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弗格森怒火
8月25日,邁克爾·布朗的葬禮在弗格森鎮圣路易斯地區的教堂舉行,超過3000人到現場為年僅18歲遭到殺害的黑人青年送行。
這場規模宏大的葬禮,成為了本次美國弗格森騷亂的一個悲情注腳。當地時間8月9日中午,美國密蘇里州弗格森鎮發生黑人在街上被白人警察達倫·威爾森連擊數槍身亡的事件,一時間引發了全國范圍的抗議,并最終引發了1992年來美國最大的一次種族騷亂。
在一國總統都是黑人的情況下,為什么黑人的人權怒火還是一點就著?在過去的40多年,黑人當選的政客從1500人增長到9000人之多,底特律、芝加哥、新奧爾良是黑人勢力最大的城市,過去的幾十年,一直都是黑人民主黨政客執政。但諷刺的是,在這幾個城市,黑人的生活卻是最糟糕的,在社會治安和社會環境上,這幾個城市也是最差的。
如果黑人總統、黑人市長都對此無力,那么推動黑人人權進步的力量在哪?
怒火宣泄街頭
“我不敢相信弗格森市民向這些警察交稅的錢來買對付自己的催淚彈,真是荒唐。”
——美國網友@TheSwaggDaddy
歷史上,弗格森所在的圣路易斯市曾是美國種族隔離最嚴重、種族關系最緊張的地區之一。
據記者了解,黑人占弗格森當地人口的67%,而警官中只有7%是黑人。在參與調查的31個社區中,黑人居民占總人口的比例超過了10%,其中30個社區中黑人居民的比例高于白人警官的比例。美國當局稱,警方隊伍缺少黑人申請者也是導致警民關系惡化的原因之一,甚至出現過在81名申請人中只有3人是黑人的情況。
弗格森騷亂持續十多天時間,政府甚至動用國民警衛隊來穩定秩序。當地一名未提及姓名的黑人女性在接受英國BBC采訪時表示,“現在發生的這一系列暴力事件把我們的生活搞得一團糟,這不會是邁克爾·布朗希望看到的。”她補充道,“我們只需要堅守信仰,我們必須心懷希望、繼續禱告,一旦你不再對生活抱有希望、一旦你連信仰都放棄、一旦你停止禱告,那就再也沒有機會得到公正的對待。”
弗格森當地居民韋恩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這里的人都十分關心居住的社區,那些到處搶掠的人不會是弗格森的居民。他們只是一些投機取巧的人,想利用我們的不幸遭遇撈上一筆。”他說,“看到有人依然想利用這樣艱難的時刻,還把搶掠當作是正確的做法,這樣的感覺實在是太糟糕了,犯罪沒有大小之分,無知不能為無知辯護。”據韋恩所說,大部分當地人還是選擇了通過和平方式的游行和靜坐來表達抗議,如今隨著暴亂基本得以平息,增派來的維穩部隊也已經撤離了弗格森。
“我和姐姐去參加了抗議游行,因此見過不少友好的、愛好和平的抗議者,但同時我也親眼目睹了不少暴力事件。我能感受到大家的憤怒,以及針對警方的敵意。”盡管完全能夠理解大家的做法,但韋恩同時也表示,“我受夠了在街上隨時可能遇上催淚瓦斯,事情這么發展下去,并不能得到我們想要的結果。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樣,我們只是希望看到犯錯的人得到應有的制裁。”
