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底至8月初，以美國兩黨“提限”、“減赤”政治糾紛以及標準普爾降低美國主權信用評級為誘因，國際金融危機再度爆發，危機由“私人債務國家化”的“上半場”進入“國家債務國際化”的“下半場”。在這個過程中，國際金融會加劇動蕩，風暴中心的美債危機將全球經濟置于“美元危墻”之下。作為美元債券最大持有國的中國，所擁有的3.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資產的安全和保值，也面臨著嚴峻考驗。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爆國際金融危機，表面看是一次國際性金融海嘯，實質是資本主義制度與體系的一次“內破裂”。美國華爾街將品質低劣的次級甚或垃圾債券，與優質資產混裝打包，貼上“AAA”信用等級，兜售給世界投資者。危機發生后，美國與其他經濟大國利用自身優勢，將危機代價轉嫁給小國、弱國，給后者造成一系列危機，導致國家之間互不信任。

　　現在，60%美國國債由美國人持有，40%由外國人持有。但是，美聯儲供給的美元只有30%在國內流通，而70%在國外流通。全球化下的危機關頭，美國最經濟的政策工具依舊是開動印鈔機，美其名曰“量化寬松”。盡管量化寬松對提振美國實體經濟進而增加就業的實際效果小，但是對促使美元貶值進而變相賴賬的實際影響大。而且，過剩的流動性大部分涌向國際市場、新興市場，不斷向全球經濟注入風險和不確定因素。

　　相比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本次危機中，相關儲備貨幣國家拋棄貨幣紀律，向市場無止境投放天量貨幣，最終很可能以主權信用貨幣大危機而結束，世界經濟也會因流動性嚴重過剩而出現衰退。因此，在各類危機中，信用貨幣危機將可能成為未來經濟危機的中心，而美元勢將成為危機中心的核心。由巨額美元債券資產組成的中國外匯儲備，絕不可毫無保障地立于“美元危墻”之下。

　　過去30多年，中國借助美元金融體系和美國主導的國際分工體系，進入國際市場，利用國際資源，為中國外向型經濟增長、和平發展換取空間和時間。但是，這種外向型經濟發展，看起來為中美建立起“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相互依賴，實質與美國形成了較為嚴重的不對稱依賴，即中國對美國的依賴遠遠大于美國對中國的依賴。

　　中國不僅在資金、市場、技術與品牌，而且在國際體制、秩序甚至人才上，都形成了對美國或深或淺的依賴。在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下，中國一時很難擺脫這種依賴。相反，美國對“中國制造”的依賴相對容易被替代，對中國資金的依賴卻使中國這個債權國反而被深深套牢。在這個意義上，3.2萬億美元的中國外匯儲備面對的風險，因這種不對稱依賴而更趨加深。

　　現實環境中，國家外匯儲備首先要尋求安全性，而不是盈利性。發展中國家的資產放在西方發達國家手里，其安全保證非常脆弱。多年來，西方國家可以任何一個借口，凍結甚至沒收他國在本國的外匯資產。因此，控制和相機減持美國國債、美元債券，是當前國際金融環境下一國維護自己所持美元外匯儲備安全的必然選擇。

　　近年來，中國不斷持有甚至增持美元債券，一個似乎很充分的理由就是“減不動”，因為中美之間形成了“危險的恐怖平衡”，因為“中國沒有選擇”。這完全是一個似是而非的判斷。實際上，中國外匯儲備依舊有很好的解決辦法，根本不存在所謂“減不動”的問題。

　　次貸危機爆發后，美國政府通過“私人債務國家化”，持有大量美國企業的股票。中國可以要求“債轉股”，將所持美元債券“置換”美國政府手中持有的援救企業股票，進而“置換”為波音、微軟等美國500強企業的優先股。美國國內基礎設施老化，公共交通不足，中國或可將部分國債轉換成為這些基礎設施的投資股份。當然，長期以來，美國一直追求國土的絕對安全，美國不會爽快答應中國的“債轉股”。但“是否行得通”與“是否嘗試過”完全是兩回事，我們需要在這方面鍥而不舍地反復嘗試、研究、尋找乃至創造機會。

　　美國長期經濟趨勢研究所所長邁克爾·赫德森一直不滿美國的金融霸權，他心急中國的疲于應付而如此獻策，“用手里的美元買在中國的美國公司”，“買回我們的銀行，買回我們的企業”。這可看做是中國用持有的美元債券“置換”美國政府手中持有的援救企業股票的合理延伸。

　　相關部門和專家會擔心此舉有“國有化”之嫌，可允許中國民營企業“購買”美國及其他西方在華企業股份。目前，外資企業在華投資資產大約3萬億美元，若能置換1萬億～1.5萬億美元的股權，即可顯著降低外匯儲備縮水以及未來外資大規模從中國撤離的風險。不僅可以有效防范外匯儲備被美國稀釋的風險，還可極大改善中資企業經營環境，提升國家安全。(江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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