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為上海《社會觀察》雜志約稿，轉載請注明出處。

法國大選對中國政改的啟示

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其任內最后一次的記者招待會上，再度呼吁政治改革。應該講，整個中國對待政改----改革的一個部分----都沒有異議。只是分歧在于政改的方向和路徑。2012年是全球少有的大選年，而目前全球關注的則是法國大選。對法國大選的透視，或許能為中國政改提供一個必要的參考。

法國正在選舉的是第五共和的總統。僅就“第五共和”這幾個字，就可知法國民主道路之艱辛。法國大革命發生后的第三年，即1792年，法蘭西第一共和建立。到1804年拿破侖稱帝為止，共計短短十二年的歷史。而實際上七年之后也就是1799年霧月政變后，第一共和就名存實亡了。盡管如此，在短短的十二年間，竟然出現了三部憲法！

在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的拿破侖帝制和王朝復辟之后，1848年二月革命暴發，建立了法蘭西第二共和。然而僅僅四年，第二共和就走進歷史，再次被帝制取代。需要指出的是，也就是在第二共和，法國歷史上第一次由男性公民直接普選產生議會和總統。重新建立帝制的路易·波拿巴正是利用選票（全民公決）合法的登上皇帝的寶座：支持他稱帝的高達七百多萬，反對的只有二十五萬。

1870年法國被崛起的普魯士擊敗，第三共和登場，直至1940年再次敗于德國。第三共和最大的特點是國家處在一種長期的政治危機狀態中。政府以令人頭暈目眩的飛快速度上臺下臺，有些只能維持幾個月----最短命的政府僅分別只存在了兩天、三天、四天和五天！壽命最長的政府也不過執政兩三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它已經產生了五十屆政府，平均每年一屆。一戰之后，政府更迭的速度將加快一倍，內閣的平均壽命為六個月----這恐怕是法國在二戰迅速慘敗于德國的真正原因。在整個第三共和國時期，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單獨的政黨在國民議會中擁有多數或者接近擁有多數。每一屆政府為了延長其壽命不得不依靠至少兩個--通常是六個--政黨的支持，而這些政黨的利益和目標各不相同。法國政治家 阿里斯蒂德·白里安竟然在二十六年間參加過了第三共和國時期的二十五屆政府。任期最長的部長之一亨利·克耶，在一九二○年至一九四○年的二十年時間里，三次擔任農業部副部長、十一次擔任農業部部長以及擔任過過另外六個內閣職位，平均一年一換。其他政局亂象還包括任命有精神病的總統以及總統遇刺身亡。

二戰結束后，第四共和誕生。然而這幾乎是混亂的第三共和的翻版或者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十二年間更換了二十二屆政府，有兩屆政府僅維持了兩天。第四共和的第二位總統竟然選了十三輪才揭曉。社會也由此長期動蕩，法國也被稱為歐洲病夫。1958年法國陷入全面危機：軍方認為政府已無力解決內外危機，首先在阿爾及利亞以傘兵為核心發動了軍事政變，巴黎發生游行示威，支持軍人組成的“救國委員會”。法國本土的部分警察、憲兵以及共和國保安部隊不僅不服從政府的命令，反而積極配合阿爾及利亞的軍人叛亂。隨后幾名來自阿爾及利亞的傘兵煽動科西嘉島的地方傘兵奪取當地政權，也成立了“救國委員會”。中央政府迅速派治安警察鎮壓，但卻倒向叛亂者一邊。而軍隊政府也已指揮不動。在面臨全面內戰的情況下，曾在二戰中拯救過法國的戴高樂再次出山，制訂了新的憲法，建立了第五共和。至此，法國的共和民主制度歷經兩百多年的探索和挫折才總算成熟和穩定。

以法國為例，一個國家走向民主的艱難和代價之高昂超出想像。如果縱觀人類歷史，法國并非個案而是普遍現象。法國幸運的是它終于在席卷全世界的全球化到來之前完成轉型，如果在今天，則已非全球化時代的國家所能承受。今天世人都在談論后發優勢，其實先發優勢同樣不可小覷。先發階段的歷史條件和在“低人權條件下”解決問題的有效手段后人都無法再復制----盡管前后出現的問題并無本質不同。比如循序漸進開放投票權和對媒體的控制（持續將近兩個世紀）；完成工業化和各種社會制度建設才走向一人一票的民主。這就是遠望法國大選對中國的第一個啟示。

