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僅向廣大發展中國家輸出工業產品、基礎設施建設能力與資本，也已經悄然開始了制度的輸出。據美國《時代》周刊網站11月24日報道，南非曾經的淘金小鎮芬特斯克龍已被選定為南非執政黨非國大將要建立的政治領導人學校的校址，建立這個“黨校”的創意來自中共，模仿的是中國浦東干部學院。非國大2007年的全國代表大會上就已經決定，該黨成員如果希望進入全國執行委員會，就應該經過黨校培訓。

　　眾多外媒在報導這一新聞的時候，都突出一點，非國大是“曼德拉的黨”。這里面隱含的意思大概是，人權斗士曼德拉的黨居然跟一黨專政的中國勾勾搭搭，成何體統?這些媒體完全忘記了，曼德拉本來就是毛澤東的粉絲，在監獄里反復看《毛選》，也許多次默念過：“毛主席，賜予我力量吧”。

　　在西媒報道中，西方各路磚家也開始上陣解說這個事情。比如美國布朗大學的一位叫Patrick Heller的學者就評論說，非國大從1994年以來，在選舉中得票率都在60%以上，已經聚集了相當可觀的權力，而且進一步集權化，別人也越來越難以制約它;非國大很難找到比中共更好的基于干部而運作的政黨，但中國提供的是一個錯誤的“威權主義”范例，這會讓中國政府和企業家更容易發揮影響力，但這是不好的，南非需要的是更好的科層制管理，而非裙帶資本主義——短短幾句評論，就給中國貼上了“威權主義”、“裙帶資本主義”的標簽。

　　這是外媒的一貫做法，不足為奇，與之辯論也沒有多少意義。但我們自己首先要認清楚中國“輸出”黨校究竟具有什么重要的意義。

　　與歐美日相似，南非也是“選主”國家，人民群眾定期在相互競爭的若干政黨中選出管自己的領導班子。選舉是給群眾一個機會去挑選管自己的人，但選舉本身并不能保證這些人的質量如何。如果是兩個爛蘋果，人民群眾也只能在這兩個爛蘋果里選;如果始終是爛蘋果，人民群眾也只能忍著。“好蘋果”究竟怎么產生，這并不是通常的民主理論所關心的問題。

　　在如何產生“好蘋果”的問題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區別就馬上凸顯出來了。發達國家政黨出現得比較早，一般來說都建立起了比較完善的政治精英吸納和培養機制。僅以德國為例，這里的主要政黨都會建立一個自己的基金會，這個基金會可不僅僅是管錢的，而是同時做很多事情。比如說，基金會設立一個獎學金，設定一些議題，大學里的學生對這些議題感興趣，做的論文與其相關，就可以去申請這些獎學金。通常來說，這些議題都具有比較明顯的黨派傾向，能申下獎學金的學生，通常也是在價值觀上比較認同該黨的。從拿到獎學金開始， 申請人就成為這些政黨實質的干部培養對象，政黨會不停地邀請他們去參加一些研討會，聽一些講座。你如果只是交個申請騙到獎學金，實際上不認同這個黨的，去參加這些活動，你自己心里也會挺沒趣的，肯定堅持不下來，那么該黨就能確認你不是他們的合格培養對象。經過自然的淘汰，最后總是有一些人堅持下來， 那么黨就讓他們做任務，類似“打怪升級”，慢慢就成長為黨的干部。而這一切，都是在基金會的平臺上完成的。在這個意義上說，這些黨派的基金會，就是這些黨派的黨校。

　　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黨派往往沒有這樣成熟的干部招錄和培養制度。這些國家的政治體制看起來是自由民主，但黨派可能完全是基于庇護主義的：有一些超級厲害的黨老大，或者政治家族，庇護著一群逐利者，誰該得到提拔重用，完全由這些黨老大或者政治家族說了算，看你順眼就提拔，看你不順眼就放逐。運氣好的，入黨沒兩天就一步登天平步青云，順氣差的，在黨內努力了幾十年，也沒有什么結果。被提拔的，往往對于提拔者具有很強的人身依附關系。如果黨老大英明神武，可能還真能選拔出一些好的干部來。但黨老大終究是人，眼睛里能看到的干部是有限的。他看不到的地方，就會形成次一級的庇護關系/人身依附關系，形成派系;黨越大，派系也就越多，在干部招錄和提拔的過程中，就會出現很多腐敗的現象。

