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是美國的小兒子 —— 伊梅爾達•馬科斯夫人

　　政治是生意，生意是政治 —— 格雷戈里奧•霍納桑參議員

　　每一位菲律賓官員都有一把可以打開他的鑰匙—— 知名華商 李雯生

　　菲律賓民主在救贖它自己——菲律賓大學良政中心主任Evi-ta Jimenez博士

　　2013年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發展比較研究課題組赴菲律賓調研。在菲律賓的日子里，我們每天都在興奮和欣喜中度過，每天都有意想不到的發現和收獲，菲律賓調研的日子是充實和難忘的。然而，菲律賓的調研也帶給了我們沉重，巨大的社會鴻溝、復雜的社會結構、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菲律賓在現代化道路上走得艱難曲折。對于我們的研究工作來說，現場調研是必不可少的環節，但現場調研的時間總是有限的，浮光掠影，形形色色。從菲律賓回來，靜下心來仔細想想，菲律賓的調研留給我們最深刻印象的，當數上面這四句話，堪稱菲律賓政治的四句箴言。

　　現場找感覺，案頭出文章。菲律賓的調研報告就從這讓人最有感覺的四句話開始。

　　曲折漫長的殖民地歷史

　　菲律賓人天性開朗浪漫，能歌善舞，看上去無憂無慮。凡是去過菲律賓的人恐怕都會留下這樣的印象。走在馬尼拉，高檔商業區里款款而行西裝革履的高管、白領，早高峰擠在滿街飛奔低矮花哨的“吉普尼”的上班族，成群結隊等在招工站前衣衫襤褸的打工族，睡在河邊、樹下的無家可歸的流浪者，菲律賓是五顏六色的、五花八門的，但即使是在無家可歸者的臉上，你甚至看不到失望、抱怨、不滿的情緒。人人似乎都是各得其所。離開馬尼拉前一天的晚上，東道主熱情地邀請我們到一家非常地道的菲律賓餐廳就餐。席間一支人員不斷輪換的樂隊歡快地唱歌跳舞，為賓客助興。我們原以為是專業演員，他們的表演實在是太棒了，但一問才知他們都是餐廳里的工作人員，有廚師、跑堂，還有保安。快樂的廚師一有空就從廚房出來唱上一首。

　　但是，了解菲律賓的人都知道，在菲律賓人民一副樂天的外表后面有著太多的愁苦、憂思和迷惘，這片富饒美麗的島嶼經歷過太多的入侵和霸占。

　　1521年3月17日，葡萄牙航海家麥哲倫率領一支西班牙艦隊環球航行在薩馬島萊特灣口登上了菲律賓的土地。這一天是世界航海史上重要時刻，同時也揭開了長達400多年的菲律賓殖民地黑暗歷史的序幕。

　　西班牙殖民者到來之前，菲律賓還沒有形成統一國家。當時菲律賓群島上的居民大多生活在一個個獨立的名曰“巴朗蓋”的“村國”里。每個巴朗蓋由一位“大督”統治。西班牙統治時代以前的菲律賓就是一個由許多巴朗蓋組成的聯邦。在西班牙統治下，菲律賓是“二等殖民地”，地位極其低下，西班牙通過遠在美洲殖民地墨西哥的“副王”來統治菲律賓。西班牙人利用菲律賓千島之國分散的地理特點，實行了分而治之的統治策略，同時將天主教輸入菲律賓，軟化菲律賓人的反抗。從此，拉丁文化的散漫、樂觀的基因注入了菲律賓人的血液。

　　19世紀末，美國與西班牙爆發戰爭，大大削弱了西班牙的國力。1898年美西戰爭接近尾聲時，美國以“保護菲律賓”和“支持菲律賓民族獨立”為借口向馬尼拉進軍。統治菲律賓300多年的西班牙人被美國軍隊趕走了，美國人很快變成了新的殖民者。1899年2月，反抗美國入侵的菲律賓獨立戰爭爆發，3年后被美國全面鎮壓，菲律賓淪為美國殖民地。