法蘭西第五共和之所以被認為是最為成功和穩定，和它的制度設計密不可分。今天的法國既不是總統制也不是議會民主制，而是俗稱的“半總統制”或者“雙首長制”。放眼全球，大國中只有俄羅斯和臺海兩岸的大中華地區屬于此類。這三個國家的特點都是有著悠久的封建政治傳統，而且由于國家巨大，都設有首相（宰相）一職或者具有相似職能的職位。所以，盡管三國制度不同，但政府架構卻相近。如果對比兩岸，會更加鮮明：一個有國家主席和總理，一個有“總統”和“行政院長”。這種現象也論證了“文化是制度之母”的傳世西諺。所以，中國未來無論怎樣演變，政府架構都將延續傳統。許多自由派總是在爭論中國應該采用總統制還是議會制，實是就理論而理論，脫離中國政治傳統和現實。

當然雙首長制在實際運行中會產生憲政沖突。如果反對派在國會中占據多數，總統和國會誰代表民意？雙方如何運作？這些在相關國家和地區的憲政上都無明確規定，而對這個問題的應對，也同樣體現了文化的決定性影響。法國曾兩度出現在野黨控制國會的局面，解決之道是總統任命反對派人士出任總理，這就是有名的“左右共治”。而臺灣在民進黨執政的八年間都是國民黨在“立法院”占據絕對多數。但民進黨除在執政之初短暫任命國民黨的唐飛出任“行政院長”外，都是由民進黨人士擔任，致使“府院”八年的對立和空轉，臺灣也從四小龍 之首淪為末尾。

一個國家的政治改革必須傳承、遵循其文化和歷史傳統，是遠望法國大選對中國的第二個啟示。

遠望法國大選，自然要聚焦它的選舉制度。我們知道，法國是西方七大國中（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意大利、加拿大）唯一實行國家領導人直選的國家。其它國家都是間接選舉。所以每當中國領導人出訪西方時，它們的記者總是問什么時候中國百姓才可以直選國家領導人，實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很，或者無知的很，實是應該先反躬自問。不過，法國雖然是一人一票的直選，但由于有一套復雜的制度設計，從而將這“一人一票”有效的放到鳥籠里（這和布什總統宣稱的把權力關到籠子里有異曲同工之妙。只不過，小布什執政失敗的八年證明權力并沒有關到籠子里，反而是民眾表達權力的投票被有效的放到鳥籠里）。

第一是它對候選人的限制。客觀來講，任何國家和地區都對候選人有限制。有一些限制是自然的，如國籍，年齡。但有些限制條件則含意豐富。比如臺灣要求“總統”參選人要有政黨推薦----這個政黨也是有條件的：即在最近一次“總統”或“立委”選舉，獲得超過5%票數的政黨。如無政黨推薦，則必須獲得1.5%的公民連署(即25萬7695人)。除此之外就是候選人要繳納保證金新臺幣1500萬元。得票數不足選舉人總數5%者，不予發還。憑借這幾條，就可保證選舉的結果無論花落誰家，都注定掌控在政治精英手中。法國自然也不例外。不過，它的手法相當獨特：就是候選人必須獲得五百名民意代表的公開簽名支持。不僅如此，這五百名民意代表至少分別來自不同的三十個縣，而且來自同一縣的連署人不得超過五十人。這樣的高門檻，就是傳統大黨都未必能夠過關。如排名一直位居第三的國民陣線，今年大選就是在登記前一刻才湊足。歷史上它也曾因為得不到五百張民意代表的連署而失去參選資格。正是用這種方法，讓獲得選舉權的百姓永遠無法染指被選舉權，也徹底把“一人一票”對權力的顛覆性挑戰化解無形。當然百姓有了選舉權，自然也會令統治階層釋放利益和讓步，但在權力上則依然是壟斷無商量。簡單來講，選民由于擁有投票權，可以影響政策，可以決定某個政治人物的命運，甚至還可以令這個制度停滯，但由于沒有被選舉權，卻無力改變這個制度。

第二是總統大選采取絕對過半制。即如果第一輪選舉無一候選人通過獲得50%以上的選票，得票最多的前兩名候選人進入第二輪。這種設計最大的好處是可以有效防止極端政治勢力通過選舉攫取政權，以免危及現行制度。或者說通過這種設計，可以將挑戰現行制度的任何勢力排除在外，確保權力掌握在可信、可靠的政黨手中。而且這種設計可以放心大膽的讓極端勢力合法存在，為其提供渲瀉的途徑，以避免它們訴諸暴力。2002年法國極右政黨國民陣線就差一點暴冷：擊敗社會黨候選人而名列第二，其比領先的希拉克僅落后3個百分點。這方面最慘重的教訓則屬華人社會的民主個例臺灣。2000年，民進黨就是憑借一輪簡單多數的選舉制度，爆冷贏得選舉，結果八年來天怒人怨，連它最大的保護國美國都無法忍受，更遑論兩岸。

