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于《政治經濟學評論》2004年第2輯
摘要：與新古典經濟學的牛頓主義哲學基礎不同，演化經濟學致力于一種“庫恩式的” 達爾文革命，達爾文主義為經濟學提供了一種非決定論的和開放系統的歷史觀。達爾文主義并非生物學領域特定的理論，而是復雜演化系統的一般理論，拉馬克主義要嵌入達爾文主義。生物學隱喻和類比對演化經濟學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發價值，但它必須以本體論思考為基礎。正是由于演化的本體論含義，演化經濟學更深入的發展需要擺脫生物學隱喻和類比的限制。
關鍵詞：演化經濟學 達爾文主義 隱喻和類比 本體論思考
本文對演化經濟學文獻中的達爾文主義進行了初步的評述。首先，自然史和自然科學中的達爾文革命對經濟學具有什么意義？演化經濟學是經濟學中的達爾文革命嗎？其次，如何理解現代生物學中的達爾文主義？拉馬克主義為什么要嵌入達爾文主義？它們對演化經濟學的意義何在？再次，自組織理論與達爾文主義之間存在矛盾嗎？為什么說普遍達爾文主義是復雜演化系統的一般理論？最后，達爾文主義對經濟演化的解釋為什么是本體論意義上的，而非僅僅是生物學隱喻和類比關系？對演化經濟學的發展來說，這又意味著什么？
一、演化經濟學：經濟學的達爾文革命？
深刻地理解達爾文革命的意義確實非常困難，正如著名的進化論者、古生物學家和科學史學家古爾德寫到的，“1959年，著名遺傳學家穆勒抱怨道：‘這一百年沒有達爾文也一樣。’ 這一特別黯然的評價使當時參加紀念《物種起源》問世一百周年的許多聽眾都感到震驚，但是沒有人能否認這一失望中所表達的真理。為什么難以理解達爾文？不到10年，他就使思想界不再懷疑進化的發生，但他一生都沒有使人們普遍接受他自己的自然選擇理論。直到20世紀40年代，自然選擇理論才被廣泛接受；然而，即使在今天，雖然自然選擇理論已經成了我們進化論的核心，但仍然存在對于自然選擇理論的錯誤理解、錯誤引述和錯誤使用。問題并不在于這個理論邏輯結構上的復雜性……我還是相信阻礙接受達爾文理論的并不只是由于科學上的困難，而是由于達爾文理論中所含的基本哲學內容是對西方人心態的一種挑戰，這種心態至盡至今仍然難以拋棄。首先，達爾文提出進化沒有目的……其次，達爾文堅持認為進化沒有方向，進化并不必然導致更高等事物的出現……再者，達爾文在解釋自然中貫徹了唯物論的哲學”[2]。
除了上述原因外，霍奇遜還指出，對達爾文主義性質的探索困難所在不只是由于達爾文的思想在他的一生中是演化的，而且他的追隨者也強調了不同的方面[3]。在思想史上，達爾文主義不僅具有寬廣和不同的含義，而且對之還存在著截然對立的看法。在生物學領域中，對達爾文主義的理解一直是爭論的焦點，主流與非主流的觀點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發生易位是極其可能的。例如，20世紀40年代“進化綜合論”的出現雖然是“新達爾文主義”的重大發展，但它也導致了生物學中以“基因決定論”為代表的簡化論思維的盛行。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達爾文主義”遭到了越來越多的批評，現代生物學不僅已走出“基因決定論”的誤區，而且一種廣義的“基因觀”[4]也正在形成。在經濟學領域中，對達爾文主義性質不同的認識導致了這樣一種“奇觀”：對立的經濟學說都用之為自己辯護。與凡勃倫呼吁“后達爾文主義經濟學” 革命相反，阿爾奇安和費里德曼等卻運用自然選擇學說捍衛新古典主流最優化模型的正確性。當許多反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演化經濟學家承認“新達爾文主義”的正統性之時，哈利勒卻令人信服地論證了，“新達爾文主義”就是生物學中的新古典主義[5]。在這種情況下，種種迷霧導致人們無法看清達爾文革命的真正意義。由于問題的復雜性，本節也無力對達爾文革命的意義做出較全面的評述，只是就它有關經濟學范式革命的問題進行初步的概述。
我們知道，達爾文“三位一體”的遺傳、變異和選擇原理是對科學史非常重要的貢獻，它為生物進化以及社會經濟演化提供了完整的分析框架，但相對于他對人類思想和哲學史的貢獻來說，這遠不是主要的。著名生物學思想史家邁爾在1964年寫道，在《物種起源》發表一百年之后，人們才充分理解了達爾文的概念框架實際上是一種新的哲學體系[6]。我們知道，在整個19世紀乃至20世紀上半葉，實證主義是占統治地位的科學哲學，達爾文學說是率先對其提出挑戰的先驅之一。實證主義科學哲學的大本營是經典物理學，因此，正如盧卡指出的，替代的范式出現在生物學這種新科學中是毫不奇怪的。在達爾文革命中，生物學哲學產生了與物理哲學本質上不同的世界觀。與牛頓力學的時間可逆、本質論思維(Typological Thinking)和機械決定論世界觀形成鮮明對照，達爾文在現代科學中首次引入了時間不可逆、個體群思維(Population Thinking)和有機、不確定性的世界觀[7]，開啟了現代科學的新時代，漢密爾頓[8]把它們分別稱為牛頓主義和達爾文主義。