8月18日零時,警方對弗格森實行宵禁,但就在宵禁前的約3小時,18歲非裔少年布朗遇害現場仍聚集約400人示威,其中大多是年輕人。據國外媒體報道,警方朝示威者施放煙幕彈,帶小孩的家庭與一旁媒體也不放過。身穿護甲、戴防毒面具的警察以裝甲車為后盾緩緩接近群眾,接著丟擲催淚瓦斯彈與煙幕彈驅離,并朝一旁的媒體記者施放煙幕彈,原本平靜的示威頓時火藥味十足,此外還伴有槍聲。然而,根據密蘇里州公路警察隊的說法,警方使用煙幕彈是為驅離試圖滲透到執法單位指揮哨內的“挑釁者”,部署武裝車輛則是想確保民眾安全。
韋恩的姐姐肖恩通過韋恩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政府之所以派遣部隊前來驅趕抗議示威的人群,并不是想要維護法律秩序,而是為了維持現狀、阻止任何改變的發生。“他們只是希望我們閉嘴,這并不是要維持秩序或者確保我們的安全,這是要我們什么都別說,這樣就不會有任何改變,什么都不會好轉”,她悲觀地表示,“發生在邁克爾·布朗身上的事還會一再發生,這不是第一次,也絕不會是最后一次。”
種族歧視傳統
“自奧巴馬上臺后驟燃起的后種族主義的社會夢,現在看來反而要比任何時候都更遙遠了。”
——德國《時代周報》
在美國,黑人等少數民族始終是二等公民,在政治、經濟、教育等問題上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視。黑人占美國總人口的13%,但在各級經選舉的公職里黑人只占5%。黑人和白人之間,教育水平、就業率、平均工資等方面都有明顯差異,由此形成的種族貧富差異和黑人的貧困化則是人人皆知。司法中的種族歧視也極為嚴重,在美國,被關押在監獄里的黑人和被判死刑的黑人比例明顯高于白人。在各州的監獄中,大約47%的囚犯為黑人,16%的囚犯為拉美裔。1977年至1998年,黑人僅占美國全國人口的10%至12%,但在5709名被判死刑的人當中,有41%是黑人。據聯合國發表的一份調查報告,在美國,犯有同樣的罪,黑人及有色人種往往受到比白人重2至3倍的懲罰,殺害白人被判死刑的黑人是殺害黑人被判死刑的白人的4倍。
此前多次組織群眾游行的人權活動家、美國黑人民權領袖杰西·杰克遜把布朗的死形容成“全國上下黑人被白人警察槍擊、(以不實理由)逮捕、盤查搜身、過度監禁”的一個縮影。“這是21世紀的濫用私刑”,杰克遜坦言,黑人總是與教育程度低、無業游民、貧困等負面詞匯聯系在一起。
白人警察對待非洲裔美國人的方式令人失望,為此感到沮喪的不僅有杰克遜,還有弗格森鎮當地的居民。推特網友Trudy在事件發生后不久,連續在推特上發送了數十條信息,譴責在美國存在已久的種族歧視與種族隔離問題。在與《國際金融報》記者溝通的過程中,Trudy坦言,“我也曾經遭到過警察的無禮對待,警察經常會在街上攔住一些黑人并反復詢問‘你從哪里來’或‘你去了哪里’。我已經是一個成年人,為什么必須回答這些?我并沒有做任何壞事,警察既沒有看到我正在逃跑,也沒有人因為我做了壞事報警。我知道他們只是在找我麻煩。”
38歲的Trudy對此充滿了無奈,“在美國,到處都會發生這種事,黑人男子走在路上隨時可能丟了性命。”而令Trudy最為不滿的則是白人似乎把對黑人的欺壓當作天經地義的事。“那些罪犯看起來總有辦法脫身,這難道不是在告訴整個美國甚至全世界,你隨時可以將一個黑人置于死地,只要你是白種人,你就可以逃脫處罰。現在對于所有非洲裔的美國人來說都是關鍵的時刻,我們必須站出來告訴這個社會,我們不再允許這樣的事情一次次發生。”最后,Trudy表示,“作為美國公民,我們(黑人)極度缺乏安全感。我們可能連保護我們孩子的能力都沒有。”他說,“我有一個當司機的兒子,他每次出門開車我都很擔心,同時我也為我的妻子感到擔心。”