不僅是最高領導人選舉制度如此，就是國會選舉也同樣。在整個第五共和期間，除左派執政時短暫的使用過比例代表制，其他時期一直采用單一選區兩輪多數決，并且規定只有第一輪達到12.5%的得票率才能進入第二輪。過去這個比例曾為5%，后來又提高到10%。客觀來講，比例代表制更能反映民意，理論上比較公平和合理，不會出現得票率與席位不對等的現象----如1968年國民議會選舉，戴高樂派僅獲得43.7%的選票，但在國會的席次達到73%，更不會出現一個政黨獲得全國相當比率甚至49%的選票，但卻國會一席沒有的極端現象(國民陣線一直有15%到20%左右的支持率, 但在國會并無一席)。雖然比例代表制更符合民主精神，但實際卻造成了多黨林立，政府短命，特別是極端政治勢力也由此進入國會。顯然理論和實踐往往是兩回事：理論上完美和行的通，在現實中卻可能是荒誕。如果對比想想中國的“摸著石頭過河”、“不爭論”，實在是有其實踐合理性。

這里還需要指出的是，左派社會黨執政時，之所以執意要改為比例代表制，并不是追求所謂的民主價值，而是為了使選舉結果對自己更有利。從這個角度講真正決定選舉結果的不是一人一票，而是選舉制度，這自然也包括選舉人的準入門檻。這就是法國大選對中國的啟示之三。

談到法國的大選，自然要關注它的政黨制度。和美國不同，歐洲政黨一向有嚴密的組織性和嚴格的紀律，其對黨員的控制和影響遠大于美國。所以美國選舉時就高舉黨內民主的大旗，在全國進行黨內初選。但在法國，傳統上一向都是政黨高層決定候選人----或根據民調，或根據各方的利益博弈，根本沒有黨內初選一說。2007年，社會黨才第一次嘗試了黨內初選。如果從黨內民主的角度講，歐洲可以說是不存在的。不過由于美國的強勢，許多后起的民主國家或社會不顧自己情況，照搬美國模式。比較典型的就是臺灣。民進黨也是一個組織相當嚴密和黨紀十分嚴格的政黨，但卻一再引入黨內初選。結果一方面導致黨內惡斗和分裂，另一方面也經常選舉出不適當的候選人，更由于民進黨人頭黨員泛濫，積弊甚深，敗壞了黨的形象。所以2012年“總統”選舉，民進黨取消黨員投票初選的權利，而改用“全民調”制。至于合并舉行的“立委”選舉，也改為提名制。當然蔡英文力推“全民調”制，也是為了規避她黨齡短，黨內根基淺，基礎不牢的弱點。但客觀來講，民進黨照搬美國的選舉制度實是食洋不化，畫虎類犬。

所是是否采用黨內民主或者什么模式的黨內民主，一個國家還是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而不是盲目的以他人為師。這應該是法國大選對中國的第四個啟示。

2012年舉行的法國大選，有一個特殊之處：這是二十一世紀全球大危機以來第一場選舉。所以從危機的產生到危機是否能夠解決，都成了觀察法國大選和這套制度的切入點。

美國和歐洲的經濟危機表面看成因不同：美國是過度、超前消費，經濟單純依賴消費拉動（中國再怎么樣，也還是投資和出口雙拉動），致使國家和百姓債務累累。歐洲則是過高的福利一方面導致競爭力下降，另一方面則同樣累積起巨額債務。雙方的共性都是不可持續，需要變革。而面對的難題也同樣：如何說服擁有投票權的百姓接受這種變革。

公正而言，今天的西方危機責任并不僅僅在統治者，也不僅僅在金融巨鱷，也在民眾本身，即不僅是1%也是99%的責任。本來西方的左派主張高稅收和高福利，右派主張低稅收低福利，但為了迎合民眾或者為了贏得大選，左派上臺只搞高福利，右派上臺只搞低稅收，如此你方唱罷我方登場，最終導致今天各方皆輸的局面。這里固然要指責政治人物的短視和不負責任，但民眾同樣難辭其咎。更重要的是，政治人物和民眾都是按照民主制度的游戲規則進行博弈，真正的元兇恐怕是制度本身。

