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政府相對低調處理弗格森案件，以適當“糾左”來緩和與中下層白人的關系;而不顧共和黨強烈反對，以總統行政命令“赦免”數百萬拉美非法移民，則意在“納新”。

　　美國密蘇里州圣路易斯縣弗格森鎮黑人青年遭白人警員槍殺案件，因該縣大陪審團裁定不起訴涉案警員，引起全美各地暴力示威。其后紐約和鳳凰城又傳出類似裁決或槍殺事件，再次揭示美國社會涉警種族矛盾之嚴重。而這一矛盾又直接影響到美國兩黨政治的變化。

　　美國種族矛盾的潛因

　　要了解美國種族矛盾的現狀及原因，不妨參考同時另一個國際新聞：1950年代首次確立DNA雙螺旋分子結構的美國生物學家詹姆士·沃森，宣布拍賣他因這項革命性發現而獲得的諾貝爾金質獎章，理由是“囊中羞澀”。而這一窘況的直接原因，是2007年沃森關于黑人智力低下的種族主義言論曝光后，不僅被迫辭去美國長島冷泉港實驗室主任的職位，還被科學界和其他所有社會團體列為“拒絕往來戶”，成為一個“非人”(unperson)，收入大大減少。

　　沃森的“錯誤言論”是，“我們所有社會政策的基礎，是‘黑人的’智力與我們一樣。但所有實驗都表明這不真實”。沃森的這一看法雖然“政治不正確”，卻獲得許多美國白人包括知識分子的暗中甚至明里贊同，也是美國種族矛盾的重要潛因。

　　這可以追溯到1994年，著名保守派作家默里(Charles Murray)與一位已故哈佛大學心理學專家合著出版《鐘形曲線》(代表智商分布曲線)一書，詳細研究現代商業經濟體制下的社會異化，結論人類智商是其主因。他們將美國不同族群按平均智商排名，從低到高依次是黑人、拉美裔、白人、亞裔、猶太人，而引起了嚴重批判。但該書的主要命題─認知能力(cognitive ability)驅動現代社會的分化，卻獲得大量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的認同。尤其是新世紀以來，在高科技革命和經濟全球化大勢之下，社會競爭越來越取決于智力和教育水平，使得智商與社會成功和社會地位的關系越來越強。聰明人得到最好的教育，找到最好的工作，掙最多的錢，彼此嫁娶生育聰明的下一代，而形成世襲“認知力精英集團”。智力平平和智力低下者則在社會競爭中不斷落后，世代相繼，居于社會下層。

　　1964年約翰遜政府任上美國國會通過的《民權法案》，在政治上確立了黑人等少數民族的平等權利。此后在“偉大社會”潮流下，歷屆聯邦政府通過和實施了大量照顧幫助少數民族的福利和優惠政策。不到半個世紀，不僅奧巴馬當選總統，更出現了黑人國務卿、大法官、國會議員、將軍、州長、市長、大學教授、總編輯等組成的黑人精英群體。但這并不意味著美國社會的種族矛盾已經弱化。

　　黑人青年“仇警”根源

　　《紐約時報》中右作家布魯克斯近日指出：舊日美國基于膚色的種族歧視，今天已經演變和混雜入基于“階級”地位的社會偏見，而這一“階級”則主要取決于社會經濟地位。一個無解的社會現實，是美國社會經濟地位與種族膚色之間的強烈相關性。

　　單單貧困并不可怕，上世紀時，從南歐天主教人口，到猶太人和亞裔，美國許多新移民群體最早都經歷過這樣的弱勢階段。真正糟糕的是黑人普遍的低教育程度，使得絕大多數黑人青年沒有社會上升機會，而代代永居社會下層。這也是已經被大學錄取的弗格森鎮黑人青年邁克爾·布朗被殺，激起當地民憤的原因之一。

　　另一個重要社會原因是政府福利和優惠政策的逆向效應，造成黑人傳統家庭結構的崩潰，加劇黑人群體的貧困化和低教育程度。已故紐約州民主黨聯邦參議員莫伊尼漢半個世紀前警告這個趨勢時，曾經被“政治正確”分子大肆批判。可是時至今日，70%的黑人小孩“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就是被殺青年布朗，也來自一個破碎家庭。差不多一半黑人男孩未能從高中畢業(白人只有20%出頭)。

