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失去理智了。更準確點說，美國已經喪失了自己的集體制度性記憶。通過現有兩黨精英不愿面對和積極污蔑的價值觀和戰略思想，使得美國奠定了在現今世界上的杰出地位。正如戈爾韋達爾所提到，在所有美國健忘癥中最被壓抑的要數國家主義了——這樣的國家主義包含了自信的卻又死不認錯的美國民族主義精神。

　　譯文來源: http://nationalinterest.org/article/the-case-american-nationalism-10297?page=show  

　　正文翻譯:

　　美國失去理智了。更準確點說，美國已經喪失了自己的集體制度性記憶。通過現有兩黨精英不愿面對和積極污蔑的價值觀和戰略思想，使得美國奠定了在現今世界上的杰出地位。正如戈爾韋達爾所提到，在所有美國健忘癥中最被壓抑的要數國家主義了——這樣的國家主義包含了自信的卻又死不認錯的美國民族主義精神。

　　直到最近，美國仍是最卓越的現代自由主義民族國家，也是擁有最大自決權的民族國家。美國的存在歸功于脫離大英帝國的獨立戰爭。之后，美國通過南北戰爭覆滅了南方脫離聯邦的企圖，從而延續了自身的存在。同時，早在威爾遜關于國家自主決策十四點內容的就職演說以及羅斯福的大西洋憲章的民族自決權內容之前，美國人就已經支持民族國家要從跨國帝國中脫離出來并形成自己的民族國家(最好是形成民主的國家，但也不一定非要如此)。

　　美國為拉丁美洲脫離西班牙殖民統治提供了道義和言論支持(雖然沒有物質幫助)，為希臘抗擊奧斯曼帝國提供支持，為1848革命中年波蘭和其他國家的反壓迫革命提供幫助。美國對被自己趕走的大英帝國缺乏敬意。雖然沒能在1812年戰爭中奪取加拿大，但整個19世紀期間人們普遍相信加拿大有朝一日會自愿加入美國聯邦。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捍衛了小國家抵抗帝國主義(包括其帝國盟友英國)的權利，在冷戰中美國也非常體恤受到蘇聯“奴役的國家”。

　　與此同時，美國積極實踐其宣講的自由國家主義。在其防衛戰略中，美國政府在其大部分歷史時間里崇尚自我利益為中心的民族主義。通過購買路易斯安那、美墨戰爭以及南北戰爭，美國領導人將數百年來一直作為歐洲帝國主義戰場的北美變成以美國為霸權的地區。正如米爾斯所看到的，美國一方面確立了自己在北美的霸權，同時又阻止其他任何強權在歐洲或者亞洲確立類似的霸權。

　　然而，從冷戰結束起，美國為追求永久的全球性霸權，便摒棄了具有進步性的國家主義，而宣講一種新的后國家主義教條思想。這種宏大的戰略恰恰破壞了本應得到弘揚的道德、自由和防衛理念。因此在經歷數場錯誤的戰爭和軍事沖突后，美國政府必須批判其冷戰后的全球霸權主義和后國家主義思想，必須為了國家利益對軍事、貿易以及移民政策方面做出全面修整。這些做法將不會威脅世界秩序或顛覆美國人的理想。反而會起到促進作用。總之是時候應當建立新的民族主義思想了。

　　縱觀美國歷史，美國政府一直在追求的防衛戰略是比勞師遠征更加冷酷又精于算計的民族主義思想。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都起到了“離岸平衡主義”的作用，在其盟友經歷了巨大的人員和財產損失后，才緩慢地加入戰局從而利用最小的犧牲和代價打破了戰爭平衡。除了朝鮮和越南戰爭直接出兵外，美國在冷戰期間只是向共產主義政權的敵對方提供了少量物質幫助和顧問，而利用禁運和軍備競賽便拖垮了蘇聯。當蘇聯投入GDP的三分之一用于發展軍事時，美國的軍備投入從未超過GDP的15%。即使在朝鮮戰爭達到最頂峰之時，美國也從未動搖過其和平時期的產業發展。從未采取過普遍兵役制，而僅依賴于有限的“選拔”制兵役。在朝鮮和越南戰爭中的人員損失與所實現的戰略價值遠不成比例，與美國在二戰中與德國作戰付出的犧牲也無法比擬，而相應的二戰中美國遭受的損失與其他大國相比更是微乎其微。

