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權債務危機是金融資本主義的主要危機形態

　　應霄燕

　　[內容提要]當前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普遍面臨主權債務危機或主權債務危機的風險。主權債務危機是資本主義發展到金融資本主義階段，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不斷深化和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各種反經濟危機政策和措施疊加的必然邏輯結果，是資本主義制度經濟和政治危機深化的集中表現。面對主權債務危機，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已陷入化解危機的困境，他們對經濟除了重新金融化和“以債養債”以外，似乎找不到更好的克服危機辦法。這又會進一步加深和增加發生主權債務危機的風險，使主權債務危機以一種常見的形態頻繁出現，成為金融資本主義的主要危機形態。

　　主權債務危機作為經濟危機的主要形態，于20世紀80年代出現在拉美地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拉美國家普遍走上了利用外資發展本國經濟的道路，墨西哥政府于1982年宣布無力償還外債。隨后近40個發展中國家陸續出現償債困難，一場大規模主權債務危機在發展中國家爆發。1998年俄羅斯、2001年阿根廷、2008年冰島、2009年迪拜和希臘、2010年愛爾蘭、2011年葡萄牙相繼出現主權債務危機。主權債務危機從發展中國家轉移到發達國家，從非歐元區蔓延到歐元區，從資本主義外圍國家延伸到核心國家。

　　一、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普遍面臨主權債務危機的風險

　　受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主權債務危機由北歐小國冰島開始，逐步向中東歐國家，甚至整個歐元區蔓延。希臘是歐元區內第一個陷入主權債務危機的國家，2009年10月，希臘政府宣布，政府的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占希臘GDP的比例為12%和113%，遠遠超過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的3%和60%的上限。2010年11月，愛爾蘭成為歐元區第二個陷入主權債務危機的國家。接著，2011年4月初，葡萄牙政府也被迫請求救助，成為第三張在債務危機倒下的“多米諾骨牌”。據歐盟統計局2011年4月26日最新公布的2010年度歐元區及歐盟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數據顯示，雖然希臘在2010年5月獲得了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100億歐元的聯合救助，但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仍高達10.5%，公共債務水平較2009年的127.1%繼續攀升至142.8%，歐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希臘沒有嚴格執行援助協議，因此根據希臘政府新的財政緊縮計劃決定是否給予第5筆120億歐元的援助，針對希臘的第二輪救助方案也在爭執中，這些不確定性使得希臘主權債務問題重新被點燃，在希臘國內已演變成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危機。這場“債火”正燒向西班牙、意大利甚至整個歐元區。整個歐盟的債務形勢也是不容樂觀，2010年歐盟27國總體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為6.4%，公共債務占GDP的比例則由2009年的74.4%升至80%。

　　美、日、英等主要發達國家也面臨高赤字、高債務的問題。美國自1987年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凈債務國以來，其債務增長迅速。根據美國預算辦公室公布的數據，2011財年，美國財政年度赤字可能刷新紀錄達到1.645萬億美元，占GDP約為11%。2011年5月16日，美國國債總額已突破國會限定的14.3萬億美元上限，GDP占比接近97qo，人均負債達4.53萬美元。

　　日本也屬負債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截至2010年底，日本的國家債務總額達919萬億日元，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 93%，創歷史最高紀錄，財政赤字接近年度國內生產總值的10%。以人口計算，平均每個日本人負擔約721萬日元。2011年1月27日，標準普爾公司將日本主權債務評級從“AA”下調至“AA-”，這是日本長期主權信用評級8年多來首遭下調。據日本財務省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到2011財年末，日本國家負債總額將逼近1000萬億日元大關。

　　英國經濟狀況目前也不樂觀。2010年，政府的債務高達國內生產總值的78%，年度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9.8%。惠譽認為，英國的主權債務已經惡化，暗示其評級下調的可能性。早在2009年12月，英國《經濟學家》雜志發表文章認為，到2014年，預計發達國家政府債務占GDP的比例將超過120%，為發展中大國的三倍。

　　西方發達國家普遍被“高債務”、“高赤字”所困擾。盡管和希臘等歐洲國家相比，美、日、英作為世界上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其主權債務的轉嫁性、可控性相對較強，但隨著債務和赤字水平的不斷攀高，預示著發達國家經濟體主權違約風險的可能性在增大。主權債務危機從發展中國家轉移到發達國家，從非核心國家蔓延到核心國家，顯示主權債務危機是繼生產相對過剩危機、金融危機之后，影響現階段各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健康、持續發展的一種主要危機形態。20世紀80年代后期發生在發展中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源于發展中國家戰后普遍走上了利用外資發展經濟的道路，由于借款規模過大，再遇到外部沖擊，出現償債困難而陷入債務危機，從本質上說是由于帝國主義長期對其進行殖民掠奪和危機轉嫁造成的。而當前發生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同20世紀30年代的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以及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都屬于資本主義社會周期性危機。

