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以來，也門危機持續升溫，尤其2015年3月沙特空襲胡塞武裝，意味著也門危機已由內部沖突升格為地區沖突。這場危機是沙特與伊朗間的“代理人戰爭”，是沙特與伊朗無處不在的“新冷戰”的最新標本。總體看，沙特與伊朗的地區爭奪，對地區格局產生多重負面影響。

　　沙特與伊朗崛起成為“新常態”

　　長期以來，中東地區一直是多極并存且相互制衡，由此使地區格局維持脆弱平衡的狀態。2011年中東劇變后，中東原有政治生態被打破，地區國家力量此消彼長。在海灣地區，伊朗與沙特“雙雄并起”成為最顯著特征。

　　伊朗地區崛起態勢日趨明顯

　　伊朗是中東舉足輕重的地區大國。該國石油儲量位居世界第二，且具備相當的工業能力，綜合實力在中東位列前茅。這些年來，盡管美國長期對伊朗采取孤立、制裁和軍事恐嚇，使伊朗潛力和影響力得不到發揮，但伊朗逆勢崛起態勢仍十分明顯。

　　一是地緣環境不斷改善。過去相當長時期，伊朗處在薩達姆政權和塔利班兩大敵對政權左右夾擊之下，始終難以伸展。但美國2001年打垮塔利班政權，以及2003年推翻薩達姆政權，客觀上幫助伊朗除掉了兩大地區對手，伊朗地區環境大為改善。與此同時，阿富汗和伊拉克戰后動蕩不止，尤其伊拉克什葉派得勢，使這兩國不再是遏制伊朗的前沿哨所，相反，中東隱然出現了一個伊朗—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真主黨構成的什葉派“新月地帶”，為伊朗革命性崛起提供了潛在盟友和“緩沖地帶”。這種局面是當年霍梅尼大肆“輸出革命”都未能實現的長久夢想。

　　二是阿拉伯世界的相對衰落凸顯伊朗“被崛起”態勢。近幾十年，阿拉伯世界的衰落趨勢日趨明顯。1991年海灣戰爭使阿拉伯世界陷入深度分裂;2003年伊拉克戰爭顛覆“中東梟雄”薩達姆政權;2011年中東劇變促使突尼斯、埃及、利比亞、也門等多個阿拉伯國家政權更替，尤其號稱“阿拉伯世界領頭羊”的埃及短短三年內兩易政權，政治經濟均元氣大傷。相較而言，伊朗政體穩固，綜合國力較強，在不存在地區力量制衡的條件下，伊朗自動成為影響中東地區命運的決定性力量。憑借豐富的資源和雄心勃勃的國際戰略，伊朗有能力、也有意愿在中東事務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三是美戰略收縮為伊朗提供更大騰挪空間。2009年奧巴馬上臺后，戰略重心日趨轉向亞太，其在中東戰略收縮態勢明顯，如降低反恐調門，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用“化武換和平”解決敘利亞問題、談判解決伊核問題等。這些收縮舉措意味著美國遏制伊朗的意愿和能力越來越弱，由此為伊朗“填補空白”、擴大地區影響力提供了更多空間。事實上，自2011年中東劇變以來，伊朗在伊拉克、黎巴嫩、也門、敘利亞等地區問題上的影響力日趨擴大。而美伊2015年4月2日就伊核問題達成框架協議，使伊朗外部環境日趨改善。

　　四是“伊斯蘭國”的興起，進一步提高了伊朗的地區重要性。一方面，“伊斯蘭國”興起導致地區主要矛盾發生重大變化。長期以來，伊核問題一直被西方、以色列和海灣國家視為地區安全最大威脅，并借此不斷對伊朗進行圍堵和制裁。但當前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異軍突起，使反恐日趨成為地區最緊迫任務，西方和地區國家的關注重點被迫從向伊朗施壓轉向打擊“伊斯蘭國”。另一方面，伊朗在反恐中的重要性凸顯。伊朗擁有80萬軍隊，裝備和戰斗力遠超伊拉克安全部隊。在美國及其阿拉伯盟友不愿派出地面部隊情況下，伊朗在地區反恐中的分量日漸吃重。美國國務卿克里公開稱，伊朗在打擊“伊斯蘭國”過程中可以發揮作用。