　　正如世界大戰中的美國，冷戰中的美國為了破壞其對手中國和蘇聯執政的合法性，支持一些像東歐、臺灣這樣的小地方行使民族自決權以對抗地區霸權。實際上，在過去的近百年間，美國將民族自決而不是民主放在了首要位置。

　　這種手段反映在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原則》的第五條里。而實際上，這一條成為了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威爾遜倡導對所有殖民地的請求做出一個自由的、開放的、公正的調整，這種調整是建立在在解決主權問題時嚴格遵守此條原則的基礎之上。其中涉及到的人民的利益必須與那些尚不知歸屬的政府的公平訴求占有同樣的重要性。

　　《十四點和平原則》中并未提及世界各地的選舉自由。《大西洋憲章》中也沒有提及內部民主，但提到所有民族在世界政治事務中均享有的民族自決權。富蘭克林·羅斯福同樣的也并未將選舉自由列入他的四大自由中。這種排名的優先并不是對民主的敵意;恰恰相反，威爾遜和羅斯福會認為自由民主對獨立國家而言是最好的民主形式。但是，美國對民族獨立而非內部民主的強調表明了對美國而言，一個充滿主權國家(大多數都是弱小的國家)的世界比一個擁有少數幾個強大的跨國帝國的世界來說更安全。

　　伍德羅威爾遜和富蘭克林羅斯福都并非現代意義上的后民族全球主義者。恰恰相反，兩人是老派的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者，具有朱塞佩馬志尼(意大利政治思想家，作家，革命家)、約翰斯圖爾特密爾以及威廉葛萊斯頓等人的特征。對于這些人來說，國際組織并非用來替代主權國家，而是用來協調主權國家的。畢竟，在她們所成立的國際性組織的名稱中我們依然可以找到“nation"(國家)這個字眼。比如，”國際聯盟“(英文中含有“國家”字眼)，而非”世界公民聯盟“，就好比”聯合國“，而非“聯合人類”。

　　紐倫堡審判和聯合國憲章不僅要禁止大屠殺，還要禁止“侵略戰爭”。確實，聯合國的核心原則就是反對外部力量侵略任何一個主權國家。而這一原則也正是冷戰后那些“人道主義干預”和“自由的帝國主義”的后國家勝利者們所哀悼和致力于改變的。

　　在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美國也沒有讓自己偏愛的自由主義民主妨礙到其自私的國家戰略。在二戰前和期間，羅斯福政府對拉丁美洲的獨裁政權實施的是綏靖政策，希望以此最大化的削弱邪惡軸心對美國后院的影響力。而在冷戰期間，美國與拉丁美洲、亞洲、非洲、中東以及共產主義中國的軍事獨裁者和皇家獨裁者結盟，以此對抗蘇聯的威脅。只有在冷戰后，美國才在韓國，菲律賓以及拉丁美洲推行民主——因為這時推行民主的地緣政治風險已經大大降低了。

　　在經濟和防衛戰略方面，傳統意義上美國追求開明的自我利益為中心的民族主義政策。今天很多其他知識分子認為美國一直在捍衛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除此之外都是假的。

