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柏林3月11日電 持續的歐債危機造成歐洲居民貧困人數劇增,國際紅十字會稱,歐洲各國紅十字會去年對本國貧困居民的救助竟達到二戰結束以來的最高點。
《鏡報》11日發表的上述報道引述國際紅十字會總干事達科爾(YvesDaccord)的話說,由于歐洲的貧困人數不斷增加,歐洲國家紅十字會組織中的三分之二,目前都在為本國貧困居民發放救濟物品。這種現象在二戰結束后還是第一次出現。
據國際紅十字會統計,歐洲的貧困現象各國不均。在德國完全不需要紅十字救濟的同時,西班牙接受紅十字會救濟的貧民已達300萬人,該國紅十字會去年向貧困居民發放了3.3萬噸食品,另外還為2.15萬人補貼水、電費以及房租,因此已無力將捐贈品象以往那樣發送到國外。
羅馬尼亞有300萬人口被劃入“赤貧”,另外還有40%的人口被列入“貧困”級。該國紅十字會去年向81774個家庭發放了食品救濟。位于意大利米蘭的紅十字會稱,經濟危機造成失業人數增加,意大利有些原先的中產階級也淪落為無家可歸者。歐洲的“重病號”希臘和葡萄牙經濟連年負增長,前者自2008年以來的負增長率已超過20%,后者正經歷著自1975年以來最糟糕的經濟狀況。兩國目前貧困居民比例在歐洲最高。
達科爾稱,在經濟危機出現之后,陷入貧困的少年兒童、移民及難民較多。東歐國家貧困人數較中西歐更多,因為那里的居民基本沒有財產積累,國家社會福利制也不甚健全。
附文:
西方主權債務危機的源頭及歸宿
——兼論資本控制和操縱國家行為的危險傾向
內容提要:主權債務危機肇始于資本控制國家政權,并以此為前提和條件,對國家信用摻水;資本對國家信用摻水是主權債務危機的內在動因。資本對國家信用摻水表現為財政赤字和紙幣超發。資本控制國家政權是資本體系全球化的一個方面,目的是為了建立資本的全球統治。資本對國家信用摻水的持續,會引起國家信用的崩潰,國家信用的崩潰以貨幣崩潰作為實現途徑,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機制性過程;西方主權債務危機只是這個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性標志。我們必須警惕資本控制國家政權的兩種危險傾向,對市場經濟進行改造,創造新的社會化生存方式。
正文
當前關于西方主權債務危機的討論方心未艾,很多研究者從各個方面分析了西方主權債務危機的原因,從而指出了西方主權債務危機的某些必然性。但是,筆者認為,在這種種危機因素的背后,更重要的是危機的機理,只有通過機理,找到債務過程中反復起作用的機制,才能正確認識危機發生的必然性。闡述這個機制或者內在過程,就是本文的任務;筆者仍然從最基本和最常見的起點出發,了解這種過程的未來演進和可能歸宿,為我們對危機的后續觀察提供一個過程演繹的背景。
市場中的貨幣、資本與信用
商品和貨幣均依賴于大眾行為的市場過程,并在市場中才能成為商品和貨幣。貨幣作為流通手段和價值尺度,在市場中成為所有商品聯系的中心,將商品交換的比例轉化為價格。貨幣的出現和價格形成,一方面催生了以獲得商品交易差價為目的的投機活動,這是商人和商業的起源;投機的反復進行,低買高賣獲取的交易差價,被商人們稱為利潤,商人手中的貨幣因為追逐利潤,成為資本的起源;資本和投機是市場天然的寵兒,依賴市場而存在,推動著以大眾行為為基礎的價格過程,又通過這個大眾行為過程影響市場價值的形成、變化和發展。另一方面,貨幣的出現,既推動了商品交易在時間和空間上擴展,將更多的人和剩余產品納入市場之中;同時也推動了市場中買方和賣方的分離;商品交換是為了滿足人的需要,這種目的性以及貨幣的存在,買賣雙方的交易條件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差異性,也使得商品交換過程中的使用價值讓渡和價值讓渡發生分離。在個別的交易者之間,會出現單純的價值讓渡——以約定時間償還貨幣為條件進行貨幣授受,或者使用價值讓渡——以到期支付貨幣為條件實現商品授受;這就是信用的起源。信用的產生,是以市場價值運動為基礎和前提的,以貨幣作為計量標準。信用進一步發展了商品交換的社會形式。
信用基于市場價值,是價值的暫時讓渡,以價值物化形態——貨幣向貨幣或者商品的出讓者回歸而結束。這種內涵價值的貨幣或者商品的讓渡,是出讓者對受讓者的信任。一個個信用授受行為,構成了以市場為基礎的總體的信用活動,同時推動著社會信用觀念的形成,同時這種社會信用觀念在參與信用授受的人們中間逐漸深入人心,形成穩定的價值觀,又反過來影響和約束一個個信用授受過程。和市場價值一樣,信用同樣是一個社會化過程的產物。在市場中的資本與投機,又將市場中以償還為條件的價值運動資本化,暫時讓渡一定數量的貨幣或者商品,收回更多的貨幣,實現從暫時讓渡價值到歸還更多價值的信用過程。信用因此構成市場投機過程的一種形式,在信用過程中的價值也因此轉化為資本。
在諸多授信活動中利息的差別,也為資本在信用過程中開展新型的投機活動提供了可能。由于貨幣貯藏的積累以及授信活動的生息,在信用領域的資本積累,獲得貨幣利息差別的投機就會發生,投機的資本一方面作為受信者,接受較低利息的貨幣授信,收集貯藏的貨幣,同時將之資本化或者儲蓄化,另一方面作為授信者,提供較高利息的信用貨幣,面對接受較高利息的受信者,將收集來的原本貯藏的貨幣貸放出去,從而賺取利息差額。這樣資本在信用過程中的投機活動帶來新的利潤源泉,這是貨幣經營業出現的社會動因。信用領域的投機活動,催生了貨幣經營業,貨幣經營業是現代銀行業的起源。因為用于信用的資本及其利息額的千差萬別,為了計量和比較的方便,貨幣經營業采用了利息額相對于資本的比率的方式,這就是利率,利率是資本用于授信的價格,只不過這種價格采用相對比例關系的形式。
利息動機下的信用的內在膨脹機制——信用摻水
