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十月革命100周年宣言

　　希臘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100周年致敬。作為20世紀最光輝的世界歷史性事件，它證明了資本主義不是不可戰勝的，證明了我們可以建立社會的更高級組織，消滅人對人的剝削。

　　十月革命顯示了革命階級斗爭的力量，顯示了被剝削壓迫者的力量。這時，他們站在了舞臺中央，把歷史的車輪推向了社會解放的方向。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它是奴隸和中世紀農民起義的延續，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延續，但它也成為了這一進程的高潮，并且超越了這一進程，因為這是第一次把廢除剝削階級社會作為革命的目標。在英勇的巴黎公社“沖天風暴”的46年后，俄國工人階級用十月革命實現了數百萬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要求更好生活的愿望。

　　十月革命證明了列寧主義分析的正確性：社會主義在一國或數國取得勝利是可能的，這是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的結果。

　　1917年的十月革命是一個有著全球性深遠意義的事件。它證實了工人階級(作為能夠而且必須領導革命斗爭，建立沒有剝削、不安全、貧窮、失業和戰爭的社會)完成其歷史使命的潛力。它還證實了，工人階級歷史使命的實現，并不是由它在經濟活動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決定的，而是由它作為新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動力這一事實決定的。

　　同時，十月革命顯示了革命的政治先鋒隊即共產黨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的領導作用，不僅存在于社會主義革命中，而且存在于新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建立、加強和最終勝利的整個斗爭之中。

　　十月革命的火焰導致并加速了一系列共產黨的建立，它們是不同于這一時代的社會民主黨的新型革命工人政黨。社會民主黨背叛了工人階級和革命政治，選擇了讓工人運動臣服于資產階級旗幟下的道路，還支持帝國主義軍隊進攻俄國年輕的工人國家。

　　勝利的十月革命不但是先前所有工人起義的延續，而且為人類 “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歷史篇章鋪就了道路。為了總結其歷史意義，列寧寫道：

　　“我們已經開始了這一事業。至于哪一個國家的無產者在什么時候、在什么期間把這一事業進行到底，這個問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堅冰已經打破，航路已經開通，道路已經指明。”

　　十月革命的經驗在今天尤為重要。今天，歷史的車輪似乎正在倒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正處于危機和退卻之中，(90年代以來的)反革命的長期結果正在加深許多工人的錯誤觀點，即“資本主義之外別無選擇”。

　　資產階級聲稱，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方案是一種烏托邦。歷史的發展本身幫助我們揭穿了他們的宣傳。在人類歷史上，沒有哪個社會經濟制度能一下子一勞永逸地建立起來，沒有哪個制度是在進步階級從勝利走向勝利的線性過程中建立起來的。在偉大的奴隸起義之后，雖然斯巴達克斯被釘在十字架上，但奴隸制最終成為了歷史。在1789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之后，雖然羅伯斯庇爾被送上了斷頭臺，但封建制度的日子也快到頭了。

　　資產階級花了大約4個世紀才鞏固了自己的政權，這一事實被他們故意掩蓋著。從14世紀意大利北部商業城市的資產階級的最初嘗試，到18、19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資產階級花了幾個世紀，直到讓資本主義關系發展到一個滿意的程度，才得以徹底廢除封建生產關系。資產階級在這段時間里經歷過的挫折，無法否定這一事實：地主和農奴之間過時的生產關系，讓位于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歷史的必然。

　　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徒勞地宣稱：資本主義是不可替代的、永恒的，革命的階級斗爭不再是推動歷史發展的手段。

　　十月革命開創的社會主義社會，存在了長達幾十年，并且取得了相當的成就。這證明了，一個不存在老板、不存在擁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的社會是可能的。在特定的階段，資本主義所有制和資本主義利潤沒能一次性被打垮，然而這一事實也不能否定上邊的結論。

　　▼社會主義仍然是必要的、適時的、現實的

　　社會主義的必要性和適時性，廢除集中的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可能性，來源于導致了生產集中的資本主義的發展。

　　資本主義所有制與生產的社會性之間產生了矛盾。在更好的社會化組織的條件下，資本主義所有制取消了所有工人日益增長的需要得到滿足的可能性：也就是說，人人都有工作，沒有失業的噩夢，工作時間短，享受更高的生活水準，享有高水平的公共免費教育以及健康和福利方面的類似服務。

　　工人階級通過自己在資本主義中的勞動創造了這些可能性，通過科學技術的發展擴大了這些可能性。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一切生產都是由私人的資本主義的利潤決定的，完全不考慮工人階級和大眾階層的需要。問題的關鍵是，生產那些東西的工人，沒有成為決定生產目標和組織生產的人。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原因，存在于資本主義的DNA之中。危機日益深入和廣泛，導致失業人數急劇增加，沒有社會保障的低工資工作也進一步增多了。隨著瓜分市場和領土的帝國主義戰爭，生活的權利也被摧毀了。

　　勞動生產率在上升，然而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甚至是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勞動和生活的條件都在不斷惡化。連資本主義國家自己的研究中心都承認，工人的收入在減少，而資本家的財富在增加。

　　今天，在社會革命之前的時期，導致舊的剝削制度衰敗的決定性因素，始終是其內在矛盾及其尖銳化。這給階級斗爭的發展、升級并獲得革命性提供了可能。今天，在壟斷資本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正日趨尖銳，而勞動和生產的社會化已經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商業集團的股東享受著其中大部分成果。對于組織和指導生產來說，這些股東是多余的，他們剝削工人階級，是經濟生活中的寄生蟲。股東們經常連自己占有股份并領取分紅的公司是哪些都不知道，更不知道這些公司在哪。

