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大會戲劇般地拉上了帷幕。在發展中國家的力爭之下，會議在《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等核心議題上達成了一攬子協議。但如同以往歷次氣候大會一樣，大會仍給未來留下不少問題，可謂“喜憂參半”。
歐洲為什么要試圖挑領導者角色，美國為什么消極?多哈大會之后，國際社會聚焦到2015年時達成一個涉及所有國家的有關2020年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的協議，中國準備好了嗎?這似乎注定氣候變化談判“溯洄從之，道阻且長”的宿命。
有了2011年德班氣候談判36小時超長“加時賽”的前車之鑒，聯合國氣候變化秘書處執行秘書克里斯蒂娜在開幕式上風趣地警告，多哈會議希望能在星期五(12月7日)結束，而不要拖至星期六甚至星期天。對于這樣的倡議，大家真的只是一笑而過。分析人士認為，本屆會議所達成的共識是與會各方共同妥協的產物，最終形成的結果“各方都不滿意而各方都能接受”。
實現平穩過渡
2分鐘的背后，有沒有其他交易?是什么力量在支撐大會主席?中國代表團團長、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在記者見面會上說不愿透露細節，但表示“我們幫助了大會主席做出了上述決定”。這在國家氣候戰略中心副主任、與會談判代表鄒驥看來，誰都不愿意開啟《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的議題上的絆腳石。
他告訴南方日報記者，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進程在多哈實現了平穩過渡。京都議定書反映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其邏輯是：工業化國家在過去幾十年到100多年經濟發展過程中，已經排放了太多二氧化碳，他們還要發展經濟，其發展速度不應該受碳排放限制。顯然，這個機制能夠保留下來，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是特別有利的。
“同樣，對歐盟來說，《京都議定書》二期是否能夠順利銜接將會極大影響到歐盟碳市場交易的未來。而如果將‘熱空氣’過渡到《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會影響到環境的完整性，相當于再次降低第二承諾期的減排目標;同時也將影響《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的減排效力。”鄒驥說。
只有一些發達國家承諾注資
在多哈，大會決議重申發達國家須為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提供資金支持，并在2020年前實現“綠色氣候基金”每年入款1000億美元的目標。但沒有一個發達國家有意愿達成共同的承諾來確保公共資金的標準有所增加。只有一些發達國家承諾向“綠色氣候基金”注資，德國、英國、瑞典、丹麥等歐洲國家已經為此編列預算，目前這部分資金的規模不到700億歐元。而美國“一分錢也沒有承諾”。
而發展中國家對資金援助在氣候變化談判中依據的基礎是，自工業革命的一百多年以來，發達國家向大氣中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和其他的溫室氣體。發達國家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責任和道德義務，向受到損害的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上的支持。
外交部官員、氣候談判代表高風告訴南方日報記者，如果要征稅就會轉嫁到中國政府或者是中國消費者身上，把中國的錢給小島國聯盟，發達國家就相當于是“我請客，中國買單”。把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利益對立起來。這顯然是與中國的利益相悖的。經過艱難的談判，關于行業減排的內容，在文本草案中被刪除掉了。
但在這個問題上，77國(包括小島嶼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集團)加中國這個談判陣營就有產生了分歧，小島嶼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集團“離家出走”，和歐盟走到了一起。他們認為，美國以及中國等新興發展中大國也要在國際協議框架下做出“自上而下”的減排承諾，而不僅僅是在國內做出“自下而上”的承諾。
美國是最大“釘子戶”
記者觀察發現，關于氣候友好技術轉讓的內容，美國是談判中最大的“釘子戶”和“絆腳石”。凡是涵蓋資金、技術等核心問題，就必將遭到美國、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狙擊，美國拒絕對氣候友好技術轉讓問題展開談判。
對于在應對氣候變化的消極，國際NGO聯盟四次給美國頒發“化石獎”，這個帶有黑色幽默的獎項主要頒發給那些在應對氣候變化上最不積極的國家。但美國絲毫不為所動。
世貿組織涉及氣候變化的案件沉寂了近10年后又開始不斷增加。為了實現美國的碳競爭力，美國國內氣候立法對中國低碳產業的發展進行遏制。
不過，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進程中，明確表明不與欠發達國家爭發達國家的資金與技術援助，并表現出南南合作的“噱慨”，從一個側面表明，中國自己已經出現“換位”跡象，因為按照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發展中國家有權要求發達國家提供資金技術幫助適應和減緩氣候變化，而不用提供資金。
南方日報特派多哈記者 龍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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