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評家的“光環”與信用評級的“神壇”　　

  清湖漁夫　　

因為在次貸危機前給于兩房債券3A評級，美國三大信用評級機構的職業地位和道德受到全球市場的普遍質疑和批評。短短的三年多時間里，人們也不乏對信用評級問題的討論，有關國家就信用評級的被濫用問題采取了一些措施；然而固有的問題并沒有變得煙消云散。從近期的信用評級機構行為與市場的關聯來看，美國三大信用評級機構對市場運行仍然有巨大影響力。三大信用評級機構繼續鼠走蛇行，反復上演種種鬧劇，只能說明人們對信用評級問題的理解還停留在主流經濟學的思維范疇，仍沒有切中要害和實質，因而相應的對策失效。　　

透視股評家這個市場中最常見而又引人注目的角色，對我們重新理解信用評級問題或許有相當大的幫助。在人們的并不久遠記憶的莊股時代，有市場影響力的股評家還有另外一個稱謂——“莊托”，在股票大漲的過程中“莊托”忽悠一批中小股票交易者進場接受莊股主力的派發，讓主力高位套現撤出。主力的大把股票變成了中小股票交易者送進市場的現金，主力自己提著巨額現金利潤飄然而去；中小股票交易者的現金則變成了高位的股票，隨后而來的是被套住的欲哭無淚的市場命運。三大信用評級機構實際上也是一個“托”，這個“托”的一頭是華爾街資本，另一頭是華爾街資本的交易對手——美國金融市場的其他資本或者市場參與者。“兩房”債券就是這個“托”發揮作用的最明顯例子，給予的是3A評級，不過 “托”上的主要是中國資本而已。和“莊托”一樣，信用評級背后同樣存在一個被忽悠的市場群體。　　

在莊股時代，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走上股市的神壇、成為股評家的。股評“大師”們離不開莊股主力的刻意培養和散戶們的熱烈擁護乃至執著。在大肆宣傳的市場背景下，雖然總有一些投資者懷揣著手中資本增值的目的參與到“跟莊”的隊伍中來，但是他們對股票的認識是有限的，在開始時買什么股票能賺錢并不清楚，買入行為可能是盲目的。作為莊股主力而言，他們在市場中無論是買還是賣，都需要一個足夠規模的市場，也就是他們的交易對手人群。如何讓這些盲目的買賣方向并不確定的中小散戶成為主力所需要的適時出現的交易對手，就成為主力培養“莊托”內在需要，否則市場游戲不可能成功。趙笑云和雷立軍點股成金的神話，無疑是有主力在背后支持，配合默契。莊股主力找到他們，讓他們薦股精準，帶有神奇的光環；這對于盲目而沒有明確方向的中小散戶而言，無疑是一盞明燈。一次薦股正確可能是偶然的，二次薦股正確還有可能是碰運氣，但是留心他們的散戶在多次驗證他們的預言和推薦的股票在市場表現得如此搶眼之后，中小散戶也就找到了“可靠”的股市賺錢方式和途徑；特別是在他們薦股早期敢吃螃蟹的極少的人們可能盈利可觀，不經意地現身說法，會迅速在市場人群中流傳開來；于是趙小云和雷立軍之輩頭頂也就出現“光環”，成為無數中小散戶供奉的神祗；這種神一般的股評家也就有了指揮市場羊群按照莊股主力的期望和方向行動的能力。　　

信用評級也是被華爾街資本“刻意”培養的，與“莊托”的形成大同小異。這方面很遺憾無法找到實際的例子來加以說明，因為操縱市場的犯罪嫌疑以及戲法需要蒙蔽大眾才能成功，無法公開，和“莊托”一樣，我們只能看到的是三大信用評級機構被媒體和出版物不斷地涂脂抹粉，在市場神壇上的呼風喚雨。其實也不難推斷三大信用評級機構如何被推上神壇，以華爾街資本在市場的強勢而言，它能夠做到的的事情，遠遠多于莊股時代的主力；華爾街資本只需要做到在市場的行情宣傳中將這幾個評級機構捎上、市場變動和信用評級變動相互默契就行了；華爾街資本或是就方向和尺度給與評級機構隱晦的指示，信用評級機構抓找證據調整信用評級報告；或者信用評級機構也能夠理解華爾街利益集團的“苦心”，先行調整信用評級，華爾佳資本然后在市場跟進，對評級變動提供“事實”支持；多次反復之后，信用評級在市場中的群眾基礎也就建立起來，華爾街資本、評級機構和市場大眾的互動機制開始形成。　　