　　沙特儼然成為阿拉伯世界的“新代言人”

　　沙特同樣是阿拉伯世界舉足輕重的地區大國，其綜合國力主要依靠三大支柱。一是石油出口。沙特是世界第一大產油國，石油日產量近千萬桶，并擁有l50—450萬桶/日的剩余產能，有能力左右國際油價。自2014年下半年以來，沙特主動發起“油價戰”，導致油價暴跌，沉重打擊俄羅斯、伊朗等強硬國家，凸顯沙特在國際戰略博弈中的分量。二是“宗教立國”。早在建國前，沙特王室就與瓦哈比派結成聯盟，沙特國王一直以“兩大圣寺監護者”自居，將伊斯蘭教視為對外擴大影響的最大軟實力。尤其是2015年1月薩勒曼繼任國王后，馬上免除相對開明的蘇萊曼宗教事務部長之職，同時將以保守著稱的瓦哈比派學者贊福任命為伊瑪目大學校長，顯示出繼續強化宗教影響力的趨勢。三是沙美關系。早在二戰末期，沙美就確立了“石油換安全”的戰略盟友關系。近些年，雙方因戰略方向相悖(沙特支持宗教極端勢力，美推行反恐、“民主改造”)，經濟互需下降(美國謀求“能源獨立”增強，從沙特進口原油比例下降，沙美“能源換安全”根基動搖)，以及美中東戰略收縮迫使沙特另尋“靠山”。雙方關系日趨疏遠。但深層看，沙美戰略互需仍是主導面。從沙特看，沙特政體落后，經不起“顏色革命”的折騰，同時軍事孱弱，無力應對極端組織“伊斯蘭國”蔓延，以及伊朗地區擴張(如支持胡塞武裝在也門奪權)，中東越亂，沙特越離不開美國的保護。加之新上臺的薩勒曼國王，其所屬的蘇德里系一向與美國關系最“鐵”。從美國看，美國需要沙特石油出口以美元計價，以維持美元霸權;同時沙特大量購買美國軍火，使巨額資金回流美國，有助于美國經濟發展;尤其在當前美國在中東戰略收縮的背景下，需更加倚重沙特等地區盟友。2015年1月阿卜杜拉國王去世后，奧巴馬總統親率超高規格的代表團參加葬禮，足見美國對美沙關系的重視。有上述三大支柱支撐，沙特一直是中東舉足輕重的地區大國。

　　2011年中東劇變后，阿拉伯世界執政多年的強人政權紛紛倒臺，包括突尼斯本?阿里、埃及穆巴拉克、利比亞卡扎菲、也門薩利赫等。但這些國家的政治重建均不順利，很多國家的政局動蕩至今仍未停歇，根本無暇顧及、參與地區事務。相較而言，沙特等海灣國家憑借“鈔票換平安”，成功躲過“政權更替潮”，經濟發展穩定，“金元外交”對埃及等急需資金的轉型國家吸引力加大。沙特逐漸取代埃及，成為阿拉伯世界新的“領頭羊”。事實上，正是近幾年來，沙特外交政策做派開始明顯轉向，由過去穩健低調的風格，變得越來越咄咄逼人。