　　從建國后到二戰，美國除了把關稅作為財政來源而且用于保護“新生工業”，防止受到來自像英國一樣的工業化競爭對手出口的沖擊。在從一個后殖民時代農業國發展為世界頂尖工業化國家的過程中，美國成功的運用了保護主義(以關稅形式)，國家資本主義(例如對承建跨大陸鐵路的私人承包商提供補貼)以及公共研究和發展等手段(例如政府投資研究電報機、農業和航空產品)。在這一時期，主要是南部和西部的農場主們捍衛了自由貿易。他們中很多人本就滿足于美國的政策，使美國專注于成為第二流的商品出口國。

　　美國拒絕自由市場思想的同時支持建立一種美國版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并延伸到知識領域。為了更好地解釋政策如何幫助美國工業趕超英國，包括漢密爾頓和克萊在內的美國傳統民族主義者將“國家經濟主義”的“美國學院”與自由市場主義的“英國學院”進行了對比。作為來到美國的流亡者，德國自由民族主義者李斯特對美國民族主義經濟規律進行了研究，并且撰寫文章在歐洲發表。部分歸功于李斯特，美國模式的民族經濟鼓舞了德國和日本以及其他國家的民族主義經濟的發展。

　　將保護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手段的成功運用使美國在關稅保護下實現了工業化。在20世紀上半葉，美國政府實施了一種不完全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的戰略，實現互惠的貿易自由化。當時，美國強大而又成熟的工業企業受惠于優越的聯邦政策，尋求占領開放的國外消費市場而又不對進口過度保護。使得美國企業做好了與其他列強的競爭準備，在他們國家的市場中覓得一席之地。令英法帝國主義國家沮喪的是，美國利用其實力和財富在二戰后迫使他們的殖民帝國迅速瓦解，實現了以紐約和華盛頓為中心的全球一體化經濟。正如英國十九世紀40年代一樣，當美國在二十世紀40年代工業霸主地位似乎已成為定勢，從此成為自由貿易的領袖。

　　如果開明的自由民族主義為這個國家服務了兩個多世紀，那么這種“民族主義”——包括美國的民族主義——現在是怎樣經常被有正義感的美國人當成邪惡的東西呢?

　　隨后，在尼克松和克林頓在任期間，美國的自由民族主義也在向后民族主義轉變。事實證明以尼克松式民族主義為代表的另一個偉大戰略最終被否決。

　　我所說的尼克松式的民族主義是由美國軍事過度擴張和與經濟相對衰退這一認知產生的。與艾森豪威爾一樣，理查德·尼克松試圖逐步結束由民主黨前輩們發動的在亞洲與蘇聯的那場不得人心且耗費巨大的傀儡戰爭。約翰·肯尼迪在他的就職宣誓典禮上就曾發表宣言，“我要讓每一個國家，無論他們對我們抱著善意還是敵意，我們將付出所有代價、擔負所有責任、面對所有艱難、支持所有朋友，對抗所有敵人，來確保自由的生存與成功。”尼克松委婉地拒絕肯尼迪的宏偉愿景。并力圖通過改善國際關系——一種“分而治之”的政策，用中國來對抗蘇聯——和“尼克松主義”，以更小的代價來確保國家安全。根據尼克松主義，美國的附庸國家和盟國將自己為自己國家作戰，而不是依靠美國的士兵為他們作戰。在1969年，11月3日，尼克松對越南戰爭的國家發表講話中宣布：

　　如果遭受了其他形式的侵略，我們將根據協議承諾為那些請求幫助的國家提供軍事和經濟援助。但是我們希望那些受到直接威脅的國家能夠承擔起提供作戰人員的主要責任。

　　和他的安全策略一樣，尼克松的經濟策略將美國的國家利益放在了第一位。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期間，隨著日本失去了中國市場，德國失去了東歐市場及俄國市場，美國為了幫助冷戰同盟及它的受保護國家恢復經濟單方面打開了繁榮的美國市場，與此同時，又對歧視美國出口商和投資者的重商主義視而不見。然而，在尼克松在任期間，這種慷慨的政策所付出的代價也是相當大的。日本和德國的經濟恢復了，但是美國卻開始陷入商品貿易赤字困局，直至今天仍是如此。