　　在壟斷集團占據主導的情況下，發展相對停滯的趨勢正在加強。也就是說，相對于當前生產力發展水平所創造出的可能性和活力來說是停滯的，相對于社會在不把利潤作為生產的動力的情況下可能生產出的數量和質量來說是停滯的。寄生性和相對停滯的特點包括：所謂的商品壽命縮短(利用科學知識限制產品的使用壽命);由于商業集團獨占著專利，技術的傳播受到了限制;沒有足夠利潤的行業長期得不到發展(例如抗震防護);為了資本主義利潤的最大化，對環境的不合理利用導致了環境破壞;在關于武器和鎮壓工具的生產的科學研究上，耗費了巨大的開支。

　　今天，工人階級力量的低落狀態，給人造成了資本的力量和進攻無堅不摧的印象(由于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支配地位)。然而，它不能掩蓋資本主義的衰敗，不能掩蓋這樣的客觀可能性：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由工人政權對生產資料進行社會化，在中央計劃和社會利益的基礎上運用生產資料。

　　十月革命和它之前的歷史表明，工人階級力量的低落狀態不是永久不變的。

　　▼有利于革命劇變的條件的特征

　　事實上，已經存在的建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的先決條件，并不能使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自動實現。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與自然規律不同，社會進步需要人的相關活動，也就是推翻舊社會、建立新社會的階級斗爭。

　　因此，社會主義革命的爆發(正如人類歷史上的每次社會革命一樣)，意味著出現這樣一種形勢：統治階級指使、鎮壓和征服人民的能力變弱了。

　　列寧闡述了革命形勢的定義，規定了革命前夕的社會中積累起來的主要的主觀和客觀條件。

　　-“上層”(統治的資本家階級)不能照舊統治下去。

　　-“下層”(工人階級和大眾階層)不愿照舊生活下去。

　　-群眾活動出現特別巨大的增長。

　　從而，“下層”的貧困和不滿，使他們的政治活動增長了;與此同時，“上層”中間充斥著混亂、軟弱、矛盾和猶豫。

　　這種有利于推翻資本主義社會的革命形勢的出現，有著其客觀的特征;它是隨著資本主義矛盾的急劇尖銳化而到來的。

　　然而，正如列寧正確強調的那樣，這并不意味著每一次革命形勢都會轉變成革命。如果沒有工人階級的清醒的先鋒隊領導他們進行有計劃的革命起義，那么，無論是下層的反應，還是上層的危機，都不會導致顛覆。

　　換句話說，要爆發工人革命，必須有革命的政治先鋒隊也就是共產黨。它由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基礎上的理論闡述和對發展的預知能力武裝起來，并能夠領導工人階級的革命起義。

　　當然，想要預測出能夠導致革命形勢的所有因素，是不可能的。歷史經驗集中地表明了，一場深重和同步的資本主義危機，和帝國主義戰爭的爆發一起構成了重要的因素。

　　在俄國發生的第一次勝利的工人革命，是在這種條件下、在黨的帶領下的工人階級力量的結果。列寧成功地預言了俄國革命形勢的潛在可能，預言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俄國成為帝國主義鏈條上最薄弱環節的可能。

　　▼布爾什維克走向1917年10月勝利的過程

　　雖然資本主義發展迅速，一戰前的沙皇俄國仍然存在著以沙皇為首的十分強烈的舊式專制國家的特點。在農村，存在著大量的農民、小生產者，他們飽受封建關系殘余的折磨。

　　1905-1907年的革命導致了國家杜馬的成立。這是一種權利非常有限的立法代表制度的形式，并不意味著向著正式的資產階級代議制的過渡。杜馬這一制度表現了資產階級和沙俄政權之間的妥協。雖然俄國在1861年就正式廢除了農奴制，但農村的大部分農民仍然遭受著大地主的壓迫。大地主強迫農民，要么為他們做工，要么上繳一半的收成。

　　1905年革命期間，在不斷加強的罷工斗爭和階級沖突中，蘇維埃誕生了。蘇維埃是把工人階級組織起來進行革命活動的機關，創造了一種由選舉出的代表組成的工人階級組織的新形式，并且成為了后來工人政權的萌芽。

　　在俄國大城市的重要中心，如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后來被改名為列寧格勒)，建立了大量的工廠，雇傭勞動者的數量劇增，這使得工人階級成為了俄國的基本社會力量，盡管工人階級實際上并不占俄國人口的多數。

　　在種種復雜的條件下，布爾什維克形成了這樣的戰略方針：在階級斗爭的發展中，要保證兩樣東西，一是工人階級在即將發生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政治獨立性，這樣無產階級就不會變成資產階級的附庸;二是工人階級對整個人民運動的領導權(即無產階級和小農、中農的社會聯盟)，從而革命就會具有相對這一歷史時期更激進的性質，并能促進向社會主義革命的過渡。因此，在把農民爭取到工人階級一邊的斗爭中，布爾什維克戰略的基礎是這樣的路線：與所有農民一起反抗中世紀的壓迫。在此之后，則與貧農、半無產階級一起反抗資本主義，反抗農村的富人。

　　這一戰略的基礎是以下判斷：資本主義在俄國的客觀發展，與沙皇專制落后的政治上層建筑發生了矛盾，與農村內部的農奴制殘余發生了矛盾。而此時的革命進程已經發展到了歐洲的水平。在這一時期，1905年的資產階級就已經不再是18-19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進步資產階級了。無論如何，在全球范圍內，資本主義都已經進入了帝國主義的反動時期。由于它的敵對階級即工人階級已經把自己建成了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資產階級更多地是害怕政治革命而不是渴望它。