　　菲律賓淪為美屬殖民地的時間是西班牙統治時代的十分之一。但這20世紀初40年的美國殖民地經歷給菲律賓打下更甚于西班牙300年統治的烙印。美國對菲律賓實行所謂“開明”統治和系統的文化灌輸。美國名義上對其治下的菲律賓實行“自治訓練”，在派駐總督和任命政府的同時，成立菲律賓民選的“菲律賓會議”，粉飾自治，馴化民眾。西班牙人在菲律賓300年，天主教已根深蒂固。美國人則從語言做起，用30多年改造了菲律賓上層社會的語言系統，讓菲律賓的精英們用英語思考和交流。

　　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菲律賓被日本占領，第三次淪為殖民地。菲律賓又經歷了3年多血與火的蹂躪和掠奪。

　　400年的殖民地生涯孕育了菲律賓民族，這是一部什么樣的民族成長史?這是一種怎樣的生存經歷?只有菲律賓人最清楚。在我們看來，菲律賓民族性格中那種滿不在乎的灑脫、起伏跌宕的情緒，面臨壓力時桀驁不馴的氣派，也許是400年壓迫史的遺產吧。菲律賓近代反抗西班牙統治的民族英雄何塞•黎剎(Jose Rizal)，曾用他著名的啟蒙作品《社會毒瘤》和《貪婪的統治》鞭撻西班牙人貪婪統治，強烈地表達菲律賓人被緊緊壓迫于內心的反抗精神和民族自豪感。

　　當年黎剎用激情澎湃的詩篇表達菲律賓人不屈的心。當我們見到伊梅爾達•馬科斯夫人的時候，這位當代菲律賓偉大女性身上透露出的第一個信息也是強烈的民族情懷。年逾八旬的馬科斯夫人一襲從年輕時穿起的標志性的蝴蝶裙裝，依然高挽著她那早為世人熟悉的發髻，她站在屋子的中央大聲地抨擊美國，為菲律賓鳴不平。與菲律賓民族的精英們強烈的民族主義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菲律賓的現行制度卻是那么的沒有創意、沒有絲毫生氣地對美國制度照搬照抄。

　　拷貝美國憲政體制

　　如果說，世界上有哪個國家的政治制度，主要憲政體制即憲法、法律和機構，與美國最為相像，菲律賓應是當仁不讓。菲律賓的憲政體制堪稱美國政治制度的“模仿秀”。

　　2013年1月13日下午，我們的訪問團抵達馬尼拉國際機場，原本約定拜訪的菲律賓副總統杰喬馬•比奈(Jejomar Binay)閣下因臨時出訪改變了日程，經協調副總統閣下決定在機場貴賓廳會見我們。副總統閣下是一位短小精悍的馬來人，人在嚴肅中透出些許和藹，雖然因時間關系只是禮節性的會面，但他十分周到客氣，一副職業政治家的氣質和做派。事后，我們了解到原來菲律賓的政治制度中效仿美國總統制，比美國還美國，是原汁原味的1800年的美國總統制，總統、副總統分別競選。杰喬馬•比奈副總統與現任阿基諾三世總統分屬兩個黨派，時常相互拆臺。更有意思的是菲律賓獨立紀念日居然是選擇美國獨立日的同一天——7月4日。直到1962年才改為選擇的6月12日。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在美國的操辦下，菲律賓獨立建國，全面繼承了美國殖民時期的政治遺產。菲律賓建國并非菲律賓人自己宣布，而是在1946年7月4日，美國國慶日這一天，由美國宣布菲律賓獨立，成立共和國，史稱第三共和國。故國慶日與美國相同。菲律賓“第三共和國”的憲法基本沿襲美國殖民統治時期的1935年自治憲法，成為一部充分效仿美國憲法原則的美國憲法“海外版”。

　　根據憲法，菲律賓仿效美國的三權分立國家政體形式，建立了美式的立法、行政和司法體制以及政黨體制和選舉制度。其立法體制仿照美國實行兩院制，參議院有24名議員，由全國選民投票選出，眾議院有250名眾議員，其中200名由各地區選民投票選出，25名經比例代表制產生，25名由總統直接任命。這一點是菲律賓立法體制中自己的特色。菲律賓的行政體制效仿美國實行總統制和內閣制。憲法規定行政權屬于總統，總統、副總統和內閣組成菲律賓共和國中央政府。總統提名委任各部部長組成內閣。為了強調政權的民主性，現行憲法規定總統只任一屆，一屆6年。但副總統卻可以連任一次。菲律賓司法體制效法美國建立最高法院，又稱大理院，由1名首席法官和14名陪審法官組成。菲律賓最高法院和中級法院的法官不經選舉產生，先由司法與律師理事會按三比一比例向總統推薦，總統最后從中挑選一人加以任命。