我們知道,貨幣的產生基于市場價值的形成,是價值觀念的物化。貨幣的這種觀念化特征的被發現發現,在西方就是“劣幣驅逐良幣”的格雷欣法則的提出。在貨幣經營業初期,貨幣經營業者通過承諾給付一定利息收存金銀,并向存入金銀的人開出一定的存入金銀的憑證或者存單;按照約定的條件和時間存入金銀的人到期可以從貨幣經營業者那里憑借憑證或者存單取回包含本金和利息的金銀;貨幣經營業者將收存的金銀以更高的利息發放貸款,獲取利差。由于商品交換的擴大,存入金銀的憑證和存單的偶爾作為支付手段,以及憑證或者存單在長途旅行中攜帶方便,推動了更加標準化的銀票和銀行券的產生,發出銀票和銀行券的貨幣經營業者承諾見票見券兌取金銀。在金銀與銀行券或者銀票混合流通的情況下,銀票和銀行券就逐步代替金銀行使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職能,金銀反而成為貯藏手段和最后支付手段。在較長期的經營中,貨幣經營者發現,由于存入金銀的人眾多,實際收存的金銀量遠大于要兌付的金銀量,以及對使用貸款的人也可以開出銀票或者銀行券代替金銀,實際上僅需要極少量的金銀庫存準備就可以滿足兌付需要;因此為了更多地發放貸款收取利息,就可以更多地開出銀行券或者銀票,這樣,貨幣經營業者為了更多地獲取利潤,利用商品交換的空間和時間上的差異和實際金銀兌付的有限性,將流通中銀行券或者銀票擴大和膨脹至實際金銀量的幾倍或者十幾倍。金銀由流通的貨幣,轉化成為專門兌付金銀的儲備,或者準備金。這是通貨膨脹的原始形式。
銀行券和銀票是紙幣的前身。如果貨幣經營業者的經營持續,并且發出的銀行券或者銀票能夠保證見票兌付,銀行券或者銀票和金銀一樣,都一樣能夠行使貨幣職能,并且在所有持有者的觀念中具有和金銀同樣的市場價值,發出銀行券或者銀票的貨幣經營者在這些人當中的信用不會受到懷疑,這種信任不是來自于貨幣經營者的自我吹捧,而是經過一次次的見票兌付金銀的行為和銀行券或者銀票一次次地在商品交換中使用。在被人們所接受的過程中積累起來的。在這種信任的社會氛圍和行為過程中。貨幣經營者為了擴大利息收入以追求更大利潤,開始擴大授信行為,使外出流通的銀行券或者銀票,大大超過存入的金銀量,在比較廣泛的的市場信任中不自覺地加入了自己的私利;所有的銀行券和銀票的持有人對貨幣經營業者的信任被一次次摻水了,這種摻入的“水分”,只要經過一次集中的同時的一群人的擠兌行為或者風潮,不僅會把水分擠干,而且相應的信譽也蕩然無存,銀行券或者銀票成為廢紙;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不得不重新回到金銀之上。當擠兌發生時,大多數作為貸款發出的金銀,尚處于資本循環中,未能全部收回,貨幣經營者因為拿不出足夠的金銀兌付,被逼破產;或者某個對銀行券或者銀票有心的收集者,拿了一大堆庫存金銀不夠兌付的銀行券或者銀票來奪去貨幣經營者的產業。信用和信用摻水都是人的行為的產物,信用膨脹或者通貨膨脹肇始于資本的牟利動機和欺詐行為。
很顯然,對這種信用摻水機制我們可以明確三點。首先,因為貨幣資本化以及貨幣本身的觀念化特征,紙幣在觀念上被接受,是貨幣膨脹的基礎和條件。其次,作為貨幣經營業者,通過增發銀行券和銀票,擴大了自己的信用規模或者資本規模,這種膨脹過程依賴于信用本身的確立;這種擴張同時也就體現了資本對市場的控制欲望和自我擴張的沖動,資本希望將更多的市場參與者納入自身的體制或者機制,并且對這些人施加影響或者控制。再三,這種機制存在一個前提,就是這個信用機制相關的所有市場參與者對銀行券或者銀票發行者的信任,這種信任,有賴于銀行券或者銀票能夠與金銀發生自由兌換;一旦銀行券或者銀票的發行者被懷疑或者發生準備不足,就會產生擠兌;信用被摻水越多,銀行券或者銀票發行者破產越快;在擠兌的過程中,因為銀行券或者銀票的發行者的信用崩坍,這些紙券會被得到消息的人們拒收,無法轉手,銀行券或銀票發行者成了人們的唯一追索對象。因此,資本在信用過程中存在天然的摻水動機,這種擴張性的摻水動機時時受到擠兌的威脅;這也是早期銀行業反復發生擠提存款風潮的資本原因。
國家政權和資本對社會控制權的爭奪
從抽象的角度,國家是一定范圍內的人群基于一定的觀念、規則和利益所形成的共同體形式,國家政權是國家的具體化身,這是通常意義上對國家的理解。國家首先是一種社會觀念的集合,國家觀念的形成,來自于一定范圍人群的社會聯系的建立,人們之間的社會聯系既推動了社會分工和和社會協作,又是社會分工和社會協作發展的結果。社會聯系將人們的行為彼此影響,推動了人們的思想交流,經過思想和行動之間的反復互動,對社會理念和國家觀念進行塑造,逐漸形成文化傳統、社會心理習慣和價值觀,這些文化傳統、社會心理習慣和價值觀也隨著人群的群體行為不斷發展,同時演化成不斷豐富的社會規則體系,又反過來影響人群內人與人的關系和約束他們的行為。國家是作為這些規則的守護者和執行者而出現的,是國家觀念的現實存在,體現這個人群的意志。國家觀念本身產生于千百年來人群之間的反復的群體行為過程和一定范圍人群的價值觀的歷史積累。國家信用產生于國家管轄范圍內的人群的共同的價值觀,同時國家行為在維護這個人群的利益方面具有可靠性和可信性,被這個人群認可,這是一般意義上的國家信用。國家作為資本主導下的市場的一個參與者而產生的信用授受活動,我們稱之為狹義的國家信用,這是以國家為主體的借貸活動。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以國家名義出現的信用,在國家管轄的社會或者人群中,既包含了傳統意義上或者廣義的國家信用觀念,同時也浸透了資本的本性,也就是國家信用的資本化,這是資本主義占據統治地位時期的特有的國家觀念復合體。國家作為一個社會管理的主體,制定和執行一整套的規則體系,對這個范圍的人群的行為進行約束和管理,這就是國家行為。國家政權不僅通過國家征收(比如賦稅)來獲得國家機構運行的資源,并且運用這些資源提供社會管理和服務,這就是國家對經濟活動基本參與;而且國家行為是由這個范圍人群中的具體的人來執行的,這些人也必須參與社會財富的分配。
在大眾行為的市場機制當中,存在三個必要的要件:1、起主導作用的資本,我們這里稱為主導資本。在相對簡單或者初級的市場階段,就是商人資本,商人資本在這里有兩個特征:一是因為投機的需要和以資本作為基礎,成為大量的市場參與者的交易對手;二是將自己的價值觀念或者與私欲有關的林林種種的想法和構思,利用自己在市場的交易中建立的聯系,向廣大的市場參與者傳遞或者灌輸。在其它種類或者歷史階段的市場上,只要具備這兩個條件,我們都界定為主導資本。2、市場價值,這是一種趨同的理念或者觀念體系,形成于商品交換或者交易過程之中并且存在于一組價格當中。它是在主導資本和市場大眾的互動或者博弈中形成的。市場價值是市場中的資本和人群的社會聯系的基礎,蘊含在交易行為之中,市場通過貨幣將人們聯系起來。3、市場大眾,也就是在交換中形成和與主導資本相對的大量的市場參與者。他們雖然人數眾多,但是在市場中居于被動地位,因為時間、空間和信息限制,在交換過程中只能接受被市場中主導資本和市場大眾自身互動或者博弈所“證明”的市場理念和價值,因為自利和自我保護的動機,構成市場中追漲殺跌的群體行為或者大眾行為,實際上在市場中被資本所統治。
