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兩極對立  凝聚民族共識

王占陽 

（注：2006年2月3日，真善美書家（大家思想網）、烏有之鄉書社主辦的“大國興衰與中國問題”學術研討會在北京烏有之鄉書社召開，本文是王占陽先生提供給大會的論文。）

　　很高興今天能有機會與大家面對面地交流。我今天的發言題目是：超越兩極對立，凝聚民族共識。

　　在正式切入這個主題前，我想首先談談我對《大國崛起》的一些總體性的看法。我認為，我們現在正處于中華民族復興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期，也正是處在世界歷史發展的一個關鍵期。值此時刻，我們每一位炎黃子孫、特別是每一位知識分子，都應當發揚“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以無私無畏的態度和自己的聰明才智，盡到自己的一份歷史責任。基于這一點，我對于《大國崛起》及其主創人員不能不給予高度的評價。我認為，《大國崛起》的創作群體是一個具有高度的歷史責任感的創作團隊，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一部分真正的民族精英。從總體上看，作為他們辛勤努力和智慧的結晶，《大國崛起》這部片子確實是非常精彩、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及時的。《大國崛起》以影視史學的方式強有力地展現了世界歷史知識的重要性，在我們這個普遍缺乏世界歷史知識的國度里，再度引起了人們對于世界歷史的普遍興趣和思考，這本身就是一個歷史性的重大貢獻。我很欣賞《大國崛起》中的一句話：“忽視過去的人，在未來行程里只是一個缺乏思想準備的匆匆過客。忽視過去的國家，面對世界變局將不會有成熟的選擇，甚至有迷失方向的風險。”我也很欣賞《大國崛起》的主旨，這就是“讓歷史照亮未來的行程”。 誠然，限于時間，在《大國崛起》中，許多歷史事實都未能講到，但是，我們不僅不應當因此而責備它，而且還應為它竟能在短短10小時的時間內如此生動、如此精彩地概述了這段長達五百年的大國興衰史而拍案叫絕！誠然，《大國崛起》也并沒有著重敘述大國崛起中的黑暗面，而是著重地敘述了大國崛起中的文明先進的方面，但是，我們也不應當因此而責備它，反倒應當因此而高度地贊揚它，這是因為，我們已經從革命時期進入到了建設時期，而在這個時期，事情很明顯，我們并不能通過學習人家的黑暗面而進步，而只能是通過學習人家的長處而前進！誠然，《大國崛起》所敘述的大多是歷史常識，但是，它不僅對于治療我們民族的世界歷史知識匱乏癥、饑渴癥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它同時也給包括世界歷史學學者在內的所有中國人都提供了某些富有啟發意義的新知識。特別是，它不但基本尊重歷史史實，而且還進行了深層次的思考。它在歷史觀的層次上，實際上也已進入到了新史學的發展階段。

　　那么，《大國崛起》對于超越兩極對立、凝聚民族共識究竟有什么意義呢？我認為，我們過去曾經形成了一整套根深蒂固的“誰戰勝誰”的“你死我活”思維方式，這就是我在這里所說的兩極對立的思維方式。但這種思維方式既不符合歷史實際，也不利于凝聚民族共識，構建和諧社會，實現民族復興。我們現在講改革，一個最深刻的改革，實際就是對于這種僵硬的思維方式的改革。如果我們不去進行這種改革，而是我們的民族、特別是我們民族中最活躍的分子仍被這種思維方式所左右的話，我們的民族就有可能再度陷入“你死我活”的內部紛爭，甚至是陷入新的全面動亂，因而我們也就有可能喪失掉我國現代化和中國崛起的最后機會。