　　地區“新冷戰”加劇

　　俗話說“一山不容二虎”。沙特與伊朗均為海灣大國，而且都想充當海灣霸主，因此雙方關系一直不算和睦。巴列維統治時期，沙特與伊朗同為美國在中東最重要的戰略支柱，協調面大于斗爭面。但l979年伊斯蘭革命后，伊朗由世俗君主制變成“伊斯蘭共和國”。伊朗最高領袖霍梅尼反對君主政體，在地區輸出“伊斯蘭革命”，同時將美國視為“大撒旦”，由此與奉行傳統君主制、保守親美的沙特矛盾日趨尖銳化。當然，雙方關系也不是一味對抗。2007年3月，伊朗總統內賈德曾訪問沙特，沙特國王阿卜杜拉專門赴機場歡迎，媒體也將兩國形容為“兄弟般的國家”。但2011年中東劇變后，在敘利亞問題上，沙特力主推翻巴沙爾政府，伊朗則力挺巴沙爾，雙方關系改善的勢頭極大受挫。此后，隨著沙特與伊朗在各自陣營中的地位提升，雙方矛盾面日趨凸顯。尤其在美國地區影響力下降背景下，兩國自主競爭意識增強，博弈和較量日趨激烈。這主要表現在幾大領域：

　　一是安全領域。伊朗爭當地區大國，積極加緊尖端武器研發和制造，并不斷推進核計劃，力求自主掌握核技術。盡管伊朗一再聲稱其核計劃是和平利用核能，但沙特對此高度戒備，始終擔心伊朗借機發展核武，不斷呼吁西方國家加強對伊核問題的圍堵。2014年12月9日，沙特等海灣國家宣布成立共同的海軍部隊，并在沙特組建聯合軍事指揮部，其將與海合會在巴林的海軍指揮部，以及位于沙特的空軍指揮部協同行動，目的就是應對“伊斯蘭國”和伊朗的威脅。

　　二是地緣政治爭奪。沙特與伊朗都缺乏取得壓倒對方的足夠實力，因此雙方在中東地區爭奪，更多是將實力相對弱小的國家作為博弈戰場，即在巴林、伊拉克、黎巴嫩、敘利亞、也門等國展開“代理人戰爭”。也門危機就是典型例證。也門內部遜尼、什葉兩大教派分立，使之成為沙特與伊朗博弈的重要舞臺之一。伊朗一直將也門視為顛覆沙特的戰場和“后院”，將也門毗鄰紅海的港口視為伊朗擴大軍事存在的主要依托。如胡塞武裝控制曼德海峽，伊朗將在通往紅海和蘇伊士運河的敏感水域獲得重要立足點，其鋒芒不僅指向地區對手沙特、埃及和海灣國家，還指向以色列和地中海沿岸的歐洲國家。沙特與也門有著長達l500公里的共同邊界，且兩國聯姻現象普遍(沙特前王儲穆克林的母親就是也門人)，因此也門政局對沙特政局的穩定至關重要。沙特打擊得到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裝，就是為了打破伊朗的包圍圈。因此，也門危機看似是哈迪政府與胡塞武裝的沖突，實則是沙特和伊朗的“代理人戰爭”。

　　三是油價戰。沙特與伊朗均為油氣儲量豐富的大國，但能源政策大相徑庭，沙特石油儲量世界第一，且人口相對較少，從長遠利益出發，沙特政策相對溫和，主張“增產降價”;但伊朗人口眾多，為實現工業化、提高民生水平，一直主張“限產保價”。據報道，當前伊朗只有在油價達到每桶l35—140美元才能實現財政平衡，因此伊朗亟需保持高油價以維持國內生計。但沙特偏要反其道行之。2014年6月以來，沙特憑借7500億美元外匯，以及第一產油國地位，主動發起價格戰，使國際油價從2014年6月最高115美元/桶，狂跌至50美元/桶左右。沙特發起價格戰，固然有打擊頁巖氣產業、保持能源市場份額考慮，但削弱伊朗也是重要動因之一。