　　人們或許應該考慮美國黑人在歷史上遭到的長期歧視，以及家庭貧窮的累積負面效果。但是即便不提美國政府和教育界普遍和長期對黑人入學的“加分”照顧政策，前引作者默里曾經用大量調查和實驗數據，表明各種低教育程度現象，特別是中學退學的一個關鍵原因，實在是學生的低智商。新近有學者指出這種低智商來自嬰幼時期缺乏智力開發，但是普遍的單親破碎低收入家庭，使得早期智力開發設想形同畫餅。

　　這樣的現實形成一種黑人群體特有的社會文化，也即大量黑人青少年不以違法亂紀為非。據統計，成年黑人男性中，三成有過犯法坐牢的案底。這也使得黑人青年是最具“仇警”心態的社會群體。弗格森鎮上被殺的青年布朗，事發之日曾經搶劫小店和吸食大麻，在下層黑人中，決非“出格”行為。這樣的行為甚至包括了最成功的高教育黑人，連奧巴馬也承認年輕時曾經吸食毒品。

　　中下層白人選民右傾化

　　在大部分黑人的社會經濟狀態趨于惡化的同時，美國兩黨政治經歷了滄桑演變。曾幾何時，共和黨曾經領導反對奴隸制度。自從1960年代后期，尼克松發起“南方戰略”，利用南部白人對黑人民權運動的不滿，共和黨逐漸顛覆了南北戰爭以來南部的民主黨權勢，使得黑人徹底倒向民主黨，而中下層白人則日益站到共和黨一邊。

　　更重要的是美國經濟的后工業化結構性演變。在高科技自動化和全球化的雙重作用下，白人占絕大多數的“低教育中產階層”面臨前所未有的擠壓和沉淪。金融海嘯引發的大衰退以來，美國經濟包括就業率出現明顯復蘇，但是除了資本和頂尖高收入群體，中下階層的工資收入卻停滯不前，尤其如《大西洋月刊》近日指出，年青一代勞工的實際收入明顯下跌。

　　在美國特有的政治文化下，雖然宏觀經濟餡餅中資本份額越來越壓倒勞工份額，這一社會趨勢反而導致中下層白人選民的右傾化。明顯的兩點是代表勞工利益的工會運動大退潮，和對社會福利制度的一種反動。眼看社會上升機會和福利餡餅縮小，中下層白人的怨氣和反感，日益針對據稱全靠“種族照顧”發跡的少數民族精英，以及不成比例享受和“濫用”社會福利的少數民族，包括新移民和“非法移民”，因為后者加劇了茶黨代表的白人選民對“美國變色”的焦慮。

　　作為少數民族精英的奧巴馬上臺，以及后來的系列施政，明顯加劇了低教育白人選民(占白人70%)的上述心態。特別是照顧弱勢群體的醫保改革，據《紐約時報》新近分析，除了收入最低的二成窮人人口(黑人居多)明顯獲益，其他八成人口尤其白人中產階層都是經濟上不同程度的輸家。

　　新近中期選舉，共和黨在白人選民中的優勢居然超過了22個百分點，特別在眾議院選舉中，這一優勢是史無前例的24個百分點。近在1992年的眾議院選舉中，兩黨在白人選民中還平分秋色。雖然這次中期選舉投票率很低，還是敲響了民主黨上層的警鐘。參議院民主黨第三把手、紐約州的舒默近日公開批評奧巴馬醫改是決策性錯誤，引起黨內內訌，是個信號。

　　民主黨的如意算盤是美國人口長期趨勢：在兩次總統大選之間，白人選民比例平均會降低兩個百分點。但考慮到白人目前還是占選民總體的75%，這次中期選舉的慘敗比例，對2016年大選民主黨能否保住白宮，提出了很大疑問。

　　目前看來，民主黨的對策主要是雙管齊下：第一是適當“糾左”，努力緩和與中下層白人的關系;第二便是力爭人口增長最快的拉美裔選民。奧巴馬政府對弗格森案件的相對低調處理，屬于前者;而不顧共和黨強烈反對，以總統行政命令“赦免”數百萬拉美非法移民，是后一策略。

　　但是兩者能否奏效，都大有疑問。在目前高度緊張的種族關系下，任何新的種族事件都會加劇白人選民對民主黨的反感。而在拉美裔選民中，民主黨的優勢并不穩定。對于具有投票權的拉美裔公民，非法移民并不一定是主要關心問題。這次眾議院選舉，共和黨就獲得了37%的拉美裔選票。如果2016年共和黨推出拉美裔總統候選人或是娶了拉美裔妻子的杰布·布什，都可能逆轉民主黨的這一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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