　　二、主權債務危機是資本主義發展到金融資本主義階段的必然產物

　　一般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經歷了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和當前的金融資本主義這樣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階段，始于英國工業革命。以蒸汽機技術為核心的紡織、運輸等現代工業迅速發展，價格競爭在整個經濟活動中發揮核心作用。在自由競爭的時代，新技術剛剛出現并應用，工業發展處于起步階段還未成熟，這些有利因素暫時抑制了資本主義本質的一些消極因素。因此，資本主義在自由競爭時代是充滿活力的。

　　第二個階段是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始于19世紀末。這個階段的突出特點是資本在高度集中過程中形成壟斷，在壟斷集團的操控下，物價容易出現單邊上漲趨勢。而且，壟斷的出現削弱了自由競爭階段價格競爭機制的作用，阻止了經濟體清除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內多余的資本，加劇過度積累的問題。在這一階段，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兩大生產部門的生產都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市場出現飽和趨勢，“如果資本家堅持試圖增加他們的資本，使其高于社會消費能力所承受的速度……結果就是過剩生產能力的積累”山。同時，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面對的卻是：日益嚴重的有效需求不足問題，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下，利潤的增長主要通過抑制與生產力相關的工資增長來實現的，而有效需求不足形成的“消費的障礙最終會導致投資的障礙，……因為企業現有的生產能力大量閑置時，他們不會愿意投資新的工廠和設備”，經濟發展出現滯脹趨勢，即通貨膨脹與經濟停滯長期共同出現。

　　1929-1933年的經濟大蕭條是資本主義經濟滯脹的第一次大規模集中表現，為了應對危機，資本主義國家逐漸放棄自由放任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開始采用凱恩斯主義對國家經濟生活進行干預，資本主義發展進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凱恩斯認為政府應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刺激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在消費方面，政府可以采用稅收、利率、收入分配等手段對消費傾向施加導向性的影響，提高消費傾向;在投資方面，凱恩斯主張，國家一方面采取措施刺激私人投資的積極性，另一方面由國家直接組織投資，通過對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的雙管齊下的導向性刺激，以實現整個社會接近充分就業。而且，凱恩斯還主張赤字財政政策，他認為政府擴大支出時，不應增加政府收入，而應采取舉債支出的辦法，舉債支出可以使社會致富。在凱恩斯看來，擴大政府的上述職能是避免危機和現存的經濟形態完全毀滅的唯一切實可行的辦法。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廣泛干預，連同兩次世界大戰以及20世紀50年代的朝鮮戰爭和60年代的越南戰爭，以及同期出現的以汽車工業為核心的新興工業產業，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投資和消費需求，相對緩和了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內生產過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刺激了戰后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的發展。

　　但是，隨著越南戰爭和新興工業化浪潮的結束，20世紀70年代以來，刺激戰后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增長的一些有利因素逐漸地消失。1974-1975年間，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了全面結構性經濟危機，經濟進入滯脹深化階段。發生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這場經濟危機，和前兩個階段的危機有著不同的表現：前兩個階段經濟危機發生時一般是高失業、低通脹，或低失業、高通脹，而發生在70年代的這場危機卻表現出高失業和高通脹同時并存。面對這一新現象和長達10年的“滯脹”，凱恩斯主義已無力應對。西方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興起了一股反思的浪潮，他們紛紛批判凱恩斯主義，鼓吹資本主義傳統的“市場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核心價值理念，以美國的里根主義和英國的撒切爾主義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在西方興起。但是新自由主義并不是傳統自由競爭經濟自由主義的復活，新自由主義對經濟的修復主要是以金融化--即把經濟的重心從生產領域轉移到金融領域來進行的。

　　面對周期性經濟危機，金融部門的擴張是資本家能夠增加其財富的唯一途徑。放松對金融市場的監管，資本家把“它額外的剩余儲蓄注入金融，投資于資產價格的上漲。同時，就金融機構而言，他們發現了容納這種大量貨幣資本流入的新的、創新方式”。因此，實現金融自由化就成為資本擴張的必然要求，也成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核心。在金融監管放松的背景下，一方面，民眾被鼓勵依靠借貸進行超前消費，來刺激低迷的經濟;另一方面，金融機構再將這些風險較高的各種債務包裝成形態各異的金融衍生產品進行兜售，把風險轉移到其他投資者身上，包括個人、企業、本國政府和外國政府。