首先，時間不可逆。正如施韋伯（Schweber, S.S）指出的，“達爾文在重要的方面放棄了動力學解釋的牛頓模式，提出了對生物系統動力學解釋的一種新奇的概念化……生命系統無限地比牛頓的行星系統更復雜。生物因素具有在時間上所經歷的變化：它們有歷史。所有有機體之間以及它們與環境之間的交互作用都不是附加的和瞬時的，而展示了記憶。正是物理學所處理對象的非歷史性使牛頓的大綱具有簡單的數學描述的可能性。確實，正是生命對象的歷史特征使生物現象具有唯一的和復雜的特點”[9]。
其次，個體群思維。所謂本質論思維就是把所有的變異都看作是對理想類型的偏離，看作是由于暫時的干涉力量所導致的畸變，因此，為了集中在現象真實的本質上，本質論思維就把基本類型和它們的具體例子之間的差異看作是某種可以忽視的東西。經典物理學是本質論思維的避難所，其反映就是對質點模型的追求，“質點具有間斷性、穩定性和單一性，它在力學體系上的成功曾經顯赫一時。然而，質點模型直接同生物界絢麗多彩、千姿百態的多樣性相對立”[10]。個體群思維是達爾文革命的重要成果，在達爾文之前，生物學家即使承認變異，也是停留在物種層次上，正是達爾文把它定位到個體水平。因此，個體之間的差異是基礎性實在本身，而不是對不變的基礎性實在的偏離，正是由于個體之間的差異和多樣性，演化才能得以發生，這是演化科學誕生的基礎之一。
最后，有機和不確定性。盧卡認為，這是達爾文對現代科學最重要的貢獻。“達爾文提出了一種新的綜合體系，它包括生物現象的不確定性，對復雜的和層級過程的理解，以及絕對預測不可能的證實”[11]。正如達爾文自己所說，他不相信必然發展的規律，達爾文“是科學史上第一位向決定論自然觀表示懷疑的科學家。在此意義上，20世紀量子力學中的哥本哈根學派可以說是淋漓盡致地發揮了達爾文的思想觀點……同經典時代的告別從達爾文開始，這是生物學思維嶄露頭角的標志”[12]。這種生物學思維實質上就是有機整體論的思維，其科學地位在19世紀末２０世紀初的物理學大革命中最終得到了確立。
以量子力學和相對論為開端的現代物理學的發展本質上與達爾文革命具有一致性，而且，與受簡化論支配的20世紀50至80年代的主流生物學相比，現代物理學的許多重要思想對演化經濟學可能更有啟發意義。但由于達爾文在生物學中首先引入了這些革命性的思想，而且，由于生物系統比物理系統更為復雜，達爾文主義這個標簽比現代物理學包容了更多的歷史觀，所以，我們使用達爾文革命總稱這些世界觀的變化，使用生物學類比泛指與機械類比相對立的思維模式，而不含有任何以生物學理論作為判斷標準的看法，按照漢密爾頓的看法，它反映的是牛頓主義和達爾文主義對人類思維習慣深遠的影響。目前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和歷經坎坷的演化經濟學就分別是牛頓主義和達爾文主義這兩種不同思維模式的產物。
經濟思想史研究業已說明，新古典經濟學的產生是它盲目地崇拜經典物理學成就滯后影響的產物。魏特寫道，在19世紀下半葉，在兩個不同的學科幾乎同時發生了庫恩式的“科學革命”，一個是自然史中或科學中的著名的“達爾文革命”，另一個是經濟學中的“邊際革命”，這種巧合確實是對歷史的諷刺，因為不可能再有比這兩種革命所追求的目標更對立的。邊際革命“受到杰文斯創造‘效用和自利力學’科學并使經濟學適合牛頓科學觀的思想的鼓舞。相應地，他們從重力系統的經典力學中引入基本概念，它又進一步被簡化為只集中在靜止狀態——（總體）市場均衡，而非實際的市場過程。市場均衡不僅被看作是所有個體計劃相互相容的一種狀態，而且也是一種所以行為者的效用達到最大化的狀態，受到相互強加的約束的制約——經典力學中均衡概念的雙重表述——在經典力學中靜止狀態與最小自由能聯系在一起”[13]。
尼古拉斯·喬治斯庫—羅根對新古典經濟學及其現代發展做出了如下評論，“正當杰文斯和瓦爾拉開始為現代經濟學奠基時，物理學一場驚人的革命掃蕩了自然科學和哲學中的機械論教條。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學’的建筑師，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設計師，看來都沒有及時地覺察到這種沒落。”[14] 魏特也認為，經濟理論主要關心的是經濟的均衡力量和最優狀態，而無所不在的變化基本上被忽視了，這是現代科學實踐的一個謎題。邊際革命所確立的是一種倒退的、牛頓主義的和反歷史的經濟學主流。在過了一百年之后，現在是否到了逆轉這種趨勢的歷史時期？魏特指出，經濟學現在確實有很好的理由做出類似于達爾文革命的范式革命。