　　那么，究竟怎樣才能超越這種兩極對立的思維方式呢？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面向歷史、了解歷史、研究歷史、從歷史實際出發思考問題。我注意到，《大國崛起》的總策劃者之一麥天樞先生在接受采訪時曾經表示：“我非常渴望讓公眾理解‘妥協’這兩個字的社會價值和理性價值。西方這些現代國家的建立，其標志就是以理性的方式、妥協合作的方式，來探尋一種新制度，探尋社會利益分配的一種新形式”。我認為，麥先生所說的這種“妥協”精神，實際就是《大國崛起》的靈魂之所在，也正是《大國崛起》所擁有的主要功能之所在。《大國崛起》的這種功能當然并不是源于別的什么，而只是源于它對歷史事實的實事求是的反映和描述。歷史，只有歷史，才是真正的智慧的源泉，也才是思想解放的最大源泉。面對《大國崛起》的歷史敘述，同時也是面對較之更為全面、豐富的歷史事實，我們不能不看到，事實上，發展不僅是對立面的斗爭，而且更是對立面的統一。發展就是綜合，綜合就是創造，綜合就是發展。面對歷史事實，特別是面對長時段的世界歷史，我們尤可看出，我們傳統觀念中的唯物與唯心、勞動價值論與邊際效用價值論、利他與利已、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左與右等等的兩極對立，實際都是不真實的，都只是一些觀念中的兩極對立。事實上，唯物與唯心是可以綜合的，勞動價值論與邊際效用價值論是可以互補的，利他的善與善待自己是可以統一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可以相互結合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是可以通過歷史的發展和揚棄而成為休戚與共的新階級的，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都是現代文明不可或缺的兩個基本方面，左與右也是可以合二而一的，……如此等等。誠然，我們看到，《大國崛起》中并沒有對于這些超越兩極對立的理論觀念給予明確的理論說明。我們也知道，史學理論研究的薄弱一直是我國史學界的一個軟肋。但我仍想在這里指出的是，至少是在某種程度上，恐怕正是因為有了這種注重“妥協”的意識，所以《大國崛起》歷史敘述才得以在事實上超越了那些虛構的兩極對立，而這也就正是這部電視紀錄片的最為可貴的地方。

　　進一步看，人們對于歷史上的這些“妥協”，當然是有權利做出自己的理論解釋的。而《大國崛起》主創者們的主要意圖之一，也正是在于以真實的歷史事實去啟迪人們的思考。我在超越上述一系列兩極對立的傳統觀念方面，已經大體上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想法和說法。我的《新民主主義與新社會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2006年）一書，就是我在這方面的主要著作。但是，限于時間，我現在只能就其中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即超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極對立的問題，簡要地談一談《大國崛起》的啟示和教益。

　　首先，我認為，《大國崛起》比較充分地肯定了資本主義的生命力和歷史合理性，肯定和展現了資本主義的文明性方面，這是很好的。我們知道，馬克思、恩格斯曾經在《wdGCD宣言》中對于資本主義的歷史作用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但馬克思、恩格斯同時又過低地估計了資本主義的生命力，也未能看到他們身后資本主義從野蠻到文明的更大發展，因而他們對于資本主義的認識又是具有某些歷史的局限性的。歷史發展到了今天，我們現在顯然已經能夠超越這種歷史的局限性了。特別是，我們現在已經可以看出，現代文明實際有兩個輪子，一個是資本主義，一個是社會主義。如果沒有資本主義這個輪子，即使是我們使出了吃奶的勁，我們也絕對不可能實現現代化，絕對不可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所以說，《大國崛起》充分肯定資本主義的生命力和合理性，實際是非常積極的。我們也應當通過《大國崛起》而進一步地形成這樣一種民族共識，這就是：大力發展資本主義，實際不僅是私營企業家的利益之所在，而且更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其次，《大國崛起》不僅重申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性，而且更著重地展現了二者之間又可以相互產生、相互促進、相互修正、相互結合的統一性。這一點對于我們超越兩極對立、凝聚民族共識來說，尤有更為直接的重大意義。

　　這里首先有一個問題需要澄清，這就是：究竟什么是社會主義？我認為，在最一般的意義上，所謂社會主義，實質上就是普遍幸福主義。換言之，社會主義的根本要義，實際就在于讓大家都過上好日子，而不再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由此，我們再來看《大國崛起》，就可以看出，實際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是現代文明的兩個孿生兄弟。在現代文明的較早階段上，由于整個社會還比較窮，所以這對孿生兄弟相互打架的時侯比較多，相互幫忙、相互合作的時侯比較少。但在現代文明的較高發展階段上，隨著社會財富逐步增多，這對孿生兄弟也就從斗爭愈益走向合作，進而基本上言歸于好了。

　　我們過去曾有一種觀念，這就是只有通過消滅資本主義才能走向和實現社會主義。但近代以來、特別是近百年以來的歷史事實所證明的卻是：只有在資本主義效率和資本主義文明成果的基礎上，才能走向和實現人民的普遍幸福。