市場游戲中關于主力與莊托的內幕是不能示人的，因為黑幕一旦泄露或者曝光，這個市場互動機制也就瓦解，游戲會立即終止。為了游戲能夠繼續進行，股評家們還是得給這個游戲或者模式披上種種外衣。這種種外衣，就是預言的合理性，必須有一個說得過去的說法，讓虔誠的市場擁躉們擁有必要的素材在彼此之間傳遞和在人群中擴展，于是，股評家們的市場咨詢、研究報告和市場講演就出籠了。在一份咨詢報告出籠以前，毫無疑問其中的觀點也就是這個股評家的個人看法或者意見，具有特定的個性特征。這種個人看法和意見，只有在市場中傳播擴散，并且被受眾認可和接受，才能產生市場效力，也就有足夠把握將市場的人群吸引到或者組織到莊股主力的股票中來。咨詢報告的本身如何組織、邏輯過程和文筆質量都是門面功夫，重要的是股評家的薦股漲跌與否；如果報告應驗有高度的可能性，這個報告就值錢了！而且，只要看漲的結論在市場應驗，這些報告在市場擁躉們的眼中就是“合理”的和“科學”的，而且具有極高的含金量！任何對報告的質疑都會被市場利益沖動的人群所充耳不聞或者唾棄。人們關注的是股評家們的指路明燈作用給自身帶來的實際和潛在的利益，這才是問題的核心。在這里無論多么科學、合理、漂亮的長篇大論永遠趕不上股評家結論的一言九鼎和利益問題的一錘定音。　　

信用評級報告同樣不過是股票咨詢報告的翻版，信用評級機構和股評家一樣，也是在市場中因為特定的市場機制而生存；畢竟華爾街資本有能力在市場上創造出某個價格，但是作為交易的一方，為什么要按這個價格買和賣，與交易對手的分歧和利益是永遠不可調和的，否則就沒有交易的存在。而培養交易對手并且從交易對手中贏得利益的事情如果自己來做，怎么看都是居心叵測；自己退到幕后，交給別人去做就方便得多。于是信用評級機構就勉為其難干起了忽悠的勾當。信用評級報告來自于評級機構對于信息的廣泛收集和選擇，我們不能懷疑里面工作人員的盡職性，因為在信息收集方面未必有人能夠比他們做得更好。然而，信用評級報告只不過是背后金主的影子或者畫皮，從收集的信息中選擇哪些信息進入報告、報告應該對哪些觀點進行過濾和由什么人來執筆完成，都是可以選擇的，出現在大眾面前的都是加工過的信息和結論，盡管具有個人特征，這些結論還是會與華爾街資本預定的市場波動相一致；否則就會像無數的其他學富五車的人士的市場研究報告一樣，是一沓廢紙，所謂“科學性與合理性”也就黯然失色。市場波動和評級報告也就開始反復地相互“證明”的過程。　　

股評家們的股票咨詢報告吸引住了一個市場人群，從而組織了一個莊股主力需要的市場或者交易對手的人群。股評家的意見和觀念在市場人群中傳播，從而成為這個人群共同的觀念，同時引發了一個群體行為過程或者羊群行為過程，這種流行在人群中的觀念因此也就轉變為市場價值，在一組市場價格中反映出來；而單個價格的不同，在于人們行動的時間差異性和每個人的觀念和經驗構成中的一些區別。毫無疑問，在市場流行看法高度近似的情況下，只有莊股主力才能成為這些信奉股票咨詢報告而集體買入的人們的市場交易對手。市場羊群行為的發生，也是股評家頭頂的光環來源所在。在以大眾心理和行為為基礎的市場機制中，信用評級同樣屬于市場價值范疇。信用評級報告之所以被一些人們認為是市場的定價工具，和股票咨詢報告一樣，同樣是因為有了一批市場的擁躉群和引發了這個擁躉群的群體性買或賣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華爾街資本和這個擁躉群互為交易對手，從而產生一組價格，市場價值在反復的交易中產生和發展。　　