從規模與造成的影響上看,發生在弗格森的這場暴亂,是1992年洛杉磯市種族暴亂以來最大的一場種族沖突事件。洛杉磯暴亂中至少有50人死亡,起因是被民眾認為對黑人青年濫施暴力的白人警察被判無罪從而引發全國性眾怒,激憤的黑人民眾及反種族歧視的白人活動者們,一致認為司法公正被體制性的種族歧視綁架,抗議者沖擊法院、警察局,最后發展到搶劫放火。弗格森的騷亂,也在循著洛杉磯事件的發展路徑,抗議者已經認為下一個種族歧視的受害者將會是他們。
美國司法部長霍爾德今年4月宣布,司法部將設立一個研究中心,加強對警方執法環節中種族歧視情況的評估。霍爾德說,研究報告顯示,美國非洲裔男子中大約有一半人在23歲前至少遭拘捕一次,2012年美國非洲裔男子遭監禁的幾率是白人的6倍。
奧巴馬的困境
“作為一名黑人,奧巴馬總統或許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但在現實中,非裔美國人的處境仍不容樂觀。”
——The Globalist網站總裁Stephan Richter
從林肯總統呼吁并解決對黑人的奴役和歧視遭到暗殺,到奧巴馬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一度被看作是美國國內人權進步的一種象征,而奧巴馬也被視為美國進一步改善種族歧視問題的新希望。奧巴馬上任至今已有6年時間,可是美國黑人與白人之間的沖突危機卻仍一再爆發,美國黑人的社會地位和人權福利并沒有發生質的改變。
其實早在2008年,《華爾街日報》的編委杰生·瑞利就撰寫了一篇題為《奧巴馬不能改變的是黑人的生活》的專欄文章。杰生·瑞利指出,上世紀70年代至本世紀初,黑人當選的政客從1500人增長到9000人之多,從政治上的勢力來講,黑人政治有非常大的改變,但在過去的30多年間,黑人與白人相比,在生活上卻仍然有不小的差距,并沒有政治上那樣大的進展,也就是說,黑人政治家的崛起并沒有給普通黑人帶來多少生活上的改變。
相比之下,瑞利引述了黑人經濟學家索唯爾的研究,美國的其他族裔包括亞裔在內,他們在經濟上的崛起卻超前于政治上的得勢,是因為美國的體制,尤其是在破除種族歧視以后的體制,給所有人提供了經濟崛起的條件,因此并不需要自己族裔的政客提供方便。
事實上,不但黑人政客崛起沒有幫助黑人在經濟上的崛起,反而給許多黑人生活上的改變帶來了負作用。底特律、芝加哥、新奧爾良是黑人勢力最大的城市,過去的幾十年,一直都是黑人民主黨政客執政,但在這幾個城市,黑人的生活卻是最糟糕的,在社會治安和社會環境上,這幾個城市也是最差的。
究其原因,雖然黑人政客得勢可以給黑人群體帶來更多的福利,但福利卻不能改變黑人經濟上的狀態,相反,福利卻讓黑人更多地依賴黑人政客,從而出現了一個似乎難以理解的現象,新奧爾良的黑人政客杰佛森被聯邦調查局查出貪污,在杰佛森家的冰箱里搜出9萬美元,盡管已是人贓俱獲,但當地的眾多黑人仍然相信杰佛森無辜,繼續把選票投給杰佛森,讓他得以連任。同樣,奧巴馬當選可以讓許多美國黑人感到驕傲,但這并不能改變他們的生活。
在布朗遭到警察射殺至弗格森爆發騷亂的兩個星期中,身為非洲裔總統的奧巴馬對此事的態度異常謹慎。此前,他派出同為非洲裔的司法部長霍爾德代表他前往弗格森調查,在布朗葬禮當天他又派助手代表自己出席。這一看似“高規格”的處理方式卻被美國媒體解讀為奧巴馬有意與種族問題拉開距離,因為從始至終他并未表現出“親自站上火線”的意愿。