　　那么，為什么不是歐美政黨向南非輸出自己的干部培養經驗呢?最重要的原因是，歐美日那點經驗，對南非來說確實不太夠用。南非選舉在很大程度上還是按照種族膚色來投票的，非國大是黑人的黨，缺點再多，大部分黑人還是會投它的票，所以這就造成了非國大長期一黨執政的局面。選舉對非國大來說，并不構成一個重要的外部壓力機制。但對歐美各國來說，選舉的壓力要大得多，因此干部的招錄和培養，往往是以選舉為中心而展開的。而非國大作為長期一黨執政的黨，必然是要以國家治理為中心來進行干部的招錄和培養。在這個意義上說，列寧主義政黨要比選舉型政黨對它的啟發更大一些。

　　黨校是列寧主義政黨的創造發明，而列寧主義組織原則，本身就是治療山頭主義、宗派主義的藥。列寧主義政黨要求，黨員干部首先是要忠于黨的政治路線，黨的領導人只有作為黨的政治路線的代表者才是有權威的，他們不能在黨內組織自己私人的小宗派，如果其偏離黨的政治路線，就會遭到黨內同志的質疑和反對。而干部的錄用和提拔，要看其對黨的政治路線的理解和執行程度。而這就需要一個專門的制度來保障干部理解和認同黨的政治路線，并且盡可能地加強他們執行政治路線的能力。而黨校就是這么一個好制度。中共不僅將黨校學習嵌入到干部的提拔任用上，甚至從入黨的環節開始，就要求積極分子們參加黨校學習。這就保障黨員對于中央的基本路線是了解的——雖然未必能保障他們的認同。近年以來，黨校培養的內容更是日益豐富，甚至納入了很多技能性的內容，比如說，教領導干部上網、開微博等等。這些知識有助于增強干部的執行能力，最終有利于中央統一貫徹政治路線。

　　而這正是非國大這樣的政黨所需要的。近年來，非國大的黨員人數急劇增加，2002年的時候是42萬，2007年的時候是62萬，2012年即超過122萬，但占全國人口從未超過2%。非國大的目標是把全國人口的2%發展為黨員，這意味著黨員人數將達到250萬。然而黨員人數的急劇增加并不等于戰斗力的增強。要保障黨的純潔性，就要把好“入黨關”和“干部提拔關”。但很明顯，非國大正在受到一系列問題的困擾：第一是一些黨員違反政治路線和政治紀律，大搞內部宗派斗爭，甚至脫黨鬧分裂。比如2008年年底，前國防部長萊科塔、豪登省前省長西諾瓦等非國大要員宣布脫黨，另行成立人民大會黨;2012年下半年，非國大自由州省分部的兩大派系因黨內選舉發生爭執，最后甚至對簿公堂;2013年7月，西北省特洛奎市的非國大議員集體倒戈，兩次將同黨市長趕下臺，推選反對黨人士擔任市長。第二就是腐敗。在非國大從革命黨轉化為執政黨的過程中，許多原來生活和清貧的黑人干部掌握了國家權力，用曼德拉的話說，“他們就像第一次走進糖果店的窮孩子，一旦觸及政府資金就再也不肯撒手。”這些黑人干部在生活水平上向白人看齊，貪污公款，收受私人老板賄賂，無所不用其極。而同時，南非貧富分化嚴重，基尼系數達到0.7以上，黨的干部“先富起來”，自然會引發社會底層的激烈反彈，長此以往，非國大的執政地位堪憂。

　　中共在這兩個方面當然也存在問題，領導人更是將其提升到了到關系黨的執政地位的高度。但歷史上留下來的一系列較為成熟的制度，使中共仍然具有可觀的糾錯能力。比如在18大之后對政治紀律的一再重申，遏制住了18大前并不鮮見的黨員干部“吃飯砸鍋”的勢頭;而18大之后所發動的轟轟烈烈的反腐運動，直到今天仍在不斷深化，在民眾中重建了對中共自我糾錯的信心。而在這些制度之中，黨校顯然是一項基礎性制度。新領導班子通過黨校，比較準確地向黨員和干部傳達政治路線，提升其執行路線的能力，就各種違規行為打好“預防針”?？上攵敺菄箢I導人看到這一切，會是多么羨慕。

　　輸出黨校，其實也就是在輸出政治制度，輸出一種新的組織社會的方式。當非洲各國的執政黨開始學習黨校制度，成功地加強了黨內團結，激烈的選舉機制，自然會將這種組織技術傳遞給反對黨，就如同戰爭將火炮從一個國家推廣到另一個國家一樣。而這對于非洲各國的發展來說是一件好事。如前所述，選舉只能從已有的蘋果里挑選，做不到培育好蘋果，而政黨建設卻是培育好蘋果的的條件。非洲各國從歐美學到了一套徒有其表的憲政和選舉制度，但卻沒有從歐美學到如何源源不斷地培養合格的治國人才，其本地的部族主義、庇護主義傳統嚴重制約著選人和用人機制的現代化。這個空缺，很大程度上將由中國來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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