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12日點評參考消息

《印度下調存準率至八年來新低》，彭博新聞社網站3月10日報道。昨天，印度儲備銀行吧存款準備金率從5.5％削減至4.75％。這是印度央行自2010年7月以來首次在政策會議之外的場合采取此類行動。印度央行上一次調低存準率是在1月24日，當時的降幅為50個基點。很明顯，印度現在碰到了越來越嚴重的流動性短缺問題，而印度采取的辦法是一方面提高央行利率以吸引存款（2月13日，印度央行宣布將銀行利率上調350個基點至9.5％），另一方面又下調存款準備金率以提高各商業銀行的放貸能力。但是，很明顯，近一個月的情況表明，印度央行的這種調控措施并沒有取得什么效果，因此，它只能再次大幅度下調存準率。

 為什么會沒有效果呢？首先，印度在去年10月已經實現了利率市場化改革，由此，商業銀行有權自己設定儲蓄存款利率。然而，也正因為如此，印度央行在運用利率工具來調節市場流動性時就會碰到因商業銀行各行其是而功虧一簣的問題。也正是因為利率市場化了，所以商業銀行——從利潤最大化的角度出發——自然不肯配合印度央行一起提高利率，相反，矛盾更多地集中到央行與商業銀行之間，印度央行為了促使商業銀行配合，不得不大幅下調存準率，而商業銀行則能兩頭拿好處。不過，商業銀行所謀得的這些利益是建立在破壞印度經濟金融環境的基礎之上的，最后只會讓印度的經濟金融形勢更加嚴峻。

 其次，印度2011年的通脹率已經降至7.47％，就印度央行的利率9.5％來看，印度已經進入正利率時代了。然而， 這個正利率并沒有讓印度經濟向好的方面發展，相反，印度反而碰到了更加嚴重的流動性短缺問題。按那些主張要不惜一切代價實現正利率的人的理論來說，正利率將導致儲戶的資金能夠保值，因此，將有更多的資金存入銀行。如果真是如此的話，那么，為什么印度在實現了正利率之后，銀行反而缺錢了呢？反而需要央行以大幅降低存準率的方式來緩解銀行的資金壓力呢？這就是因為盡管名義銀行的那些存款是屬于儲戶的，但是，對儲戶而言，他們并沒有能力將這些錢轉變為可以保值增值的資本，相反，銀行通過集聚大量存款并有能力將這些存款轉變為資本。這也就是說，真正能夠支配——這些作為資本的——存款的不是儲戶而是銀行。因此，銀行通過放貸等資本增殖活動所獲得的利潤是儲戶存款能夠獲得利息的前提。因此，當處于正利率時代時，對銀行的盈利能力反而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反，在負利率時代，儲戶存款的實際貶值問題反而降低了銀行增殖資本的壓力。這也就是為什么美、歐、日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要全部實行零利率以使得負利率水平達到極致的原因所在，唯有如此，銀行的競爭力才會最大。相反，當印度進入正利率時代后，銀行的增殖資本的壓力反而變大了，換言之，資本再生產的門檻提高了，由此，當然就會導致市場流動性短缺問題，甚至會出現流動性危機——一方面大量存款涌入銀行，另一方面銀行又無法滿足資本增殖的要求，從而導致市場流動性短缺問題越來越嚴重，目前，印度的高利率和正利率狀態已經具備了爆發流動性危機的條件。

 另據人力資源咨詢公司怡安翰威特的調查顯示，印度今年的工資預計將上漲11.9%，連續10年位居亞洲國家之首，中國和菲律賓位居第二和第三位。我們知道，工資上漲是滯后于物價上漲的，因此，反過來看印度的工資上漲問題，就可以估計出印度物價上漲的更為準確的情況，換言之，印度物價上漲的幅度至少在11.9％，當然，物價上漲的幅度與CPI不是直接對應的，因為其中有個權重問題。然而，無論如何，印度工資上漲是印度物價上漲的產物，而印度物價的上漲同樣意味著印度國內資本再生產門檻的提高。在此狀況下，印度非但不存在抵抗經濟危機的優勢，相反，由物價上漲所引起的內需疲乏只會導致印度陷入更大的危機之中。

 因此，盡管印度現在的外貿依存度僅為30％左右，比中國低很多，但是，印度國內目前的狀況將迫使印度拉動外需以確保經濟增長。又由于印度本身的制造業較落后，因此，印度也只能通過增加出口原材料來拉動外需了。因此，印度鐵道部3月7日在官方網站上發表聲明，將鐵路運費每噸下調至1125盧比(約合23美元)，降幅高達30%。將鐵路運費標準下調30%基本上可以彌補印度政府對鐵礦石出口征收關稅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據稱，此舉是為了刺激對華鐵礦石出口。