　　四是輿論戰。伊朗作為什葉派/波斯國家，在中東處境總體較為孤立，因此伊朗在謀求地區霸權時，格外強調意識形態宣傳和輿論戰。伊朗在與沙特進行地區博弈時，基本策略是譴責沙特在重大地區問題上與美國和以色列沆瀣一氣，借以謀求普通沙特民眾支持，制衡沙特政府的反伊行動。伊朗媒體也頻頻指責沙特。2014年9月6日，伊朗報紙Kayhan發文，譴責沙特家族借伊斯蘭之名獲得統治合法性，稱沙特王室是穆斯林的敵人，并已到垮臺之時。為反擊伊朗的軟權力攻勢，沙特媒體“以牙還牙”，將伊朗描繪為“外人”(什葉派/波斯人)，借以將伊朗的影響推回去。2014年l0月20日，沙特外交大臣費薩爾公開稱，在中東地區，“伊朗是問題的一部分，而不是解決問題的一部分”。沙特高官還曾派特使與俄談判，以采購俄石油換取俄中止對巴沙爾政權和伊朗的支持。

　　總體看，沙特與伊朗之間的“新冷戰”無處不在，幾乎在中東所有熱點問題中都有體現。無怪乎有學者指出：“理解中東地區政治的最好框架，就是伊朗和沙特發揮主導作用的冷戰態勢。”

　　負面影響不容低估

　　沙特與伊朗間的博弈“牽一發而動全身”，對地區格局產生巨大外溢效應。概括地說，主要有兩大方面。

　　首先，教派矛盾日趨升溫，地區矛盾更加復雜難解。伊斯蘭教自創始之初就出現了遜尼派與什葉派的分野，但過去相當長時期內，這一矛盾并不突出，至少不是地區主要矛盾。但2011年中東劇變后，該地區原有地區體系日趨動搖，部族、教派矛盾日漸復蘇。而沙特與伊朗分別是遜尼派和什葉派陣營的主要代表：沙特長期與瓦哈比教派結盟，沙特國王也以“兩大圣地監護者”和伊斯蘭世界領袖自居;伊朗信仰什葉派，l979年革命后又實行“教法學家統治”，并對外“輸出伊斯蘭革命”。因此，當前沙特與伊朗地區博弈，明顯帶有教派沖突色彩。有分析指出，冷戰時期，中東曾出現“阿拉伯冷戰”，即世俗共和制國家與傳統君主國間的對峙。當前沙特與伊朗之間的“新冷戰”，更多是以教派劃線，而不是以政治劃線。

　　由此導致的最終結果，就是使中東各國政治撕裂加劇、教派矛盾日趨升溫。在伊拉克，伊朗力挺該國什葉派政黨和領導人，伊拉克多數什葉派政要與伊朗關系密切。“伊斯蘭國”興起后，伊朗派遣精銳部隊入境助陣，黎巴嫩真主黨也宣稱將在伊拉克對“伊斯蘭國”發動五倍于在敘利亞的軍事打擊。沙特則竭力扶植伊拉克的遜尼派勢力。自2003年薩達姆政權倒臺后，沙特成為伊拉克遜尼派的保護者，為其提供精神和物質支撐，該國遜尼派領導人也追隨沙特立場。在敘利亞，自2011年陷入動蕩后，敘利亞便成為兩大教派矛盾激化的“交匯點”和“輻射源”：巴沙爾政權得到伊朗等什葉派力量力挺，真主黨也派兵幫助巴沙爾政權。世俗化程度很高的大馬士革日趨呈現“什葉化”傾向;敘利亞反對派則得到沙特、土耳其等遜尼派國家支持。即使“伊斯蘭國”興起壯大后，沙特和土耳其等仍將“巴沙爾下臺”作為優先目標。在黎巴嫩，伊朗一直將“真主黨”視為戰略依托，為其提供大量武器、資金和人員培訓。沙特等則支持該國的遜尼派力量。在敘利亞危機升溫后，圍繞“支持還是反對巴沙爾”，黎巴嫩國內教派矛盾激化。

