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期中國社會公平問題研究

主　題：轉型期中國社會公平問題探討

主講人：盧周來（當代中國發展戰略與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國家發改委委員會國際合作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國防經濟研究中心理事）

時　間：11月5日（周日）下午2：30

地　點：北京大學資源賓館三層1308室　烏有之鄉書社

下面是盧老師演講提綱的整理稿：

一、基本概念及研究起點

剛剛出發版的《世界銀行2006年年度報告/發展與公平》把社會公平定義為兩項原則：“公平”的定義是兩項基本原則。第一項是“機會公平”，即：一個人一生中的成就應主要取決于其本人的才能和努力，而且這種才能與努力是可控的，而不是被種族、性別、社會及家庭背景、或出生國等他不可控的因素所限制。第二項原則是“避免剝奪享受成果的權利”，尤其是享受健康、教育、消費水平的權利。

真正的機會公平應該是充分考慮到先天條件的不平等，然后在比賽規則中體現對弱小者的照顧。也正因此，在美國流行的“復活節找彩蛋”游戲中，主辦者總是“將那些年紀較大、體格較強的孩子有意識在距離或時間上要比年紀較小、體格較弱的孩子安排得靠后一些”（引自布坎南語）。這才是真正的“機會公平”。也就是說，“機會公平”并不是簡單地“讓大家在同一個起跑線”上。相反，要實現真正的“機會公平”，政府的公共政策就應該主要照顧社會中的弱者，而那些本來就掌握了大量資源的人群應該有所收斂，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否則，“起點公平”的最后還是讓“贏者通吃”。

有人說自由主義經濟學講效率，是一種誤導。著名自由主義經濟學芝加哥學派的“領頭雁”——弗蘭克•奈特。他曾是包括弗里德曼、布坎南等人的老師。他認為，一個人是窮人還是富人，主要決定于“出身、運氣和努力”，而且他著重指出，“這些因素中最不重要的因素就是努力”。他的學生布坎南后來對奈特的論述又做了擴展。他認為，一個人是窮人還是富人除了取決于奈特所講的三點之外，加上一個“選擇”，即個人對包括職業在內的生活道路的選擇。布坎南也認為，盡管“努力”而來的權利是最符合“公正”的價值，但在四種因素中也僅占最微不足道的份額。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人出身于一個窮苦的家族，即使他再努力，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他仍然會窮。而無論奈特還是布坎南，應該說都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他們都由此懷疑自由競爭市場制度的公平性。他說：“競爭性制度最主要的缺點是，它基本上是根據世襲權和運氣(努力只占很小比重)來分配收入。在競爭條件下，收入不平等日益累積。” 布坎南說，真正的“機會公平”就不能讓人們“帶著出身進行市場比賽”，因為“當這樣的參賽者以平等條件與相對較少有利條件而又必須參加這場比賽的人比賽時，我們尋常的‘公正’的概念就被破壞了”。所以，只有社會政策使得“公平的權利分配優先于競爭”，這才是“機會平等”的真正實現途徑。

我們再看關于“避免剝奪享受成果的權利”的討論中，報告特別緣引了這樣兩段話：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曾指出，“如果一個政體要避免社會瓦解，就不能允許在公民共同體的任何部分出現絕對的貧困和富庶，因為這兩者都會引發禍亂。” 而世界宗教發展對話組織（the World Faiths Development Dialogue）在最近的報告中也認為，“所有的宗教都把當今世界上極端的物質貧困看作是對當代人性的道德控訴、人類家族的信任裂痕”。 從這一意義上看，從世界銀行的報告結合我們所做的調查結論我們可以引申出這樣兩個含義：

其一，即使這個社會中人人都是機會均等的，而且富人的財富的獲得也具備正當性，但如果貧富差距過大，這樣的社會仍然是不公平的。所以，“公平更多指分配上的差距在某個社會公眾心理所允許的范圍內”；從更廣義上看，“公平是指結果符合這個社會的‘習慣法’”。否則，仍然是不公平的。