　　為了捍衛美國產業的利益，尼克松在任時做出了回應，通過一些列的政策，包括將美元與黃金脫鉤和對日本進口實行配額。不管這些特殊措施的優點是什么，但都表明美國人意識到了1945年后這些為團結冷戰盟友而犧牲國家經濟利益的政策是以犧牲美國為代價來讓貿易伙伴們繁榮的。

　　不幸的是，尼克松民族主義在美國安防以及經濟上沒有堅持多久。尼克松和亨利 基辛格的權利政治被左派和右派的人同時指責為不道德。而在中左翼政治領域，吉米 卡特致力于將人權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中心，但這樣做的代價是會削弱美國與盟友的關系，比如伊朗國王和尼阿拉瓜的摩索查加西亞。而在中右翼政治領域，新保守黨表現出了肯尼迪式的漠視代價的苗頭——他們中有許多人曾是前民主黨派人士——批評現實主義就是姑息不道德，并要求為了全球的民主而采取大膽的行動。

　　里根政府分裂為新保守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這些現實主義者包括副總統喬治 • H•W•布什、詹姆斯•貝克和斯考克羅夫特。在經濟政策上，里根政府有兩種思維組成——為了保護美國制造商而反對日本重商主義，于此同時又鼓吹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 喬治 • H•W• 布什那一屆政府更傾向于采取現實主義的冷靜和審慎的外交政策。雖然他主導了冷戰結束和蘇聯解體，老布什并不具備美國必勝的信念，而美國必勝信念是新保守主義的主要產物并慫恿了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

　　美國的現實主義在上世紀90年代出現衰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越來越有利的全球環境改變了成本和收益的算計。在被新興大國包圍的情況下，美國采用的政策是尼克松的民族主義政策——在安全領域上來自于蘇聯和中國，而在貿易領域里，競爭對手主要是日本和西德 。而到了90年代，來自于安全和貿易的威脅暫時消退。蘇聯解體了。后毛時代的中國被美國公司視為一個巨大的潛在消費市場而非強勁的競爭對手。日本房地產崩盤和股市泡沫的破滅使日本經濟陷入了數十年的停滯。而德國為吸收前東德地區付出了代價，遭受了十年的緩慢經濟增長 。

　　同時，美國成為現存的唯一超級大國和以矽谷為代表的信息化革命的最初受益者。輕松打敗薩達姆和塞爾維亞令美國外交政策精英們信心爆棚。限制美國的勢力以及平衡能源需要的言論似乎是陳腐之談。華盛頓能夠通過像海灣戰爭和巴爾干戰爭一樣高科技閃電戰以及流血相對較少的戰爭來推動民主和人權發展，這成為了一種信條。與此同時尼克松時代有關其他國家會實施掠奪性貿易和貨幣政策的擔憂也煙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克林頓和小布什政府對外國重商主義的自鳴得意。

　　冷戰后美國兩黨主流精英們共同倡導的全球霸權大戰略得到后民族全球主義主義新觀念的支撐。與威爾遜和羅斯福倡導的老式國際主義不同，新的后民族主義認為美國的國家利益和人類利益同為一體。

　　在美國國家安全策略中，新的后民族主義意味著美國不再像以前那樣支持國家的自我裁決，而是支持永遠保留歐洲之前隨意劃定的殖民地范圍。美國最初反對蘇聯、南斯拉夫、厄立特里亞以及蘇丹的解體和分裂。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們也沒有仔細考慮過要去分裂伊拉克或阿富汗，這兩個都是專制的地域性國家，國內都含有對抗性的民族。