　　菲律賓的政黨體制也曾極力效仿美國。菲律賓本是千島之國，地理分散、隔絕，民族多元、宗教多元，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很大。按照亞洲其他國家的規律，如地理、文化、民族、宗教特征十分接近和相似的印度尼西亞，在政治轉向多元民主體制后，形成相當分散的多黨制。而只有在韓國以及我國臺灣這些社會分化為兩大板塊，利益集團明顯分化為兩大對立陣營，形成平行的社會利益結構的社會環境中，才有可能形成比較穩定的兩黨制。但菲律賓在獨立后的1946年到1972年的26年間，居然在美國的影響和介入下形成了自由黨和國民黨輪流執政的政治格局，形成了兩黨制的政黨體制。在此期間，美國人曾把菲律賓稱為“東方的民主櫥窗”。

　　菲律賓不僅在政治體系的憲政體制層面照搬美國制度，在社會領域也按照西方的理論建構菲律賓的社會模式。按照西方主流的現代化理論，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的發展一定會帶來國家與社會的分離，“社會”成為國家的對立物和制約者，“社會”的發展則會進一步帶來民主的鞏固。按照這樣的理念，菲律賓大力推進“社會”發展，即扶助、推動建立和發展大量的非政治組織(NGO)。如果以非政府組織作為衡量“社會”發育的程度，菲律賓可當之無愧地成為一個“東方的民主櫥窗”。從數量上看，菲律賓擁有占亞洲第三位的非政府組織，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菲律賓擁有各類非政府組織多達7萬多個，宗教組織、行業協會、福利團體、中介機構、學術團體、議題導向型游說集團等等應有盡有，遍及社會各個領域，其中以農村開發、人權、婦女權利、都市貧困和衛生健康等五大領域最為集中。

　　菲律賓的大城市，如首都馬尼拉，聚居著大量中產階級。如果僅從菲律賓中產階級的數量、生活方式看，菲律賓與亞洲其他國家相比應算得上是一個中等發達的新興工業化國家了。在馬尼拉調研的時候，一個周六的早晨，我們在菲律賓國家紀念館附近，竟然遇到曾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林肯紀念堂附近和英國倫敦泰晤士河畔見過的晨跑大軍。不應忘記菲律賓是個熱帶國家，當看到這一幕時確實感到相當詫異和震撼。城市中產階級的晨跑是“后現代”社會最顯著的標簽之一。我們在東南亞其他國家，包括泰國、印度尼西亞，甚至新加坡，都沒有看到過如此熱衷于健身的城市中產階級。僅從晨跑這一社會現象看，菲律賓在東南亞非常時尚，絕對夠得上“后現代”。

　　家族政治盛行

　　在美國式的憲政體制下面菲律賓實際政治情況如何呢?菲律賓的政治權力由誰執掌，為誰服務?事實是菲律賓政治權力結構和政治實際運行與憲政體制大相徑庭，構成了一幅十分獨特怪異的圖景。

　　菲律賓試圖模仿美國建立起它所信奉和崇拜的最現代的民主體制，而菲律賓的現實政治就完全是另外一副樣子了，與其說是現代，不如說更像中世紀。在城市中，政治與市政為大家族所控制和分享。在鄉村，一切要由擁有私人武裝的封建領主、實力派說了算。在馬尼拉，我們拜訪了著名政治家、有馬尼拉英雄之稱的林亞菲洛市長。當我們問道，馬尼拉有沒有家族政治的時候，林亞菲洛市長一口否定，我們聽之一怔，因為盡人皆知馬尼拉有聲名顯赫的“十大家族”。看我們不解，林亞菲洛市長頓了頓，從容不迫地說，馬尼拉確實沒有，外地有。大家才會心地微笑起來。是的，林亞菲洛市長在馬尼拉可是個說一不二的人物，其他家族恐怕入不了他的法眼。