 當然，印度政府還在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指導下，企圖用私有化的辦法來解決經濟危機，對此，印度出現了80萬工人大罷工的事件。實際上，印度政府如果真想降低資本再生產門檻的話，就必須強化國有企業的地位，增加以國家信譽為擔保的經濟成份，從而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提升經濟信譽，由此才能在最大程度上降低融資成本，從而降低資本再生產的門檻。

 另外，印度提議設立金磚國家發展銀行的計劃似乎也是可行的，實際上就是等于要求中國建立一個美元離岸市場（孫立堅教授有一篇專門的文章論述此事），對此，中國應該予以積極考慮，越早行動越好。

2012年3月13日點評參考消息

《為爭取極右選民拉抬選情，薩科齊揚言退出<申根協定>》，英國《每日電訊報》網站3月11日報道。據報道，薩科齊揚言，假如歐盟不加強邊境控制以打擊非法移民，他就讓法國退出歐洲的互免簽證區。薩科齊的這個邏輯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右派邏輯。從邏輯本身來說，由于歐洲的《申根協定》并不是為了使非法移民合法化而制定的，相反，《申根協定》是為了保障互免簽證區內的合法居民的自由權力，因此，薩科齊如果因為要打擊非法移民而讓法國退出《申根協定》的話，那么只會限制法國人在歐洲的自由，換言之，就是會直接限制包括法國右翼群眾在內的所有法國人在歐洲的自由。與此同時，薩科齊并不能因此保證非法移民到法國的外國人會有所減少。換言之，薩科齊此舉是打錯了板子。其次，從事情本身來講，歐盟當初之所以要簽訂《申根協定》，就是為了促使互免簽證區的居民更方便的遷徙，從而降低勞動力成本，換言之，《申根協定》的直接受益方是歐盟的資本集團。基于同樣的道理，之所以法國政府在打擊非法移民這個問題上只喊口號而不做實際行動，就是因為非法移民同樣能夠降低勞動力成本，而且是降得更多。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如果薩科齊讓法國退出了《申根協定》的話，在法國工作的其他歐盟國家的勞動力的成本就會被抬高，由此，法國的資本集團為了維持資本增殖運動，就必須找人替換這些勞動力，而資本家——從他的既得利益出發——只會盡量從非法移民中挑選替代人選，而不可能將這些工作崗位留給法國本地人，因為法國本地人的工資要比非法移民的工資高。由此，法國國內的非法移民問題只會加重而不可能獲得緩解，換言之，法國國內的政治局勢只會更加緊張，因此，法國政府如果要避免法國政局陷入更加緊張的狀況的話，那么最好的辦法還是留在《申根協定》內。由此，這就可以斷言，薩科齊所謂要退出《申根協定》的說法完全就是在欺騙他的支持者，反過來說，支持薩科齊的那幫右翼群眾就是一幫愚民。

 從另一方面來說，歐盟各國日益嚴重的右傾狀況實際上是與歐盟內部遲遲不能實現整合這件事是密切相關的。盡管《申根協定》保障了歐盟居民的自由遷徙權，但是，其所能起到的作用只是通過增加歐盟勞動階級內部的相互競爭來降低勞動力成本，換言之，矛盾轉移到了受資本剝削的那部分人中間，然而，歐盟各國的政客——同樣作為資本的奴隸——卻不能在歐盟各國之間自由遷徙，薩科齊只能在法國競選，默克爾只能在德國競選。因此，對歐盟的資本集團而言，正是因為歐盟內部的政客不能在歐盟內部自由競選、當官，所以資本危機就無法向政治危機轉移，反過來說，正是因為歐盟內部的這種僵化的政治割據狀態，使得歐盟在克服資本主義危機的能力上遠遠小于美國、中國、俄羅斯、日本等國。如果說，西方新舊殖民主義勢力及其在中國扶植的漢奸國賊還只是正在通過私有化改革來推動中國朝著四分五裂的方向轉變的話，那么歐盟的現狀就是一個四分五裂的狀態。為什么漢奸國賊整天歌頌歐盟體制是最好的？就是因為漢奸國賊就是要將中國搞成歐盟那樣的四分五裂的狀況。正是因為歐盟是四分五裂的，所以美國輕輕動了一個手指頭，從希臘開始，就引爆了整個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

 同理可知，如果中國也陷入歐盟那樣的四分五裂的狀態，那西方殖民主義勢力就完全能夠重新實現對中國的殖民統治了。即便中國現在還沒有陷入歐盟那樣的四分五裂的狀態，但是，我們只要看看臺灣在我國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的影響之大就應該明白這么一個道理：中國目前所處的這種分裂狀況已經讓中國人民每年都要支付巨大的代價去養那個臺灣問題既得利益集團，并且，那幫民族罪人的這種飲鴆止渴的維護和平的方式反過來壯大了臺獨分裂勢力，由此，中國在此問題上就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而這個惡性循環得以成立的前提就是那幫民族罪人拒絕盡快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主要就是拒絕盡快使用武力統一祖國。兩會期間，資產階級的走狗代表們整天都在叫嚷這個開支多了，那個開支多了，卻沒有一個走狗叫嚷政府每年花在臺灣問題既得利益集團身上的錢太多了，因此，這幫資產階級的走狗并沒有一絲愛國之心，相反，他們所主張的私有化改革方案根本就是毀滅中華民族的毒藥，他們的本質就是民族罪人。