人類社會進入資本主義時代,意味著資本主導市場和經濟活動。在市場中,資本一方面通過價格投機不斷地自我積累,成為越來越多的市場參與者的交易對手,而且通過傳播自身期望的市場觀念和理念體系,操縱市場價值的形成,同時與資本利潤目的一致的價值觀的傳播,塑造市場人群的觀念,影響和控制人群行為或者大眾行為。隨著市場邊界與國家邊界的統一或者說國家范圍內統一市場的形成,資本與國家爭奪社會控制權的斗爭就展開了,面對同一個族群或者人群的統治權的爭奪也就不可避免。資本通過傳輸便利于資本追逐利潤的理念,從而塑造市場價值和影響參與到市場中的大眾行為,建立市場機制;同時通過這個機制,對社會觀念和社會行為進行影響;一方面,市場的邊界在不斷擴展,將越來越多的人類活動納入市場體系;另一方面,通過對社會的影響和控制,主要是對人的觀念和群體行為的控制。
因為國家政權的運行是通過掌控這個政權的一小部分人來具體實施的,在這種對社會或者人群的實際統治權的爭斗中,資本通過利益關系,掌控或者改變運行政權的這一小部分人,就能夠達到對國家政權的控制,從而為自己的利潤目標服務,這一小部分人也就成為在國家政權中資本利益的代理人;由此就產生了資本將國家政權置于自己的控制和操縱之下,同時將資本的統治權披上了國家政權的外衣,使得為族群整體利益服務的國家,變成了服務于資本利益的國家;這個族群或者人群的國家觀念,也就被符合資本利益的觀念或者價值觀所置換;使國家行為以及國家約束和規范的群體行為服從于資本追逐利潤的需要,國家政權成為資本運行體系的一個環節。資本的民主共和國里“已經不再正式講什么財產差別了。在這種國家中,財富是間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運用它的權力的。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買官吏,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結成聯盟……最后,有產階級是直接通過普選制來統治的。”美國前總統羅斯福就曾感嘆:“影響美國經濟的只有二百多家企業,而操縱這些企業的只有六七個。”猶太壟斷財閥是美國的主宰,壟斷財閥共濟會又是華爾街的主力。華爾街的金融財閥中有半數是壟斷財閥共濟會,壟斷財閥共濟會已經通過壟斷或操縱經濟、政治、司法、軍工、科技、教育、媒體操縱控制著美國、并通過美帝國間接地操縱世界各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幾乎各個領域。
赤字財政
一個國家政權在一般意義上,是通過從這個國家的國民或者這個國家掌控的所有人群中征收部分財富,形成國家財力,并以此為基礎為這個國家的全體國民服務,這就是全體國民的公共利益。全體國民的這種公共利益的實現,取決于運行國家政權的的一小部分人的行動方式——自身的廉潔程度以及如何運用國家財力。這些運行國家政權的一小部分人,當然也同屬這個國家的國民。作為國民而言,他們也就有必要從這個國家國民創造的所有財富中獲得他們的份額,以維持自身的生存以及利益;這些人在政權過程中毫無疑問提供了一定勞動,但是以此為前提而獲得的利益未必和他們的勞動相對應。這就是執政的人們和全體國民公共利益之間的利益差異或者矛盾,執政的人們從國家形成的那一天起,他們的私利與全體國民的公共利益的界限就是混淆不清的;利用權力擴張自身的私利,甚至超出國家財力的邊界。戰國時期周赧王(公元前314~前256)由于負債太多無力償還,避居高臺之上,周人稱為逃債臺(成語“債臺高筑”)。東漢時期,政府財政拮據,有時也向富戶和貴族舉債。以后歷代也有向公眾舉債以充國用的。這里的所謂國用,實際上是利用國家行為和國家信用斂財,為執掌公權力的人們私用。
進入資本主義時代,資本獲得利潤與勞動獲得工資,成為最普遍的社會財富分配方式,工資成為勞動力再生產的最低界限,社會財富向資本的集中度越來越高。因為資本在社會中占有越來越絕對的統治地位,資本獲得利潤以及為資本獲得利潤創造必要條件,就成為壓倒一切的優先,私有制以及資本獲得利潤神圣不可侵犯。在資本控制國家政權的條件下,國家政權成為市場體系的一部分,同時也成為資本新的利潤來源,獲取利潤的“市場看不見的資本黑手”不僅伸向了作為勞動者的絕大部分國民,同時也伸向了全體國民的公共利益。
國家政權在獲得公共財力后,首先是作為消費者進入市場,從市場中獲得資源和商品,資本向國家政權出售商品,獲取利潤:在這里,資本的利潤成為國家公共利益損失的第一個源頭,商品價格對資本是越高越好,相應的國家采購的實物量也就越來越少。
由于私有制和社會化大生產的固有矛盾,經濟危機不可避免地越來越頻繁爆發,一次次將最廣大的社會勞動者推向生存危機的邊緣,也將資本主義體系推向崩潰的邊緣。在資本控制國家政權的條件下,資本不僅將危機后果通過市場機制向最廣大社會勞動者轉嫁,而且將資本循環的邊界向國家公共利益擴展,通過運用國家財力來擴大消費,緩和經濟危機下的生產過剩,盡可能低實現資本循環,犧牲全體國民的公共利益以維持資本主義體系的運行。
經濟危機后果的轉嫁在國內人民頻臨生存危機和國家財力挖掘殆盡的情況下,會轉向國外,發動各種經濟戰和軍事戰,掠奪其它國家財富為自身的危機買單。經濟戰通過市場進行,將國內資本所掌控的市場的邊界擴展,使資本的循環超越國界,面向其他國家的市場人群獲取利潤。軍事戰則是明火執仗的搶劫。經濟戰的拆除其它國家的市場壁壘以及軍事站的戰爭開支,毫無疑問都是由國家財政負擔。資本通過經濟戰或者軍事戰獲取利潤,利潤歸資本所有,而相應的戰爭負擔卻歸這個國家的最廣大的人民。