　　一般認為，菲律賓有160個左右的大大小小的“家族”，他們以占有土地、自然資源或擁有工商業為基礎，相互聯姻，形成一個個權勢集團。在地方，家族可以影響、控制商業、民事等經濟社會事務。在南方的棉蘭老島，因伊斯蘭分離武裝的存在，菲律賓中央政府不得不依靠當地的大家族對抗分離勢力，同時將地方事務委托于家族，家族在一些地方成為實際的統治者。在國家層面，各大家族縱橫捭闔，建立黨派、控制選舉、培養代理、操弄政治。從實際政治權力結構看，菲律賓政治堪稱“家族政治”。

　　以菲律賓總統為例，自1986年“人民力量運動”實現所謂“民主轉型”以來，菲律賓共產生了五任總統。首任“轉型總統”科拉松•阿基諾夫人，即來自有名的阿基諾家族。她的丈夫參議員貝尼格諾•阿基諾是當年的政治強人馬科斯總統的競爭對手。貝尼格諾•阿基諾遇害后，阿基諾夫人在國防部長恩里萊和副總參謀長拉莫斯兩位將軍的支持下發動“人民力量運動”上臺執政。阿基諾夫人繼任者是同樣出身望族的拉莫斯將軍，拉莫斯既是“人民力量運動”的發動者之一，同時還是被推翻的馬科斯總統的表弟。拉莫斯的總統任期屆滿后，曾試圖修改憲法以獲得連任機會，但沒有成功。在他之后，出身平民的前電影明星埃斯特拉達當選總統，埃斯特拉達是菲律賓“民主轉型”以來唯一的一位非家族出身的總統。但埃斯特拉達好景不長，擔任總統僅兩年多，他的政治對手們在軍隊支持下，發動了“第二次人民力量運動”，以反腐敗為名把埃斯特拉達趕下了臺。埃斯特拉達之后是阿羅約總統，她出身名門，是菲律賓建國后第五任總統馬卡帕加爾的女兒。阿羅約的繼任者就是現任總統貝尼尼奧•阿基諾三世，他是科拉松•阿基諾總統的獨子，同時還是阿羅約總統過去的學生。

　　民主轉型以來的菲律賓五位總統中有四位出身名門，其中還有兩位做的是“父女總統”和“母子總統”，只出了一位“短命”的，僅做了兩年半的“平民總統”。再往遠看，菲律賓在美國治下的“自治時期”和建國以來，一共產生過14位總統，其中12位皆沾親帶故。

　　不僅總統如此，菲律賓的高官、議員們絕大多數也多出自豪門望族。在菲調研期間，我們有幸拜訪了前外長阿爾韋托•羅慕洛(Alberto Romulo)，他的家世顯赫，國際聞名，其叔父是當年陪同麥克阿瑟將軍重返菲律賓的卡洛斯•羅慕洛(Cralos Romulo)，從1950年起，前后擔任菲律賓外長超過30年。卡洛斯之子，阿爾韋托的堂兄羅伯特•羅慕洛(Robert Romulo)子繼父業，成為菲律賓的第二個羅慕洛外長。阿爾韋托•羅慕洛是菲律賓的第三位羅慕洛外長。羅慕洛家族兩代三人執掌菲律賓外交逾半個世紀，是真正的“外交世家”。菲律賓參眾兩院的議員們絕大多數也來自菲律賓的家族，或在家族勢力的支持下當選，阿基諾、加西亞、拉莫斯和洛佩茲是菲律賓最知名的四大家族。以1986年人民力量運動后的第一次國會選舉為例，1987年5月選舉產生的200名眾議員中，有130位是家族成員，另有39位與家族關系密切，只有31位議員沒有家族背景。這種局面至今依然。

　　腐敗猖獗

　　菲律賓在拷貝美國憲政體制的同時，也效仿美國等西方國家建立起十分完備的法律體系和司法程序。以被認為監督公職人員的“反腐利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為例，菲律賓是在亞洲最早建立財產申報制度和覆蓋最全、制度最為嚴密的國家。甚至還有因財產申報不實而將首席大法官彈劾的著名案例。2012年菲律賓首席大法官科羅納因少報和隱瞞財產經菲國會長達一年的調查最終遭到彈劾。

　　但是，在完備的法律體系和司法程序下面，菲律賓社會的現實是賄賂遍地，腐敗公行。眾所周知，菲律賓的腐敗世界聞名，曾被載入世界吉尼斯紀錄，被稱為“亞洲腐敗癌癥”。據長期研究亞洲經濟政治的香港政治經濟風險顧問公司的亞洲腐敗研究報告的評估，菲律賓位列亞洲腐敗國家之首，該評估以10為腐敗風險最高值，菲律賓達到創紀錄的9.40。