莊股主力、股評家和市場人群之間，實際上確立了市場中利益的流轉機制。在這里，首先是市場大眾的利益向主力的流轉，股評家因為這種利益的流轉而產生。股評家的個人看法因為按照主力的利益企圖，轉化為市場大眾的觀念，在利益上與主力一致，在觀念上與市場大眾趨同。同時，股評家們頭頂的光環來自于市場大眾，他們的存在價值也就在于擁有了這么一批受他們影響并采取行動的擁躉群。因為股評家擁有這個擁躉群，為求得他們的繼續合作，利益均沾，主力有必要采用合適的隱蔽的途徑給股評家悄悄輸送利益；因為中小散戶需要薦股及期望可能的利潤來源，對股評家預言很依賴，他們愿意購買股票咨詢報告和成為所謂的形形色色的“會員”，買各種講座的門票或者支付出場費。主力和股評家的關系是不為人知的，因而股評家在具備了足夠的市場影響力之后，對背后的金主也是可以偷換的，利用市場擁躉群匯聚的資本規模推動市場追買行為，擴大自身的隱藏利益，因此就有了北京首放的汪建中和武漢新蘭德的朱漢東的股市搶先交易的操縱市場行為，為自己的利益關聯人奔走呼號。　　

信用評級機構的利益和股評家的類似，他們向市場出售評級報告，或者對評級活動進行收費，于是就有了“評級選購”，華爾街資本控制的諸多企業或者金融工具支付的評級費用流入三大信用評級機構的腰包。但是三大信用評級機構依賴和影響的的市場要比股評家大得多，華爾街資本這個背后金主可不是說換就換的，與背后金主發生沖突的后果不僅是以后對市場預言的準確性會大幅降低，信用級別變動脫離市場事實，錯得多了就可能從市場的神壇逐步淡出；而且會遭到背后金主的制裁，比如標準普爾被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調查的遭遇盡管是華爾街資本內部利益集團的利益沖突所致，動了為華爾街資本籌錢的美國政府的奶酪，報應來得快就自然而然。　　

從某種意義上說，股評家和信用評級機構都是一種市場中介，這兩個有魔力的中介，發起了市場中的大眾行為過程和群體行為過程，這個過程也是一種社會化過程。在這種社會化過程中，這種市場中介并不限于它們兩個，諸如券商機構的咨詢報告、專業性機構的研究報告、著名學者的評論和各種媒體選擇性的新聞釋放及其評論等等，都具有這種影響大眾和組織市場的功能；當然，前提是它們在市場有多大影響力，沒什么影響力的只能被市場邊緣化或者無視。甚至在對公募基金的老鼠倉現象的解剖過程中，也能發現這種市場機制的變體，機制一旦建立，利益也就開始流動。　　

