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韓“自慰區”(一)
二兩 2011-6-15
“菅直人會利用謝幕前的最后幾個臺階,拼命將日債引向中國;并且,日債的落腳點,很可能就是那個閃著美麗泡泡的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它正在美元的宏觀調控下,準備把人民幣拖進萬丈深淵。”我這么說,決非危言聳聽。
“中日韓自貿區”既缺乏本質上的人民幣主導作用,又不存在什么歷史性的貿易機遇,倒更像是美元經濟全球分工圈內的“中日韓自慰區”。
自慰的關鍵并不在行為,而在意淫。
中日韓自貿區的推手們吹噓說,三國將以龐大的自由消費市場引領亞洲和世界經濟,并實現從政治到經濟,從社會到文化的世紀性對接——其意淫的場景是,美元將友好而文明地讓渡利益,并恭祝人民幣獨立自主東亞的事務。
這豈止是無恥,簡直就是無恥!
正因為洲際、區域乃至國家間的貿易從來就不存在無緣無故的自由,人們才心懷美好愿望去構想和建立自由貿易區。然而,現今世界已建成的自貿區,卻沒有一個不是在強勢的洲際貨幣、區域貨幣或國家貨幣的主導之下——實際上,自貿區早就是強勢貨幣主導下的貿易區域——這也是美元勢力為何如此喜歡自由貿易的原因。
華爾街鼓吹的“貿易自由化、價格市場化和私有化”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經濟三要素。這三者中,私有化容易形成意識形態的對立,故排在最后,若隱若現;市場定價容易扯上壟斷嫌疑,也不宜出頭;只有自由貿易顯得無拘無束,一無國界,二無意識形態,當然要推在首位,反復宣傳。
三者缺一不可,同屬而異名。其運行邏輯是,一旦在美元的主導下實現自由貿易,華爾街則可輕取對手的市場定價權,白宮則可掌控對手的私有化進程。可以說,用學術理論包裝經濟規范,再用經濟規范掩蓋政治目的,已成為美元勢力推行全球一體化的重要手段。而中日韓自貿區就是美元全球一體化進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一、中日韓自貿區的緣起
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緣起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則緣起于一個“夏天的故事”——1997年,那是一個夏天,有一群白人在亞洲的東南邊畫了一個圈。
把東盟的小肥魚趕進伏擊圈后,以索羅斯為首的華爾街大白鯊們,展開了金融史上最慘無人道的屠殺——神話般地掠奪座座城,奇跡般地聚起座座金山——鯊魚們一邊伴著哀號聲饕餮,一邊還責罵小肥魚引誘自己破了肉戒,影響了修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后出面一錘定音,說這是不合理金融體系導致的惡果,故稱東南亞金融危機。
美元不但一舉收獲了東盟幾十年來的“改革開放成果和貨幣資源信用”,順便還砸斷了韓元的脊梁骨,并在日元襠部的老傷口上狠踹了幾腳,再次奠定了自己不可動搖的江湖霸主地位。當然,福禍相倚,天道難違,美元也收到了它應有的禮物——仇恨——我稱之為“負數的人民信用”。
東盟十國不約而同地將期盼的目光投向中國,無論如何,自鄭和下西洋以來的六百余年間,東盟與這個大鄰居的經貿關系算是友好穩定的。中國政府抓住了這一歷史機遇,不但堅持人民幣不貶值,還為一些長期友鄰提供了一定的無息或低息貸款,幫助東盟國家共同渡過了艱難時刻。此舉為中國贏得了極高的聲譽,也為今后“人民幣與東盟交流”提供了堅實的人民信用基礎——1997年底,江澤民主席出席首次東盟-中國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提出“建立面向21世紀的睦鄰互信伙伴關系”的原則及政策目標,表明雙方正式拉開了合作的大幕。
從2001年底中國和東盟同意建立自貿區并啟動談判,到2002年底雙方簽署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再到2010年1月1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全面啟動,可以說,這個歷時12年商榷,涵蓋了11個國家、19億人口、6萬億美元GDP的巨大經濟體的建立已經水到渠成;也可以說,這十多年間,盡管東盟不得不忍受美元的金融盤剝,但他們更愿意選擇人民幣作為市場主導,作為可依靠的、抗衡美元的中堅力量。
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建立雖然沒有脫離世貿組織的標準格式,也沒脫離美元本位的陰影,但它留下了氣眼,留下了在未來建立“人民幣自由貿易區”的巨大想象空間。雖然1998年發生過令人發指的印尼排華事件,但中國與東盟整體的政經交往一直在穩步拓展,而且,這種穩定性在相當程度上消磨掉美元在東盟的影響力。當2009年7月希拉里在泰國宣布“美國正在重回東南亞”時,多少有些令人啼笑皆非——并沒有退出,又何來重回?個中滋味,恐怕只有美國政客才能體會。
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商榷的過程中,出現了一個插曲,即日、韓要求加入。
嚴格的說,日、韓進入東盟投資經營比中國早得多,也付出了相當大的心血。只是日元、韓元都忘記了自己的美元偽幣身份,沉浸在舉債投資的狂飆中不能自拔,結果雙雙被美元打殘,退出了東盟舞臺——這是何等的痛苦和不甘!
另外,美元雖教訓了日韓,卻不愿讓人民幣來填補真空,它又鼓勵日韓來“摻沙子”。因此,本來是東盟與中國商榷的“10+ 1” 機制,演變成“10+ 3” ,多了日、韓。
對東盟來說,美元由于屠殺而完全失去信任,充當美元走狗的日韓元也不值得信任,更何況它們還在接骨療傷,所以、日韓拼命擠進10+1,就像駢拇枝指,純屬多余。
在此背景下,韓國時任總統金大中退而求其次,在1999年的10+3會議上提出“東北亞經濟合作體”設想,試探中日反應;作為回應,2002年朱镕基總理在中日韓三國領導人會晤期間,正式提出了“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構想,并建議開展可行性研究。
明眼人都清楚,中日韓自貿區的提出,根本不具備中國—東盟自貿區那樣的歷史背景和現實條件,倒更像是一個應景之舉——韓國生拉硬拽,日本扭扭捏捏,中國隨口一說——因為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韓國最慘,日本次之,中國未傷。
2003年10月7日,中國新一屆總理溫家寶與日、韓簽署了《中日韓推進三方合作聯合宣言》,這表明中國對中日韓自貿區的興趣不僅僅停留在研討層面,而是進入了政府推動的實質層面。這期間,除了政府受中國-東盟自貿區推進進度的鼓舞外,中國一批“海歸經濟學家”的忽悠,和“哈日、哈韓人士”的勸進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實際情況是,從三國開始聯合研究到日本地震之前,中日韓自貿區并沒取得什么具體進展。尤其是近年來,受美元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日韓經濟再受重挫,日本變得消極怠工,韓國則裹足不前,就剩中國熱情高漲。三國都覺得自己應該是主導,自己說了算,吵來吵去,自貿區當然無法推進。
到底中、日、韓誰說了算?
都不算。美元說了才算。至少未來10年內,這個格局不會變化。
因為當前的中、日、韓經濟,都陷在一個大泥坑里。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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