演化經濟學發展的最初動機之一來自于演化經濟學家們的信念：經濟學應該更多地類比于生物學而非物理化學，他們自然會贊同馬克思的看法：“經濟生活呈現的現象，和生物學的其他領域的發展史頗相類似”[15]，不同意新古典的“經濟學同物理學相類比則更為恰當”[16]的看法。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關系源遠流長，可以遠溯至18和19世紀。在20世紀末以前，經濟學與生物學的交互影響主要是通過隱喻和類比實現的，以下兩節就對演化經濟學中有關達爾文主義的新認識做出概述。然而，對于經濟的演化解釋來說，達爾文主義并不僅僅是類比關系，其本體論意義更為重要，正如梅特卡夫指出的，“演化解釋內在地不是生物學解釋，演化理論具有獨立其應用領域的自身邏輯”[17]， 2002年，霍奇遜的一篇論文就直接使用了如下題目：“達爾文主義：從類比到本體論”，本文最后一節將就它對演化經濟學的意義做出說明。
二、達爾文主義、新達爾文主義與拉馬克主義
現代演化經濟學中占統治地位的觀點是：生物演化是達爾文的，而社會經濟演化則是拉馬克的。在生物學中，拉馬克主義被認為是不能成立的。然而，根據人類知識的統一性原理，一個領域的解釋必須與另一領域的解釋相一致，我們有可能既是社會經濟演化的拉馬克主義，同時又是生物演化的達爾文主義嗎？如果有可能，這兩者之間是否存在矛盾？它們之間如何相統一？特別是道金斯在20世紀80年代初提出了“普遍達爾文主義”的命題：達爾文的某些基本原理可以應用于從心理學到宇宙論等非常廣泛的現象，這是對演化經濟學中占統治地位觀點的否定嗎？這個問題在演化經濟學的發展中一直懸而未決，霍奇遜和克努德森(Knudsen,T)的最新研究解決了這個問題，社會經濟演化在一般意義上更是達爾文的，拉馬克主義應該嵌入達爾文主義，達爾文主義是演化系統的一般理論，演化經濟學的發展要以此為基礎，本節將概述霍奇遜和克努德森的這些研究成果[18]。
新達爾文主義是經典達爾文主義和孟德爾遺傳學相綜合的產物，所以它又被稱為“進化綜合論”，它是現代進化生物學的主導學說。經典達爾文主義關注的焦點是“有機體中心觀”，而孟德爾遺傳學革命則使新達爾文主義移向了“基因中心觀”，因此把自然選擇定義為基因型再生產的不同，它涉及兩個獨立的過程：遺傳傳遞；后成的（epigenetic）表現型與環境的交互作用，這包括對基因型和表現型狀態空間、遺傳和后成過程以及遺傳和后成過程關鍵性聯系的描述。表現型是指實際展現（和可觀察）的有機體特征，而基因型是指作為基礎的信息集合，它包含著有機體賴以發展而非決定性的指令。一般地說，新達爾文主義的焦點集中在變異、適應和遺傳的過程，但完全排除了拉馬克獲得性遺傳的可能。根據新達爾文主義模型，從體細胞到基因的遺傳反饋由于魏思曼 “屏障”被阻斷，魏思曼 “屏障”是指排除拉馬克遺傳的分子壁壘。在其現代形式上，魏思曼 “屏障”轉變成了中心法則，信息可以從DNA和 RNA向蛋白質流動，但反向則不成立。在生物演化中，為什么獲得性特征不能改變基因呢？據認為，魏思曼屏障存在的理由就是遺傳密碼不得不防止大多數外部的影響，否則有價值的遺傳信息將被玷污或喪失。因為這個理由，遺傳信息基本上不得不是惰性的和沒有反應的。后來，英國生物學家沃丁坦（Waddington,C.） 對基因的保守性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如果它能被所有類型的環境影響所改變，不久它就會成為停滯不前的無價值的東西。因此，拉馬克主義與新達爾文主義的關鍵性區別是，拉馬克主義認為，作為遺傳基礎的指令集（生物基因或社會規則）可以被修改并被遺傳，而新達爾文主義則認為不能被修改。此外，正如納爾遜和溫特以及免疫學家斯蒂爾（Steele）強調的，拉馬克解釋有一些可能的特征，如目的性、新變異的及時出現等。
克努德森概述了新達爾文主義的解釋框架，他寫道，基因型和表現型在進化生物學中是最基本的建筑板塊，在任何時點上，生物群體的狀態可以用表現型的分布狀態和基因型的分布狀態加以描述，但兩者的變化必須聯系起來。一種典型的觀點是把它分為兩個基本的和獨立的亞過程：第一，由于表現型和環境交互作用所導致的不同生存；第二，通過基因型復制，表現型存留到下一代，所要闡明的就是變異如何經由自然選擇并通過無數世代的累積效應所導致的演化。按照這種說法，演化既包括表現型的改變（新變異或新特征的擴散），又包括遺傳世系的歷史，因為除了表現型特征的改變外，就變異的起源來說，它也包括其歷史，演化并不等于自然選擇。這使恩德勒(endler,1992)把演化定義為一種過程，它包括自然選擇和其它過程，如產生新變異的遺傳漂變（genetic drift）。因此，演化解釋包括兩部分：（1）自然選擇，（2）世代之間累積變化的歷史過程。自然選擇只取決于目前的生態和遺傳條件，換言之，它是非歷史的。而且，自然選擇沒有必要意味著演化，因為累積的遺傳變異很有可能導致演化穩定均衡。