　　同時，在金融化過程中，金融利潤超常增長，資本加劇向金融資本，特別是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集中，一批從事多種經營的巨型金融集團形成，華爾街正是他們的代表。隨著這個金融體系的不斷擴張，世界各國逐漸被納入到其中，這些巨型金融利益集團“決定資本的流向、流動量及企業的利潤率，……是整個經濟和政治的決定力量”山。因此，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資本主義已由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進入(國際)金融資本主義階段。在這個階段，資本的增值形式發生了變化，資本家通過M(貨幣)-M′(貨幣)的形式實現財富的增長，而不是通過M-C(商品)-M′方式，財富和價值的增長越來越偏離實體經濟，經濟體系日益非理性化。一旦經濟體系當中有一個大的泡沫破裂，就像2007年7月的美國“次貸危機”一樣，就會引發更大規模的金融危機。而當金融危機出現時，為了避免金融上層建筑的崩潰，各國政府被迫介入，投放大量的資金以挽救脆弱的金融體系，最終勢必造成政府債務不斷的增長。因此，爆發在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這場主權債務危機，是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

　　三、主權債務危機是金融資本主義階段資本主義制度各種危機深化的集中表現

　　主權債務危機是資本主義發展到金融資本主義階段，資本主義社會各種矛盾積累和深化的集中表現。

　　首先，主權債務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的根本矛盾--生產的社會化和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矛盾激化的集中表現。20世紀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末以來，金融資本和全球壟斷資本發展迅猛，生產的社會化程度進一步提高，商品、服務、技術尤其是資金在全球范圍內大規模跨境流動，經濟全球化成為客觀的經濟現象。金融壟斷資本利用資金、技術優勢獲取巨額全球壟斷超額利潤，使財富越來越集中在西方少數國家的少數人手中，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一方面，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另一方面，在發達國家內部貧困化也是日趨嚴重：以美國為例，近二三十年來，美國企業高管與普通員工的工資差距，從40：1擴大到了357：1，在美國大約就有370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金融資本主義階段生產社會化和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更明顯地表現為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和勞動者支付能力相對縮小的矛盾，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面對的是日趨嚴重的有效需求不足問題。

　　為了突破有效需求不足的障礙，美國采取的辦法是降低信貸門檻，美聯儲白2001年起連續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采取低利率政策以鼓勵信貸消費，導致個人和政府債務的迅猛增長，形成一種債務型經濟增長模式。而在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金融機構創造出即能轉移風險又能給自身帶來豐厚利潤的金融衍生產品，有學者認為，“1929年經濟危機是由于信貸擴張造成實體經濟生產領域的過剩，而這次危機是由于信貸擴張引起消費領域特別是房地產領域的過剩”造成的。當資產泡沫破滅，危機爆發時，各國政府作為最后的“貸方”只能竭盡所能救助金融機構。而為了實施救援，巨量的美元被印制出來，聯邦赤字劇增。為了減輕危機對自身造成的危害，美國利用其在國際金融調節體系中的主導地位，通過操控匯率、發行債券、采取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等措施向其他國家轉嫁危機。

　　發生在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俄羅斯的主權債務危機，很大程度上是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金融壟斷資本利用信貸杠桿對其進行掠奪并轉嫁本國內部的危機所造成的。面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所引起的周期性經濟危機，“資本主義體系的核心需要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周期性地創造貶值資產”，“然后以極低的價格購買貶值后的資本資產，并再次將其投入到盈利性的資本循環中”。當發展中國家的資本資產被掠奪得無利可圖時，危機轉移的對象自然就是冰島、希臘、愛爾蘭、葡萄牙等資本主義外圍國家，而從資本主義外圍國家最終向核心國家(美、英等)轉移、蔓延，是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逐利和轉嫁危機必經的發展路徑。當然，當起源于資本主義核心國家的各種經濟危機經過轉移回到資本主義核心國家，并在資本主義核心國家內部全面爆發時，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利用轉嫁危機來緩解矛盾和危機的空間將變得更加狹小，資本主義制度基本矛盾的不可調和性也表現得更加突出。