　　中東國家教派矛盾升溫，使中東原有“游戲規則”被打亂，地區秩序更加混亂。長期以來，“阿拉伯人不打阿拉伯人”一直是阿拉伯國家共同遵守的政治禁忌。如果說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開啟了“兄弟鬩于墻”先河的話，那么2011年中東劇變以來，上述禁忌一再被打破：卡塔爾和阿聯酋出動戰機參與“圍毆”卡扎菲政府的軍事進攻;沙特等海灣國家資助遜尼派反對派推翻巴沙爾政府;2015年3月沙特等阿拉伯國家共同打擊同為阿拉伯人的胡塞武裝。對此，遜尼派教徒(包括穆斯林兄弟會)則清一色地支持沙特。在教派矛盾不甚明顯的科威特，不愿支持這場戰爭的什葉派公民受到攻擊，忠誠度受到質疑，在社交媒體上質疑這場軍事干預的活動家遭到逮捕。在巴林，國會議員起草立法，宣布“胡塞武裝的支持者”(主要是什葉派人士)若批評這場軍事行動將被視為犯法。在伊拉克，什葉派為主的“全國聯盟”等反對沙特的軍事行動，遜尼派為主的“民族主義力量聯盟”等則支持沙特，并在2015年3月29日議會表決時，否決了什葉派聯盟提出的譴責沙特的決議。“這場戰爭不僅有效地激化了伊拉克的教派主義，而且激化了整個地區什葉派與遜尼派間的矛盾。”這種不祥預兆表明，在中東原有權力格局日趨瓦解之后，教派矛盾正取代民族國家矛盾，成為中東主要矛盾之一。這種以教派沖突為底色的矛盾，比單純的國家利益矛盾更難化解。

　　其次，諸多“局外人”從中漁利。沙特與伊朗地區博弈加劇，無論是直接參與沖突的沙特與伊朗，還是受到殃及的弱勢國家，無一例外都是受害者。但“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反而是那些過去不被中東主流政治接受的“局外人”，則成為這場內斗的最大受益者。

　　一是極端恐怖勢力乘機作亂。中東劇變后，中東日趨由轉型變成亂局，各種極端恐怖組織乘機滋生，并連地成片：自東向西，出現了阿富汗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也門“基地組織阿拉伯半島分支”;黎凡特地區的“伊斯蘭國”、北非“馬格里布基地組織”，利比亞“利比亞伊斯蘭戰斗團”、尼日利亞“博科圣地”和索馬里“伊斯蘭青年黨”等恐怖極端組織。這其中，“伊斯蘭國”后來居上，取代“基地”組織成為中東極端恐怖組織的“領頭羊”。目前，“伊斯蘭國”已得到“阿爾及利亞哈里發戰士”、車臣反叛武裝“遷徙者支持軍”、尼日利亞“博科圣地”、巴基斯坦塔利班等效忠，以及印尼“伊斯蘭祈禱團”、菲律賓阿布薩亞夫武裝、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等幾十個極端恐怖組織的支持。反恐日趨成為中東國家最緊迫的任務。

　　然而，沙特與伊朗無處不在的地區博弈，導致相關國家內部政治撕裂乃至動蕩失序，政策優先目標頻頻偏離反恐的主航道，拿不出強有力的反擊措施，從而使“伊斯蘭國”等日趨肆虐。也門危機就是典型例證。

　　二是以色列“漁翁得利”。以色列長期生活在阿拉伯世界敵對包圍中，因此最希望的，就是中東伊斯蘭世界陷入內訌，無暇或無力對其圍堵。曾任以色列外長的奧代德?伊農早在1982年2月就提出，要按照族群和教派，將整個中東分裂為盡可能最小的領土單位。黎巴嫩真主黨總書記納斯魯拉曾指出，美國和以色列企圖肢解伊拉克、黎巴嫩和敘利亞，上述肢解過程完成后，以色列將被“小而平靜的國家”包圍。中東劇變數年來，中東溫和與激進陣營內斗加劇，尤其沙特等海灣國家聯手西方，將矛頭對準利比亞、敘利亞等地區反美國家，使相關國家地緣版圖碎片化趨勢明顯。

