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美大陸時隔36年再次舉辦世界杯，如果放寬到拉丁美洲，則是28年。足球喚來了人們對于巴西的關注，以及對巴西所在的拉美文明圈的好奇。24小時飛行距離之外的拉丁美洲，我們其實很陌生。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談到19世紀中期自給自足、彼此隔絕的法國自耕農時說道，“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他們必須由別人代表”，這句話被薩義德用在自己的名著《東方學》的扉頁上。在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話語權攻勢下，拉丁美洲一直處于被表述、被代表的境地。與之相對應的是，在拉丁美洲，從游擊隊到國有化，革命成為反抗“被表述、被代表”的磁石。這塊500年前被西方冒險家冠名的新大陸，就像馬爾克斯筆下的馬孔多小鎮，被外面的世界一輪又一輪“洗劫”，從未得到片刻寧靜。

　　新自由主義的富國陷阱

　　“那些有良知的歐洲人，開始以前所未有的熱情關注起來自拉美神話般的消息，關注起那個廣闊土地上富有幻想的男人和富有歷史感的女人。”1982年，馬爾克斯在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講中使用了《拉丁美洲的孤獨》作為標題。隨后，他道出了那句看似簡單其實異常沉重的話：“我們從未得到過片刻的安寧……”

　　那可能是一個風和日麗的早晨，馬爾克斯帶著一家人準備去旅行，就在旅行的路上，他恍然大悟，自己應該像外祖母講故事那樣寫一本書，寫一部拉丁美洲百年孤寂的歷史，跟著這個想法而來的就是《百年孤獨》著名的開頭：“多年之后，面對行刑隊，奧雷里亞諾·布恩地亞上校會想起，父親帶他去見識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接下來，馬爾克斯寫到，“河床里卵石潔白光滑宛如史前巨蛋。世界新生伊始，許多事物還沒有名字”。

　　這是《圣經》般的開頭，而這本書也被認為是拉丁美洲的《圣經》，拉丁美洲的過去、現在乃至未來，都能在這本書里找到影子。《百年孤獨》的創作背景是1830年至19世紀末，在此期間，馬爾克斯的祖國哥倫比亞爆發幾十次內戰，數十萬人喪生。

　　在獨裁與革命交織的20世紀，80年代的拉美以為新自由主義是救贖的美酒，卻最終發現是一杯更苦的酒。

　　里根和撒切爾的改革，使得美英的新自由主義在上世紀80年代橫掃拉美世界，“華盛頓共識”在拉美掀起對于私有化的狂熱。在政治上，軍人政府紛紛轉向民主政府;在經濟上，自由市場的大門洞開。但是，脆弱的競爭力，使得拉美可以決定改革，卻不能決定改革成果的分配。

　　新自由主義從西方福音變成了富國陷阱。西方國家在貿易保護了上百年、練就了一身肌肉之后，撤掉了登屋的梯子，要求后發國家一起自由貿易。拉美世界被自己的天真打敗。

　　阿根廷學者把實行新自由主義的十年稱為“失去的十年”，巴西學者稱之為“美國的陷阱”。受過哈佛大學訓練的阿前經濟部長多明戈·卡瓦洛在1991年臨危受命，可是他沒有預料到十年后等待阿根廷的卻是一次震驚世界的潰敗。“我們沒有想要的生活質量，沒有效率，也沒有尊嚴和所需要的安全，因為我們阿根廷人失敗了。”“新自由主義使阿根廷這個遼闊而富饒的國家變成了本地區最貧困的國家之一。”

　　多明戈·卡瓦洛當時進行大刀闊斧的金融改革，取消政府在貨幣和外匯方面的管轄權，實行比索兌美元1：1的聯系匯率制度，即盯住美元，實施“美元化”的貨幣兌換政策，以強行控制通貨膨脹。但本國貨幣與美元掛鉤，抬高了本國生產和勞工成本以及出口成本，使阿根廷產品很難與采取浮動匯率的巴西等拉美國家競爭。這是后來阿根廷金融崩潰的前奏之一。2001年底以來震驚世界的阿根廷經濟危機，為實行了十多年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做了總結。數據顯示，阿根廷所欠巨額外債達1300多億美元，巨額財政赤字造成財政崩潰，社會分化、人民貧困，目前全國30%人口陷于貧困，失業率超過了20%。