　　根據我們在菲律賓調研的直接感受和了解，菲律賓的確是一個腐敗嚴重且普遍化的國家。在中國，我們聽到過“豆腐渣工程”的說法，但在菲律賓居然有“影子工程”之說，即把工程款項全部貪污、轉移，而根本沒有實際工程。據一名眾議員說，菲官員在批準采購合同時所索取的回扣率或傭金率高達40%。這遠高于國際一般5%至10%的回扣率。我們到菲律賓調研的兩周之前，透明國際公布了2012年度全球176個國家和地區清廉指數排名，菲律賓位列105，得分34(滿分100)，躋身最嚴重腐敗國家之列。據世界銀行估計菲律賓20%的國家預算因貪污而損失，由貪污造成的財政損失約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8%。2000年，菲律賓監察官德西爾道曾經宣布，自監察院于1988年成立到那時，菲律賓每天有1億比索公款因貪污被吞掉，政府在貪污事件中損失了14000億比索。

　　自“民主轉型”以來，菲律賓的五位總統都發誓要與腐敗做斗爭，但就在他們五人當中有兩位直接因為個人及家族腐敗而丟官或受到法律追究。1998年標榜草根總統的埃斯特拉達一上臺，生怕“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立即利用總統職權搞起了腐敗。據后來調查，他就任總統的兩年時間里采取多種手段貪污斂財，主要手段包括：從非法賭博集團收受賄賂、貪污政府稅收、通過關聯公司違法經營等。埃斯特拉達肆無忌憚的斂財引來對腐敗本已習以為常的菲律賓朝野的憤怒，可見其腐敗的嚴重。在擔任總統兩年半后，埃斯特拉達在反對其貪污的“第二次人民力量運動”中黯然下臺。2007年埃斯特拉達以“盜竊國家財產罪”被判處終身監禁并沒收巨額財產，后被繼任者阿羅約總統特赦，才免受牢獄之災。但是，阿羅約總統本人的運氣就比受她特赦的前任更差了。

　　名門出身、本人又身為大學教授的阿羅約，在任總統期間就腐敗丑聞纏身，卸任后阿羅約因涉嫌選舉舞弊和貪腐被捕，現在面臨至少三起重大腐敗案件的調查，面臨最高可判無期徒刑的刑罰。此外，她的丈夫和身為眾議員的長子也官司纏身。阿羅約丈夫何塞•米格爾目前因選舉舞弊案被限制出境。早在阿羅約在任時，菲律賓的一項民調顯示，多數民眾認為阿羅約是菲律賓歷來最腐敗的總統，馬科斯排名第二，而因腐敗被趕下臺的埃斯特拉達僅僅名列第三。阿羅約被逮捕后，民調顯示，70%的菲律賓民眾認為逮捕她是對的。

　　華人在菲律賓以經商見長，他們對菲律賓的腐敗最有感受也深受其害。和東南亞地區的華人經歷、處境十分相像，華人在菲律賓經濟相對富裕而政治地位低，華人在菲律賓不得不小心謹慎、低眉順目地過日子。有錢沒地位，自然就成了各級貪官污吏敲詐的“肥羊”。要想在菲律賓找一個沒有受過敲詐的華商恐怕做不到。腐敗一旦成為一種普遍現象，一旦成為一種文化，就會形成自我復制、自主生長的機制。在菲律賓，官員索賄與人民行賄形成互動關系，彼此刺激，互動成長。腐敗不僅敗壞了社會道德與風尚，不僅影響經濟發展、社會建設，更為有害的是：腐敗消解了制度與法律，腐敗面前沒難事，腐敗面前沒了障礙、沒了限制。當規則被破壞之后，社會就會變得不可捉摸。這恐怕是腐敗給人類社會帶來的最大危害。人們想做好事也要采用壞的方式，而想做壞事則完全可以做到。難怪那位華商感慨說，每一個菲律賓官員都有一把可以打開他的鑰匙。

　　民主憲政遮蓋下的“3G政治”

