禍水的“池子”和當前經濟運行的險象
清湖漁夫
2010年1月,新西蘭林肯大學的三位華裔學者發表一篇針對中國內地CPI與廣義貨幣量(M2)相關性研究的學術論文,通過實證研究表明兩者不具備(嚴格)相關性,用一句通俗的話講就是:CPI與貨幣量沒什么關系。
從我們的現狀看來,他們這種反主流經濟學的研究結果有一定的正確性和真理性!然而,他們研究了相關性,但是并沒有進一步揭示消費物價指數與貨幣之間的真實關系,因而無法喚醒沉迷于貨幣主義的人們。
在市場價格上升和下降的反復循環中,資本在這個過程中處于市場的支配地位和發揮主導作用,資本通過投機主導市場中的大眾行為,通過低買高賣,賺取著自己的利潤。價格漲跌和貨幣多少沒有直接關系,相應的貨幣只有資本化,具備了利潤動機,同時進入市場買賣過程,才會推動價格漲跌。價格漲跌過程實際上也就是資本在市場中的炒作過程。
人們常常在困惑,為什么經過二次量化寬松后,美國市場沒有出現普遍的價格上漲?這僅僅是因為,這些近乎零成本的資金變成了人們通常所說的“熱錢”,迅速流向了能帶來更高利潤的地方——國際大宗商品市場,通過對糧食、石油、有色金屬的炒作不僅獲取了豐厚得多的投機利潤,而且美國通過對全球重要資源及其價格的控制,調節國際資源市場的價格和流量,從而對新興經濟體的運行進行影響。
“輸入型通貨膨脹”成為一些媒體和輿論誤導人們錯誤理解國內物價上漲的借口,盡管很多工業企業的原材料成本在不斷上升,但是能否向下游環節轉嫁,就取決于企業自身對市場的控制力。因為國有控股的石化雙雄的市場壟斷地位,對市場控制力強的企業與政府的價格博弈也就常常上演,而一般性企業有提價的自由但是未必有提價的能力,原材料價格上漲首先擠壓的是這些企業的利潤空間。
為了反通貨膨脹,同時為了資本項目的進一步開放和人民幣匯兌自由化,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先生首創了貨幣政策的“池子”理論,對國際熱錢修了一個“池子”,通過提高銀行存款準備金率,收縮所謂的流動性,為國際熱錢的流入騰地方,通過利率和匯率的提升,修好了“池子”的四壁。沒有比這個“池子”更理想的天堂了,僅僅是想辦法將這些剛從美聯儲印鈔機里拿出來的近乎零成本的紙票子弄到中國來,存進中國的銀行,一年后利差加匯差的好處就達到7%-10%。于是國際熱錢的響應相當地熱烈,中國近一年來的美元外匯儲備異乎尋常地增長了,增長的絕對和相對幅度令其他新興經濟體相形見絀。隨著外匯儲備的增長,相應的外匯人民幣占款就大幅發生,實際上是一種被動的人民幣發行。
問題是國際熱錢規模太龐大了,外匯儲備增長太快了,所挖的池子總是感到太淺,于是繼續干著刨坑擴大池子容積和加高池壁的工作。人民幣繼續緩慢升值,今年以來升值達到4%,存貸款利率今年以來已經上調了4次,存款基準利率達到3.5%,貸款基準利率達到6.56%。存款準備金率今年以來連續上調7次,達到驚人的21.5%。熱錢即使呆在池子里什么都不干,也能夠獲得讓很多國有企業都眼紅的利潤。對這些熱錢堪稱照顧倍加。
在自己國家的金融防火墻上開了個口子,讓熱錢循著這個口子源源涌入,有限的審核措施無法完全杜絕熱錢的無孔不入,我國的外匯儲備還會迭創新高。問題是這些熱錢未必都會僅僅滿足于國家政策“奉送”的固定的利差和匯差所帶來的利益。投機是資本的天性,也是資本利潤來源的秘密。在跨國資本已經獲得我國市場越來越多的話語權的情況下,跨國資本謀求市場投機利潤的沖動也就越來越強烈和越來越露骨,關于這一點有樓市、股市和期市太多的事實來加以證明。只要有更高的利潤來源,沒有什么熱錢會呆在那個本來也不差的“池子”里安度時光,它們會循著跨國資本對國內市場的投資和控制路徑進入能夠大舉投機的領域參與炒作。