“政府通過出售法律、稅收減免措施、規則和抉擇來換取選舉捐款、競選幫助、工作以及其他好處等等”,政府的各種政策優惠措施,毫無疑問都是對資本的優惠。我們所熟知的次貸危機主要禍首房利美和房地美同政府之間就建立了一種互利共生關系,作為私營公司他們長期以來給予政客選舉捐助和其他“軟性”資金,僅房利美一家從1990年起至今提供的選舉捐款就高達1930萬美元。作為回報,政客們“使這兩家企業免交州和地方稅,還使他們不受制于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制定的一些(規則)要求”。種種利益交換使政府疏于監管,出現了大量的有毒“次貸”。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后,這兩家公司一直依靠美國財政部提供的援助資金來維持其債務償還能力,截至目前共注入公共資金1540億美元。各種政策優惠措施,實際上是對資本的讓利,這種讓渡的利益,毫無疑問來自于國家管轄下全體國民的的公共利益,肥了資本的部分自然是瘦了國民公共利益的部分。即使對部分資本利益集團獲取利潤不利的政策法律措施能夠出臺,一方面必然是是資本背后的利益集團在國家政權具體如何運行層面的爭斗結果;另一方面毫無疑問的是,這些對資本不利的政策或者法律對于資本的損失,資本能夠利用市場機制轉嫁出去,從而不會對資本本身造成實質性損害。
就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國家財政而言,財政收入來自于全體國民創造的社會財富的一部分,通過國家權力的強制征收來實現,而且在這個征收過程中,資本還能夠通過市場向社會大眾轉嫁稅收負擔;由于資本對社會財富的控制和在社會分配中占據絕大部分份額,越來越多的人群加入無產者的行列,僅能維持勞動力的再生產;因此,國家財政收入具有有限性。而由于資本對國家政權的控制,不僅利用代理人操縱國家政權的運行,侵蝕國民公共福利,使得國民公共福利通過各種途徑和方式轉化為資本利益集團的私利,而且將資本獲取利潤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矛盾和麻煩的后果,設法轉嫁到國家政權身上,諸如戰爭或者經濟危機的所有突發、不可預知嚴重程度的后果,也就轉嫁到全體國民身上,成為財政的各種無止境的支出,因此,就資本對利潤的無止境追求以及資本由此產生的不負責任的冒險行為頻發而言,財政支出就具有的無限性。隨著資本主義體系的反復周期性運行,財政收入的增長遠遠趕不上財政支出的增長,資本主義財政的長期性赤字就不可避免,財政赤字累積,越滾越大。量入為出的古老財政原則也就僅僅具有理論上的意義,遑論對現實財政行為予以約束。正如不可能平衡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一樣,國家財政也就具有天然的不平衡性和不穩定性。
國家債務
國家行為遠遠超越了社會公益的邊界,越來越轉向為資本獲取利潤服務,財政支出的增長越來越超過財政收入的增長,也就導致了資本主義國家財政赤字的長期性和積累性增長。財政赤字的彌補迫使國家對社會開始負債,借入資金來維持在資本控制下的政權運轉。因為在社會財富分配中勞動者的工資只能維持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因此國家政權利用國債借錢的主要來源仍然是資本方面。資本通過購買國債獲取利息,是資本獲取利潤在信用市場的一個表現,在信用授受市場中,國家是作為一個市場的參與者進入這個市場的,成為信用市場的一個借款人。因為國家行為是受到資本的操縱和影響的,資本給國債融資成為了國家政權的運行或者說國家行為的前提,財政赤字越大,意味著發行的國債金額也就越大,國家政權的運行對資本的依賴性也就越大和越來越不可分割,這樣資本通過國債購買也就進一步強化了對國家政權或者國家行為的控制,國家政權違逆資本的意志行事也就不可想象。
在這里,資本利用國家信用或者說國家政權的運行來實現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國家債務的擴大和國債利息的增長,實際上是以全體國民的公共利益作為抵押的,由此產生的負面后果的最后承擔者還是這個國家的全體國民;也就是說,這個國家全體國民的利益不僅在市場中被轉化為利潤,而且在國家政權的運行中,他們的公共利益同樣被資本案中掠奪。國家信用在公益的幌子下被塞進了資本自身增值欲望的大量私貨,國家信用因此被大量摻水。這只是資本的摻水機制的一個方面。
這也是所謂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內在機制和動力。打著“刺激需求”的擴張性財政政策,無非是資本將所有的在資本體系中產生的各種麻煩的最后處理甩給國家政權、同時利用國家政權的表面公益性特征向這個國家的全體國民轉嫁的伎倆。反周期型財政政策的實施,財政收縮的實行,無非是在周期性經濟運行的高潮期,市場遇到的麻煩較之危機時期要少得多,矛盾相對緩和而已,但是財政擴張始終是問題的主流,實際上西方國家發行國債的額度盡管有年份上的多少之分,而流通在金融市場的國債余額從未停止加速增長趨勢。反周期性財政政策只不過是將危機后果向后遞延和累積而已,因此西方國家近年來的危機狀況從時間、規模以及對社會上的嚴重程度來看,都超越以往任何的歷史時期,整個的資本主義體系也越來越不平衡和不穩定。
和其它金融工具一樣,國債仍然存在一個市場,這個市場是為了資本向國家政權的融資需要,同時也是資本通過這市場聚斂財富的需要。在任何金融市場中,都存在壟斷資本或者說在市場中起主導作用的資本,他們操控市場的運行,掠奪中小資本,獲取投機利潤和加速資本集中,國債市場也不例外。因此,壟斷資本,或者說主導資本才是國債市場的主宰,市場中的主導資本能夠利用自身特殊的市場地位,影響國債的定價和發行,因而他們也是國家政權的幕后實際操縱者。
通貨膨脹
資本主導國家行為在信用領域的一個重要變化是國家的貨幣發行權逐步向資本轉移。一般意義上的國家信用的建立和存在,和貨幣一樣,基于這個國家的大眾行為或者群體行為。在資本主義體系完全建立和資本對國家的控制完成之前,貨幣信用僅僅局限于市場領域,依賴市場價值的逐步發展和市場的大眾行為過程;資本不僅通過貨幣和商品交換來瓦解舊有的社會關系,而且對社會體系進行改造和逐步加強控制。一個統一的國內市場的形成,意味著資本在這個市場占據了主導地位和控制了這個市場;在資本與國家爭奪對社會和人群的控制權的同時,國家機構作為一個市場主體,其基本的經濟來源依賴于這個市場;因為資本控制了所有的經濟命脈,也就控制國家機構運行需要的資源。這為國家信用取代貨幣的市場信用提供了基本條件。資本主義早期在全國范圍發行銀行券的大銀行或者儲備銀行,都是國家特許的,都被大的金融財團參股和控制,國家的鑄幣權,逐步讓步于銀行券的發行權,進而將銀行券作為國家法定貨幣,資本在市場中的權威逐步加蓋了國家信用的戳記。
