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勃羅•萊亞爾 魏文編譯

　　1959年1月1日在拉丁美洲標志著一個無疑有政治和歷史興趣的日子：“7月26日運動”經歷一場性質不平常的斗爭以后在古巴獲得勝利，意味著推翻了富爾亨希奧•巴蒂斯塔獨裁政權。

　　這場勝利在拉丁美洲游擊隊力量奪取政權方面是從未有過的，在安的列斯群島最大的島(古巴)上開始的一個廣泛變革進程將開始在世界的大多數地區產生巨大的影響，主要是對民族解放運動或游擊運動的影響，這指的是將實現獨立或在相關的國家實現對政治和經濟的控制。這發生在一個世界的框架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灰燼上出現的兩個超級大國—美國和蘇聯—因霸權主義的斗爭相交叉。

　　菲德爾•卡斯特羅•魯斯和他的運動，其中突出的人物有埃內斯托•切•格瓦拉、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勞爾•卡斯特羅、塞利亞•桑切斯•曼杜雷、海迪•圣塔馬麗亞等，勝利地進入哈瓦那，1959年1月8日正式開始一個革命的進程，它得到公民的廣泛支持，這是美國深刻的政治的、意識形態的和經濟的霸權以及被稱為“冷戰”的東方--西方對立在拉丁美洲的翻轉。

　　古巴革命很快因實施國有化的進程激起與美國的對立，意味著華盛頓決定中止古巴糖的進口，糖是古巴島主要的出口產品，80%出口到美國市場。隨后，1961年1月美國與古巴斷絕外交關系，美國政府在德懷特•艾森豪威爾主持下加強對古巴制造不穩定的行動，在約翰•肯尼迪統治時期擴大了。只是從1977年起兩國在哈瓦那和華盛頓分別設立了所謂“利益代表處”，在瑞士使館的保護下，作為正式進行必要聯系的一種方式，事實上是面對居住在美國的古巴居民超過100萬人的現實。

　　肯尼迪(1963年被暗殺)下令積極支持古巴傳統的政治團體，他們流亡在美國的佛羅里達，那里的環境有助于發起對古巴政府的批判，指控它是“共產主義的”政府，而且開展軍事行動和破壞，這得到中央情報局和民主黨及共和黨人最保守的核心的支持。1961年4月由聚集在所謂 “2506旅”的1500名古巴雇傭軍發動的入侵吉隆灘遭到失敗。

　　對于反革命力量來說，吉隆灘的結果是悲劇性的，100多人死亡，1200人被俘，后來其中一部分俘虜被用來交換(美國的)食品和藥品。吉隆灘對菲德爾•卡斯特羅領導的力量來說，意味著一場大規模的政治、軍事的和媒體的勝利，不僅破壞了華盛頓強加的制造不穩定的計劃，而且利用這個機會在悼念因來自尼加拉瓜領土的飛機轟炸而犧牲的7名古巴戰士時，宣布古巴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因為帝國主義者不能原諒我們的事情是我們在這里，帝國主義者不能原諒我們的是古巴人民的尊嚴、堅強、價值、意識形態的堅定、犧牲精神和革命精神。這就是他們不能原諒我們的事情，我們在這里，在他們的鼻子下，我們在美國的鼻子下進行了一場社會主義革命!”

　　吉隆灘和在軍事侵略行動之后古巴得到的廣泛支持，向肯尼迪政府表明，為了打敗菲德爾•卡斯特羅其步驟必然是推動非法行動的渠道—如同美國1954年在危地馬拉、1964年在巴西、1973年在智利所做的那樣—正是這樣，1961年11月30日美國總統批準一項對古巴革命制造不穩定和破壞計劃，被稱為“埃及獴行動”，這被認為是美國對古巴的政策重要的基本工具。

　　這個行動計劃在于基本上由國家安全委員會授權中央情報局實施，其任務分為經濟戰，政治上使其失去威望，開展軍事不穩定的行動，情報工作，進行政治—意識形態的顛覆。后來還加上進行生物戰的指令，主要是破壞古巴的制糖工業。行動還包括致力于處死古巴主要領導人的行動。

　　“埃及獴行動”在已經確定美國對古巴的封鎖的同時實施。時至今日美國的封鎖仍然保持，給這個國家的經濟造成嚴重的損失，對大西洋一側的市場完全翻轉，同時在1962年烏拉圭埃斯特角美洲國家組織將古巴驅逐之后，90%的拉丁美洲國家的政府參與美國在政治、外交、經濟上孤立古巴的政策。

　　美國在吉隆灘失敗以后，古巴政府接近由尼基塔•赫魯曉夫主持的蘇聯領導的立場，決定用蘇聯的裝備武裝自己的軍隊，甚至開始部署裝有核彈頭的彈道導彈，這為人所共知的“加勒比危機”邁出了步伐。那次沖突在古巴海岸和國際政治制度10天的高度緊張之后，蘇聯決定從古巴撤走核武器系統，美國同時承諾撤走它在土耳其的導彈，保證古巴不會受到美國軍隊的入侵。