近年來,在控制了我國絕大部分的支柱產業之后,跨國資本將黑手伸向了我國的農業和食品業。跨國資本將幾年前的“國際糧商進入加工業——國際糧商控制采購渠道——進口大豆占據市場——國產大豆滯銷——國產大豆大幅減產——國際糧商壟斷大豆市場”的控制模式又復制到了牲豬等養殖行業。從2007年以來,豬肉價格維持了一個持續的漲價過程,而漲價過程的背后,則是跨國資本的持續流入和跑馬圈地。隨著近期豬肉價格與生豬出欄量雙雙進入高峰期,各種游資如過江之鯽參與到行業的價格牟利中來。熱錢循著跨國資本在這些行業的既有投資路徑流入,進一步加強了跨國資本的實力和控制力。一年來的糧價、蔬菜價和各種肉類價格輪番上漲推動CPI走向新高使我們再一次看清了“自由”的市場機制究竟是怎么回事,跨國資本為了利潤的炒作始終是國內外市場價格漲跌的原始動力。在跨國資本獲得市場主導權和國有資本對市場的影響逐漸式微的情況下,我們也就不難理解,所謂的反通貨膨脹政策在“力度”越來越大的情況下仍然“失靈”,更不難理解中國政府發了170多個文件也沒能壓住物價。房價的炒作在這些文件的下達后,仍然從市區中心炒向郊區,從一線城市炒向二三線城市,其中不乏外資的持續融資。牛羊肉價格當前也出現炒作現象。這些政策和文件能夠抑制跨國資本和各種社會游資的利潤追求嗎?
市場中物價上漲,和物價下降一樣,從來就是一個資本炒作問題,而不是一個貨幣問題;沒有人的買賣行為,貨幣就進入不了市場過程,而一系列買賣行為的發生,就會產生價格波動;這種價格波動,是被主導市場的資本控制和調節的。正如我以前在《通貨膨脹批判》一文中所提到過的,中國央行拼命收緊銀根,企圖壓制物價的種種措施,只會是無望的嘗試,不會有結果,因為它們改變不了市場炒作行為。壓制物價上漲的政策措施只能轉向在市場中操作的資本,壓制它們的暴利傾向,對投機利潤設法征稅或者限制炒作的行為。總是事后去收拾跨國資本獲取暴利后的亂攤子根本就不會是高明之舉。近期可能出臺的關于豬肉的1000億元的補貼,其政策效果堪憂,改變不了肉價居高不下的局面。對養殖戶的補貼會相對改善他們的生存環境;對消費的補貼,會很快被漲價吞噬,成為炒作資本的利潤;對相關企業的補貼,會加強炒作資本的資金優勢和提高他們的利潤水平。
在一個行業被外資壟斷后,毫無疑問出現的是為了高額利潤的壟斷價格。隨著跨國資本對我國民生行業的逐步滲透和壟斷,我們的生活消費價格的長期上漲不可避免,工資水平也只能不斷地被動上調;但是,由于工資增長節奏是被動的,始終慢于消費資料價格的上漲,也就意味著我們的百姓會開始一個相對貧困化過程。在這里我們看到的是價格上漲拉動工資提高;所謂工資推動通貨膨脹的觀點,純粹是歪理邪說。
總量調控的“池子論”,是以壓縮國內資本的生存空間作為為代價為熱錢流入騰地方的。存款準備金率的反復上調,意味著銀行的貸款收縮過程,在保障國有企業貸款需求的前提下,非國有中小企業從銀行系統獲得的貸款也就會越來越少,僧多粥少的局面會引發中小企業為了融資的殘酷競爭。在原材料進口價格上漲和因消費價格導致的工資上漲的情況下,中小企業的經營和生存越來越難以為繼。近期全國工商聯將一份“當前中小企業生存難度超過2008年”的萬字調研報告遞交國務院。調查報告顯示,九成以上中小企業無法從銀行貸款。報告預判今年下半年中小企業的處境將更為艱難,而近月數家溫州企業的崩盤和近期東莞企業惡性倒閉事件已經印證了這一判斷。報告也對中小企業當前面臨的困難進行了梳理。除了首當其沖的融資問題,原材料價格、勞動力成本、人民幣升值、用地成本導致了企業的經營性成本不斷上升,而企業的產品價格卻難以同步同幅度提升,這使得企業利潤遭到嚴重擠壓,不少小微企業利潤已經出現大幅下滑,相當部分企業處于虧損邊緣。
因為經營的越來越困難,會有越來越多的中小企業資本退出所在行業的經營,轉向流通領域,參與各種市場炒作,成為物價上漲的新動力。在全國工商聯的調研中,就有企業表示,囤積倒賣原材料所獲得的投機收益也遠遠高于將材料生產加工后銷售成品獲得的收益。