其二，即使這個社會中人人都是機會均等，而且富人的財富的獲得也具備正當性，但一個公平的社會同時還是不允許絕對貧困的存在，而應該有對窮人的“兜底”政策。否則，人們還是會認為社會不公平。這也是竟然有26%的公眾認為“弱勢群體的生活狀況”就能增加社會不公平感的基本原因。這一點對于制度轉軌國家尤其重要。著名的轉型經濟學家G.羅蘭德在《轉型與經濟學》中就說，即使有一定的貧富差距，但政府如果給窮人有基本的生活與醫療保障，人們仍然能夠承受轉型的壓力；但如果政府沒有給窮人的基本生活與醫療保障，即使貧富差距并不特別突出，窮人仍然會覺得這個社會不公平。

公平更多指分配上的差距在某個社會所允許的范圍內，不能出現兩極分化。從廣義上看，公平是指結果符合這個社會的“習慣法”。

我們再從法哲學角度看看公平作為一種社會價值的至高無上的地位。今年世界銀行出版的年度報告《公平與發展》從法哲學的角度，對于公平（Equity）與正義(Justice)之間的關系作了辨析。

據考證，在西方哲學界，亞里士多德首次對正義和公平做出了區分。他認為，法庭嚴格依據法律做出的判決，是符合正義的判決，因為法律本身是一個有秩序的社會賴以建立的前提。但是，在某些情況下，正義的判決卻可能是不公平的。在這里，公平是指判決的結果符合這個社會的“習慣法”，即符合公眾的常識、道德與良知。例如，一個在街頭行將餓斃的流浪漢，為了活下去而搶了店鋪里的一些食品。從法律的角度這是違法的，應該受到懲罰；所以依據法律對其予以懲罰是合乎正義的，然而，這種判決卻不公平，因為社會并沒有盡到互濟的義務才造成這個流浪漢的犯罪。在這種情況下，亞里士多德認為，公平是高于正義的，必須通過公平的理念來對法律的判決做出某種矯正。

亞里士多德關于公平高于正義的思想，在西方法律制度中得到了某種體現。羅馬法就是通過區分嚴格法（strict law）和衡平法，使公平理念得以付諸現實。其中前者通過嚴格依據法律規定與程序來保證正義的實現，而后者則用來保證正義的判決同時是公平的。在兩者發生沖突的時候，衡平法通常占據上風。

關于公平的這一法哲學思想，在經濟思想史上其實也有體現。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一批有影響力的經濟思想家，如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羅納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和約翰·羅默爾（John Roemer），在各自領域都對社會公平研究做出了獨到而重要的貢獻。盡管他們提出的社會公平理論在一些重要方面存在差異，但其彼此之間也存在很多共通之處。其中，最大的共通之處應該是：他們似乎都在不同程度的訴諸于哈桑伊（Harsanyi，1955）提出的“無知之幕”（veil of ingorance）的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判斷一個社會資源分配是否公平，只要問一問那些并不知道其自己社會處境的社會成員就可以了。換言之，即使是處于“無知之幕”的背后，社會上絕大多數人仍然同意的資源分配才是公平的。這里有一個比喻：兩個人產生了糾紛，其中感到受到不公平對待者一般會這樣說：“你可以找任何一個無關的人評評理！”也同樣是這個道理。也正因此，我們說，社會公平不公平，老百姓的感受比經濟學家依據專業知識做出的判斷更加重要。

簡單地說，公平是一種結果，避免兩極分化；正義是一種過程，符合合法性程序；正義未必公平，但公平一定高于正義！最可怕的是既不公平也不正義。

在現代經濟思想中，公平與正義界限走向模糊。即當公平重點放在規則與起點公平時，同時又是正義。也因此，我們下面不專門區別公平與正義，而簡單地以“公平”同時指代兩個概念。但我們說到不公平，既有結果的不公平，也有程序的不公正。

