于以往的利潤空間。因為生物質能源與石油是相互替代產品，因此生物質能源生產的盈利性取決于石油價格。簡單來說，當石油價格維持在50美元/桶時，生物質能源的投入產出大體相平;低于40美元/桶時，生物質能源的生產就不掙錢;如果上漲到100美元，意味著生物質能源的成本利潤率是100%;如果達到150美元，就意味著生產生物質能源將獲得3倍于成本的利潤。因此，只要油價攀升，生物質能源生產的利潤空間就隨之增加。

　　此外，據國外學者介紹，占人口20%的發達國家為了將清潔能源在所消費能源中的占比達到20%，所做出的規劃就是進行1億公頃土地的生物質能源開發。這意味著世界上發展中國家的口糧面積會下降，就會帶來幾千萬人的饑餓。另有專家指出，美國大概從明年開始，玉米和大豆的4到6成要開始做生物質能源。

　　從趨勢來說，資源短缺、資本過剩，一定是惡化人類安全的;全球經濟危機對于人類安全的影響將是長期的。

　　3. 單一經濟國家的基本民生所受沖擊最嚴重。

　　在全球通脹的沖擊下，那些不得不維持著殖民地“單一經濟”因而本國民眾的食品和一般商品都得靠進口的發展中國家，將次第出現多米諾效應。

　　“單一經濟”是指那些曾經的殖民地國家，殖民者雖然表面上離開了，但留下的經濟結構是單一的且高度貨幣化的，并不是出于本國國民基本生存的需要。比如香蕉之國厄瓜多爾，大部分地區只種香蕉，香蕉沒成熟或者香蕉成熟了沒人買，人們就沒有現金收入，也就沒有基本生存條件，因為平時他們既不種糧食、蔬菜，也不養雞、養豬，國家不進口食品就沒法維持基本生存!所以，大多數殖民主義時期留下的“單一經濟”結構的前殖民地國家，遭遇核心國家擴張信用推動全球通脹、嫁禍于人的時候，將首當其沖遭遇高通脹、高失業的打擊。

　　2008年世界糧荒中，主要是38個國家遭遇饑餓，主要原因是過剩金融資本沖擊糧食市場，導致糧食價格大幅度上漲。現在，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10年到2011年這短短一個年度內，大多數按照西方生活方式獲取食品的，比如以面包為主食，遭遇的最大的問題是小麥價格上漲100%，玉米價格上漲73%，三種主要糧食價格現在已經接近到2008年全球糧食危機的水平，上漲達19%。因此直接影響6800萬日均收入在貧困線以下的貧困人口，其中4400多萬貧困人口將降到赤貧水平。世界銀行特別指出，東亞社會因以稻米為主，這次受糧食價格上漲的打擊不如其它地區嚴重;也就是說像西亞北非這種以吃面包為主的地區受到糧食價格上漲打擊最嚴重，因為這次先上漲的是小麥，接著是玉米，最后才是稻米

　　(三)高學歷失業青年成為埃及街頭政治的第一大主力

　　埃及經濟增長率比一般發達國家都要高得多，只不過在經濟危機打擊之下有所下降，但仍然有上升的空間。從國民經濟結構看，服務業占比50%，農業占比13%—14%，已經是一個典型的“倒金字塔”結構，一般要求的經濟結構調整它也達到了，人均GDP也早就超過了5000美元。

　　埃及官方公布的失業率、通脹膨脹率也都不是那么顯著。埃及這次官方通貨膨脹率是12.8%。不過，當地人說，他們認為實際上食品價格指數已經超過了30%。而且，印度的通貨膨脹率只有11.8%，卻已經引爆了幾十萬人大規模的示威了。

　　埃及這一次街頭政治沒有一個明確的組織動員、沒有政治綱領，既不是19世紀西方國家階級斗爭為主的政治，也不是20世紀發展中國家民族主義的政治，而是21世紀遭遇“兩高”打擊的“一單”國家承載了過重的全球經濟危機代價而爆發的街頭政治。至于哪種大國勢力由此損益，則要看全球地緣戰略格局了。

　　高學歷者的高失業是發展中國家大都按照發達國家的教育體制來安排本國教育所導致的后果。因為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85%來源于以金融為中心的服務業，其教育也是服務于這個經濟結構的。在埃及高學歷的失業人口是30%以上，并且主要是高學歷青年人的失業。這次動蕩，埃及工人是在運動的晚期才加入的，農民沒有加入，盡管農村中有相當多的貧困人口。工人、農民作為傳統的19—20世紀階級斗爭的主力，這次都不加入。埃及這次運動的主力參與者是在通脹中遭遇挫折的中產階級群體，又是由高學歷的高失業群體率先走上街頭的。

　　(四)西亞、北非街頭政治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教訓

　　1. 危機轉嫁仍是基本規律。

　　回歸到全球經濟危機導致發展中國家出現嚴重的社會動亂這個邏輯關系上來看，發達國家高成本的上層建筑所形成的代價，要由發展中國家薄弱的經濟基礎來承載，且不說任何發展中國家按照發達國家的政治體制來構建本國上層建筑的全部失敗，發達國家自身也在不斷地造成更高成本的轉嫁。

　　最新的數據顯示，現在全球的三個高債務國家是美國、英國、日本，日本的債務率200%以上，美國和英國在100%以上。其次就是歐盟國家中的意大利，負債率達到170%以上。歐盟國家一般負債率在60%左右。歐盟國家沒有形成高負債國家聯盟，但是以美國為首的高負債國家形成了戰略聯盟，這是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因為“戰略聯盟”暗示的是債務可以繼續擴張但不用還。

　　總之，政府通過擴張信用以制造通貨膨脹的手段對全社會、全球轉嫁債務危機，結果必然導致基本原材料、食品等的價格上漲，社會不能承受，就演化為爆發性的社會代價。

　　2. 新興制造業國家的不穩定壓力增大。

　　從現在情況看，世界各國通脹率走高，仍然是因為發達國家轉嫁成本而導致以發展中國家或者制造業國家為主來發生高通脹，因為食品和基礎原材料漲價，對這些國家的制造業影響最大。

　　指望著一國靠內政來化解通脹或者化解失業，在小國是做不到的。全球經濟危機條件下的政府信用擴張導致通貨膨脹向發展中國家轉嫁，經濟結構單一、幅員狹小的小國就承載不住沖擊，會相繼爆發各種各樣的社會動亂。越是新興國家，在所謂全球政治秩序、經濟秩序不能改變的條件下，遭受到的不穩定壓力越大。這仍然是新政治經濟學的分析，不是誰比誰更腐敗、更獨裁、更專制。

　　但因為這些小國向外出口資源，他們發生動亂就意味資源供應的不穩定性，就會導致進口資源的國家出現“危機輸入”，所以，第一輪受到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影響的是這些小國，第二輪就會是進口資源、能源、原材料的國家，像印度等。而巴西、俄國，既有制造業、又有資源，相對來講會幸運一些。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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