三大信用評級機構的話語權和評級行為濫用不是來自于他們對信用評級市場的寡頭壟斷，而是他們的市場功能角色的內在要求。因為三大信用評級評級機構的存在，是著眼于華爾街資本掌控和試圖主導的所有的市場，而不像莊托只注重幾個股票或者債券。首先在評級機構的設置上，就會和莊股主力培養有限的幾個股評家一樣，確立市場權威不需要太多的人或者機構參與競爭；為了股評家們盡快被市場接受，迅速獲得市場擁躉群，莊股主力會在專業性、職業形象、語言煽動能力等等方面對“托”比較選擇，對有潛力的新人開始重點包裝和協助，推出順利也意味著成本低也見效快。其次，過多的信用評級機構涌進市場，不僅增加了華爾街資本協調他們的行動的難度和費用，保密困難，而且造成市場分割和競爭性言論發布會導致市場人群觀念上的沖突和混亂，這就與絕對控制和操縱市場的本意相去甚遠，而華爾街資本所期待的是在市場某個價格區域出現集中的買入或者賣出對手的人群。再三，信用評級機構要做的是貫徹華爾街資本的要求和意志，至于采用什么方法，那就是信用評級機構自己的事情，華爾街資本盡管在這種細枝末節上不再過問，但是，為了控制市場人群，即使是一種虛偽的價值觀，也有必要在邏輯上一致和評級方法與程式上統一或者近似，從而容易在華爾街資本和評級機構之間達成理解和默契。再次，評級機構以中立面目出現在市場大眾面前，生存和發展卻離不開華爾街資本組織的定向的利益輸送——指定屬下的企業與指定的評級機構產生評級活動。三大信用評級機構的寡頭壟斷地位的現實，是華爾街資本的刻意的市場安排，這也是市場話語權壟斷的方式之一。莊股主力培養一個股評家需要的時間很短，而且利用的價值也有時效性，時效過后，因為越來越多的人們買股屢屢被套，股評家極可能成為過街老鼠。而信用評級機構的市場影響力的積累卻不是短期能夠完成的，因而信用評級機構與市場大眾的相互依賴因為評級機構的“中立”地位要牢固的多，華爾街資本也不會放棄一個有效的好用的工具而輕易地另起爐灶。　　

由此想到，中國的大公國際以及其他信用評級機構就沒有美國三大評級機構的“好命”。中國的國企以及金融機構將自己的評級生意幾乎一概外送給境外機構，對本土機構不屑一顧。中國評級信用機構的中短期預言能力缺乏在市場中的主導資本的支持，預言不靈也就不會具有權威，對市場人群或者擁躉的發展自然緩慢。評級方法上的邯鄲學步與市場主流的要求對掙錢有幫助的觀念和理念格格不入。更科學合理的評級方法在利益面前只能是叫好不叫座。在沒搞清楚游戲究竟是怎么樣才能玩下去之前，大公國際對三大評級機構貿然挑戰，只會是自彈自唱，獨木難支。　　

股評家的股票咨詢報告和信用評級報告，實際上都是資本操縱市場的工具，因為他們的神奇和精準，它們都對市場會產生這樣和那樣的影響，從觀念上對市場人群進行灌輸和控制，從而引發具有群體行為特征的反復交易過程。使用股評家的咨詢報告和信用評級報告作為工具而產生的操縱，只不過是途徑和方式多種多樣的市場操縱種類中的兩種，因為資本的投機性和利潤追求，在市場監管上要么很難查證，比如信用評級，要么就是因為查處某一種或幾種方式的操縱，從而引發操縱方式的花樣翻新，市場因操縱波動不已，而且波動幅度和頻率還在日漸擴大。信用評級機構在確立了自己的市場影響力或者擁有了自己的擁躉群之后，每次評級報告之后的市場波動，其推動力要么來自華爾街資本的主動配合，要么來自它們的擁躉群的自發性行為，或者兩者兼而有之；三大信用評級機構的權威性和正確性也就因為這種關聯而越來越鞏固，因為調查困難重重而沒法找到背后的利益關系和操縱市場的證據，對信用評級的處罰幾乎無從措手。因為三大信用評級機構在“兩房”債券案而被廣泛抨擊而引發的監管改革，由于美國政府和信用評級機構的背后金主都是華爾街資本，板子自然是高高舉起而輕輕落下。近期的標準普爾下調美國國債信用評級而引發的與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互掐，不過是華爾街資本的內斗在國會兩黨關于國債上限政治爭斗的繼續，同樣是余興的表演秀，估計最后也是大事化小，不了了之；這很容易從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要調查標準普爾是否存在內幕交易和審查所使用的評級方法等等找到答案。標準普爾的內幕交易，會因為各種因素找不到確鑿的證據；即使找到了，也未必會公布出來，一旦公布內幕，傷及的不僅僅是標準普爾的市場信譽，污水也會殃及其他兩個池魚。再說美國國債目前的銷售情況還可以，畢竟這三大評級機構在攻擊歐洲和中國經濟、將全球資本逼向美國的過程中功不可沒，保留標準普爾的公正形象還是劃算一些，將來用得著它們的地方多著呢，他們背后都還有許多年積累起來的大把的市場擁躉群。至于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對標準普爾的評級方法的審查，因為美國國債利率的短促上升而變得滑稽，至少標準普爾的市場影響力和信譽還在，還有全球市場數量可觀的擁躉群用行動來迅速及時支持了標準普爾的評級結果的“科學性”和“正確性”，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審查先得拿出尺子來，拿出來的尺子能否和信用評級的尺子相PK，“公正”與“科學”誰能占上風還兩說；兩個裁判的爭執還是一場表演秀，馬而虎之，畢竟真傷了誰也不好。　　