　　肯尼迪和赫魯曉夫之間的談判表明“冷戰”不會出現兩個大國之間的直接對抗，其他國家是這場爭奪的“齒輪”的組成部分，結果在1989年社會主義陣營失敗了。在那種氣氛下美國加強對古巴的封鎖。古巴實施一項國內防御的政策，對外政治上承諾支持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解放事業，這就帶來華盛頓和哈瓦那之間非常緊張的后果，直到進入20世紀的90年代。

　　物換星移

　　作為針對古巴制造不穩定的運動的一部分，1965年11月美國通過了所謂的《古巴調整法》，旨在鼓勵古巴的移民并給予特權—很明顯區別于其他的拉丁美洲居民—對任何到達美國領土的古巴人立即給予居留權，經過稍微的修改它成為一項鼓動非法移民的強有力措施，在佛羅里達海峽造成數百人死亡。從1981年起，當演員羅納德•里根就任美國總統時，加強了對古巴的意識形態斗爭和政治斗爭，1985年在美國土地上建立馬蒂電臺，用于在24小時進行反對古巴政府的轉播。這項措施后因建立馬蒂電視臺而得到加強。

　　1992年10月，在老布什政府時期頒布了“托里塞利法”，是由民主黨參議員羅伯特•托里塞利在全面的選舉運動中提出的法案，目的是在佛羅里達贏得拉美裔選民的支持。該法案的目的是讓古巴完全孤立于世界其他國家，使古巴的經濟停滯，擁有一系列的治外法權性質的措施，這是明顯違反規定貿易和航行自由的國際準則。“托里塞利法”規定了兩項基本的制裁：禁止有貿易目進入古巴港口的船只停靠美國港口，或在它離開古巴港口后的180天內不得進入美國。

　　在這個行動之后，美國政府在共和黨占主導地位的框架內國會兩院(參議院和眾議院)批準了所謂的“赫爾姆斯—伯頓法”。這項法律草案被夸大稱為“為了古巴的自由和民主鞏固的法律”。一項在比爾•克林頓統治下批準的法律文本，旨在在加強對古巴的封鎖，使封鎖國際化，對支持或推動與古巴的合作的國家和組織拒絕提供信貸和資金援助，這顯然使外國在古巴投資遇到困難。這項法律規定，任何與古巴打交道的非美國公司可能遭到法律的報復，它們的董事將被阻止進入美國領土。這意味著在與古巴的貿易或與美國的貿易之間進行選擇。

　　進行堅定的革命的古巴從60年代早期就開始執行一項名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政策，它意味著以政治的、軍事的、外交的、醫療的和掃盲的行動明確支持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的革命進程。比如古巴是第一個派醫生和教師為新生的阿爾及利亞革命做出貢獻的國家。作為反對美國的意識形態斗爭的一部分，古巴推動國際組織的誕生，如不結盟運動。古巴通過軍隊、在最廣泛的工作領域的技術培訓，政治和職業培訓支持一些國家的政府，如埃塞俄比亞、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國、尼加拉瓜、莫桑比克、安哥拉等。在安哥拉從1975年到1989年2500名古巴人在保衛安哥拉、反對“爭取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的軍隊和南非種族隔離政權革命斗爭中獻出了生命。

　　在內爾遜•曼德拉逝世時，古巴被承認在推翻南非種族隔離政權中是負責任的國家之一。同樣古巴為納米比亞的獨立做出了貢獻，鞏固了莫桑比克的革命進程。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數千名學生到古巴留學，受到技術、專業和軍事的培訓，這些學生幫助在各自國家的發展，或幫助左派力量領導的政治變革，反對美國的霸權。

　　擁有1000萬人口、經濟上有依附性的古巴在極端不對等的條件下面對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和軍事大國，但是它不可能被打敗。變革之風是不可避免的。

　　一個新的階段

　　12月17日承認變革經歷了很高的強度。這一天，在華盛頓和哈瓦那美國總統貝拉克•奧巴馬和古巴主席勞爾•卡斯特羅發布聲明，向世界通報在釋放被關押在兩國監獄里的政治犯(美國人阿蘭•格羅斯在古巴被指控犯間諜罪，五年前被逮捕; 反對恐怖主義的古巴人赫拉爾多•埃爾南德斯、拉蒙•拉瓦尼諾、安東尼奧•格雷羅等16年前被逮捕，關在美國的監獄)的框架內，在一個漫長的接近過程之后，他們決定恢復外交關系。奧巴馬清楚地說明他的國家從1961年1月以來實施至今的政策是一項“強調過時……在我們的利益的進展中已經失敗的政策……通過這項決定我們試圖創造一系列有利于我們的人民的變革”。

　　兩國政府的會談和接近長達17個月，這是一項“珠寶業的工作”，從2013年6月以來一直在進行，由加拿大政府、烏拉圭總統何塞•穆希卡以至梵蒂岡作為調解者，在佛朗希斯科教皇執政的清風之下，梵蒂岡無疑成為一個重要的國際角色。外交關系正常化的決定對“主教堂”是一次真正的打擊。