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達爾文主義”被看作是一種反對拉馬克獲得性遺傳的理論。然而，達爾文在《物種起源》和其他著作中確實曾考慮過獲得性遺傳的可能性。霍奇遜指出，如果按照新達爾文主義過分狹窄和被廣泛接受的定義來衡量，達爾文自己就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達爾文主義者。霍奇遜和克努德森都指出，達爾文主義是一個更寬廣的概念，它包括新達爾文主義和拉馬克主義的可能性。拉馬克主義和新達爾文主義在邏輯上是不相容的，但兩者卻可以納入到統一的達爾文主義框架中。霍奇遜認為，達爾文主義是有關復雜或有機系統演化的因果理論，它可以廣泛地被定義為建立在變異、選擇和連續性（包括遺傳）原理基礎上的演化解釋。克努德森寫到，達爾文“通過自然選擇的演化”這種核心思想只用”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 帶有飾變的由來）這三個英文單詞就可以加以總結，根據杜海坶的看法，“帶有飾變的由來”意味著任何系統的演化都要滿足下列系統要求：（1）傳遞單位，（2）變異的來源，（3）傳遞機制，（4）轉變過程，（5）孤立來源。按照這五種系統要求，演化理論意味著，“某種被遺傳和被修改的東西（需要1）；這些東西被遺傳的某種連續性機制（需要3）；某種修改過程，藉此保證新奇和變異的某種來源（需要2）；孤立和非連續的來源（需要5）允許差異在剛出現的子系統被積累，因此最終導致多樣化。達爾文主義的這些系統要求沒有與任何特定的遺傳模型（無論是拉馬克的還是新達爾文主義的）聯系起來，它是演化解釋所要求的一般性因果結構，可以被應用于所有演化系統，其解釋力就在于它的完全性和一般性。
由于達爾文主義解釋框架的一般性，所以拉馬克主義要嵌入達爾文主義問題。為什么？霍奇遜對此提出了以下兩點理由。首先，拉馬克主義假定，獲得的并被遺傳的新特征是有機體對環境的適應。道金斯研究了這個由拉馬克假定所引出的問題，他寫到，“獲得性特征被遺傳倒是挺好，可是并不是所有獲得性特征是改進的。事實上，它們的大多數是有害的”，因此，有必要解釋為什么不利的獲得性特征沒有累積到導致滅絕，也有必要解釋為什么某些獲得性特征是改進的。基本上，拉馬克主義沒有解釋為什么改進而非損害被遺傳。因此，對于任何能夠站得住腳的拉馬克理論來說，達爾文的自然選擇都是必要的補充。從這點來看，達爾文主義和拉馬克主義要相互吻合，然而，按照道金斯的看法推論，這兩者的互補是非對稱的，拉馬克主義需要達爾文主義作為解釋支架，反方向則是不成立的。其次，對于有機體為什么尋求對環境的適應必須提供因果解釋。拉馬克假定它是有機體的目的所支配的，但對這種目的性的起源沒有提出解釋。拉馬克理論存在著一個需要達爾文的或其他的解釋所填充的空白。達爾文主義按照基因型隨機變異的再生產解釋了為什么有機體尋求對環境的適應，它也提出了對目的性和意圖的演化解釋。因此，即使獲得性特征是可以遺傳的，拉馬克主義也再次需要達爾文主義作為解釋支架。
總的來說，霍奇遜和克努德森都認為，拉馬克主義和達爾文主義既不是對立的，也不是相互排斥的，拉馬克主義對獲得性遺傳的發生沒有提供因果解釋，所以拉馬克主義應嵌入達爾文主義。然而，這種嵌入會不會對達爾文主義產生威脅？霍奇遜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如下闡述。19世紀90年代，美國生物學家鮑得溫(Baldwin, J) 和英國生物學家摩根獨立地提出了在達爾文框架內解釋快速演化步伐的問題。當時這是一個迫切的問題，因為拉馬克主義者對達爾文主義提出的反對是：如果沒有獲得性遺傳，演化的發生就太緩慢和雜亂無章了，拉馬克主義者聲稱，達爾文主義有關變異的“盲目”和“隨機”原理不能解釋生物演化的速率和效應。鮑得溫和摩根為了駁斥拉馬克主義者，提出了沒有獲得性遺傳的演化也可以加速的觀點，這被稱為“鮑得溫效應”。1969年，沃丁坦復活了這種思想，并把它命名為遺傳吸收理論，其基本看法是：獲得性特征不能被遺傳，但這并沒有排除獲得某種特征的能力的遺傳。例如，如果我們從事手工工作，我們的手掌就會變厚。雖然我們的孩子沒有被遺傳額外變厚的皮膚，但通過基因，我們把手掌對手工工作做出反應從而變厚的能力傳遞給了后代。隨著時間推移，考慮群體作為整體，自然選擇將有利于皮膚增厚的遺傳傾向，相應地，獲得性沒有直接被遺傳，但通過自然選擇，獲得那種特征的能力在作為整體的群體中卻提高了。
霍奇遜認為，這種遺傳吸收理論在微觀傳遞層次上沒有破壞魏思曼屏障，與達爾文主義是相一致的，而且它也沒有對生物學中的拉馬克主義給予支持，實際上，它發展的原動力是對拉馬克主義的反對。然而，遺傳吸收理論在宏觀或群體層次上卻產生了一種新的“突現”特征。因為獲得增厚皮膚的能力隨時間推移提高了，所以，我們在群體層次上能觀察到更快和更廣泛的皮膚變厚的擴散。在群體層次上，突現的特征和過程具有“準拉馬克”特征，但它不涉及微觀個體層次上的拉馬克遺傳。遺傳吸收[19]理論給我們提供了兩個重要啟示。第一，群體層次上“突現”特征的存在警告我們，不要急于把拉馬克主義的標簽應用到社會經濟演化上，從宏觀層次上看似拉馬克遺傳的在微觀層次上可能并非如此。第二，遺傳吸收理論顯示了復雜系統的層級本體論，在不同本體論層級上，存在著不同種類的演化過程，這需要特定的理論，但相互之間不能存在矛盾，達爾文主義提供了這樣一種適應性非常強的一般性理論框架，被稱作為“普遍達爾文主義”。
