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的責任是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為股東謀取最大化的利潤，捍衛社會的公平和正義主要是政府的事情，至于承擔社會責任，那也必須有個限度。中國房地產市場，從從一開始，地產商只是游戲規則所催生的一個怪胎而已，一開始大部分地產商是民營的，行賄、暴力拆遷等等凡是為人詬病的事情，幾乎全干了，大部分人將這筆賬記在地產商的頭上，但房地產商絕不是最大的受益者，因為2007年以前的房價，雖然也是不斷上漲，但只不過是在逐年快速的上漲而已，基本上能夠反映城市化的進程，但是，08年以來，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手持海量真金白銀的央企進入地產市場后，他們只熱衷于囤地，卻很少開發，目的是為了通過土地這一桿杠，增強人們對其盈利能力的預期，從而進一步在資本市場上融資圈錢，也就是說，這一時期有央企背景的地產商，利用政府的救市政策，既圈地又圈錢，從而讓房價不斷翻番。正是政府的救市資金和得到這些資金的地產商瘋狂的囤地行為，使得房價如脫韁野馬一樣瘋狂上漲，更壞的影響是，高房價激化了社會矛盾，綁架了中國經濟，所以，房地產問題的始作俑者和推手，都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地產開發商，而是政策本身和真正處于壟斷意義的開發商，任志強所代表的開發商，只不過是喝了點湯便惹了一身的騷。可是，一旦房價問題變成了民生問題，政府便不得不進行干預，這些調控政策的實質，一是讓在資金鏈和土地上被斷奶的地產商不得不通過降房價來回籠資金，二是掐斷炒房客的資金鏈，迫使炒房客通過降價盡快解套；三是通過戶籍限制，提高首付比例等措施壓制需求。以上這些措施，對于政府和大地產商的影響已經微乎其微了，而對于資金鏈斷裂的地產商和投機客，打擊卻是致命的，所以調控措施在短期內（1年左右）是可以收到一定成效的，特別是緩和社會矛盾，因為大多數民眾需要的更多是政府對高房價的一個態度，或者是對未來實現自己居住權的一個樂觀的預期而已。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政府的宏觀調控是比較理智的，從長期來看，它所損害的主要是投機者和小的投資者的利益，而不會改變政府和大資本壟斷的結構本身，這就大大降低了調控的阻力，最終結果必然是房價的小幅度降低和社會矛盾的局部緩和，但是，改革究竟應該和風細雨還是大刀闊斧，這是個討論了幾千年的話題,現在評價國家對房地產的調控為時尚早。

        我看過幾期任志強的電視節目，也經常關注他的博客，雖然他的很多立場和觀點我不敢茍同，但應該說，他是一個對問題認識比較深刻，敢于講真話的人，但也是一個只知道用一連串教條的經濟學理論來維護自己利益的人。然而在中國，一旦忽略了權力和道德因素，雖然，這兩種力量是最靠不住的，但卻是有決定意義的。道德，有時候會讓一個人聲名鵲起，比如郎咸平，有時候也會讓一個人聲名狼藉，比如任志強。說實話是種美德，但需要分清時間地點，需要看清大的風向標，而權力只為權力者本身的利益服務，一旦矛盾激化，權力會為了保障自身的的合法性而去捍衛道德，到了這個階段，一切的理論都是蒼白無力的。從這個角度上看，任志強其實是一個犧牲品而已。一年前，當任志強不顧絕大多數工薪階層的承受能力和高房價給中國帶來的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而大力推銷其住房剛性需求理論時，應該想想當剛性需求遠遠超過需求者的承受能力時，這樣的需求只能算作被閹割的需求，就像男人有性的需求，但一旦男人被變成太監，那么這種需求還能是剛性的嗎？一年后，當任志強在土地交易所面對新一輪地王的狂轟濫炸因自己力不從心而黯然退場時，對此應該若有所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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