　　同樣，其他國家改革的成果甚微，債務的壓力卻與日俱增。自1999年以來，拉美地區資金凈流出仍在逐年增加，2004年達到了639億美元，2005年進一步增加到675億美元，其中外國直接投資的利潤轉移的增加是重要因素之一。在1982-2000年間，拉美國家還外債利息高達1.452萬億比索，是全部外債的4倍還多。2004年，拉美國家的外債達到天文數字7230億美元。債務成為阻礙拉美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沉重枷鎖。

　　阿根廷和巴西可稱為是拉丁美洲的“發達國家”，人均GDP曾經達到過8000美元。但在新自由主義改革以后，到2002年，阿根廷人均GDP已經跌到2665美元。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拉美20%的最富的人和20%最窮的人在社會總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約相差6倍，而實行新自由主義后這一差距迅速拉大，1999年拉美10%最富的人和10%最窮的人在社會總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約相差40倍，2002年竟然上升到46.6倍。

　　拉美國家在實行新自由主義之初，有些國家經濟有所增長，但從總體來看，經濟發展速度不僅沒有加快，反而大幅降低，只相當于改革前的50%。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拉美地區經濟年均增長1.2%，從1992-2002年的十年間，經濟年均增長只有2.4%，僅相當于上世紀80年代以前的45%。

　　在《百年孤獨》這本書里，香蕉公司的出現，意象非常鮮明，即代表美國勢力，代表資本主義，代表商業上的侵略。在書里，香蕉公司在一場持續四年又十一個月零兩天的大雨中撤退。大雨過后，馬孔多再也不復當初的繁榮。

　　財政難以承受之重

　　新自由主義在拉美的失敗，使得新左翼重振旗鼓，完成了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攻倒算”。

　　隨著1998年查韋斯當選委內瑞拉總統，拉美左翼力量開始重返拉美權力中心。2002年10月，在左翼巴西勞工黨領袖盧拉當選總統后，厄瓜多爾左翼領導人古鐵雷斯于同年11月24日當選總統。2006年巴西、委內瑞拉、智利、尼加拉瓜、墨西哥、秘魯、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厄瓜多爾和海地等拉美十余國舉行大選。其中，巴西、委內瑞拉、尼加拉瓜、智利、秘魯、厄瓜多爾和哥斯達黎加七個國家的左翼或中左翼領導人贏得了國家領導權。

　　天時地利人和。西方國家“第三條道路”的興起、經濟全球化所導致的世界秩序不合理、貧富分配不均以及美國的戰略重心轉移至亞太都為拉美左翼政權的崛起提供了契機。就各國內部而言，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失效導致大批產業工人失業，右翼政府因循守舊，尤其在治理國家方面并無大的作為，為拉美左翼執政提供了恰如其分的理由。

　　美國左翼學者詹姆斯·佩德拉斯提出何為左派的14條標準，其中包括減少社會不均;社會開支和公共開支優先;增加最低工資等。其中最根本原則是實現社會公正和正義。很多學者把當前的拉美左派稱為新左派，認為他們主要是反對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哥倫比亞學者豪·恩·博特羅認為，“拉美左派的高潮不是暫時的，而是長期的現象”，“當代拉美左派同20世紀70和80年代的左派不同，過去拉美左派主張武裝斗爭奪取政權，而現在是通過選舉取得政權”。

　　崛起于社會運動，同時依賴民主選舉上臺，這一看似平常的現象卻為這些地區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埋下了隱患。透支的民主正在一步步綁架這些國民經濟本就羸弱的國家。在缺乏納稅人同意的前提下，依賴民主政治的選舉機制與決策機制的支持，紛紛推出了旨在迎合選民的社會福利政策，然而，所有這些福利項目的維持卻是需要稅收收入來支撐的，這些稅收收入往往并不來自于投票支持這些福利項目的非納稅人和小納稅人，而是來自不贊成這些轉移支付福利項目的富人和大納稅人。