　　但是，盡管兩國政府邁出了勇敢的一步，但留下一個關鍵點：取消對古巴的封鎖。奧巴馬在宣布兩國之間這個關系新時代的時候，承諾與美國國會進行研究取消封鎖。奧巴馬的工作很艱難，從2015年1月起共和黨將在參眾兩院占多數，它已經宣布拒絕走一條意味著減輕對哈瓦那的政治和經濟壓力的道路。奇特的是持最強硬的反對古巴的立場的名字是古巴裔的參議員馬科•魯比奧、羅伯特•埃爾南德斯和馬里奧•迪亞斯•巴拉特。

　　結果是非常明顯的，不結束對古巴已經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的封鎖就不可能恢復外交關系，為什么?為了開辟兩個使館而保持一種建立在一個國家強加給另一個國家，拒絕數百萬古巴人的權利基礎上的關系?從事分析和寫作的人士提出的問題是，他們看到恢復外交關系的積極方面，但認為這還是不夠的。

　　自從一群大胡子(指卡斯特羅和他的戰友—譯者注)戰勝巴蒂斯塔的獨裁政權已經過去了56年。在這個期間“現實的社會主義”的世界停滯了，柏林墻倒塌了，出現了其他一樣的或比這更有罪惡的事情。世界變得更加復雜了，敵人更加寬散，今天誰是敵人更不清楚，明天的朋友或第二天成為今天的敵人。白宮已經有過十位總統，建立了一個新的世界秩序，面對這個新秩序在世界上出現了其他的勢力。所有這一切讓華盛頓注意到使它面對古巴的爭論焦點已經過時和失敗了。

　　實用主義的某些東西應當留給共和黨人，為了理解這點，盡管在其內部存在極端保守和反對古巴的階層，在對安的列斯群島中最大的島嶼施加壓力50年以后應當為了結束這項失敗和過時的政策邁出步伐，該項政策主要損害了古巴的居民。對經濟分析人士來說，這項政策還意味著使美國“實用主義”的投資者和企業家失去了機會，他們與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加拿大人相比丟掉了許多地盤。奇怪的是與1000萬古巴人的社會損失有關，有數百名投資者和企業家如饑似渴地看到了打開一個300億美元的潛在市場的機會，包括不同的領域如旅游、電信、農產品加工和石油化工等。

　　從政治利益的觀點來說，奧巴馬的決定無疑考慮到國內的政治：吸引拉丁裔選票，提早打擊共和黨的候選人杰布•布什，他與一名墨西哥婦女結婚，是已經有過兩位總統的家族的成員，奧巴馬的決定有助于推動民主黨的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對此奧巴馬還需要邁出有差別性的步法，他面對著一個被共和黨廣泛控制的國會，在那里他的提議將遭到拒絕。

　　在邁阿密大學的教授華金•羅伊看來，恢復古巴與美國之間的關系的解釋在于封鎖和推翻古巴政府的主要目標已經失敗，還說明古巴流亡者的演變，他們已經不再受意識形態標準的引導。羅伊認為，“古巴從20年前至今不像以前那樣意味著任何危險：它不支持其他國家的革命，不支持恐怖主義者，不可思議地保障關塔那摩的安全，不卷入販賣毒品。甚至為調解和平的工作提供合作(哥倫比亞政府和游擊隊在哈瓦那談判)。世界的領導人從中國到莫斯科的領導人訪問了哈瓦那，聯合國年復一年系統地譴責(美國對古巴的)封鎖”。

　　對羅伊來說，“使華盛頓感興趣的是古巴在遭受不受控制的移民造成的國內問題時(比如出現第二個馬里埃爾移民潮)不會變成一種安全的危險……以這種方式注意到古巴社會--經濟的不穩定形勢，已經到了保障穩定的時刻”。因此，這位分析人士認為華盛頓政府選擇了與古巴關系的正常化，面對拉丁美洲的不確定，在復雜和危險的世界情景中將保護南部側翼作為目標，“奧巴馬打出了他的牌。有風險，現在取決于勞爾•卡斯特羅明智的回應”。

　　對于分析人士吉列爾莫•阿爾梅拉來說，恢復古巴與美國之間關系的決定無疑將產生反響，“將鼓勵和加強拉丁美洲和世界上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在美國也會發生古巴的極右派(指在美國的流亡者中的極右派)和共和黨人與有興趣與古巴進行貿易和在那個國家投資的資本家階層之間的沖突。對此還加上在邁阿密古巴人民眾階層和民族主義分子，民主黨的公民和拉丁美洲移民，他們每天都在抗議，反對種族主義和國家的暴力”。

　　阿爾梅拉對這個新階段的范圍是謹慎的，雖然從經濟的觀點來說將增加外匯的流動，發展私人部門，獲得技術將會改善，增加個體戶。所有這一切意味著進步，但是也需要注意可能出現的社會差別的情況，“特別是存在官僚階層和與世界資本主義經營者之間迅速結合的現實危險，這可能為反對派創造一個現實的社會基礎。對此還加上教皇朗希斯科所起的作用，他不僅在古巴的保守階層和反對者中贏得更多民心，而且天主教的影響將為新的保守的社會力量、支持市場的或直接的反革命力量提供政治的和物質的支持，來自美國的資金將加強島上的這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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