　　因此列寧預計，革命應該建立一個臨時革命政府，即“工農民主專政”。這一政府將實現布爾什維克的最低綱領所包含的內容(代議制、普選權、土地改革等)。這一政權將會根除沙皇專制的殘余，同時在進步的資本主義西歐點燃無產階級革命的火花，最終反過來支持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在這一時期，布爾什維克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聯系了起來，并強調，要保衛工人階級的特殊利益，同時需要對革命政府施加持續的壓力以擴展革命的成果。

　　正如列寧所說，“工農民主專政”可以在反對專制斗爭的基礎上建立起來，但這還不是社會主義。列寧預言，隨著革命的發展，工農聯盟和工農專政內部的斗爭將會加強，最終將導致工人階級與中農、富農完全決裂，無產階級因素戰勝小資產階級因素，并向“無產階級專政”過渡。

　　布爾什維克的路線，是在反對當時的右翼機會主義者即孟什維克的斗爭中形成的，也是在反對托洛茨基的斗爭中形成的。托洛茨基低估了農民的作用和意義。列寧認為，托洛茨基的立場將導致“否認農民的作用”并削弱革命。

　　俄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加劇了國內的社會矛盾。俄國軍隊在前線一再失敗并失去領土(如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這不僅在遭受戰爭破壞之苦的工人和農民中間，而且在俄國資產階級中間引起了顯著的不滿。事實上，沙皇國家開始尋求同德國單獨媾和的可能性，導致了資產階級和英國、法國的不滿，使得它們制定了推翻沙皇的計劃。1916年，在高加索和中亞的各民族中間，同時發生了反對沙皇帝國的起義。

　　1917年2月，食品匱乏、大規模失業和迅速加劇的社會問題導致了巨大的群眾動員和罷工。資產階級推翻沙皇的計劃與這些動員和罷工結合到了一起。革命形勢形成了，組織在蘇維埃中的工人和農民的巨大政治活動以及軍隊的瓦解，最終導致了推翻沙皇的革命。

　　這一革命形勢是在復雜的過程中產生的，其中包括了一系列重要因素：帝國主義之間對立的尖銳化，過去三年的帝國主義戰爭給大眾階層帶來的問題，沙皇與資產階級之間聯盟的瓦解，布爾什維克在工人階級和士兵中間所做的政治和組織工作，都使得“上層”不能夠照舊統治下去了。

　　在危機和帝國主義戰爭的條件下，資產階級和沙皇專制之間的矛盾驟然加劇，這是布爾什維克早已強調的必然結果。這種矛盾，使得資產階級在二月革命中占據了主導地位。

　　俄國資產階級自由派政黨的代表建立了臨時民主政府，構成了資產階級的政權機構。與此同時，工人和農民開展了巨大的政治斗爭，蘇維埃(代表委員會)帶領的武裝群眾推翻了沙皇的統治。

　　孟什維克(當時的機會主義者)和社會革命黨(“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派”)主導的蘇維埃，提出要支持臨時民主政府。列寧把革命進程中的這一轉變時期稱作“雙重政權”。在這一時期，資產階級掌握著政權，但是不夠強大，不能夠驅散武裝的人民群眾的組織(比如說，蘇維埃有自己的衛隊)。

　　考慮到臨時民主政府和蘇維埃之間的妥協，列寧認為，應當實行一條具體的政治路線，以便用工人自身的經驗說服他們：

　　a.不給臨時民主政府提供支持，因為它是資產階級的政府。

　　b.要認識到正在進行的戰爭是帝國主義戰爭，是掠奪性的和不公正的。

　　c.要拋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支持蘇維埃里的布爾什維克，以改變其中的力量對比。

　　d.要讓蘇維埃掌握政權，這是解決大眾階層所有迫切要求(和平、土地、面包)的先決條件。

　　在著名的“四月提綱”和這一時期的其他著作中，列寧對二月革命的性質做出了非常清晰的評價。他評價說，政權轉到了資產階級手中。他認為，到這個時候，布爾什維克戰略的基本問題、工農社會聯盟的問題已經通過蘇維埃的形式實現了，盡管事實上無產階級的大多數迷失了方向，信任了作為資產階級尾巴的小資產階級代表。

　　不同于“老布爾什維克”(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的立場，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尚未成功、一系列目標尚未實現(如立憲議會、農村改革)，列寧回應說，一切革命的主要問題都是政權問題。在這個意義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成了。

　　因此，布爾什維克的戰略需要改變。從2月起，需要解決的第一個基本問題就是提高無產階級的意識，在社會聯盟的框架內贏得先鋒隊的地位。這就需要在革命機關(蘇維埃)內部進行斗爭，集合起半無產階級和貧農，為社會主義革命做好準備。

　　7月，在臨時民主政府對布爾什維克和工人運動采取嚴厲的鎮壓措施時，布爾什維克收回了“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在這個關鍵時期，特別是在科爾尼洛夫軍事政變爆發后，列寧預測到，客觀情況要么是資產階級軍事專政的勝利，要么是工人武裝起義的勝利。他加強了意識形態上的斗爭，反對通過和平議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幻想，并宣布，在貧農的支持下，為實現黨的綱領目標，無產階級能夠通過武裝起義奪取政權。

　　1917年9月，布爾什維克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蘇維埃中獲得多數之后，又重新提出了“一切政權歸蘇維埃”口號，并賦予其新的內容。它不再是揭露孟什維克同資產階級勾結的口號，不再是用于促進力量對比變化的口號，而是推翻臨時民主政府的革命起義的口號。布爾什維克沿著這一方向前進，不再等待立憲會議或全俄蘇維埃的選舉。