　　所以，我們在《大國崛起》中看到，雖然荷蘭崛起時首先是發展了資本主義，但它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上和過程中也發展了與資本主義相結合的社會主義。荷蘭是世界上最早實行人民普遍持股的人民資本主義的國家，而人民資本主義實際就是人民普遍受益的人民社會主義。而荷蘭在資本主義基礎上實行社會主義的實際結果，就是導致了17世紀荷蘭人民的普遍富裕，導致了那位身心健康的廚娘形象的出現，導致了普通人的平凡生活成為藝術殿堂的主角的社會主義藝術的出現，也導致了每個階層的家庭里都掛有油畫的普遍幸福主義的社會現實。而且，“直到今天，荷蘭人的日子依然像這位廚娘一樣富足和安逸”。

　　再就法國來說，恩格斯曾經指出，社會主義就是自由、平等、博愛之實現，而我們知道，自由、平等、博愛也正是法國大革命的主要思想和口號。法國大革命后，法國的政治和社會經歷了曲折復雜的發展過程。面對19世紀的困境，馬克思、恩格斯曾經設想：通過消滅資本主義的途徑，實現自由、平等和博愛。但后來的歷史證明，在目前的社會發展階段上，人類只有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基本上實現自由、平等、博愛。而法國的社會主義道路，也就正是這樣一種社會主義道路。所以，《大國崛起》十分正確地指出：“自由、平等、博愛，這是人類社會的美好理想。也許這是永遠無法完全實現的愿望，但是人們可以在無盡的歲月中無限地接近它。正是在這一追尋理想的過程中，法國以它卓爾不群的氣質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也正是在追尋這一理想的過程中，法國也終于在戴高樂時期“開始接近大革命提出的理想”了！我深信，如果馬克思、恩格斯的在天之靈能夠聆聽到這一切的話，也一定會對此深感欣慰的！

　　我們現在再來看美國。我認為，和法國一樣，美國最初的立國原則實際也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結合的原則。美國《獨立宣言》明確宣布：“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一些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這就是美國立國原則中的社會主義原則，亦即普遍幸福主義的原則。由于這一點，即使是后來的美國wdGCD人，也對于《獨立宣言》的起草人杰斐遜充滿了敬意。誠然，囿于當時的主客觀條件，美國也曾長期實行自由市場經濟原則，并把普遍幸福的原則僅僅理解為每個人都有權利去自由地爭取自己的幸福，而不是將其進一步地理解為政府的責任和義務。但是，另一方面，正如《大國崛起》所講述的那樣，當這條資本主義的單行道走不通的時侯，美國也走上了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革之路。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美國曾經先后發生了兩次大的社會主義改革運動，這就是所謂“進步運動”和“羅斯福新政”。《大國崛起》中說：“新政期間，美國還建立起養老和失業等方面的社會保障體系，整個美國就像經歷了一場由總統推動的社會革命。”而在我看來，這種社會革命實質上就是新式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革命。《大國崛起》中還有這樣的畫面和解說詞：“今天，來自美國各地的老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和這些大蕭條期間生活窘迫的老人的雕塑，合影留念。”而這也就正是美國社會主義革命的豐碩成果的一個生動體現。所以，我認為，美國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不僅是以資本主義的效率和效益為基礎的，而且同時也是社會主義的公平和正義為基礎的，而在整體上則就是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結合的新型社會制度為基礎的，而絕不是僅僅以資本主義制度為基礎的。

　　由此，我們也就可以看出，我們目前所處的世界歷史時代，實際已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結合的現代文明時代了。而人類之所以能夠走到這一步，又只是因為有了全人類的艱難曲折、代價巨大的探索與實踐。我們在《大國崛起》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早期資本主義的嚴重弊端導致了俄國消滅資本主義的革命探索。但是，一方面，無論是資本主義的單行道，還是社會主義的單行道，事實上都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西方和蘇聯也都為發展人類現代文明的資本主義方面和社會主義方面做出了各自的貢獻。而當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看似你死我活的斗爭也終于被證明是一條死路時，它們之間的妥協、合作和融合，也就逐步地實現了。由此，人類也就在反復的試錯中，終于走出了一條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結合的正確道路。

　　最后，我認為，既然我們的時代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結合的現代文明時代，那么，在這一歷史時代，我國的大崛起之路，自然也就只能是以社會主義為主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結合的有中國特色的新式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道路。所以，在我看來，《大國崛起》讓歷史所照亮的未來行程，實際也就正是我國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結合的新式社會主義的未來行程。

2007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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