　　新的后民族主義者反對重新劃定邊界和國家分裂運動的同時，他們卻傾向于削弱國家主權以賦予美國轟炸、入侵以及其他形式的干預以合法性。后民族主義號召建立令美國及其盟友可以隨意廢除其他國家主權的新規則，不僅當這些國家實施了大屠殺(正如二戰后聯合國的運作方式)之時，而且在這些國家沒能盡到公民的“保護責任”時。“保護責任”規則成為的潛在通行證，使美國及其盟友們能對那些沒有實施大屠殺或越境侵略行為的國家進行軍事干預。這就是后民族主義，而不是國際主義。

　　在貿易政策方面，后民族主義者提倡繼續并延伸美國冷戰時期的單邊自由貿易政策，允許像中國一樣的其他國家進入美國市場，即使他們會利用各種商業手段排斥美國產品和服務進入他們的國家。對外商業政策方面的批評聲往往被邊緣化并且被嘲笑為保護主義。

　　在移民政策方面，總統和兩黨的國會議員們拒絕強化移民法，實際上形成了邊境開放，導致非法移民數量迅速膨脹到一千多萬。與此同時，傳統的熔爐思想被“文化多元化”所替代。“文化多元化”意味著美國不是豐富多彩的單一民族國家，而是各個種族或者民族國家的集合體。無論左派種族主義者還是中間派人士都將限制移民比作種族隔離。傳統的美國理念希望移民融入美國主流語言和文化，最后總被指責為帶有壓迫性和過于狹隘。

　　然而，這種新型后民族主義共識僅存在于美國精英階層當中，而并非普通大眾，民眾們經歷了911帶來的短暫恐慌，仍然對海外戰爭存有疑慮，支持捍衛美國制造業的政策并且敵視非法移民。

　　冷戰后美國霸權戰略的吸引力是基于這樣一種廣泛的觀念，即美國在軍事力量和經濟實力方面的具有壓倒性的優勢。這種觀念認為美軍如此先進如此強大，以至于美國能夠統治全世界，并且以微小的人員和經濟代價干預一個又一個地區沖突，盡管這些地區與美國一點關系都沒有。并且人們總是設想，美國如此富有，可以輕易摒棄掉類似制造業一類的“陳舊”工業，取而代之的是諸如軟件業一類的新興“朝陽”產業，正如美國可以輕易地吸收大量貧窮的低技能移民。

　　21世紀第二個十年，冷戰后美國具有無限實力的幻想與現實產生碰撞，體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經濟大蕭條以及最重要的是中國的崛起中。在所有迫使美國重新思考一貫流行的后民族主義共識的趨勢中，中國在經濟和軍事方面崛起無疑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90年代，樂觀主義者預計中國加入世界經濟圈意味著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將接受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和多黨民主。事實并非如此。近些年中國在經濟和戰略前沿的發展都表現得更具有進攻性，包括：對外國企業采取更嚴格的管控措施，通過軍事建設和企圖重新劃定單邊區域安全邊界來警告日本和其他鄰邦。

　　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相對于其他中型民族國家而言，美國擁有巨大的優勢，這些中型國家要想維持大國的地位就得建立強大的跨國帝國，比如英國，法國，英國，日本以及俄羅斯。同樣的，美國并不受到微弱的歐盟所威脅，盡管紙面上歐盟在人口和GDP方面可與美國匹敵。除了中國以外，那些擁有眾多人口的國家，比如印度，尼日利亞，巴基斯坦，都是多民族的結合體，其中的有些國家或者說全部在未來很有可能分裂成同質的單一民族國家。只有中國在多數人口上可與美國匹敵，中國的這些多數人口共享強烈的民族認同感，而且國內市場巨大，具備高度的工業化水平。中國已經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制造業國家，也將在GDP總量上超越美國，所以，要想中國像冷戰時期德日那樣服從美國領導，這免費也太過癡心妄想。