我們再確立一個我們今天討論問題的起點。經濟轉型前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基本公平的社會。這一點，國際范圍內權威研究都已有公認。世界銀行經濟考察團在1981年關于中國問題的報告下結論認為：從1949年算起至中國經濟轉型之前的28年，中國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創造了一個比現代歷史上任何時期更為公平的社會。世界銀行經濟考察團在1991年關于中國經濟問題的報告再次確認（P50）：“以公平的方式分配經濟發展的成果，這是中國在1980年以前的30年內取得的成就之一。”而較早關注中國分配問題的艾爾瑪•阿德爾曼和戴維•森丁就說（1988），經濟轉型前的中國 “即使收入不平等指數對計算中所采用的基本假設和價格設定是敏感的，但毫無疑問，中國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仍是世界上最低的國家之一。”

二、中國的27年：制度轉型、經濟績效與社會公平

（一）制度轉型與經濟績效

在制度轉型27年后，我們認為，中國朝著市場經濟的制度轉型成效十分顯著。首先，在市場形成價格上，早在2001年，中國國務院公布的《中央定價目錄》將國務院價格主管部門及有關部門定價的商品和服務項目由原來的141 種減少為13 種，由市場形成價格的機制已經基本建立；在企業改革上，估計目前私有經濟部門占中國非農業國內生產總值的57%至65%；即使是少數國企，絕大多數已實現股份制改造（OECD，2005）。此外，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各種生產要素市場化程度顯著提高，貿易環境更加公平，金融業更加開放。2003年，中國招標、拍賣、掛牌出讓土地占出讓總面積的比重由2001年的7.3%增加到28%，進口許可證管理的商品種類從26種減少到8種。2001年至2003年間，資本項目中完全可兌換和基本可兌換的項目增長58%，嚴格管制項目減少60%。據此，受商務部公平貿易局委托、由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所承擔的《2005：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報告》結論認為，中國經濟市場化的深度與廣度都在不斷增強，2003年中國經濟市場化程度為73.8%，中國已經是市場經濟國家。在國際方面，加拿大弗雷澤研究所自由化指數測度結果肯定了中國市場化的進程。他們的指數分值是從0到10，越高越自由，而中國經濟自由化指數從1980年的3.65上升到2000年的5.28。

在經濟績效方面，中國過去維持了二十七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增長率平均達到9.4%，在所有的轉型經濟體中名列前茅（見圖1）。而且，這種經濟績效改善帶來的經濟高速增長，是與制度轉型相匹配的。世界銀行的報告認為（2003），各種不同的研究結果都表明，中國1979年之后的經濟增長中，大約有1/4至1/3來源于組織效率和生產效率的提高；而這種組織效率與生產效率的提高，又主要得益于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

而且，更應該指出的是，在制度轉型頗有成效且經濟績效不斷提高的同時，與其他轉型經濟體相比較，盡管有1989年政治風波，但中國在總體上還是保持了政治與社會的宏觀穩定。正因此，中國轉型與經濟增長的經驗被國際范圍內的轉型經濟學家視為以“華盛頓共識”為指導的轉型經濟體之外的一個更成功的替代性方案。這一替代性方案甚至被英國思想庫倫敦外交中心總結為所謂“北京共識”。

（二）社會公平惡化的現狀

社會公平是多種綜合因素作用后形成的一種社會心理感受。我們以下將從收入差距；發展起點、發展機會與表達意愿及政治權益不平等；社會排斥三個大方面，對中國制度轉型27年后社會公平惡化的現狀作一論述。

1、收入差距急劇拉大

（1）城鄉收入差距加速擴大。1978年城鄉差距為2.57倍，在1985年曾縮小為1.86倍，以后逐年擴大， 2004年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為3.4倍左右。

（2）地區收入差距擴大。如人均GDP，東部與西部的比例，由1991年的1.86倍，擴大為2000年的2.33倍，2003年又擴大為2.52倍。

（3）行業收入差距擴大。最高與最低的平均工資的比例為6.1倍，比1978年達的1.3倍擴大了4.8倍，若包括高收入行業的獎金和工資外收入，則行業差距更大。

（4）社會總體貧富差距急劇拉大。中國的基尼系數在過去27年間擴大了40%。因此，世界銀行（2001）結論認為，中國制度轉型造成的貧富鴻溝在世界上是十分驚人的，中國的整體不平等“是所有有資料國家中惡化最快的”。