　　1917年10月25日(公歷11月7日)，列寧和支持他立場的布爾什維克領袖們果斷地發動了武裝起義，社會主義革命取得了勝利。

　　十月革命的經驗表明，只有蘇維埃工人政權、無產階級專政，才能解決勞動者的迫切問題(土地、面包、和平)。資產階級政權或者實際上并不存在的某種“中間”政權，是不能解決問題的。蘇維埃政權為廢除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鋪平了道路。

　　為了實現勝利的革命，列寧對其有決定性貢獻的布爾什維克黨，不斷地進行理論和政治工作，發展其戰略觀點，深化和預測各階級力量對比的快速變化，加強黨對工人階級本身的政治影響。從1905年到1917年革命政治路線的變化，反映了其戰略制定的成熟。

　　這絕非易事。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分裂。1912年，布爾什維克成為了獨立的黨。在與機會主義勢力作斗爭的過程中，在意識形態、政治和組織上與機會主義決裂的過程中，布爾什維克經受了鍛煉。

　　通往勝利的進程，是持續不斷的理論和政治論述的結果。對社會主義革命戰略的形成產生了決定性作用的是：對壟斷資本主義的研究(著作《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對待資產階級國家的立場以及工人政權即無產階級專政的性質(著作《國家與革命》);加強辯證唯物主義思想和對發展的分析(著作《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對沙皇俄國的經濟分析(著作《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這些論述強調了，在壟斷資本主義的時代，生產資料的集中給社會化創造了潛在可能;經濟政治的不平衡發展、帝國主義之間日益尖銳的矛盾，給我們創造了這樣的可能性：打破帝國主義鏈條上的最薄弱環節，并在一國或數國開始社會主義建設。

　　發展了布爾什維克戰略的列寧，在實踐中反對了普列漢諾夫、考茨基、馬爾托夫以及布爾什維黨內那些認為俄國必須經歷所謂的資本主義成熟階段的干部。

　　在革命前的俄國，這些觀點是廣泛傳播和有影響力的。這些觀點的基礎是：俄國經濟中農業生產占有特別的比重，機械化缺乏，電氣化落后，沙皇帝國大部分地區還保留著前資本主義的殘余。列寧闡明了資本主義關系的發展和大城市壟斷集團的建立。他還指出了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潛在可能，認為這將對生產力的發展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自然，布爾什維克的戰略不是一種突然形成的容易的東西。在階級斗爭尖銳化的時期，布爾什維克黨獲得了從群眾革命運動的發展中得出結論的能力，并運用群眾創造的機構(蘇維埃)推動了革命起義。

　　在階級斗爭發展的每個階段，布爾什維克黨都表現出了自己特有的能力。為了實現其戰略，它在各個階段采用了相應的政治路線、聯盟、口號和策略，并與孟什維克等機會主義勢力進行了靈活的對峙。在1905年到1917年艱苦的階級斗爭時期，布爾什維克黨的黨員們獲得了斗爭經驗，黨以最好的方式運用了這些經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它堅決而果斷地改變了工人和工會運動中的力量對比，改變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那些最大工會中的力量對比。它的影響力，主要是在反抗的工人和士兵的機構(蘇維埃)中逐漸加強的。理論的準備和靈活的實踐，讓布爾什維克具備了把革命和工人-人民的力量緊密結合在一起的能力。這使得布爾什維克不屈服于其活動中遇到的現實困難，例如國家的和與國家有關的暴力。

　　在1905年到1917年的艱難歷程中，布爾什維克在實踐中一方面要面對沙皇國家的暴力鎮壓，另一方面要面對小資產階級和落后的大眾階層的反革命活動。一個典型的例子是1905年革命中的黑色百人團(譯者注：保皇的武裝恐怖組織)。當時列寧認為，在現實中對付他們，能夠讓工人的戰斗隊得到鍛煉。在這一時期，布爾什維克力圖加深工人的階級意識。1905年，群眾手持圣徒和沙皇本人的圣像，唱著圣歌，遭到了沙皇衛隊的攻擊。這是1905年彼得格勒最大的示威之一，足以讓人銘記。

　　特別是在1917年2月到1917年10月的關鍵時期，他們面對的是在引導群眾方面有巨大能力的資產階級政治家，比如克倫斯基。布爾什維克成功的原因，是他們圍繞著在政治、組織和軍事上為革命起義做準備的計劃，耐心而大膽地開展工作。

　　十月革命的勝利結果，使得社會主義革命的戰略以及與推翻資本主義的革命相關的大量經驗得到了證實：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則基礎上的革命的共產黨的領導作用，民主集中制作為黨在總體上的基本特征，是聯合行動的保障;需要集結反對資本力量的工人階級，吸引部分農民階層和某些中間階層加入革命，并使其他階層保持中立;歷史地說，資產階級有必然被淘汰的反動性質，必須不參加或支持資本主義框架下的政府，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不存在過渡的政權形式，需要打碎資產階級國家。

　　在對十月革命中布爾什維克的戰略以及這一戰略的形成過程(從1905年到1917年)的研究中，我們可以得出極其重要的經驗教訓。它為共產黨在階級意識不強的工人和大眾階層中做工作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布爾什維克能夠成功地把對國內和國際發展的研究、理論工作與俄國國內艱苦的階級斗爭的經驗結合起來。今天，這種結合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必要，因為它使共產黨人在復雜和困難的條件下、在力量薄弱的地方依然能夠有效地開展工作。