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高級社會研究中心主任孫志剛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指出,“奧巴馬當選總統離不開美國黑人族群的大力支持,之后也曾多次在外交場合表明不會忘記自己的‘根’、不會忽視促進非洲地區發展與國內黑人族群的利益,但實際上并沒有太多針對美國國內黑人族群的舉措。”孫志剛表示,奧巴馬的做法其實不難理解,種族問題在美國相當敏感,奧巴馬應對此事時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火燒身。“奧巴馬憂慮的是,如果自己表態過多,就可能會在全美激化種族矛盾,引發更大規模的種族不和或沖突,而且給政治對手制造找茬的機會。”
事實上,奧巴馬此前在類似的事件中吃過虧。美國網絡博客“WND”的一篇文章翻出舊賬說,奧巴馬去年在黑人青年馬丁被佛羅里達州保安射殺一事后曾說,“非洲裔美國人過馬路時,很多人都曾聽到路中間的汽車鎖上車門的聲音”,他還把“黑人遭到歧視”視為當時美國爆發蔓延多地的反對種族主義示威的“心理原因”。
文章指責奧巴馬稱,身為少數族裔的總統,他發言時應從美國全國的立場出發,忘記自己的種族身份,更不能站在黑人的立場上。因此,即使奧巴馬真的想要有切實舉措提升非洲裔美國人在美國社會的地位和基本待遇,身為總統的他恐怕也是有心無力。
大國雙重標準
“迄今為止,朝鮮還未對此發表評論,不過這應該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美國《華盛頓郵報》
國際人權監督機構——國際特赦組織在槍擊事件發生后,派遣了一支專家隊伍前往弗格森監督當地執法,并對黑人社區給予支持。據國際特赦組織稱,這也是該組織第一次在美國有這樣的舉動。這一消息引起了國際社會的諸多揣測,多數的批評來自對于美國違反人權的責備,即使美國一直以來都想要在外人面前擺出一副人權衛士的姿態,但看起來他們并不能以相同標準來要求自己。
美國政府動用武力強硬壓制示威者的做法,引發國際社會對美國在人權問題上持雙重標準的指責。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呼吁美國應當遵循“國際和美國的標準”,而美國務院發言人哈夫則辯稱“這純粹是內政問題”。哈夫表示,美國的情況與其他國家沒有可比性。“當美國出現問題和爭議時,我們公開、誠實地處理這些問題。我們鼓勵其他國家也采取相同的做法。盡管我們已經表明它們應當如此,但他們并沒有做到。”盡管試圖維護美國的“模范形象”,但哈夫的說辭卻并不能在國際社會站住腳跟。
伊朗最高領導人阿里·哈梅內伊在弗格森發生暴動后,在推特上猛烈抨擊了美國對美國人民的惡行。“如今的世界是一個充斥著暴政與謊言的世界,象征著人權的旗幟被號稱為人權謀福祉的部隊焚毀,美國就是其中的頭排兵!”伊朗報紙Siyasat-e Ruz記者Qasem Ghafuri對這一說法表示了認同,“鑒于弗格森鎮上發生的一切,現在的問題應該是美國怎么能在國民基本需求被抑制、人民甚至沒有權利抗議的同時,還高喊支持人民權益的口號,并聲稱是世界上最關注安全的國家?”