　　為什么菲律賓自由、平等、開放的公開政治制度之下，實際政治權力卻長期掌握在各大家族手中?家族勢力是通過什么力量和什么機制穿透憲政體制規定的民主與法制程序的?菲律賓人自己的解釋是“3G政治”：GOLD金錢、GOON幫派、GUN槍支。“3G政治”很好地概括出了菲律賓政治表層的憲政體制之下的實際政治生態的主要特色。

　　現代民主政治總是和金錢政治脫不了干系。美式民主政治的核心內容是選舉，以美國民主標準一個政權只要經過選舉就具合法性。的確，假定選舉是人民意志的自由表達，那么的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把選舉與民主畫等號。但問題是，在現代社會條件下，人民的意志是可以管理、可以控制的，金錢則是西方國家管理民意、控制思想所有手段的基礎。在菲律賓，加之家族勢力、軍隊干政，金錢政治更是如虎添翼大行其道。在菲律賓控制選民、左右選舉是公開的秘密。有所區別的是，菲律賓家族在城市和鄉村傾向于以不同方式操控選舉。

　　在城市，由于日漸擴大的中產階級的存在，家族控制選舉的行為也在日益“文明”，其基本方式是通過控制媒體和操弄輿論來管理民意，影響選情。菲律賓的主要媒體均控制在財大氣粗的家族手中，媒體的作用首先表現在控制信息上，盡量保證和擴大民眾與政黨以及政客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由媒體釋放必要的信息;其次是輿論引導，家族與政客通過媒體樹立自身良好形象，打擊抹黑對手。菲律賓城市人口文化水平較高，傳統的電視、報紙等媒體依然是大眾獲取信息的主要途徑，菲律賓的家族與政客通過媒體可以比較有效地制造和影響輿情。菲律賓媒體的“職業精神”很強，誰給錢就替誰說話，甚至不惜造謠。在菲律賓包括主流媒體都敢于制造一些子虛烏有的假新聞、假消息，擾亂視聽。我們的菲律賓調研，多次聽訪談對象講，在菲律賓最腐敗的不是官員而是媒體。

　　在鄉村，則不需要像城市那樣“文明”行事了，在鄉村控制選舉要簡單的多，無非是利誘加恐嚇。一是，給些“好處”直接“買票”;二是，恐嚇選民，定制選舉，威脅選民必須選舉指定候選人。菲律賓選舉有許多稀奇事，如數萬選民同選一人，選票數多于選民數等，都時有所聞。直接使用暴力消滅對手，是菲律賓家族勢力最直截了當的選舉手段。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2009年在馬京達瑙省選舉中發生的屠殺事件。2009年11月23日，在菲律賓南部馬京達瑙省安帕圖安鎮，包括省長候選人曼古達達圖家人、律師及30多名記者在內共58人遭到政治對手安帕圖安家族的私人武裝劫持，并全部被殺害。

　　安帕圖安和曼古達達圖是菲馬京達瑙省的兩大望族。2009年曼古達達圖試圖在來年選舉中挑戰時任省長安帕圖安。安達爾•安帕圖安此時已擔任3任9年的馬京達瑙省長，按照法律的規定已不能再次連任，他有意讓兒子小安帕圖安來接任。安帕圖安家族曾多次警告試圖取而代之的曼古達達圖不要造次。考慮到安帕圖安家族的恐嚇，曼古達達圖于2009年11月23日派他的妻子赫娜琳和兩個姐妹代替他前往選舉委員會提交省長候選人的材料，他本以為安帕圖安家族不會對婦女下手，再加上有30多名記者“護駕”，他相信“婦女兵團”應能順利完成任務。但沒有想到的是所有婦女都被殘忍殺害，記者們也跟著陪上了性命。