　　▼關于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戰略

　　布爾什維克黨和十月革命，是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系統中馬克思主義革命派活動的歷史延續。在接下來的幾年里，他們促進了柏林、布達佩斯、都靈的工人起義的爆發。這些起義當時被鎮壓了下去。總的來說，十月革命加速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推動了反對資本國際力量的第三共產國際(1919年-1943年)的建立。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出賣工人階級的社會民主黨決裂是必要的，加強反對他們的斗爭是必要的。這種必要，使得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其中的21個條件是一個黨加入第三國際所必需的，目的是保證自身的革命性。

　　然而在后來，十月革命的積極經驗沒有被采用。在共產國際存在的歷史時期，這些經驗也沒能成為主導。相反，共產國際在其存在期間，總體上形成了這樣一種戰略：以建立介于資產階級和工人之間的政權形式為目標，并把它看作向社會主義政權的過渡形式。通常，從布爾什維克最初制定的戰略來看，這種選擇是合理的。然而實際上，這種戰略被用在了并不具備與1905年的俄國有類似條件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和資產階級國家中。

　　這一問題的原因顯然需要更加深入細致的研究，我們黨正在繼續這一工作。然而，我們也能夠注意到促成這種有問題的戰略制定的客觀因素和困難。

　　一些共產黨沒能利用好促成革命形勢的先決條件，十月革命的幾年后，特別是在1918年德國革命和1919年匈牙利革命失敗后，工人運動的浪潮退去了。1920年以后，各資本主義大國暫時克服了經濟危機并穩定了下來。工會組織中的大多數工人仍然被社會民主黨所束縛，一些社會民主黨黨內的激烈沖突一直持續著，比如意大利和德國的社會民主黨。

　　這時，聯共(布)黨內兩種觀點的對抗加強了。托洛茨基等人認為，如果沒有先進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建設就是不可能的。而斯大林認為，蘇維埃政權應當優先進行社會主義建設。

　　在20世紀30年代，帝國主義向蘇聯發動新的軍事進攻的威脅加大了。這是革命浪潮衰退之外的另一個因素，它與蘇聯內部尖銳的階級斗爭和曾經被迅速克服的困難結合了起來。關于如何應對上述問題的討論，加重了制定合適的革命戰略時的矛盾，并且凸顯了理論的薄弱。

　　盡力拖延帝國主義進攻、利用帝國主義中心之間矛盾的蘇聯外交政策的全部努力，與共產國際路線的改變是明顯相關的。對于后來幾十年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這一路線改變產生了消極的影響。這種改變，與當時如何對付法西斯的問題有關，也與對待社會民主主義以及資產階級民主的立場有關。在這一時期，出現了這樣的做法：在政治上，將各帝國主義聯盟劃分成有侵略性的類型和防衛的類型。法西斯勢力屬于有侵略性的類型，而防衛的類型則包括了資產階級民主勢力。

　　更特別的是，在上世紀30年代，有一種錯誤的估計，認為社會民主黨內部存在左翼和右翼，這成了與社會民主黨結盟的正當理由。這種認識沒有估計到，它們其實已經完全轉化成了資產階級的黨。這種錯誤的區分，一直延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

　　這些改變，客觀上把工人運動的斗爭限制在了資產階級民主的旗幟下。還有一種類似的情況，把帝國主義中心劃分為兩種：一種主張和平、另一種主張戰爭，這使得帝國主義戰爭和法西斯主義崛起的真正根源被掩蓋了。它們的真正根源是壟斷資本主義。換句話說，這并沒有照亮各國共產黨的迫切戰略任務——把民族解放或反法西斯斗爭集中起來的力量與推翻資產階級政權的斗爭結合起來，也沒有利用好當時在一些國家形成的革命形勢的條件。

　　總的來說，共產國際的戰略論述中，低估了時代的特征，而關于革命特征的流行定義所基于的標準，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在國際帝國主義體系中所處的位置。也就是說，與國際帝國主義體系中先進大國所達到的較高水平相比，一個國家較低的發展水平，加上力量的對比的劣勢，被錯誤地用作定義革命特征的標準，而這是以誤導革命工人運動為代價的。

　　在這種錯誤的方法論指導下，低估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可能性，即其能為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提供巨大的推動力。舉個例子，蘇聯所繼承的電氣化方面的落后狀況被迅速地克服了，文盲問題也是如此。對這一時代來說，工人政權組織起來的社會服務是史無前例的。

　　資本主義經濟的不平衡發展、國家間的不平等關系，在資本主義框架下是無法根除的。分析到最后，每個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的性質，客觀上由它被要求解決的基本矛盾決定。這與國際帝國主義體系中每個國家位置的相對改變無關。在壟斷資本主義時代，隨著每個國家中資本和勞動之間基本矛盾的尖銳化，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和任務也就相應地產生了。

　　在各國共產黨的許多論述中，走向工人政權這一目標的道路，是以各種力量對比的標準為基礎，而不是以我們自己所處歷史時代的客觀定義為基礎。這種客觀定義，取決于走在社會進步前列的是哪個階級，也就是說，社會解放的驅動力是哪個階級。

　　在《打著別人的旗幟》一文中，列寧將壟斷帝國主義時代總結如下：“第三個時代剛剛開始;這個時代使資產階級處于相當于封建主在第一個時代所處的同樣的‘地位’(列寧所說的第一個時代，是指1789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爆發后、資產階級革命上升的時代)。這是帝國主義時代，是帝國主義發生動蕩和由帝國主義引起動蕩的時代。”(譯者注：列寧在這一篇文章中認為，三個階段分別是(1)1789—1871年;(2)1871—1914年;(3)1914—?)