紙幣在進入市場之前,只是一種單純的自然物;一旦進入市場領域,與千千萬萬種商品發生商品交換關系,就被賦予了觀念的和社會化的意義。披上國家外衣的貨幣發行者,它印刷和發行紙幣,如果僅僅是印刷品,尚在市場之外。一旦印刷出的紙幣進入市場,就整個的信用市場體系而言,國家就成為信用市場的授信者,一方面,進入市場的紙幣由于既有的市場過程,獲得了自身的價值,并在市場中作為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另一方面,同銀行提供的貨幣信用和企業間的商品信用一樣,國家通過新發行并注入市場的紙幣提供國家信用,并且資本化,這些紙幣同樣參與資本的循環過程和市場價格過程,同樣具有增值的動機。在資本主導和掌控的市場,新注入市場的紙幣和其他的貨幣信用一樣,同樣被千千萬萬人所接受,共同參與市場的社會化過程。
在資本控制國家政權以前,銀行體系的最后貸款者并不是國家或者中央銀行,而是私有的大銀行或者中央銀行。銀行券的發行集中在這些私有的大銀行或者中央銀行手中;這些私有大銀行又通過代理國庫,其銀行券的發行獲得國家認可并且通過法令強制流通。資本由此獲得了濫用國家信用的自由,紙幣開始大量發行。基于市場信用的貨幣在轉變為依賴國家信用的紙幣的同時,資本也就將貨幣經營業或者銀行業中的利用貨幣信用摻水獲取利潤的方式植入到以國家信用名義發行的銀行券之中,從貨幣發行方面對國家信用開始摻水。發行貨幣意味著國家向資本提供信用,首先擴張的是以貨幣信用表示的資本總量;一方面,貨幣作為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讓擴大的商品流通更加順暢;另一方面,鞏固和擴大了資本實力與優勢,增加的貨幣量參加了資本的循環,資本通過吸收增發的貨幣加強自己在市場中的地位的同時,也賦予了這部分貨幣的增值欲望;推動資本透過投機主導的市場價格過程,擴大資本獲取利潤和掠奪社會財富的份額。資本在貨幣發行方面對國家信用進行控制和摻水最露骨的例子莫過于拿破侖戰爭時期的內森·羅斯柴爾德,他毫不掩飾他征服了大英帝國和英格蘭銀行的驕傲:“我不在乎什么樣的英格蘭傀儡被放在王位上來統治這個龐大的日不落帝國。誰控制著大英帝國的貨幣供應,誰就控制了大英帝國,而我控制著大英帝國的貨幣供應!”他還說:“那些少數能理解這個系統(支票貨幣和信用貨幣)的人,要么是對這個系統所產生的利潤非常感興趣,要么就是非常依賴這個系統的施舍(政治家),這個階層的人是不會反對我們的。在另一方面,絕大多數的人民在智力上是不足以理解基于這個系統所衍生出的資本所帶來的巨大優勢,他們將承受壓迫而且毫無怨言,甚至一點都不會懷疑這個系統損害了他們的利益。”
與金銀相比,紙幣自身的價值更加具有觀念性特征。紙幣因為國家信用被接受,其自身價值卻不是國家信用所規定,而是依賴于資本通過投機主導的市場過程。一個商品的價值通過紙幣來衡量,體現為商品價格,由資本通過投機主導的市場大眾行為過程,將商品價值發現于一組變動的價格過程之中,通過一個個交易行為來表現。紙幣因為這種社會化的過程而存在和被廣泛接受。紙幣本身的價值和商品價值在這種交換過程中被相互界定,兩者均內涵于價格之中。物價上漲不能歸咎于紙幣的膨脹,而只能歸咎于資本的本性和資本在市場中的投機過程。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并沒有因果關系。
以市場信用為基礎的貨幣向以國家信用為基礎的貨幣轉變的過程,同時也是金屬貨幣逐步退出貨幣流通領域以及紙幣對黃金的逐漸替換的過程。很顯然,以資本追求利潤和利息為目的的信用摻水過程或者說通貨膨脹過程,在這個時期受到了金屬貨幣不能無限擴張的限制,這是金屬貨幣的自然屬性與其社會屬性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嚴重妨礙了資本利潤欲望的擴張,同時堵死了資本利用紙幣擴張向代表社會大眾公共利益的國家獲取利益、將國家信用作為整個貨幣體系(實際上是一種國家對全體國民的信用負債)的最后抵押品的通路。劣幣驅逐良幣的格雷欣法則于是開始發生作用,紙幣擴張開始不斷沖擊黃金本位制,矛盾的解決只能是一次次黃金本位制的動搖和黃金本位制的最后總崩潰。在此方面最具標志性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過程,美元紙幣的全球信用完全由美國國家信用作為支撐,黃金徹底退出貨幣流通領域,美元紙幣的粉墨登場意味著金屬貨幣時代的結束,同時也開辟了紙幣泛濫的新紀元。
國家信用摻水
就貨幣經營業者而言,信用過度摻水的后果是其自身的破產,而就國家信用而言,美國金融壟斷資本給美元摻水的后果,只能是美國采取賴賬的國家行為,不再承擔以美元兌換黃金的國際義務;在這里,損害的只是美國的國家信用,至于國家信用的損害傷及的只是美國國民的利益。在這里,由于紙幣的流通以國家信用作為抵押品和強制,因此在市場中信用摻水所引起的利益追索和懲戒機制也就被摧毀。而在國家信用作為紙幣流通的條件下,由于貨幣持有者不能拒絕接受紙幣,而紙幣的膨脹在資本主導的市場機制下,紙幣投入市場的過程,也就是紙幣對社會資源或者財富的抽吸過程,這個過程也是資本操縱市場價格循環吸收這些紙幣的過程,在社會財富創造量保持相對穩定的條件下,只有通過操縱價格上漲才能將這些膨脹的紙幣吸收進市場過程。就貨幣持有者而言,隨著價格上揚,紙幣的實際價值下降,減少損失的唯一辦法就是加快紙幣轉手,將損失轉嫁出去,紙幣的增發和紙幣的加快轉手在資本主導的市場運行中,會交互推動價格上揚,這一方面最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黃金美元價格的加速發展。這種機制也為紙幣的最終崩潰崩潰埋下了種子。
國家觀念的形成和國家信用的建立,是以國家機構或者負責運行國家機構的人群為全體國民服務和維護國民整體利益為前提的,運行國家機構和體制的人群因此獲得公權力,為國民服務。利用國家公權力為某個人群謀取利益,使得國家信用和國家行為脫離了國家公益的本來方向,從而忽視甚至損害這個國家的所有人的整體利益,國家就成為為某個人群或者某一部分人謀取利益的工具,國家信用或相應的國家行為的公信力會下降。這種偏離純公益特征并且為某一部分人利益服務的國家行為,就是國家信用的濫用。紙幣與黃金脫鉤,為資本濫用國家信用打開了大門;資本逐利而制造的信用膨脹后果——擠兌風潮,使得國家不得不出來挽救銀行體系以免于崩潰:國家作為最后貸款者的意義就在于濫發信用貨幣的后果不再由肇事者——資本來買單,而是由這個國家的全體國民來買單。因為資本的追逐利潤的無休止動機和行為帶來的一切社會后果,在資本對國家政權的運行完全控制的條件下,被資本通過國家體制向國家范圍內的市場人群轉嫁,這些后果都由國家來最后付費。資本不斷給國家信用摻水,國家也就不斷地為這些無止無休的“龐氏騙局”導致的危機買單,這也是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信用膨脹有增無已的深刻根源。