2、發展起點的不平等、發展機會不平等、表達意愿與政治權力的不平等。

（1）發展起點的不平等，首先是指經濟增長與收入增加所需要的基礎與公共資源的不平等。其中，最重要的有政府公共投入、教育投資與健康投資。

（2）發展機會的不平等。主要表現為壟斷形成的進入壁壘以及勞動力市場的歧視現象。

（3）表達愿意與政治權利的不平等。

3、無處不在的社會排斥。

社會不公平不僅僅應該定義為分配不平等或貧困問題，還應該包括弱者與貧困人口被排斥在社會生活之外，結果是弱者與貧困人口的邊緣化。

如果將阿瑪蒂亞•森所關注的社會排斥領域，與轉型27年后中國社會的狀況作一對比，我們發現，中國的社會排斥既有因為弱勢與貧困導致的消極排斥，也有因為經濟、社會與政治體制導致的積極排斥。在消極排斥方面，往往是因為貧富懸殊導致部分貧困人口無法進入富裕人群的社會空間。

三、轉型期中國社會公平狀況惡化的原因分析

（一）經濟增長的必經階段

關于公平與效率之間緊張的關系，較早的解釋可回溯到新古典增長模型。這一模型最核心的思想就是，經濟增長水平高低，與人均資本量的高低呈正比。所以，如果在分配中更傾向于資本要素擁有者，社會投資將越多，經濟增長率就越高。所以，在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中，收入分配不均可視為經濟增長的必須。這一理論實際上強調了對資本及其要素擁有者的激勵。

除了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之外，公平與效率之間緊張關系還可以回溯到早期的發展經濟學觀點，尤其是阿瑟·劉易斯（Arthur Lewis ，1954） 和 西蒙·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 1955）的所謂“二元結構”理論。前者的“勞動力無限供給”模型認為，經濟增長是由于生產率低的部門中勞動力向生產率高的部門流動所驅動。后者則認為，如果兩部門間的不平等比部門內部不平等更具實質性，那么，不平等首先將因為人們跨部門流動而不斷拉大，然后又因為大多數人都在新的同一部門、或者經濟達到了部門之間要素流動的平衡點而下降，因此產生了Kuznets 倒U型曲線（“inverted-U” curve）。這一理論強調勞動力流動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

轉型期中國社會公平狀況惡化，尤其是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部分可以用為形成經濟增長所必要的激勵來予以解釋。

合理的分配差距對資本要素及其擁有者提供激勵。資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不斷上升，勞動者的工資收入則不斷下降。這與改革開放前單純按勞動要素分配相比較，一方面是在國家作為投資主體功能日益下降背景下，提供了經濟增長中資本要素投入的激勵，從而促進了經濟增長，但另一方面也會導致收入差距在不同要素擁有者之間的不同。

合理的分配差距對勞動力在城鄉與行業間流動提供激勵。城鄉收入差距可以簡單理解為現代部門與前現代部門的收入差距，這種收入差距推動了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轉移，從而促進了經濟增長，也促進了城市化。據蔡昉的一項研究成果，過去20年中國經濟增長中，有21%直接來源于勞動力的流動特別是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世界銀行的一項報告也表明，在1978年到1995年間，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9.4%，其中就有一個百分點來自于就業不足的農村勞動力向生產率較高的工業部門流動；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赫希曼也研究證實，勞動力再分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根源，因為中國人力差距的主要來源其實并不真正是來自于勞動力市場，而是來自于城鄉收入差距，而中國勞動力流動率必須達到現有的4倍才可以降低人力資本投入的不均衡性。適當的城鄉收入差距以及行業收入差距，都可以促進這種流動并促進經濟增長。

但是，適度的收入分配差距提供經濟增長中投入要素的激勵，遠不足以解釋中國公平惡化的程度之大。如果按經歷過典型的“倒U”型增長國家的經驗，形成經濟增長的要素激勵必要的收入差距所導致的基尼系數不能超過0.3（耿改智、楊潔，2003），剩余的15個百分點則只能用其他因素加以解釋。