　　這一時代的特征有全球的規模，盡管國家和國家之間都有不同程度的區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物質前提的成熟方式也有所差別。工資勞動者和工人階級，這些遭受資產階級剝削的人們的增長與集中，是資本主義成熟程度的主要指示器。

　　▼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

　　十月革命帶來了一種更高級的社會組織。與之前的所有制度相比，它帶來的變化都是天翻地覆的。之前的制度都有一個共同特征，那就是人對人的剝削。

　　在蘇聯，不允許任何人雇傭別人。廢除異化勞動的雇傭關系，是十月革命最大的社會影響，是工人生活得到的一切改善的基礎。幾十年里，在為生產資料社會化服務的中央計劃之下，取得了顯著的社會進步。

　　在蘇聯，失業這一社會現象消失了，工作權第一次得到了切實的保障。而且，即便在過去最貧窮落后的那些地區，蘇聯也為消除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各方面對婦女的歧視打下了基礎。科學、免費教育和高質量的醫療得以快速發展，人們參與文化、體育活動的權力和能力也得到了保障。

　　不僅如此，歷史上還第一次出現了確保工人能夠有效地參與社會各方面管理的制度，終結了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群眾被邊緣化的歷史。工人和年輕人的選舉權、被選舉權也第一次變得牢固了，這些權利不再像資本主義下那樣淪為純粹的形式。這些成就成了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運動的參考點，并和其他因素一起，促進了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運動贏得勝利果實。實踐已經證明了，共產主義生產關系越是加強，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就越是革命化。實踐也證明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能夠保障集體的社會權益。

　　如果我們考慮到取得這些成就之前所面對的條件，這些成就顯得更加耀眼。畢竟，革命前俄國的生產力和勞動生產率的發展水平，與美、英、法、德這些資本主義大國相比，實在是相去甚遠。

　　那些資本主義大國，是建立在對本國和別國人民的剝削之上(雇主的恐嚇、殖民主義制度、對原住民的暴行、對童工的壓榨)。與之截然相反的是，年輕的蘇維埃政權努力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它還面對著尖銳的階級斗爭，也就是說，國內的資產階級反動派和外國勢力相互勾結，企圖推翻工人政權。蘇聯的成就，是在敵人積極破壞生產、外國武裝干涉威脅、對布爾什維克和工農領導人的暗殺的條件下取得的。

　　蘇聯經歷了這些標志性的歷史時期：1919年，14個國家為推翻革命而入侵蘇聯，當時韋埃萊夫塞里奧斯·尼澤洛斯(E. Venizelos)首相領導的希臘也在烏克蘭參與了這一行動。在1929-1934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工業化與農業集體化)期間，為回應所謂“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勢力的進攻”，蘇維埃俄國國內的資產階級發動了反革命暴行。另外，在第二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爆發前后，各資本主義國家出于各自的野心，把推翻蘇聯當作共同的目標。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給社會主義建設造成了額外的障礙。沒有哪個國家像蘇聯一樣遭受了如此巨大的破壞。同時，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全球競爭中，作為蘇聯主要對手的美國，其領土并沒有遭到戰爭的破壞。

　　當我們談到上述成就時，必須要記住的是，蘇聯社會并不是一個成熟的、發展完全的、繁榮的共產主義社會，而是一個處在發展早期階段的共產主義社會，是共產主義建立過程中的社會。

　　很大程度上，共產主義社會的誕生與發展，不僅要背負其資本主義的過去，也要背負資本主義在世界范圍全面統治的惡果。在蘇聯社會所有方面都可以看到的這些遺跡，是舊社會留給新社會的殘余。共產主義還沒有同這些殘余展開全面而激烈的交鋒，因此并不是所有的社會關系都實現了向社共產主義的轉變。

　　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對蘇聯歷史的批評，故意忽略了蘇聯還處在不成熟的共產主義階段這一歷史事實。這些批評，站在一個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的角度，來詆毀和打擊革命工人的活動。同時，資產階級多方面的宣傳發明出了蘇聯的各種罪行，借此給工人政權保衛自己免遭破壞企圖的權利打上標簽。另外，它還顛倒歷史地將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等同起來。

　　但是，資產階級的宣傳不能掩蓋科學的中央計劃在發展生產力方面的優越性。中央計劃是建立在工人政權和生產資料(即工廠、國內的能源、礦產、土地和基礎設施)社會所有制的基礎上。蘇聯的歷史證明了，工人在掌握政權、成為生產資料和社會財富的主人后，可以取得怎樣的成就。這樣一種民主，才讓財富的真正生產者掌上了舵。而虛偽的資產階級議會民主，不過是資本家用來統治和征服無產階級的武器。

　　在工人政權實行的科學的中央計劃下，取得了這些成就：失業被消滅，勞動力得以迅速而有效地專業化，財富被適當地分配，人們在探索宇宙的過程中取得成就，二戰時期成功地從和平工業向戰時工業轉型。在沙皇俄國，前資本主義存在于很多地區，資本主義的發展也是極度不平衡的，考慮到這些，上述成就更是史無前例。不論從國內還是在國際來看，由工人政權追趕起來的生產力發展，都是十分巨大的。