不過當危機真正來臨時，政治精英還是能夠醒悟，并希望進行變革。但其阻力來自于擁有選票的大眾：無論是減少開支、降低福利，還是增加稅收都是選民難以接受的。席卷南歐的抗議風潮就是明證，而且也導致各國領導人非正常下臺（任期未滿）。回到法國身上，右派執政的薩科奇剛上任，就迎來肇始于美國的經濟危機。這個一向以敢作敢為著稱的總統，推出了眾多改革法案，包括退休制度改革。盡管他的改革幅度并不足夠，但至少是在正確的方向上。但卻遭到民意滑鐵盧。左派的社會黨候選人奧朗德則聲稱贏得選舉后，重新恢復過去的退休制度，并聲稱將重新協商由25個歐盟國家共同制定的統一財政協定。從目前的民意調查來看，奧朗德一直遙遙領先。特別是當奧朗德聲稱對高收入階層征收75%的巨額稅收后，他的支持率更是迅速上升。但假如富人紛紛逃離，巨額資金流失，法國的經濟還有未來嗎？（實際情況是，每到大選，都有大量資金外逃，其規模遠勝于中國）

其實縱觀社會黨在第五共和執政期間的表現，實是法國今日經濟困局的首要責任人。1980年密特朗上臺，立即實行全面國有化，并把退休年齡從65歲一下改到60歲。在左右共治期間，左派又推行全球獨一無二的35小時工作制。這些都嚴重打擊了法國在全球的競爭力，但卻得到了法國百姓支持和認可。

西方的這套制度，一言以蔽之，如果說中國的制度模式只要政治精英英明就可保障社會的總體進步，而西方要做到這一點，則必須多數百姓也要英明。但這是不可能的。法國二戰后對新憲法進行全民公投，戴高樂有如下評論：法國選民的態度是“三分之一的法國人聽天由命，三分之一的法國人反對，三分之一的法國人根本不了解”。而國家的命運就交由這樣的選民去決定。這一次的法國大選就是觀察民眾是否有足夠的理智和清醒，來面對法國的挑戰和尋求解決之道，實是理性與非理性的對決。正如自由派所聲稱的，統治者本身是沒有辦法醫治、監督和制衡自己，哪么，今天西方擁有投票權的百姓就能夠自己治療和監督自己嗎？他們能主動接受生活水平的下降和為未來做出犧牲嗎？實際上，民眾對政治的綁架已經達到匪夷所思、非常荒唐的程度。2004年，中國民營電視巨頭TCL收購經營不善的法國國營電視龍頭湯姆遜。為改善經營，TCL決定按照法國的法律斥巨資裁減大部分員工。然而盡管法律上合法，但根據法國的政治潛規則，你必須裁減哪些容易找到工作的人，而保留哪些很難再找到工件的老弱病殘！也就是說最有競爭力的員工必須裁減，而保留哪些沒有價值的員工！TCL的董事長李東生找到當時的工業部長也無濟于事，盡管符合法律，但不符合潛規則，工業部長明確告訴他不能這樣做。最后智慧無比的中國人采取全部解聘，重新成立公司，再招回30位員工（解聘員工總數為450人！），為此TCL支付2.7億歐元的費用。不僅如此，如果被裁減的人要自己創辦公司，TCL要提供一部分啟動資金，如果員工要去參加求職面試，TCL要提供津貼，如果員工在另一個城市找到工作，要住賓館等的費用也需要TCL資助。都說商場如戰場，而這些自殺性的規定，就是法國民主制度下的產物。通過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知道法國的經濟為什么失去競爭力，湯姆遜這個全球電視巨頭何以淪落至此，法國的高人權成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很希望清華大學的秦暉教授好好研究一下西方），它是什么類型的市場經濟，這個制度為什么如此荒謬無比，中國為什么成為全球化的最大贏家。

如果本人做一個結論，哪就是這場危機是由于民主導致并無法由民主解決的危機----除非多黨變實質一黨，無論誰上臺都執行未必符合民意但有利于國家長遠利益的政策。需要指出的是，今天西方民主社會的危機，早在幾百年前就被法國啟蒙主義大師孟德斯鳩預言過。在他的傳世名著《論法的精神》，提出：“當人們丟棄了平等精神，轉而崇尚極端平等精神，每個人都要與他們自己選出的領導人平起平坐時，民主政體的原則腐化了。”“因此，民主政體需要防止兩個極端：一是不平等精神，一是極端平等精神。不平等精神會使民主政體走向貴族政體或一人獨裁的政體，極端平等精神會把民主政體引向一人治國的專制政體”（《論法的精神》118至119頁許明龍譯，商務印書館出版）。本人的結論以及孟德斯鳩的預言是否站的住腳，很快將由法國大選以及隨后的美國大選得到檢驗。

一個國家民主轉型的巨大成本、歷史上的漸進式演變已經不可再現、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發展必須符合其文化和傳統、決定民主政治的不是一人一票而是選舉游戲規則、西方民主的不可持續性都是法國大選給中國的啟示。歷史和現實給了我們極其豐富的經驗和教訓，中國除了尋找一條適合自己的路別無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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