三、普遍達爾文主義
自20世紀90 年代以來，在生物學及其相關領域中，圍繞著達爾文主義主題，涌現出了許多新思想和新學說，雖然剛開始它們不免被看作是異端學說，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其解釋的合理性得到了越來越多的認同，這使普遍達爾文主義的命題得到加強。筆者在本節首先概要介紹自組織與達爾文主義之間的關系，然后簡要評論普遍達爾文主義對經濟學的意義。
根據韋伯和迪普的看法，在生物學思想史上，存在著遺傳或（新）達爾文主義的兩種分支：“英國分支”(English wing) ，它是從費舍的著作中發展出來的，它贊同獨立于情境（或脈絡）的個體基因適應值，另一種是從杜布贊斯基的工作中獲得靈感的“美國分支”（American wing），它強調了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遺傳相對性（相互依賴）原理。英國分支在戰后成為新達爾文主義的主流，我們在上節的討論主要是以這種主流觀點為基礎的。但韋伯和迪普指出，按照杜布贊斯基的觀點，保存變異的機制面臨選擇的壓力。由于這種原因，杜布贊斯基把雜種優勢看作是內在適應的。而且，他假定，適應能力——創造和保持變異的更高層次的特性——其本身就是演化的適應。因此，新達爾文主義這兩個分支的區別就是：當英國分支使因果效驗以“自私的基因”為根據，從而變成基因中心的簡化論時；現代演化綜合的杜布贊斯基分支為選擇在各種層次上起作用的“擴展的綜合”而辯護，這種觀點由偶然性、自組織和不適應論的結論所補充[20]。
澄清生物學思想史上新達爾文主義的這兩種分支，對于普遍達爾文主義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1961年，雅各布和莫諾展示了基因庫中的大部分秩序是遺傳排列自組織的結果，這是新達爾文主義主流框架所不能容納的，因為后者把生物個體之間的生存斗爭看作是演化的主要原因，忽視了自然選擇的基礎——基因變異的自組織。自組織理論首先是在非平衡熱力學中由普利高津等發展起來的，布洛克(Brook, D.)和威利(Wiley, E.)等[21]試圖通過結合熵定理等熱力學見解把演化理論一般化。1993年，考夫曼強有力地論證了自然選擇不能單獨地解釋復雜有機體的起源。然而，在生物演化問題上，自組織和熱力學模型的應用遭到了英國達爾文主義的元老史密斯的強烈反對。相反，由于強調有機體是其世界積極的創造者，新達爾文主義的美國分支卻歡迎這種擴展，正如萊文特恩寫到的，“與其交互作用的情境撕裂開的單一地點的適應概念對進化遺傳學真正問題的相干性，正如要理解人類的社會政治演化卻把對個人心理孤立于社會環境之外的研究一樣”[22]。韋伯和迪普寫道，畢竟，DNA自身不能單獨復制，它自身也不能制造蛋白質。這些活動只有在一種由細胞組成的、新陳代謝和發育的情境中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說，它處于耗散動能學和信息記憶的情境中。在這種實際的生物情境中，斷言基因包含了對其它被動的和惰性的細胞機器發出指令的所有信息不僅是虛假的，而且也是無條理的。自分子生物學革命以來，控制論模型已使我們在這個問題上誤入歧途[23]。
目前，自組織理論的發展豐富了達爾文主義，正如霍奇遜指出的，自組織理論的發展只是對自然選擇理論的修正而非否定，自組織是演化過程重要的組成部分，但并不能替代自然選擇。不可否認，自組織理論的發展已使人們關注的焦點從選擇機制轉移到變異和新奇創生的自組織機制上，但這沒有降低選擇機制的重要性。這與道金斯的看法是一直的：如果生命存在于宇宙中其它的地方，它也將遵循達爾文的變異、遺傳和選擇原理。即使存在著非常不同的遺傳系統，包括拉馬克的獲得性遺傳，對演化過程的連貫解釋仍將需要達爾文理論的關鍵性要素。只要一個群體具有不完全遺傳的特征，而且這種遺傳并不都是具有生存的潛能，那么，達爾文演化將發生。齊蔻（Cziko，1995）意味深長地把這種對“普遍的選擇理論”的承認描述為“第二次達爾文革命”。按照這種觀點，達爾文演化并不只限于基因，其本質是需要某種遺傳機制。在地球上，DNA具有復制能力，但是，其它“復制者”可能在地球上或其它地方存在著。一個重要的例證是，人類交流、適應環境和模仿的行為使習俗、慣例、習慣和思想的復制和遺傳成為人類社會經濟系統的關鍵特點。所以，自然選擇[24]和演化的達爾文主義不應被看作是為生物學特定的目的所發展的概念，而是為生物學、經濟學和其它社會科學等所提供的一種新的概念結構和框架。因此，對演化經濟學來說，達爾文主義并不是生物學類比，而是揭示了社會經濟實在的一般特征，換言之，達爾文主義對演化經濟學是本體論意義上的。