　　其次，主權債務危機的形成和資本主義的代議制選舉民主制緊密相連。私有產權制度和資產階級的代議制選舉民主制是資本主義制度得以存在和運行的兩大社會基礎。早在封建社會后期，從封建母體中成長起來的資產階級，隨著其經濟實力的不斷壯大，要求擴大政治權利以保障其財產私有的愿望也日益強烈。經過資產階級革命，新興資產階級逐漸在議會中取代封建貴族，掌握了國家權力，他們制定憲法和其他法規，以法律的形式把私有產權制度確立下來并給予保護，資本主義的代議民主選舉制以資本和財產的私人占有為前提并為其服務。而在隨后日漸成熟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里“已經不再正式講什么財產差別了。在這種國家中，財富是間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運用它的權力的。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買官吏，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結成聯盟……最后，有產階級是直接通過普選制來統治的。”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普選制進一步得到完善。這意味著，更多的民眾可以通過選票來行使自己的公民權利，而有產階級則需要更多地借助選票來實現他們的階級統治。依據公共選擇理論的觀點，在資本主義代議民主制框架下，政治就是一種交易過程，政治家為了贏得選票和選民的支持，普遍采取迎合選民的“少付多得”的競選和政策策略。在收入政策方面，政治家將更多地傾向于用發行公債來代替稅收，在支出政策方面，更傾向于擴大公共支出的規模。盡管自由主義理論和國家干預理論、“供給學派經濟學家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共和黨和民主黨人之間有這樣那樣的不同，他們卻都迷戀政府赤字開支。”而且，“在政客們眼中更多的貨幣總是更好的事情，因為它能使經濟在短期內更好看，這樣在任者就能更容易地贏得選舉。”這種情況持續下去，必然會導致政府財政赤字和債務的不斷增加。歐洲債務問題的形成，有歐元的體制結構問題，但很大程度上是各成員國政府為了迎合選民，長期采用擴大財政赤字和舉債的辦法來刺激本國經濟和就業的增長以及滿足民眾的高福利造成的。

　　資本主義代議選舉民主制和資本主義的私有產權制度相結合，不僅容易造成政府財政赤字和債務的增長，而且還容易造成政府的“軟性”政治腐敗。企業給政客所需的政治資金，而“政府通過出售法律、稅收減免措施、規則和抉擇來換取選舉捐款、競選幫助、工作以及其他好處等等”，政府和政府所支持的企業形成了一種互利共生的關系。我們所熟知的次貸危機主要禍首房利美和房地美同政府之間就建立了一種互利共生關系，作為私營公司他們長期以來給予政客選舉捐助和其他“軟性”資金，僅房利美一家從1990年起至今提供的選舉捐款就高達1930萬美元。作為回報，政客向這兩家房地產公司提供了各種便利和好處，“他們使這兩家企業免交州和地方稅，還使他們不受制于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制定的一些(規則)要求”。種種利益交換使政府疏于監管，出現了大量信用等級較低的“次貸”。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后，這兩家公司一直依靠美國財政部提供的援助資金來維持其債務償還能力，截至目前共注資1540億美元。美國政府的政客們和華爾街的眾多企業都建立了一種互利共生關系，形成了華爾街一華盛頓共同體，即金融資本和國家政權高度依存的共同體，正是這個共同體造成2008年的金融危機。而這場金融危機進一步加重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本已十分嚴重的財政和債務負擔，終于在經濟發展比較脆弱的國家引發了主權債務危機，并通過經濟全球化向更大的范圍蔓延。

　　四、結 語

　　主權債務危機是資本主義發展到金融資本主義階段，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政治危機深化的集中表現。面對主權債務危機資本主義國家己陷入化解危機的策略困境。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國家反危機的歷程顯示，無論是推行凱恩斯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無論是采取國家干預還是自由放任都只能緩解經濟危機而無法根除危機，而每一次反經濟危機的策略措施只能加重資本主義固有的基本矛盾，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主權債務危機是資本主義國家政府長期反危機的各種政策、措施疊加的結果。對于這場席卷當今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各國應對危機的辦法無非就是：一是增加稅收;二是減少財政支出，縮減財政赤字;三是借債;四是增加貨幣供給;五是貨幣貶值。前兩種辦法，既要受到選民的制約，又會陷入縮減債務與經濟發展的兩難困境之中。后兩種辦法并不適合所有遭受主權債務危機沖擊的國家，像希臘這些歐元區成員國己喪失了貨幣供給和貶值的自主權，最可能采取的辦法就是借債或者債務重組來緩解眼下的危機。而對于美國這樣的核心國家，最可能通過增加貨幣供給與貨幣貶值，向外國債權人轉嫁負擔以減少債務壓力。但是，“以債養債”和重新金融化(這意味著更多的金融泡沫)只會加深和增加不斷引發主權債務危機的風險，這一切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是一種落后、衰退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制度被更高級的可持續、協調發展的社會形態所取代是必然的發展趨勢。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94期，摘自2011年第7期《馬克思主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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