一個市場對資本的吸收和利用,是從低利率要求的資本向高利率要求的資本逐漸排列的。在跨國企業和國有企業對較低利率的資金的優先利用之后,中小企業的融資來源只能是利率越來越高的資金。由于消費物價的上漲幅度遠遠超過銀行存款利率,銀行儲戶利益受損,提取存款走向民間放貸漸成社會化潮流,很多中小企業為了生存下去只能展開殘酷競爭。據有關國家機構測算,今年銀行發放的中小企業貸款利率平均在15%左右,遠遠高于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很多都在20%以上。而黑市融資利率已經升至50%甚至更高。一些活躍于正統商業銀行和黑市之間的小型民間擔保公司(實際是面向私人和中小企業的短期貸款機構),僅靠辦理“過橋貸款”和高利貸融資擔保業務,今年的利潤可以上億。由于中小企業本身就經營困難,加之民間融資利率已經遠遠超過企業利潤率的幅度,中小企業被迫利用高利貸只能是一種飲鴆止渴的應急行為,民間借貸在將來出現較大面積的違約也就不可避免,企業的外在經營環境會嚴重惡化,由此也會引發諸多社會矛盾和問題。
對國際“熱錢”的照顧,對中小企業大幅度提高金融門檻和跨國資本與社會游資對民生產品的炒作,讓我們產生了如芒在背的感覺。在中國,中小企業占到了企業總數的99%,提供了近80%的城鎮就業崗位,創造的最終產品和附加值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60%,納稅額則達到國家稅收總額的50%。就現狀而言,極力推進的市場化改革,實際上拱手向外資讓出了我國市場的主導權,給予了跨國公司充分的市場自由和便利;跨國資本一方面可以利用中小企業的經營困難,利用低成本的資金收購兼并基礎較好的企業,進一步加強對我國的產業控制;同時,利用掌握的市場話語權和主導權,繼續在我國市場翻云覆雨,炒作其間,特別是推高我國民生消費品價格,推進我國人民的相對貧困化過程。加息和迅速提高存款準備金的金融貨幣政策推行得過于猛烈,急劇剝奪了中小企業本已不多的生存空間,使得這些企業即使考慮轉型也會倍感艱難,因為惡劣的環境大大降低了它們的緩沖余地和轉型成功的幾率。一廂情愿的的所謂貨幣緊縮反通脹措施的政策結果就是物價根本不理會這些政策調節而自顧自地上漲,使得所謂政策毫無價值;理論脫離實際,對政策的濫用硬施只會使問題更加復雜化,既有問題未能解決,新問題不斷叢生,以后的矯正難度也就空前提高了。
如果中小企業倒閉潮出現、同時過快地將農村人口趕向城市會導致失業率異常提高,普通百姓的實際收入增長水平又滯后于物價上漲,在最終消費市場的人們一方面實際收入趨降,消費會更加審慎,擴大內需和經濟轉型也就不知從何談起。如果中小企業倒閉潮不可避免地發生,無異于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一次痙攣,它的災難超越經濟主體的自生自滅范疇,而會引發更嚴重的社會性問題。如果農業基礎喪失,對我國一些民生產業已逐步掌控的跨國資本勢力屆時居心叵測,乘機攪局,前景不敢想象。但愿這些事情湊在一起不是巧合!
所謂貨幣政策“池子”即使心懷善意,充其量只是一種徒有虛名的作秀。我們非要建這個“池子”、將境外禍水引進來荼毒我們自己不可嗎?不開這種“池子”將這些禍水擋在國門之外又能如何?撇開民族工商業,國際資本就值得我們如此愛護,借市場化為名為他們鳴鑼開道和保駕護航?中國資本走向海外屢屢折戟沉沙,被吃得渣都不剩,巨額的美國國債的麻煩仍在擴大,跨國資本什么時候又對我們產生過哪怕是一絲絲的“博愛”?為了境外資本的熱錢,不惜打壓國內民間資本值得嗎?諸多的問題不能不引起我們對政策導向的深思。
發展經濟,圖謀的是億萬人民的福祉;市場化改革,本意是利用外國資本為我們的經濟建設服務,而不是讓外國資本成為我們經濟的高高在上的主宰。我們歡迎更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方式和管理模式,但是只有我國人民才是市場經濟的主人。不是我愿意重彈這種為人民服務的老調;如果與這個目標背道而馳,再漂亮的諾言和再誘人的理想,不要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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