　　在此背景下，以色列因掣肘減少，在地區事務中日趨張揚。21世紀以來，以色列已在阿拉伯世界發動三場戰爭,造成黎巴嫩和加沙地區上萬人口傷亡，上百萬人口流離失所，直接造成經濟損失數十億美元。以色列還關閉阿克薩清真寺、拆毀被認為參與恐怖襲擊嫌疑人住所、數次批準新建猶太人定居點、槍殺巴勒斯坦政府部長。歐盟外交高級代表莫格里尼稱，以色列過度使用武力“令人擔憂”。

　　當前沙特與伊朗“鷸蚌相爭”，使以色列更加“漁翁得利”。長期以來，阿拉伯世界與以色列因巴勒斯坦問題不共戴天，現在沙特為遏制伊朗，與以色列關系越走越近。不管是否承認，沙特與以色列事實上已經達成戰略默契。例如，伊核問題上，以色列曾密謀武力摧毀伊朗核設施，沙特則承諾為以色列開放領空;在推翻巴沙爾政權問題上，沙特出錢出武器，以色列則提供情報，并數度對敘境內軍事和民用設施發動空襲;這次沙特主導空襲胡塞武裝，以色列不僅提供情報支持，還直接派戰機轟炸。沙特與以色列結盟，將對中東格局產生深遠影響。阿拉伯世界對巴以問題將更加軟弱無力，以色列在中東地緣環境更加改善，行為更加肆無忌憚。

　　此外，沙特與伊朗火并、內耗，還使美俄等軍火供應國大獲其利。中東地區動蕩持續，尤其沙特與伊朗兩大陣營對峙加劇，導致中東國家對先進武器需求激增。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數字顯示，2005年以來，中東地區軍費開支增長57%。其中，伊拉克增長286%，阿聯酋增長135%，巴林增長l26%，沙特為ll2%。2014年沙特阿拉伯武器裝備采購額達到808億美元的歷史新高。美國則是這些國家武器裝備的主要提供者。伊朗為加強自身防衛，也明顯加大了向俄羅斯軍購步伐。2010年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1929號決議，禁止各國向伊朗出口坦克、戰斗機和軍艦等重型武器裝備。2015年4月13日，普京宣布解除向伊朗供應S—300防空導彈的禁令。中東新一輪軍備競賽呼之欲出。

　　前景展望

　　中東一向缺乏“核心國家”，沒有哪個國家有能力主導和塑造地區格局。沙特與伊朗兩國勢均力敵，“誰也吃不掉誰”，由此決定了雙方博弈看似激烈，實則在可控范圍之內。以當前也門沖突為例。沙特盡管持續空襲胡塞武裝，但始終不敢派遣地面部隊，貿然擴大戰端，原因就是沙特軍隊戰斗力不強。據報道，得知沙特政府即將對也門發動地面進攻消息，僅5月3日當天就有4000名士兵“開小差”，累計超過1萬名沙特士兵從各戰斗營和國民衛隊中逃跑。而伊朗由于與也門并未直接接壤，加之伊朗在中東盟友不多，因此面對沙特空襲也門，伊朗未敢盲動，除了譴責沙特侵略行徑，就是強調和平解決危機的愿望。伊朗外長扎里夫還提出“四點和平計劃”。換句話說，沙特與伊朗的地區博弈，更像當年美蘇“冷戰”，沖突更多是一種“低烈度沖突”，而不會演變為不斷升級的“新三十年戰爭”。“合則兩利，戰則兩傷”。沙特與伊朗只有“化劍為犁”，強化地區合作，才能使中東擺脫動蕩與危機，迎來和平與發展的“新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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