（二）制度轉型必須付出的代價？

制度轉型必定伴以一定的收入分配差距,可以從改革動力論得到解釋（熱若爾·羅蘭，2002）。即如果要使一項改革得以推進，必須給改革推動者與改革參與者以激勵，使他們從改革過程中或改革后的制度安排中受益，因為他們相當于“領頭羊”，只有給他們以先入的激勵，他們才有改革的積極性；而制度轉型的“追隨者”是否愿意跟進，使制度轉型鋪開，也是看“領頭羊”是否從轉型中得到了額外的收益。。

即使如此,經濟轉型代價仍然只能部分解釋中國社會公平狀況的急劇惡化。正如科奈爾所指出的（2003），將工資、收入和財富的差距擴大到一定的程度是轉軌的必要組成部分，因為讓市場決定工資會創造出提高效率的激勵因素，而這種激勵因素對于成功的改革是至關重要的。更具效率的勞動者既然對經濟增長作出了貢獻，就必須得到應有的報償。但不平等的擴大應該會有限度，并且也仍然存在最大限度抑制為推動轉型過程造成社會不平等的程度的選擇。

（三）公共政策改革出現某些偏差

1、住房改革

2、醫療領域改革。

3、教育領域改革。

4、社會保障領域改革。

（四）轉型過程中的制度失范

制度失范是導致中國社會公平狀況惡化的更關鍵性因素。之所以說是更關鍵性因素，是因為：第一，如果說推動經濟增長與制度轉型，僅僅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而且這種差距在一定程度上能被大眾所接受，那么，轉型期制度失范不僅造成財富分配在短期內急劇分化，而且當前社會大眾心理上普遍的“不公平感”正來源于此；第二，如果說推動經濟增長與制度轉型造成的分配差距拉大，是無法避免的，那么，轉型期制度失范不僅不為經濟增長與制度轉型所必須。而且將可能導致制度轉型向“壞”的市場經濟(錢穎一,2000)，與建立一個健全的法治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并不相符合。

1、轉型期政府官員彌散性腐敗。

2、產權改革中的國有資產流失。

3、龐大的地下經濟。

4、疊加的“掠奪之手（Grabbing Hand）”。

（四）發展主義壓力下政府職能錯位

1、稅收對貧富差距的逆向調節。

2、法律對于弱者的門檻太高。

3、存在司法不公現象。

四、轉型期中國社會公平惡化的成本與風險評估

我們將對轉型期中國社會公平惡化后的成本與風險進行評估。我們將用迫切性程度的不同，對社會公平惡化已造成的后果作一呈現，對將可能造成的后果進行預測。我們認為，社會公平惡化，從近期看，可能威脅社會穩定；從近中期看，可能威脅經濟發展；從中長期看，可能導致制度轉型被鎖定。

（一）公平狀況惡化威脅社會穩定

轉型期社會公平狀況惡化威脅社會穩定。這是一個很迫近的后果。社會公平惡化導致社會不穩定，原因在于社會公平的惡化將導致分配性沖突的加劇。人們認為社會不公平，實際上是認為所付出的與所得到的不成比例。在這種情況下，認為自己通過生產性活動獲取不了應得收益的人，一方面會對于通過權力、壟斷性資源或掠奪性資本等輕松獲得很高收益甚至一夜暴富的人心懷不滿；另一方面，更對于政府所謂“勤勞、合法致富”的說教失去信心。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更傾向于通過暴力或準暴力手段，試圖與既得利益者重新分享已有的成果。這種純粹的分配性沖突，將導致社會不穩定。正如阿爾辛納和帕雷蒂（Perotti） (1996) 所指出的，越多人認為社會不平等，越多人就會卷入社會財富分配的沖突。就象蛋糕只有那么大，而越來越多的人只想從如此小的蛋糕中多劃拉出自己的一塊，必然會造成對有限的蛋糕的爭奪與沖突。而越多人卷入社會財富分配的沖突，社會就越不穩定。