中國媒體對美國的“雙重標準”也頗有意見。新華社稱,美國一直企圖在世界范圍扮演法官和陪審團的角色,而發生在弗格森的事情則顯示,在美國國內亟待解決的問題仍有很多。“顯然,美國需要做的是專注于解決自身的問題,而不是對別人指指點點。”此外,《環球時報》也于近日撰文稱,來自弗格森的動蕩“告訴我們種族歧視在美國依然存在,即使他們擁有位黑人總統。”
而俄羅斯也表現出了對此事的高度關注。盡管正受制于來自美國的嚴厲制裁,并且在與烏克蘭問題上焦頭爛額,但內憂外患的俄羅斯并沒有放棄指摘美國的機會。俄羅斯官方報紙《俄羅斯日報》記者Igor Dunayevskiy認為,“盡管美國總是聲稱在美國所有人都擁有同等機會,但是現在就說那里的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問題已經取得勝利,顯然還為時過早。”
當然,也不是所有國際媒體都把弗格森的矛頭指向美國。《悉尼每日電訊報》的記者戈弗雷則希望大家能嘗試從雙方出發看待這一事件。“重要的是有人年紀輕輕就遭到了殺害,而開槍的警察也才28歲。一個人因為這一事件丟了性命,而另一個人的人生也因此永遠地改變了。”
警方難辭其咎
“動用武器是最后的不得已,但美國警察會更輕易地使用它,上一次德國警察用來福槍(殺死布朗的槍械)還是在二戰時期。”
——德國《鏡報》
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年度報告稱,自2008年以來每年約有400人死于“正當的警察槍殺”案件。盡管因為“正當的警察槍殺”的評斷存在爭議,這一數據的準確性難以核實,但有關美國警方使用武器的條例卻是記載得清清楚楚。
“開槍應是萬不得已的最后手段。”美國國家警察共濟會會長吉姆·帕斯科表示,“你只能在感到生命受到了威脅,或是市民的生命受到威脅的情況下才能使用武器。”1982年最高法院判定,向正在逃亡的重罪犯開槍同樣違反法律,警方沒有權力向任何手無寸鐵的平民開槍。而現在,軍方或警方也只有在感受到生命處于危險時才可以使用槍支。
隨著防彈背心和其他防護技術的問世,警方在辦理案件時生命較原先有了更高的保障。紐約約翰·杰伊學院犯罪學教授坎迪斯·麥考伊表示,被警察槍殺的人數也因此在過去36年中降低了70%,全國50萬警力中只有極少的一部分被卷入槍殺案件,而絕大多數警察甚至在退休前都未曾開過槍。盡管如此,警察槍殺普通市民的可能性依然比非警察要高出600倍。
雖然并沒有全國性的標準,但各種法律法規在警方使用可致命性武器的規定幾乎都是一致的,警察需要受到一系列的訓練,要求警方具有在不同情景中處理事務的能力,此外也需要時常確認所佩戴槍支是否處于安全狀態。“開槍的警官顯然并沒有按照規定程序處理。”帕斯科表示,“在那樣的情況下,他們必須在開槍前三思。”
密歇根卡拉馬祖谷社區大學警察學院的武器使用導師羅伯特·托德·克里斯坦森認為,“警察必須時時針對嫌疑人的行為作出反應,這是警察工作中最困難的一部分。但是有一點,警方使用武器的目的只能用于防守,而不能是用于進攻。”
在美國的司法界,一旦有市民被警方射殺,開槍警察將會接受警局的內部調查,同時可能受到聯邦政府和其他外部機構的調查,而在絕大部分的案件中,開槍警察不會受到任何指控,警方通常能逃過處罰。麥考伊承認,“也許開槍的警察當時并沒有危險,但只要他能夠說服調查組成員,他就不用為此承擔任何責任。”
在弗格森鎮的游行人群紛紛舉著“舉起雙手,不要開槍”和“懲罰罪犯”的標語,但是他們的訴求可能很難實現。槍殺邁克爾·布朗的白人警官達倫·威爾森如今正停薪留職,賦閑在家,配合進一步的調查。盡管有關開槍的細節仍未向外界公布,但基于慣例,處于弗格森緊張局勢中心的威爾森已被宣告無罪。然而,麥考伊稱,即使沒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射殺平民的警官并不可能真正得以解脫。“和任何一名曾經開槍使他人喪生的警官聊天,你會發現事情之后他們的內心受著巨大的煎熬,并且很難從陰影中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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