　　軍人干政是菲律賓政治的又一特色和傳統。當政客與家族靠金錢和幫派的力量依然達不到政治目的的時候，發動政變是最后的手段。菲律賓政治黑暗、官場腐敗，菲律賓社會最后的精英——軍營中正直勇敢的軍人對此深惡痛絕。菲律賓軍中具有為國家擔當道義，掃蕩塵埃的英雄主義的軍旅文化。我們在菲律賓調研時，拜訪了赫赫有名的霍納桑參議員。如今年逾六旬的參議員，依然身姿挺拔，聲音鏗鏘。談起國事，霍納桑慷慨激揚，嚴詞斥責腐敗，講到激動時，眉宇間年輕時誓為國家掃盡不平的英武之氣依稀可見。當年霍納桑少校是菲律賓軍中之星，身為菲軍精銳傘兵部隊的指揮官，他與軍中志同道合的戰友組織了“菲律賓武裝力量改革運動”。1986年他追隨恩里萊、拉莫斯發動“人民力量運動”，率特種兵攻打總統府，驅逐馬科斯，成為“人民力量運動”的功臣。“民主轉型”之后，菲律賓腐敗依舊，國勢日頹，霍納桑繼續發動了7次政變，成為菲律賓家喻戶曉的“政變大王”。愛國軍人一次次的政變根本沒有改變腐敗的政局，反而成為家族清除異己的打手，成為家族政治的砝碼。如今的霍納桑英雄遲暮，他早已脫下戎裝，加入了“資產階級清談館”，作為一名參議員只在議會里批評批評腐敗，高談闊論一番民主憲政而已。我們相信，以他的英武與輝煌，霍納桑家族很有可能發展為新的家族。

　　結構之殤：“菲律賓悖論”之根源

　　菲律賓，在美國式的憲政體制之下保留了傳統的家族政治，在完備的現代法律體系和司法程序之下卻是腐敗盛行。菲律賓人，淳樸樂觀、隨和友善，但爭兇斗狠、鐵血殺戮卻屢見不鮮。從現代國家普遍的經驗出發看菲律賓，會發現諸如此類的許多重大的矛盾現象。我們權且將其稱為“菲律賓悖論”。

　　與亞洲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相比，菲律賓發展的條件要好得多。菲律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獨立建國，發展起步較早。20世紀60年代，菲律賓人均國民收入僅次于日本，居亞洲第二。菲律賓地處熱帶，屬熱帶海洋性氣候，農業資源豐富，盛產熱帶農林牧副產品。菲律賓礦產資源種類繁多，儲量巨大，在世界礦產資源儲量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已探明儲量的礦藏中有13種金屬礦和29種非金屬礦。菲律賓曾是世界五大黃金出口國之一，銅、鉻和鎳的產量也都居于世界前10位。但是近幾十年來，菲律賓經濟社會發展每況愈下，在亞洲特別是東亞的發展中日漸落后，現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已列亞洲下游。

　　菲律賓的工業化、現代化發展究竟出了什么問題呢?這是我們十分關心和需要深入研究探討的問題。

　　菲律賓的問題，從菲律賓自身情況看，除了大量現象和問題，似乎看不出什么十分特殊的原因。但如果與亞洲其他國家相比，特別是比較快速和成功地實現了工業化、現代化的國家和地區相比，就不難看出菲律賓的問題。將菲律賓與日本、韓國、我國臺灣地區，甚至印度尼西亞、泰國相比，菲律賓與其他國家和地區最大的差別，在于在工業化初起時期原有的社會結構沒有經過改造，基本上保留原有社會結構，現代化是在原來的結構之上開始起步和發展的。

　　所謂原有的社會結構是指，菲律賓的社會階級階層和利益集團的結構。菲律賓經歷了長期的殖民地歷史，加之千島之國的地理原因，形成了一個個相對獨立和封閉的封建經濟體，進而成為現代菲律賓家族經濟、家族政治的起源。在其他亞洲國家和地區，或因戰爭如韓國，或因革命如中國大陸，或因改革如日本、我國臺灣地區，原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被打破或消滅了，原有的社會利益格局或消失或被打破。原有社會結構的消失和打破，對于后來的工業化、現代化來說，無意間創造了一種社會條件，即相對平等的社會身份，為在工業化進程中廣大社會成員相對平等地、機會均等地參與和加入，掃除了身份和社會地位方面的限制和障礙。正是由于這樣的原因，我們在其他亞洲國家工業化進程中觀察到的現象是，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呈現出一種整體社會進程的表征，即大量的、身份地位不同的，尤其社會地位低下的階層都積極踴躍地選擇和進入了社會新的生產、經營活動，形成了新的生產組織。而且，由于大量社會底層的進入，社會變得更有活力、更有效率。在國際經濟活動中形成了后發的比較優勢。