反周期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不過是某種“科學經濟理論”的外衣,其背后實質都是資本對國家信用摻水的措施和步驟。財政赤字的擴大和國債的持續發行,通過中央銀行為國債發行墊款的方式或者直接用印刷機里流出的紙幣充抵國庫,資本也就將國家政權融入自己的運行體系之中,在這個層面上聯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從1913年到2011年的98年中,美國美國政府、軍隊、行政……所有的開銷全部都是向美聯儲借錢。美國所有的稅收都給了美聯儲,還利息都不夠。
市場邊界的擴展
在資本獲取利潤的過程中,市場的邊界是不斷擴展的,從一個集市,到一個商業城市,一個國家,最后超出國界,向全球市場發展。就一個市場而言,其市場機制的三個要件必不可少——市場的主導資本、市場價值和市場人群。市場邊界成功超越國界的標志,意味著某個國家國內市場的主導資本在更大的市場范圍仍然發揮主導作用,意味著與這個主導資本相適應的市場價值,通過教育、媒體宣傳和其它各種形式的價值觀灌輸,被其他國家的市場人群逐步接受,從而將其他國家的市場人群納入到這個市場中來。不僅如此,市場邊界超越國界也意味著其它國家的政權和資本也被置于這個主導資本的控制之下,處于從屬地位。
市場邊界的全球性擴展,或者說全球化,是資本擴大統治權的必要,是整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長期性現象,殖民主義時期的西歐國家的資本,無疑都在將自己的市場邊界竭力向全球擴展,不斷地開辟自己的殖民地,當然這種以軍事侵略為前提的市場邊界擴展,執行的最成功的是英國資本,形成了日不落帝國的全球霸權。當今的全球化,是美國資本推行的,采用的是軍事經濟的綜合策略。美國資本通過掌控美國國家政權的運行,實施符合美國資本利益的全球戰略,通過向全世界廣泛傳播自身的經濟價值觀,將其他國家的國民改造成適合美國資本需要的市場人群,同時掌控國際政治和經濟規則的制定權,將這些規則或者秩序強加在其它國家身上,派出和收買代理人,控制這些國家的政權,或者通過各種方式干涉他國的內部事務,侵犯這些國家的主權,使得這些國家推行美國資本在這些國家享有充分“自由”的政策和法律,從而兼并這些國家的市場。蘇聯解體后,美國金融機構積極參與或直接協助一些俄羅斯腐敗官員洗錢。美國在掌握俄政府高官大量腐敗把柄后,逼迫俄政府做出多種戰略性讓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原蘇東地區策動一系列的“顏色革命”。在經濟轉型過程中,這些國家的“關鍵人物”從私有化中大發橫財,而其海外賬戶無不攥在美國人的手中。美國人借機行事,一面煽動“街頭政治”,一面向政要們施壓,由此成功完成“顏色革命”,美國資本也從蘇東國家獲取了天量的利潤和財富。2003年,泰國提前還完了欠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120億美元,同時為了償還這些錢主動讓泰株貶值造成的損失還無法估量。泰國總理他信莊嚴的站在泰國國旗下,宣誓絕對不會再向這些國際銀行家們要一分“援助”,甚至鼓勵泰國企業拒絕償還他們欠這些銀行家的債務。2006年,泰國政變,他信被推翻。委內瑞拉和伊朗因為將西方資本控制的企業收歸國有,在國家關系上與西方劍拔弩張。……
在控制他國的市場主權的同時,他國的民族資本因為在美國資本主導的市場活動,同樣也就在這個市場中處于從屬地位,被壓迫和打擊。2008年前后黃光裕因為財務危機資金周轉出現嚴重問題,他控制的國美集團準備增發一部分股票。作為中國最大的家電經銷商,美國人對其覬覦已久,美國貝恩基金準備購買這部分股票。但黃光裕因為競爭的關系堅決反對貝恩入主國美,因此得罪了貝恩基金。在官場上還認識很多高官的黃光裕被公安機關以莫須有的名義被抓起來之后并沒有屈服,在監獄里他還委托律師堅決抵制貝恩入主國美,這下可徹底惹惱了美國人。為了讓他徹底清醒,中國證監會和公安部先后公開聲明:一定要把黃光裕的案子辦成鐵案!但白手起家自以為從來沒有什么劣跡的黃光裕就是不信邪、仍拼命抵制貝恩基金。接下來發生的事可能是出乎所有的中國人意料。不僅是黃光裕在官場上的好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也紛紛被抓,當然理由都是“腐敗”。事出有因的反腐敗愈演愈烈,牽涉此案的被抓的官員越來越多,最后已經到了瘋狂的地步。直至國美的其他股東甚至黃光裕的手下紛紛從支持黃光裕倒向支持貝恩,貝恩入主國美大勢已定;盡管黃光裕還在堅持,2009年6月22日,國美與美國貝恩簽訂協議,同意貝恩入主國美成為第二大股東,反腐敗也就因此戛然而止。此案讓我們看到了民族資本如何被外國資本操縱和假手中國政府官員打壓的鮮活鬧劇!2011年3月,全國兩會向全世界宣布“五個不搞、八個確立”,其中,最主要的是不搞私有化、確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然而,黨中央和最高權力機關話音剛落,國家發改委、工信部的高官們群丑跳梁,通過會議和中央電視臺針鋒相對地宣布:“改革中國基本經濟制度”;“推進軍工、鐵路、鹽業、電力、電信、民航、石油等民營化(私有化買辦化賣國化)”;妖言惑眾一時間甚囂塵上。