　　當新的經典理論遭遇挑戰時，后民族主義者總是試圖平息爭論，宣稱實現美國霸權的偉大戰略的唯一替代選擇就是退回到舊時的孤立主義、保護主義和本土主義。然而拒絕美國昂貴的全球霸權計劃，并不需要回到二戰前的孤立狀態;同樣的，人們可以選擇不用恢復19世紀的新生工業關稅制度，而拒絕那種允許其他工業國家通過單方面出口美國消費市場換得經濟和軍事發展的政策;人們可以選擇不支持排外思想或排斥移民的政策，而拒絕帶有文化多元化的寬松移民政策。

　　一種新型進步的民族主義戰略將復興尼克松時代的主題，將更多的防御重任轉移給美國的盟友和附屬國，將現存的制造企業作為國家保護資產來對待，防止受到國外重商主義者的攻擊，而不把這些作為利誘給予美國的盟友和受保護國。

　　與尋求全球霸權相反，美國應當追求亨廷頓所謂的領先地位，即成為多極世界中的領頭人。霸權戰略的中心思想是如果想阻止某些富有敵意的霸權國家統治歐洲、亞洲和中東的話，那么美國自己就要成為這些地區的霸權國家。霸權戰略不僅允許而且鼓勵美國在歐洲和亞洲的盟友們投機取巧，從而減輕了這些國家的大部分國防開支負擔，這些盟友們從而能夠將更多的資源投入到促進經濟增長的基礎建設、民用產業和慷慨的社會福利中去。

　　作為領先地位戰略而非霸權戰略的一部分，美國應當以代價較小的離岸制衡戰略或我所謂的和諧平衡戰略來替代對其他強國的單方保護政策。應當由歐洲和東北亞的區域和諧來替代美國的單方面保護，即地區國家做出更多貢獻，而美國的做出更少的貢獻。應當避免單方保護主義中美國納稅人和士兵承受絕大部分代價的局面，而應建立像一戰和二戰那樣的同盟，美國只作為其中的參與國，一起進行權力的制衡。

　　協作平衡戰略將能夠使國家在確保安全的情況下減少軍費開支。美國可以從歐洲和亞洲撤出絕大多數部隊，因為這些地區的盟友們會承擔起更多他們自己的安保責任。部隊規模可以減少，維持中等數量的遠征軍，大部分時間駐扎在美國，并且準備著與區域協作或權力平衡同盟并肩戰斗，而不是為這些盟友而戰但他們卻在一旁觀看。海軍、空軍和陸戰隊則相對更為重要。

　　這些并不代表全部。冷戰時期蘇聯擁有一流的軍事力量但卻是三流的經濟實力，未來的對抗將有所不同，更可能發生在地緣經濟領域。如今，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密不可分，對于美國來說，最重要的國家將是今后三個最大的經濟體，即中國、日本和德國(歐盟只是理論上的單一經濟體)。某種程度上他們都采用非自由的重商主義經濟政策，利用各種方法維持永久的商業貿易順差。這種貿易順差直接或非直接以犧牲美國的利益為代價，而美國從70年代一直承受著長期貿易逆差。由于重商主義的抑制工資水平政策的幫助，中國、日本和德國的取得了長期的出口順差，而抑制工資水平則意味著抑制消費，從而總體上傷害到全球經濟。

　　美國的戰略家一方面專注于伊朗對霍爾姆斯海峽或中國海軍對某個島嶼的威脅，而另一方面又自滿的接受美國軍事力量所倚賴的國內工業基礎的衰退，這種做法不僅荒誕而且危險。美國對中國軍事包圍加經濟放縱的戰略特別違背常理。合理的戰略應當正相反，應當在軍事上有限姑息中國在其自己周邊的擴張，同時強有力地捍衛美國工業，抵抗中國的重商主義。利用日本、韓國、澳大利亞以及其他國家包圍中國只會激發中國的民族主義，而不會對中國實力的主要源泉——中國人民以及中國國內工業產生任何影響。