　　▼反革命為什么能夠發生，社會主義建設是怎樣被推翻的

　　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進程，并不是沿著直線平滑地向前邁進的。

　　為了批判性地評價第一次社會主義建設嘗試的積極和消極的歷史經驗，有必要對它的主要歷史時期進行簡要的劃分。

　　在外國干涉和階級的國內戰爭(1917-1922年)給國家生產帶來災難之后，實行了新經濟政策(1922-1929年)，作為特定條件下一種暫時的退卻。1929年，制定了第一個五年計劃，這意味著社會主義力量的進攻開始了。在蘇聯，從這個時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發展了共產主義生產關系，廢除了雇傭勞動，社會化生產部門在中央計劃的基礎上取得了主導，這些斗爭整體上是成功的。帝國主義的包圍和戰爭的威脅，加上從過去繼承來的巨大的落后狀態，客觀上要求加速建立新的生產關系。盡管有這些不利條件，這些斗爭仍然取得了成功。

　　在此期間，新的工人參與機構得到了發展，其核心是工作場所; 這種政治關系隨后被改變了，這是在客觀困難和主觀壓力面前的退卻。在即將到來的戰爭的壓力下，全體人民積極地進行準備，1936年蘇聯憲法用基于居住地的普遍無記名投票來推廣選舉權。原來作為工人政權組織核心的每個生產單位的地位被降低。實際上，從更高的國家機關召回代表，變得更難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重建工作和共產主義生產關系的進一步發展，都提出了新的挑戰和要求，需要對革命戰略進行相應的調整。在戰后的最初幾年，蘇聯共產黨盡管存在理論上的弱點和缺點，但它的主導方向是反市場的，仍然堅持把發展共產主義關系作為目標，堅持把消除不平等和農業生產中的商品經濟(與將集體農莊轉變為社會所有的目標相結合)作為計劃。

　　盡管戰后的第一個經濟計劃取得了成功，農業生產卻經歷了耽擱。此外，中央計劃遇到了一些問題，包括各生產部門之間的比例問題。

　　面對社會生產發展的新水平所帶來的挑戰，實踐中沒有出現共同的理論動態，以便讓共產主義戰略做出相應的調整。出現的問題沒有得到正確的解釋，也沒有在加強和擴大共產主義關系的方向上得到解決。

　　這些問題被解釋成中央計劃本質上存在的不可避免的弱點，而沒有被看作是舊勢力殘余帶來的矛盾，也沒有被看作是不科學的計劃制定所產生的結果。因此，蘇聯并沒有去探索發展和擴大共產主義生產、分配關系的辦法，而是向過去尋求答案，也就是在資本主義的剝削工具和生產關系中尋求答案。從而得出了擴大市場的辦法，也就是所謂“市場社會主義”。

　　1956年的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成為了一個轉折點。在所謂“反對個人崇拜”的借口下，這次大會對共產主義運動的戰略、國際關系和經濟等問題采取了一系列機會主義的立場。總的來說，中央計劃管理被削弱了。在1958年，不是把集體農莊轉變為國營農場，而是與此相反，把拖拉機和其他機械變成集體農莊的財產。過去將合作制的集體農莊引向國家控制的立場被拋棄了。

　　幾年后，從所謂的“柯西金改革”(1965年)開始，采用了單個生產單位的“企業利潤”的資產階級范疇，并把管理人員和工人的工資與利潤掛鉤。每個社會主義單位的積累進程與中央計劃脫節，導致生產資料和剩余產品的社會性質被削弱。同時，到了1975年，所有的國營農場都實現了全面的自主經營。所有這些措施，都為私人的侵吞、私有制和私有關系的出現創造了條件。盡管它們是法律禁止的。

　　同一企業的工人和管理者之間、不同企業的工人之間的工資差距增大了。私人利益得到了加強，社會利益、共產主義意識以及保衛和發展社會所有制的立場被犧牲了。

　　所謂“影子資本”的出現，是企業利潤的結果，也是“黑”市、犯罪行為和侵占社會產品的結果。它要為自己作為生產資本而存在尋求合法依據。事實上發生的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化、異化勞動的雇傭和資本主義的復辟。它(影子資本)的所有者構成了反革命的動力。

　　大約同一時期，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工人國家的觀點也遭到了修正。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1961年)將蘇聯國家稱為“全民國家”，將蘇聯共產黨稱為“全民黨”。這些立場迅速地導致了黨的社會成分和革命性質的突變。最終在1987年，蘇共機會主義者蛻變成了公開的反革命力量。它以所有權的多樣性為借口，通過了在制度上建立資本主義關系的法律，通過了臭名昭著的“改革”與“公開性”的政策。這一事實也標志著反革命時期的正式開始。

　　由于蘇共領導人選擇了削弱財產的社會性質的政策，加強了狹隘的個人利益和集團利益，造成社會所有制異化的氛圍，侵蝕了工人的階級意識。實踐和宣傳的日益背離，給冷漠和個人主義開辟了道路。這就解釋了反革命劇變時期大部分人的被動狀態，同時也反映了蘇共統治集團已經蛻化到了何種程度。

　　▼關于希臘共產黨現代革命戰略的論述

　　在蘇聯等國的社會主義被推翻的同時，1991年7月，希臘共產黨爆發了黨內危機，黨內的機會主義集團分裂了出去。在此之后，希臘共產黨開始了它的革命重整。

　　在反革命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造成的艱難環境中，這些年來，希臘共產黨一直努力研究當時的發展，從希臘和國際的階級斗爭的歷史經驗中得出結論，同時加強和擴大自己同工人階級、大眾階層的戰斗聯系。90年代的第一次研究嘗試所得出的主要結論，在2009年的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被寫入了《對蘇聯社會主義的評價》(the Assessments on Socialism in the USSR);還在2013年被寫入了第十九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綱領。當然，相關的研究還在繼續。整體上，希臘共產黨一直努力把日常的經濟和政治斗爭，同推翻資本政權的主要革命政治任務結合在一起。