（二）公平狀況惡化威脅經濟可持續發展

中國經濟轉型期社會公平狀況惡化程度之高、速度之快，遠不能用“庫茲涅茨假說”可解釋的，因而，這種公平狀況的惡化長期下去，將威脅到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健康發展。

1、不公平感將鼓勵人們不進行“生產性努力”而進行“分配性努力”，由此妨礙經濟效率。

2、不公平感導致各階層之間“分配性沖突”增加，這會影響人們的安全感，進而影響投資，降低影響經濟增長。

3、不公平會抑制國內社會消費，這也會妨礙經濟增長。

（三）公平狀況惡化可能導致制度轉型被鎖定

當前中國轉型過程本身的確面對著不確定性。但我們認為其中最大的危險并不是舊體制復歸，而是改革不能按初期的預想繼續推進，使得中國改革成為“半拉子改革”。即從中長期看，由于社會公平狀況惡化，可能導致制度轉型被鎖定。

五、在促進社會公平過程中推動制度轉型：對策與障礙排除

（一）堅持改革方向不動搖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全過程中，都始終注意到貫徹“兩個大局”思想。去年新出版的《鄧小平年譜》中收錄了鄧小平在1993年9月16日一個講話。鄧小平在那次講話中指出，“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么分配，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要困難。”針對當時已經出現的某些苗頭，他說，“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他更是明確告誡：“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最后，他又重申了“兩步走”思路。他說：“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間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

堅持改革方向不動搖,就是堅持鄧小平關于改革“兩個大局”思想以及改革分兩步走的戰略不動搖。

當前，最重要的是堅持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以黨的創新的理論為指導解決改革進程中出現的社會不公平問題。

（二）公共政策選擇

為最大限度減輕社會公平惡化的程度，同時還能最大限度降低對制度轉型的障礙（可能導致的逆轉或無法順利推進），政府需要實施一系列公共政策。這里，我們首先考慮進各種約束條件，并按照迫切性程度不同，我們把政府需要采用的公共政策分為五類，從第一類到第五類，也是政府在實施過程中優先考慮的排序。

第一類，對貧困與弱勢人群進行“兜底”的措施。這是目前政府選擇公共政策時應該放在第一位、可以很快完成的。

第二類，建立起初級的社會保障網。目標是建立起盡管水平較低但保障卻較為普遍、能覆蓋全社會最需要保障人群的網絡。這是政府應該在近期落實并盡快完成的公共政策。

第三類，讓財政與稅收政策發揮作用。這是政府可以視宏觀經濟與經濟發展狀況而逐漸落實的公共政策。

第四類，有利于社會公平的長效政策。由于受各種條件所約束，這些政策不是一下子就能實施，而是靠漸進實施，即貫穿于以社會公平推動制度轉型的全過程。

第五類，更長遠的考慮。即在條件成熟時可以落實的政策。

（三）轉型政策選擇

在轉型政策方面,為達到以社會公平推動制度轉型，在改革已經推進到現階段的情況下，應該本著“先有補償、后有改革”的原則，并深入考慮后繼改革的損益分布，在公平與制度轉型之間進行權衡。

（四）以社會公平推動制度轉型過程中可能的障礙及其排除

在以社會公平推動制度轉型過程中,我們認為，最大的障礙來自于三方面因素的結合：一是既得利益集團可能組成“分利聯盟”，繼續惡化社會公平，并且使制度轉型失敗；二是中央政府承諾與威脅的可置信程度過低，使政府政策無法貫徹下去；三是民眾的預期高于政策效果的逐步顯現。

因此，在促進社會公平中推動制度轉型，采取的具體政策包括：

·在發展過程中逐漸解決問題。中央政府不能停止下來搞利益調整；盡量不要出臺任何可能導致短期內大規模的利益格局重新調整的轉型舉措。

·盡可能早地保證獲得廣泛和持續的支持。

·“多作少說”或“先作后說”。

·不允許出現既得利益集團。

·“言必行，行必果”。維護中央政府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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