和標準普爾相比，中國股市的黑嘴們那就只能嘆自己命不好，背景淺，市場基礎不牢固，玩法夠原始，市場玩家的級別太低，又遇上個只打老鼠不打老虎的監管當局，怕是沒地方喊冤了！　　

三大信用評級機構在國際金融市場中的霸權地位雖然保持，但不是不可動搖。信用評級的存續，依賴于資本操縱的市場運行機制，要驅除三大信用評級機構對我國金融市場的影響，以下幾個方面是當務之急。　　

首先，要轉變觀念。在我們對于市場的認識中，長期存在一種對市場操縱行為的厭惡，完全將資本這個“市場看不見的手”置于我們的思考之外，陷入一個誤區和盲點；我們自己不愿意控制自己的市場，并不意味著別人不來操縱或者市場操縱行為會自動消失！去年11月A股市場暴跌前夕，高盛公司分別向中國境內媒體和境外客戶提供了內容迥異的“陰陽”兩份研究報告，一份是向內地公眾唱多中國股市的；另一份卻是向其客戶下達賣出指令，掩護其客戶從香港和內地資本市場賣出。今年以來，三大信用評級機構和美國跨國投行連續唱空中國經濟，特別是6月底以來，集中提供負面報告，致使香港市場和國內市場暴跌和發生市場恐慌。這些難道不是明顯的操縱？不是明目張膽的金融攻擊？我們又何策以待之？操縱和金融攻擊當然遠不止這些。　　

其次，要盡快重新掌握市場的主導權。美國投行和三大信用評級機構能夠在中國市場為所欲為，是因為跨國資本掌握了我們市場運行的主導權；市場主導權的拱手相讓，也就意味著跨國資本能夠按照他們的意志來培養三大信用評級機構在中國的市場擁躉群和發展三大信用評級機構在中國的市場話語權。跨國資本在中國市場坐莊，我們的金融自主權因此也就喪失，金融安全面臨直接威脅，金融市場隨時處于被攻擊狀態。只有盡快重新確立本國資本在我們市場的主導權，三大評級機構的市場評級報告才會在不斷的“誤報”中漸漸失靈，他們的市場擁躉群被瓦解，它們也就很快走下中國市場的神壇。　　

再三，積極開展宣傳，揭開三大評級機構的偽“科學、客觀和公正”的面紗，向市場大眾揭露他們為華爾街資本服務的利益實質，促使大眾摒棄之，加快市場觀念轉變。本國資本轉而支持本國信用評級業，按照我們自己的價值觀來重新收攏我們的市場大眾和培育新興的市場機制，同時恢復我們的市場主權和金融高邊疆。　　

參考文獻：　　

《信用評級在市場中的一般過程和特征》，清湖漁夫，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302e4d80100t8kj.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107/246717.html　　

《論市場機制和市場重構》，清湖漁夫，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302e4d80100tkq0.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107/250492.html　　

論金融市場的題材-價格模式》，清湖漁夫，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302e4d80100t0s1.htm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105/2329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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