因此，普遍達爾文主義是反簡化論的，強調“層級上結構化的演化理論”，這是與批判實在論科學哲學[25]是一致的。簡化論可以被定義為這種觀點：復雜現象的所有方面都必須按照某種基本的層次來解釋，不存在獨立的分析層次和它所賴以建立的“突現”特征。簡化論一直困擾著經濟學和生物學，在經濟學中，個人主義分析方法是簡化論的突出表現，“尋找宏觀經濟學堅實的微觀基礎”這種提法也反映了簡化論的精神；在生物學中，遺傳決定論是簡化論的典型代表。作為反簡化論的普遍達爾文主義具有以下兩種含義。首先，它不像貝克爾等新古典經濟學家所推行的“經濟學帝國主義”那樣，試圖用單一的一套原理完全地和排它地解釋廣泛的現象，相反，普遍達爾文主義認為，各學科領域必須發展其特定的和輔助的解釋。其次，普遍達爾文主義反對用生物學術語解釋所有的現象。達爾文演化的普遍性并不意味著所涉及的過程總是遺傳上的變異和選擇，當遺傳演化存在時，這并沒有排除在額外本體論層次上對不同實體產生作用的額外的演化過程。“層級上結構化的演化理論” 意味著在生物和人類社會等每一層級上都存在著不同的選擇單位，較高層級的演化不能完全用低層級上的演化過程來解釋[26]。
因此，對社會經濟演化過程及其“突現”特征，普遍達爾文主義并沒有提供詳細的因果解釋，演化經濟學必須發展與生物學等領域相當不同的、具體的和特定的理論。許多演化經濟學家已注意到社會經濟演化與生物演化在機制上的不同，霍奇遜做了如下總結。例如，與DNA復制的高精確度相比，習慣、慣例和制度這些社會經濟的復制者就其自身來說是不完全的復制。社會經濟選擇不只是在代際之間發生，而且，它也是在社會經濟單位的生命期產生的，社會經濟演化中的選擇沒有必要總是涉及到某種選擇單位的滅絕。自然演化中的世系典型的是分離的和趨異的，而在社會中，世系間存在著信息的傳遞、結合乃至趨同。與自然中大多數選擇所發生的環境長期穩定相比，社會經濟選擇的環境常常是快速變化的。在社會經濟領域中存在著拉馬克獲得性遺傳的可能，而在生物遺傳演化中這基本上被排除了。因此，演化經濟學可以在達爾文主義的指導下，發展變異、復制和遺傳的相關概念，深化社會經濟演化機制的研究。
四、生物學類比、本體論思考與演化經濟學的發展
在演化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生物學隱喻和類比起著重要作用，特別是在早期階段。然而，由于人類社會和生物世界存在著巨大甚至是質的差別，隱喻和類比必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達爾文主義或演化是本體論意義上的，因此，演化經濟學更深入的發展需要擺脫生物學隱喻和類比的限制。事實上，正如熊彼特和馬克思的理論一樣，沒有打上生物學隱喻和類比烙印的社會經濟演化理論完全是可能的，關鍵是本體論思考。我們首先說明隱喻和類比的重要性，然后進一步討論，演化經濟學更深入的發展為什么需要擺脫生物學隱喻和類比的限制。
對于隱喻和類比在科學理論創造中的作用，恐怕沒有任何事例比馬爾薩斯《人口論》對進化論形成的影響更能說明問題了。達爾文在他的自傳中寫到，“在1838年10月，（也就是在系統研究十五個月之后）我為了消遣，偶爾翻閱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當時我根據長期對動植物習性的觀察，已經有了一定的準備，可以正確認識生存斗爭。我馬上聯想到，在這種情況下，有利的變異會趨向于保存下來，而不利的變異將被淘汰，這一結果將導致新物種的形成”[27]。令人驚奇的是，生物進化論的共同建立者華萊士也談到了類似的經歷，他在馬來西亞患瘧疾期間，“一天, 某種東西使我回憶起了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我是在十二年前讀到它的。我想到了他對縮減人口‘積極控制’的明確闡述，我那時想到這些原因或其類似的東西在動物情況下也持續地起著作用”[28]。有研究者認為，“生存斗爭”的隱喻有助于達爾文從既有的生物學思想和理論中解放出來，而且，如果沒有隱喻，達爾文理論的許多重要方面就無法表達。因此，我們可以說，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在達爾文革命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隱喻和類比在科學理論的創造中為什么是如此重要呢？我們知道，許多著名的科學家都強調了想象、靈感和直覺在科學創造中的作用，日本著名科學家湯川秀樹進一步討論了這些因素如何通過類比產生了創造性的思維。他指出，“我們已經知道，科學中有兩種思維方法。一種是由培根提出并有伽利略卓有成效地運用了的歸納法。它是從比較或多或少相似的經驗或實驗結果開始的。另一種是笛卡爾在指導自己思維活動時自覺地運用了的演繹法。然而，很難發現在這兩種方法中能夠使人類思維成為真正創造性的根源何在，盡管我們很熟悉這兩種方法……作為一種創造性思維的形式的類比的實質是可以簡單敘述的。假設存在一種什么事物是一個人所不能理解的。他偶爾注意到了這一事物和他理解得很清楚的另一事物的相似性。他通過將兩者比較可以理解在此刻之前尚不能理解的那種事物。如果他的理解是恰當的而且還不曾有別的人得到這樣的理解，那么他就可以宣稱他的思維確實是創造性的。”[29]