在資本主導和操縱的市場中,將國內經濟危機向國外轉嫁,不過是資本獲取利潤的一種外在表現。在國內市場處于危機的情況下,因為資本循環在國內市場已經難以為繼,利潤來源大幅縮減和喪失,資本也就必然地將目光轉向海外尋求新的利潤來源,巨量的海外利潤落入市場主導資本的口袋,也就意味著被經濟殖民化國家的財富以各種方式被掠奪,從而市場主導資本的基本循環仍然繼續,經濟危機向外轉嫁成功。經濟危機從來就是屬于市場大眾的危機,危機的轉嫁成功,毫無疑問是其它國家的財富被掠奪和這些國家人民的貧困化,市場主導資本母國的市場人群被掠奪的程度相對減輕,危機也就因此緩和;其他被經濟殖民化的國家的人民的生存危機也就加重了。發生在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俄羅斯的主權債務危機,很大程度上是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金融壟斷資本利用信貸杠桿對其進行掠奪所造成的。“資本主義體系的核心需要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周期性地創造貶值資產”,“然后以極低的價格購買貶值后的資本資產,并再次將其投入到盈利性的資本循環中”。
在全球化的同時,因為次貸危機的爆發和經濟金融危機的蔓延,美國壟斷資本在全球市場巡回剪羊毛也就成了必然。這種利用擴大的市場邊界維持資本循環的方式,也就給我們提示了一個極端重要的問題:美國資本不僅控制了美國國家政權,而且也在市場邊界的擴展中控制其它國家政權的運行,資本控制國家也就成為一個世界性的現象和問題。
國家信用走向崩潰
資本對國家的控制和操縱,意味著資本主義體系的統治地位的確立。資本通過赤字財政推動財政擴張以及貨幣擴張,使得國際政權的運行越來越依賴于資本對國債的融資;國家財政預決算過程也是資本利益集團的博弈過程,服務于資本循環和謀求更多利潤的需要,國家財政的公益性質轉向了資本私利性質,使得整個社會財富的分配越來越向極少數人集中。一旦這種本質被暴露在社會大眾面前,社會大眾的利益被資本操縱的國家行為不斷侵害和縮水,國家作為社會或者族群整體利益的守護者的角色功能喪失,人們既有的國家觀念和國家信用的認同就會逐漸消失。就資本的利益而言,財政赤字的形成不過是將資本循環過程中的各種麻煩和問題向這個國家全體國民轉嫁的結果,這種轉嫁過程是不可逆的;資本對財政赤字融資,購買國債,是以幫助資本循環獲取利潤為前提的,如果沒有可預期的利益和好處,資本就會放棄國債購買,資本的運用就轉向其它領域或者國外。一旦這種情況發生,國債的發行以及政權的運轉就會增加貨幣發行,用印刷紙幣充抵國庫。這種紙幣發行,就國家財政開支而言,就是向市場直接購買資源或者商品。資本是通過投機獲取利潤的,是商品的所有者和銷售者,在大眾行為的市場價格機制中,也只有價格上漲才能吸收增發的紙幣,紙幣進入流通過程,引發紙幣的實際價值下降。
一輪又一輪的印刷紙幣進入流通過程,紙幣逐漸貶值,將紙幣留在手中因為物價的上揚就成了一種糟糕的選擇,會加快紙幣轉手;增加的紙幣和紙幣的加快轉手,會推動商品價格加速上揚,紙幣貶值也就越來越快,人們的收入縮水和相對貧困化,對國家信用也就越來越失望;紙幣的加速轉手和價格加速上漲,就既有的國家行為目標而言,又會推動增發足夠的紙幣,采購到保證國家行為目標達成的必要資源或者商品。越到這個過程的后期,物價的上漲會越來越快,銀行存款流出,加入搶購風潮,市面商品被加速轉手的越來越多的貨幣掃蕩一空;同時引起信貸收縮。商品銷售者待價而沽或者觀望,市場中有價無市,與以往價格在高價區域的巨量成交決然相反,越來越多的商家會頻繁地更改價格標簽而拒絕成交,商品售價很快到達天文數字,實際上是變相拒收紙幣,天文數字的價格使得貨幣形同廢紙,失去了本身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意義。這種多因數相互推動的物價螺旋上升過程就是貨幣崩潰過程,也是國家信用的崩潰過程,因為紙幣流通的實際終止,人們通過貨幣建立起來的市場聯系和其它各種社會聯系中斷,市場體系瓦解,工廠停工,商店停業,人們大量失業,生活來源斷絕,龐大的金融市場也會隨之煙消云散。少量的商品交換回歸諸如金銀、外幣等貨幣工具或者物物交換。這里不是物價的有限上漲,而是一個累積性的不可遏止的過程和市場的逐漸崩解。這種國家信用崩潰過程或者說貨幣崩潰過程,有民國末期的法幣和金圓券以及二戰后德國馬克作為例子。在這個過程中,資本早已不再為國家財政赤字融資,也不會大量拋售商品遏制物價的漲勢,因為在這個過程是資本也意識到接受紙幣的危險性,已經占有的財富不會再向社會回吐;民國末期的買辦資本和二戰后的猶太資本都是坐視這個過程而無動于衷。
西方主權債務危機
目前的西方主權債務危機不過是國家信用崩潰過程中一個階段性標志,已經到達一種微妙時刻。就西方國家而言,其國家債務余額(包括國家擔保的債務),已經接近和大幅超過年國民生產總值,目前的國家財政收入相對于龐大的國家債務而言已經越來越微不足道,即使是有限的財政收縮也只是做做樣子,資本對國家信用進行摻水的行為不會停止,持續的財政貨幣刺激政策就是明證。8月初的美國國債上限的提高,不僅說明借新還舊的龐氏騙局難以持續,而且國債付息短期也出現緊張,歐豬五國的國債問題與美國國債的實質基本相同,只能通過借新換舊來維持下去,利息支付債務化和刺激性財政政策使得國家債務繼續膨脹不可避免。在西方國家內部,歐債危機的發生,也是美國主導的剪羊毛行動,同時希望歐元崩潰,以極低的成本收購歐洲實體經濟,獲得蘇聯東歐解體那樣的天量財富,從危機中暫時逃生。當然,即使美國的意圖能夠實現,也不過是將美國國家信用的最終崩潰向后遞延而已;從歷史上看,即使是蘇聯崩潰給美國壟斷資本帶來的天量財富,也沒有能夠償清美國的國家債務,也僅有克林頓時期的偶爾的國家財政平衡,蘇聯東歐崩潰的絕大部分財富還是流入了美國壟斷資本的的口袋,美國國家債務20年來仍然在持續膨脹,美國國家信用被壟斷資本摻水的過程從未停止,近年來的危機比以往任何歷史時期更具爆發型和顛覆性,更無法處置!因此不管是美元還是歐元在世界貨幣霸權的爭斗中獲勝,被資本主導的國家信用和相應的貨幣都會最終崩潰。
短期而言,西方國家希望新興經濟體購買他們的國債而成為他們的龐氏騙局的又一輪接棒人。如果新興經濟體拒絕接棒他們的主權債務,填堵窟窿,在本國資本坐觀國家債務籌資成敗的情況下,新一輪量化寬松就會接踵而至,盡管他們也知道這種措施無非是飲鴆止渴,后患無窮!西方的主權債務危機,是西方資本追求利潤和自私的產物,只要西方資本仍然操縱國家政權,仍然不斷地對國家信用摻水,他們的國家信用崩潰和市場體系瓦解就是一個必然的歸宿。他們的國家債務也就永無貨真價實地還本付息的可能,債權人收到的只會是一堆越來越不值錢的印刷紙幣。即使是經濟能夠復蘇——經濟復蘇需要的很多條件西方都不具備——西方國家債務膨脹的速度仍然會遠遠快于經濟增長的速度。通過國際協調來推動復蘇無異于癡人說夢,“救美國救歐洲救日本”都是拿著錢打水漂,找著火坑自己往下跳!