　　但在，在菲律賓則無法看到或很難看到在亞洲其他國家工業化階段看到的這種社會發展的內在機制和動力。在菲律賓，當外部環境改變，整個東亞開始逐步進入工業化、現代化進程時，菲律賓的家族也紛紛選擇了新的生產方式，以適應新的時代。在菲律賓工業化的起步階段，家族在一定程度上因其選擇了新的生產方式而成為工業化的動力。但是，當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家族經濟因已獲得利益并占有優勢，則家族經濟行為轉向壟斷食利，結果成為阻礙進一步工業化和發展的分利集團、食利階層。

　　在這方面，菲律賓電力工業發展的實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與說明。電力是工業的基礎，電力工業為工業化進程提供動力。但菲律賓的電力工業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菲律賓發展的累贅。不久前，澳大利亞一家國際能源咨詢機構的研究報告顯示，菲律賓電費居世界首位。菲律賓居民用電每度18。1美分，超過第二名日本的17。9美分;菲律賓的工業電費居世界第二，每度13美分，僅次于新加坡的14美分。菲律賓如此高的電價原因何在?一位菲律賓眾議員明確指出，高電費原因就在于利益集團對電力行業壟斷控制，賺取超額利潤。菲律賓發電和配電企業基本上被一些家族所控制，市場集中化程度奇高。這些家族集團下屬的配電和發電企業通過交叉持股等多種手段，阻止他人獲得銀行貸款和進行電力投資，保護家族發電送電企業的壟斷地位。從拉莫斯任總統時開始，然后是阿羅約總統，都希望改變菲律賓電力行業的狀況，為菲律賓工業化和民生降低成本。雖經多年努力，但依然沒有改變少數家族企業綁架整個菲律賓電力工業，造成電價奇高的狀況。這是一個家族企業從工業化的參與者、推動者變成既得利益者和阻礙者的典型事例。

　　在許多人的觀念里，實行民主與法治，是打破專制、限制壟斷，保障社會自由、平等的制度保證。但是，為什么菲律賓建立起了民主、法治的憲政體制，但民主與法治卻沒有發揮實際作用?

　　菲律賓的事實告訴我們，以憲法、法律和民選機構組成的民主憲政體制從理論上應當具有限制政治權力和保障公民權利的功能。但在實踐中，建立在傳統社會結構堅實基礎上的菲律賓家族，也會在民主憲政體制下學習，逐步學會適應憲政體制，利用憲政體制的規則，甚至改造憲政體制以為其服務。

　　2009年發生在菲律賓馬京達瑙省的選舉屠殺事件及其處理的經過，就是一個說明權力結構可以適應和改造憲政體制和法律規范的例證。安帕圖安家族武裝野蠻屠殺曼古達達圖家人、律師及30多名記者震動了菲律賓，也引起了國際關注。菲律賓中央政府和司法機構介入案件查辦，涉案的安帕圖安家族人士相繼落網，據稱該案共有196名被告，其中有98人被警方拘押，安帕圖安家族一度遭到打擊。但安帕圖安家族利用菲律賓嚴格繁復的法律程序，倚仗雄厚財力展開了一場法律戰，加之相關證人相繼被殺害，法院審案5年至今仍無結果。今年5月中期選舉中，安帕圖安家族中16名成員在省議會選舉和鎮長選舉中獲勝，安帕圖安家族重整旗鼓，卷土重來了。

　　從菲律賓調研歸來，我們更理解了菲律賓大學良政研究中心主任的那句話——菲律賓的民主在自我救贖。民主是用來塑造社會的，社會也在改造民主。究竟是民主塑造了社會，還是社會改造了民主，菲律賓正在上演這樣一出紛紜復雜的歷史戲劇。

　　菲律賓，這個離我們不遠又似乎不為我們了解甚至有些忽視的近鄰，竟是如此有趣。就在馬尼拉，你會面對新加坡式的干凈整潔、一塵不染的花園別墅群發出贊嘆，你也會被孟買式的擁擠不堪、污水橫流的貧民窟所震驚。在如詩如畫的馬尼拉灣落日余暉中慢跑，你會享盡輕松與愜意;在餐廳里猛然瞥見服務生腰間的手槍，你可能會倒了胃口。現代的美國式民主憲政，前現代的家族政治，后現代的布波一族，菲律賓似乎應有盡有。在其他國度，你也許只能看到一個時代、一種體制，而菲律賓像是一座政治的博物館，讓我們同時看到政治發展的過去、現在，也許還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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