　　很多美國當代的戰略思想是基于舊時馬漢和亞當斯的地緣政治理論，他們認為控制航路是建立世界強國的基礎。還有麥繼德，他浮夸地斷言“心臟地帶”即俄羅斯和東歐地區才是“歷史樞紐”。而更加有說服力的言論應該來自于艾莫瑞，即“成功的強國應該具有最優秀的工業基礎。無論其處于大陸的中心還是在一個海島上，擁有強大工業基礎和科技發明實力的國家才能夠擊敗其他任何國家。”

　　正如艾莫瑞意識到的，現代世界去工業化國家永遠成為不了強國，無論其擁有多少金融家、房地產經紀人以及保險代理人，或者零售業網絡多么發達。一個國家允許其制造業消失，允許熟練的工業勞動力數量萎縮，而寄希望在危急關頭總能夠馬上組建起這些力量，這種想法是極其危險的。

　　根據全球軍情雜志，目前世界上軍事力量領先的國家分別是：美國、俄羅斯、中國、印度、英國、法國、德國、土耳其、韓國和日本。并且根據世行統計，2012年GDP領先的國家分別是：美國、中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巴西、俄羅斯、意大利和印度。GDP和軍事實力之間的密切關系極為顯著。(當然，由于二戰原因，日本和德國在軍費投入的比例上一直比戰勝國低)

　　強國必須在國內進行生產和創新。并且僅了維持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就必須不斷創新。考慮到知識產權會被高科技間諜輕易竊取，技術創新越來越被認為是一種資產浪費。

　　即使未來的列強們之間不會爆發直接戰爭，但強國之間的沖突會以新型冷戰的方式體現。像美蘇對抗一樣，未來的冷戰可能通過幾種方式，包括：軍備競爭、代理人戰爭和禁運。在每個競爭舞臺上，擁有更高的國內制造業基礎和更大的經濟規模支撐的國家將具備優勢。更強大的工業國家將更容易提高軍備競賽中的武器產量，并且不會對民用產品的生產造成嚴重干擾;更容易為盟友們、協作國家以及叛亂分子提供最新技術和產品;并且更容易抵御貨物成品、工業零部件和關鍵資源的禁運。

具備民用生產快速轉化為軍工生產的軍民兩用制造能力尤其重要，因為造價昂貴的機器人和無人飛機將成為國際安全競爭的焦點。今天在制造業方面的改革萌芽將不太可能削弱安全意識強烈和以制造業為中心的經濟民族主義思想。自動化或許會吞噬掉大多數工業勞動力的工作崗位，但為了國家安全，在美國本土建設一個機器人工廠總比建設在國外更好，這樣即使其他國家對美國禁運或者封鎖，也不會對美國造成影響。快速成型技術或3D打印或許能夠生產更多定制的產品。但如果以為3D打印能夠催生家庭和鄉村工業的復興，那也未免有點癡心妄想。更有可能的情況是大型工業企業成為3D打印技術的最成功應用者，其中很多企業都受到國家支持或是國有企業，從而產生規模經濟效應。

　　移民政策很少被認為是國家戰略的重要因素，但有益國家利益的移民政策也應該成為新美國首要地位大戰路的核心組成部分。

　　一種慷慨的移民政策幫助美國成為全球人才和企業精英庫。其他國家的人才外流可能意味著美國的人才引進。而今天的美國移民政策主要基于裙帶關系，大多數合法移民來自于美國公民的親屬。由于貧窮國家的貧民總是有更多的家族親屬，因此這種政策導致大量無技能人員從第三世界流入美國。同時，來自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的技術移民卻必須競爭有限的配額，包括H1-B簽證——這是一種現代形式的契約奴役，將移民工人綁定到雇主身上。美國應當效仿其他先進的英語國家，基于技術而不是裙帶關系來分配大多數的合法移民配額。

　　未來移民甚至將更為必要，可防止人口數量減少，或許還能夠使美國人口逐漸增多。美國過去大量引進移民，導致工資降低或者破壞了文化和經濟整合進程，這種做法是愚蠢的。所以適當數量的移民再加上國內人口的出生將使美國人口增長，而缺乏移民的中國和印度在人口到達頂峰后將開始下降。此外，如果世界人口總數達到90~120億，并且開始減少，美國將能夠占據全球人口、市場和軍事力量中相對更多的份額。