就資本的自私自利和追求利潤的動機而言,他們會罔顧寄宿宿主——所在的國家的死活,局勢無可挽救,他們當然會選擇逃逸,離危機越遠越好,大難來時各自飛。這也是我國面臨國際資本持續流入和外匯儲備迅猛增長的原因之一。
警惕資本控制我國政權運行的危險傾向
資本將國家作為牟取利潤的工具,國家也就成為資本主義體系的一個環節,使得國家脫離公益特征,而轉向為社會中的極少數人的利益服務,這個極少數人就是控制國家政權運行的幕后人或者說利益集團。一般而言,利益集團對國家政權的控制是通過掌控政府公職人員實現的。就政府公職人員而言,他們除了擔當公共利益的守護者和調節人之外,其自身也有私人利益,而且這種擴張私人利益傾向在任何時代的國家機器中都廣泛存在。資本對國家政權的滲透和控制,總是在政權中安插自己的代理人或者直接從公職人員中收買代理人,只有給予這些代理人足夠的利益和好處,才能將這些人與利益集團捆在一起;資本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資本控制國家政權的額外利益當然來自于他們在政權中的代理人出賣國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在當代,客觀公正和廉潔中立盡管成為公職人員的執業準則,并且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之,但是貪污腐敗行為仍然屢禁不絕,而且廣泛發展;這一點從黃光裕案件能夠看出來,也能夠從挖出的貪腐大案和窩案得到明證,這些官員背后,都活動者利益集團的影子。資本通過代理人能夠在多大程度上達成自己的意志和利益,是資本控制國家政權的第一個考察指標。
資本控制國家政權的另一個考察指標,就是國家頒布的政策和法令,實際上對什么人有利,哪個集團或者人群是最大獲益者,換言之,就是國家政權的運行偏離公共利益有多遠以及有多少公共利益被超額“贈送”背后的利益集團。很顯然,作為社會最廣大的大眾不是在這些政策中收獲甚微,就是會受到損害。從當前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向西方邯鄲學步的情況來看,這些政策都是西方資本在國家政權運行層面為自己量身定做的,在跨國資本已經掌控我國市場運行的情況下,實行這些政策,同時要求市場對(跨國資本)進一步自由化,只能說明資本對我們政權的滲透和控制已經到了相當成功的地步,他們在政權中的代理人利用這些政策將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向背后的跨國資本利益集團和本國既得利益集團輸送。
警惕資本控制我國政權的危險傾向在這里包括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境外資本對我國政權的滲透和控制,在牟取利潤的同時,將我國納入到西方資本主導的全球體系中去,成為西方的經濟殖民地。二是本國資本(包括國有資本和私人資本)的利益集團對國家政權的滲透和控制,國家政權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的工具,資本利潤欲望的膨脹再也沒有任何限制,后果必然是國有資產的流失和私有化,社會財富像極少數人集中,收入分配極度不公,從而走上西方國家正在走而且無法改弦更張的不歸路,我國的中央政府財政赤字和地方因性財政赤字以及中國人民銀行超發巨量貨幣的現實易筋經提供了充分的警示。
市場經濟和社會化生存
論述資本主義的缺陷和弊端文獻可謂浩如煙海,但是我們對市場的認識仍然處于一種模糊和偏差狀態,從社會化過程的角度來重新認識市場也就相當必要。資本和市場的產生與發展,是人類自身發展起來的經濟運行機制。資本和市場也開辟了一個資本主義時代,人類生存從自然生存第一次過渡到社會化生存;只不過人類的生存方式被資本在市場中運行的這個模式包裹。我們知道,商品交換和市場起源于社會分工和私有制,人類的生存競爭及爭奪有限的生存資料也就表現為無遏制的私利沖動。以追逐私利為主導的商品交換,推動了市場的形成,市場的發展又催生了資本,資本主導著市場的運行,將越來越多的民族和國家卷入市場,導致了人類生存的第一次社會化。在市場中,人們的勞動創造成果和自身的需求需要,盡管被資本誤導,因而資本也就有了利用人們的錯誤認識獲取利潤的可能,但是,這種人們的勞動創造成果和自身的需求需要,仍然是人們思想和意志的表達,這種意志表達,是通過貨幣,在市場中完成的,只不過被資本的價值觀所扭曲。因此,市場推動了人類的進一步社會化,盡可能地將每一個人相互聯系起來,個人生存對群體的依賴也就建立起來;這是市場能夠存在和發展下去的根本原因。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資本只是人類自己創造出來的產物,只要有私利,只要人類仍存在對生存資料的爭奪,只要市場存在,資本也就會創造出來,在市場中開始積累和運行。因為資本追求利潤的無止境沖動或者說一部分人的私利處于一種無約束的膨脹過程,那么,這部分人就會損害或者剝奪絕大部分人應得的財富份額,引起社會財富的越來越向這部分人集中,這部分人也就走向了絕大部分人的反面,導致一小部分人對社會絕大多數人的奴役。在市場的環境下,資本不斷被創造出來,持有資本的人也會不斷被創造出來。以市場為基礎的社會化生存,只是人類的第一個社會化生存方式,而不是最后一個!在新的社會化方式產生以前,我們仍然不得不繼續依賴以市場為內容的社會化生存方式;新的社會化生存方式不會從天上掉下來,我們也不可能和過去的所有一切一刀兩斷,只能革故鼎新地對市場方式進行改造和創新,克服它的既有弊端和弱點。向新的社會化生存方式過渡。
人們對計劃手段同樣存在誤解。贊同計劃取代市場的人們,并沒有注意到計劃手段相對于社會化生存的局限性。任何計劃,不管它如何龐大如何細致入微,反映的都是計劃制定者的思想或者認識,也就是社會中計劃制定者這一部分人群的想法,這種想法和認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與社會全部真實近似,無法考究,計劃的“科學性”往往是這些人對計劃的自我認定。社會中人群的各種需求具有豐富的復雜多樣性,也就不可能被充分地涵括在計劃當中,用計劃來替代這種需求的復雜多樣性,具有越廚代庖的嫌疑,實際上壓制了人們的需求的自主自由表達,這是計劃遠遠不及市場的原因;這一點從計劃對越來越復雜細致的社會分工、社會化聯系和表達越來越動態化和復雜化的反應僵化滯后以及力不從心能夠得到證實。
因此,構造新型的社會化生存方式應該從對市場機制的逐步改造開始,首當其沖的就是要對資本的利潤欲望進行約束,一是要逐漸和現行的資本全球體系分道揚鑣,擺脫西方資本利用全球化強加到我們身上的這種體系,二是要將資本置于國家的控制之下,運用國家體制和體系對社會財富再分配,實現共同富裕。三是全體國民重新認識資本問題的實質,摒棄資本主導的社會價值觀,擺脫資本對社會思想的控制,使得社會大眾被資本價值觀扭曲的思想和意志的表達回歸到充分自主自由的狀態。
參考文獻:
《論信用》,清湖漁夫,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302e4d80100t3jc.html,
http://blog.people.com.cn/blog/c3/s420899,w1314057917371274,
http://17851764.blog.hexun.com/68111707_d.html
《走向崩潰的美元及其國家信用》,清湖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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