霍奇遜在前人對這個問題研究的基礎上，總結了隱喻在理論創造中的作用。首先，隱喻涉及到對實在的信念而不只是詞語本身的含義。當把類似但不同的概念框架并列時，隱喻通過交互作用產生了新奇的語義學情境，如對社會經濟理解的機械和生物學隱喻反映了不同的世界觀。其次，隱喻可以使我們受到猛然一擊，轉向新的思考方法。筆者認為，隱喻和類比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辨證思維賴發揮作用的基礎，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辨證法之所以“對今天的自然科學來說是最重要的思維形式，(是)因為只有它才能為自然界中所發生的發展過程，為自然界中的普遍聯系，為從一個研究領域到另一個研究領域的過渡提供類比，并從而提供說明方法。” [30]
但是，彭羅斯[31]等一些學者卻反對生物學隱喻和類比在經濟學中的運用，魏特對此也持懷疑態度，因為他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機械類比對經濟科學的發展所造成的危害印象太深了。然而，勞森在2003年的新著中卻指出，如果從本體論思考入手，彭羅斯的觀點實際上對生物學隱喻和類比沒有提出什么實質性的異議。彭羅絲寫到， “在對人類事物中的經濟和社會現象尋求基本解釋的時候，經濟學家們，更一般的，社會科學家們將被勸告用他們自己的術語直接處理他所面臨的問題；而不是通過把總括的生物學模型強加于其上而間接地與他的問題打交道”[32]。勞森認為，彭羅絲在這里提出的只是這種論點：如果沒有考慮它們對社會領域的潛在相關性，那么外部強加的模型和隱喻可能是沒有幫助的。因此，勞森提出，演化經濟學在進行生物學隱喻和類比時，需要在批判實在論社會活動轉變模型的觀念指導下來進行；更一般地，在從其它學科引入隱喻和類比時，經濟學家們如果根據他們從社會實在的性質中獲得的（不斷更新的）見解，不斷地提出和重新提出理論和模型，他們可以從中大獲裨益。按照勞森的看法，演化的經濟社會本體論思考對演化經濟學的發展是關鍵性的。
筆者認為，在經濟學觀念的轉變和演化經濟學的早期發展方面，生物學隱喻和類比確實具有重要的啟發價值，而且，演化經濟學更深入的發展仍需要從進化生物學的進展中吸收靈感。然而，如果把注意力過分地放在這些方面，事情很有可能就向相反的方面轉變了：隱喻和類比變成了緊身衣，而不是解放性的“觸媒”或“催化劑”。筆者猜測，雖然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演化經濟學又開始重新繁榮起來了，但對生物學隱喻和類比的刻意追求可能束縛了演化經濟學重大理論的創造。福斯特和魏特對達爾文框架的質疑雖然根據不足，但隱約透露出了演化經濟學掙脫生物學類比“緊身衣”的傾向。現在，對演化經濟學家們來說，一個較普遍的共識已達成：演化解釋內在地不是生物學解釋而是本體論意義上的。但是，問題是如何理解演化解釋的本體論意義。我們前面已提到，演化經濟學可以在達爾文主義的指導下發展與變異、復制和遺傳相關的經濟學概念，但這樣做是否仍受到生物學類比“緊身衣”的束縛？我們能否超越達爾文的“三位一體”原理，從達爾文革命更廣泛的哲學意義上，構建演化經濟學的概念體系？對演化經濟學的未來發展來說，這個問題仍是懸而未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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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西方經濟學（制度與演化經濟學基礎理論）最新發展研究(02CJY013)
[2] 古爾德：《自達爾文以來：自然史沉思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序言第1-3頁。
[3] Hodgson, G.M., ‘Darwin, Veblen and the Problem of Causality in Economics’, in Hist. Phil. Life sci., 23(2001), 385-423.