　　為了贏得選票保住自己手中的執政地位，不考慮成本負擔的民主政府領導人幾乎無一例外地贊成大規模的社會福利計劃與收入再分配，使得關注經濟發展的公共財政逐步演變為關注分配的民主財政，這樣一種體制的異化誤導了發展中國家的體制改革和政策選擇，南美國家在發展中選了以民主政治為基礎的民主財政體制，執政黨作為決策者嚴重透支民主財政，進而綁架了國民經濟，致使后者力不從心，國家經濟發展陷入危機難以自拔。

　　這樣的民主財政機制直接帶來的后果便是受到這些轉移支付財政政策打擊的富人經營投資、生產創新的積極性受到影響。一方面對于大多數低收入勞動者來說，與更為艱苦的工作努力相競爭的是豐厚的失業社會福利的負激勵，其結果只能是參與勞動的人日益萎縮，勞動力成本進一步提高，最后導致更多的人需要救濟，從而形成一個繞不開的惡性循環。

　　與東亞及東南亞地區普遍采取的出口替代戰略不同，拉美地區普遍采用進口替代戰略，使得保護嚴重的國內產業生產率長期處于低水平，無法支撐這樣的民粹財政。

　　離天堂太遠，離美國太近

　　《百年孤獨》是拉丁美洲繞不過去的意象。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的哥倫比亞以及整個拉美的社會發展，正像馬孔多的歷史進程一樣是停滯的和孤獨的，是一種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循環往復。漫長的戰爭、無休止的黨派之爭、殘酷的資本主義入侵、封建統治下的專制愚昧、停滯不前的社會經濟構成了20多個國家的百年滄桑。

　　巴西人這樣形容他們國家的貧富差別：富人在天上(即乘直升飛機)，中產階級在地上(開小汽車)，窮人在地下(即乘地鐵)。嚴重的兩極分化，使得這些國家秩序混亂、社會動蕩、人們缺乏安全感。盜竊和搶劫已是司空見慣的現象。在里約熱內盧，這里的人都懂得出門要帶幾十元的“保命錢”。

　　兩極分化和嚴重的貧富差別成為黑社會勢力滋生和猖獗的溫床。僅圣保羅市就有七個黑社會集團，就在2006年5月，圣保羅和里約熱內盧的黑社會勢力甚至公開向警察挑戰。

　　全長81.3千米的巴拿馬運河將整個美洲一分為二，而這一分不僅分出南北兩個美洲，更像是分出了“地獄”與“天堂”兩個世界。對于南美洲而言，一面，離天堂太遠;一面，離美國太近。無論是經濟上的考量，還是政治上的滲透，拉美都是美國逃不掉的一盤棋。豐富的石油、天然氣、熱帶雨林等自然資源，薄弱的國民經濟體系，都為美國的技術和資本輸出提供了契機。

　　1985年美國提出的“貝克計劃”要求拉美債務國家實行國有企業私有化;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進一步開放資本和股票市場;放松投資限制，為本國和外國投資者創造更好的投資環境;實行貿易自由化和進口管制的合理化，以此作為進行債務談判的條件。四年后，美國政府進一步提出了“布雷迪計劃”，首次同意對拉美債務國所欠債務本金給予減免，但作為條件，要求債務國進行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的改革。阿根廷、墨西哥等重債國分別與美國就布雷迪計劃實施達成協議后，各國遂加大了結構性改革的力度。但各種改革最終都沒有取得突破和成功。

　　世界杯漸近，在全世界目光都聚焦南美的時刻，新的變局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被期待。馬爾克斯說：“面對這樣的一種難以擺脫的巨大而沉重的孤獨，文學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面對壓迫、掠奪和遺棄，我們的回答是生活。無論是洪水還是瘟疫，無論是饑餓還是社會政治動蕩，甚至多少世紀以來永無休止的戰爭，都沒有減弱生命壓過死亡的頑強勢頭。”拉丁美洲的孤獨仍在繼續著，直到今天，他的祖國哥倫比亞仍然不時處在內戰的邊緣。這一切都遠比任何言論更為真實。2014年4月，馬爾克斯與世長辭，然而作為“孤獨”的祭祀，偉大的作家及整個南美的孤獨之曲，還遠未到終止的時候。（原載北京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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