　　促進人口增長是美國的神圣而莊嚴的傳統。1751年，富蘭克林在其《有關人口增長的觀察報告》中指出美國人視人口增長為首創精神和自由所帶來好處的明證。1806年，美國著名的小說家布朗預測未來100年，美國人口將達到3億(這一數字到2006年才實現)。林肯希望未來有“5億幸福并富足的人生活在”美國土地上。前科羅拉多州長基爾平在其1890年出版的書《世界鐵路》中寫道“密西西比盆地將能夠輕易容納和撫育羅馬帝國10倍的人口，或者是13.1億居民”。如果把加拿大也算進來，他寫道“會有20億人在這里自由生活，相當于現在世界人口的2倍。” 如果美國歷史性的人口增長突然停止的話，那才是令人驚訝的，從1790年的400萬到1900年的7600萬，再到今天的約3億2000萬。

　　美國的土地不會用完。只有3%的土地實現城市化。而人口增長會帶來大范圍的貧窮嗎?至少目前還沒出現這種情況。1900年到2000年間，美國人均收入增長了7倍，盡管期間人口數量從7600萬上升到約3億人。

　　近些年，由于經濟大蕭條，美國的人口增速放緩，年平均約為0.7%。但即使按照這種緩慢增速，美國人口在2100年將超過5億，到2200年大約為10億。中國人口有望在2026年達到頂峰，為14億，而印度有望在2060年達到16億的峰值。如果中國和印度的人口數量保持穩定并且開始下降，而美國人口(包括移民)將持續增長，那么聽起來有些奇怪的是，未來一兩個世紀的某個時候，美國會成為世界人口第一大國。

　　毫無疑問，致力于增加美國人口而又不會對民族認同的同化過程造成破壞的移民政策勢必令馬爾薩斯主義者驚慌失措，因為他們認為美國人口已經過多了。但從建國至今，美國之所以能夠戰勝其他列強主要原因正在于人口和GDP的超越。

　　1990年本雜志的秋季刊上，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科克派屈克曾在一篇名為《正常時間的正常國家》文章中寫道“美國在需要英雄的時候扮演了英雄的角色，當自由遭遇威脅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一直做著無私的付出。”但現在，她爭論道美國是時候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國內的需求上了，同時要學會去適應多極的世界。“當回到‘正常’的時代時，美國就可以再次成為正常的國家，注重解決迫切的問題，例如：教育、家庭、工業和科技領域的問題。在一個由獨立國家組成的世界里，我們需要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又大約過了25年后，她的這一建議顯得比任何時候都要切中要害。美國是時候拋棄全球永久軍事霸權和后民族主義教條思想了，并以進步的美國民族主義來替代。在追逐首要地位的過程中，美國將能夠卸下大部分防衛重擔，讓盟友和受保護國自己承擔自己的防衛任務，堅持嚴格的互惠貿易而不能讓重商主義國家通過保護或補貼自己產業的方式進入美國市場。美國應將離岸平衡防衛戰略與明智的經濟民族主義相結合。最后，有益國家利益的移民政策應將重點從裙帶關系移民轉移到技術移民，利用移民保證長期的人口增長，但前提是要確保移民與經濟一體化相容以及能在文化上進行同化從而成為真正的美國人。

　　這是重塑美國安保和融合力的途徑，自冷戰后美國就應該走這條路了。經歷了四分之一世紀的錯覺、愚蠢和災難后，美國是時候以國家利益來制定自己的對外政策了。

　　林德是《國家利益》雜志特約編輯，新美國基金會合伙人以及該基金會經濟增長項目的策略總監。他是《美國戰略方法》一書的作者(牛津大學出版商，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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