[4] EVA M. Neumann, The Gene Is Dead- Long Live the Gene! Conceptualizing Genes the Constructionist Way, in Koslowski, P. (ed.) Sociobiology and Bioeconomics: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in Biological and Economic Theory, Springer,1999, pp.57-58.
[5] Khalil, E. L., Neo-classical Economics and Neo-Darwinism: Clearing the Way for Historical Thinking, in Hodgson, G.M., Economics and Biology, Edward Elgar, 1995.
[6] Hodgson, G.M.,Darwin, Veblen and the Problem of Causality in Economics, in Hist. Phil. Life sci., 23(2001), pp.385-423.
[7] 在過渡經濟學中，中俄轉軌路徑的巨大差異不自覺地反映了這兩種不同的思維模式或世界觀，見拙文《批判現實主義、制度主義與比較經濟學的新視野》，載張仁德等著：《新比較經濟學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6頁。筆者據此認為，演化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具有深厚的文化和經濟改革實踐的基礎。
[8] Hamilton, D., Newtonianism and Darwinism in Economic Theory, in Hamilton, 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1.
[9] 轉引自Hodgson, G.M., Darwinism in Economics: From Analogy to Ontology,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02, 6, pp.262.
[10] 陳蓉霞：《進化的階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80頁。
[11] Louca, F., Turbulence in Economics, Edward Elgar, 1997, p.17.
[12] 陳蓉霞：《進化的階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84-85頁。
[13] Witt, U., The Evolving Economy: Essays on the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Economics, Edward Elgar, 2003,p.141.
[14] Georgescu-Roegen, N., 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2-3.
[15] 馬克思：《資本論》，第23頁。
[16] 錢穎一:《理解現代經濟學》, 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2年，第2期，第5頁。
[17] Dopfer, K (e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Program and Scope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001, P.49.
[18] 除了注明出處外，本節以及下節的大部分概述都是來自：Hodgson, G.M., Darwinism in Economics: From Analogy to Ontology,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02, 6. 霍奇遜和克努德森在以下著作中的兩篇論文：Laurent, J., and Nightingale J. (eds.) Darwinism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01.
[19][19]
[20] Weber, B. H. and Depew, D. J., Does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Refute the Neo-Darwinian Synthesis? In Koslowski, P. (ed.) Sociobiology and Bioeconomics: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in Biological and Economic Theory, Springer,1999, pp.57-58.
[21] Brook, D. and Wiley, E., Evolution as Entropy: Towards a Unified Theory of B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6.
[22] 轉引自Weber, B. H. and Depew, D. J., Does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Refute the Neo-Darwinian Synthesis? In Koslowski, P. (ed.) Sociobiology and Bioeconomics: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in Biological and Economic Theory, Springer,1999, p58.
[23] Weber, B. H. and Depew, D. J., Does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Refute the Neo-Darwinian Synthesis? In Koslowski, P. (ed.) Sociobiology and Bioeconomics: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in Biological and Economic Theory, Springer,1999, p58.
[24] 克努德森指出，“最近，我們可以看到，有兩個非常不同的選擇概念在科學中被使用。這兩個概念都是一般性的概念，完全沒有特定的生物學內容。第一個概念是子集選擇，它是指按照某種偏好標準，從一種集合中選擇要素的一個亞種集合，如家庭主婦從當地市場出售的蘋果中所進行的選擇。第二個概念是達爾文選擇，在達爾文選擇中，后代不是父母代的子集。達爾文選擇應用于復制中的群體，在其中，連續性是由遺傳所保證的，而子集選擇應用于連續性是由子集同一性所保證的群體。在達爾文選擇中，每種復制都有創造新變異的可能，而子集選擇排除了新變異的可能性。因為這個理由，具有潛在無限演化的生物和社會系統都可能涉及到復制過程”。 Knudsen, T., Economic Selection Theory,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 2002, 12, p.444-445.
[25] 參看拙文：《批判實在論：經濟學方法論的新發展》，自然辯證法通訊，2004年第2期。
[26] Hodgson, G.M., Darwinism in Economics: From Analogy to Ontology,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02, 6, pp.270-273.
[27] 轉引自古爾德：《自達爾文以來：自然史沉思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4頁。
[28] 轉引自Nicita, A. and Pagano, U. (ed)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Diversity, Routledge,2001, P.2.
[29] 湯川秀樹：《創造力與直覺》，轉引自馬小兵選編：《理性中的靈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193頁。
[3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66頁。
[31] Penrose, E.T., Biological Analogies in the Theory of the Fir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2, 42(4): pp 804-819.
[32] 轉引自Lawson, T., Reorienting Economics, Routledge,2003, P.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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