　　我們無法預測導致革命形勢的因素。但是，經濟危機的加深，帝國主義中心之間矛盾的加劇(甚至會以武裝沖突而告終)，會在希臘創造出這樣的條件。在與帝國主義有軍事牽連的希臘，在防御性或者侵略性的戰爭中，工人階級和人民運動決不能站在錯誤的旗幟下。資產階級用槍指著人民的頭，將戰爭或“和平”強加于人民。為了徹底打敗資產階級，黨將領導工人-人民斗爭的獨立組織。

　　事實上，希臘共產黨已經發展了它的現代革命戰略。這增強了它在全國每個經濟部門、每個大的工作場所和每個地區領導抵抗和反擊的組織能力。

　　在各種層面加強希臘共產黨，是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重要議題。這是加強其革命政策的先決條件。

　　許多工人對這一問題表現出了善意的好奇：當前在希臘一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是否可能?希臘共產黨回應說：

　　-今天我國的生產能力和已經生產出來的財富，可以滿足人民的需要。

　　-如果從資本主義所有制和剝削工人階級的枷鎖中解放出來，國內生產可以達到更高的水平。

　　-只有工人政權，能夠為了人民的利益去利用帝國主義聯盟之間日益尖銳的矛盾。

　　-在革命條件下，廣大地區的力量對比將會有巨大的改變。不僅在我國，而且在更廣泛的地區都是如此。因此，我們絕不能以靜止的眼光看待現在的力量對比。

　　同時，根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理，根據“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在人民反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戰爭的團結的基礎上，希臘共產黨致力于重新整合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目前，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的指導下，通過《國際共產主義評論》(International Communist Review)和歐洲共產黨倡議(EuropeanCommunist Initiative)，已經邁出了一些小的步子。

　　關于社會主義的綱領性觀點，是希臘共產黨當前戰略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建設是以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革命為起點。工人國家、無產階級專政，是工人階級在階級斗爭中的工具。在社會主義中，階級斗爭仍然以其他形式和方式繼續著。工人國家被用來服務于新的社會關系的有計劃發展，服務于工人階級共產主義意識的發展。這同時意味著對反革命的鎮壓。作為政治統治工具的工人國家是必要的，直到一切社會關系都轉變為共產主義的，直到共產主義意識在勞動者中間占據壓倒性多數，直到革命在所有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勝利。

　　工人政權在質上的新特點，是工作場所(生產單位、管理單位、社會服務、農業合作社)轉變為其組織的核心。

　　要把直接和間接的民主，建立在每個生產單位的工人會議的基礎上，建立在控制和召回當選代表的能力的基礎上。就是說，這種牢固的選舉權利，與今天資產階級民主的、資本專政下的形式上的選舉權是截然不同的。

　　工人政權的基本任務，是形成新的生產方式。新的生產方式的優勢，從根本上意味著整個地廢除資本主義關系，廢除資本和雇傭勞動之間的關系。正如希臘共產黨綱領中寫的那樣：

　　集中起來的生產資料將被社會化，但是最初仍然會存在個人和集體所有的形式。它們構成了商品-貨幣關系存在的基礎。在生產力水平仍然不允許將生產資料社會化的地方，生產合作社將會建立起來。集體所有的形式，是私人所有制和社會所有制之間的一種過渡形式，并不是共產主義關系的成熟形式。

　　在集中起來的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的基礎上，作為連結全體生產者的共產主義關系，經濟的中央計劃將得到發展。中央計劃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了農業的合作化生產。隨著共產主義生產關系的擴展和加強，工人階級將逐漸獲得全面理解生產過程不同部分的能力。

　　社會主義生產將根據整個社會勞動中每個人的勞動貢獻，分配其產品的剩余部分。同時，一部分產品(教育、醫療、供暖等等)將被按需分配，勞動也將逐漸地不再被劃分為復雜和簡單、體力和腦力。

　　共產黨是革命工人政權的指導核心，因為它是按照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進行有意識活動的唯一力量。

　　▼十月革命指明了道路

　　今天，將反革命看作是社會主義重生過程的理論，將反革命看作是為人民中間的友誼與和平鋪就道路的理論，已經遭到了完全的失敗。同樣地，企圖讓資本主義制度“人道化”的所有理論和政策也已經瓦解。同時，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國際壟斷集團之間的矛盾，正在用它們的冒險來制造更多的戰爭爆發點。生產資料資本主義所有制的社會癌癥，“露出了自己血腥的牙齒”。

　　所有那些慶祝1989-1991年反革命劇變的人，已經被徹底暴露。他們腐蝕了工人運動，促進了宿命論和妥協立場的盛行。相反，在紅旗從克里姆林宮降下的非常時刻，希臘共產黨的《激進報》(Rizospastis)向共產黨人發出了這樣的號召：“同志們，要高舉紅旗。”希臘共產黨為自己當時的行為感到光榮。

　　今天，希臘共產黨正在進行艱苦的斗爭，為的是讓自己成為“全天候”的革命先鋒隊。在今天的條件下，為徹底廢除階級剝削社會、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斗爭，是紀念十月革命及其目標的真正方式。

　　在反革命統治的條件下，馬雅可夫斯基的詩句仍然指引著道路：

　　“革命萬歲，快樂而迅速

　　這是歷史所知的唯一偉大戰爭。”

　　希臘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2017年5月23日

　　來源：希臘共產黨

　　翻譯：紅色搬運工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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