2012年3月14日點評參考消息

《美歐出口占GDP比重創新高》，《日本經濟新聞》3月13日報道。據報道，美歐國家的出口在名義GDP中所占比重超過了2008年雷曼危機前的水平。2011年美國的出口額占到名義GDP的14％，首次超過了2008年的水平（13％）。據日媒分析，這主要得益于向中國和亞太地區出口的增加。然而，值得主意的是，恰恰是美國在這幾年加緊了其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增加了其在亞太地區的總兵力，恰恰是美國接二連三地在亞太地區制造動蕩和危機。也正因為如此，亞太地區的安全局勢才變得愈加不確定，由此，亞太地區的經濟環境正面臨愈來愈大的威脅。然而，如果亞太地區經濟形勢走壞的話，那么亞太地區進口美國商品的能力自然就會下降，由此，美國的出口必然會受到相應地打擊。

 很明顯，這是一對矛盾。而之所以會出現這個矛盾，就是因為美國資本的反國家運動造成了美國產業的空心化問題，因此，在面臨國際經濟金融危機時，美國政治集團和軍工既得利益集團需要采取有力的措施遏制美國資本的外逃現象繼續發生，而其所采用的辦法就是利用其僅有的軍事手段來破壞非美世界的安全局勢，從而通過破壞投資環境來逼迫資本逃回美國避難。然而，對資本而言，是去是留，并不是一個可以自由選擇的問題，對資本家而言，回美國的風險并不比逃到美國之外的風險小，因為美國的經濟金融環境已經不能適合絕大多數（大、中、小）資本實現資本增殖了，盡管美國政府努力降低稅率和增加補貼，但是，美國勞動力價格之高是資本家們所承受不起的。因此，對這些資本而言，只有走出去才有可能為自己謀得一條生路。正是存在這個由美國國內因素產生的矛盾，所以才在美國與亞太地區的關系上表現出一方面美國擴大了對亞太地區的出口，另一方面美國又增加了亞太地區安全局勢的不確定性，換言之，美國統治集團內部的斗爭在亞太地區得到了充分的反映。進一步而言，只要美國國內的這個矛盾不消失，那么美國與亞太地區的關系就會一直如上面所說的那樣保持下去，并且，其程度會隨著美國統治集團內部斗爭的松緊程度而有相應的反映。

 因此，對中國來說，根本不能指望靠擴大對美開放來緩和自己與美國在政治軍事上的緊張關系，因為，中國越是降低美國資本來華投資的門檻，那么中國就在客觀上就越是增加了美國資本外逃到中國的動力，由此，美國統治集團為了維護其在國內的統治，就必然越是要增加包圍中國的軍事力量，從而越是容易與中國發生軍事沖突，相應地，中國周邊的安全局勢也越是容易受到破壞。也正是因為中國的擴大對美開放政策導致美國企業倒閉、工人失業的情況越來越嚴重，所以，那些制定擴大對美開放政策的人才反而被美國保守勢力極其仇視。歷史早就證明了，漢奸最后總是要落得一個里外不是人的下場的。對一個政客而言，當然需要有強大的歷史感，不過，歷史感并不是秦檜、和珅那樣的奸相所能把握的，更確切地說，秦檜、和珅那樣的奸相根本不配談什么歷史感，因為其所能理解的歷史感是極其狹隘的，他們都是近視眼。

 《中日著手推動兩國貨幣直接兌換》，日本《每日新聞》3月13日報道。如果能夠實現人民幣與日元的直接兌換的話，那當然對人民幣是非常有利的，因為，那不僅會增加人民幣的獨立性，同時還能減少中國對美元外匯儲備的依賴。這次，日本獲準購買650億人民幣的中國國債。盡管數目很小，但是，很有標志性意義。目前，由于國際經濟金融形勢的惡化，世界主要國家都在調降利率，發達國家更是早就將利率降低到幾乎為零的水平了，就中國而言，無論將來是央行調降利率還是實行利率市場化，最后的結果總是會導致存款利率不斷下降的（貸款利率倒未必會下降，換言之，在利率市場化的條件下，銀行利差只會比現在還大），因此，中國國債的高利率自然成為資本追逐的對象，特別是長期國債，更是資本保值增殖的佳品，而這也就是有關方面宣稱的債市大發展的前提條件。不過，聽聞國債期貨要重新上馬了，而上世紀90年代的國債期貨大戰曾經搞垮了幾家重量級券商，因此，如果國債期貨要重新上馬的話，那么應該要非常謹慎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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